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維度可以評判一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呢？有什麼相關的經濟史研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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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等人有一些paper是關於政府採取是否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那麼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維度可以考察嗎？
北京大學世界經濟史課程

我是北京大學15級一名學生，本學期選修了「世界經濟史」這門課程，以下回答是我的課程作業。我保證以下答案屬於個人原創，沒有剽竊。

首先應該界定一下題中所說的「政府」的範圍。當我們專門使用政府這個概念的時候，它和國家、民族、文明應當是有所區別的，因此很多客觀性的條件不能作為評判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的判據（事實上，在相關的論文中，客觀條件的影響往往是作者力圖剔除的）。也即是說，國家的地理位置、人種構成（人民的基因）、物質資源豐富度、當地的宗教文化因素都不能作為評判政府對經濟發展作用的維度。（關於宗教，如果只是看當地人信仰何種宗教與當地經濟發展的聯繫也許不能歸到「政府」頭上；但是當政府和宗教產生聯繫，譬如政府排斥宗教或是政府要求人民信仰某種宗教的時候，這應當算作政府的影響了。）

那麼有什麼是可以比較明確地算作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的呢？在制度層面上，政府對正式法律的建設、對市場的態度很可能產生影響：譬如私有財產制度的設立與保護程度、稅制情況、金融市場的監管情況、經濟自由情況等；在對外層面上，政府是否有很強的地方保護、對關稅等的設置、貨幣體系、對外關係是可能有影響的。評價政府影響到經濟發展的維度，不但要看其在經濟本身上做的文章，還要尋找其他方面和經濟的聯繫。

下面簡單拎出兩篇文章看看經濟學家們提到了哪些維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的：

A. Acemoglu等人做的研究之一：」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在這篇文章中，研究者希望解答的問題是不同國家之間為何會存在人均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他們提出，擁有更好制度（better 「institutions」）、更加完善的私有財產保護制度（more secure property
rights）、更加受約束的政策設立（less
distortionary policies）的國家能夠在人力與物質資本上做出更多投入，並用這些資源更有效地實現高收入水平。

研究者選取了被歐洲人殖民的國家，以便進行論證。他們提出了關於這些國家的三個假設：

1）這些國家受到的殖民政策有明顯的區別，一種極端是殖民地沒有建立良好的私有財產保護制度，政府可以任意施為征斂；另一種則是殖民地被仿照歐洲母國制度進行建設，保護私有財產，用checks限制政府權力；當地政府的不同確實與殖民者的到來有關，例如文章舉了澳大利亞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很多前囚犯對私有財產的渴望改變了澳大利亞的政府設立）；

2）不同殖民政策的設立受到殖民可行度的影響，在疾病環境比較惡劣的地區（也就是殖民者死亡率較高處），更可能出現的是攫取型政府；而在環境相對好的地方，更可能出現建設型政府；

3）過去的制度延續很長時間，從而影響到之後的政府表現；文章提出了三種可能性：轉變政府機構設置有很高昂的成本；經營統治階層的大小會影響制度的種類（人少時更可能大量奪取資源）；一旦機構在某些方面進行了不可逆轉的投資，那麼他們就更可能在上面花費更多（比如一個重視human and physical
investment的國家更可能有好的產權保護制度）。

他們首先對75個國家今天人均GDP的對數與殖民者死亡率的對數進行了關聯，得到下圖，發現了負相關：

而他們如果希望證明自己的理論，則需要說明這一關係是通過政府機構達到的。於是研究者做了今天這些機構的經濟情況關於制度的回歸，其中，他們使用Political Risk Services的徵收風險指數作為機構的主要評價標準。回歸公式為：

其中yi代表第i個國家的人均收入，Ri代表對徵收行為的保護情況，Xi是其他協變數的矢量，εi是一個隨機誤差項，而α則代表機構對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OLS回歸結果如下：

回歸結果顯示，超過50%的收入差距與機構指數差距有關，這種關係很強，可以使用智利與奈及利亞作為一對典型樣本來說明（二者分別在25th percentile和75th percentile），但是不能被歸結為因果性。一方面，可能因為國家更富有從而能建立更好的政府機構，構成反向因果；另一方面，還有許多機構自帶的可能影響收入的因素（例如氣候）；再者，研究者可能在數據選取上帶有自然歧視。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研究者引入殖民者死亡率作為工具變數，這一變數與國家經濟發展無關，卻能極大影響到政府的形成。

研究者使用的回歸公式為：

其中R是對當前機構的評估，C是對早期機構的評估，S是對歐洲人殖民規模的評估（歐洲後裔占人口比例），M是殖民者面臨的死亡率。

結果表明殖民者死亡率可以解釋超過25%的收入差距。

接下來使用二段最小平方法，發現對機構差別的統計錯誤比反向因果和遺漏變數更可能發生。再次利用智利和奈及利亞這對樣例對比整體結果，發現回歸結果是有意義的。在回歸的過程中，研究者同時證明了維度對於經濟的影響是通過對政治制度的影響實現的。同時，還證明了大洲因素對於經濟並無影響，也並不是新歐洲人（也即是美國、紐西蘭等地的人）單獨導致了經濟的變化。

