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在仍需要重新翻譯經典著作？

01-02

每次需要閱讀經典的外國著作時，總會面對著各家出版社的各種版本，讓人目不暇接、無從選擇。老一輩翻譯家例如傅雷、王道乾們的翻譯似乎可以被視為一個標杆，本身被許多人奉為經典，現在市面上大量的重譯是否還有意義，翻譯的質量是否經得起考驗？意義何在？另外，是應該對外文原著進行重新翻譯，還是在已有的水平較高的譯本基礎上進行修訂，例如修改與時代脫節的名詞，對某些常識性錯誤進行改正？

謝邀。

假設一下：

如果翻譯經典著作，永遠只取「已經有了一稿極好的，以後我們不要翻了」的話……

林紓先生之後，大家都不用再翻《茶花女》了。

李健吾先生的《包法利夫人》之後，周克希先生也就不用翻了。

蔣學模先生的《基督山伯爵》因為年代早，被譽為經典，但實則是按英文轉譯的（原文是法文）。如果就此止步，那我們也看不到鄭克魯先生和韓、周二位先生的譯本了。

草嬰先生和劉遼逸先生的《戰爭與和平》，誰高誰下自有擁躉去爭執；但這兩個譯本無論少了哪個，都有些可惜。

如果沒有各類譯本前赴後繼，那麼，我們就得一輩子看林少華先生的村上春樹、葉唐伉儷的川端康成，諸如此類了。

實際上，也不會有以上諸位先生——因為通常，最偉大的譯本，都不是最早的譯本。

話得說明白。

我對穆旦先生、王道乾先生、傅雷先生、李健吾先生、管震湖先生、郭宏安先生、周克希先生、李文俊先生、陳良廷先生、朱生豪先生、李丹方於伉儷、蕭乾文潔若伉儷、包括上面提到的葉渭渠唐月梅、鄭克魯先生、以及諸如韓水軍先生，以及其他不一一列了諸位翻譯前輩，無限景仰。某種程度上，是他們塑造了現代漢語，以及我們現在寫作的語言腔調。王小波認為現代漢語是翻譯家們塑造的。實際上，我認為，就是這些再創造者們，製造了一種介於世俗漢語和書面漢語之間的一種存在——就跟托爾金先生創造了精靈語似的，這些先生們，在刀尖上舞蹈著，精細而又才華縱橫的，重新塑造了一種說話方式。

但是：這並不妨礙之後，新的譯本出現。

就是說，已有的偉大譯本，並不成為「以後不再需要新譯本」的理由。

翻譯其實是件很個人的事，所謂信達雅的標準，其實沒法嚴格量度。偉大如穆旦先生，20世紀60年代與丁英一先生爭執過。丁先生認為詩歌需要直譯，穆旦先生認為詩歌需要意譯。這兩者孰是孰非，現在還爭不下。但穆旦先生與趙蘿蕤先生的《荒原》都在，我們盡可以做一下比較，看不同譯本的差別。

實際上，傅雷先生自己翻《貝多芬傳》，1932年是初稿。如果現在您來讀，會覺得那些文字略微佶屈聱牙，而且還有「朔拿大」（SONATA，奏鳴曲）這類詞摻和其中。所以他1942年又翻了一遍，建國後又翻了一遍，因為他自己都覺得，當初的譯本並不太精當。

另一個細節：20世紀90年代，林少華先生翻譯的村上春樹作品裡，有個樂隊叫比奇-鮑伊茲。後來的其他譯本里，他會改成BEACH BOYS（沙灘男孩）。這只是一個小細節，但假若沒有他們自己的校改重譯，這些問題會一直存在下去。

我這裡再大著膽子，多說一句：

查良錚先生當年如是說：

「有時逐字『準確』的翻譯的結果並不準確。……譯詩不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風格表現出來……要緊的，是把原詩的主要實質傳達出來。……為了保留主要的東西，在細節上就可以自由些。這裡要求大膽。……譯者不是八哥兒；好的譯詩中，應該是既看得見原詩人的風格，也看得出譯者的特點。」

實際上，細節上的自由，是因為拘束於原文，無法還原譯本，尤其是音韻。

而偉大譯者如查先生王先生甚至傅雷先生，就是在做再創造。

這樣的翻譯有人喜歡，但也有人，比如如今互聯網上到處挑剔的「這樣翻不尊重原著啊」黨，不一定會滿意。實際上，20世紀60年代，穆旦先生已經經歷過類似的爭執了。

我私人覺得，上一代翻譯者們，尤其是傅雷、穆旦這樣才華橫溢的先生，其實是意譯居多，有極大的再創造成分。他們經歷的質疑更少，固然和上一代前輩功底紮實有關，但換個角度，上一代國人，即我們的父輩們，並沒有如今的外語水平。

他們欣賞著這種被再創造過的內容，甘之如飴。這一代人則已經有了足以挑刺、發現翻譯不夠精準的能力，但可能，我們還是得試著接受一個事實：

許多東西，也許你只能接受再創造，因為翻譯是無法還原的。

清朝馮班說，文章如米飯，詩歌則如酒。我借一下這比喻：好的文藝作品如酒，翻譯過來也只能是米飯。而「再創造者」們所做的，是盡量精確的、合乎尺度的，重新將之釀成酒。

這個時代，外語的普及降低了領會外文作品的門檻，也相應的造成了一些誤會，讓人低估了「再創造者們」的勞動難度，而且可以輕易的用「翻譯不忠實」——比如半個世紀前丁英一先生指責查良錚先生的詞句——來消解他們的努力。

