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卻失敗了？

01-02

大家的答題熱情真是超乎了我的預料啊。

《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這本書恰好我也讀過，應該有資格來駁斥最高票答案。首先說明一點，這本書是一本非常非常值得推薦的好書，但最高答案 @Orz輝的解讀有許多微妙的誤導性，或者說許多解讀超出了這本書的範圍。

《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這本書的核心是驗證若干解釋工業化產生的假設是否具有解釋力，比如制度和人力資源是否有助於工業革命。這本書除了討論西歐外，也引證了一些中國和日本的數據作為橫向比較，比如中國（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和日本都有比較高的書籍印刷量。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引用中日數據的時候，提出的疑問是：為什麼中國和日本的某些數據看上去很好，卻沒有實現工業化？而且作者在全書中都沒有回答這個疑問。再說一遍，這本書中所有引用的日本的數據不是為了解釋為什麼日本可以實現工業化，相反，在這本書中日本和中國都是無法實現工業化的失敗例子。當然，讀者可以基於本書驗證的理論和數據加以引申，但這些引申全都超出該書的論述範圍，所以這些引申本身同樣是需要驗證的。

另一個具有誤導性的地方在於，這本書只討論哪些因素有助於實現工業化，但一個國家擁有某些更有利於工業化的因素並不直接等於這個國家更加「發達」，或者這個國家「領先」了。比如作者提出，一個國家如果在某些條件下人口較少，則更有可能實現工業化，因為在人口較少的國家，勞動力的工資更高，勞動力的議價能力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程度相應也更高。所以人口是一個影響工業化的因素，本書也驗證了西歐14世紀黑死病造成人口驟減對西歐的長期經濟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顯然不能說，西歐在14世紀病死的人比較多，所以西歐「領先」了世界其他地區吧？多澄清一句，我並不是那種認為不存在「發達」或者「領先」的虛無主義者，有一些領域是比較容易比較發展水平的，比如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識字率遠勝當時的中國，糧食畝產亦勝於中國。但在比較制度，特別是對前現代社會的制度作比較時，使用所謂「發達」、「領先」等詞語就需要非常審慎了。

最後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整本書討論的問題是哪些因素對於一個國家實現工業革命產生積極作用，這一點從書名上就能看出。但明治維新還是戊戌變法的成功與否和日本與中國是否會發生內生的工業革命並無關係。即使我們同意日本比中國處於更有可能啟動工業革命的歷史環境，或者承認日本確實領先了中國，也遠遠不足於解釋「為什麼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卻失敗了？」

如果真要說這本書和中國或者日本有什麼關係，那麼我讀完這本書確實有兩個疑問，不知是否有懂經濟史學的人可以解答：

1. 為什麼中國和日本分別擁有一些有利於激發工業革命的因素，卻無法實現內生的工業革命；

2. 中國和日本在20世紀是少數成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後發國家，這一成功與兩個國家在18、19世紀看上去更接近工業革命是否存在聯繫。

你們好，我是日本人。對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如下。（這是一篇以前在我的微博賬號上發表的文章）關鍵詞是「帝國」

我認為，中國，領土和民族構成來看是清朝的一個繼承帝國。

所謂的帝國，是跟眾人所知的那個帝國主義並不一樣的。帝國的概念，就意味著一個由於許多不同的民族來構成的複合國家。西方的歷史來看，英國是一個殖民帝國，俄羅斯是一個大陸帝國，現代的美國也算是一個民主帝國吧。自古以來世界帝國統治上宗教上有許多共同的特色特點，舉一個例子，她們有一門官方語音以統一整個帝國的溝通系統。這也可以說「普通話」吧。古代羅馬帝國的普通話是拉丁語，伊斯蘭帝國的普通話是古蘭經的阿拉伯語，現代美國的普通話是英語，由於美國國立甚強，英語已成為了世界共同語言了。中國古代朝代通過一種書面語的古文來實行整個帝國的行政。那自稱「大日本帝國」日本呢？日本人從遠古時代以來一直認識自國傍邊的一個先進文明的大帝國。所以為了吸收先進文明的精髓一直模仿著古代中國來建立一個「帝國」，採用了作為行政方面的官話的中國古文，模仿了大唐的律法以整備法制國家，就是大和朝廷。但是呢，你們所叫的「小日本」遠遠不如大陸的規模，民族構成也沒那麼複雜，不能成立一個帝國。古代天皇為了後代的日本國家鋪設了國家發展基礎，自己被武士階級取代了。級長繼續的武士統治結束後，明治維新時日本人換了建國的模特，採用了歐美的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清朝末期，有些中國知識階層當中的愛國烈士憂國深重，他們打算模仿日本的明治維新來推行國家現代化，可都失敗了。因為日本原來不算是個帝國，是一個比較平均的民族集體。可中國，原來含有各種不一樣的集體，民族不一樣，人種也不一樣，各地的地方話也不一樣，這種國家不能跟日本一般地統治。現代中國的課題是以學習西方的現代國家制度的模特、學習日本現代化的先例來實行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過程。這可能歷史上空前的。所以也挺難實行的。

從倒幕運動以後，日本政界里一直有個薩長集團。就是以薩摩和長洲兩個番的人為核心的，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幾個得勢番里的元老共同組成的集團。

這個集團掌握著國家的政權，我說幾個這個集團以前的名人給大家看看吧，這個集團是多麼的驚人。

明治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是薩摩藩的，木戶孝允是長洲藩的。

明治維新總設計師吉田松陰是長洲藩的，他的兩個有名的弟子，高杉晉助，久坂玄瑞。都是長洲藩的。

長洲五傑分別是，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山尾庸三，井上勝。全是日本歷史響噹噹的人物。

再加上日本軍神乃木希典，日俄戰爭的英雄東鄉平八郎，寺內正毅，山本權兵衛，伊集院五郎，松方正義。。。

即使到了現代，這個集團也執日本政壇牛耳，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就是長洲藩人，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前首相麻生太郎，薩摩藩人。外祖父吉田茂，外祖母的爺爺就是赫赫的大久保利通。

薩長集團就是利用親西方的立場積極主導日本變革的，他們也是靠著這個才能當政的。那你說日本有沒有徹底改革的決心？而且，伊藤博文這些人哪個不是學貫東西，老成持重的人，他們主持的變革怎麼會激進，怎麼可能會把既得利益者全得罪呢。

反觀中國，當時主導變法的是沒有實權的光緒帝，主持這個工作的是五品主事康有為，執行的都不是什麼正經的軍機大臣，只是一些章京，上書房行走。這些人普遍年齡太小，而且基本沒怎麼去過西方，康有為40多歲，算年齡大的了，他最多去過香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的想像，梁啟超只有25歲左右。光緒更不用說了。地方實權派，最著名的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都不太支持。這些老傢伙是當時中國最成熟的政治家了。也就只有個湖南陳寶箴還算支持。假設是慈禧太后主導的這次改革，執行的是李鴻章等人。肯定就有希望了，雖然不一定成功(這是鐵定成功不了的，滿清權貴只要的是人上人的地位，從未想過對中國好)，但是最起碼比康大忽悠強太多了。他們也想著一蹴而就，一下子拿出來的方案把滿清權貴全得罪了，根本沒想過他們會反撲。

同理，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就失敗了，小平同志找陳雲一商量，改革開放就成功了。

其他都是假的，有力量的人想變革才是真的。家裡的小孩子想換個蘋果八，可能沒人理，老父親想換個新車，明天就買來了！

說一個可能令很多人非常反感的看法：日本實際上在明治維新前100多年就領先中國了，中國變革的相對失敗以及後來的甲午戰敗都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

有一本書叫《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作者范贊登曾是國際經濟史學會的會長。本書依據現代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從人口、資本、制度和人力資源（知識）4個角度分析19世紀前，歐洲相對於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雖然這本書主要解釋歐洲的經濟增長，但是相關數據和邏輯，也恰恰可以說明中國19世紀之前可能就已經落後於日本了。

我們知道在前現代社會，困擾人均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增長的速度快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因此社會可能會陷入馬爾薩斯困境。晚婚晚育的西歐式婚姻，被稱為「現代婚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種婚姻方式極大的降低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從而有助於社會拜託馬爾薩斯困境，所以婚姻制度（家庭）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根據研究，日本在18、19世紀就有大量女性選擇22-25歲左右結婚。中國出現這種婚姻方式可能是新中國以後的事情了吧，之前中國民間阻止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方式，應該就是選擇溺死女嬰吧。因此其實中國很早之前婚姻制度上就落後日本了。

資本（投資）和制度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另兩個重要因素。在前現代社會，資本的利率恰恰是衡量資本稀缺程度，和政府制度可置信性最好代理的指標。

在這裡我稍微解釋一下政府政策的可置信性。甲午戰爭前後，日本的財政收入和中國差不多，這種國力和稅收的巨大差別，並不只存在於中日間。在歐洲，荷蘭、英國等國的稅負水平一直也高於西班牙、法國等國，而後者經濟相比於前者往往是落後的。之所以會存在這樣的差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政府的權力沒有有效的制衡，就會想方設法的攫取公民的財產。公民明白只要自己交稅的時候沒有隱瞞財富，以後的徵稅負擔會加重，因為政府承諾以後不增加稅收的承諾是不可信的，沒有人可以制約政府之後違約的行為。因此政府權力收到的約束越少，其稅率就會越低。

政府除了徵稅的時候政策違約，欠百姓債的時候也會有債務違約，而債務違約的概率越高，自然貸款的利息就越高，因此利率可以很好反應政府政策的可置信性。一個政府的權力收到更多的制約，可以借的錢越多，征的稅也越多，因此收到制約的政府反而可能力量更強大。同時利率低投資的成本更低，因此低利率是資本和制度很好的代理變數。可是根據研究，日本在18世紀的貸款利率就在12-13%左右了，和今天中國的民間貸款利率差不多，而19世紀上半葉（1850年以前），利率甚至在8%了。這個利率之低，可以很好的說明甲午戰爭中日本戰爭債沒有用完，而清廷戰敗後由翁同龢主持發行國債，居然沒有老百姓買。

