中國部分民眾的對日言行是否恰當？是否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日本有過類似時期么？

01-02

例如砸日系車，網路上的言論等。
如果是的話，那麼日本有類似的極端民族主義為主流的時候么？

這個答案比較長（近4千字），寫的也比較辛苦。希望能對閱讀到的諸君有幫助，如果有煩擾，非常抱歉。

這裡已經改用公元紀年，另外有些問題實在是不能討論。

第一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中國國內部分民眾目前對於日本國的一些行為，我個人覺得似乎是被誘導下的對日復仇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混合物，如果換一個國家我可能會認為民族主義在復仇主義之前，但中國由於一些問題，可能要把復仇主義放到前面更合適一些。

第二個問題答案倒挺明顯的，日本和中國都有類似的時期。第一個問題我可以大概說一下戰後中日關係的發展和自己的思路。

先從把握比較大的第二點開始說吧，中國大約20世紀90年代末期至今的一段的時間，和日本剛完成明治時代維新完成後那段時間非常非常像。日本有過三國干涉還遼的不愉快事件，日本通過日清、日露、第一次世界大戰三場戰爭之後加聯合國，輔以科技和工業的逐步發展壯大，而船台上，第一艘自產空母鳳翔已經在製造之中，和現在的中國何其類似。

這些景象背後，日本存在自己沒有解決好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大、社會矛盾尖銳等問題。日本有日本的最終戰爭論，這些東西中國也不是沒有，而現在剛好是中國繼日本之後代表黃種人和白種人對立。

從很多方面來說，現在的中國與一個世紀之前的日本是比較類似的，日本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一般認為來源於日本的神道教和皇國史觀等思想，而日本在很長時間內作為一個後進國所重視的教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890年日本頒布的《教育敕語》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教育敕語》的核心共有三點：其一，敬神崇組；其二，滅私奉公；其三，忠於天皇。

這種教育不是以人為本，也不提倡人的各方面發展，只是維持和強化天皇制國體，培養絕對服從和一切為公的國民意識。

日本當時並不缺少提倡西方自由教育的人，但1879年的《教育大旨》完全否定了本來提倡自由主義教育的《教育令》，加上本來處於中間派的文部大臣森有禮（說森是中間派主要是因為他推行的《學校令》將學校從接近自由轉為政府控制之下，並非純粹的西方自由教育派）在1889年被國粹主義者西野文太郎刺殺身亡，基本沒人再敢出來了。

明治維新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進步伴隨著教育上的原地踏步（如果不是退步的話），在此後有一系列和極端民族主義相關的大小事件，這裡我想提到三件。

第一是內村鑒三的不敬事件，信仰基督教的內村因為在公開場合拒絕對《教育敕語》和天皇肖像低頭行禮而被辭退，此和教育相關，代表教育方面。

第二是大津事件，也就是1891年大津警備巡查津田三藏刺殺俄羅斯帝國皇太子尼古拉未遂一事，雖然刺殺動機有多重說法，但全部都和極端民族主義有關，此事代表基層官員方面。

第三就是1905年的日比谷燒打事件，因為日露戰爭後，日本民眾由於對戰爭賠償不滿，在東京、大阪、神戶、橫濱暴動，給當地政府官邸和派出所以及和俄羅斯有關的教會帶來損失，同樣和民族主義有關，代表一般民眾方面。

至於之後大正昭和時代，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已經基本演化成了軍國黷武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包含領土擴張主義），完成了升華。

所以以明治中後期和中國現在的情況看，當時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不僅有，而且遠要比中國泛濫和極端（大使館一事美國確實有些問題在先），原因有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傳統文化斷層等一系列因素導致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到此可以結束，下面說說第一個問題（真希望能分開問……）。

我很反感因為站隊而不能就事論事的行為，但在知乎上有的時候我更偏向揭露日本不好的方面。因為有的時候有些知乎用戶的言論，從資料來源到推理邏輯到得出結論，都有漏洞或是偏頗。

平心而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絕對理智和客觀。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不容篡改和扭曲描述。

第一個問題實際上問的就是中日關係之中的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意識來源問題，之前也說過我認為是三種主義的混合物，並且復仇主義佔多數。

這個結果的造成主要是日本政府和右翼勢力的影響，但也有中國政府的一些問題。

1949年之後中國對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國內宣傳，並不是從一而終的。在延安時期，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岡野進、林哲）就來到過中國，並且與中共和毛本人的日本觀基本的來源基本是野坂參三，日後中共的對日政策也是大部分來自於此處，另一部分來自於國民政府時期對日政策的延續。

在毛時代對日政策基本上屬於對日親善，並不強調復仇或者仇恨因素，沒有向國府那樣嚴肅的統計戰爭期間中國的損失，沒有繼續追迴流失文物。戰後蘇聯手中有60萬關東軍，很多戰犯在中國罪行累累，中共沒有要求引渡處理，甚至後來後蘇聯向中國轉移了一大批日本戰犯，中共下國務院令選擇一個不殺，寬大處理，直到今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也還是一個籠統的30萬人，中共如果真的想滅亡日本，根本不會對日本這麼好。