實際上，大多數攻擊，通常來自懂行的人們：說到底，各人對「忠實翻譯」和「再創造」的尺度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歡意譯一點的好文采，有的人喜歡直譯貼合原意。

所以，多一些譯本並不算壞事——在每個人有能力通讀所有語文的文本之前。總有不同的譯本適合不同的愛好者。我是偏向喜歡老譯本口氣的，但有人喜歡更年輕、更貼地氣的口吻，那也很自然吧。

當然，我支持經典作品的重新翻譯，並不代表重新翻譯的質量就是好，事實是任何一個時代，糟糕的翻譯都滿地皆是。我們會覺得老時代翻譯更好，是因為傅雷先生們，都是被時代淘洗過的。20世紀30年代，上海盡多濫犯外國書的半吊子洋涇浜書，質量其實也差。所以沒流傳下來，一如今日許多糟糕的新譯本不會流傳下去，道理是一樣的。

說到底，我支持經典作品的重新翻譯，希望看到的並非更新的譯本，而是更好的譯本。

大致如此。

2015.8.12 之所以將此文的作者稱為某作者，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大家能夠關注「翻譯」這件事本身。但結果顯而易見是徒勞的。這個時代里，一個人一旦被人們貼上某個標籤，就怎麼甩也甩不掉了。「慣性」才是此世間最大的力量，而這個力量大多數時候都在把人們往錯誤的方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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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申明：下文經作者本人同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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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能被稱之為經典的只有原著本身。

放一篇某譯者在上海書展時的演講，也許能說清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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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刪減）我曾在出版社工作過，接觸到許多所謂名家的譯稿。譯稿跟讀者看到的書稿是不同的，因為中間會經過編輯的加工。有些譯者名氣和年紀都很大，但交過來的譯稿有很多問題。比如說有本小說叫做《在路上》，譯者也蠻有名氣，可是讀者的反饋很糟糕，你到亞馬遜上看，平均評價只有三點七星，這個評分系統的滿分是五星。談到這本《在路上》，有的讀者比較客氣，說「翻譯得不夠好」，有的不太客氣，說「翻譯很爛」，還有的非常不客氣，說「翻譯得真像一坨屎」。當然我不提倡後面這種說法，實在是太粗魯了。但這些讀者可能不知道，他們看到的，已經是編輯花了很多心血加工後的成果。我是看到編輯稿的，改得密密麻麻，簡直是怵目驚心。如果那些讀者看到譯者的原稿，也許會說出更加難聽的話來。不只這本小說，很多譯著的情況都是這樣。

回到剛才說的名著翻譯質量普遍很差的問題上來。其實這個問題也不是我最早發現的。大家知道，有位翻譯家叫傅雷，是南匯人，搞法語翻譯的，很有名氣。有人把他談翻譯的書信和雜文編成一本書，叫做《傅雷談翻譯》。這本書收錄了傅雷在1951年9月14日寫的一封信，信里說到當時出版的譯著：「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翻譯書都要打入冷宮。」傅雷這句話雖然是在六十多年說的，但對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譯本來說也是適用的。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現象呢？應該像傅雷那樣，責怪以前的翻譯工作者「十分之九點九是十棄行，學書不成，學劍不成，無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譯的路」嗎？我們應該去嘲笑他們水平低下，或者甚至像在亞馬遜上發表評論的讀者那樣，對他們破口大罵嗎？其實原因不在這裡。如果只是一兩本名著的翻譯很糟糕，其他的都很好，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說是個別譯者的問題。但現在的情況是，幾乎每一種名著譯本犯下了大量的錯誤，主要原因肯定不在那些翻譯工作者本身。

那麼主要原因是什麼呢？是時代的限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名著譯本，大多數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或以前翻譯的，比如說徐遲翻譯的《瓦爾登湖》在1949年就出版了，傅惟慈翻譯的《月亮與六便士》，第一次出版是在1981年，吳勞翻譯的《老人與海》，上海圖書館收藏著1987年的版本。這些名著的出版日期決定了它們是過時的，是錯漏百出的，是不符合這個時代需要的。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

首先，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和外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交流特別少，這導致以前的譯者無法徹底理解外國名著中涉及的器物、制度、風俗、地理和思想觀念。在以往的名著中，這幾個方面的錯誤譯法或者說過時譯法比比皆是。比如說在《月亮與六便士》第三十四章，毛姆寫到主角在巴黎，早餐吃了croissant，喝了cafe au lait。因為現在像上海、北京、廣州這種大城市到處都是麵包房和咖啡廳，所以我們很容易知道croissant是羊角麵包或者說牛角麵包，café au lait是歐蕾咖啡，它們對法國人來說，相當於中國人的油條和豆漿。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西餐廳是很罕見的，只有王府井那邊的起士林等少數幾家，而且起士林還是俄羅斯餐廳，不是法國餐廳，所以傅惟慈不知道croissant和café au lait是什麼東西。他可能查了英文詞典，發現croissant的解釋是a rich crescent-shaped roll，而café au lait的解釋是coffee and milk，所以他就翻譯成「月牙形小麵包」和「咖啡牛奶」。有些人也許覺得這沒有錯，但這其實等於把「油條」說成「棍狀油炸粗麵條」，把「豆漿」說成「用水沖調的黃豆粉」。又比如說在《了不起的蓋茨比》裡面，菲茲傑拉德說到主角很喜歡在紐約的the fifth avenue散步。有個版本把它翻譯成「五號路」，另外的版本譯成「五號大街」。你說他們錯了嗎？好像也沒有。但你問現在的讀者，你知道紐約的「五號路」或者「五號大街」是什麼地方嗎？他可能一時想不起來那就是著名的「第五大道」。海倫·凱勒在《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裡面說，在獲得視力的第二天，她要去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現在有的譯本把它翻譯成「首都藝術博物館」。這當然是很可笑的，因為這麼譯，讀者可能會以為這個博物館是在美國的華盛頓特區，但其實它是在紐約，而且metropolitan並不是首都的意思，現在通行的譯法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以要是只看以前的名著譯本，你也許會知道紐約的五號路有一個首都藝術博物館，但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通常所說的第五大道上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這種和時代脫節的錯誤翻譯或者過時翻譯，在各種名著版本中比比皆是，限於時間，就不舉更多例子了。