最後是人力資本和知識。這兩項應該是長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不然經濟增長會陷入停滯。如果以每年出版的新書量代替知識，那麼日本在18世紀年出版量就是中國的兩倍以上了。更為恐怖的是日本1750-1800年的人均圖書量，和當時俄羅斯差不多，此時你還覺得100多年後日俄結果出乎意料么？所以中國文化的落後，其實是很久的事情了，而且不僅落後於西歐（年出版量是中國的10倍以上），居然還落後於旁邊的日本。

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看，中日之間在19世紀前沒有多少差別，熟練工工資與非熟練工工資的比值（以下簡稱「工資比值」）都算比較低。工資比值反應的是熟練工的供給水平，因此可以很好的反應社會的整體人力資本水平。中國工資比值非常低，甚至和同時期的西歐差不多，可問題是中國工資比值的南北差距明顯。南方熟練工的工資明顯低於北方，可是南方的經濟明顯高於北方，因此對熟練工的需求也高於北方。熟練工在南方的技術溢價只有40%，而北方在100%，所以可以發現是中國嚴重的地域人口流動管制，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工資比值的異常低，所以中國的人力資本在19世紀以前可能就已經輸給日本了，所謂工匠精神的差距根本不是短期的事情。

將經濟增長分解為人口、資本、制度和人力資本（知識）4部分，在1800年以前日本幾乎每方面都比中國強，因此中國制度、經濟、文化以及戰爭的相對失敗，其實具有非常多的必然性。可能這個結論傷害了某些人的虛榮心，可是也許正是這種自大，才讓印刷術的發明國的年圖書出版量，居然低於旁邊一個人口遠小於自己的國家。

我知道肯定有沒有讀過一點經濟學增長理論的人要在回復中駁斥我，或者質疑世界經濟史學會會長的數據，呵呵。當然如果你依據專業知識質疑我的猜想，對原書數據的解讀，我是歡迎的；但就不要用李伯重的大分流理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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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理解姜源駁斥我的邏輯，看的我一頭霧水。。。

首先我原文說了這是自己的猜想，自己只是引用了原書的數據，所以我這不是誤導讀者對原著的理解吧。。。

我論證日本人口改變用的是婚姻制度，姜源以黑死病為論據駁斥我不合適吧。我知道原書認為黑死病作為一種外生衝擊，造成歐洲婚姻制度（還有繼承製等）一定程度改變，還造成了勞動參與率提高，這些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是我並沒有認為勞動力稀缺就是進步，而是認為勞動力稀缺的制度原因具有一定的進步性（相比於溺嬰），所以我很不理解姜源用黑死病反駁我的猜想有什麼意義。因為我認可的是外生衝擊的果，而不是外生衝擊本身。。。

至於原書多次提到中國的數據不錯，問題是所謂的「不錯」是和阿拉伯世界比，並不是和西歐（北海國家）比，而且往往用的是中國南方地區的數據。我也像姜源一樣，希望大家讀讀原書，看看原作者到底是客氣，還是中國的各方面數據真的不錯。具體而言全書共9章，每個部門只討論一兩個問題，總的而言涉及和中國比較的，無論利率、書籍產量、婚姻制度、勞動市場參與率、人力資本，中國和歐洲都是差距十分巨大（其他的公共品、稅收制度等沒有好的數據比較），相比於日本也有差距。其中西歐是中國書籍年出版量至少10倍、勞動參與率至少20倍、利率低3倍，這些真的能算「不錯」么？唯一稍微不錯的是人力資本，可原書最後一章專門解釋可能原因是勞動市場扭曲。原書作者是認為中國不錯，可這樣的水平如果算不錯，我沒話說。。。

至於原書只是談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這是當然的，因為原書大部分環節沒做嚴謹的研究因果關係，只是簡單的二元回歸，說是積極作用應該是作者的審慎態度吧。我自己也在開頭第一段用詞是「一定程度」，我沒說這是充分條件啊。。。

最後姜源提到的疑問，關於日本的部分原作者似乎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吧，他覺得日本具備了經濟起飛的條件，且1700-1830年是少有的人均收入增長國家之一（30%）。

以上數據基於記憶，可能有個別出入，但應該不影響結論，就這樣吧。。。

最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但是一篇回答肯定是無法真正的講清楚這個問題。我嘗試著盡量簡單的說說這個問題。

明治維新能夠成功，而中國近代的歷次改革和革命卻都以失敗告終，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本的幕藩體制並不是一個穩定的中央集權體制，而幕府和幕府將軍，也不是一個穩定的中央集權政府，同時由於有天皇的存在，幕府將軍雖然是實際上的國家權力掌控者，但是並不是國家權力的最終擁有者，因為名義上的天皇才是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幕末時期，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倒幕運動導致幕府的對於全國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大幅降低的時候，倒幕派自然而然的搬出了天皇來質疑幕府統治的合法性，而不是謀求建立一個新政權。

所以，在我看來，明治維新是日本重新確立更加穩固的中央集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過程。

但是按照這種看法，清政府作為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其集權程度更高，對於地方上的掌控能力更高，其中央集權體制更加穩定，可以說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制度的集大成者了，解決了之前歷代政權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按理來說應該能更加容易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為何屢次都失敗了呢？

因為在這一問題上，中日所面臨的問題其實是一樣的。

在綿延近兩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多次改朝換代而社會生活的基本秩序不變，原因就在於朝廷、貴族-士紳、民眾三者之間基本關係的穩定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家-社會關係模式。因此，兩千年間，皇帝的姓氏在變，但社會的制度與結構卻相對穩定。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中國傳統社會為什麼能持續兩千多年的謎底。
但從晚清末年開始，維持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的基礎條件開始發生變化。由於商品經濟發展的侵蝕，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及新式學堂的創辦，特別是科舉制本身的衰敗及最後被廢除，原來作為社會中間層的最主要部分----士紳-地主集團，開始沿著四個方向分化：一部分轉變為近代工商業者，一部分轉變為近代知識分子，一部分轉變為新式軍人，還有一部分仍然留在農村的，後者大多成為土豪劣紳。這實際上意味著維繫中國傳統社會兩千餘年的「國家-民間精英- 民眾」三層結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的分裂與解體。
這種變化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種政治體制的解體，同時在更深的層次是社會結構的解組，即由於社會結構構成的變化，社會失去了自組織的能力。在中國近代史的最後歲月里，呈現給人們的就是這樣一個政治解體與社會解組結合在一起的局面。對此，有人將其稱之為「總體性危機」。此後近一百年的時間裡，中國一直缺乏能定型社會基本制度框架的社會力量，社會制度缺乏內在的穩定根據。最終結果，就是頻繁的社會動蕩。加之帝國主義的入侵，社會正常發展的條件喪失殆盡。

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當時所面臨的總體性危機，不僅僅是列強的入侵，而是由於新的生產關係的進入導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解體，也就是說，自秦朝以來中國一直維持著中國社會的這種社會結構在1840年開始解體，原有的中央集權體系已經開始崩潰，所以中國近代的主要任務，其實也是在重建一個具備現代民族國家性質的中央集權政府，所以如果你認為清末的中國還是中央集權政府，這大概是你的錯覺，特別是鎮壓太平天國時期，地方上開始組織團練武裝，這基本上標誌清政府開始喪失了對地方的控制，而這個問題在東南互保時期更為突出。同時由於中國的國土面積更大，人口更多，重新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的過程顯然更加困難。代表舊勢力的地主階級和代表國外資本的買辦們仍然是巨大的阻礙力量。由於外國資本的衝擊，傳統的地主階級也無法轉變成為工廠主或是資本家，只能繼續剝削農民，然後社會矛盾越來越大。

當我們了解了中國的情況之後，再去看看日本情況，就很好理解了，對於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來說，一是地方上仍然擁有相當的自主性，幕府的中央集權統治並不穩固，而由於天皇的存在，作為名義上的國家最高統治者，在名義上擁有比幕府將軍更高的合法性。我們可以發現在明治維新中，特別是包括之前的倒幕運動中，轉折點是大政奉還，因為從此天皇在名義上重新獲得了國家的最高權力，只要這樣地方各藩，特別是西南的薩摩長州兩藩，才能名正言順的出兵與幕府作戰，而不是被認為在謀反對抗中央政府。

而在戊辰戰爭結束後，代表著日本傳統社會結構的幕府體制徹底解體，一個新的現代民族國家建立，這時候日本人不再認為自己是土佐人或是薩摩人了，而是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在這之後，新的明治政府又通過西南戰爭徹底解決了地方上擁兵自重的問題，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才建立起來，只有這樣才能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而明治維新中，幾個核心的改革措施，包括土地改革，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稅收改革等等都離不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支持，因為在土地改革中，必然要犧牲農民的利益來完成原始的資本積累，而稅收改革也要觸動一部分的利益，而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說了，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動蕩，比如廢刀令的頒布，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維持基本的秩序，很有可能會引起社會的進一步動蕩，從而葬送倒幕運動的成果，最典型的就是明治政府與地方勢力矛盾集中爆發的西南戰爭。

而對於中國來說，從洋務運動開始，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等，第一無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來應對當時的總體性危機，第二無法改變中國傳統的財稅體制，政府的財政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第三缺乏一個真正具有感召力的意識形態，甚至連某個領導人的個人權威都建立不起來，而日本好歹還有個天皇。

這些問題則在蔣介石通過軍權奪取政治權力的四一二事變之後，反而更加的嚴重了，並沒有得到任何解決，當蔣介石選擇依靠大地主和買辦階層進行清黨摧毀了國民黨基層組織之後，國民政府就已經徹底喪失了對基層的控制能力，那麼上述這三個問題自然都解決不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也就不可能了。但是話又說回來，明治維新能夠成功，其實也是靠著自下而上的倒幕運動摧毀了原有的幕府統治。

