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自由主義」是中國「左陷極權，右陷權貴」困境的出路嗎？

01-02

「左」的一層含義是「毛左」，毛時代被美化為一個沒有等級差異、貧富差距的美好年代。而另一類「左」，則是一九九零年代在中國興起的「新左派」，這一批學者都在西方接受過系統的左翼理論訓練，以汪暉、崔之元等人為代表，他們對西方國家的制度缺陷有深刻認識，但對於中國問題，他們被認為向現政權靠攏，為「國家主義」撐腰。
然而自由主義所代表的「右」，在中國也遭遇巨大挫折。市場化改革，客觀上帶來了中國的整體富裕，但也帶來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和階層矛盾。一九九零年代與新左派同時興起的「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政治上主張西方代議制民主制度，反對一黨專政，遭到現政權的打壓和新左派的批評，在經濟上又鼓吹「放任自由主義」，自由競爭的價值高於一切，又在對社會財富分配不滿的普通大眾中無法得到呼應，於是「自由主義」反而陷入被夾攻的狀態。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一針見血，在中國談左右之爭，可怕的現狀是「左陷極權，右陷權貴」。現有語境下，左右精英都走向各自極端，幾乎不能凝聚彼此的共識，而「左翼自由主義」的適時提出，就是這樣一種努力——力圖闖出現有格局，為談論中國問題提供一套全新的論述和範式（paradigm）。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07383637989docissue=2014-32
《亞洲周刊》 2014年08月17日

陳冠中：
中國左翼在共產黨成立之前已經有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源頭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江亢虎、劉師培、何志釗、劉師復、孫中山、梁啟超等，後來黨外社會主義者，辦刊結社，比如徐志摩的《新月》、平社、《觀察》、《世紀評論》、《新路》，甚至國民黨裡面的政經社，以至一些民主黨派，都是偏向民主社會主義或說社會民主的左翼道路的。社會文化上進步人士如晏陽初、陶行知、魯迅都在這個左翼傳承里。
但是所有這些思想到1949年張東蓀跟毛澤東在西柏坡見面之後，就被認為行不通了，毛澤東要一面倒學蘇聯。
在中國被認為行不通，在世界範圍它卻大行其道，一直到八十年代以至今天，這個社會民主思想雖然受到新自由主義猛烈的衝擊，但它沒有崩潰，基本上是主導性的政治體制。在發達國家，北歐、西歐、澳紐加拿大不用說，都是這個制度，再加上一些新國家進去，日本，現在還有韓國，而台灣基本上也可以說是走社會民主的道路的。拉美的十幾年中，也有很多國家轉向社會民主，我指的是離開獨裁軍政府之後的智利，加上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波利維亞、哥斯大黎加、厄瓜多，還不算委內瑞拉這種更左的實驗。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7313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7399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7888
《澎湃新聞》 2014年07月22-24日

我朝學界的左右之爭是從90年代新左派重組和自由主義陣營廣泛出現之後形成的關於「中國本土現代性」和「中國在80年代西方思潮過後到底在世界上處於什麼位置」的爭端。而這套政治話語的探討就聯動了整個陸港台學界。當然，具體而言，前者涉及社會公正理念，公權力看待，國家認同的方式等理論問題，也直接涉及到中國鄉村生態變革這類細節技術問題。

對於大陸本土而言，主要的爭端是右翼自由主義者和所謂的「新左派」之間所謂的「西方是存在一個固定有效的政治模式？還是存在一系列變革和對於後工業社會生態的適應」。為什麼「新左派」要打個引號呢？因為受到甘陽作為深受列奧斯特勞斯影響的新保守主義譜系的學者，在自由主義陣營的批判中也長期被扣上了"新左派「的帽子。

所以這個爭端在諸如李陀等人的結論中，實際上並非是理論爭端，而是「是否承認西方在70-80年代存在一個偏左的學術變革期」。

對於右翼自由主義者來說，西方普遍是存在一個固定且普遍的政治模式，而且依據某種線性進步歷史觀，認為中國遲早會進入到一個類似的西方成熟模式中去。

而在這個過程中，最需要探討的是「權力制約」問題，不過這個「權力」在右翼中式模糊的，而所謂「政治模式」更是沒有經過定義，很多人感性地將這個模式投射到了現實中的美國上。

而對於所謂的「新左派」來說，在歷史觀上首先承認了一個「7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期」，這個變革期的表象是各類平權運動和左翼思潮在西方的重新興起。於是乎，對於中國本土現代性的問題，就涉及到「如何引入西方當代的思潮」並以此來看待「中國當代政治爭端」。。於是，汪暉主政時期的《讀書》，李陀等人的《視界》都在開始試圖引入90年代左右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理論；而甘陽等人開始從找尋中國本土政治譜系的連續性問題上來開始引入新保守主義的思潮；香港由於中文大學和港大90年代政治思想學派試圖對接美國體系，於是羅爾斯框架被廣泛引入到香港的政治哲學思潮中，當然這和香港文化界一直對於liberal話語和平權運動熱衷，也有一定關係（但是依然有一些區別，這個我後文再聊），來解讀當時的中國政治。

而汪暉的《當代思想現狀與現代性問題》就是這樣一個趨勢下的作品。

於是，中國本土學界的左右之爭，實際上就成了三個問題的價值區分，「中國的角色以及中國本土政治理念應該採用什麼框架」，「西方社會思潮存在一個固定模式還是存在斷裂的數次變革」，「怎樣採取一種跨越政治立場的對話方式」。

然而這個爭端確實與政治理論有些微妙的脫節，「過於接地氣」。

所以，哪怕是在田園政治民科或者說網路鍵盤政治家們的爭端中，也默默延續了學界當時留下來的話題分割，日常話語中的政治表態在中國基本上是由「如何看待西方」和「如何看待中國連續幾十年的歷史角色與現狀」兩個端點展開的。。

