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評價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

01-02

您好，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從本書最初的出版經歷說起。

斯諾被「赤匪」處決了？

1936年10月下旬，斯諾作為第一個在陝北蘇區採訪了四月之久的外國記者，終於秘密凱旋。就在他返回北平的同時，國民黨當局竟從西安登出一則報導：「斯諾已被『赤匪』處決了」。美聯社信以為真將消息轉發回國，斯諾的「訃告」也在家鄉堪薩斯城排版待印……在此關鍵時刻，斯諾即刻前往美國使館出席記者招待會，公開其陝北之行的主要事實。為了戳穿謊言，儘快將自己得到的紅區真相和長征事迹等及時公佈於世，在前夫人海倫·斯諾的積極支持協助下，他投入緊張的寫作中，並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大美國晚報》和北平的《民主》雜誌等英文報刊，首先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和有關紅區各方面狀況的一篇篇特寫報道，很快轟動了中國的知識界，引起軒然大波。

《紅星照耀中國》作者埃德加·斯諾

出版過程之坎坷前所未有

1937年3月，在斯諾夫婦的支持下，中國北方愛國青年大學生王福時主持，與郭達、李放等共同編譯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北平秘密出版。該書的主體部分《紅旗下的中國》後來均收入戈蘭茨公司《紅星照耀中國》，可謂後者的雛形。

（那張曾風行一時，被國內外報刊廣泛採用的頭戴紅星帽的毛澤東照片也首次刊入該書。）

據譯者之一李放說，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僅看到好幾種翻版本，甚至遠在廣東台山縣水口鎮的小書攤上都見到有此書出售，其傳播之廣，翻印之快，可見一斑。

1937年10月英國戈蘭茨公司出版《紅星照耀中國》。

1937年11月上海淪為「孤島」。1938年2月10日，胡愈之組織籌划下，以「復社」名義翻譯出版了第一個「紅星」全譯本，此書據1937年10月英文版「紅星」譯出，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書名譯作《西行漫記》。斯諾應約為中譯本寫了一篇真摯感人的長序冠於全書之前，深情地預祝中國抗戰取得「最後勝利」。

因受到國民黨當局查禁，《西行漫記》出版後曾被改名為《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紅旗下的中國》等多個版本秘密出版。不少熱血青年在讀過本書後，像懷揣珍寶一樣，將其秘密攜帶輾轉奔往紅星升起的革命聖地——延安。

此後，延安等地的出版組織將《西行漫記》第四、五兩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和《長征》）以「抽印本」形式獨立出版，分別更名為《毛澤東自傳》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些「抽印本」流傳十分廣泛。

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紅星照耀中國》各種版本如雨後春筍版面世，其出版地點不僅有根據地的，也有國統區和游擊區的，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點或出版社名稱的。

《西行漫記》及其各種節本或專章抽印本的迅速、廣泛流傳，很快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警覺、驚懼和敵視，他們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據有關檔案記載，先後查禁其著作竟達十幾種之多。

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譯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定名為《長征25000里》（副題《中國的紅星》）。由於此書早在十年前即譯出，故特別標明為「啟明書局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同年9月，「亦愚」翻譯的《西行漫記》（副題《二萬五千里長征》）以急流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印行。1949年的兩個版本，共同點是均據1937年7月美國再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譯出，由於美國版曾經斯諾修訂增補，故這兩個譯本不僅文字繁簡方面與胡愈之主持翻譯的「復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內容上又多出一個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這兩個版本均大受歡迎。

建國後，由於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和路線鬥爭，「左」的傾向和思潮日益嚴重；因此享有國際盛譽的「紅星」在世界各地繼續風行暢銷，而在中國反倒漸趨冷落，僅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依據「復社」版印行一次，這可能與新中國成立後斯諾第一次訪華有關。

「文革」期間，《西行漫記》遭禁錮。在許多單位和部門，它被加蓋「嚴控」之類印戳後密封於圖書館和資料室中停止出借。

1979年12月，吳黎平根據《紅星照耀中國》整理定稿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副題為《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幾乎同時，著名翻譯家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出版，封面標明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此書據1937年倫敦初版本全文譯出，增譯了第十一章中第五節的《那個外國智囊》，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初版本的歷史原貌。同時，對英文本中個別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也作了不少校正。

