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為什麼會出現持續數百年之久的戰國時代？
附議 @魏峰
幹嘛不開專欄，或者直接投稿到日本戰國史專欄不也挺好嘛回到問題本身，單純的地理決定論或者地緣政治理論只能反映日本歷史的一個側面，而且可能還是一個比較小的側面。
先說一下我自己的一個判斷或者說是理解：日本從律令時代到江戶幕府時代的政治變遷，就是一個不斷探索日本特色中央集權制度的過程，而在這樣的一個制度形成之前，沒有任何一個政權能切實有效地對地方勢力進行直接控制，分裂百餘年的戰國時代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但是真說起來，日本戰國的分裂時間真的很長嗎？硬要算起來，哪怕是按照從應仁之亂到大阪夏之陣結束這個最長的時間來看（1467年-1615年），也不過是148年，其實也算不上多長對吧。
當然我也不是為了吐槽才來寫這回答的。
中國自秦始皇建立秦帝國之後，國內的動亂基本可以歸納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奪權鬥爭，一種是底層百姓反抗壓迫，而像唐末藩鎮割據這種因中央喪失對地方的控制而形成的大規模動亂以及清末的東南互保，則是比較特殊的情況。
與中國不同的是，在江戶幕府之前，日本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政權能對地方進行強有力的統治，即便是在照搬唐制的律令制時代，當時的朝廷對地方的控制也沒有那麼強，班田收授法和公地公民制無法順利推行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而這種對地方控制的乏力，或許正是源自部民制的殘餘。公元7世紀左右，日本在遣隋使、遣唐使的促進之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後世稱之為大化改新。但實際上，在大化改新之後的新朝廷里擔任要職的貴族，大部分都是部民制時代的豪族。也就是說，雖然有個「改新」的名號，大化改新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換湯不換藥的——大陸的先進位度超越了當時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這種上層建築是與經濟基礎脫鉤的，因此它並沒有使日本順利躍進中央集權時代，作為部民制殘餘（很可能並不是「殘餘」，而是大部）的豪族仍在朝廷里佔有重要的地位。
律令制度的推行地方上同樣面臨著部民制殘餘的阻撓，前面提到過班田收授法和公地公民制的推行受阻，此外還有戶籍制度的推行失敗，也體現了這一點。律令時代曾先後推出過「庚午年籍」、「庚寅年籍」等戶籍制度，並且有每六年造新戶籍的規定。但實際上這套所謂的戶籍制度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而六年一造的規定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
緊接著，在平安時代前期開始萌芽的莊園的出現，可以說完全宣告了律令制體質之下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的全面死亡。莊園是一種私人土地佔有形式，肇始於律令時代的「墾田永年私財法」，這條法令允許新開墾的土地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歸私人所有。這tm就很尷尬了，因為允許土地的私人佔有無疑是和中央集權所鼓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相悖的。因此，私人土地佔有，也就是莊園的出現，意味著中央政府的權力被分割、削弱了。
