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哪些經濟學論文讓你印象深刻？
2017 年還剩最後幾天，來盤點一下
2017 年，你都讀過哪些印象深刻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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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Yichuan Zhang 邀請。今年流行一種論文，就是去找各種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數據組合起來，然後用統計方法檢驗一個神奇的關聯，最後發表在頂級雜誌上。
- 會開飛機的CEO管理的公司創新能力更強
Sunder, Jayanthi, Shyam V. Sunder, and Jingjing Zhang. "Pilot CEO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3.1 (2017): 209-224.
2. 有女兒的CEO更喜歡讓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Cronqvist H, Yu F. Shaped by their daughters: Executives, female socializ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6(3): 543-562.
3. 童年受過極端災難影響的CEO更謹慎還是更冒險？取決於極端的程度！
Bernile, Gennaro, Vineet Bhagwat, and P. Raghavendra Rau.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2.1 (2017): 167-206.
4. 用創始人的名字來命名的公司，效益會更好
Belenzon, Sharon, Aaron K. Chatterji, and Brendan Daley. "Eponymou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6 (2017): 1638-1655.
這些論文都很好看，腦洞也很大，建議茶餘飯後閱讀。但是對現實的指導意義，這個就見仁見智了：
- 是不是讓不會開飛機的去趕緊考一個飛行駕照，就能提高公司的創新能力了？
- 是不是員工可以說服沒有生女兒的CEO趕緊造人生個女兒，企業就對員工更好了？
- 現在是不是股票基本面研究要考慮CEO童年遭受的災害了？
- 是不是應該改成「源知乎」、「一鳴頭條」，這倆公司估值能馬上再提高几個億？
萬事萬物都是有聯繫的，但是這種聯繫可能是更深層次的因素的表象。單純的從統計上檢驗了這些關聯的因果關係，然後粗略的通過各種心理和行為的框架來象徵性的解釋一番，而背後沒有一個可能的理論模型作為支撐的話，這種因果關係是站不住腳的。其意義不說沒有，也非常有限。
雖然意義有限，但是這種以心理學強行解釋經濟關聯的經濟學論文，是近年來的一種趨勢，大家如果有機會能想到類似的想法，關鍵是能湊出用來檢驗的數據，一定不要錯過放過，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是這類文章的集散地，沒準就中了呢？
補充一下，這樣的文章的主幹部分往往都相對比較短，但是穩健性檢驗非常的多，因為這種神奇的關聯往往都有很多其他可能的解釋，作者需要在展開自己腦洞的同時，用各種統計檢驗來封住其他可能的腦洞，這不但是一個辛苦活，還需要運氣。
我也來補充幾篇，主要是經濟史方面的文章。
1 Fleck, Robert K., and F. Andrew Hanssen. "How tyranny paved the way to democracy: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ancient Greece."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6.2 (2013): 389-416.
這篇真的是讓人拍案叫絕，個人排在今年讀過經濟史文章的第一。藉助Hansen和Nielson兩位古典學大拿做的資料彙編，作者定量說明古希臘城邦的民主轉型很可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貿易發展導致商業精英崛起，與原有精英群體發生衝突；僭主制隨之而來——僭主調停紛爭，採取促進商業發展的政策；僭主打下的基礎，成為向民主轉型的良好先導。文章方法簡單，數據不多，結果也不是那麼顯著，但就是會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最後，大拿Ober對這篇文章幫助不小。
2 Jaravel, Xavier. "The unequal gains from product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US retail sector." RR a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文章的核心概括出來就一句話：2004-2013年的美國，比起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面臨的產品多樣性增加更快，價格漲幅更低。原因是隨著不平等程度上升，高收入家庭這個市場對廠家來說更重要。因此，廠家會把研發和營銷的努力更多傾向這些家庭，他們的消費因此加速升級。放這篇文章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近代的西歐，這種事情也發生過 Prices and real inequality in Europe since 1500；二是自己非常好奇：不平等問題這種隱蔽的自我強化，在當代是否世界性的現象？
3 Lindert, Peter H.,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American incom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3.3 (2013): 725-765.
Lindert, Peter H.,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American colonial incomes, 1650–177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9.1 (2016): 54-77.
這兩篇文章要擺一起看。在我們的印象中，19世紀末以前，美國一直是個「英國趕超者」的形象。不過，起碼從個人收入這個角度來說，這一點是錯的：最早在17世紀中期，最晚不晚於18世紀初，美國的真實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了英國。富裕的南部，哪怕奴隸也算人頭，獨立戰爭前的人均收入都比英國高；相對落後的北部，水平也和英國接近。此外，美國的收入不平等也遠低於英國。至於為什麼美國的收入水平在19世紀又落後於英國，直到末期才趕上？兩次戰爭難辭其咎。
4 Solar, Peter M., and Nicolas J. Duquette. "Ship crowding and slave mortality: Missing observations or incorrect measure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7.4 (2017): 1177-1202.