董樂山版《西行漫記》不僅是《紅星照耀中國》在中國流傳數十年來，國內最忠實於原著的嶄新全譯本，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版本。

2016年人民文學出社版《紅星照耀中國》，就是基於董樂山譯本的全新版。

高品質的紀實寫作

斯諾是一位優秀的新聞記者，在採訪期間，他保持著嚴肅的新聞態度和強烈的追問意識，加上本身嫻熟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切的人文情懷，讓《紅星照耀中國》在保持真實性的同時還具有很高的文學品質。斯諾在這部作品中成功地刻畫了眾多人物形象，可以說，《紅星照耀中國》的主要敘述框架就是通過一個個人物形象的出現而逐步搭建起來的。不論著墨輕重，書中出現的每一個人物形象都生動鮮活、飽滿自然。在戰爭年代的大歷史背景下，能細緻地關切到人的個性、經歷、命運，這也是《紅星照耀中國》能夠感動萬千讀者的一個原因。

舉一個例子，斯諾不僅關注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他對「小人物」的刻畫也很成功。作品中講述的幾段關於「紅小鬼」的故事，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剛到根據地時，斯諾在百家坪交通處用不禮貌的「喂」稱呼了兩個孩子，結果不被理睬，在李克農的提醒下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趕緊改口稱他們為「同志」，得到兩位「紅小鬼」的原諒。在保安，一位十三四歲的小通訊員特意找到斯諾，他擔心自己的名字被斯諾寫錯而影響到外國同志對紅軍的印象，因而極為仔細地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紙條上，並希望當面得到斯諾（不寫錯他名字）的保證。

還有一定要拿到彭德懷簽署的「路條」才放彭德懷本人通行的少先隊員們，在斯諾幽默風趣的敘述里，這些幾乎一筆帶過的情節讓「紅小鬼」的形象鮮活而可愛，他們身上有著在當時中國兒童普遍缺少的高度個人自尊，他們愉快樂觀、生機勃勃，他們耐心、勤勞、聰明、努力學習，給「紅色中國」增添了無限的希望與活力。雖然當今世界早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紅小鬼」的生活態度與高尚的品格令人敬仰，至今仍值得廣大青少年學習借鑒。

此書也對「紅色中國」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做了介紹。書中的第五篇就簡明扼要地記敘了長征，這一事件體量巨大，其中所包含的內容極為豐富、複雜，斯諾通過巧妙的節奏掌控，按照自然順序，把記敘的重點放在戰略轉移的原因和長征途中幾個重要節點上。他對「強渡大渡河」和「過大草地」兩個重要事件加以特寫，危機重重的「強渡大渡河」一節作為這一篇的高潮部分；而到「過大草地」一節，斯諾放慢行文節奏，又讓讀者充分「進入」到那個環境惡劣、物資貧乏、戰士們精力和體力都接近極限的艱苦情境中。斯諾這種掌握節奏的處理方式也是紀實文學作品中常用的寫作技巧。

影響

「復社」版《西行漫記》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四版，轟動了國內及國外華僑集聚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點還出版了該書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白色恐怖瀰漫的地方，許多進步讀者冒著生命危險競相傳閱乃至輾轉傳抄；不少熱血青年像懷揣珍寶一樣，秘密地攜帶《西行漫記》，抱著滿腔愛國熱忱輾轉奔往革命聖地——延安。

由於《西行漫記》及其各種節本或專章抽印本的迅速、廣泛流傳，很快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警覺和敵視，他們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據有關檔案記載，先後查禁其著作竟達十幾種之多。眾所周知，國民党進行書報檢查後的「取締辦法」一般分為「暫停發行」、「停止發行」和「查禁」等幾種處置手段；而對「復社」版《西行漫記》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觸犯審查標準」為名，嚴加「查禁」。推而廣之，對與之有關的署名斯諾的各種著作，如：《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紅旗下的中國》……等等均一律予以「查禁」。儘管如此，由於黨的有關組織、進步文化人以及廣大讀者採用各種鬥爭方式和手法，不斷突破反動書報檢查制度的封鎖，使《西行漫記》等著作傳遍了神州大地。

