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多次勸降蔣介石政府為何次次提到聯合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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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聯合清共更多的在於給出一個借口。

日本在918之後，退出國聯，而當時在外交上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導致出口情況大幅度下跌，經濟陷入困局。

所以日本外交部為了緩解當時的外交困局，想出了一個辦法，用一個熱度話題作為外交切入點。

而當時的世界熱度，在於對付共產主義。

於是日本外交部就提出了一個挽回外交困局的計劃，就是聯合中華民國、英國、法國、波蘭等國家，建立一個反共同盟。如果建立了同盟之後，等同於與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從而挽回外交局面。

但壞事在於日本軍部，日本軍部在日本駐德使館的一個武官擅自和德國納粹党進行接觸。這個武官是個狂熱的德粉，所以和戈培爾等人關係都不錯。他沒有向上申請，便私下裡提出了和德國建立反共同盟的建議。德國當時也陷入了外交困局，所以對這個日本武官的請求十分重視，以為是日本政府的授意，於是進行了高規格的談判行動，這些行動引起了英國情報人員的重視，並將其傳回了國內。

而日本外交部當時正在和英國外交部進行反共同盟的磋商談判，聽說德國和日本談判的消息。立刻停止了談判，並嚴厲斥責了日本和英法的大敵德國人談判的行為，最後導致外交部的這次反共同盟計劃的失敗。

與此同時日本和中華民國也在進行反共同盟的談判，但1933年日本軍部擅自的行為，導致蔣介石認為日本一方面和自己談判同盟，一方面卻進行軍事行動。這種兩面三刀的行為是在為日本的軍事行動擦屁股，所以斷絕了反共同盟的談判。

最後這項計劃雖然失敗，但反共同盟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外交切入點，所以日本在那個年代一直都在使用這個借口。

國民黨一罐政策哦！溶共至反共

孫中山在20年代就開始了

為了挽回一大宣言徹底「共產主義化」對國民黨黨員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孫氏在一大之後開始利用各種機會，強調「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

1924年2月9日，當即將赴美留學的清華學生們問及「國民黨施行的，是否俄國的主義」時，孫氏給出了非常明確的否定：

「否！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俄國有俄國的主義，中國有中國的主義。我方才一篇話，處處論到俄國，是說他革命黨的組織，不是說他的革命的主義。」

1924年8月到24日，孫中山在廣州持續系統地講演民生主義，在努力維繫自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的調和論的同時，對蘇俄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作了猛烈批評。

孫氏說：馬克思說物質是歷史的重心，這不對，民生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認為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這是以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是倒因為果；馬克思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

所以馬克思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是一個「社會生理家」；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時甚至相反；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併，自行消滅，但時至今日，各國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也是錯的。

孫氏總結道：「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這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是一致；但在實現理想的手段上，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和「階級鬥爭」是錯誤的，民生主義的《建國綱領》才是正確的。

孫氏如此公開而系統地批判馬克思主義，引起了鮑羅廷和蘇俄的強烈不滿。但孫氏必須這樣去做，因為他的國民黨的黨員們，此時已然發生了信仰混亂。

1924年11月，孫中山和宋慶齡。在整個「聯俄容共」過程中，孫中山企圖扮演一個「仲裁者」的角色，時而直接批評中共，時而批評國民黨右派。但總體上，孫氏更傾向於國民黨右派。中共的《嚮導周報》曾發表張太雷、蔡和森寫的批評國民黨的文章。

孫中山大怒，對馬林說：「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周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情再也不許發生。如果他的批評里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個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

如果我能夠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

「中國沒有哪位政治人物像孫中山那樣一直易受外部影響，日本為他提供了迅速實現現代化理想的先例；英國和美國提供了現代化的制度模式；俄國則提供了組織方法」。或者可以反過來說，作為一個後現代國家，其社會發展幾乎都受到外部影響。