Leeson, Peter T., and Jacob W. Russ. "Witch trials." Forthcom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這兩篇文章肉眼可見的共同點只有一個：懟人懟得漂亮。第一篇文章針對的是一系列關於「奴隸死亡率」和「販奴船擁擠程度」的研究。實踐證明：如果不了解當時的稅制、關卡設置和各種犄角旮旯里的法規，倖幸苦苦扒出來的船隻噸位數據，或許並不能反映真實的船隻大小。第二篇文章則是直接上暴力美學：是的，無論怎麼往裡面放，都只有作者主張的「宗教競爭」變數最顯著，其它都不行。近年來做氣候和衝突的文章一抓一大把，數都數不過來，但印象最深的還是這篇。
5 Aguiar, Luis, and Joel Waldfogel. Quality predictability and the welfare benefits from new products: Evidence from the digitization of recorded music. Forthcom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Waldfogel, Joel. "How digitization has created a golden age of music, movies, books, and televi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3 (2017): 195-214.
第一篇文章的重點，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對於音樂這類在發售之前，作者自己都不確定質量如何的產品，降低市場的進入壁壘會帶來巨大的福利提升。文章依此建了一個精巧的結構模型，估計出2011年時，音樂產業的壁壘下降帶來了7000多萬美元的福利改進。網路時代，音樂產業是更繁榮還是更蕭條？這個問題自己也想過，但沒什麼好想法，而兩位作者的方法是真的漂亮。至於第二篇文章，是Waldfogel寫的一個相關總結。除了音樂，還談了對其它文化產業的研究結果。
未完，待有時間續。
很有趣的問題，樓上 @司馬懿 和 @Manolo 都答得很好。我也補充幾篇今年讓我印象比較深的論文，和各位討論。這些論文都是今年發表在期刊上，或者是剛剛被期刊接受，尚未發表的。可以說都是比較新的論文了。
- David Atkin, Benjamin Faber, and Marco Gonzalez-Navarro, "Retail Globalization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Forthcoming
- Joanne Hsu, David Matsa, and Brian Melze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s a Housing Market Stabiliz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這篇文章用一種很新奇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危機和失業保險之間的關係。有不少之前的研究都認為美國的失業保險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對勞動市場沒有起到什麼好的作用，反而導致不少年輕人在經濟危機之後徹底離開勞動市場，不上班、不找工作，僅靠低保度日。但是這篇文章卻說，其實失業保險也沒有那麼壞。在上一次經濟危機當中，許多美國家庭正是由於有了失業保險，才可以繼續還清房貸，使得房地產市場沒有進一步崩盤。根據研究者的估計，失業保險使得全美國大約 130 萬處房產免於被查沒，可以說是為不少家庭提供了一道最後的安全網。
- Jonathan Parker, "Why Don"t Households Smooth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25 Million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7, 9(4): 153–183
- Shaun Larcom, Ferdinand Rauch, and Tim Willems, "The Benefits of Forced Experimentation: Striking Evidence from the London Underground Network",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2, Issue 4, 1 November 2017, Pages 2019–2055這篇和我的研究領域不太相關，完全是讀著玩，但是非常有意思。我們都知道，倫敦地鐵的線路和結構非常複雜，從 A 站去 B 站往往有多種不同的換乘路線，當然其中只有一條是用時最少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是習慣了每天的路線，還是懶得弄明白，總是會捨近求遠，採用一條用時更長的線路上下班。2014年1月的時候，倫敦地鐵大罷工，不少車站關閉，其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換乘車站。許多乘客們不得已，必須要嘗試不同的換乘方法。這一試不要緊，有 5% 的乘客發現，原來有更快的方式可以到達目的地。後來在罷工結束之後，這 5%的乘客依然採用了新的出行路線，平均每個人的交通時間縮短了400秒（～7分鐘）。這篇文章不長，可讀性很強，再加上使用了新穎的數據（來自倫敦地鐵客票系統），小小地調戲了一下嚴肅的「理性人假說」，有種四兩撥千斤的感覺。大家有空可以讀一讀。(註：感謝 @Manolo 大神的評論，這篇文章早在4個月之前就在他的專欄《輟耕錄》中被推送過，我也把鏈接附在這裡，供各位參考學習～）
就先寫到這裡吧。如果各位有什麼建議或補充，歡迎在評論區和我討論～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經濟學論文，不僅可以精確到論文，還可以精確到兩個命題。這兩個命題是毛咕嚕夫婦15年的一篇文章里的命題4和6。它們展示的性質合稱「phase transition」。
為了說這兩個命題，我需要先鋪墊一些基礎知識。
銀行之間互相欠債。這些債包括拆借來的，各類回購產生的，以及備付金等等。假如這時候某幾個銀行面臨衝擊，資不抵債了。這時由於它們既欠別的銀行前，也欠儲戶錢。如果流動資產和負債之間的差額可以由受損銀行的銀行債主們兜住，那麼受損銀行儲戶的利益就幾乎不會受損。