這篇文章論證的維度是更好的政治制度（在這裡，好的評價標準就是政府不能任意征斂，政府保護私有財產）可以讓經濟更好的發展。但是，正如作者在文章結尾提到，其實文章並沒有檢驗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更「好」的政治制度出現。這個困難其實在很多文章中都是有出現的。

在文章中，作者們還大量引述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其中就涉及到了一些有趣的維度，例如Frederich A. von Hayek提出的國家採用英國common law傳統還是法國civil law傳統會對經濟發展有所影響，Stanley L.
Engerman和Kenneth L.
Sokoloff則在endowment和不平等角度論證了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些都是評價的維度。

B. Barro關於民主與經濟增長的研究：」Democracy and Growth」

這篇文章提供的維度是經濟自由、政治制度（民主還是獨裁）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文章首先提到，以自由市場與私有產權保護為表現形式的經濟自由可以很好地促進經濟增長，這一點是比較公認的。但是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之間的關係則更富爭議，有人認為二者之間是互相促進的，但是在民主制度下一些可能產生的問題如土地改革（財產再分配）與有立法代表的群體擁有更大力量可能反而阻礙增長。事實上，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可以是沒有任何關聯的，一些OECD（經合組織）國家在政治權利匱乏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的高增長。文章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文章首先探討了實證分析的研究框架，即新古典增長模型的拓展。在這一框架下，任何的改變導致的長期經濟水平增長都會轉化為在較長時間上的經濟增長；而給定決策與環境變數，更高的初始人均產出量則會導致更低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可以看到窮的國家往往增長得更快，並在追趕富有國家——但是這隻有在窮富國家政治制度差距不大的情況下成立，因為如果窮的國家的政治制度對金融經濟並不在意，那麼它的增長未必就高。科技的散布同時促進了國家經濟水平的趨近。新古典模型中的資本積累可以被拓展為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與實物資本。

接下來文章按照上述框架給出了不同國家之間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結果，做了人均GDP增長關於多個因素的回歸，包括初始GDP、初始人力資本、生育率等等，如下表：

在諸多因素數據的支持下，開始了對民主與增長關係的研究。結果發現，民主的增長會細微地阻礙經濟的發展。之前的研究發現政治自由對經濟的發展是有促進作用的，而作者在去除了生育率、教育等因素的影響後複製了這一結果。作者的解釋是，民主自身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很可能被錯誤估計了，民主之所以對經濟有正面影響是因為民主和一些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的東西是緊密相連的（例如民主增加女性教育機會，從而降低生育率，導致經濟增長）；或是因為民主能夠促進法律的維持，但這一點被通過回歸否認了。

作者同時考慮到，由於民主標準（基於Gastil的研究）只是排序的而非數值的，因此民主與增長的關係可能是非線性的。通過檢驗，作者發現，中等水平的民主對於增長時最有利的，低水平次之，高水平則最不利。經濟與民主的關係可以被刻畫為下圖：

點可以大致擬合為一個倒U形。但是這種刻畫並不完善，特例極多；並且在中等民主狀況下國家只是避免了低增長，但沒有保證高增長，因此只能用作說明二者關係可能是非線性的。

前半部分得出了一個結論，民主本身對GDP增長的影響微乎其微，所有的增長似乎都是通過民主促進某些其他因素（如維護法律、促進自由市場）實現的。

在文章後半部分，作者轉而開始研究經濟增長對民主的影響，暫且隱去不談。這篇文章的精彩之處是是提出評價政府對經濟影響的時候應該區分開政府不同方面，即不能在仔細研究政府的時候對政府做泛化描述，而要精細到每個標準。政府的各個方面未必有人們想像得那樣關聯緊密，就像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可以沒有任何關係，也可以和經濟增長沒有太大關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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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上述列舉了一些政治可能影響到經濟發展的維度，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找到了經濟-政治動態變化的理論體系，因為很多時候學者只是發現了政治上的什麼變化能導致經濟的變化，卻具體研究這些政治上的變化到底是由哪些具體的措施帶來的。我們知曉的政治與經濟的聯繫遠比想像中的弱。事實上，如今這麼多維度的研究，只是為了建立一個經濟-政治理論體系做鋪墊。Frank Hahn在上世紀末對未來經濟學發展做出預言的時候說，經濟學理論要想進一步發展，必須拋棄過去傳統的研究方法，不僅用假說，更要使用模擬；不能局限於經濟學本身，更要學會吸納社會、歷史方面的知識、邏輯。而這些，這是當今一些學者所在做的。

作為剛剛接觸經濟學、經濟史不久的新生，上述回答不免多有謬誤，對論文讀的也有些一知半解，懇請各位看官指出。過去的研究不是止步之處，更加具體的研究還在進行，以求填補無知。引用不久前過世的Douglass North老爺子在1992年獲得John R. Commons Lecture
Award的時候發表的演講中的一句話做結尾：「We
still know all too little about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articularly the interplay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arkets.」

致謝：

感謝吳老師本學期精彩的課程，祝老師未來諸事順利！

參考文獻：

1. Darg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2.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3. Robert
J. Barro, Democracy and Growth

書籍不推薦，因為在閱讀量不夠的情況下，貿然的片面接受一種學說不利於做研究。

維度這個詞很有意思，不知道是不是最近題主看了三體。

我願意拋磚引玉，這個如果回答，一篇論文都不夠。大概幾十本專著吧。

如果我選擇切入點，我第一願意選擇的是從科技進步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