尤其是在莊園發展到後期，各地的小莊園為尋求「不輸不入」（不納租稅，不接受地方政府的檢查）的特權，紛紛將自己的莊園寄進給中層貴族和寺社以尋求保護（類似以所有權換取莊園的使用權和部分經濟收益）；而中層貴族和寺社又把莊園寄進給藤原氏為代表的上層貴族和與之關係密切的大寺社，從而形成了層層遞進的土地私人佔有形式。藤原攝關家在攝關政治時代一度權傾朝野，同時也是全國最大的莊園主，攝關家嫡流出身的慈圓就在其所著的《愚管抄》中評價自己的家族為「一天四海之巨害」。
因此，在這樣一個朝廷無法直接掌握土地的情況下，地方具有離心力可以說是非常正常的，而這也應當是理解日本中世之後動亂頻仍的重要前提。
（挖坑預定，不一定會填掉）倉促回答，僅作拋磚之語，若有疏漏，還望提醒；
自源平合戰，源賴朝建立第一個武家政權起，至德川慶喜大政奉還而終，這百年間連續有三個享柞長久的幕府，其中，又以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對全國的掌控力最為薄弱，其建立及衰落的歷程又與我國西周有相似之處。鎌倉幕府末期，職權北條氏一家獨大，鎌倉幕府的統治模式已經由一個法家治下的理性政治轉變為北條氏一家獨大的專治格局，之前作為幕府臣屬的各御家人（即早年擁立源賴朝起兵，因此獲得封地的封建領主，北條氏為也是其中之一），如今也不復當年的輝煌，幾乎淪為了邊緣族群，而北條氏的內臣（即北條家臣）則成為了朝政的把持著，甚至一度僭越本家成為實際掌權者。至抗元戰爭之後，幕府對於參戰御家人的恩賞請求遲遲未能滿足，同時北條氏的貪婪引起各御家人的仇視及反抗，貧困御家人對農民的剝削，後醍醐天皇不斷於各地煽動對幕府的不滿，最終導致「正中之變」，公家與幕府，北條氏與御家人，幕府與平民的矛盾急速激化，7年後，「元弘之變」爆發，各地反北條勢力蜂擁而起，然而此時北條的勢力依然不可撼動，2年後，幕府派大軍征討近畿、中國的叛軍，作為征討大軍的主力之一，清河源氏義家嫡流、御家人足利尊氏于丹波反戈倒幕佔領京都，同時，新田義貞於上野起兵得到關東武士支持攻破守衛空虛的鎌倉，北條一族於東勝寺全部自焚而死，鎌倉幕府滅亡。其後建武新政打壓武士集團，尊氏借中先代之亂返回鎌倉平叛並與新政對抗，此後尊氏於京都擁立持明院統一係為天皇建立北朝，後醍醐天皇于吉野建立南朝，南北朝共持續66年於三代目足利義滿忽悠南朝交出三神器，南北朝合併而告終，終於廢話說完了，開始進入正題。室町幕府的建立之初，除京都外，還設立鎌倉府，任命自己的三子足利基氏為鎌倉公方，同時，早
期追隨尊氏的地方豪族如尊氏舅舅上杉氏、近江佐佐木氏、播磨赤松氏、山陰新田支流山名氏等勢力逐漸膨脹，同時幕府「三管四職」小者五六國，大者十餘國，至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之時，以《大日本史》、《續日本史》、《續本朝通鑒》、《後鑒》、《明德記》等史料來看，山名氏清領有丹波、和泉、山城，山名時義領有但馬、備後、伯耆，山名滿幸領有丹後、出雲、隱岐，山名義理領有紀伊、美作，山名氏領有的領國當是十一國守護職，被稱為六分一家眾、六分之一殿、六分之一氏。可想而知，幕府建立之初即埋有巨大隱患。 -----------------------------------------繼續更----------------------------------------------------------------------------