如果受損銀行的銀行債主們因為受損銀行沒還上錢，也資不抵債了，那麼銀行債主們的儲戶也可能受損失。這就是所謂的「風險傳染」。
可想而知，如果一個衝擊足夠大，影響範圍足夠廣，那麼風險傳染是一定會發生的。我們關心這樣一個問題：這些衝擊造成的損失，在銀行體系和儲戶之間怎麼分配？
一個不完整答案是，具體怎麼分配既跟哪些銀行受損有關，也跟銀行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有關。自然地，我們希望考察銀行間債權債務關係的形狀和損失分配的關係。這些債權債務關係具有網路結構，後文也如此簡稱。同時，為了使損失分配matter，我們假定有某種社會福利函數。
下面給出兩個定義：
1.穩定性（stability）：給定衝擊規模，不同網路結構下社會福利函數的期望。越大的越穩定。
2.扛造性（resilience）：給定衝擊規模，不同網路結構下社會福利函數的最小值，越大的越扛造。
（這裡的英文是毛咕嚕老濕原文里的，中文是我自己靈魂翻譯的，不要用到嚴謹的學術論文里。）
那麼請問，有沒有一種網路結構，又是最穩定的，又是最扛造的呢？
這就是毛咕嚕老濕厲害的地方了。他們證明了「沒有」。
為了理解這個「沒有」，考慮兩種最極端的網路結構。一種是「環形網路」，即每個銀行都只有一個銀行債主，也只借給一家銀行錢。另一種是「完全網路」，即所有銀行欠所有銀行錢，所有銀行借錢給所有銀行。
命題4說：
如果衝擊小，那麼——
1）環形網路最不穩定也最不扛造
2）完全網路最穩定也最扛造
3）二者的凸組合在穩定和扛造上，介於二者之間
命題6說：
如果衝擊大，那麼——
1）環形網路和完全網路都是最不穩定也最不扛造的
2）有一些分好幾個山頭的網路結構，比起環形網路和完全網路，既更扛造也更穩定
這兩個結論非常NB。其中一個貢獻在於：給定任何一個政策目標，經濟學家能做的事情，邊界在於找到這個政策目標下，最穩定和最扛造的銀行間網路結構。然後propose一些市場機制，使得銀行間網路結構在長期儘可能接近最好的網路結構。但是在這個邊界之外，經濟學家無法告訴大家哪個政策目標是最好的。
這裡面的「政策目標」，指得是形如「在XXX的衝擊強度下，我希望最小化YYY」的價值判斷。
另外，如果不把思路拘泥於銀行間市場，這個「phase transition」的性質也可以解釋人際關係中的很多traditional wisdom。比如「窮在鬧市無人問」啦，「雪中送炭難」啦，「大難臨頭各自飛」啦等等。很多時候這些現象真不是因為道德水平敗壞，而實在是因為想做也沒有能力做。
文章：Acemoglu, D., Ozdaglar, A., Tahbaz-Salehi, A. (2015). Systemic risk and stability in financial network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2), 564-608.
先回答幾個日常讀物
1。Theeke M, Lee H. Multimarket Contact and Rivalry Over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這個論文可以選作最近我讀的最佳廁所讀物。
通過對醫療器械行業的訴訟案件內容的統計，驗證了知識專利型企業（科技企業）對資源型競爭更傾向於用反抗和報復（撕逼）的手段來保護自身權益，而一些技術門檻較低的行業則同行忍讓的更多。所以，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資本呀各位，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呀各位。
以及低端勞動力和技術哪個是親兒子希望各位心裡有點(A+C)/2數。。。2。Zhang, J., 2012, 「The Impact of WaterQuality on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Drink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Program inRural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31(1),
這個文章驗證了一個很厲害的現象，水廠私有化反而能夠提高居民用水的健康水平（兒童死亡率降低），而且對貧困人群尤為明顯（缺乏良好醫療保障的人更容易受到水污染的影響）。。。
嗯讀了這個之後我到現在還真就沒怎麼喝過自來水。。。
3。Fitzpatrick, Anne. 2017. 「Shopping While Female: Who Pays Higher Prices and Wh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 and Proceedings 107 (5):146–49.
這是一個戰略互黑的問題。為什麼呢？
因為女人存在砍價的習慣，所以商家賣給女人的價格要比賣給男人高。也就是說，我們好不容易砍價下來的價格，實際上就是男人得到的價格。姐妹們，不要開啟互害模式了。【馬拉個幣啊學博弈論的時候我就想過這個問題，結果噩夢成真】轉一篇吧，能讀英文的請點這裡：
13 economists on the research that shaped our world in 2017
推薦幾篇在創新研究領域關於趕超戰略（catch-up）的論文，或許對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來說會有借鑒意義。
這幾篇都來自韓國經濟學家 Keun Lee，他以提出經濟趕超戰略而成為創新經濟學領域頂級的學者。他一直以來的一個觀點是，後發國家在趕超先發國家時應考慮技術周期，並首先選擇在技術周期短的行業進行突破。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在韓國以及中國現實中的趕超路徑上找到相應例證。
這裡介紹我今年看的 Keun Lee 的三篇論文，基本上都是在他原有理論上進行的擴展，並對企業和國家的趕超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Landini, Fabio, Keun Lee, and Franco Malerba. "A history-friendly model of the successive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and the catch-up by latecomers."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431-446.