其次，以前的生產條件非常落後，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譯者對原文的理解。任何人在翻譯的過程中，都難免會碰到困惑不解的地方。遇到這種情況，解決的方法通常有兩種：向別人請教，自己查資料。在以前，限於通訊技術，向別人請教是一件很麻煩、效率很低的事情。我們看《傅雷談翻譯》，會屢次看到傅雷說有些地方不懂，要寫信去巴黎問專家。比如他在1964年8月7日寫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室的信里提到：「譯文尚有一小部分疑問，正馳書巴黎詢問專家。」按照當時中國跟法國的通信條件，一來一去就好幾個月沒有了。所以這種方法是很難行得通的。向別人請教這條路不好走，所以從前的譯者只能走第二條路，就是查閱參考資料。但是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出版業是很不發達的，很多國外的圖書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進不來，所以他們能夠查閱的資料非常有限。說了你們可能不相信，傅雷翻譯過好幾本巴爾扎克的書，但他居然連巴爾扎克全集都沒有。其他參考資料就更不用說了。那麼遇到不懂的字句，又沒有辦法解決，怎麼辦呢？那些譯者只能瞎蒙，所以各種名著譯本里經常會出現一些非常可笑的錯誤。比如說《月亮與六便士》裡面有個畫家叫作斯特羅夫，毛姆說他的畫室里掛著一幅維拉斯凱茲的名作Innocent X的摹本，傅惟慈把這幅畫譯為「天真的X」。其實Innocent X是羅馬教皇因諾森特十世，不是什麼「天真的X」，雖然Innocent確實有「天真」的意思。大家可能覺得這個蠻搞笑的，但還有更搞笑的。最近上海天氣很熱，我在路上走，會聽到蟬的叫聲。美國有一種蟬叫作周期蟬，它的壽命是十七年，幼蟲孵化後會在地下潛伏十七年，然後再鑽出來變成在樹上叫的蟬。這種蟬的英文名叫作seventeen-year locust，梭羅在《瓦爾登湖》的「結語」有兩次提到這種昆蟲。徐遲把第一次翻譯成「十六年蝗災」，第二次翻譯成「十七年蝗災」，關鍵是這兩個地方出現在相鄰的兩段文字裡面，我到今天也想不出來他是怎麼做到的。但這也不是最可笑的，比這個更可笑、更荒唐的還有很多。同樣限於時間，我就不多講了。

最後，現代漢語的歷史比較短，處在一個不斷進化和豐富的過程中，以前的譯者所能動用的漢語資源，是不足以完成外國名著的翻譯的。就拿今天發布的《瓦爾登湖》來說，梭羅在書中總共提到一千六百多中動物和植物的名字。我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除了常見的馬、牛、羊之類的，徐遲的譯本幾乎沒有一個弄對的。但是我們能責怪徐遲嗎？好像也不能，因為他翻譯這本書是在1947年，當時中國的動物學、植物學等學科尚未成熟，所以無論是誰來做翻譯，都沒有辦法弄懂那些單詞指的是什麼動植物，而且就算弄懂了，也沒有辦法找到相應的漢語辭彙來翻譯。不用說1947年那麼久遠，就拿《月亮與六便士》來說，傅惟慈翻譯這本小說的時候雖然已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但裡面的植物也有大半沒弄對，把變葉木弄錯成巴豆，把鳳凰樹變成莫名其妙的「姐妹樹」之類的。另外還有個原因，老一輩的譯者接受教育的時候，白話文很不成熟，所以按照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們所寫的文字特別古怪彆扭，比如說以往的《傲慢與偏見》、《老人與海》、《了不起的蓋茨比》、《簡·愛》、《喧嘩與騷動》等名著的譯本，無一例外，全都有這個毛病。

由於受到時代的限制，以前那些外國名著的譯者，是不太可能把名著翻譯好的，因為各種錯誤的疊加，導致他們不可能讀通讀懂那些作品。說起來，在民國時期接受教育那批人，傅雷也好，陳寅恪也好，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人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傅雷自己多次說過他看不懂巴爾扎克的一些作品。據傳陳寅恪精通十幾門外語，他到底精通幾門外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麼高，因為他總共發表過兩篇英語論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韓愈和唐代小說）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順宗實錄》和《續玄怪錄》），分別刊載於《哈佛亞洲研究叢刊》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如果去看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你在第一章就能看到他得意洋洋地說：「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不知道的人可能會被唬住，覺得陳寅恪好厲害哦。但我正好看過這兩篇文章，「韓愈和唐代小說」只有四頁，「《順宗實錄》和《續玄怪錄》」有七頁，是兩篇介紹性的短文。