那麼我先分析下為什麼鎌倉幕府滅亡時未能出現如戰國般長達百餘年，波及全國的大範圍動亂，首先，鎌倉幕府末期，只有一個公敵，那就是北條氏，北條氏滅亡後，武士與公家的矛盾激化，此時的對立雙方為尊氏和後醍醐天皇，或者說是擁護朝廷的武士，如「三木一草」，和對抗朝廷的武士，如足利一族、佐佐木、大友氏、少貳氏等，在南北朝早期，尊氏迫於大義名分一度受挫，在得到光嚴上皇院宣之後號召九州豪族向京都進軍，在兵庫和田岬擊敗新田義貞軍，在湊川之戰全殲楠木正成的軍隊，隨後攻佔京都擁立光嚴上皇之弟豐仁親王為光明天皇，第二年後醍醐帶著三神器逃往吉野，南北朝成立，此時雙方的實力以北朝略佔上風，並未如應仁之亂般出現戰爭膠著、家族分裂（儘管足利家內部曾出現短暫分裂）、下克上的局面，首先因為北畠顯家、新田義貞的相繼陣亡使得南朝大傷元氣，轉攻為守，其次此時各族的武士團體內部並未有強大的家臣在地方有足夠的勢力挑戰本家，最後，後醍醐在逃出京都3年後病逝，後來的南朝天皇並無魄力與能力發動對北朝的攻勢，後來的楠木正行兄弟及足利直冬只能算南朝的迴光返照。----------------------------------------------------------------------------------------------------------------------------------------室町幕府的一二代目大多時候都在忙於平定各地的叛亂，至三代目義滿於1367年11月以十歲幼齡繼任幕府將軍，細川氏一門獨攬了室町幕府的大權，細川賴之實施應安大法，強化了土地的支配，並對京都和鎌倉的五山制度進行整備，強化了對宗教的統治，同時向南朝的勢力圈九州島派遣今川貞世（了俊）、大內義弘，弱化了南朝在這些地區的統治。這段時間各地方守護的勢力逐漸鞏固，同時幕府內部對於權力的爭奪日益白熱化，1379年，反對細川賴之派的守護大名斯波義將、土岐賴康包圍了義滿的邸宅，要求罷免賴之。因此賴之被免去了管領一職，以斯波義將代之。（康歷政變）此後幕府中的人事全被斯波一派取代，斯波義將下達了討伐賴之的命令。但足利義滿卻在翌年以賴之是元老為由赦免了他，讓細川和斯波兩派並存互相牽制，藉此增強了將軍的權力。在戰亂已經結束，全國都歸於室町幕府的統治之下時，佔有具有戰略意義的東海地區三國（伊勢、美濃、尾張）的土岐氏對幕府來說已經由輔翼變成了障礙。在之前對幕府來說是對抗南朝的重要力量的土岐氏，戰鬥結束後，就變成了對幕府統治的妨礙。於是足利義滿開始了削弱土岐氏的行動。他首先利用土岐一族內部的矛盾，對土岐康行進行了挑釁，康行果然中了計。1389年，土岐一族的內戰在尾張黑田發生。義滿藉機派出了討伐軍，康行不得不與幕府軍作戰，並背上了叛亂之名。大概是黑田之戰十個月後，土岐氏的最後據點小島城被攻陷，康行投降，土岐三國守護被剝奪，總領移至康行叔父土岐賴忠，封得美濃守護，尾張則封給了康行之弟土岐滿貞，土岐氏被嚴重削弱。同時，面對山名氏龐大的勢力，義滿繼續開始收割韭菜，對於山名氏內部紛爭，義滿利用山名氏清與山名滿幸一同討伐山名時熙兄弟，其後，山名氏清、山名滿幸裹挾山名氏家、山名義理反叛幕府，史稱「明德之亂」，山名氏大敗，除了降服幕府的山名氏家依舊領有因幡以外，但馬國賜予山名時熙，伯耆國賜予山名氏之，之前領有十餘國，號稱「六分一家眾」的大大名山名氏，經歷明德之亂後，僅剩下三國的守護職，但明德之亂後的山名氏並沒有一蹶不振。1391年明德之亂後，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成功的遏制了山名氏的擴張，將山名時熙家族的領地從十一國減少至但馬國、因幡國、伯耆國三國。但是在此役中，大內義弘因功獲得和泉國、石見國和紀伊國，加上原有的周防國、長門國、豐前國，大內氏擁有了六國領地，成為關西最有實力的大名。同時，大內氏通過壟斷對明朝的勘合貿易積累大量財富，並在結束南北朝的談判中十分活躍，獲得了很高的威望。這些因素都促使足利義滿轉而謀劃削弱大內氏。