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昭和維新」？
如題
昭和維新或者226這件事實際上是日本大正昭和時期一系列內部動蕩和社會事件的一部分，就其背景而言本質上就是大正昭和以來日本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和底層民眾的不滿，這種不滿不單單是針對這一階段正在趨於衰退的薩長藩閥的不滿，而是對整個明治國家的體制的不滿。包括對明治國家的政府、議會政治、政黨、整個對內的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和不滿。
底層民眾普遍不滿的情緒，與明治國家的政治制度、社會形態互動的產物就是包括昭和維新在內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最終結果是日本的法西斯化。
明治國家的制度是立憲君主政體，但是立憲君主也好、議會也好、政黨也好其根本並不是為天皇服務的，相反這套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為獨霸了天皇的薩長藩閥服務的。天皇在這個制度里實際上是一個橡皮圖章，很多薩長藩閥贊同天皇機關說，實際上也說明了他們對天皇制和天皇本身的態度。天皇是明治時期藩閥施行寡頭政治的大義名分和工具。
薩長寡頭為了與被排擠出中央的其他諸藩的勢力妥協而頒布了帝國憲法，召開了帝國議會，政友會的重鎮是東北派和九州派，實際上就是東北的奧羽越列藩同盟和九州被排擠在明治寡頭體系之外的佐賀藩，而與政友會對抗的另一個大黨憲政黨則是以公爵桂太郎的舊班底為基本盤的，桂太郎是山縣有朋的「副官總理」，則實際上日本的政黨政治就是九州東北士族與伊藤派藩閥結合的政友會和山縣、桂派長閥的支持者的交替執政。這樣的政黨政治還無法實現憲政常道，因為明治元勛們還給自己留了不止一個後門，元老奏薦制和內大臣制度，都是作為一旦議會失去控制的時候，繼續通過把持天皇和內閣而保持自己地位的外掛式制。
則隨著大正以後薩長藩閥的式微，明治國家這套服務於藩閥的制度就開始出現渙散的傾向，這個傾向伴隨以大正的護憲運動，軍隊內部的打倒藩閥運動，實際上重創了薩長藩閥的力量，但是並沒有結束明治國家權威的渙散過程，因為底層民眾的不滿不是單單針對藩閥的，而是針對整個制度本身的，政黨也同樣不得人心，所以在藩閥衰退的過程中日本沒有形成新的權利核心和寡頭集團，相反日本開始出現一系列的小寡頭集團，政黨、宮內、碩果僅存的元老、正在形成的重臣集團，陸海軍失去支配性寡頭之後也開始出現的派系傾軋，而攝政宮或者昭和天皇就是在這個時期登上歷史舞台的人。
在這個階段，民眾希望的是改善自己的處境，軍隊少壯派希望的是搞總體戰，為了搞總體戰而搞統制經濟，而赤色官僚也主張管制經濟，從管制經濟這個要求上看，實際上是底層民眾要求改善處境的呼聲的一種回應，其實也是一種比較左的主張，而軍部、官僚、新天皇身邊的華族官僚和少壯派軍人的一個共同目標就是藩閥。
明治國家的民意沒有一個穩定有效的作用於政府的機制。日本的憲法表面上照搬普魯士憲法，而且隨著伊藤與政友會的合流還形成了一定的政黨政治的色彩，但是實質上因為把俾斯麥的「憲法漏洞」理論變成成文法，和統帥權獨立，還有元老奏薦制度和內大臣的存在，明治國家和德國一樣是政出多門的。
民意只有在異常堅定的情況下而且還得看運氣與其他政治實力集團結合才可能推動或者阻礙政策。比如大正政變，即使有天皇的敕語，民意依然高歌猛進，最終打倒了桂內閣。但是打倒桂內閣的民眾也搗毀了護憲派的政友會的總部。足見底層民眾和自詡的民意代表之間的分歧。
而當民意失去合法有效的表達途徑的時候，它不是被消滅了相反它會繼續積聚同時從任何可能的途徑表達出來。明治國家為了打倒藩閥而推動的考試用人制度無疑給了憤怒的底層民眾一個發泄情緒的機會。赤色官僚和少壯派軍官實際上都有這個背景。
當帝國議會和政黨無法表達民意的時候，民意通過相比內閣更穩定持久的公務員體系，文官官僚和軍隊的軍官都是公務員，來表達他們的呼聲，精英公務員體系本身的左傾化，就是考試用人給了下層階級發聲的渠道。
所以昭和初年日本的動蕩實際上是民眾不滿情緒的反應。二二六之後日本所謂軍官的布爾什維克運動以及以軍部主導的日本法西斯化，全面管制社會和經濟都是這種不滿情緒的產物，只不過二二六是試圖用軍事政變的方式干，而二二六之後通過倒閣和發動對外戰爭來推動管制經濟，是採取了合法的手段繼續干。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昭和天皇在大正末期昭和時期的影響。我們必須以明治國家體制本身的渙散和碎片化為前提。這一時期的明治體制是一系列各自擁有力量和其他力量進行博弈的小集團組成的。而天皇只是其中之一。
從立場上看，作為皇位繼承人和攝政宮的他肯定對大正天皇無所作為純然扮演藩閥的傀儡的角色不滿，所以他和他身邊皇族華族出身的宮內集團與軍內部反藩閥，尤其是反山縣的集團接近甚至合作肯定符合他的立場的。這些軍人鼓吹的神化天皇，反對天皇機關說當然符合昭和天皇的利益，所以他採取了公開和暗中的推動。
但是這些軍官背後的管制經濟效法蘇聯，搞社會改革全面軍管肯定又不符合皇室出身的昭和天皇的立場，更不符合他身邊華族皇族出身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在二二六事件中他又態度異常堅決，對以後軍部發動的戰爭和擴大管制方面他的態度也是曖昧的也是正常的。