而香港學界興起並在大陸學界取得聯動的「左翼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個新鮮玩意兒，實際上就是香港當時引入的羅爾斯框架來試圖給中國的左右之爭找一個所謂的」中間路徑「。

這和恩格斯，考茨基主導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受著伯恩斯坦和盧森堡的」合作主義「產生的社會民主主義並沒有直接關係。

而香港本土的羅爾斯框架也有一些區別：

比如，周保松與Will Kymlicka的主流詮釋有很大區別，在後者的詮釋中在個體不能為之負責的環境（circumstance）和個體需要為之負責的選擇（choice）之間做出了根本區分，因而消除自然秉賦對財富分配的影響是「選擇的機會平等」。

周保松的解讀中，正義原則壓根不涉及應得（desert）概念。

而在「正義感的優先性」論述上，Michael Sandel的道義論詮釋（de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中，認為羅爾斯的道義論框架是康德道德哲學的經驗主義化，並且認為正義（善的行為）相對於善的優先原則詮釋。

但是周保松就壓根認為這種隱含著」社群框架共享」的論斷實際上無法解釋共識的行為動機，於是他強化了羅爾斯的「共同善」（common good）的概念，將個體的主體性，道德自主倫理和共同善契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整全性的把握。

而除此之外，羅爾斯框架在香港的發展也和香港本土的運動有一些關係，包括接受了前輩學者在馬克思主義中的一部分內容，也進行了一部分批判。

而左翼自由主義對於契約論和公民政治衍生開來分配政治看重，也實際上對於右翼和左翼在「終極藍圖」上的論述就進行了實際上的批判，包括馬克思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或者中國廣義的右派。

於是乎，這種當代政治理念實際上還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的：

1，中度匱乏的社會。這個在周保松論述西馬譜系的科恩的文章中就提到了，他對於當代西馬的批判就在於他不認同生產力的迭代可以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產生一個富足社會，當然他對右翼自由主義也是如此質疑的。

2，道德價值論。事實上，周保松將個體的倫理自主性和共同善契合來建構他的自由主義框架，並且回擊甘陽對於自由主義譜系的「道德虛無論批判」，他本人將人的自主（autonomy）作為所謂的自由道德人在共同建構當代社會的道德動機和道德取向。

在這種語境中，似乎本身由「目的論」（中國往何處去）和」現實結果論「（西方現狀和中國定位）展開的中國政界左右大論戰似乎是被所謂的左翼自由主義取消了。

但是有些結果值得商榷。下面本人做些批評。

立場相關聲明：新馬克思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

1，理論上，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之間的消弭，在左翼自由主義這試圖聯動」理性自由「和」道德自主自由「來解決，但是這個邏輯上是值得商榷的，周保松本人的論述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混淆了這兩者，強行統合成了一個概念，即」自主倫理「。

2，左翼自由主義的政治實踐在中國並沒有一個階級基礎，相反是通過批判話語產生的，羅爾斯框架的主體性是建構在個體主義的基礎上的，這個並沒有直接解決中國這個既定民族社群中的「共同體」問題。在我朝進行任何正式實踐的變革，基本上都需要具體到一個論題中的某一個階級現狀或者是組織生態，脫離一個具體的中國社會基本結構來談個體主義變革。這個屬於後工業時代的一種錯覺。

3，左翼自由主義在左右僵持不下的現狀下，給予了學界一種和解的希望。但是，這套引入的理論，在本土學界也被部分人士裂化成了純粹的「批判工具」。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題干中那個「左陷極權，右陷權貴」地圖炮。。很多人將這個中間路徑試圖強行解釋稱自己言論的合理依據，卻對於羅爾斯框架缺乏基本的研究功底。。這讓人不得不思考下，這套學說的前途。

來論 | 簡論中國左翼群體中的國家主義傾向

2016-12-02 豐梧幽靈評論

編者按：本文系來稿，作者結合自身的實踐和觀察，批判了左翼群體中的國家主義傾向，並就左翼的宣傳策略和發展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引發讀者們朋友們的思考。我們歡迎討論和爭鳴，希望投稿的同志可以在後台給我們留言。

首先，我們在這裡所談論的，是主觀認同意義上的「左翼」，與實質上是否起到了左翼應有的進步作用無關。其次，我們知道，左翼中有兩大分歧，首先是當下中國是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我們在這裡所談的，也是指認識到中國是資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左翼（主觀認同上的）。

第二大分歧在於：既然認識到了中國是資產階級專政，而國家資本與外國資本都是壓迫無產階級的勢力，那麼相對而言，其中是否有一個勢力對無產階級更為有利？是否應聯合一方打擊另一方，至少不去打擊前者？或者說，不應在次要對手打擊主要對手的時候，去攻擊次要對手？

對於是否應與次要對手建立統一戰線，左翼內部就有激烈的理論、歷史爭議，其中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反對最為堅決。在此，我們不談論這一抽象的理論問題，我們專註於現實的狀況。

我們所關注的焦點是：中國的官僚-國家資本是否就比買辦-外國資本對無產階級更有利，因而不應在其對抗外國資本的時候打擊它？對於認同這一點的人，我們將其視為或多或少帶有國家主義傾向的左翼，簡稱國家主義左翼。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一個背景：中國作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當前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早已不再是即將亡國滅種的半殖民地的外圍國家地位，而已經躍升為半核心的、並有動力謀求核心地位的國家。因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已絕不能套用在當前的形勢下了。