作者把觀察的時間拉大到25年，來看（手機和半導體）行業在發生變革時，行業領先者和後來者的變化。作者發現，如果一個行業的技術越具有顛覆性，那麼先來者和後來者之間發生的市場變革越激烈。行業領先者如果只是關注自己已有的技術，則更有可能被後來者顛覆。技術投資回報率越高，行業領先者越有可能優勢不保。作者的貢獻主要在於將以上這些行為建立了模型進行了理論化，將一個行業內發生趕超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點：技術的顛覆程度、鎖定效應的程度、技術的具體特徵以及行業先行者的技術優勢。
Lee, Keun, and Franco Malerba. "Catch-up cycles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s of firms and countri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oral systems."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338-351.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趕超」會發生在什麼時刻。這篇文章中，作者以「趕超周期」（catch-up cycle）為基礎（進入市場、漸進趕超、加速增長、衰落），分析了對於後進的企業和國家來說，行業層面最好的趕超窗口期。主要有三個：技術發生變化時、需求變化時以及制度設置和政策發生變化時。這些窗口期的出現往往難以預料，當窗口期到來，後發企業或國家必須要想辦法抓住機遇。具體的窗口期，也取決於具體每個行業和技術的水平。附上一個論文列舉的六個行業的趕超周期的例子：
Lee, Keun, and Jee-hoon Ki. "Rise of latecomers and catch-up cycles in the world steel industry."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365-375.
之後，作者把以上理論運用到了全球鋼鐵行業變革的大周期當中，即二戰之後，鋼鐵行業的領先者先是從美國轉到日本，再從日本到韓國（從日本新日鐵公司到韓國浦項制鐵）。其中發生趕超的原因，既有鋼鐵行業的技術變革，也有需求變化以及政策的推動，對於理解以上理論很有幫助。附上一張美日韓鋼鐵業格局的變化圖。
我認為 Keun Lee 的趕超理論比較值得我們關注，原因在於：
一、他將理論建立在熊彼特的理論基礎之上，重視創新和技術變革，符合今天全球的企業和國家競爭格局；
二、Keun Lee 的研究更加側重東亞地區，特別是對韓國、日本和中國的分析，而不是像歐美經濟學家普遍將關注點放在美國和歐洲，這就使得 Keun Lee 的理論更加符合亞洲國家的發展特點，比如國家的角色和政策的作用；
三、不管是中國的企業還是國家，都處在快速追趕國際領先者的階段，Keun Lee 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分析80年代前後韓國的成功的趕超戰略，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經驗之上，這些對於今天的中國都很有借鑒意義。
發一個前幾天偶然看到的
Brodeur, Abel, et al. "Star wars: The empirics strike back."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8.1 (2016): 1-32.
Abstract
Using 50,000 tests published in the AER, JPE, and QJE, we identify a residual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ests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solely by journals favoring rejection of the null hypothesis. We observe a two-humped camel shape with missing p-values between 0.25 and 0.10 that can be retrieved just after the 0.05 threshold and represent 10-20 percent of marginally rejected tests. Our interpretation is that researchers inflate the value of just-rejected tests by choosing "significant" specifications. We propose a method to measure this residual and describe how it varies by article and author characteristics. (JEL A11, C13)
【讀後內心獨白：啊，題目雙關的是多麼地好啊！！另外過了好久才意識到是「empirics」而不是「empires」】
日常趣味向:
1] Siegfried, J. J. (1970). A first lesson in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8(6), 1378-1379.
今年我最快一篇看完全文的。
2] Chan, T. Y., Li, J., Pierce, L. (2014). Compensation and peer effects in competing sales teams. Management Science, 60(8), 1965-1984.
用中國百貨公司一樓化妝層面研究peer effect。化妝品和清潔產品櫃檯來區分能不能觀察學習。
3] Perry, M., Reny, P. J., Robson, A. J. (2017). Why sex? and why only in pairs?. The Economic Journal.
大概是今年看過的最垮領域的一篇了。為啥只有公母，問的真有道理。必須二階導為負。
4] Diebolt, C., Haupert, M. (2017, January). A Cliometric Counterfactual: What if There Had Been Neither Fogel nor North?. In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Vol. 1).
反正我看到名字就噴了。
5] Young, A. (2017). Consistency without Inferenc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Working Paper.
研究發現用IV或許還不如直接OLS。
6] Stigler, G. J. (1977). The conference handbook.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2), 441-443.
70年代的經濟學家的開會寶典。
......年底再慢慢補
一篇關於種族偏見的實證文章。數據很好玩。
Zhang, L. (2017). A Fair Game? Racial Bias and Repe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NBA Coaches and Player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0001839217705375.
這篇文章中，作者通過NBA的2360個球員和163個教練的合作數據發現，在各方面表現（得分、籃板等等）相同的情況下，和教練同種族的球員會得到教練給於的更多的上場時間，同時也意味著不同種族的球員會得到壓制。但是這個種族偏見會隨著雙方合作年份的增加而減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減弱的效應又是固定在特定人身上的。也就是說，即使是和不同種族的球員合作了多年，當新的球員加入時，教練仍然會保留種族偏見來決定他的上場時間。
這個文章很有意思，證明了長期工作接觸會降低對個人的種族偏見，但不能降低對群體的偏見。
說到印象深刻，就不能不談下面這篇我看過的最污的論文。論文題目就振聾發聵：
Why Sex ? Why Only in Pairs ?