總而言之，外國文學作品的難讀，很大一部分是翻譯質量不及格造成的。而外國名著是人類文明的精華，如果讀者只是因為翻譯質量有問題而不去看這些作品，那就太可惜了，他們失去的不僅是一次開拓眼界、提高修養的機會，還有一個多姿多彩、波瀾壯闊的世界。從前的譯者，限於時代和自身的條件，沒有辦法為讀者提供合格的譯本；但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有條件去全面地、正確地、精彩地譯介外國名著。我們這麼說，倒不是看不起從前的譯者，而是因為和他們相比，我們現在翻譯的這些名著，占足了時代的便宜。

過去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很深入地參與到全球化的進程中去，可以說，在物質生活方面，中國和西方已經不存在彼此難以理解的差異。我去過一些國外城市，我沒發現上海、北京、廣州和紐約、芝加哥、舊金山在物質生活上有什麼區別。比如說紐約的第五大道有個蘋果專賣店，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有，芝加哥有半島酒店，北京也有，舊金山有特別好吃的牛排館，廣州也有。在三十年前，美國人家裡都有電視看，但中國普通人家裡還沒有。在今天，美國人用的東西，比如說電腦，iPhone，wifi，汽車，甚至Google眼鏡，中國也一樣用。現在要出去國外考察或者旅遊比以前方便很多。十年前我去斯德哥爾摩，在路上沒看到太多的中國人，計程車司機甚至問我是不是泰國來的。去年我和同事到美國，哪怕在黃石公園那麼偏僻的地方，都有中國人來向我問路。精神生活的情況也一樣。三十年前，我們並不知道美國人、法國人喜歡聽什麼歌，看什麼電影，有什麼最新流行的暢銷書。十幾年前，我聽美國之音，老聽到Kenny G吹的薩克斯音樂，但是只能在廣播里聽到。前幾天我出去吃飯，看到新樂路上貼著海報，說Kenny G會在9月20號來上海開演奏會。英國美國的暢銷書，有些在中國是同步出版的，比如說我翻譯的《謀殺的解析》。電影、電視劇什麼的，就更不用說了，國外一上映，不用幾天你上網就能看到，這些都是以前無法想像的。而在以往的譯本中，這方面的錯誤是最多的。

我們知道現在是信息社會，互聯網的興起極大地改善了文學翻譯的生產條件。剛才我說到傅雷遇到問題不懂，寫信去巴黎問，要好幾個月才知道答案。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幾年前，我翻譯過一本社會學著作，叫做《公共人的衰落》，作者擔任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術校長；書裡面有幾個費解的地方，我寫電子郵件去問他，第二天就收到他的回信。我有個好朋友是美國人，中文名叫徐穆實，他也是做翻譯的，不過是把中國作品翻譯成英文。有時候遇到難題，我會向他請教，寫郵件給他，最快五分鐘就能收到回復。這是通信技術帶來的改進。在查找參考資料方面，我們這個時代的優勢更大。以前的譯者所能依靠的，基本上只有非常少量的文字資料，很多人翻譯一本書只是翻譯一本書，並不會想到要去看作者的其他作品，就算想到可能也沒有條件，比如傅雷就沒有巴爾扎克全集。我翻譯《小王子》的時候，把聖埃克蘇佩里的其他作品都看了一遍，有的還不止看一遍，比如說Terre des hommes，譯過來叫《人的大地》，有的中譯本採用了英譯本的名字，譯為《風沙星辰》。除了這些，還有幾本作者的傳記，以及大量國外學者對其作品的研究。為什麼要費這麼大勁呢？因為只有這樣，你才能夠徹底地理解你要翻譯的作品。就好像《小王子》，裡面有些很簡單的話，其實蘊含著作者在《人的大地》詳細分析過的深刻意義。像做《老人與海》、《動物農場》、《了不起的蓋茨比》、《瓦爾登湖》這些，情況也是一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我翻譯這些書背後做了多少工作。我在《瓦爾登湖》的導讀分析這本書剛出版時不太受歡迎的原因，寫了這麼一句話：「總而言之，這本書要求讀者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在1860年，全美國只有241所大學，能夠順暢讀完《瓦爾登湖》的人應該說是很少的。」讀者看到這裡，可能只是看一下就過去了，但為了弄清楚1860年美國到底有多少所大學，我翻閱了整整兩本美國高等教育史的專著。現在打開我翻譯的《瓦爾登湖》，你可以看到裡面有1083個注釋，梭羅在書裡面的每一句引文，我都給他找到了出處。哪一段話，曾經出現在他哪一天的日記里，或者哪一篇文章里，我也都在注釋里寫清楚。當然我有兩個美國的注釋版可以參考，節約了不少時間，但每個注釋都是親自查驗過的，因為我發現美國那兩個注釋版都有不少錯誤。上個星期我去北京做演講時，還跟兩位編輯說起來，《瓦爾登湖》這本書，放在幾年前我是沒法拿出現在這個譯本的，因為幾年前谷歌圖書還沒有上線，我不可能看得到梭羅引用過那麼多在17世紀、18世紀出版的英文書和法文書。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做更不可能做好，因為那些譯者壓根不可能看懂這本書。另外，我們現在能夠查閱的參考資料，也不僅僅限於文字資料，有海量多媒體資源可以利用。我想傅惟慈要是在今天翻譯《月亮與六便士》，不太可能把教皇因諾森特十世弄成「天真的X」，因為他只要上谷歌檢索InnocentX，就能看到維拉斯凱茲那幅名畫。

這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有目共睹，科學研究、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多成果，這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資源。我剛才談到，徐遲在1947年翻譯《瓦爾登湖》，絕對不可能弄懂那些動植物的名字。我翻譯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因為我有好幾個資料庫可以使用，包括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植物物種信息資料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主辦的「動物資料庫」，還有維基百科、鳥類百科全書、魚類信息庫等等。這些新出現的漢語資源幫助我不要去犯以前的譯者迫不得已犯下的錯誤。再者，語言是活的，變化很快，尤其是對白話文來說。