與其生硬地套用歷史的經驗，不如細緻地分析現實的影響。對於現實影響，國家主義左翼常常會提出這樣的論述：

1、國家資本儘管也在剝削壓迫中國工人，但國家資本對世界體系核心地位的謀求，對於中國工人是有利的，客觀上能夠提高中國工人的福利待遇。

對此，我們首先需要指出：當前中國國家資本的擴張，並未直接轉換為國民福利——中國連福利國家都還談不上，社保在工人群體中普及率很低，還面臨勞動法修法、社保空洞等威脅——而更多是在緩解資本的利潤率危機。而未來的國家資本擴張，若要進一步謀求世界體系核心地位，勢必觸及歐美日等核心國家的利益基本盤，也勢必面對一些外圍國家民族資本的反彈。由此，一定規模的地緣政治衝突極有可能被引發。而這類衝突必將給本國無產階級帶來極大的損害。即使付出了極大的犧牲，我們國家躍升為核心國家的一員，這樣的核心地位也勢必被又一場殘酷的衝突所消滅。無產階級將承受最多的苦難，較之而言，所謂的福利微不足道。

羅莎·盧森堡在評價一戰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時說道：

在那一時刻對祖國的首要義務是：向祖國指出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真實背景，揭穿編造出來的關於祖國遭到襲擊的愛國主義謊言和外交方面的謊言；大聲疾呼地宣告，在這次戰爭中勝與負對於德國人民來說都同樣是災難性的；最大限度地反抗通過實行戒嚴壓制祖國；宣布必須立即把人民武裝起來，讓人民來決定戰爭與和平；強烈要求人民代表機構在戰爭持續期間不斷舉行會議，以便確保人民代表機構對政府密切實行監督，人民對人民代表機構密切實行監督；要求立即恢復一切被剝奪了的政治權利，因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真正保衛它的國家；最後，以1848年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舊的真正的民族綱領、以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綱領、以統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國的口號來反對旨在維護奧國和土耳其、即維護歐洲和德國的反動勢力的帝國主義戰爭綱領。本來是必須用這面旗幟來引導國家前進的，它本來會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自由的旗幟，是與德國的優良傳統以及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政策一致的旗幟。

但是，在那一時刻有發言權的工人階級議員們沒有這樣做，可恥地史無前例地失職了。社會民主黨——由於它的領導——不是採取了錯誤的政策，而是根本就沒有去採取任何政策，它作為具有自己的世界觀的特殊的階級政黨完全退出陣地，不加批判地把國家對外交給了帝國主義大戰的可怕的災難，對內交給了軍刀的專政，而且自己還要承擔戰爭的責任。國會黨團的聲明說，它只批準保證國家的撥款，卻拒絕對戰爭承擔責任。實際情況恰恰與此相反。用於這種『防禦』的撥款，即用于軍事君主國軍隊對人類進行的帝國主義大屠殺的撥款，根本不需要社會民主黨批准，因為撥款的使用絲毫也不取決於社會民主黨是否贊成，社會民主黨是以少數對資產階級國會牢固的四分之三多數。社會民主黨黨團通過自願的贊成只做到了一點：顯示了全民族在戰爭中的團結，宣布了國內和平，即停止階級鬥爭，取消社會民主黨在戰爭中的反對派政策，因此它對戰爭也是負有道義上的責任的。通過自願地贊成撥款，使這次作戰具有了民主的保衛祖國戰爭的招牌，支持並確認了他們對群眾散布的有關保衛祖國的真正條件和任務的謊言。

當前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與當年的德國、沙俄是那麼的相似。即便在戰爭時期都不能放棄階級鬥爭與革命綱領，更何況在一般的國際博弈時？正如我們不能再重蹈一戰的覆轍一樣，中國的革命左翼，能再重蹈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覆轍嗎？

2、外國資本在中國所推動的西式民主假若成功，中國工人將面臨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統治，受到更深重的盤剝。

毫無疑問，我們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外國資本壓迫下的統治。但是，正如哈維所指出，當下的中國無非是另一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統治。而越來越在官方宣傳中拋頭露面的春秋研究院張維為、李世默等人，也毫不掩飾地自稱為「政治光譜中離左翼最遠」的「中華保守主義」，推崇「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民族復興黨」、全民黨。只將精力放在對西式民主虛偽性的批判上，絲毫不能減輕上述的威脅。

更關鍵的是，要爭取無產階級的解放，爭取政治自由是必經之路，即使不與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既有民族資本，也有外國資本）統一戰線，也很有可能在客觀上對國家資本形成合力。而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運動中，主導權也確實有可能被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立場的外國資本所篡奪。然而，如果不進行這一運動，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根本無從談起。我們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奢望、苦求著領導人給予無產階級一點政治權利，無產階級要自己爭取自己的未來。

正如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里所說的那樣：

在1847年，所謂社會主義者……都是站在工人階級運動以外，寧願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只有工人階級中確信單純政治變革還不夠而公開表明必須根本改造全部社會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們當時把自己叫做共產主義者。……在1847年，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當時，社會主義，至少在大陸上，是『上流社會的』，而共產主義卻恰恰相反。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

3、外國資本在中國推動西式民主，將導致社會動蕩，引發如同利比亞、南斯拉夫那樣的分裂與內戰。

歷史上由於西式民主化或西方干預而發生內亂的國家，無一不是內部存在著整體性的民族、宗教矛盾，並且市場化資產階級力量薄弱。在中國，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即便有可能導致邊疆的動蕩，也不會在整體層面引發同樣規模的動蕩。我們可以推測：如果市場化資產階級掌握政權，除了新疆少數民族資產階級可能傾向於融入中亞的伊斯蘭經濟圈以外，全國各地絕大多數的民族、買辦資產階級，都會傾向於延續以往的聯繫，維持統一的全國市場，以免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如果認為阿里巴巴是所謂買辦資本的代表，那麼這麼一個依賴於全國物流的買辦資本，怎麼可能會企盼著中國發生分裂呢？