孫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轉變，體現出後現代國家急於擺脫落後困境而求生存和發展的一種特質，即在外部壓迫下，為有效地廣為吸納各種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現出「漂移」特質，也可說是一種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本文節選自《容共與分共：還原國民革命》，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自從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後，國共兩黨就摩擦不斷，為了限共，孫中山作了一項制度性安排，就是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後來在上海搞四一二「清黨」，就是這個機構發動的。(蔡元培，吳稚暉)

1923年11月，國民黨改組時，鄧澤如提出要限共。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時，方瑞麟提議國民黨不得加入共產黨。6月，張繼、謝持等人又提出彈劾共黨案。緊接著，不得不在8月召開一屆二中全會來解決國共糾紛。

1925年初，孫中山去世前後，國共兩黨矛盾更加激烈。1月，反共的國民黨員成立國民黨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3月，馮自由等人又成立反共的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

國民黨一大前後

剛到廣州的鮑羅廷，就與國民黨員趙士覲發生衝突，趙士覲回憶說：「是年（1923年）冬，鮑羅廷到粵，開第一次會議於廣東財政廳頂樓，第二次會議則在國民黨粵支部。鮑主張立即宣布耕地農有，士覲力持不可，面斥其非，甚為劇烈。鮑羅廷大憤，謀諸親俄之某氏，向中山先生要求，將士覲槍斃，藉以鉗制輿論，士覲復搜羅其種種陰謀，糾合國民黨粵支部職員及忠實同志，聯名密是中山先生，先生乃召士覲而密誡之曰：『汝與余從事革命十餘年，為余之親信，余之外交策略如何，列強對余之態度如何，汝豈不知？處今日環境，汝其稍安勿躁，俟其有軌外活動，余自有辦法制裁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1923年11月，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國民黨廣東支部名義呈給孫中山一份《檢舉共產黨文》：「陳獨秀本為陳逆炯明特別賞識之人，曾自言『寧死不加入國民黨』，且嘗在學界倡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絕無學理之根據，指斥我黨為落後的政黨，總理為過時的人物。今竟率其黨徒，群然來歸……則是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此次改組陳獨秀實欲借俄人之力，聳動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

孫中山在批示鄧澤如等人的呈文中指出中共「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是因為中共「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沖」。（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

在國民黨一大上，為了防止共產黨奪權，國民黨想先小人後君子，對共產黨員加以更嚴格的規範，其實國民黨所採取的這種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辦法，即使定了下來，也沒多大作用。

有關共產黨雙重黨籍問題的爭論，發生在1月24日和28日。先是章程草案審查委員會委員何世楨在24日的審查草案會議上提出，應增加「國民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款。在28日上午的會議上，與會代表方瑞麟也提出，應明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他們兩人的提議，因多數人反對而未通過。

面對國民黨代表方瑞麟等人就跨黨問題提出質疑，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發表聲明稱：「我等之加入本黨（國民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北京代表李大釗意見書》，《中國國民黨「一大」史料專輯》）

國民黨元老黃季陸回憶說，李大釗在作聲明時，說得聲淚俱下，全場都為之所動。（黃季陸《當年容共的一幕》）

2月24日，鮑羅廷說：「全體同志（共黨）儘管應該在國民黨內竭盡全力為自己爭取領導權，但必須通過合情合理的途徑，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圖。」（《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

國民黨一大剛一結束，劉成禺、馮自由、謝英伯等人就召集華僑及各省黨員數十人，秘密集會，商討如何對付共產黨。此事隨即被人告發，鮑羅廷堅決要求孫中山對他們進行處理。孫中山把他們叫來詢問，其中就有人不滿說道：為什麼共產黨人可以有自己的黨，「而我們這些忠於孫的老國民黨員，連開會都不行？」

3月1日，孫中山致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表示對「劉成禺、馮自由、徐清河、謝英伯四人之解釋（書面檢討），本總理已甚滿足，此事當做了息」。（《孫中山年譜》）

6月1日，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的孫科、黃季陸等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請制裁共產黨活動案」。

中共三大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1923年6月）、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報告決議案》（1923年8月）、中共三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1924年2月）等文件被國民黨發現後，國民黨監委們才看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說一套做一套，暗地裡在搞黨團活動。