1979年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出版後極受歡迎，很快售罄，接連加印，兩年左右即發行165萬冊。這一全新譯本，同時又收入1984年8月新華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諾文集》第二卷，扉頁恢復英文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而將《西行漫記》改為副題。其發行量在單行本暢銷全國後，仍能一次征訂印行28500冊。這一數字也再次雄辯地證明《西行漫記》具有經久不衰的誘人魅力。

《紅星照耀中國》誕生之時，曾激勵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紅色革命中，時至今日，書中所記載的人物和故事仍閃爍著勇敢、自信、樂觀、奉獻的光輝。八十年來，《紅星照耀中國》一直被不同時代的讀者閱讀，它的活力從未衰減，這正是紀實文學作品的魅力，也是那段非凡的歷史的魅力。

附京東《紅星照耀中國》鏈接《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摘要書評試讀】- 京東圖書

《紅星照耀中國》（青少版）已經上市《紅星照耀中國（青少版）》([美]埃德加·斯諾)【摘要書評試讀】- 京東圖書
本文整理自孫華、張小鼎等專家學者的相關文章以及《紅星照耀中國》青少版導讀。

單從一個讀者角度來回答：此書很真實，並沒有渲染太多的政治背景，而是以一種寫實的手法，寫其所見所聞。於是書中的毛、周、朱、彭，皆毛髮畢現，親切可親。而其精神性格之特點，躍然乎紙上。真正寫出了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偉大而平凡的精神風貌。他面對面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結下了或淺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毛澤東。斯諾準確地把握到毛澤東同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民眾的精神紐帶。沒有人比毛澤東更了解他們，更擅長綜合、表達和了解他們的意願。這將深刻地制約著以後數十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譬如這兩段："對於我，北京好像費用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京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現在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

　　我的地位是這樣的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覺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毛的青年經歷，在他筆下毫無神化，跡近當今的「北漂」和「某絲」，讀來卻饒有趣味，讓我們認識了神壇下毛。個人覺得讀毛傳記，最佳選擇就是這部（雖然本書不是毛的個人傳記）。

有一種說法是，單從報告文學的文學成就來說，此書即已達極高水準，甚至開創了一種寫實的文風。可參閱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BDD200203015.htm。

以上。

從我個人的經歷來講，我一直說，中國普通的老百姓的內心和美國普通的老百姓的內心是非常可溝通的，可以建立起非常私人的友誼。中美兩國人民其實普遍內心都比較熱情。只不過美國人的熱情表現在冒險和外向上，中國人的熱情表現在「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的認真過日子方面，相對性格內向一點。

每次去北大未名湖玩，我是必到斯諾墓前，摘一點野花草，去給鞠個躬。

毛澤東從未和他人吐露過自己的詳細生平，卻對埃德加斯諾這個美國人暢談人生。這說明兩個人的是有私人交情的。毛澤東感覺這個美國人是值得交往和信任的。

此後，形成了慣例，我國的領導人的權威傳記都要由美國人來書寫。

從這個角度來說，《西行漫記》中毛澤東自傳那篇，開創了中國史書的一個先例，即新中國的領導人「本紀」由美國人寫。這個對於司馬遷以來的寫歷史慣例是個極大的改變。之前的歷朝歷代從來沒有外國人給我國領導人寫傳記的。

僅此一項，《西行漫記》便足以和「秦始皇本紀」「孔子世家」等篇章並列於世而長存了。

《西行漫記》確有刪減，人民出版社你敢不承認

《西行漫記》版本介紹_天下韶山網

　《西行漫記》最初由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於1937年10月以《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為書名，出版了英文本初版。該書仆經問世便轟動世界，在倫敦出版的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銷售10萬冊以上。