當然，儘管所謂的社會動蕩很可能被誇大了程度，但它也仍然是我們要極力避免的對象。然而，能防止民族矛盾激化、國家分裂內戰的唯一途徑，只有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共同爭取政治權力這一條道路。如果新疆、西藏的基層政治依舊腐敗，收入分配依舊不公，而內地的民族主義動員又遲遲不被社會主義動員所代替，那麼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就是難以避免的結果。而在各族人民缺乏政治權力的現實下，這樣的惡化趨勢根本難以逆轉。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香港、台灣。如果香港的財團政治不被消滅、階級固化不被打破，而維護著香港財團統治的內地官僚資本又無人撼動，泛民與內地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共同贏得民主化的幻想就此破滅，幻想隔絕內地與香港連結的本土主義發展壯大就是必然的結果。而香港前車之鑒在此，台灣民眾又怎可能願意受內地資本的支配？如此趨勢發展下去，武力衝突恐怕在所難免，所造成的損失又豈會小於直接分裂？

我們強烈主張陸港台人民的團結統一，主張各地社會運動的相互聲援與呼應，反對各種形式的排外主義。必須強調，只有消除了官僚資本的壓迫才有可能消除排外主義，只有共同的、現實的奮鬥目標才能將各地人民團結起來。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奮鬥失敗了，能扛起這一歷史重擔的必將是無產階級。

4、只有當國家資本在世界體系中取得核心地位之後，才有能力打破當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世界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這一思想不得不說是最有迷惑性，同時也是最危險的思想，然而這卻不是中國人的首創。日本的著名法西斯主義者北一輝，正是宣揚了這一觀點，才成為了二二六政變的精神領袖，助推了二戰爆發的慘痛歷史。

北一輝認為：日本是國際上的無產階級，蘇俄佔有了超出本民族需要的土地，是國際上的大地主，英國則是國際上的大富豪，向它們開戰是正義的。日本與英國的對抗是為了印度的獨立與中國的安全，這種擴張也並未超出本民族的需要。通過戰爭擴張帝國，就能將日本的社會主義改造推廣到亞洲各地，在日本統治下的各地人民就能平等地共同發展。

與之相比，當前的論調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中國是被歐美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投資帶動了當地的工業化，與歐美不同；中國戰勝歐美後，各國人民就能在中國的領導下平等地共同發展，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最大障礙就得到了解除。

首先，這樣的論調選擇性無視了歐美日帝國主義對外圍國家工業化的拉動，不論是在當下還是在歷史上。資本的擴張必然伴隨著製造業的轉移、基礎設施的建設，這與一個國家是否打破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平等關係無關。因為這樣的工業建設歸根結底是為了國家資本的利潤，當被投資國的需要超出了國家資本利潤的接受範圍，就不可能被滿足。只要這一關係依然遵循資本積累的邏輯，雙方就依然是不平等的：被投資國的工人同樣是被外資剝削；核心與外圍的貿易交換依舊是不等價交換。當然我們不否認，中國對外的不平等程度可能會比歐美更低，然而這並不能改變世界體系不平等的性質。這一不平等程度需要適應中國資本積累的要求，當中國資本的要求隨著利潤壓力的提升而提升，不平等及其帶來的矛盾將愈發加強，甚至引發激烈的衝突。

只有在本國生產拋棄了資本積累邏輯的前提下，推動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平等的新體系所取代才成為可能。這種取代無需等到中國成為體系核心才能發生。中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要一塊，即便發生的革命僅僅是維繫住了無產階級的政權而不足以建立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甚至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大規模再分配，也足以衝擊各國資本的積累，乃至於動搖體系本身，從而促成核心國家自身的革命運動。這才是真正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解除障礙的途徑。

最後，按照這一論調，中國無產階級將不能進行激烈的鬥爭，否則會妨礙國家資本成為體系的核心，然而，一旦國家資本成為體系核心，無產階級就能夠革命，並且一鼓作氣進行世界革命了。這與唯心主義的空想有絲毫的分別嗎？爭奪核心地位本就將使無產階級大傷元氣，而成為核心之後的福利政策又將分化一大批勞動者，更何況對階級鬥爭的長期壓制將摧毀無數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某些左翼的這一路線只能為國家資本所利用，而無產階級將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這些所謂的革命者拋棄了無產階級的視角，拋棄了歷史唯物主義，便一下落入了最保守的反動立場。

上述的四個論點，被國家主義左翼用以論證不能打擊國家資本，因為它們正在對抗外國資本。而我們的論述已經指出：無論如何，打擊國家資本都是我們絕不能放棄的，這甚至具有更強的緊迫性。

許多左翼之所以會或多或少地接受國家主義的觀點，就是因為他們審視問題的視角或多或少地採取了國家主義的立場，而非工人階級的立場。所謂國家主義的立場，就是把國家利益置於核心的位置。然而所謂的國家利益是有階級性的，如果不對國家利益進行唯物史觀的分析，就會把資產階級的國家視作無產階級的國家來維護，國家主義恰恰是犯了這一錯誤。其方法論上的根源，正是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拋棄了歷史唯物主義。

如果這一錯誤發展到了極端，無論其如何自稱，我們也無法再將其視為左翼了，而只能將其劃為頭號危險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而其他傾向於國家主義的左翼，都或多或少有滑入這一立場的危險，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左翼中還有一套放棄工人階級立場的觀點，在此順帶提及：他們認為工人階級的自發性絕不能自己長成革命性，而且工人彼此分化、與中產相互轉化，難以認識到共同的長遠利益，所以必須靠先鋒隊灌輸，而且更為合適的灌輸對象是知識工人（中產小資），而不是普通工人——這些都還算是可以商榷的經驗描述，然而關鍵在於其推論——革命的主體是先鋒隊，而不是工人。