評論里和其他答案里有很多人說，諸如當時日本的識字率，對於西方的了解程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這些的都只能稱之為助力，只是能夠加速日本的近代化，但是這些助力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是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來確保社會的基本穩定。

如果我們只看晚清政府的所作所為，其實可以發現晚清政府面臨著一種兩難的抉擇，如果它不從骨子裡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會被西方吞沒；如果它試著從骨子裡去接近西方，它就無力再維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臨的這種兩難，實際上一直至今有餘波。這一點在五四前後表現得極為突出，而這也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問題和矛盾——不全盤西化無以救中國，全盤西化則何謂中國。

而日本呢，則是走具有日本特色的西化道路，其實這種TG走得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一樣的，他們都在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來利用西方的理論解決問題。只不過多多少少會留下些後遺症，這就是後話了。

而日本在之後走上軍國主義的擴張道路，其實是和所謂的明治維新的改革不徹底，個人認為沒有任何關係。（剛才我和親愛的 @榎本彌代同學討論了一下這個問題，其實說沒有關係是很偏頗的，嚴格來說是有關係的，因為舊的軍事貴族還在，所以改革還是不徹底的，但是並不影響下文的論述，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所謂的徹底改革也是不存在的。）

首先，日本是一個島國，這就意味著，他的人口，資源都是比較少的，國內市場也很小，因此，隨著日本工業化的不斷開展，勢必需要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市場，本國沒有怎麼辦？那就只能去開拓殖民地了。但是呢，日本是一個後發工業國，明治維新正式開始的時候都已經是1868年了，那時候整個世界基本上都已經被瓜分完畢了，包括德國在內都分不到陽光下的地盤，只能奪取些太平洋上的小島。所以為了繼續工業化，擴大市場，獲得更多的資源，唯一的途徑就是和先發工業國爭奪殖民地了，因此，日本現實通過甲午戰爭奪取了朝鮮和台灣，在一戰中又奪取了德佔青島與德國的太平洋領地，但是這些還是不夠的，那麼怎麼辦？一是入侵中國，二是奪取東南亞，接下來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日本人在二戰中把這倆件事都做了。

而這也是後發工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德國也遇到了，美國也遇到了（現代美國的建立其實是1868年北方聯邦吞併了南方），義大利也遇到了，但是為什麼只有德意日最後走上了戰爭擴張的道路？雖然美國的那塊地的地理條件非常好，本國的人口夠多，面積夠大，有非常大的本國市場，同時資源也十分豐富，但是即使有這麼好的地理條件，美國還是在南北戰爭後進行了對外擴張，一是美墨戰爭奪取大量領土，二是美西戰爭確立了美國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地位，同時又獲得了菲律賓，使得美國在亞洲獲得了立足點，三是吞併夏威夷，最後是通過二戰獲得了大量的海外基地，肢解了英國的殖民體系。你看，美國就算是有這麼好的地理條件，但是作為後發工業國還是要進行對外擴張，與德意日相比並沒有什麼區別嗎。所以日本走上軍國主義擴張道路是後發工業國所共同面臨的現實情況，嚴格來說並不是因為明治維新的不徹底。

夜深至此，就此停筆，歡迎大家討論。

中日近代殊途試析之

客觀的說，中國在被捲入西方文明的體系後，表現的算是不錯——慘是慘，但比之全國淪為殖民地的印度呢？比之四分五裂的奧斯曼土耳其呢？比之一度滅國的波蘭呢？好像還可以吧？但為什麼回憶起那段歷史，中國人總覺得憋屈呢？這事得看和誰比——和那些國家比，中國挺好的，和日本比就完了。

和日本比，有點兒苛刻。因為日本的崛起是一個奇蹟——德國也崛起了，但畢竟他深受神聖羅馬帝國的遺澤；俄羅斯也崛起了，但畢竟他離歐洲中心很近；美國也崛起了，但畢竟他站在英國巨人的肩膀上——日本呢？這樣一個位置偏遠、沒錢沒人、資源匱乏的國家，用短短50年成為了世界一流強國，這樣的事，不敢說後無來者，卻也前無古人了。

中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刺醒，是1840年，日本被「黑船」打開國門，是1853年。就兩者開始全面接觸西方文明的時間來看，中國比日本還早一些。但為什麼兩國的近代史道路迥異，以至於到了今天，中國也只是靠規模帶來的綜合國力才略勝日本而已，若探究社會發展程度，仍是遠遠不如呢？

單個的人也許存在強弱，但民族不存在優劣——3000年前被猶太人描繪為天堂的伊甸園，如今是伊拉克腹地荒涼的沙漠；2000年前被羅馬人嚴重鄙視的日爾曼蠻族，如今是工業4.0的技術先鋒。日本人不比中國人優秀，中國人也不比日本人強大，那麼，是什麼導致了中日兩國近代的差距呢？

第一是政治體系不同。

日本是一個封建國家——這不是廢話嗎？難道中國不是封建國家——中國還真就不是封建國家。如今我們熟知的「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依據生產關係的發展規律而創立的，這個「封建」和我們要談的「封建」不是一個東西。所謂「封建」者，「分封建制」也，中國古代，這個詞意是，天子依爵位高低將領土分封與宗室或功臣。這種制度存在於周王朝和早期的漢王朝，而秦、漢武帝「推恩令」後的漢一直到清，都不是封建王朝，是中央集權的帝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國，是工業革命前人類社會的最高組織形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每一份微小的單人力量，形成國家意志，國家越大，此種意志越強。而封建制度的存在，正是因為人們沒有掌握帝國這種組織形式，龐大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讓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尾大不掉。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把權力逐步分解下探，以利於統治，結果呢，力量也在這個過程中被稀釋了。古埃及、古羅馬、古中國等等帝國們，在識字率、農工技術、政府效率等諸多方面做到了農業社會的極致，才得以進入帝國時代。簡而言之，帝國是遠比封建國更加高級的存在，直到工業革命的出現——由於人類技術的迅速進步，封建國家規模小、能量弱的劣勢被工業的洪流填平了，在這股洪流中，封建國船小好掉頭，化整為零，順流而上，反而成為了弄潮兒，而帝國呢，在被趕超時還沒有反應過來呢。

日本就是這樣的封建國。不對啊，日本不是有天皇嗎？天皇不是皇帝嗎？日本不是帝國嗎？這正是人們對日本的一個誤解。很多人以為日本人自古就對天皇極其狂熱，隨時可以為皇道樂土刨腹自盡。錯。日本天皇萬世一統，並不是因為天皇的強大，恰恰是因為天皇的弱小。日本天皇出自古邪馬台國，後被架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天皇就和曹操手中的漢獻帝一樣，是吉祥物一樣的存在。同時，日本社會還處在君權神授的原始時代，天皇在二戰後才放棄自己的神格，不似中國，帝位有德者居之。所以，在日本政治家看來，做掉天皇要犯下百姓眼中的「弒神之罪」，而自己的權力又不會增加，這買賣不合算。既然天皇沒統治力，在這個歷史時期里，誰在統治日本？幕府將軍。有實力的政治家會請（或強迫）天皇授予自己「征夷大將軍」之職位，有了這個職位，就可以為天皇代理國政，至於「夷」到底是誰，沒人關心。從1192年的鎌倉幕府建立，到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這700年漫長時間裡，日本的真正主人都是幕府將軍，而絕非天皇。幕府就是日本最大的領主，其下，有眾多的封臣，封臣地被稱之為「藩」。藩不大，和今天一個城市差不多，在農業社會中沒什麼力量，但也正因為小，藩民反而有歸屬感、容易團結、唇亡齒寒、相濡以沫。日本國門洞開時，德川幕府已經岌岌可危，其下眾藩受幕府壓榨，同時也各自為政，互有攻訐。為了在鬥爭中佔有優勢，各藩積極學習西方先進的文明和技術，出現了所謂「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強藩。而此時，700年來一直受幕府鉗制的天皇也終於「多年媳婦熬成婆」。明治天皇利用各藩的力量和西方的先進技術、制度，把幕府將軍徹底打進了歷史教科書。所以，明治維新絕對不是什麼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徹頭徹尾的暴力革命，大權旁落的天皇和受盡打壓的眾藩團結一致，做掉了不可一世的幕府。幕府倒台後，日本出現了權力真空，眾藩中沒有壓倒性的力量，君權神授的天皇面對權力當然卻之不恭。以工業革命技術為後盾，日本一夜之間從封建國升級為帝國。在帝國體系之中，日本青雲直上，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那麼中國呢？作為一個老牌帝國，中國是一個臃腫的巨人，西方文明帶來的痛感，要經過漫長的神經組織才能刺激到大腦。日本的某位智者了解了最新的火槍技術，告訴藩主，藩主就可以學習建造，而就算中國有同樣的智者，同樣盡職的官員，一層層打報上去，清朝都滅亡了。中國皇帝沒有大權旁落的問題，自然也不會想到利用底層力量，反而時刻提防著人民，就算有光緒這樣還算聰明的皇帝，手下也沒有眾藩，只有書生意氣的戊戌六君子，打草驚蛇，一敗塗地。幕府倒台時，日本有天皇繼承，而清帝退位時，中國無領袖接任——革命黨不服袁世凱，北洋軍鄙視孫中山。老袁簽了二十一條，琢磨過來了，咱們帝國有力量，還得學日本，於是自己要當天皇，但人家的天皇畢竟熬了700年了，又是神，你呢？結果死的很慘，生為護國能吏，死為竊國大盜。