我還是想再次強調，以上所述種種並非是不尊重以前的譯者，也不是要否定那些譯者曾經做出的貢獻。我比較喜歡汽車，平時會做一些研究，不妨拿汽車來做比較。最早的汽車連轉向燈、後視鏡都沒有，也很容易壞，所以在20世紀20、30年代，美國的汽車修理站生意特別好。到後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汽車變得越來越好。二十幾年前，我跟父母去汕頭走親戚，當時汕頭的計程車是白色的拉達，從蘇聯進口的，看上去特別豪華，特別洋氣。但是按照現在的標準去看，那些白色拉達不要說沒有併線輔助系統、自動泊車系統、主動安全系統、自動轉向大燈，甚至連最基本的防抱死剎車系統都沒有。我想現在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譯本就像當年的拉達轎車，一方面我們要承認在當年，它們算是先進的，做出了它們的歷史貢獻；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明白，它們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的需要，應該遭到淘汰。

總之，我想要傳達的理念是，有永恆的原著，但沒有永恆的譯著。所有外國名著的譯本，都受到時代的限制，時代的進步呼喚全新的譯本。

我實名反對置頂的@我愛三笠文章，該篇文章經過考證，是李繼宏所寫原文是《經典何以需要新譯》，@我愛三笠斷章取義的截取了原文一部分片段，原文刪去部分是什麼?嗯，就是自吹自擂、大言不慚的部分，想必@我愛三笠也不好意思原文摘錄，這是他的原回答:

https://m.zhihu.com/question/33949674/answer/57575197

@我愛三笠後來發文，覺得我們應該更加專註翻譯本身，而不是作者，然而當一個作者以利益為本身，一切行動均為個人利益服務的時候，我們還會相信他的作品有多優秀嗎？翻譯是一門藝術，我從未看見有任何一位藝術家以名利馬首是瞻而創造出優秀作品的，作品是你人格表現的一部分，當你人品有問題，我想你的作品也不會高明到哪裡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豆瓣的「一星運動」？

「「一星運動」直指虛假宣傳

經常逛豆瓣的何家煒從友鄰廣播得知該書，聽說該書號稱「最優秀譯本」和書還未上市便有1000多人打出9.3的高分，他第一反應就是虛假宣傳，並且「屬於虛假宣傳中最無恥的，純屬矇騙讀者」。在何家煒看來，復譯都是站在前面譯本的基礎上，本來就應該更好。而宣傳中稱『糾正現存其他56個《小王子》譯本的200多處硬傷、錯誤』，則屬於「玩文字遊戲」，理由是「如果出版方所說屬實，平均下來每個譯本也就三到四個錯，對於一本書的翻譯是可能會發生的。」

何家煒坦言，自己是在沒有看到書中內容的情況下，僅是看到宣傳語後就在豆瓣上發起了「一星運動」。因為他不相信「出版方真的認真看過56個譯本」，所以故意「以牙還牙」。他還為此在該網站專門建立了「一星文庫」，將出版方果麥文化此次推出的4本李繼宏譯《小王子》、《老人與海》、《了不起的蓋茨比》、《動物農場》一併納入。理由是：這些書的宣傳語中無一例外提到「最優秀譯本」，在翻譯界多年，何家煒說，「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個譯者號稱自己的譯本最優秀」。

有人認為，何家煒這樣做對自己也沒有好處：一方面得罪人，另一方面無形中又加大了這本書的宣傳。他回應，「如果每個人都顧忌這些，就沒有人對這種惡劣現象發聲了」。他直言此次發起「一星運動」，是「針對書本身、包括譯者和出版方，以及跟這本書相關的一切」。——目前，豆瓣上有1000多人打了一星，跟五星的評價數量相當。」

李繼宏人格之粗鄙早已被譯界同僚所摒棄。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原文，好好看看李繼宏是怎樣通過貶低老一輩翻譯家來達到抬高自己的，行文中刻薄之詞躍然紙上:

http://m.doc88.com/p-0873297220367.html

年輕天才翻譯家——超級暢銷書《追風箏的人》《與神對話》譯者李繼宏先生傾心翻譯。

糾正現存其他56個《小王子》譯本的200多處硬傷、錯誤，糾正現存其他50個《老人與海》版本的1000多處錯誤，讓您讀到最純正、最優美、最準確的譯文。

李繼宏通過貶低其他老前輩來抬高自己的譯文，實在是很不高明，他的這篇文章有明顯漏洞，我歸納了他的主要觀點如下:

①「老前輩由於當年國內環境所限，一些專有名詞翻譯不甚準確，錯誤較多，所以需要重譯。」

老一輩翻譯家的苦處是由於時代、科學技術的限制，參考資料缺乏，因此出現一些事實性錯誤是很正常的事。可以對老版譯本進行修訂，這才是省時省力使譯本更完美的方法。

並且我認為，翻譯最重要的還是漢語的表達水平，譯文的流暢性，文字的功底，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像老一輩學習的。

李繼宏自稱有1000多個注釋 , 瓦爾登湖的精髓是超凡脫俗的思想, 它是一本安靜的書, 心有靈犀的人 ,自然會引發共鳴 , 你的注釋能替代徐遲的凝練真誠的意境嗎?