這似乎只是玩了一個文字遊戲，然而其背後確實有著豐富內涵。這一觀點取消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主體作用，便使革命淪為了所謂「先鋒隊」的唯心主義實踐：要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最要緊的是朝著先鋒隊所描繪的理想社會去奮鬥，而不是面向無產階級的現實需要（在日常生活與鬥爭中組織化）去奮鬥——似乎無產階級自己的組織性、戰鬥性強不強不重要，先鋒隊足夠強就可以了！

他們聲稱「《勞動合同法》錯在改良」，導致「適得其反」，這就是一個脫離工人需要的結論。工人們需不需要一個法律維護穩定的僱傭關係？需要。這雖然是一種改良，卻能進一步加強工人的戰鬥性。存不存在因此變為派遣工的人？存在。但若沒有這部法律他們原本就近似於派遣工，而且對於工人而言又多了一個「轉正式工」的動員根據。

推動社會福利等改良措施的意義在於：在近似於上世紀導致大規模失業的大蕭條，以及大規模戰爭導致民不聊生的狀況在近期發生的概率很小的情況下，基於爭取或保衛福利待遇的鬥爭是少有的能夠加強工人組織性的途徑——努力增強工人的鬥爭能力及先鋒隊的領導能力，這才是革命勝利的基礎，而這需要長期的工作才能做到，絕不是「形勢一來」就自動俱備了。

而所謂「判斷罷工運動的標準為是否有利於先鋒隊在群眾中的權威」，更是有背叛工人階級的潛在可能。我們知道，在戰爭動員等特殊狀況下，群眾中的大多數未必還會認同左翼的批判理念。這個時候，為了「在群眾中的權威」不至於失去，先鋒隊是不是就得迎合群眾的需要，對帝國主義戰爭不予鬥爭呢？在反對戰爭時，我們可以說「為了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卻未必能說「為了先鋒隊獲得更大的權威」。

如果無產階級不是革命的主體，僅僅是在最可能支持先鋒隊所提出的理想社會的情況下才具有革命性的話，那麼以犧牲無產階級利益為代價，儘可能地鞏固先鋒隊的權威，以更快地進入理想社會似乎就可以被接受了。然而這種脫離階級主體的策略恰恰會導致先鋒隊本身的蛻變，使所謂的理想社會變為空中樓閣，社民黨一戰時的國家主義化以及後來的右傾化就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回到正題，我們必須指出：左翼群體中的國家主義傾向，在左翼實踐中已經有諸多體現，並起到惡劣的影響——許多人反對批判國家資本所宣揚的反動觀點，反對與國家資本進行現實鬥爭。

例子之一，便是團中央在指責外國資本控制媒體時，卻掩蓋了國家資本對媒體的控制、對敢於發聲的工人運動的打壓；如此荒唐的雙重標準遭到了許多關注工人事業的左翼群體的批判；然而卻有人出來說「不許批判」，「這是在替外國資本轉移焦點」！

試問，什麼才是我們該關注的焦點？難道一場討薪、一場罷工，不比一條微博、一部電影更值得成為我們的焦點？難道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力，不比台灣的排陸情緒更關乎工人階級的利益？難道國家資本的威權統治不是港台排陸情緒的根源之一？難道工人階級政治權力的缺失不是國內外資本得以操縱媒體的原因之一？難道國家資本對工人權力的壓制不是外國資本得以從中國賺得盆滿缽滿的原因之一？

用馬克思主義的真誠學說批判外國資本，與用愚弄人民的反動言說批判外國資本，二者絕不能混為一談。國家資本的輿論操縱與外國資本的輿論操縱一樣，都是在愚弄人民，沒有半點兒的先進性，本身便應是焦點之一。轉移民眾本應關注的焦點的，不是左翼批判者，而恰恰是團中央所代表的國家資本及其國家主義擁簇。

據說，國家資本也不是「批判不得」，而是「在這個時機」批判不得。這又是一個何其荒唐的言論。他們所謂的「時機」，是由一起單獨的事件所引發的，甚至是被「製造」的，這其中的矛盾關係，與一個社會整體性的矛盾關係，怎能混為一談？規定鬥爭對象的是整體性的社會矛盾，而不是單個事件中的矛盾，否則批判者豈不是將永遠被「事件製造者」牽著鼻子走？

只要國家資本在社會矛盾中處於工人階級的對立面，哪怕只佔一席之地，都有批判的必要，更何況它的威脅絕不比外國資本的更小。否定這一點的人，以及甚至否定國家資本處於工人階級對立面的人，若是被放到一戰時的德國，恐怕也會扼殺一切對國家資本的批判，淪為戰爭暴力的助推者吧！不幸的是，當前的中國正處於列寧所說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而且其資本的集中程度，與政權關係的緊密程度，比現實的一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還要強大。列寧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帝國主義性質，而此前我們也已論述國家資本要實現上升困難重重。資本逐利的強大動力是否會轉化為帝國主義的軍事衝突，還有待我們持續觀察，然而其現實危險性已然存在。屆時，當下的許多所謂左翼將發揮怎樣的作用，更是值得我們審視的對象。

還有一例，便是有人竟然在工人階級忍無可忍地站出來索求應得的權利時，將這類運動視作給國家添亂：國家資本會在混亂中遭受損失，外國資本則能趁虛而入。他們將外國資本的潛在威脅無限放大，與之相比，工人階級所長期承受的壓迫剝削似乎不值一提，似乎在國家資本的支配下就會好轉，毫無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支撐他們的幻想的，無非是一種名叫「健康力量」的唯心主義玄學。我們不否認這一力量可能存在，然而現實中他們確實沒顯示出實質的作用。實質的作用體現在做而不是說，無論是對勞動法的修改，還是對勞工機構的壓制，都體現出並沒有一個靠得住的「健康力量」存在，他們顯然無法改變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質。為了顧及上層「健康力量」的存在，就要摒棄無產階級可能動搖上層地位的鬥爭，簡直是捨本逐末，無異於可恥的背叛。