野坂的活動是其中主要原因，野坂目前較廣為人知的活動是對日本戰俘的教育工作，不過他作為中共當時少數的日本人對中共對日本的認識起到的作用更大。比如他寫了《日本便覽》，成立了「日本問題研究會」，和毛的私交也不錯，後來「日本問題研究會」中趙安博、李初梨、王曉雲、庄濤等人也都是後來對日工作的主幹；而新中國成立後對日本問題常說的「日本法西斯軍閥和財閥是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共同敵人」這種分離政府和人民的觀點最早也是來自於野坂，此外雖然他是日共領導人，但他贊成保留天皇制。

野坂認為反戰是日中合作的基礎，而日本建立人民政府後，可以擺脫目前存在的問題，中日也可以真正的親善友好相處，這個觀點得到了毛周等人的贊同，後來毛在《論聯合政府》中這樣寫到對日政策：

「我們認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並無條件投降之後，為著徹底消滅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徹底地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和平。」

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後毛時代，外交策略是中日友好，幫助日本，與日親善。

之後這個政策基本被保留下來，即使毛死後也是如此（「中日關係概括起來就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這是基調，三個三原則和聯合聲明是限制和共識。新中國成立後那40餘年的時間裡國內並不存在如現在這般劍拔弩張的態度，而現在知乎上部分討論，會不知何故地忽視這些段時間中國方面的努力和態度。

那麼轉折點在哪裡呢？

第一次可能的轉折點是長崎的侮辱共和國國旗事件，這個事件的主要責任，不管怎麼洗，都在於岸信介政府。結果是中日一度中斷經濟和文化交流，鬧得中國政府非常不愉快。之後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即使是中日關係較好的時期，中方對日本高級官員參拜也是會嚴正申明，而不是有部分用戶所說的視而不見），一些領土爭端問題以及國際和日本國內形勢變化帶來的右翼抬頭，使得中日親善的基調略有動搖。

第二次轉折點在於之後中國所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副產物以及中國傳統思維在信息時代下的放大，時間是80年代末至今（能說的就這麼多）。

中國人講究傳統和傳承，父債子還和十年不晚是傳統的正常思維，而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因為輿論和歷史的問題有一些變味，而信息時代，很多本不為人知的日軍暴行的圖像、文字等記錄又被廣為流傳，醞釀出了民族仇恨的開端，對日朝著向復仇的道路發展。

本來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可以選擇疏導，也可以選擇利用，但不太幸運的是，中國這邊的乾柴碰上了日本那邊最近出現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南京大屠殺虛幻論」、「自衛戰爭史觀」這一批烈火。這類東西本來就不保密，而且中日研究恰好還是熱門，流傳很快，而一傳入中國，基本是一點就炸。

後來中國政府也開始利用歷史問題來給日本增加壓力，達到自己的一些目的。本來在面對日本右翼勢力再次抬頭的時候一個對日友好，態度友善的中國可以起到延緩作用，然而日本當下政府首先不大可能聯合中國將矛頭對準國內出現的右翼勢力（日本政府沒選擇疏導），其次中國也沒全部這樣做，雖然對日親善的基調現在還在說（「中日長期友好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但底下已經有了動作。中國民眾的部分不當言行，日本政府和右翼負有大部分責任，但中國政府的表現，也不能說是白璧無瑕。

中國的民族主義，真正泛濫時期是孫文辛亥革命至抗日戰爭時期，戰後日本和中國得民族主義都不是主流，即使是日本民族主義復甦後也遠不如明治末年那麼極端，然而最近30餘年中國和日本一樣，民族主義還是在再次復甦了，但以目前來說，中國部分民眾的對日不當言行中民族主義的推動還不是主流，對日復仇的想法更普遍一些。

在中國看不見反華遊行，但在日本這些事情還是有的，兩邊情緒都在升溫。

但相對來說目前中國與明治中後期的日本相比，有一個優勢，就是民眾對高層的對外政策影響力很小，只要高層不犯錯，一小部分人鬧得再大都不會把整個國家拉下水，日本當年因為政治制度過於不完善才導致後來的狀況。

此外，從雖然信奉叢林法則的人不少，但國際間的問題如今使用和平手段解決是主流。

引用一段一百年前一個日本作家寫的東西吧。

那忽然燒起的排英運動的火，是誰放的呢？又是誰的意志呢？如果真的是國民感情的迸發，特地對英揭開戰爭的幕，就也無妨。但是排英運動雖已發展到了將對英行使實力的階段，然而真正的國民運動，卻還連影子都看不見。由此可見，那種排英運動之實現，並非真實的國民運動，不過是一部分愚民被人煽動而興起了吧。還有一說，那是東京市的偵探人等，受了工資，揚著旗幟的命令走到日比谷公園做了群眾。像這種做法，豈不是情願鑽到戰爭中間，要做到人類死滅，才感謝的做法嗎？

日本的類似時期？就是現在啊

雖然中國報道的不多，但是在中國反日遊行後，日本有人實行了報復行為

例如向中國大使館寄子彈，砸毀中華料理店的玻璃，以及放火燒在日中國學校的校門。

崇尚極端理智的人，不一定理智，但一定極端。

真有意思，似乎砸車的人已經比反對者更「理智」了，辯證法真成為新時代中國人劣根性的重要一條了。

我不知道中國是不是在逆向民族主義，但知乎卻是在反智主義這條大道上狂飆突進。

最後回答題主的問題——

Q：中國部分民眾對日本的言論是否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

A：不是，他們只是找到一個出口發泄壓力。

Q：日本有過極端民族主義時期嗎？

A：有過，那個時候他們還派兵打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