如果因為老譯本一些名詞翻譯錯漏就將其打入冷宮，卻忽略其翻譯的凝練優美，這難道不是舍小失大嗎？

莎士比亞說過:「名稱有什麼關係呢？現在那個我們稱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樣的芬芳。」這就是說，我們給它的名稱雖有不同，而自然物本身的實質不變。荀子在他的《正名》篇上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這是合乎現代語言學的理論的。

②「老一輩現代白話文水平不行，跟不上時代。」

這一點有點太鑽牛角尖，因為目前市面上發行的大部分譯文都是距離我們年代不是很久遠的，真正太過久遠的譯文，重譯不是應該，而是必須。民國時期或者解放時期的譯作，我想新華書店也找不到幾本，更多的是圖書館或者個人收藏了，他的這一論據根本不符現實，如今翻譯界的現狀是，譯文種類繁多，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為什麼李繼宏卻只拿老翻譯家開刀呢？

然而呢，李繼宏先生其實並不是想說明這一點，他的實際行動告訴我們，他最低劣的地方在於過河拆橋，拾人牙慧還出言不遜，貶低前輩來抬高自己，這就不是天才而是敗類了。李翻譯的作品，多是已經有現成譯本的名著，而他賴以成名的《追風箏的人》也是參考了港台譯者李靜宜的譯本。在前人的基礎上做點編輯工作，利用互聯網獲取前輩譯者無法得到的信息，糾正一些無傷大雅的錯誤，用這種討巧的翻譯方法成就所謂的「天才」。除了吹牛以外，李的翻譯從未見整體超越前人之處，而譯文中的誤譯、漏譯也比比皆是。其實李的編輯手法就是梳理文字，用很多四字成語習語充塞譯文，讓文本看起來更符合現代漢語的表達習慣，也給人「流暢」的感覺。揣度原著語義仍是舊譯者的功業，如果從無到有讓李翻譯一部新作，他至多能意譯出一個大概，恐怕還達不到當年林紓聽人口述翻譯的水平。更何況林紓所獲版稅多用於資助貧苦學生，而李繼宏則本末倒置地把銷量和版稅當成炫耀的資本。

糾正現存其他56個《小王子》譯本的200多處硬傷、錯誤，糾正現存其他50個《老人與海》版本的1000多處錯誤，讓您讀到最純正、最優美、最準確的譯文。

這個「其他56個譯本「是白話文不通的老前輩所譯嗎？難道不是有很多同輩的翻譯家嗎？

少年才子渴望出頭，卻用如此碎前輩骨頭的方式，讓人不寒而慄。

③「老前輩外語水平不佳。」

這個情況確實有。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翻譯差，質量劣的譯文不可能流傳到今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只有有著優秀外語功底的作者，再加上優美的翻譯的作品才能不被大浪淘沙，流傳至今，所以我們現在仍然看到傅雷、朱生豪這樣的大師的譯作。

然而今天，國名外語水平提高了，但是譯者也多了，水平不齊，哪些是專心搞翻譯的，哪些是靠噱頭吸引讀者的，我們很難辯明。

一一反駁了李繼宏的觀點之後，我們再扒扒他的履歷和譯作水平，看看他批評了譯界前輩之後，自己到底做出了哪些成就:

李繼宏中山大學社會學專業本科畢業，自述畢業工作幾年後才心血來潮閱讀大量英文小說。說實話，小說家，詩人或有天才，翻譯哪來天才之說。哪一門語言不需要長時間地修習，不斷積累，由熟練而至精通？翻譯作為一門技術除了紮實的語言基礎，技巧也需要不斷學習跟磨練，而掌握語言所處的文化背景更需要深厚的功力，絕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天才翻譯家」這種提法本來就是違反常識的謬論。李在大學裡所學非英語專業，學業的要求也不過只是大學四六級水平，就算他自己喜歡閱讀外語文獻，下了點功夫，充其量也不過略高於普通文科生的水平，絕對達不到筆譯所要求的外語基礎。據知情人透露，李當年想要出國深造未果，恰恰是托福考試成績不好。即便如今貴為翻譯界「天才」，不知道他再去考一次托福或者雅思，成績會不會拿得出手一些。我估計如果有人要他當眾講幾句英語的話，恐怕更要出洋相了，當然，口語好壞無關筆譯，也就不苛求他了。那麼這種半吊子的人是怎麼混成「翻譯家」的呢？翻譯並非原創，亦無抄襲一說，正是這樣，才有李繼宏這樣的小人可以躲在自吹自擂的腰封后面自命不凡。

其實我是不想惡語相向的，可是對於詆毀別的譯者的人來說，一點也不過分。

???

糾正現存其他56個《小王子》譯本的200多處硬傷、錯誤，糾正現存其他50個《老人與海》版本的1000多處錯誤，讓您讀到最純正、最優美、最準確的譯文。

況且我有一個疑慮???

李繼宏是英語出身的何以高水平譯出法語文學《小王子》?