我們不否認有必要向上爭取，然而這無論如何只是輔助性的，發揮根本性作用的只能是無產階級自身的鬥爭。資產階級學者的建言獻策有著強大的資本作為支撐，無產階級如果沒有自己自下而上的力量，拿什麼來保證制定出的政策會有利於自身力量的繼續壯大？靠更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靠上層或許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乾脆再燒根香祈求馬克思的保佑好了。

我們已經提及了國家主義在左翼批判與現實鬥爭中的惡劣影響，下面就要探討其在左翼宣傳中的負面作用。

當我們想要培養又一批革命左翼的時候，我們需要如何宣傳？有人認為，就是要首先培養愛國主義理念：主要向其灌輸建國以來的成就，駁斥公知的謠言，批判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描述中國所面臨的種種外部威脅，從而培養出一名排斥自由主義的愛國者。隨後，再反思現實問題，明確國家應該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

我們認為，恰好相反。應當首先論述現實社會的種種弊病、社會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的種種表現，讓人們在對現實的反思中，接受唯物史觀階級分析的方法，接受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駁斥歷史謠言、批判西方社會是必要的補充，然而終歸只能處於次要的位置。無論是馬克思、列寧，還是毛澤東，都是以反思現實為起點走向革命的。

這兩種宣傳模式表面上殊途同歸，實際上卻容易導往不同的方向。第一種模式更容易使人首先產生國家主義的立場。在他們成為愛國者時，由於宣傳不夠，他們還不足以理解「國家利益」中的階級性，因而很容易把國家資本的利益視作所謂的「國家利益」強加於無產階級，這一點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他們在接受社會主義的宣傳時，更容易扭曲成國家社會主義的立場，傾向於否定政治自由的威權主義，以及否定無產者國際聯合的民族主義。

實際上，一些左翼的愛國宣傳，往往本身就缺乏全面的階級分析。很多對香港問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的分析，都只能看到外國資本，看不到國家資本激化矛盾的作用。在這種宣傳的引導下，培養出國家社會主義者，難道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嗎？

馬克思主義革命左翼與法西斯主義極端右翼處在政治光譜的兩端，然而現實中某些所謂革命左翼卻很容易落入法西斯主義的陷阱，這與其國家主義傾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可以說，國家主義左翼與極端右翼之間，只有一線之隔。

國家主義傾向，乃至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泛濫，是某些歷史條件的必然產物：國內資本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並在世界體系中處於半核心地位，還試圖進一步上升。這些歷史條件正是當前中國所具備的，因而國家主義思想乃至於法西斯思想的滋生幾乎是種必然。

法西斯是無產階級最兇惡的敵人，中國革命左翼必須加以百倍的警惕。我們必須猛烈批判國家社會主義以及容易導向國家社會主義的中特宣傳，對於左翼內部容易導向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傾向，尤其要加以重視和批判。

我們希望左翼同志們認真學習帝國主義論、第二國際史、法西斯主義史，更深入地學習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真正理解「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與《國際歌》的深刻內涵——國際主義，消滅腦中的國家主義傾向，不要走到無產階級的對立面，成為可恥的法西斯主義者。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2016年12月

有的「知識分子」陷入構建名詞的癔症中，以為構建了名詞後可以靠念力實現理想國

現有語境下，左右精英都走向各自極端，幾乎不能凝聚彼此的共識

這個恐怕以後要用血來解決。

利益相關：本人所在系的系主任是「左翼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在香港進行了一次所謂「不亮旗的亮旗」。

事實上，自由主義的傳統向來是激進的，要求平等的。在馬克思主義之前，真正有影響的左翼就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就是左翼。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都深受自由主義的影響。

然而在高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傳統自由主義所要求的平等、自由、人權等光輝並沒有照耀到底層的工人中。向來富有激進傳統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新的理論武器，馬克思在先賢思想結晶的基礎上提出科學社會主義，從而代替自由主義成為新的左翼思想的代表。

而在當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由於官方和民間的共同努力污名化，失去左翼立場而霸佔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當塗者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專制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代名詞。因而，暴露在權力視域下的激進知識分子需要新的旗幟進行抵抗，那麼，與當局所實際支持的「新自由主義」一字之差而又具有深厚左翼傳統的「自由主義」自然成了他們的首選。

然並卵，主不在乎

（所謂「主不在乎」，是說左翼自由主義既不為當局所愛，其高稅收主張也會觸及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他們也不會真正接近底層，所以到底也只不過是一群有良心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自說自話而已）

再好的股票，沒人買也是垃圾股，再漂亮的主義，沒人出來做也是空談

中國的意識形態目前可以分為4到5個。中左，中右，極左，極右，再加個民族主義。左和右的分別在於，左主張大政府，右主張小政府。中和極的區別是，中主張民主，極支持專制。民族主義者主張傳統文化。極左就是主張搞文革，恢復改革以前的狀態，極右主張把國有資產給當官的分了，中左主張福利國家，中右主張自由經濟，你說的左現集權，右現權貴是指極左和極右，左翼自由主義指的中左，其實中國還有中右，減稅和經濟自由同樣在民間有市場。政府的態度肯定不喜歡中左和中右，但又防範極左和極右，所以中國越來越向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靠近。要說當今的主要矛盾還是民主和專制的矛盾，中左和中右目前關係還不錯，前兩年還曾有過配合，中左反極左，中右反極右

我看了半天才看明白，他們說的「左翼自由主義」，其實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我就納悶了，好好說話不行嗎？為什麼非要搞個大新聞，弄點新東西出來。還嫌意識形態領域不夠混亂嗎？