　　1938年2月10日，上海租界內的一批抗日誌士，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支持領導下，由胡愈之策劃，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翻譯，《red star over china》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以「復社」名義在上海出版。斯諾對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刪，增加了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並寫了序言。由於當時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事宣告「中立」，考慮到聯合統一戰線等情況，也為了便於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日寇佔領區銷售和傳播此書，書名改為《西行漫記》以作掩護。之後歷次再版的中文本，顧及到《西行漫記》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已同斯諾不可分割，仍沿襲此名。

　　《西行漫記》陸續出版了多種簡譯本、片斷或譯文小冊子。近70年間，該書採取了雛形本、全譯本、節譯本、抽印本等多種靈活形式出版面世，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將第四、五兩章以「抽印本」形式獨立出版(即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和《長征》分別更名為《毛澤東自傳》和《二萬五千里長征》)。

　　斯諾對寫作抱有崇高使命感與嚴肅的責任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嚴肅、審慎的寫作態度，可以說是形成《西行漫記》歷史價值的根本保證。《西行漫記》中也不無個別失實之處，但斯諾本著嚴謹求實的精神和實際需要，不斷進行修改、訂正並增補充實一些新的內容，除1938年7月美國蘭登出版社再版時增寫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外，以後較重要的修訂還有1944年版、1968年版、1971年版等等。但我國過去流行的眾多版本還沒有一個是真正如實按初版本譯出的，即使享有盛名的第一個正式中譯本「復社」版，雖也是依據戈蘭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譯時，一是經斯諾作了修正，有許多和初版不盡相同，二是未譯涉及共產國際的李德那一節。

　1979年12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由著名翻譯家董樂山根據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1937年版翻譯的中文本《西行漫記》，封面標明「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該書為32開，書號為3002·216，定價1.30元。書前冠有胡愈之1979年8月所寫《中文重譯本序》及斯諾1938年為「復社」版中譯本所寫的序。扉頁印有長征路線圖，封底印有斯諾當年的照片，且配以紐西蘭著名詩人路易·艾黎紀念作者的著名詩句。全書收珍貴照片69幅。董樂山譯本增譯了第十一篇中第五節的《那個外國智囊》，使全書還原為十二章五十七小節，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本初版的歷史原貌。同時，對英文本中個別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也作了不少校正。基於上述種種緣由，董譯三聯版不僅是《西行漫記》在中國流傳數十年來，國內最忠實於原著的嶄新全譯本，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新版本

斯諾1968年曾對1937年英國戈蘭茨初版本做了一些重要修訂，對一些材料作了刪減或補充。例如包括對有原書中印刷、拼寫錯誤和事實細節的訂正；將原書採用的現在時態改為過去時，並增加了「人物注釋」、「修訂版注釋」、「年表」、「尾聲」、「書目提要」等內容，收入「附錄」中。而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第三次訪問新中國後，他又對1968年增訂本進行了修改和補充，使該書更臻於完善，這便是獨具特色的1972年「鵜鶘版」 (「鵜鶘版」是指這本書由最初的版本不斷進行修改、訂正並根據實際需要，增補充實、豐富一些新的內容，最後修訂成的版本)，該版於1973年和1977年兩次增印。1992年1月，一部新穎的有別於此前各種中譯本的「紅星」在中國大陸問世了。該書由李方准、梁民譯，張葆霖校，是依據斯諾生前最後修訂的著名的「鵜鶘版」譯出(此系1977年增印本)，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為大32開，定價9.15元，初版即發行了62600冊，以後又曾再版。全書較1937年「紅星」初版主要增加以下內容：「尾聲，1944」、「修訂版注釋」以及「附錄」(包括「縮寫詞」、「與毛澤東的進一步談話」、「人物注釋」、「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中國革命年表」、「書目提要」)。書前除「譯者前言」外，還收有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博士的「引言」，斯諾1968年2月於日內瓦的「再版自序」和1971年8月的「鵜鶘版自序」。所有這些均有助於人們進一步了解斯諾晚年對「紅星」一書的思想觀點以及對中國革命歷史曲折進程的深切關注和獨特見解。因此，據「鵜鶘版」譯出的這一新穎版本，又有別於著名的「復社」版與董樂山譯「三聯」版，它填補了中譯本的一個空白。

　　紐西蘭詩人路易·艾黎在《埃德加·斯諾》一詩中，這樣讚頌《西行漫記》：「它通過各主要語言/震撼了全世界。/後代的青年將會/以感激的心情/誦讀他的經典著作/《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正以它眾多的版本形式、不斷地再版和重印，驗證了它經久不衰的魅力!