應永四年（1397年），大內義弘奉命與大友氏一同討伐南朝殘黨少貳氏和菊池氏。六年，大內義弘奉命前往京都，途中宣布反叛幕府，率領五千人據守堺，等待鎌倉公方足利滿兼的起兵消息，準備東西夾擊京都，然而鎌倉並未起兵，大內義弘陷入孤軍奮戰。十二月廿一，堺城被畠山基國攻佔，大內義弘戰死，大內氏此役後由大內盛見保留了周防、長門和豐前守護的職務，實力一蹶不振，很久之後方得以復興。山名時熙、畠山基國等人則通過從軍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獲得了幕府的信任。幕府通過多場戰爭強化了自己的實力與權威，然而，一個氏族衰落的同時必有另一個氏族隨之崛起，幕府就算出現足利義滿這樣的強主，尚且不能避免多強並立的局面，那這樣的強主死去之後，後來的將軍是否還能維護幕府的權威實現將軍的權力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這也就是為什麼室町幕府的衰落會導致整個全國性政權土崩瓦解的原因了，然而幕府的衰落與西晉司馬氏的作死異曲同工，都是禍起蕭牆。四代目足利義持統治期間，原來被懷良親王所壓制的九州地區大名大友氏、大內氏、菊池氏歸附幕府；但關東地區卻由鎌倉公方統治，處於半獨立狀態之下。雖然仍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但義持能承繼義滿的政策，令政治的小康狀態可以維持，是室町時代中比較安定的時代。1427年（應永34年），兼任播磨、備前、美作三國守護大名的赤松義則逝世，在赤松持貞的干涉下，義持剝奪了義則之子滿祐的繼承權，導致赤松滿祐出奔播磨，準備叛亂。不久足利義持誣稱赤松持貞同高橋殿（足利義滿的一名側室）通姦，迫令持貞切腹。這次事件削弱了赤松氏的勢力，強化了幕府中央集權，同時為後來「嘉吉之亂」埋下伏筆。翌年正月，義持在浴室里撓傷了臀部並受到了感染，不久死去，享年43歲。由於義持死後沒有立繼承人，幕府決定讓義持的弟弟梶井義承、大覺寺義昭、虎山永隆、義圓四人，由抽籤方式選出一人擔任將軍職。最後義圓被選中，改名義教，成為六代目（五代目死於四代目之前）。然而，此時鎌倉公方四代目足利持氏對六代目的繼承合法性非常不滿，鎌倉與京都頓時劍拔弩張。所謂鎌倉一亂關東亂，關東大亂天下亂。鎌倉公方足利持氏曾與義教爭奪過將軍之位，因此心恨義教。此前的年號問題、比叡山詛咒問題、以及後來1438年（永享10年）嫡子足利義久元服之際拒絕拜請義教的偏諱（根據當時慣例，大名的兒子元服後要拜領時任將軍的偏諱）等事，使鎌倉公方與室町幕府間的關係劍拔弩張。關東管領上杉憲實曾就拜領偏諱一事勸諫持氏，但被持氏拒絕和疏遠；因此上杉憲實逃回領國上野，向幕府報告了鎌倉公方謀反之事。足利義教趁機同上杉憲實結盟，拉攏關東一帶的諸大名形成對足利持氏的包圍網。1439年封持氏為朝敵，同年11月出兵關東（永享之亂）。足利持氏大敗，剃髮出家以示投降歸順。但義教不顧上杉憲實的請求，逮捕並殺害了持氏一家。義教平定鎌倉之後，足利持氏的遺孤安王丸、春王丸兄弟投奔結城氏朝，並於1440年（永享12年）舉兵叛亂（結城合戰）。幕府命令已經隱退的上杉憲實再次出山鎮壓叛亂，遭到關東諸大名的頑強抵抗，最終因彈盡糧絕而在翌年4月成功鎮壓叛亂。安王丸、春王丸兄弟在押往京都的途中被斬。鎌倉公方在關東深耕多年，卻被幕府斬草除根（當然後來證明並沒有）引發關東各豪族不滿，關東表面上臣服於幕府和關東管領上杉氏，然而表面的風平浪靜還是無法掩飾背後的風起雲湧。