美國的巴拉達特講：「由於意識形態是以群眾為對象，因此通常是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簡單語詞來陳述。」你們知道在中國，不用說和普通人，就連同普通的文科知識分子聊天，要把「蘇聯模式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這三種涇渭分明的「社會主義」分清楚有多麼費勁嗎？「社會民主主義」這個現成的概念，聽說過且知道大概怎麼回事的，如果以群眾為對象，恐怕連1%都不到，在這種情況下，還非要再進來攪一把，把這玩意兒說成是什麼「左翼自由主義」，這是在搞小破壞幫大忙啊。

接下來說社會民主主義。所謂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詞很啰嗦，在國外一般就直接稱為「社會主義」。那國外管蘇聯模式那一套叫什麼？叫「共產主義」。比如說法國的奧朗德領導的那個執政黨，叫「法國社會黨」，聽起來理中客有木有，但人家原名叫「Parti socialiste」，正確的翻譯應該叫「法國社會主義者黨」，你看，這不是又紅又專么。

之所以他們講的「社會主義」和我們講的「社會主義」不同，我在這個答案下面已經講過了，是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列寧一派另立門戶，改名叫「共產黨」，認為自己才是正宗的社會主義，西歐那幫社會（民主）黨已經是變質了的修正主義分子。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中國送來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自然沿用了蘇共的說法。而西歐留下來沒有改名的那一派，自然沿用「社會主義」的說法，這才有了兩種社會主義。為表示區別，我們一般將西歐那一套稱為「社會民主主義」。

為何在大多數可自由組黨競選的民主社會，其大多數本土的共產黨沒有成為執政黨與在野大黨？ - 政治

在下面這個答案中，所提到的「社會主義」，也是指「社會民主主義」，對其也做了介紹：

為什麼中國的左派右派與外國左派右派是相反的？ - 社會

簡單來說，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上，反對搞一大二公三純的國有計劃經濟，而是主張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保持一定的國有經濟，保持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我們現在就是這麼做的。在分配領域，主張實行高額累進稅，在允許公民通過市場經濟賺錢牟利的基礎上，對富人徵收重稅，再將這部分稅收用來建立覆蓋全民的福利體系，號稱要覆蓋「從搖籃到墳墓」。我們黨的十七大報告，就是這麼提的：

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

所以，這些自稱的「左翼自由主義」者，他們自稱只開會，「不亮旗」，為什麼呢？他們一旦亮旗，會發現，他們亮的是紅旗，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當然，「社會民主主義」，除了講「社會」，還要講「民主」。但社會主義者在這裡談論「民主」，只不過是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而已。原因很簡單，要實現這一套東西，特別是要從富人手裡徵收重稅，沒有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怎麼可能做得到呢？而為了保證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前提就是要這個政府能夠掌握在人民手中，為此，就必須首先實行普遍民主，用窮人在人數上的巨大優勢去抵消富人在經濟上的巨大優勢，從而使社會主義的政策能夠得以實行。

這是「社會民主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分歧所在。假如我們黨能夠貫徹落實自己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通過了的報告和各項決議，那麼可以認為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實現了。反過來，如果不能貫徹落實，那麼問題也不是所謂的「左翼自由主義」可以解決的。那些人既然勢力大到能夠阻礙黨的大政方針，那麼他們自然可以伸出左手，接過你的「左翼」去反對市場經濟，伸出右手，接過你的「自由」去反對福利社會，結果你們這些「左翼自由主義」者不是搬石砸腳了么？

香港的政治哲學方面是很自豪，但是大陸真的沒人鳥你們啊，最後還不是歐美圈的人一個個地把你們當成意識形態研究範本了。

對對對，中國那群跑國外學政治經濟學出來的國家主義者固然可笑，但汪暉都又出多少本書了，還拿九十年代一團糊塗的論戰批判一通極權主義未免有點不要臉吧。

何況什麼「左翼自由主義」的思想就不搞笑嗎？仔細一看，誒，這左翼的旗子下面，怎麼還是和孫立平秦暉之類的小資國師合作搞的那套老調？還說什麼馬克思之前的左翼就是「自由主義」，這個無恥和愚蠢程度也就跟把亞當斯密吹成新自由主義祖師爺的差不了太多。大概最後也免不了，「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吧。

然後就是這個問題的回答了，也是全都一團亂麻。臭腳研究者的確對於左翼自由主義沒有了解，但某位博士生的回答也足以令人噴飯，這不是連馬克思都完全誤解了嗎？還是說政治學家眼中的馬克思就僅限於柯亨之類販賣的二手貨了？真是蠢、蠢、蠢。

最近剛被刪了一個回答，因此友善一點。

你問我資瓷不資瓷左翼自由主義，我說資瓷。

你問我吼不吼，我說吼啊。

想就此說說關於「左翼自由主義」的看法。

個人關注此也有段時間了，看到其他的答案，相信有些人對「左翼自由主義」有不了解之處。

首先我想說，「左翼自由主義」這種說法其實應該改為「自由主義左翼」比較好，意指「自由主義傳統中的左翼」。如果各位對此有所興趣，推薦大家去找找周保松老師的書籍來看看，其論述絕對不難，普通高中生都能明白。《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跟《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都論述了關於「自由主義左翼」主要到底是什麼，可以了解一個大概。（儘管很不幸，太多的人連最基本的功課也不做，就開始對此學說胡說八道）周保松先生本人也在新浪微博上有賬號：周保松的微博_微博

有太多無知甚至愚蠢的人對老師妄加推測，甚至出言不遜，我不想再去糾正這些。周保松老師的為人為何，了解他的人都清楚。老師曾經寫過一本《走進生命的學問》裡面講到不少自身的經歷過往之事，相信看完後便能下定奪。