風水輪流轉，上局遊戲中你的優勢，很快就會變成下局遊戲中你的劣勢。日本特殊的政治體系拯救了他，而中國原本先進的政治體系卻害了他。

第二是文化基礎不同。

何為中國？古人云，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諸夏用夷狄禮則夷狄之。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總結出一套特殊的文化體系，用以支撐龐大帝國的內核。慈禧嫌棄火車動了先祖的龍脈，因為中國用祖先崇拜代替宗教信仰。大學士倭仁說「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以忠信為甲胄,禮儀為干櫓」，因為中國以道德規範代替科學技術。在歷史上，這些特有的中國文化維持了帝國、尤其是帝國下轄各地方的長治久安，因為在農業社會中，宗教本就比祖先虛無，技術也沒有道德有用——反而是玩物喪志呢。這套複雜的系統影響到方方面面，甚至成為選拔人才的方式——漢舉孝廉，隋唐其實也是舉孝廉，只不過要用文章寫出來而已，可沒聽說過誰木匠活乾的好可以當官的。所以當西方文明衝殺進來時，中國人一時半會兒沒反應過來。

而日本可沒有這樣的政治正確，正如鄧公所說，在日本人看來，不管白毛黑貓，抓住耗子，做成壽司，就是好貓。日本的封建體制，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非常相似。幕府下有眾藩，眾藩下有武士，武士正是日本社會的核心階層。由於社會發展的落後，日本的文武政治還沒有分家，武士是衛兵、是軍隊、是謀臣，是一切。他們勇猛好鬥、質樸剛毅、輕視生死，但是他們為誰負責呢？為自己的領主，而絕非其他人，更不是天皇。日本歷史上多次出現過武士為給自己的領主報仇，去刺殺更高級領主的事情。喊著萬歲衝鋒的日本兵，是明治維新以後才出現的。在國門打開的初期，日本還沒有形成國家統一的文化思想，武士階層心中也沒有中國這樣的華夷之辨，對於新思想、新技術，他們抱有一種樸素的功利主義態度，既然西方的東西好，我們就學吧，就像當年學中國一樣。簡而言之，中國自成體系的文化支撐了大一統帝國的存在，在遭到更先進文化的入侵時，開始負隅頑抗，而日本沒有這種負擔。實際上，明治維新中的著名人物，比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都是武士出身。當然，明治天皇這樣的大人物，自然要做一些過河拆橋的大事情。明治維新後，天皇發布《廢刀令》，將武士對藩主的效忠轉為對國家的效忠——這聽起來是不可能的，其實很簡單，只要把武士的工資條從藩主手裡轉到天皇手裡就行了。何況，武士之間也有層級，推翻幕府，要靠藩主，推翻藩主，要靠上層武士，推翻上層武士就要靠下層武士。天皇遠交近攻，不亦樂乎。隨後，伴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律法和教育開始發揮作用，日本在很短的時間裡，就由一個武士對領主效忠的封建社會，轉變為一個全民對天皇效忠的帝國社會。此時，融合武士精神、儒學、神道教等元素的日本文化體系成型了——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帝國的精神支柱，而一旦破壞這種文化體系，日本帝國也就和當年的中華帝國一樣，不堪一擊了。

日本的幸運，在於西方文明進入時，全民認同的文化體系沒有形成，自然也就沒有壁壘。而中國的不幸在於，自身優越的文化體系在遇到更優越的體系時，不甘於失敗。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日兩國的迥異，恰在於中國的特殊的先進和日本特殊的落後。

日本是英法美入侵中國的先前堡，這個國越強，英法美的入侵越方便，而且幕末天災人禍，日本沒東西可以搶，也沒有地盤可以搶，結果維新就是不同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話語權爭奪。

譚嗣同就義之前說的啥都忘了？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

倒幕運動，西南戰爭，大政奉還，那人家也是血里火里滾出來的，明治維新才不是天皇一句話，大家脫掉和服拿起洋槍就變法成功了。

幾個書生BB兩句變法就能成功？書生造反，三年不成啊！

我感覺很簡單，大家忽視一個最起碼的事情

康梁與帝後的口語交流效率

一個說廣東話，一個說北京話，慈禧其實是說皖南話的

兄弟我在香港工作的時候，與本地同事都不得不用英語交流。

說起日本的明治維新，許多人好像都是從一個童話故事裡聽來的。

話說，日本國門被列強打開後，在明治天皇的領導下，日本很快也一躍成為列強之一。

為了讓大家知道，對明治維新的這種認識有多扯淡，我們只要看看明治天皇的基本履歷，就可以知道了。

1867年時，孝明天皇（也就是明治天皇的老爸）不明不白的死了；於是明治天皇上位了，那一年明治天皇15歲。

明治天皇一上位，就「下達討幕密敕」。不久後，幕府將軍就上奏表示願意「奉還大政」。這一年依然是公元1867年，偉大的明治天皇依然只有15歲。

1868年元月，偉大的明治天皇再次下詔，讓幕府將軍把實際權力交出來。總而言之，千萬不要和我玩花招，你名義上「奉還大政」，卻依然割據一方。現在，你必須得把實際權力給我交出來。那一年，偉大的明治天皇只有16歲。

對此，幕府將軍自然奮起反抗。但是在偉大的明治天皇領導下，政府軍很快把幕府將，於是日本實現新的統一。

1869年，偉大的明治天皇再次下詔，「版籍奉還」、「廢藩置縣」，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且天皇一切權力集於一身。那一年，偉大的明治天皇17歲。

面對這種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如果依然有人相信，偉大的明治天皇領導日本改革成功，我只能說，天佑小日本啊。

如果不天佑小日本，為什麼會讓小日本，出現這樣一個千年難遇的天才少年啊？

也許有人會說，有志不在年高，明治天皇當時只是一個中學生的年齡，怎麼了？這就能證明，那場偉大的變革，與明治天皇無關？

是的，我也知道，有志不在年高。所以順治6歲登基，也依然領導滿清入關，並且也能實現一個接一個的勝利，最後統一了天下。康熙15歲智擒鰲拜，就領導滿清實現一個接一個的勝利。明治天皇15歲登基，領導小日本實現復興，有什麼奇怪的？

問題是，如果我們用現實的眼光去政治，自然誰也知道，那個時代的欣欣向榮，與最高統治者沒有多了不起的關係。換而言之，最高統治者只不過是一個擺設罷了、只是一個標識罷了。

許多人喜歡說什麼天才少年，問題是，不要說治國了，就是一個小小的公司，由一個天才的初中生管理，也能走向欣欣向榮，真有人會相信嗎？

戊戌變法為什麼會失敗呢？

因為康梁等人，在主持戊戌變法時，就是拿著一個童話故事，給光緒皇帝講解治國大道理。總而言之，你看偉大的明治天皇如何如之何，所以您也應該如何如之何。於是光緒皇帝一時雄心勃勃，紙上談兵的發布了一條接一條的改革詔書，結果讓自己提前下課了。

任何改革，都是現實利益的重新分配。

如果在相關改革中，獲利的群體、集團勢力巨大，那改革自然是順風順水；在這種背景下，皇帝就是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初中生，改變一樣可以順利進行下去。對此，只要看一下偉大的明治天皇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在相關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利益集團勢力巨大，那改革自然是一步一個坎。在這種背景下，皇帝就是大權在握，也會因此輸得毛都不剩一根。許多人總喜歡說，如果光緒有實權，就會如何如之何，其實這就是把歷史當英雄傳奇看。慈禧很有權吧，如果慈禧當時推動相關改革，會是什麼結果？我估計慈禧也得提前下課的。

總的來說，任何改革，都也是現實利益的分配。

如果在相關改革中，利益受損的群體、集團勢力巨大，不管領銜的人物能力多強、思想道德多高，改革也是註定難以推進的。對此只要看一下美國初的歷史就可以知道。

華盛頓、傑斐遜被人們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因為奴隸主階級勢力強大，所以華盛頓、傑斐遜也無力廢除奴隸制，甚至還在奴隸制中攫取利益。對此，我無意抹黑華盛頓、傑斐遜，我只是想說，華盛頓、傑斐遜那種西方聖人尚且如此，滿清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更不用說了。

在利益面前，是沒有什麼溫情可言的，光緒敢動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會讓光緒下課；慈禧太后敢動他們的既得利益，也是一樣的。

前言--------不知何以為興，焉知何以為衰

　　近來的東瀛，熱鬧得很，修憲稱軍喊萬歲，眼花繚亂，讓人不禁懷疑是不是鬼畜米國在四島上空投了什麼興奮劑、搞了什麼生化試驗。說起來，戰後的日本，腦子裡叨念著「皇國」、「皇軍」可是好幾回了，世人通常把它怪罪為「軍國主義思潮」，不過在我看來，這隻緣於一個因素，或者說四個字----------「刻舟求劍」。

　　在日本人眼裡，古代的「神國史」不算，自打近代以來，真正舒坦的只有明治時代-----大正這個獃子治理下的腳盆雞有了皿煮，可也來了貪腐，經歷過的人都罵那是最黑的時候；昭和就不提了，亡國之君有什麼可說的。還是明治大帝那光景好--------人才輩出、國威赫赫，打哪兒哪兒服、做啥啥成，幾十年把日本從半殖民地搞成世界大國，簡直是開了掛啊！自打明治以後，日本人一過得不舒服，就想去找明治大帝看看有木什麼精神遺產可挖---------上世紀20年代末，日本人覺得那些鳥政客貪污腐敗，弄得國內貧富差距太大，想出的法子是什麼？讀《古事記》、讀西鄉隆盛等維新三傑的傳記，說白了，就是找明治去；後來到了90年代初，人陷入「失去的十年」，NHK拍了什麼紀錄片-----------關於「明治人」的，還是找明治。要說現在的日本人想著天皇元首制、想著國防軍、想著「帝國」全是因為軍國主義，那倒真有點冤枉人家，人家就是想重新過得舒坦點，好像只要人人學「明治人」，日本就又能冒出一堆伊藤博文、大山岩、東鄉平八郎來，又能「心想事成」地過上好日子。

　　遺憾的是，這其實只是「刻舟求劍」而已，沒有戰略頭腦的鬼子從來就不知道：他們的崛起，從一開始就是非常國際政治、地緣政治和科技背景下的「歷史插曲」；他們的的確確只是因為中了一張「歷史彩票」，所以才有了那100來年的「大日本帝國」風雲；「明治人」只是他們崛起的必要條件之一，還是那佔比不太大的一塊；他們只看到自己因戰而興、因戰而敗，只看到30年代的「失策」，而不知道這一切其實都是從他們崛起的那天就定下的宿命。