6月18日，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人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為黨員者，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中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實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礙。」（《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原案·（乙）致中央執行委員會書》，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督促中央執行委員會從速嚴重處分，以維根本。」（《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原案·（甲）呈總理文》，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

6月25日，張繼、謝持以監察委員身份，就黨團問題，找鮑羅廷談話，鮑羅廷極力為共產黨辯解。

6月28日，戴季陶不堪國共兩黨糾紛辭職離粵赴滬，後來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提及此事：「三月二十九日，祭黃花崗歸，與（譚）平三（山）及香凝夫人到廖宅，是日所感特深。乃將數月來潛藏於胸之意見，盡量言於平三（山）。弟（戴自稱）雲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共產黨人亦既承認之矣。若於次日，共產黨之同志，能犧牲其黨籍，而完全做成一純粹國民黨，使國民黨中，不致同時有兩中心，然後一切糾紛，乃可盡除。而組織工作，乃不至受此無形的障礙。此日之談話，在弟可謂盡吐露胸中積愫以相勸矣。

平三（山）云：此事現在絕做不到，兩黨之合作，能至何時，現在亦殊難逆（預）料，將來總有分離之日。今日欲共產黨拋棄其黨籍，則絕不可能。平三為此說時，其決心與誠意，現於眉間。弟之苦勸既無效，而對於黨事前途之悲觀，亦遂加嚴。蓋一方則舊日同志，絕不覺悟，不合群，不努力，另一方則共產黨之擴張發展，日進無已；而黨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糊不清之局，組織則有兩重紀律之危險，宣傳又有兩重理論之困難……至是而弟決然辭去一切職務，赴滬之意決矣。」（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7月，孫中山模仿蘇俄，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自任主席，以鮑羅廷為顧問，委員有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伍朝樞、邵元沖。這個人事安排也頗費苦心，胡漢民、伍朝樞、邵元沖三人被視為右派，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三人被視為左派，可以說是一種權力制衡。

7月3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討論《彈劾共產黨案》。孫中山沒有出席此次會議，會議的爭論因擬請鮑羅廷擔任國民黨政治局顧問而起。「張繼反對這一提議。張繼首先談了他與鮑羅廷的談話情況（6月25日），並堅持認為，鮑羅廷無論如何不能當我們黨的顧問，因為他說國民黨已經死亡。張繼作了長篇發言。譚平山表示反對。兩人進行了辯論。」（《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

7月13日，陳獨秀寫信給維經斯基，提出：「我們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們應該有選擇地採取行動。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形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

7月中旬，離開廣東的馮自由寫信給孫中山，指責孫中山偏袒共產黨，並要孫中山道歉。「漢民、仲愷、精衛等以身跨兩黨之故，仍首鼠兩端，多方為共產黨袒護，致令此關係本黨命運之大案作無形的消滅，而亦漠然置之，殊屬令人大惑不解。弟以為，今日挽救之方法只有二事：一請公（孫中山）毅然向黨員引咎道歉，以平多數黨員之公憤；二應將共產黨員一律除名，並將引狼入室之漢民、仲愷、精衛等嚴重懲辦，以為循私害公者戒。」（馮自由《致孫中山先生函稿》，《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1期）

7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五號通告：「須努力獲得或維持『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的實權』在我們手裡，以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儘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

8月1日，上海的國民黨員何世楨、喻育之等八十多人上書要求孫中山「命令共產黨員全數退出本黨，並予傾向共產黨者以嚴重製裁」。（上海《時報》1924年8月4日，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

國民黨一大召開後，在各地成立執行部，為此國共兩黨的爭權奪利全面展開。本打算去哈爾濱設立執行部的居正，就遭到李大釗的反對。「先是，余（居正）告奮勇赴哈爾濱辦執行部，總理許之。嗣以李大釗言余之去哈，意在販賣鴉片，總理怒，不許去。蓋共產黨深恐余在東北，妨礙彼等行動，故以蜚語中傷之。其實余以李大釗系讀書人，初到上海，余招待之，傾談一切，同志徐瑞霖以哈市商業為問，因涉及蘇俄互市情形，詎知李包藏禍心，仲愷亦責余不應信口開河，余始知有失言之咎，乃即日離廣東，閉門思過。」（《居覺生先生全集》，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對於國共合作，國民黨的提法是「容共」，共產黨起初也認同「容共」這種說法，但隨著共產黨勢力的壯大，共產黨不滿於「容共」一說，而提出了「聯共」之說。