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絡》、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的《遵義日記》等5篇。

被刪去的主要原因，是依著那個年代宣傳工作者的思維邏輯，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幹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範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

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同志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里，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對遵義會議，反而沒一字的描寫。

可是這能成為刪去這篇文章的理由嗎？

紅軍長征艱苦卓絕是事實，特別是過草地的那一段，紅軍戰士犧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區，也是紅軍糧食極度短缺的最艱苦的階段。但是長征途中，紅軍大部分時間是行進在漢區，一路革命宣傳，發動群眾，一路打土豪，補充給養；過貴州，暢飲茅台酒，進雲南，大啖宣威火腿，時時有勝利的喜悅。

當年的紅軍將士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全身充滿活力，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準點火把，不準照電筒，不準抽煙，不準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並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雲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陸定一、李一氓、李等同志竟然扯出個股份制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

何滌宙的《遵義日記》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幹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處處真實可信。遵義是貴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紅軍長征中佔領的唯一的中等城市，為了給遵義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張聞天特別要求紅軍戰士和幹部在進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滌宙的文章雖然沒一字提到遵義會議，卻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作為一般的紅軍幹部，在當時完全不知中央上層的分歧和鬥爭，要深刻理解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還得在這之後。

來源搜狐

如何評價《西行漫記》？ - 知乎

關於中國革命最好的群像劇
在斯諾筆下，不論是紅小鬼，還是毛澤東，他們所做的事無非就是為了一個東西：人的尊嚴。
斯諾這本書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不光是因為他記錄下了當時不為外人所知的紅色中國，更因為他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忠實地刻畫了這些在他眼中與眾不同的中國人。他們與當時人們印象中懦弱、佝僂、軟弱、麻木的中國人不同，有的人在蘇維埃的治理下終於得到了來之不易的溫飽過上了有尊嚴的生活，有的人放棄了養尊處優的優渥環境毅然走進這片西北的荒原去開闢一個新世界。在紅星的照耀下，這些中國的斯巴達克斯們彙集成一支大軍踏上征程，去推翻這個製造貧窮、飢餓與不幸的舊世界。
斯諾的描繪是儘可能客觀的，在他的筆下並沒有太多的意識形態說教，也沒有宏大敘事。他所聚焦的始終是微觀層面的具體的人。即使在今天，要了解當時的中國革命，要了解當時這些共產革命的參與者們是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就不能不讀斯諾。

各位乎友我的記憶錯誤了。

博古和斯諾打爭上游輸了十二萬。

不過大家都是空頭支票，並沒有吊公款還賭帳。

目前為止日文版翻下來還沒找到這個出處。

向大家致歉。

至於為啥會出現這個失誤

我真的不清楚。

分割線

這本書其實反映了最原生態的本黨執政人員生活思想面貌。

我記得有個小細節，本朝的中文版刪了，但是日文版還留了下來。

（可能記憶有失誤，現在寫下來，回去找到書再拍照貼上來。）

就是博古和斯諾打橋牌（掛了彩頭），把錢都輸完了

然後隨手簽了一個條子，讓手下人馬上到邊區銀行取了錢

繼續玩。

找到了原文回來修改

小學邊看這本書邊和無良班主任對抗一邊哭一遍和批評我的媽媽說我要以鬥爭求團結

這是一本偉大的書

簡單答一下。

好有一比。《西行漫記》之比《鄧小平時代》。

將由於種種原因導致國人和外人並不能全面審視的組織、領袖、時代以記敘平實、通俗易懂又閃爍著精彩史識的方式留諸史冊，開啟群知，這個作用是重要而不可磨滅的。

稍微說明一下，讀了《西行漫記》，你會知道林彪、彭德懷、徐海東當年的形象風格；讀了《鄧小平時代》，你能知道1992年春天那股大潮湧動的台前幕後。而這些，你通常在國內外一般媒體上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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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粉八個字:不聽不聽，王八念經