為什麼出現了有性生殖？為什麼所有的有性生殖都是成對繁殖，而不是更多，比如三人繁殖？
第一個問題並不新鮮，已經存在很多理論可以解釋。
一個最流行的解釋是，有性繁殖意味著後代基因是交配雙方基因的混合，基因混合能更加有效避免有害基因的積累。
但是作者開創性地飆車提出了第二個問題。結合這第二個問題就會發現上面的解釋並不靠譜：如果兩個人的基因混合比一個人要好，那麼三個人的基因混合理應比兩個人還要好。為什麼放眼生物界，就沒有一種生物是靠三人或更多人一起交配來繁衍後代的呢？
一種可能的回答是三人繁殖的合作成本太大：找一個對象已經很難了，一次找倆，更加困難。但是這個回答不夠有力，畢竟從無性到有性生殖也增加了找對象的煩惱，可是有性生殖還是出現了。更何況，即便在現在這個兩性繁殖的社會下，很多人還是會很容易地找到不只兩個對象。而在非人類的動物界，由於不受道德約束，沒羞沒臊，跟兩個以上的對象同時交往從來就不是一件影響感情的事情——但是這也沒有改變所有繁殖只靠兩個個體基因混合的事實。
另一種更加強有力的回答是，一次繁殖需要的個體越多，繁殖效率就會越低。無性繁殖下，每個個體可以繁衍後代。兩性繁殖下，只有一半的個體可以繁衍後代，效率降低了一半。是不是因為三人繁殖的效率也比兩性繁殖的要低呢？
作者又飆車開了一個腦洞，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否定了這個回答。這個例子可以說是這篇論文的精華，它很精彩，也很污。
假設每次繁殖需要的是兩男一女，兩個男性各自貢獻四分之一的基因，一個女性貢獻二分之一的基因。這樣，對於每一個後代來說，都有一半的基因來自於男性，一半的基因來自於女性。1/4+1/4+1/2=1，從數學上講沒有任何問題。由於每個後代中來自男性和女性的基因還是各佔一半，那麼產生出來的後代，男女比例也應該接近1：1。
那麼問題來了——1：1的男女比如何與兩男一女才能繁衍的事情相協調呢？
三個作者說，很簡單，這意味著均衡時每個男性都會有兩個女性配偶，每個女性也都會有兩個男性配偶。
這樣，兩男兩女就可以實現兩個獨立的交配組合！這也意味著，還是有一半個體可以繁衍後代。相比於兩人繁殖，三人繁殖的效率是一樣的！
邏輯上沒有任何問題，聽上去也是個非常和諧的社會，單身真是限制了我的想像力。
但是這個和諧社會沒有成為現實，就非常強有力地動搖了基因混合理論。從基因混合的理論解釋不了為什麼困擾重重的兩人繁殖出現了，而這麼美好的三人繁殖世界沒有出現。
那有什麼理論可以同時圓滿地解釋這兩個事實呢？
三個學者發現，紅皇后理論可以同時解釋這兩個事實。這個理論的核心角色是寄生蟲。寄生蟲需要不斷進化攻破宿主的防禦機制，宿主需要不斷進化防禦寄生蟲。由於防禦機制的個體性差異，寄生蟲只能感染那些與舊宿主防禦機制相似的新宿主。在無性繁殖下，宿主之間擁有完全相同的基因，一旦一個宿主被感染，那麼全體宿主都會被感染，一死死一窩。
因此，宿主需要保證其群體中有足夠的基因多樣性，來防止這些寄生蟲的毀滅性打擊。而有性生殖就是一種增加基因多樣性的方式：後代都只佔了父母各一半的基因。每次寄生蟲突破一個宿主的防禦機制，也很難傳播開來。即使被感染的宿主死了，宿主的部分基因還是通過那些沒有被感染的親戚留下來了。這就解釋了有性繁殖的出現。
而在抵抗寄生蟲的毀滅性打擊上，三人繁殖並沒有相比於兩人繁殖多提供些什麼優勢。事實上，可以證明，不管是兩人繁殖，還是三人繁殖，乃至更多人的繁殖，最終基因多樣性的分布都是一樣的。繁殖時個體的數量不會影響整個群體的基因多樣性。這就解釋了三人繁殖為什麼沒有出現：沒有帶來任何額外收益，而帶來了額外的成本，不如兩人繁殖。
這篇論文單純靠著飆車開出來的一個腦洞，就在生物學中相爭不下的兩種理論決出了高下，實在是令人——印象深刻。
原文文獻：
Perry, Motty, Philip J. Reny, and Arthur J. Robson. "Why sex? and why only in pair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7) 127: 2730-2743.