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後，即打著國民黨的旗號，宣傳自己的主張、壯大自己的勢力，為此各地的國民黨員向中央檢舉。如張德惠檢舉在京漢鐵路工作的張國燾，中央監察委員會認定張國燾等共產黨「乃握本黨之權而努力於共產黨之宣傳與組織」。王文彬、鄒德高、金家鳳、毛一鳴等，檢舉北京以及北方的共產黨破壞國民黨黨務、不忠於國民黨、把持國民黨黨務等。為此，國民黨不得不召開一屆二中全會解決國共糾紛。

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一屆二中全會），討論解決張繼等提出的彈劾共產黨人案。

8月19日，國民黨舉行中央全體會議，討論國共問題。張繼、謝持、覃振等人主張國共分立，瞿秋白就黨團問題作了解釋。「既准跨黨，便不能無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然有一個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之行動。……若其行動有違反宣言及章程之處，則彼輩既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盡可視為本黨黨員，不論其屬於共產派與否，即以本黨之紀律繩之。……若此次會議決分立，大可謂共產派之發展足以侵蝕國民黨，若不分立，則共產黨之發展，即系國民黨中一部分之發展，何用疑忌？」（瞿秋白《對於監察委員之彈劾案之答辯詞》，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

8月20日，孫中山主持中央政治委員會，討論通過「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及中國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兩種草案。

8月21日，繼續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經過討論，同意政治委員會所提出的兩種草案。會後，中央執委會發表訓令，說明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的目的。此前，在6月胡漢民就提議設立類似的國際局，孫中山與鮑羅廷也同意了，後因鮑羅廷態度消極而無果。

最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頒發有關容納共產分子問題之訓令》。訓令指出：「本會討論結果，以為黨內共產派所以有黨團作用之嫌疑者，由於此等印刷品（中共文件）其性質非屬於公開，而屬於秘密。既屬於秘密，則無論其對於本黨懷有善意，抑懷有惡意，而常易被認為惡意。……中國共產黨之活動，其有關於國民革命者，本黨實有周知的必要；否則對於國民革命，無從齊其趨向與步驟。中國共產黨對於黨員之加入本黨者，施以指導，俾知對於本黨應如何儘力，尤於本黨之黨務進行、黨員紀律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本黨更不能不過問。倘使中國共產黨關於此等決議不付之秘密，本會敢信黨團作用之嫌疑必無從發生；而今者補救之方法，方惟對於此點而求處置。顧中國共產黨黨員對於中國共產黨之關係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國共產黨對於第三國際之關係亦有守秘密之必要。本會有見於此，故決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內設國際聯絡委員會。其職務之一，即在直接協商中國共產黨之活動與本黨有關係者之聯絡方法。如是則本黨之最高黨部一方面對於中國共產黨負保守其秘密之義務；一方面對於本黨黨員負了解本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關係之義務。黨內之共產派所被黨團作用之嫌疑必無形消釋，而黨員之對於共產派亦無所其猜忌。」（《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8月30日，孫中山在全會最後一次會議上講話時，提到張繼等人不服從自己，就說了下面一段氣話：「如果所有的國民黨都這樣，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

鮑羅廷就此次會議寫了份報告給共產國際——《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討論與共產黨人關係問題情況通報》：「中派（孫中山）希望建立一個直屬中央政治局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它應得到第三國際的所有指示，這樣就可以切斷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繫。」

中共中央對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很不滿，認為鮑羅廷中了孫中山的圈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閉幕後，在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寫信給維經斯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已經閉幕，這次會議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中山等人的態度在口頭上保持中立。