重要的事要說三遍！！！最後大概明白了，他是由英譯本再譯回中文的。

這書的宣傳語完全無視林秀清、周克希、馬振騁、鄭克魯、黃葒等法語譯者的譯本，著實讓人憤怒！！！

呵呵(^_^) ?「李繼宏和杭州果麥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達成合作，正在翻譯一系列外國文學名著，暫定規劃為二十種，首批《老人與海》、《小王子》、《動物農場》、《了不起的蓋茨比》、《瓦爾登湖》已出版，其他包括、《月亮與六便士》、《簡·愛》、《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等。」

李繼宏以自己翻譯《追風箏的人》為例，稱全書統計字數共19萬餘字，自己翻譯完總共才用了10天。「每天工作時長達15小時，平均每小時翻譯將近1300字……當然，筆者自幼家境貧寒，性格較為堅韌，也遠較常人能吃苦；一般譯者未必願意或能夠每天持續工作15小時之久。」李繼宏平均每天近萬字的翻譯速度，想趕完合約在身的20餘部名著。

呵呵(^_^)

傅雷翻譯巴爾扎克時，首先原著是「不看10遍不動手」，動手之後還要為自己規定：一日進度不超過千字，怕速度快了會影響質量。施康強嘆道：「把翻譯當作一門精緻的藝術，今天這樣的翻譯家已經不多了。在一般翻譯家手裡，翻譯更多是一種技巧，一種種『匠活』。」

其實現如今重譯並不是什麼稀奇事，我也歡迎重譯，前提是，你要譯得至少不辱沒了前人。現在其實更關鍵的問題是:??這本名著已經有了這麼多譯本了，為什麼還要譯？

因為，這些名著屬於「公版書」去世50年的作者，做他的書不再需要支付版稅，所謂「公版」。「對於這類公版書，國內任何出版者都可以組織譯者翻譯出版，不必支付引進原著中文出版權費用。正因如此，每種都已經有了若干譯本。「對於出版公司來說，就可以給譯者以版稅來計算稿酬，賣得越多、譯者收益越多。」何家煒告訴記者。

重譯的確沒錯，問題是在有很多譯本的情況下? 你重譯了-_-|| 有很多譯本也沒關係? 可為什麼要通過詆毀別人，來抬高自己？作為知識分子不應該是一件沒有功利的事嗎？? 可是你為什麼卻以功利性為首要目標？李繼宏為了書更暢銷，不惜詆毀其他譯者，誤導讀者，這就是很大的錯誤。

碼了這麼多字，搜集了這麼多材料，就想說明一個道理，李繼宏表面深明大義，實則動機不純。而我，務必要揭穿他「偽君子」的身份。

同樣在出版公司工作過，不知道該不該來拆台。前面的回答固然理想化，但若是真的為了完善譯本，那隻需要在經典譯本上不斷修繕就夠了。然而你要知道翻譯版權只在一家公司。經典的優勢是：1.公版書無需購買版權 2.永遠有人看你說不斷翻新譯本是出於什麼目的考慮呢？這行業其實並沒我們想像的那麼理想。不排除新譯本超越舊譯本，但在整個翻新譯本的大環境下屬於少數情況。

有的公司根本不找翻譯，改改前人的譯本在套個名字上去的也不在少數。利益驅使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之前得贊較多的答主已經說了，譯本會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所以重譯是有必要的。

在這裡只想補充一句，我們使用的語言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如果出了一個我們現在覺得是經典的譯本就無需重新翻譯的話，過五十一百年後，讀者可能就會讀得很彆扭甚至看不懂，影響原著的推廣。有多少人（在這裡指所有讀者而不是一部分研究型讀者）是通過林紓的譯本來了解《茶花女》的？就拿《飄》來說，上世紀30年代傅東華的譯本和世紀末李美華的譯本已經有很大差別了，雖然現在的讀者讀傅東華的譯本還是能讀懂，可裡面的人名地名翻譯（例如「亞特蘭大」譯成「惡狼陀」）已經開始有人吐槽了……不知在過幾十年以後是否還有很多受眾呢？

另外，無論是閱讀還是翻譯，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同時期的讀者看法是不同的，因為所處的時代和主流觀念不同。拿《苔絲》來說，今天有多少女讀者覺得裡面的男主（安吉克萊爾）很好呢？（我個人認為那貨就是個混蛋）。雖然翻譯總是強調「信」和「忠實」，但實際上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通過遣詞造句來透露自己內心的想法。例如，我曾看到原著里用的是ugly來形容女主，上下文顯示那女主是個充滿童真無拘無束的女孩，那譯者或許對這個角色很喜歡很認可，他/她並沒有譯成「醜陋」，而是譯成「憨傻」。難道就能說他/她不忠實原文了嗎？畢竟還是要把文章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是否違和。回到《苔絲》的例子，如果幾十年前一個男譯者來譯《苔絲》，他或許覺得安吉沒什麼不對，遣詞用句肯定不會是偏貶義的。而現在如果讓一個女譯者來譯《苔絲》，她或許對安吉不怎麼認同，選詞上或許會選偏中性甚至是貶義的。例如fancy一詞，譯為「幻想」或「妄想」都可以吧，但兩個詞的感情色彩是不同的。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我只想說，雖然譯者不能扭曲原文的意思，但ta的遣詞造句是會體現ta個人的文化修養、觀念和喜好的，同時也折射了ta所處社會的語言特點和觀念。

還有很多這類同一原著不同時期不同譯者譯本的比較，很有意思的，可現在一時匆忙，沒能一一列出，等有贊了再來補充。就醬。

魯迅《非有復譯不可》（1935）說得很有道理：

年輕的翻譯們也需要一個機會不是嗎？

希望將來我翻譯的作品能夠得到支持。因為不管時代更替，總會有譯者在翻譯時，恨不能把所有心血都傾注於紙上。

商務印書館翻譯的《神秘神學》（baidu.com 的頁面），我就不是很滿意啊。

這是根據一個英文譯本的二次翻譯，所以可想而知，這個譯本的遺憾程度之高了。因此，我想重新翻譯它，難度很高，希望有一天能夠完成。

文無第一。文學是非常主觀的學科。就好像《紅樓夢》已經包羅萬象了，為什麼後世還要寫小說。

1 分蛋糕。翻譯的東西也有版權，其他的出版社想分杯羹，只好重新翻譯

2. 最大化利潤，重新翻譯成本可以做的很低。找幾個學外語的，左手一本原著，右手一本譯本，邊看邊修改譯本，完事。

早期譯本說是經典，其實也操蛋。林琴南的茶花女，都不分段。你現在看到的解放後重印本，替他重排了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重新翻譯）