　　一切的一切，都還要從大家在研究這段歷史時不那麼關注的一個盟約------英日同盟開始說起。

一萬里之遙，疆土怎保？----------約翰牛的憂慮

　　為什麼要說起英日同盟呢？因為事實上，腳盆雞能有當年，完全是拜大英帝國的霸權所致。龍騰網龍騰網 - 傾聽各國草根真實聲音，縱論全球平民眼中世界

　　我們一起來重新回顧一下19世紀的風雲激蕩吧，19世紀是殖民主義的時代，用彭總的說法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到欠發達地區，「架起一門大炮，就能統治一片土地」，整個世界都是英、法、西、俄等資本主義強國跑馬圈地、違章搭建的大園子。為了殖民地，這些哥們也沒少開架，鴉片戰爭等欺負發展中國家王公們的仗自不待言，從七年戰爭到克里木戰爭直到二戰，這些哥們自己也沒少火併，更沒少黑吃黑（普法啊美西啊，大家都懂）。在這些「道上中人」里，地盤最大、聲名最響的，莫過於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約翰牛了。

　　現在讓我們坐在19世紀唐寧街的首相官邸里，以大英帝國首相的身份站在大英皇域圖，哦不世界地圖面前，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怎樣完成19世紀大英首相的任務：拓展並確保大英帝國的全球原材料來源和市場，或者直白地說，是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即半殖民地）。

　　先來看看歐洲，請記住，直到19世紀末以前，歐洲大陸基本沒有漢斯喵什麼事兒，漢斯喵那旮旯主要是充當戰場的，當時制霸歐陸的是高盧雞和KUMA熊，而這兩家共同的特點是陸軍NB，「左拿帝右彼得」不是假的，盎格魯撒克遜這幫海盜，玩海戰那是一個溜兒，要他們在陸地上玩命，自古證明是不怎麼行的（要不英法百年戰爭怎麼最終被法國佬趕回去了？），能為聯軍貢獻一個威靈頓，那就真心了不起了，全世界沒聽說過陸軍要學他的。但為了確保歐陸上不出現又一個「羅馬帝國」，他們需要始終保留多數主力軍，用來準備隨時在高盧雞和KUMA熊之間插一腳。同時鑒於歐洲是那年頭的第一世界，各國造船能力都不錯，又是自己家門口，英軍始終在家門口和地中海保有相當實力的海軍力量。龍騰網龍騰網 - 傾聽各國草根真實聲音，縱論全球平民眼中世界

　　再來看看非洲，非洲這些個只會用飛梭和竹槍的土人，不足為慮，但非洲一方面是重要的礦產和人力資源（黑奴們在控訴）產地，更重要的是距離歐洲近，在那個沒有灰機的年代，這個地理優勢可以說非常重要，而距離歐洲近，就意味著第一世界的主要競爭對手也比較容易搶，所以在非洲，尤其是北非，英帝國也保有相當之軍力，同時別忘了，在沒有蘇伊士運河的時代，好望角就是兩洋唯一的溝通點，所以英帝國在南非要費盡心力打布爾戰爭，也因此好望角也是英帝國海軍重要的活動據點。

　　然後來看看西亞，要說近東有什麼牛國，那是扯淡，奧斯曼土耳其早就不行了，阿拉伯國家那會兒還不是狗大戶，都啃沙子放牧呢。不過那地兒倒是三大洲通衢（所以別以為「橫跨幾大洲」有啥了不起，就近東那旮旯，只要歐洲佔個角，埃及佔個角，西亞佔個角，那就妥妥的「橫跨三大洲的大帝國」來著），又能堵住KUMA的出海口，所以那裡也向來是英國陸海軍布置的一個點，從克里木戰爭到一戰達達尼爾海峽戰役，這個旮旯和老毛子沒少打，火雞還雄起過一次（就是達達尼爾海峽戰役）。

　　現在我要鄭重推出英帝國在東半球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的「中心」和「基本點」-------印度和新馬。說起來英屬印度那真是個奇蹟，大英帝國萬里之遙，就憑那麼十來萬號人，加上一些「土兵」，居然真能把阿三這個上億人口的民族控制得服服帖帖的，實在是不知應該佩服約翰牛的手腕還是哀嘆阿三哥全體兜里沒蛋。不過從全球戰略來講，為了這顆「英王皇冠上的寶石」，大英帝國基本耗盡了自己在亞洲所能投送的陸軍兵力。而新馬作為東南亞地區重要的天然良港，自然成為了英帝國遠東海軍的最佳活動據點（其實更好的是印尼，不過那是荷蘭的地盤）

　　最後讓我們著眼於東北亞，看著富饒廣闊的東亞大陸、大西洋與之相比只能算「游泳池」的太平洋，問題來了------------

　　① 大清國固然是一個一打就腿軟的主兒，可是大清的腿好像也不像阿三那麼軟，這不，前一陣兒，法國的茹費理剛就因為廣西那破事兒，走人了；大清光靠兩門炮，還真嚇不住，不能指望大清老老實實照看英帝國的利益。

　　② 上大清的歐洲國家著實不少，英法西葡美洋洋不缺，更可怕的是東亞大陸直接和俄國接壤，在西歐和KUMA打也不敢說自己就佔便宜，萬里之外，陸上怎能和KUMA戰痛快？

　　③ 太平洋那麼大，大英海軍雖然NB，也就那麼些船，西歐非洲南美全部要罩著，還有東南亞，饒是大英海軍世界第一，又哪有那麼多船、那麼多海員，能給你照看太平洋上的權益？

所以，對約翰牛來講，在它自己無力照看亞洲權益的情況下，它迫切需要找一個「利益照看者」，或者說一條忠犬，為它照看在東亞的利益，防止法、俄做大，防範中國作為一個亞東大帝國爬起來翻身，同時又不會脫離英國的控制而擠壓英國在東亞的利益，具體而言，它需要這樣一個國家：

　　龍騰網

　　① 國土不大不小，既不能因為太小而全無力量，又不能因為太大而具有完整的自給自足的物質基礎（英國看不住美利堅，說白了就是這個道理；同樣沒人希望中國統一發展，原因也是如此）龍騰網

　　② 人口不多不少，能正好養得起一支能與遠東俄軍、清軍保持平衡的陸軍和能夠壓制俄國太平洋艦隊、牽製法國遠東艦隊的海軍，並且能夠支撐為了培養這樣一支軍隊所需的必要重工業以及輕工業，如有必要，最好該國輕工業正好能滿足英國在東亞所需低端工業產品，同時最好不要與英國工業發生競爭。

　　③ 從民族性來講，能夠服從英帝國的安排，能夠接受自己成為英帝國全球霸權中「爪牙」的身份。龍騰網

　　說到這裡，大家或許已經明白了，這是什麼國家了。沒錯，它，就是日本。許多中國人都不明白，日本這麼個小地方，在鴉片戰爭後不久就被美國叩開國門，還挨過九國海軍聯合炮擊，怎麼就不像緬甸這種國家被吞了呢？甲午海戰，明明是大英的民船吃了日本海軍的炮子，怎麼大英不但不吭氣，還給日本發貸款呢？現在大家要明白：

　　日本能在黑船事件、九國海軍炮擊下關事件後還能保持獨立，通過殖產興業、富國強兵走上富強，固然有明治維新和「明治人」攙和，更重要的因素是它在中國淪為列國跑馬場、全球霸主英國限於當時的科技水平、人口限制無力在東亞投送和保持控制東亞大陸和太平洋所需力量的背景下，被全球霸主「欽定」為英帝國在東亞的爪牙，甲午戰爭是英帝國給自己的狗餵食，日俄戰爭則是日本這條英國的狗忠實履行其在亞洲的使命，阻擋俄國擴大在亞洲勢力範圍。

二從「三國干涉還遼」到「朴茨茅斯條約」，看約翰牛的狗鏈

　　日本是一條狗，不過非常遺憾，它從來不是英國佬莊園里溫順的貴賓犬，而是一條惡狗。從一開始，日本的國家戰略就和英國為它打造的角色相衝突的---------189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論》，認為：「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而他那條「利益線」顯然就是要以日本為中心，擴張殖民利益，這就勢必要排斥英國在東亞的權益。既然如此，為何英國還敢「開閘放狗」呢？這就涉及一個日本精英們-------包括那些「維新志士」們從來沒看明白的、最終把日本坑死的問題----------資源。

　　統管十九世紀的東亞，不難發現，老謀深算的英國充分吸收了咱老祖宗「守險不守陴」的智慧，表面上看，英國東洋艦隊基地在新加坡、陸軍主力分別集中於印度與新馬，似乎把東亞這塊肥肉拱手交給了日本這頭惡狗來看，其實他們早就給日本套上了狗鏈，那就是資源。英法兩個老牌殖民強國在進軍中國的同時，獨霸了東南亞的熱帶專屬戰略資源-------先是橡膠，後來還加上石油。北邊倒是有油，不過您得去問KUMA要。而鐵礦等資源主要在華南，正好又是大英的勢力範圍。同時，日本彼時軍事工業還是進口為主，錢都是英國銀行貸的，我一停貸，你就要抓瞎。這樣一來，無論「大日本帝國」在東北亞多麼耀武揚威，敢不聽大英帝國？嘿嘿，給你斷戰略資源，看你能混多久？想戰？陸上你想達到北京容易，想一口氣打到華南可就難了。後來昭和時代中日軍力比有史以來最有利於日本，皇軍也不敢說就把華中華南全擺平了，何況當時？要說海上，你稚嫩的皇軍海軍，船還主要是從我這裡買的，和我遠東艦隊玩？就算你把它磕了，我援兵也來了，你就等死吧。英日盟約對日本來講，就是一條繩子--------服從英國時，它可以拿來用，方便自己；如果它吃了豹子膽，敢和英國磕，那這繩子就會困住日本，讓它老老實實服從英國利益。