他們不能同我們的同志爭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動派，但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我們必須反對這種行為。可是鮑羅廷同志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絕對不同意這個建議，並指出，鮑羅廷同志上了孫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鮑羅廷發去電報，說明了孫中山等人的這個陰謀，以及這個建議和我們黨絕對不承認任何這類決定將帶來的不良後果。但遺憾的是，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上作出了這種決定。」（《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

10月初，中共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批評鮑羅廷和瞿秋白。「在國民黨內成立干涉共產黨事務的機構，是國民黨中派很早的想法，是由孫逸仙博士在會前直接提出來的，現在採取了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形式。成立這個機構的原因和目的（即解決兩黨關係問題，包括消除似乎在國民黨內正在建立共產黨支部的懷疑），是國民黨代表（汪精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同志）和中共非正式代表（瞿秋白同志）之間談論的話題，並且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達成了協議。瞿秋白同志和鮑羅廷同志在國民黨政治局會議上默認了關於國民黨內共產派問題的決議案的第四條，並讓它通過了。

中共（中央）執委會認為，這等於共產國際和中共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黨活動的機構，這一條將被國民黨用來作為干涉共產黨活動的依據。」（《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

對此，鮑羅廷認為這種做法只是「哄騙右派之一種方法，事實上該項工作，殊難實現」。（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

在對待國民黨問題上，鮑羅廷與陳獨秀有分歧，1924年10月8日，瞿秋白寫信給鮑羅廷：「寄上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革命策略的決議及關於國民黨中央全會的決議。從中可以看出，在這些問題上您同中共中央之間有某種程度上的原則分歧。」（姚守中《瞿秋白年譜長編》）

儘管早在8月份國民黨就召開一屆二中全會，以解決國共兩黨糾紛，但共產黨仍然我行我素，為此張繼憤然辭職。10月中旬，張繼上書孫中山：「自八月大會（一屆二中全會）以來，共產派背行無忌，繼恥與為伍，請解除黨職兼除黨籍。」（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12月4日下午，北上的孫中山在天津拜訪張作霖。「先生（孫中山）又感謝張氏（張作霖）歷年來的幫助。張（作霖）乘興對先生謂：『我是一個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也）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我不辭流血』云云。」（尚明軒《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

張作霖還對汪精衛說：「我以前以為孫先生是一個什麼難說話的人，今天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溫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國公使都不贊成孫先生的，大概因為孫先生聯俄呀：你可否請孫先生拋棄他聯俄的主張？我張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國公使都和孫先生要好的。」（汪精衛《對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

1925年1月7日，國民黨內有人成立了國民黨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這個同盟會主要是針對共產黨而成立的。該會提出：（一）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開除；（二）不信任汪精衛等包辦黨務，請孫中山另外指定公正黨員辦理黨務等。

該會次日與「各省區國民黨護黨同志駐京辦事處」共同集會，「雙方決定，暫不直接提出根本否定『容共』政策，驅逐共產派的要求，分由兩會各自依據護黨目的，發布公開文電，爭取全黨同情，以確保黨權不落入共產黨人之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3月8日，馮自由、江偉藩等人在北大成立「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

5月18至25日，國民黨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接受孫中山遺囑。5月24日通過《關於確定最高原則事訓令全體黨員》：「我全體同志讀此決議，便可明瞭中國共產黨員之加入中國國民黨，係為接受本黨之主義與政綱，而負實行國民革命之責任者。

本黨為使國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絕任何派別之革命主義者加入，從前中國革命同盟會時代，即系如此。惟既加入本黨者，在取得本黨黨籍中，其責任與義務完全與一般黨員無殊，此則至為重要者也。」（《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俗話說的好，親不親，階級分。

你凱申公若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在我大日本帝國仍不失封侯之位。

若是被gcd鬧成了革命，怕是就是就要掉腦袋了。

用現在的話語來解釋：抓住政治正確，試圖不戰而屈人之兵。

歷史上看，「反對革命」對於所有統治者來說，都是同樣的政治正確。20世紀20、30年代，反共產主義革命同曾經歐洲反資產階級革命如出一轍，都被各國政府視為威脅統治穩定的最大威脅。