足利義教試圖控制地方的有力守護大名，積極介入大名的家督繼承紛爭。他將大內持世、赤松貞村等心腹擁上家督之位，同時暗殺了反對自己的一色義貫、土岐持賴等守護大名，約在1437年（永享9年）左右，京都風傳足利義教欲將赤松滿祐的領地剝奪，轉封給親近義教的赤松貞村，引起了滿祐的不滿。嘉吉元年（1441年）6月24日，赤松滿祐慰勞從關東歸來的義教，在自己的府邸宴請義教。足利義教率少數親信來到赤松氏的府邸。在觀賞猿樂的時候，突然有馬被放入屋敷之內並且關上門的聲音。義教高聲問道：「怎麼回事？」（何事であるか？）身邊的三條實雅答道：「大概是雷鳴吧。」（雷鳴でありましょう）此後障子被放開，身著甲胄的武士紛紛闖入座敷之內，赤松氏的家臣安積行秀砍下了義教的首級。隨行的山名熙貴當場被殺；細川持春被砍斷了一隻手臂；京極高數、大內持世身負重傷，次日死去；三條實雅果敢地抓住赤松氏武士的太刀，被砍昏倒，幸免於難。將軍被殺後，室町幕府陷入混亂之中，滿祐、教康父子趁機回到播磨。「嘉吉之亂」就此爆發，幕府將軍與大名們再也沒有了以往的溫情脈脈。赤松滿祐召集同族及武士，迎立足利尊氏庶長子足利直冬之孫足利冬氏為將軍，並改名足利義尊。室町幕府派兵討伐，於同年九月攻下書寫山坂本城，迫使赤松滿祐逃亡城山城，不過九月十一日就將此城給攻破，赤松滿祐放火自盡。嘉吉之亂後，赤松氏的領地轉給了山名氏，使得後者勢力逐漸擴大。山名氏與細川氏的矛盾最終造成了發生在1467年的應仁之亂。然而各強力守護大名的國內也悄然發生著異變，各國豪族勢力崛起，成為守護大名的家臣或守護代，原強大家臣則僭越主家，陪臣執國命，同時主領家與庶子家的分裂也頗見嫌隙。後來爆發的應仁之亂使得幕府體制徹底崩潰，亂世的到來加速了這種裂痕愈演愈烈，進而波及全國。由於七代目義勝早死，八代目足利義政被立為將軍，以管領畠山持國，細川勝元輪流主導幕政，同時，1449年（寶德元年），成氏被舊部擁立，得到室町八代將軍足利義政（時名義成）的首肯，就任第五代鎌倉公方，足利成氏認為其父之死是因為關東管領上杉憲實不忠所致，故極力與上杉氏對抗，。享德3年（1454年），成氏趁山內上杉家家宰長尾景仲不在鎌倉，謀殺關東管領憲忠，引發享德之亂。享德4年（1455年），成氏雖然在分倍河原之戰和小栗城（現茨城縣筑西市內）之戰等取得優勢，但是後來室町幕府決定討伐成氏，並且在同年6月派今川范忠前往支援上杉軍，而且趁成氏遠征期間，攻佔了鎌倉公方根據地鎌倉。其後，成氏以下總古河為新據點，自此稱為古河公方。
義政為了對抗成氏，在長祿2年（1458年），室町幕府任命足利政知為新任鎌倉公方，但是無法獲得關東武士支持的政知未赴鎌倉上任，而是在伊豆堀越（現靜岡縣伊豆之國市）建立御所，稱為堀越公方。其後約30年，主要以下野、常陸、下總、上總和安房為勢力範圍的古河公方聯合傳統豪族勢力，與主要以上野、武藏、相模和伊豆為勢力範圍的幕府、堀越公方、關東管領山內上杉家和扇谷上杉家勢力，將關東分為東西兩邊，交戰不斷。1464年義政計劃隱居，由於義政無子，便讓弟弟義尋還俗，改名義視，收為養子，當作繼承人，但是在1465年，日野富子出乎意料之外的為義政生下了一個男子，也就是足利義尚。富子希望義尚繼任將軍，因此拉攏山名宗全；而另一方面，足利義視向管領細川勝元靠攏，發現家族中就繼承問題出現分歧後，足利義政拒絕辭去將軍職，一直使用拖住的方法來逃避這個問題。早在1461年（寬正2年），足利義政下令罷去斯波義寬家督之位，由澀川義鏡之子義廉繼任斯波氏當主，澀川義鏡是堀河公方足利政知的執事，足利義政試圖利用此方法來獲得斯波氏的軍事支持。但不久義鏡因同關東管領上杉氏對立而失勢，義政轉而支持斯波義敏。斯波義廉得到山名宗全、畠山義就的支持，又有大內政弘的協助。在伊勢貞親、季瓊真蘂的計划下，斯波義敏於寬正6年（1466年）12月30日上洛面見義政，翌年7月23日正式下令斯波義敏繼任斯波氏家督之位，8月25日又任命其為越前、尾張、遠江三國守護，但是9月6日發生了武衛騷動，隨後發生文正政變，伊勢貞親、季瓊真蘂、斯波義敏等將軍的側近人受到守護大名的壓迫而逃亡，足利義政的家臣親信完全喪失，因此義政也失去了政治慾望。