知乎經濟小透明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不同於上樓的前輩們，2017年是我真正開始接觸計量經濟學的一年，也是我讀經濟論文的第一年。今年讀的很多論文都是勞動經濟學方面的；剛剛開始學習，肯定沒有各位大佬研究的深，還望多多包涵。
西雅圖基本工資將逐漸提升至15美金成為了勞動經濟學中的一個年度熱點。提升基本工資究竟是不是利大於弊？課上所讀的四篇經濟論文，圍繞不同角度，嘗試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 Card, David, and Alan B. Krueger. 2000.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5): 1397-1420.
Borjas的論文數據噪音太大，不久之後，就被Card的學生反駁了。Peri and Yasenov(2017)在論文中批評了Borjas數據的不嚴謹，同時，利用合成控制法重新證明了Card(1990)：馬列爾偷渡事件對邁阿密勞動市場沒有負面影響。
- Arindrajit Dube, T. William Lester, and Michael Reich. (2010). 「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IRLE Working Paper No. 157-07. http://irle.berkeley.edu/workingpapers/157-07.pdf
通過全美國的數據，Dube, Lester, and Reich (2010)發現大規模的基本工資研究手法存在錯誤假設，而Card and Krueger (1994）的個別案例調查方法才是正確的。如同Card and Krueger (1994)，Dube, Lester, and Reich (2010)發現基本工資並不會增加失業率。
- Michael Reich, Sylvia Allegretto and Anna Godoey, Seattle』s Minimum Wage Experience 2015-16,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June, 2017, http://irle.berkeley.edu/files/2017/Seattles-Minimum-Wage-Experiences-2015-16.pdf.
利用合成控制法，對比西雅圖和臨近郡，發現基本工資並不會對失業率有任何影響。Reich et al. (2017)被眾人批評的一點是該研究只調研了基本工資對於個別行業的影響，而不是基本工資對於所有行業的影響，數據並不是很全面。
- Jardim, E., M. C. Long, R. Plotnick, E. van Inwegen, J. Vigdor, and H. Wething(2017): 「Minimum Wage Increases, Wages, and Low-Wage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eattle,」Working Paper 2353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相比Reich et al. (2017)，Jardim et al. (2017)採集了華盛頓州所有行業所有基本員工的收入證明和基本工資數據，發現減少最低工資對於就業率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2017又是移民問題兩極分化的一年。在全世界被難免新聞覆蓋的同時，我們可以重溫以下馬列爾偷渡事件對於邁阿密勞動市場的影響：
- Card, D., (1990), 「The Impact of the Mariel Boatlift on the Miami Labor Market,」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3, 245-257.
最早對於馬列爾偷渡事件的研究再一次來自勞動經濟學大佬Card，把邁阿密與同等類別的美國城市進行對比。在假設平行趨勢的情況下，證明通過馬列兒偷渡事件進入邁阿密勞動市場的古巴勞動力並沒有對邁阿密勞動力產生任何負面影響。
- Borjas, G. J., Grogger, J. and Hanson, G. H. (2010), Im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of African-American Men. Economica, 77: 255–282. doi:10.1111/j.1468-0335.2009.00803.
在Card(1990)發表的20年之後，哈佛的Borjas反駁了其觀點。通過最新的數據，對比馬列爾偷渡事件後邁阿密本土高中輟學勞動力和古巴移民的就業率，發現該事件雖然在表面上沒有對勞動市場產生任何影響，其實傷害了低能力勞動力的就業率。
- Peri, Giovanni Yasenov, Vasil, 2017.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a Refugee Wav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Meets the Mariel Boatlift," IZA Discussion Papers 10605,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Borjas的論文數據噪音太大，不久之後，就被Card的學生反駁了。Peri and Yasenov(2017)在論文中批評了Borjas數據的不嚴謹，同時，利用合成控制法重新證明了Card(1990)：馬列爾偷渡事件對邁阿密勞動市場沒有負面影響。
我在讀論文的這些日子裡，發現讀經濟論文中一個趣點是各學派論點不一樣，手段不一樣，大家都喜歡互相反駁，互相爭論。今天你的研究是這個結果，明天我用不同方法，不同數據發現其實是另外一個結果，用我朋友的話說，這一切的一切其實都很political。不過我個人覺得，經濟論文中研究比政治成分要大得多，是，有可能Card和Borjas觀點不同，增長基本工資又有可能對就業率有利又有可能有弊，但是這只是經濟研究的一個中間點。不同於這個中間點，西雅圖最低工資以及馬列爾偷渡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測量勞動市場的彈性。而這個最終目的，才是所有經濟研究，經濟論文的可貴性，才是為什麼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社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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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寫這麼多，祝大家聖誕快樂，在新年裡也有多讀經濟論文哦：）