階段小結---------日本崛起的四個條件

　　綜上所述，日本的崛起需要四個條件：

　　（一）中國的虛弱，如果中國不是一個虛弱的國家，那麼日本無論是原材料還是市場，都沒有拓展的空間，能做一個中等國家，那已經是祖上燒高香了。

　　（二）多個強國爭奪東亞，如果某一個中日之外的強國已經取得決定性優勢，那麼就不再需要日本了。具體到明治，如果說俄國直接佔據了東亞，或者英國有餘力控制中國，哪怕只是扛住俄國，那麼日本妥妥的被殖民。

　　（三）存在可以依附的域外強權。首先，必須要在域內存在域外強權，因為域內國家不會自己為自己樹立強敵，只能指望域外國家。其次，該強權必須能與地頭蛇對抗，如果該強權無法給予日本支撐，那麼日本不但接不到血管，還很快會被砍掉。

　　（四）必須有可能在日本和東亞其餘國家之間存在「代差」，也就是能夠碾壓。因為日本本身國小民寡，如果不能形成足夠代差，則力量對比無論如何都無法與中、俄等過相比。而明治時代日本對中國形成完全碾壓，對俄國在遠東的勢力也形成代差優勢（俄國遠東落後而日本則發達、俄國組織系統混亂而日本組織精良）。

————《槍炮侯》

因為統治階層的全面換人了（倒幕派），他們的最高利益基本一致。不一致的基本上都打倒了。

日本明治維新成功是因為他們認識到自己落後，自己傳統的一套走不通，必須要學習西方，脫亞入歐才能成功。而且當時日本是分封制，地方自主權很大，幾個藩主學西方，中央無力阻止。這幾個強藩嘗到了甜頭，進而打敗了幕府，掌握中央政權，對全國改革。

所以而當時中國是大一統帝國，地方沒有自主權，無法改革。中央也就光緒和幾個維新派要改革，慈禧和大部分官僚都沒覺得有改革的必要。他們是儒家弟子，他們跟西方接觸的少，覺得自己並不落後，文化比西方先進，西方是蠻夷，自己才是正統，讓自己學蠻夷，那是打死也不幹。到後來，慈禧還支持義和團，義和團裝神弄鬼那套慈禧還信了，以為靠義和團的神力，肯定能打敗蠻夷。結果被打的狼狽逃竄。

總之一句話，因為中國對周邊國家文化領先太久，當西方先進文明進入中國，中國並沒有認為西方先進，還是按慣性，把他們當做落後的蠻夷看待，所以並不會像日本那樣拚命學習。連應該是最了解西方的官僚林則徐，也寫過奏摺給皇帝，說洋人需要中國大黃，要是不吃大黃，就會大便不通而死。還是把他們當做蠻夷看待，更別說其他的官僚了。

21 大歷史下看日本現代化的過程（之一）【MP3_聲音

我總結下

在1860年這個時間點日本的識字率有40%，而中國只有5%。

原因在於日本的工商業相對於中國要發達

而日本工商業發達的原因在於

1.日本比中國晚100年左右才閉關鎖國

2.日本諸侯割據

明治維新的成功而戊戌變法失敗，原因是多樣性的，真要鋪開講，一本書也寫不完。

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其中重要一點是因為當時日本的統治者是本族人，中國的統治者是外族人。

變法，一定會犧牲高層的權益。日本人有可能會願意為日本人的江山犧牲，你能指望滿清建奴為了漢人的江山犧牲自己的統治權嘛？

對於滿清而言，老子本來就是關外的，中國是老子搶來賺錢享受榮華富貴的地方。如今天下糜爛也的確影響了我們繼續賺錢，所以你搞洋務可以，但是變法？把統治權分享？不好意思，江山雖然多嬌，但是寧贈友邦不與家奴！

明治維新對應戊戌變法是不對的，明治維新應該對應的是辛亥革命。明治維新是直接換了一個政府，從這點上來看，他不叫變法，他叫革命。

長篇大論總會混淆根本區別，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大清是八旗的大清

我主要不太明白，為什麼非得要拿中國的變法和日本的變法比較呢？

19世紀到20世紀之間，後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過程中，成功的非常非常少。在亞洲，每一個國家都有或大或小的自救運動，成功者只有日本一個。而現在的伊斯蘭世界，只有土耳其接近成功。非洲則一個都沒有。

像日本這樣一蹴而就的結果，本就非常特殊。不能因為他們成功了，就責怪其他國家的失敗。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從當時的條件來看，不失敗是不可能的。相反成功才是值得研究的。