12月山名宗全召畠山義就上洛，應仁元年（1467年）正月義政承認其家督之位。畠山政長在細川勝元的支持下，與畠山義就、山名宗全等在京都開戰，長達十年之久的應仁之亂開始，將軍義政最初保持中立，後多次要求停戰，但此時將軍已毫無實力左右諸國大名，此後戰亂波及到日本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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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統一過，就像古代周朝為什麼會出現持續數百年之久戰國時代？
在亞洲所有國家中，日本是中國網友最反感，但同時關注度也是最高的一個。對這個歷史上給中國造成重大傷害，至今仍是中國崛起重大對手的島國，大家在反感之餘，也應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日本為什麼會反華？通過和中國做對，它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將來中日關係將如何演化？我們在此做一個詳盡的分析。
從板塊地緣格局上看，日本位於東亞大陸的海上遠端，由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四大島及7200多個小島組成，總面積37.8萬平方千米。國土形狀上，呈東北——西南長條走向，本土東面與東亞大陸和朝鮮半島隔日本海與東海相望，西面則是浩瀚的太平洋。
而內部地緣結構上，日本全境多山，山地成脊狀分布於日本的中央，將日本的國土分割為太平洋一側和日本海一側，山地和丘陵佔總面積的71%，平原稀少零散，且多在東部太平洋方向，良港亦多集中於此，西部面向東亞大陸一側則多是懸崖峭壁。
這種特殊的內外地緣條件，對日本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農耕時代，華夏文明是東方已知世界的唯一發達文明。體量和質量上的巨大優勢，使東亞各邊緣板塊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國的影響。只不過，由於地緣關係的不同，影響程度也大有區別。
就日本而言，由於其與中國核心區並不太遙遠，所以在農耕時代，他不可避免的受中國輻射。
只不過，這種影響是有限度的，具體來說，是僅限於文化和經濟影響，而非政治控制。
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中國本部核心區過於龐大而富庶，而周邊的邊緣地帶則普遍零碎和貧窮，這種差異的存在，使古代中國天然不存在海外擴張的動力，甚至連開展貿易的動力都很缺乏（周邊的經濟規模實在太小，與他們打交道獲利太少，佔領則更是得不償失）
其次，由於蒙古高原的存在，使中原王朝必須長期面對世界最強的游牧軍事力量威脅，這也使他無法在其他方向投入太多精力。
最後，東海的存在，使中日之間無法形成緊密且穩定的地緣聯繫。這種地緣上的隔離，使中原王朝雖有能力攻打日本，但卻無法將其納入自身版圖，甚至連建立宗藩關係的羈縻都很難做到。
正因為如此，終整個農耕時代，除了忽必烈的兩征日本外，其餘大多數時候，中原王朝都對日本的領土毫無興趣。