關於「自由主義左翼」在中國的命運，我相信的確很不樂觀，南風窗主筆石勇先生也曾分析過：南風窗網 - 「左翼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

以下針對一些答案說說我的看法：

正如《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各位大家所說的，這套自由主義左翼的學說強調它是一套關於政治的道德哲學，它本身不把自己看成某種意識形態，也堅決反對「左右」的論證範式。我非常同意本題下這位朋友說的：「左翼自由主義」是中國「左陷極權，右陷權貴」困境的出路嗎？ - 迅疾的回答，同時反對「左翼自由主義」是中國「左陷極權，右陷權貴」困境的出路嗎？ - 知乎用戶的回答我只指出，1.該怎麼實踐是另一回事，並不能因此作為批判這一學說的論據；2.「意識形態」一詞真搭不上，他們真的就只是搞學術的。3.連「左翼自由主義」到底在說什麼都沒有搞清楚，虧你還能說那麼多？

我不清楚「自由主義左翼」的高稅收主張在哪裡，不過就分配一說周老師也有提過：

周保松：市場、金錢與自由

周保松：貧窮、自由與公正

請注意：文章重點講的是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沒有談及福利國家一說，只是說：

「逐步完善市場制度，使得競爭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時重視社會正義，並通過完善稅制和社會福利政策，確保所有公民過上安全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因為『市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公正和美好社會的手段。』。」

其他的答案就不提了。

最後回答本題主的問題：理論上在中國，任何政治理論都無法忽視這一派，但實踐上幾乎只是「浮在半空中的思想雲團」。

===============再補充=================

「關於最近的爭論，或許我們可以先不管左翼右翼，直接問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如果我們希望活在一個自由平等民主公平的社會，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及經濟制度？這些制度須體現什麼價值？這些價值又須預設怎樣一種對人及社會合作的理解？我們可將這些問題作為起點，然後看看那些觀點和理論最有說服力。"關於最近的爭論，或許我們可以先不管左翼右... 來自周保松

既然說到了哈耶克，我來說兩句。

理論上沒有什麼可以妥協的，不存在建立共識的可能性。

如果所謂的貧富差距的拉大，是市場經濟的結果，那麼結果本身就是公正的。富人的錢不是依靠暴力得來的，而是別人自願給的。不僅是自願的，而且自願得很開心，樂在其中。馬雲有錢吧，那還不是一個個剁手族心甘情願地「剁」出來的。

總結一下，市場經濟兩點特點:

一.自願的，非暴力強迫的。

二.交換是雙贏的。所以，貧富有別並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恐怕是嫉妒心作祟。

因此，沒有任何理由要對窮人有特殊待遇。無共識可談。

但是，在實踐上，特別是中國的實踐上，可能會殊途同歸。

今天中國的富人，恐怕有一些人，有一些收入，並不是依靠自願交易得來的。這裡按照收入舉例，可能不全。一.打點官員的錢。我自己經歷過的有唱ktv不花錢。（本人並不是官員，是別人請客，別人沒付錢）二.公款亂消費。三.公飽私囊。比如賣資源，賣地，最後好處到了個人手裡，而沒有歸入國庫的。等等（應該還有很多種）

對於依靠此類收入的權貴，我是反對的。這些非法收入，的確應該還一些給公民。搶來的錢，還給受害者，天經地義。

胡適早就說過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極權體制也很容易變成權貴統治，朝鮮就是很生動的例子。設若當年wenge成功了或是十七年體制延續至今，我們都會生活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種姓社會裡，政權則被少數幾個家族把持，世襲程度比現在要高得多。

不是的。最後還是槍杆子說了算。

變化中間過程會因為盲動顯得亂。

直接原因是文化中缺乏現代文明以及接納現代文明的人太少。

這麼說吧，在一個大鄉鎮，幾個有理想的大學生村官還是鄉官的影響力最後是干不過黑勢力的。折騰過後還是老樣子，只能繼續等待。

這那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不過是「第三條道路」的另一種說法。

毛也算左?嚴格意義上只有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屬於真正的左派，小資產階級也敢妄稱左派?

上面玄處說「這些人不舉旗，是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將要舉起的是紅旗」，我對此表示不認同。因為社會民主主義中有「民主」兩個字，而今天我們身邊的那一面紅旗上可還沒有寫上這兩個字。

利益相關:社會民主主義者

看了半天才明白，原來是伯恩斯坦搞的那一套修正主義嘛。

中國的將來是帝國主義，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出頭之日的

毛左必沒落，前途在反伊

昨天參加了錢永祥和陳冠中老師在中大辦的「自由主義與左翼」研討會。答案裡有很多大神就不班門弄斧自由左翼的細節了。想分享一下錢老說的一些我覺得很有意思的話無力感激發人鬥爭當每個人都覺得充滿力量的時候思想就停頓了。

錢老和陳老提出了道德史觀現場很多學者提出了尖銳的質疑錢老回應說如果你不相信會有進步那你準備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回答很發人深省。

另外陳老師的「裸命」的結局實在可怕又震撼研討會後我和同伴有去和陳老聊天問他為什麼最後設計了這個殘酷的地點陳老說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地方真實存在著。

在中國，秦暉是「左翼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人物，他認為，左右都需要有共同的底線，即平等的底線和自由的底線，在這兩大底線的基礎之上，才能來談是自由更多一點還是平等更多一點。但是在中國，左翼自由主義思潮如果想要得到官方和大眾的認同，政治上不能違背四項基本原則，不能脫離群眾，不能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能否定黨的領導。如果加上這些限制條件，可能就還不如把包羅萬象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官方指導性社會思潮先搞好了。也能取代左翼自由主義，既解決平等的問題，也解決自由的問題。比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既有自由也有平等的。左翼自由主義想要發展，就必須獲得官方的認可，並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