即將成為新時代的暢銷書。。因為初中部編版語文教材強推，學生不能不讀。。。

好看，去掉屁股的東西也是一本經典的紀實報道文學作品。黨史我是一本讀不下去的，但是這本我是一個下午就看完了，酣暢淋漓啊

罪過罪過，我進來的原因，第一眼看錯成了，怎麼評價斯諾登的《紅星照耀中國》了

客觀來說這是一部有重大意義，十分真實的書

主觀來說，不好看：）

花了一周的晚上才讀完四分不能再少斯諾萌萌的…………

讀到的全是生動的故事真實的人可愛認真有自尊

你叫他小鬼他不理你你說謝謝同志小鬼才說這是同志間應該做的不用謝

(就是人民群眾愛戴紅軍的篇幅有點點多... )

國軍撒宣傳單要幾萬大洋懸賞紅軍領導人紅區的人民收集起來用反面當紙用…………

斯諾要走了「別忘了寄一副假牙」

紅星照耀中國

總之是一本刻畫任務形象生動的故事集

另推薦一個書評斯諾是有愛的囧男……這書是讓人覺得很溫暖的一本書～～

從書的封面「紅星照耀中國」這個名字就斷定，這絕對是一本又紅又專的政治課本。硬著頭皮讀了第一篇，果然，實在無法下咽！後來越讀越為斯諾的美式幽默逗樂（他把靦腆內斂的周總理比作小姑娘；他甚至在保安根據地創辦「賭博俱樂部」）、為其白描和敘事的功力折服，以致30萬字的篇幅並不顯得過長。最受感動的片段是飛奪瀘定橋前，已經渡過大渡河、脫離追捕危險的戰士，因害怕此生再無法與戰友見面，便在峽谷北岸呼喊著戰友的名字，與南岸部隊一同行進，用一萬隻火把照亮了戰友前行的道路。書中的紅軍戰士，大到年過六旬的財政部長林伯渠，小到十五歲就已參軍四年的「紅小鬼」，在成為紅軍前都有一部血淚史。因而在讀到西安事變蔣總司令被少帥張學良逮捕時，實在大快人心（雖然這個知識點早在歷史課本上看過無數次……但斯諾對蔣的政治天賦是予以了充分肯定的）！斯諾作為一位偉大新聞記者，他對時局的敏銳嗅覺充分體現在最後一節「紅色的天際」中（當然書中關於階級形式的分析以及中共政策的闡述也是最易讓人走神的部分）——他早在1937年就預見了中國後來十年的情景。斯諾對中國的信心，除去正確的理論指導外，來源於那一部部血淚史的主人公，在遭遇了命運的暴擊之後，獨自扛起生命的重擔卻依然擁有樂觀向上的心態和堅定的信念。不值一提的是，這本書還讓我重新定義了「少年先鋒隊」這個名詞。因為我在現實中所看到的所謂的「少年先鋒隊員」與書中可愛淳樸、機智勇敢的「紅小鬼」實在大相徑庭

就俺所知，無論是《西行漫記》還是《紅星照耀中國》，在整個全部毛澤東執政時代即使不算禁書的話，但是也從來沒有出版過。文革期間，俺從家裡文革早期抄家劫後餘生國民黨統治時期版本的《西行漫記》中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對斯諾的談話里強調尊重滿州、朝鮮、琉球、台灣人民在日本被打敗後的民族自決權。這個主張俺當時也是十分贊同的。

「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廉潔奉公、富於理想、獻身精神」。呵呵...

後來到現在，他們終於還是嘗到過滋味，不是清教徒、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理想主義者，都是歷史套路里的俗人，只有真正擁有過極限權力的人才有資格品讀權力的真正滋味，現實世界裡，幾乎所有人都只是旁觀者的自以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