https://qz.com/1158930/13-economists-on-the-best-research-of-2017/
最快為了畢業，看的寫的都比較薄，主要是自己上手好做，基本可以一周一改的東西吧。所以都不太有趣，就是無聊的極致了。1、大概atalay的aej，看是前年看了，自己做了幾個小拓展，比如ek下如果資本自由流動的比較靜態下的扭曲消除之類。。。畢竟ek今年發的那篇如果服務業沒有損失項模型有些問題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fahri這個月給了個更有力的證明，覺得自己做的論文就薄了。2、內生投入產出吧，阿西莫格魯這個月的新論文，不過似乎找了個小case可以有點新東西，再改改吧。3、繼續1，似乎有人無聊把ek和melitz做了結合，記不得篇名，不過關鍵詞就是這個了，那個挺好用的，引入helpman就業市場摩擦可以再做了遍1的東西。不過其實很無聊就是了。4，去年的sticky leverage吧，其實出來好幾年了，可以用債務期限長短不同來說09年以後中國的國民企。5、bgse掛了篇理性泡沫的入門指南，之類的幾個都挺好玩的。主要是最近這個狀況關注的都是不charming但是好用的吧。6、有外部性的合作博弈，想做一點小事情。7、jme有一篇繼續zhushenghao思路做的收入分化的，感慨下那個真的是難做吧。。。8、moll的收入分化的論文給了好幾年，那個mean field game的證明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看到好好寫下來了。。。sigh9、不知道可不可以說幾篇不是今年的論文或者今年不是論文的東西啊。。。年中做了一陣子auction，合作博弈的非合作實現是挺老的了，之外就是非連續博弈之類，真心做不動。畢竟豪斯多付距離引致的拓撲不太好吧，沒想到好點子繼續做。10、似乎王子屯金工方向的reni(reny?)出來了本新書，做mean field game的，預計會有繼續的應用的結集，感覺可以繼續做，裡面open的問題不少。。。。11、今年好好看了兩塊。穩健經濟和現實偏好。16年cit有兩個老師出來本顯示偏好的書，裡面很多有趣的東西，有很多可以繼續拓展。穩健經濟還是很funny的。12、好幾年前有興趣的一篇文章，似乎發了，balanced growth despite uzawa和Grossman他們的另一篇不均等的論文。。。還算funny吧，不過好做的點大家這幾年都做了不少就是了，而且模型設定太novel了。
當然是Alice Wu的paper: Gender Stereotyping in Academia: Evidence From Economics Job Market Rumors Forum，quartz評出的2017年的論文-13 economists on the research that shaped our world in 2017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51462
pad編輯不是很方便，附上一篇相關報導
直接看這個網站就行http://microeconomicinsights.org/
我只想說一篇論文，我對這篇論文印象極深。是在NBER的網站上的一篇working paper,作者是Acemoglu和Robinson。論文的題目是"The Emergence of Weak, Despotic and Inclusive States」鏈接：http://www.nber.org/papers/w23657.pdf
這篇paper研究了三種不同的國家狀態最終可能的均衡。paper的核心想法是：他們將國家的力量分為兩個部分：少數精英階層形成的power of the state 和多數平民形成的power of society。然後根據兩股力量的強弱將國家狀態分成三類：Despotic，Inclusive, Weak. 並且舉出了實例： Despotic的代表是普魯士和中國, Inclusive 的代表是英國和瑞士， Weak的代表是索馬利亞和黑山（就是那個其總理被特朗普用力拍了一下搶鏡頭的國家）。Despotic和Weak兩種狀態的發展不如Inclusive，因為兩股力量競爭有利於促進發展，而一方力量過大會使國家停滯不前。想法的源頭如下圖的Figure 1。 論文之後討論了三種狀態可能的各自收斂，或融合的均衡，比如，despotic的狀態最後可能是將平民的力量削弱至零，也有可能是發展到一定階段，向著inclusive的方向融合。他們將每一種可能的情況都畫出了圖像的解釋。
裡面具體的內容請看原文。
為什麼我對這篇論文印象極深呢？ 因為很大程度上這篇論文改變了我對本國的認識。當我看到他們despotic的舉例有中國時，我馬上就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情願，並認為他們的舉例欠妥。原因是：他們的模型假設了少數精英是完全自私的，他們不會在乎多數平民，所以精英會與平民進行競爭並將一方力量削弱為零。這不符合中國，因為中國的power of the state是與Power of society 強相關的，中國的精英是帶領著中國的平民走向繁榮的，是為了平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要和平民鬥爭。如果他們要舉despotic例子的話，應該是朝鮮而不是中國。這篇論文用一個極簡單的模型，簡單到連我這個沒入門的學生仔細看一看也能弄懂的圖像模型，刻畫出了整個宏觀國家的走勢，這是很難以令人相信的，所以最開始我也不相信，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複雜的經濟，不是一張圖就能刻畫得了的。但是，我從不相信這篇paper，到半信半疑，到大致相信，前前後後不過1個多月。而為什麼我的觀點有了如此的變化呢？ 一是這段時間我看了一些比較客觀角度的中國近代史，另一方面是2017年下半年接連發生的一系列事件：（1）三色幼兒園（2）百萬「低級」勞動力被強迫離京（3）考研數學泄題被官方強行定義為與真題不符.......精英真的是自私地在和平民鬥爭嗎？ 我從對中國崛起的滿滿信心，竟然也轉變得有些悲觀了......
Acemoglu和Robinson的直覺能力如此之強，不得不佩服。
Sunak, Y., Madlener, R. (2016). The impact of wind farm visibility on property values: A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Energy Economics, 55, 79-91.