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經典著作。（重新翻譯）

西方馬克思主義著作。（重新翻譯+補漏）

哲學史上比較出名的哲學家的全集。（重新翻譯+補充空缺）

翻譯得亂七八糟的輕小說和漫畫。（重新翻譯+補漏）【這個不算，不小心加上去了】

現代漢語中經典指具有典範性、權威性的；經久不衰的萬世之作；經過歷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經典的」;最能表現本行業的精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

那麼問題來了這個世界上有完美的作品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何況是從另一種不是母語而得來的翻譯作品呢。

首先無論是傅雷林語堂還是錢鍾書和翻譯村上的林少華都無法把作者寫作時真正的那種感受翻譯出來要記住乾爹和親爹是永遠不能相提並論的同理有條件最好先讀原版原版的好處不在於原汁原味更多的是原版是真正的無刪減版小時候也讀名著少兒譯本和成人譯本不是一個層次的成人譯本和大師譯本不是一個層次的但是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所謂大師譯本也只不過是原汁原味原語言經典的高仿是不完美的。

其次人的認識是不同的同樣的一部經典你咀嚼出草莓味我咀嚼出香草味他咀嚼出出臭豆腐味都是理所當然的那麼以前的譯者的翻譯就會不適應一個人甚至一個時代的口味我曾經為了找到自己喜歡的一個譯本不斷穿梭在圖書館和網路之中只為那一段段流淌的文字讓我眼前一亮人的認識的不同與自己所處的時代當時的不能說的一些思想等等因素都有關比如所謂的禁書那麼遇到這種問題時即使你是大師即使你對原著再欣賞再想尊重原著你也不可能實現這種尊重事實和史實的良好願景。各國的教科書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後如果你真的認為那是經典那就應該覺得經典被再次翻譯是件好事因為經典歷久彌新那麼多朝代過去了你一樣用著他們的思想以史為鑒一樣訴說著他們的故事引經據典就說明他們有不斷被研究被翻譯的價值

無他，喜歡

讀到自己喜歡的書（中譯本），若發現是英文的（而不是其他文字）自己都想來一個譯本。

若有一本有緣的書，我一屆英文愛好者尚且如此，理由也蠻怪的：每次翻譯就像發現一個新的自己。

何況那些翻譯科班出身的人？以他的眼界和願望，必然有更奇怪的理由去要去做翻譯。

世界上你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和一本書緣分真的是很奇妙的東東

法律出版社，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史》(?_?)

譯者理解力的局限性和語言文化差異。

就好比你看美劇，第一時間出的字幕水平類似google機翻，不如關掉字幕。

過了一周新出的字幕大概是經過推敲潤色的，尚且可以一看。

但是經過時間推移，如論閱讀理解如何比之前更透徹，因為文化和語言差異，很多直譯無法做到充分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

作為一名翻譯愛好者說說自己的想法。

基本贊成我愛三笠的回答。他的答案已經很好地論述了時代的局限：譯者很難準確理解原作，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也會不斷發展……其他知友也有提到譯者看到好的作品，會技癢想要翻譯。

我想補充一點：即使譯者們對原著和文化理解到位，語言表達也符合當今語言習慣，新譯本仍然有存在價值。

因為翻譯理論是不斷發展的，新的翻譯原則會帶來新的譯本。即使在維持現存理論不變的情況下，不同譯者也會採取不同的理論和方式。而我們很難說哪種處理方式最好。

有的譯者認為要完全尊重原作，致力於在譯作中展現出原作想要表達的一切，但原作中的一些文化因素本來就是目的語讀者很難理解的，這樣做可能會讓讀者覺得難懂，失去閱讀興趣；有的譯者認為讀者才是譯作服務的對象，以讀者的需求為第一要務，把原作某些難以理解的部分轉化為讀者熟悉的事物，這樣讀者是能看懂了，但很難說他們讀懂的到底還是不是原作，而且也削弱了文學作品文化傳播的作用……

凡此種種，不一而舉，不如百花齊放，交由讀者選擇。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因為源語不變但目標語一直在進化。因為閱讀習慣也在隨時代發展發生變化。為了讓世人更好的領略當初大家之作，需要不時的revise。

重譯沒有意義，因為超過經典譯本機率太低：

1. 外語譯成中文，譯者的漢語表達能力至關重要，當代譯者的漢語水平是遠不及先輩的；

2. 稿酬決定了基本不可能超過經典譯本。當年的稿酬水平和平均工資相比，屬於非常高的水平，譯者憑藉稿酬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切磋琢磨。如今大陸的稿酬水平簡直就是對優秀譯者的侮辱。

老一輩翻譯家的苦處是由於時代、科學技術的限制，參考資料缺乏、查找信息不方便，因此出現一些事實性錯誤是很正常的事。可以對老版譯本進行修訂，對事實性錯誤進行糾正，對人名、專有名詞將原文附進去以供參考。這才是省時省力使譯本更完美的方法。

因為你讀那些外著之類的作品的時候，還會有滿滿的違和感。比如「哦~我仍然不這樣認為，史密斯先生。當然，如果你非要這麼認為的話。」（句子是我胡謅的，你們意會一下就好，然而真的很久沒敢讀過外著，好的譯本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