只是，中原王朝雖不可能在政治上控制日本。但並不代表中國對日本政治毫無影響。實際上，中國因素對日本政治的影響長期存在，而這種影響，又與日本特殊的內部地緣結構結合到一起，並從側面反映出華夏文明的興衰。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不妨從日本本部核心區的變遷中尋找答案。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提到，日本是一個山地國家，平原稀少且零散。這種地緣結構，意味著這個國家缺乏一個強大到足以壓制四方的核心區；再加上日本孤懸海外，唯一的大國中國又對他不感興趣，所以日本也沒有集中資源應對外部威脅的必要。這兩種因素相結合，意味著古典時代的日本，很難形成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諸侯割據是這個島國的必然形態。
不過，歷史上日本雖然沒有哪個次級地緣板塊能夠一家獨大，但相對強盛的板塊還是有一些的，分別是以江戶（東京）為核心的關東平原；以京都——奈良為核心的關西平原（又名近畿平原、大阪平原），以及四國島、本州島最西端和九州島西部沿海的低地（我們可稱為泛九州地區）。
如果以自身地緣實力而論，關東平原是三者中最強的、關西平原次之——而且二者都位於本州中部，適合控制整個日本，是日本兩大核心板塊。至於泛九州地區，無論在地緣格局和實力上都遠遜於前二者。
按照常理，關東平原規模最大，理所當然的是日本最核心的地緣板塊。但實際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關西平原才是日本的核心。至於九州和本州西的狹長地帶，雖然本身地緣實力微不足道，但卻長期與前二者分庭抗禮，甚至後來明治維新時，發起倒幕運動的四強藩中，有三藩（長州藩、薩摩藩、肥前藩）都來自與這一地區，剩下的一個土佐藩也與他們相隔不遠。
為什麼日本會出現這種格局。從與東亞大陸的地緣關係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由於日本地緣實力實在有限，導致其原生文明成色偏低。而它又與農耕時代的世界最強文明——華夏文明為鄰。這種地緣格局，決定了古代日本文明發展過程中，「漢風」的魅力要遠遠大於原生的「和風」。直白點說，就是與中國往來更方便的地區，其文明程度也就更高。
既然如此，古代日本的歷史脈絡就很好理解了。
首先是本州西和九州島。這一板塊低地平原有限，但卻遍布港口，而且是日本本土中，與中國核心區以及朝鮮半島相隔最近的地區。尤其是長崎，距離長江出海口不過750公里。
與東亞大陸地緣關係的相對緊密，極大的提升了泛九州地區的文明成色。雖然地緣格局上偏居一隅，且地緣實力有限，但依仗來自中國的「支持」，他們卻在相當程度彌補了這一不足，使他們雖不足以號令日本，但卻可以雄霸一方，與本州的關東、關西兩大核心板塊分庭抗禮。
其次是關西平原。雖然關西平原自身體量不如關東平原，但位置更靠西，能更好的接受來自華夏文明的輻射，而且，由於其位於風平浪靜的瀨戶內海以內，相對於直面太平洋的關東平原，關西不僅能直接輻射瀨戶內海的兩岸低地，進而提升整體實力，並且在交通上也更適合古代的水上通行。
正因為如此，日本從相對靠譜的彌生時代開始，經古墳時代、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直到幕府時代來臨之前，關西一直是大和文明的本部核心。日本的京城也一直在這一區域。
關東平原就比較悲劇了。由於區域更偏東北，接受華夏文明輻射的程度較低，所以空有更大體量，但在開發程度上，卻長期不如關西。
不過隨著時光的流逝，到中國的近古時期（宋元明清），也就差不多是日本的幕府時代，這一格局逐漸發生變化。關東平原後來居上，逐漸壓過了關西。
這種轉折的出現有其歷史必然性：雖然關西和九州等地在接受華夏文明輻射上有優勢，但經過千年的時光，這些文明成果也逐漸傳播到了關東。使得二者在文明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被縮小乃至抹平。在追平文明程度上的劣勢後，關東平原的體量優勢便逐漸顯現出來。