這篇文章表明風電場的建立因為影響到居民的視野所以會降低房地產的價格。有意思的是，用的地理位置的數據用了幾種方法加權衡量了某個房產對風電場的視野水平，還把視野水平分了類，比我們捯飭的經濟數據省事多了。
方法用的空間雙重差分分為風電場建立2001年前後的控制組和處理組，結果是由於風電廠的建立，對風電場有著極大可見度到中等程度視野的房地產價格下降了9%-14%。
讓我覺得很妙的是後面的安慰劑檢驗：分別假設在1994-1999年中這些原本沒有建立風電場的的每一年引入treatment（即建立風電廠），預期結果應當是風電廠建立（假的）對房地產價格不存在明顯的影響。主模型和安慰劑檢驗共同說明了：
風電場建立（真的），周遭對風電場視野較清晰的房地產價格下降了。
風電場建立（假的），周遭對風電場視野較清晰的房地產價格不受影響。
就類似於，驗證了假藥沒有使病人病好，那病人病好的原因可不就是真葯起的作用么。
?#R?)? ?C?為現在的老闆打個電話
Claudia Steinwender, Real Effects of Information Frictions: quot;When the States and the Kingdom became United.quo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經濟學中一個很基礎的問題就是貿易為什麼會發生，最基本的回答也就是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所介紹的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假如AB兩國都會生產甲乙兩種商品，而由於生產效率的差異，A國生產一單位甲商品所需放棄的乙商品要比B國生產一單位甲商品所要放棄的乙商品要少，那麼我們就說A國在生產甲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也會預期A國向B國出口甲商品，同時進口乙商品。
但這個解釋省略了兩個問題，一是進出口的運輸成本，二是AB兩國關於對方生產成本以及價格的信息。如果貿易的運輸成本過高，那麼貿易可能就不會發生。如果A和B不知道自己所生產的商品能在對方國家賣更高的價格，或者為了獲得價格信息所需的成本（市場調研等）過高，那麼貿易也不會發生。假如獲取信息的成本不存在的話，那麼兩地應該一直進行交易直到商品差價恰好等於運輸成本為止，也就是Law of One Price. 這兩個問題都很淺顯，但實證起來難度卻不小，因為我們很難觀察到外生的運輸成本或者信息的變化。
Donaldson的Railroads of the Raj就利用印度殖民地時期英國政府修建的鐵路的數據來檢驗了第一個問題，發現修建鐵路確實降低了兩地之間相同商品的價格差價，也就是減少了印度境內的運輸成本，進而發現運輸成本的下降帶來更多的貿易，並提升了居民的真實收入水平。
要去檢驗第二個問題的難度更大，因為信息相比貿易成本更加不好衡量。之前研究者通常的做法是找一個很精巧的設計來繞開這個問題。Jensen (2007) 通過考察印度海濱地區的漁業市場，發現在當地漁民使用了手機之後(也就是外來的信息成本的降低)，當地漁業市場確實更有效率了。浪費的沒有賣出的魚減少，消費者面臨的魚價有所下降，而且價格波動也降低了，所以漁民還有買魚的人的福利都有所上升。
Steinwender比起Jensen (2007)的貢獻在於她設法直接觀察到了信息的變化，以及信息對於價格，貿易和市場效率的影響。這篇論文利用了1866年跨大西洋電報電纜的建立所帶來的信息傳遞的延遲的減少來檢驗這一問題。由於在通電報前大西洋兩岸的利物浦和紐約兩個港口之間只能通過郵輪來溝通價格訊息，而這一過程通常需要一兩個禮拜，於是兩地的進出口商人只能用過時的價格信息來決定進出口數量，導致兩地同種商品的價格差和波動都會很大。而在通電報之後，信息的滯後被減少到了一天，從而導致了價格差和波動率的減少，以及貿易量和貿易波動率的上升。
為了檢驗電報的影響，她利用兩地報紙來電子化了利物浦和紐約兩個港口在這1866年前後一年每天的棉花價格，貿易量以及運輸成本數據。此外，最重要的是這兩份報紙會寫明當前最近的來自對方港口的郵輪或是電報的到達和出發時間，使得她能夠直接衡量信息的延遲長短及其影響。更進一步的，這篇論文還利用了這些數據來估計了廠商在存在信息延遲的時候的生產決策行為，從而為文中reduced form的估計提供了微觀基礎。
Reference:
Dave Donaldson, Railroads of the Raj: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Robert Jensen, The Digital Provi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 in the South Indian Fisheries Sect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3), p. 879 ? 924.
中本聰比特幣原始論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Bitcoin:APeer-to-PeerElectronicCashSystem》
Xin Meng, Nancy Qian,Pierre Yared. (2017, March 22).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China"s Great Famine, 1959–1961.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0.3386/w16361.
關於六十年代大饑荒的一篇實證文章，大概講的是大饑荒時代糧食的存儲量足以抑制饑荒的發生，但是糧食分配製度的問題導致了農村地區大面積的饑荒發生，因此饑荒的產生自然災害並不是一個直接原因而制度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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