中國人常有大國心態，覺得自己做不好就是自己沒有努力，或者什麼地方沒有做好。並不一定，許多事情，非自己努力所可以解決。盲目地追責，也是一種病態。

以下選自新語絲網站丁不二方舟的文章《「鴉片戰爭」在日本——淺議薩英戰爭》：

發生於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從某種程度來說是不可避免的。閉關鎖國是清朝的基本國策，天朝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地方，物寶天華應有盡有；天朝以外，都是蠻夷未化的地域，不必平等視之。在剛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眼中，坐擁世界最大潛在消費市場的中國是沒有道理只出口不進口的。而且，清政府代表的中國在科學和文明等諸多方面已經遠遠落後，卻依然抱著惟我獨尊的思想不放，處處不予英國平等對等的地位。
這兩種體系註定不能相安無事，其中一方必須要做出重大妥協，協商不成，就只能靠戰爭來解決。強者強大的地方不僅僅在於誰的船堅炮利，還在於誰更了解敵手的真正實力。英國骨子裡是非常想和中國打一仗的，因為和談判協商相比，戰爭的勝利者能更快、更有力地強制失敗者執行遊戲規則。鴉片戰爭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簽訂了割讓土地和開放通商的「南京條約」。
和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此時正值江戶德川幕府統治時代。無獨有偶，日本也奉行閉關鎖國排外攘夷的國策。西方列強也必然會和對待大清政府一樣，不惜以武力方式——或者說更願選擇武力方式——壓迫日本向世界打開國門。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率艦隊駛入江戶灣（今東京灣），向日本遞交要求開埠的國書。佩里率領的四艘艦船一共載炮63門，這些船隻由於船體被塗成了黑色，而被日本人稱為「黑船」。最後雙方於次年（1854年）簽定《神奈川條約》。美國人一槍不發就讓幕府取消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打開國門，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
當時的日本和大清有個很大的區別，大清是典型的帝王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而日本則相對是封建割據的統治方式。天皇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實權卻落在江戶（現東京）幕府的德川家族身上（領袖被稱為「將軍」）。江戶以外的日本被分成276個地方分權單位，每個分權單位被稱之為「藩」，藩的領主又被稱為「大名」。這些大名雖然必須要順從幕府將軍，但在其領地內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管理的自主權。由於大名有一定限度的自治權，所以即使幕府和美國簽署了開放門戶的協定，不少藩屬還是沒有把西方國家放在眼裡。一方是鄙夷，另一方是傲慢，在相互的接觸中無法避免摩擦和衝突，最終導致了一場戰爭，那就是發生在薩摩藩和英國之間的「薩英戰爭」。
這一切都要從「參覲交代」開始說起。參覲交代是是江戶幕府一種制度，即各藩的大名需要前往江戶替幕府將軍執行一段時間的政務。每年一次，每次半年，然後返回自己領土執行政務。幕府將軍制定這樣的制度有三方面的考慮：一是為了建立統治威信，二能更好地控制各位大名。參覲各大名為了向幕府將軍表忠心，連妻子都作為人質一直客居在江戶，只有參覲的時候方能夫妻團聚。三是可以消耗大名們的財力，防止他們謀反。
參覲交代是個非常講究排場的事務，大名去江戶參覲的隊伍動輒上千人。這些人一路浩浩蕩蕩，所到之處，鄉民要麼看到後遠遠避讓，要麼就地跪倒在路邊頭都不能抬。鄉民若是無視迴避的規定，從隊列中橫越或表達不敬——被稱為「無禮討」——就會被大名手下的武士毫不留情地斬殺。
在眾多藩屬中，有個叫做薩摩藩（今九州西南部的鹿兒島縣和部分宮崎縣）的，藩主是島津家族。 1862年9月14日，英國商人查理斯?理察遜及其店員克拉克，以及一對住在香港的英國商人馬歇爾（Marshall）夫妻共四人，在生麥村（現橫濱市鶴見區）的東海道上騎馬行走時候，恰好遇到了參覲交代路上的薩摩藩主島津久光和他700多人的儀仗隊。儀仗隊佔據了整條道路，若是日本平民，早就下跪或者避退了，可這四個英國人無論如何也不肯退讓，堅持要各走各道。當然了，這種態度被認為對大名極端無禮。因為多少還是忌憚對方不是本國平民，島津久光手下的武士還算沒有立即砍人懲戒。就在兩下互不相讓的僵持階段，馬歇爾夫人的馬突然受驚沖入了儀仗隊，這給了那些武士動手的口實。武士奈良原喜立刻拔出了刀，砍傷了查理斯，緊接上來的武士殺死了他，還重傷了其他兩位，馬歇爾夫人倒是基本上沒有受傷。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生麥事件」。在英國人看來，這是日本無端殺害英國公民的嚴重事件，必須讓日本付出代價。
要讓日本付出代價，必須有足夠的軍事打擊能力為依託。這時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一年多，英國艦隊還在中國對付太平天國運動無暇分身。到了1863年3月，英國終於騰出手來，組成一隻12艘軍艦的艦隊（旗艦為Euryalus號），從中國駛向日本。背靠強大的艦隊，英國同幕府的談判還算順利，幕府答應支付10萬英鎊賠償金。收到幕府賠償金後的當年8月，艦隊南下至薩摩藩，要求薩摩藩賠償2.5萬英鎊（相當於現在的3億日元）給生麥事件的受害者家庭，並且要交出殺人主犯。
當時擔任英國賠償條款的翻譯，就是後來成為日本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明治維新運動家的福澤諭吉（他的肖像目前在日本最大面額的萬元鈔票上）。說起福澤諭吉，不得不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他是很早就開眼看世界的日本人，身體力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在日本被稱為「蘭學」）。因為影響日本最早和最深的國家是荷蘭，所以他花了很大精力學會了荷蘭語。後來和西方國家有了更多交流後，發現說英語的英國和美國的科技水平才是最高的，轉而又開始學英語。也許是學得還不夠精通，或者因為當時情形緊張，總之，福澤諭吉在翻譯英國的賠償條款時候，將英國交出殺人主犯的訴求翻譯成了交出藩主島津久光。這讓薩摩藩覺得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只能和英國開戰。
英國當時挾著剛剛打敗大清帝國的餘威，又取得了幕府的賠償，覺得小小的薩摩藩斷無理由敢於抵抗。而薩摩藩，因地處日本的南端，往往是西方列強造訪日本的第一站，所以藩主島津久光及其父輩在日本各大名中，是最早具有現代思維意識的人。薩摩藩有能製造武器機器設備的工廠，叫做「集成館」。在鹿兒島灣沿岸修築了10個炮台，共部署了85門大炮，最大的炮能發射150磅的彈丸。這些都堅定了島津久光敢於和世界最強大的英國海軍過招的決心。
英國海軍的驕傲輕敵無以復加，居然直接把艦隊一字擺在薩摩藩岸防大炮的射程之內。1863年8月15日晨，英軍沖入淺灘，擄獲了薩摩藩三艘蒸汽船，以為薩摩藩已經失去抵抗力，可以逼其就範。正午12點，薩摩炮台眾炮齊發，彈丸紛紛撲向沒做任何防備的英國軍艦。旗艦Euryalus居然不能馬上應戰，因為存放幕府10萬英鎊賠償金的箱子堵住了彈藥庫的大門！
在整整挨了2小時的炮擊後，Euryalus才開始進行炮火反擊。英國艦隊的炮火不僅砸向了薩摩岸防炮陣地，還打向了城下町（薩摩中心），引發了熊熊大火。交戰中，Euryalus被一顆炮彈直接命中，艦長和副艦長瞬間戰死，這一刻扭轉了戰局，英國海軍撤出了戰鬥。其後兩天，雙方又進行了交火。英國沒有取得什麼顯著戰果，於8月17日打光炮彈後，滿目瘡痍的艦隊撤離了薩摩藩。
從結果來看，英國艦隊沒能征服薩摩藩，不但賠償沒有拿到，還自身戰死13人，薩摩藩只戰死5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英國被打敗了。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三個月後的11月15日，薩摩藩主動向英國提出和談，答應賠償生麥事件的2.5萬鎊賠償金、停止攘夷政策、對英國採取友好開放的態度。這個彎轉得實在太大，談判的英國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明自己是灰溜溜的戰敗者，怎麼還能達成戰勝者的要求呢？
原來，在戰爭結束後，島津久光派人對英國發射的炮彈進行研究。英國旗艦裝備了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大炮，100門艦炮中有21門是這種新式火炮。這種大炮是後膛裝彈（薩摩藩的大炮還是傳統的前膛裝彈），炮身已經有了膛線，極大的提高了大炮的射程和精度；炮彈也不再是實心彈丸，而是裝填了炸藥的錐形炮彈。這種大炮的射程達到了4000米，是薩摩藩大炮射程的4倍，而且爆炸產生的威力很大。
這場戰爭雖然從死亡人數來看英軍超過薩摩藩，但英軍的炮火給薩摩藩的設施造成重大損失：島津家族苦心經營的現代工廠「集成館」、鑄幣局和500多間房屋被摧毀。島津久光認識到，如果不是英國人太過輕敵自大，薩摩藩完全不具備任何抵抗能力。道理很簡單，因為英國海軍大炮的射程遠遠大於薩摩藩大炮。如果英國海軍停泊在薩摩大炮的射程之外，就能發揮射程優勢幹掉薩摩岸防炮陣地；然後逐漸向陸地靠近，進行炮火延伸，那時候，薩摩藩只能任英國海軍宰割。在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僥倖和先天不足後，島津久光非常明智地做出決定，為不讓英國艦隊再來報復，主動向英國賠償求和。不僅如此，島津久光還認識到，如果繼續閉關鎖國、抱殘守缺，依舊改變不了落後挨打的局面。
英國也願意同實施開放政策、具有現代意識的藩府打交道。從此薩英之間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薩摩藩對英國進行開放，建立「異人館」，邀請英國的技術人員傳授先進的科學技術，同時引進英國的軍艦和槍支，急速提高和加強軍力。薩摩藩以此為契機尋求自身發展，到明治時代來臨的時候，已然成了推翻幕府統治的中堅力量。不僅促成了日本「大政奉還」，進而也保證了明治維新的順利執行，讓日本走進了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今天，在日本的鹿兒島街頭，有17個年輕人的雕塑。這17個人，就是薩英戰爭結束兩年後，被島津久光派遣去英國學習西方文明的年輕人。他們中間有締造日本現代教育制度的森有禮、修正了很多列強對日不平等條約的外交官寺島宗澤、經濟學家五代友厚等。最著名的是號稱「大日本帝國海軍之父」的東鄉平八郎，他作為一個炮手參加了薩英戰爭，後來去英國留學學習現代海軍知識，1894年甲午戰爭時候，他是」浪速「艦艦長，1905年，他率領日本海軍在對馬海戰中打敗了沙俄海軍。
薩英戰爭中薩摩藩並沒有失敗，還痛擊了英國海軍。與此類似，清朝同英法聯軍之間的第二次大沽口戰爭，僧格林沁也曾重創了敵人，但是戰後結局與薩英戰爭的反差實在太大了。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以羅列許多，最主要的一條應該是：戰爭之後，清朝將原因簡單歸結於天子威武和敵人的恃強凌弱；而薩摩人會去認真尋找敵人到底有哪些優勢，為何形成這樣的優勢，並加以學習。
同樣，薩英之戰也說明了「師夷長技以制夷」方針是行不通的。武器，連同科學技術和人的思想，一直在不斷地完善和更新。單純獲得某種武器的製造能力，卻不具有學習、思變和創新能力，或早或晚，手中曾經先進的武器會淪於陳舊，依然改變不了落後挨打的局面。當然，學習思變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有時候甚至要放棄曾經擁有的輝煌和不一定那麼有價值的「尊嚴」，這個過程可能會比學習和思變來得更加痛苦和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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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選自新語絲網站丁不二方舟的文章《日本明治維新的前前後後》：