反共是那個時代最大的政治正確，是各國統治者的共識和共同語言。結成三國軸心的馬甲是《反共產國際協定》，英法綏靖政策的初心也是防共、反共，而從4.12事變開始國共十年血戰也能看到國民政府力圖鞏固統治的決心。因此，日本通過「清共」這個共同利益向國民政府伸出橄欖枝，自然順理成章。

只不過，在日本全面侵華的嚴重威脅之下，現實威脅和政治正確，何為心腹大患？何為癬疥之疾？蔣公只要不是弱智，絕不可能在「滅國」和「反共」之間選擇前者。只有汪精衛之流的野心家和失意者，才可能會選擇「愛拼才會贏」。

因為日本人認識到tg是最堅定的抵抗者，雙方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而國民政府中很多人是有可能被收買的。

關於tg的論斷請看戰後防衛廳戰史研究室的華北治安戰

1.國共兩黨確實積怨很深，當時的聯合抗日是迫於日本侵略的壓力，基礎並不穩固，可以說是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在蔣心中日本和中共都是心頭大患，中共恐怕更甚於日本。

2.有汪精衛的前車之鑒，可操作性比較高。

3.老蔣也是要面子的人，說直接投降也太直白了，總要有個借口嘛。

騙國民黨滅掉八路，敞開通向重慶的門戶，我覺得蔣介石也不至於這麼傻逼吧？

從武漢攻重慶和從西安攻重慶，怎麼看都是西安放向的補給線短，更有利於日本進攻重慶的後勤維護。

找個台階

日本人要是不把老蔣逼得這麼緊，老蔣也能「量中華之物力，結列強之歡心」。

找共同點去消滅不一樣的。國共的共同點是都是中國人，國民黨和日本帝國的共同點是都是資產階級政府

謝邀。

為什麼清軍靠屠殺漢人能夠得天下，不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嗎？ - 白頭豕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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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民族敵人來鎮壓人民革命是必然選項，不僅洪承疇吳三桂會這招，巴黎公社時期的法國資產階級也會求助普魯士，十月革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也會求助英法，清末的慈禧也懂得寧與友邦不予家奴，民國的蔣介石也懂日寇之害不及tg，攘外必先安內。」

此回答正解

這……拉關係當然要用共同敵人來建立友誼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況且敵人的敵人本來就是他的敵人。

清朝取代明朝的一個原因就是階級矛盾大於民族矛盾，清朝在統治尚未穩固的時候是沒提削髮易服的。

日本人也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也妄圖用階級矛盾來促使國民政府不看民族矛盾

怎麼著也要給老蔣和自己一個台階下啊，要不然前期牛皮吹得山響，又是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又是堅決不和國民政府和談的；總要找點理由讓大家面子上過得去嘛，不過老蔣更會玩一面把隊站穩，一面默契的日本一起剿共，甚至還出現雙餉兵這種奇葩存在，我實是佩服

中共是抗日中堅力量之一，果黨也是，而且兩方還有根深蒂固的矛盾。日本不只是拉攏果黨的人，中共裡面也是有出漢奸的。只是果黨的有點多。再說這兩個當時真打起來還不是日本人佔大便宜啊。

二者都是反共的老戰友啦。四一二期間，日本財政部軍部領事什麼的老蔣就聯日清共都不知達成過多少共識了。不過是日本的一廂情願吧了，汪某人已經把蔣先生的最後一塊跳板抽走，真想當千年老二當初四一二就不會以下犯上了

俗話說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因為共產主義是當時全世界資產階級政權的公敵，原因很簡單，你看看那些無產階級政權掌權後該國舊富人權貴的下場

這就是階級仇和民族恨的取捨啊...

納粹是真的反共好么。這裡的反共主要指的是反蘇聯。英法為什麼放縱德三，還不是因為想讓德三去懟蘇聯。小鬍子上位的時候直接就把德共弄死了。本子也是各種殺共黨和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