這一點，從日本京城的變化就可見一般。飛鳥時代的藤原京、奈良時代的平城京、，都位於關西平原東部的奈良。此處東倚群山，西面平原，天然輻射關西平原，但與日本其他地緣板塊——尤其是關東平原交通不便。
而到平安時代，日本遷都平安京——也就是現在的京都。京都雖仍位於關西平原，但卻是關西與東部陸路交通的關節所在。從京都出發，經過琵琶湖東南的狹長走廊，便可抵達夾在關東與關西之間的濃尾平原（東海地區核心，名古屋所在地），繼續沿海岸走廊向東，則通往關東平原。
京都的建立，意味著東海和關東的開發已經到了一定程度，日本已經由關西平原的單極核心，逐漸開始轉變為關西、關東二元核心。
而到幕府時代時，由於中國的農耕文明已經發展至頂峰，能夠傳播給日本的先進文明已經變得有限；加上後來元明清三朝皆與日本甚少往來（忽必烈征日戰爭導致元日隔絕，明存倭患、清則閉關鎖國），中國影響力大為削弱，這使得關西得到的外部支持相對削弱，關東平原逐漸成為日本的最大核心板塊。
這種地緣核心的變化，反應在現實中，就是政治中心的進一步東移。雖然天皇仍在京都；但實際的政治中心幕府卻逐漸轉移到了關東。
不過也僅就於此了。畢竟關東平原的實力優勢只是相對的，並不足以完全壓制關西；農耕時代的文明發展水平，也不足以將支離破碎的次級地緣板塊們融為一體。所以，終農耕時代，日本依舊是諸侯林立，依賴關東平原的三代幕府，雖是名義上的政治領袖，但對割據一方的諸侯也無可奈何。
甚至，關西地區還有可能翻身。著名的日本戰國時代中，以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為代表的關西勢力便曾力壓群雄，建立霸府。雖然最後仍敗於關東的德川家康，但也證明關東的優勢十分有限。
地緣結構支離破碎，核心地緣板塊又力量有限，不足以支撐一個足以壓制四方的中央政府。正是這種特殊的地緣格局，導致了古代日本的四分五裂。
直到近代，形勢才發生根本性變化。
近代的世界形勢，與古代已有根本不同。
工業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大幅提高了人類的交通能力，這對日本產生了兩方面重要影響：一方面，輪船的出現和近代航海技術的進步，大幅削弱了海洋的地緣阻隔作用，日本無法再像古代那樣以海為牆，阻絕外部勢力的入侵。
作為一個地緣實力有限，內部又四分五裂的農業國，日本在列強面前毫無還手之力。隨著歐美各國的進逼，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
如果應對這場千年危局？日本精英階層的回答很簡單，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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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第23章。喜歡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朋友，歡迎訂閱微信公眾號：yunshi911（長按可複製），收看全部地緣政治文章。
兄弟，你開專欄好么？
我已經取關了美國、俄羅斯、中東、地緣、伊斯蘭了~現在還得取關日本、中國歷史、日本歷史~我覺得應該先把這個問題改為 為什麼日本戰國只用了百餘年就結束了？
為什麼中國會在東周時期出現數百年的戰國時代？為什麼歐洲會在中世紀出現數百年的戰國時代？封建制下不都是這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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