2009年8月30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民主黨以壓倒性優勢擊敗自民黨。二戰以來，自民黨長期執政（從1955年開始執政，直到1993年因經濟泡沫破裂及一系列政治醜聞，造成內部分裂曾短期下野10個月），首相人選變化只是黨內派系利益分配的結果。該黨的執政理念之一是堅持親美政策，由於符合日本戰後實際情況，為日本經濟恢復和騰飛做出貢獻，因此自民黨成為日本選民的長期選擇。近些年日本經濟不振，美國也在走下坡路，民主黨的一些政策獲得選民的支持，終於贏得此次選舉。新內閣上台後做了兩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是效仿歐盟提出「東亞共同體」設想，二是因駐日美軍基地問題和美國有些摩擦。日本戰後一直是美國的跟班小夥伴，新政策能令民主黨內閣存在多久，結果並不難猜。
日本地處太平洋西北角，主要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島嶼組成，是朝鮮和中國的近鄰。日本先民來自亞洲大陸，早期社會發展緩慢，長期受到朝鮮和中國影響。645年大化改新，初步形成以天皇為中心的鬆散聯盟，進入封建社會，之後全面學習唐朝，生產技術、政治制度、文化藝術、佛學儒學相繼被引進、吸收、改變，社會發展提速。12世紀末進入幕府時期，包括鎌倉、室町（足利）、江戶（德川）三代。
「幕府」一詞出自古漢語，原意是古代將軍出征時所設置的營帳，後來流動改為固定，指軍政大吏的辦公地點。日本文化將天皇尊為神，血統、地位崇高，所以幕府也不便自立為天皇，只能做到總攬軍政大權，而將天皇架空。幕府與中國東漢末年曹操掌權時相似，挾天子以令諸侯，不過幕府將權力世襲化，統治日本近七百年，期間也有朝代更替。
中國講到漢文化的對外影響時，經常將朝鮮、越南、日本三國並提。因為日本後來強大，尤其喜歡強調對日本的影響，遣唐使、日文漢字、鑒真法師、奈良的建築等等都是證據，反而對朝鮮、越南好像影響小一些。但這是一種錯覺，真實情況是中國對日本的影響在三國中是最弱的。背幾首唐詩，寫幾個漢字，並不代表能夠輕鬆跨越鴻溝。例如日本11世紀初平安時代的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明顯受到漢文化影響，因此常用來和《金瓶梅》、《紅樓夢》作比較，書中女性的悲慘命運幾乎都是「一把辛酸淚」。但是此淚非彼淚，其差別類似蝙蝠的翼膜和飛鳥的翅膀。因為若論大背景，日本物語文學和歐洲中世紀騎士宮闈文學的社會環境及形成的創作機制更為接近。
日本的農業文明以漁獵和農耕為主，自給自足，商貿並不發達。與英國的一個大不列顛島不同，日本有四個大島，呈狹長的線狀排列，地理特徵造成地方自治，番邦林立，統一成本極高，所謂的高度中央集權總是曇花一現。幕府更多的時候只是起到強勢盟主的作用，各種級別的大名（諸侯）都擁有獨立的小王國。日本獨特的武士階層，和歐洲中世紀的騎士階層極為相似，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俠以武犯禁，武士道橫行，好勇鬥狠，切腹自殘，形成日本尚武的傳統，也是後來軍國主義的根源。另外與英國相比，日本到亞洲大陸的海上交通比英國到歐洲大陸更加困難，因此可以保持更強的獨立性。例如在中國建立的朝貢體系中，貢與不貢，日本有視局勢而定的自主選擇權，不像朝鮮、越南非貢不可。所以日本向朝鮮、中國學習不假，而且相互來往不斷，但是表面的相似並不能掩蓋更深層次的差異。借用生物學中，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方法，如果中國、朝鮮、越南的國家類型是同屬不同種的話，中國和日本至少是不同屬，甚至是不同的科、目。從世界範圍看，日本與東南亞島國和英國最接近，其次是歐洲大陸國家，而與中國的差別最大。
日本的安全性有天然保障，朝鮮和中國要想攻佔日本，勝算極小。元朝兩次遠征日本，均以失敗告終。有人為元軍設想的種種取勝可能性，都是無用功，只要參照歐洲大陸與英國的戰果就可以理解其中的難度。日本被外敵佔領只有一次，即1945年太平洋戰爭失敗，因為美國的軍事水平突破了地理障礙，最後還有原子彈一錘定音。在自保無虞的情況下，日本一旦軍事上取得優勢，迫於資源匱乏的先天不足，加之商貿成本高，必然選擇擴張。與日本糾葛最深的國家當屬朝鮮，儘管很多年前估計是同一家的兩伙人，但一個海島國家和一個半島國家，只隔著一條寬約二百公里的海峽，經常打打殺殺是不可避免的。
16世紀受歐洲大航海影響，先進的航海技術傳至東方，對亞洲國家觸動最大的是日本，簡直是天降神器。此時正值日本處於混亂的戰國時代，內亂之外，海盜活動日益猖獗，侵擾中國沿海。豐臣秀吉(1537-1598)於1590年暫時結束了內亂，隨之萌發一個建立亞洲大帝國的夢想，先佔領朝鮮作為跳板，後瓜分中國賞賜給下屬，甚至連更遠的印度都成為目標。1592-1598年間，日本兩次侵略朝鮮，明朝派兵抗日援朝，日本未能得逞，豐臣秀吉本人在戰爭末期去世。連年的戰爭又導致日本內亂，江戶地區的大名德川家康經過又一輪內戰，於1603年建立德川幕府，國家進入休養生息。這一時期，日本對外擴張與英國依靠海盜起家的社會機制相同，但是中國不是西班牙，日本力量不足，所以此事被暫緩了。期間發生過一件奇事。仙台藩主伊達政宗派遣下屬支倉常長乘船在1613-1620年間出使美洲、歐洲，還在羅馬覲見了教皇。這趟遠行本意是希望通商，但支倉常長回國後，情況已經大變。幕府開始實行鎖國政策，日本走向世界的計劃也被暫緩了。
德川幕府趨於保守，首先是因為擴張行動缺乏成效，其次是因為對外通商，九州島地方大名獲利最大，威脅幕府統治，第三是因為通商的同時，也帶來了以天主教為主的基督教。基督徒大增，遭到佛教和神道教勢力的反對，造成內亂增多。幕府因此越來越排斥西方商人，逐步開始禁教和減少對外貿易。九州的諸侯由於外貿獲利減少，轉而加重稅賦。1637年末，島原地區連年天災，該地民眾又多信仰天主教，在多種因素作用下，爆發起義，次年遭到幕府殘酷鎮壓。此時正值歐洲三十年戰爭時期，天主教與新教的矛盾及新教內部的矛盾也被帶到日本。荷蘭商人因保證不傳教，獲得幕府信任，被允許在長崎的出島建館通商，但不得入內地，並受幕府直接控制，而葡萄牙、英國、西班牙商人則先後被趕出日本。此後二百多年裡，幕府施行嚴厲的鎖國政策，禁止普通日本人與西方往來，如果私造可以遠航的大船要被處死。除中國、朝鮮、琉球的船隻外，遠方的夷人只有荷蘭一家，因此還在日本形成了了解西方的蘭學。
德川幕府能夠暫時躲開列強的侵擾，是因為日本既無資源，又缺市場，地緣位置也不重要，在大航海後的全球貿易鏈中處於邊緣地帶，油水太少，列強感覺不值得投入重兵。但是這種鎖國的日子遲早要結束，歐洲太繞遠，美國更便捷。1853年美國軍艦來到日本，武力威脅要求通商，德川幕府被迫應允。第二年兩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又稱《神奈川條約》，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英國、俄國、荷蘭、法國紛紛跟進，幕府的聲望逐漸受損。日本被迫打開國門，被納入了全球貿易體系，雖然只佔國際總量中微不足道的貿易額，卻使日本西南地區的工商業得到迅猛發展。九州島曾是日本的亂源之地，此時成為新興之地，其中的薩摩藩因與西方頻繁接觸，眼界大開，獲利豐厚，形成了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幾路新興力量聯手，對已經式微的德川幕府提出挑戰，先後發起尊王攘夷、倒幕維新運動。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皇子睦仁繼位，1868年1月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制度。幕府勢力反抗，經戊辰戰爭，被維新派軍隊擊敗。10月23日天皇改元明治，之後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明治維新」。維新一詞出自《詩經》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維新要有新思想，此時的日本已經有了充足準備。著名學者福澤諭吉（1835-1901）感到只在日本學習蘭學視野過窄，於1862年利用譯員身份隨使團遊歷歐洲。他沒有停留於表面的繁榮和技術的先進，而是深入考察歐洲的商業、軍事、政治、法律、教育、科研、外交等諸多方面，回國後痛定思痛，著書立說，倡導西學，後來還提出「脫亞入歐」論。福澤諭吉的學說在日本影響巨大，他的著作維新人士幾乎人手一冊。考察西方、研究西學在日本蔚然成風。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官員努力實踐推進，日本國力與日俱增，朝鮮、中國、俄國相繼成為驗證明治維新成果的試驗場。福澤諭吉是全面審視工業文明的亞洲第一人，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理論家和設計師，因為思想上「脫亞入歐」，行動上必然是「侵亞排歐」。
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軍人和商人結成同盟，看上去有些貼近歐洲傳統。實際上軍人力量居於主導，較少受商業規則約束，更像東方傳統中一股坐大的地方軍閥，瘋狂而殘忍。例如在明治憲法的醞釀製定過程中，日本先仰慕英國，後學習德國，最後從國情出發，規定軍部直接聽命於天皇，不受政府、議會管轄和監督。與中國清朝僵化的文人官僚體制不同，握有大權的日本軍人體制很容易接受西方的軍事技術。有了這個立足點，其他的新思想都是以此展開，為我所用，嘗到甜頭後，形成改革獲益、再改革再獲益的循環。追根溯源，軍國主義也是明治維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礎，因此很多日本民眾對其念念不忘。
另外明治維新成功的重要制度保證是1871年廢蕃置縣，相當於秦始皇的廢六國貴族設立郡縣，實現了日本的真正統一。名義上的君主立憲不同於同為島國的英國，而是效仿歐洲大陸強國，以軍事集團為後盾，建立強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以保證各項改革措施得以順利實施。同樣是被迫打開國門，中國是削弱中央集權，導致國家混亂分裂，日本是完成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相同的開始產生不同的後果，簡單原因是日本船小好掉頭，中國卻過於龐大，要重新實現軍事強權並非易事。
明治維新取得成功，在思想、技術、制度等方面都可以進行梳理，不過更為基礎的條件與英國極為相似，是得益於地理安全優勢和資源劣勢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保障在對外開放吸收的同時，對內能夠短時間完成集權統一。這在已有眾多列強佔優的情況下，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機遇。促成日本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過程中，用時最短，見效最快。
日本隨後踏上軍國主義的戰車，去實現豐臣秀吉未竟的事業。與歐洲列強相比，日本更看重中國，視為禁臠，是其成就霸業的最大資源，妄圖完成蛇吞象。自1874年出兵台灣開始，日本野心的膨脹一發不可收拾，吞併朝鮮，侵略中國，偷襲珍珠港，揮師東南亞，最終換來東京的熊熊大火，廣島、長崎壯觀的蘑菇雲。儘管日本後來年年撞鐘祈福，想把自己塑造成最大的受害者，但無奈亞洲處處白骨，罪證難消。
日本躋身列強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方面對氣焰日盛的歐洲中心論提出挑戰，另一方面促進亞洲其他國家覺醒。但是日本的成功有其特殊性，曾給中國造成極大的錯覺，因錯覺導致錯誤，因錯誤導致錯亂。後來的實踐證明，由於國家類型不同，中國的政治走向不可能以明治維新為樣本。
中日兩國彼此間有非常複雜的情感。日俄戰爭，日本獲勝，一批中國人為之歡呼雀躍，視為黃種人的勝利，是黃種人的榮耀。辛亥革命成功，一批日本人為之歡呼雀躍，視為另一個黃種人大國的覺醒，為黃種人增添力量。將視線拉長，在近現代化的道路上，綜合來看，由於地理相近，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可能是日本，促進作用和阻礙作用都很大。知識傳播、人才培養、經濟發展，日本幫助中國很多。同時，侵略中國血債累累，還曖昧不思悔改，為靖國神社中供奉的戰犯招魂，令人噁心和憤怒。總之兩國關係紛紛擾擾，現在地理上一衣帶水，心理上千山萬水。恐怕只有中國逐漸強盛到一定程度，日本全面接受這一現實，中日之間各種爭端才會徹底化解。兩國內心深處的黃種人或東亞意識才能結合，也許到那時，友好鄰邦才不是互相畫餅。
日本以其自身的綜合實力，難以長期保持大國地位。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稱雄東亞，已屬不易，其後仍能保持經濟大國地位，只是部分延續。二戰後，開工業文明之先、兩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安理會五常之一、文化行銷全球的英國早已褪掉日不落帝國的光環，只不過開亞洲風氣之先的日本更不必強求，回歸歷史常態是必然結果。回想豐臣秀吉的囂張，德川幕府的封閉，再聯想到明治維新後的瘋狂，現在日本面對新興國家的崛起，實力漸弱，優勢漸失，是不是又越來越保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