大正時期隨著藩閥衰退日本體制開始多元化，隨著戰爭的發展其他各種勢力實際上都在衰退或者退入幕後，比如政黨隨著近衛新體制完全變成工具，最後的元老則閉嘴隱退，內大臣和重臣集團隨著戰爭爆發也希望軍部自己承擔戰爭責任，則實際上促成了戰爭期間軍部一邊倒的局勢。
所以我認為從昭和初期到戰敗，日本並不存在一個一元化的組織計劃一切的權力核心。相反日本的體制運作更像打撞球，一個需求出現，然後各種利益集團互相碰撞，最終出現一個可能在所有人意料之外的結局。天皇只是其中最顯眼的那個球而已。謝邀
其實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昭和維新，維的是什麼新？維的是誰的新？在當時已經有一次明治維新了，看上去經過兩代人的努力，日本已經成為了一個馬馬虎虎的東方帝國，為什麼很多所謂的「皇國志士」卻覺得這樣不行，要再來一次「昭和維新」？
這就牽涉到了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所謂的日本帝國，究竟是誰的國？又應該是誰的國？
雖然日本在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戰敗的八十年，被籠統地稱為「帝國時代」或者說「戰前時代」，但是明治和大正兩朝，卻又和昭和前二十年有明顯的不同。
這種不同不是來自於天皇個人的變化，而是來自於國內統治階級內部的此消彼長。在明治和大正朝，藩閥勢力四處盤根錯節，壟斷了政治勢力，山縣有朋-桂太郎一脈的長州藩閥以及勢力稍弱的薩摩藩閥，一直實現著對政界軍界財界的支配地位，所謂的桂園時代（20世紀初期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交替出任首相）我個人認為有些名不副實，在這個時代裡面，出身於舊公卿華族的西園寺公望任職時間幾乎只有桂太郎一半，而且處處受制，權力和影響力根本無法與桂太郎相提並論。
就是這些人主導了明治維新，而正如一些後來的批評家所說的那樣，這些人搞的明治維新，嘴上的目的是要「憲政」和「民權」，是要「安撫億兆黎庶，開拓萬里波濤」，心裡想的卻只有「攬權」，所以雖然表面上學了西方搞了憲法和國會，但是他們實際上卻讓憲政變成了一紙空文。
然而，藩閥畢竟不是天然的統治者，所以他們要為自己的攬權搞一層光鮮的皮，他們想做的是推出一個偶像，然後用偶像來集中權力，再用操縱偶像的方式來行使權力，所謂天皇大權獨攬國會無權質疑和統帥權獨立（軍隊只服從天皇，和政府相互獨立），正是他們這種手法的一部分。在明治和大正時代，藩閥就藉助前台的偶像行使了一個帝國的權力。
這種故意為之的權術機巧，讓日本帝國的權力架構四分五裂，同時，藩閥的內部鬥爭也讓自身割裂成為了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集團，只有在藩閥有共同的精神領袖時才能夠正常運轉——是的，可以說，日本帝國為人所詬病的四分五裂的政治架構，正是藩閥的首領們故意造成的，入土為安的他們根本不明白他們將會在幾十年後就給日本帶來多麼大的災難。
當然，不管這些藩閥有多麼軍國主義、有多麼侵略成性，他們畢竟紮實地統治著這個帝國，並且讓整個權力機器和軍事機器執行自己的意志，他們有政策的延續性，政治界也稍稍能夠說得上穩定——而這正是後來的昭和時代所極度欠缺的，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穩定性的欠缺就是帝國毀滅的深層根源。
在大正時代，隨著1913年桂太郎的死和1922年山縣有朋的死，標誌著藩閥時代的結束，從那之後藩閥的勢力開始大幅衰退，而他們也沒有能夠培養出下一代的精神領袖（也許本來就培養不出來，因為藩閥統治畢竟是難以維持的），於是日本帝國的權力架構開始從根基上產生了巨大的動搖。
他們故去了，他們締造的四分五裂權力架構留了下來，以至於再也無人能夠良好運轉它。
很明顯，這時候日本帝國的權力架構已經需要重新改造了。平心而論，這時候最好的改造者人選是天皇，畢竟日本帝國名義上的主宰就是他，而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夠操縱他了。
在這裡，我想舉一個事例——來協助讀者們理解當時的日本帝國。
在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當中，華族銀行（主要募資者為帝國的貴族）面臨破產的壓力，在破產之前的最後時刻，銀行總裁松方岩（前首相、公爵、薩摩藩閥大佬松方正義的長子，1924年松方正義死後繼承公爵爵位）緊急通知銀行裡面的那些藩閥股東，然後這些藩閥抓緊時間在銀行宣布破產之前提款，而未得到通知的公卿華族們則在破產當中損失慘重。
此事發生之後，裕仁天皇大怒，在1927年年末下令廢除松方家的公爵爵位，將這個家族從貴族當中出名。
從這個事件當中，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三件事實：第一，當時日本的經濟環境很差，以至於專為上層貴族服務的華族銀行都面臨破產危機；第二，藩閥自成一體、同氣連枝，而且只顧私利，根本不顧統治階層的其他勢力的利益；第三，裕仁天皇在當時因為藩閥老一代大佬們的凋零，已經握有了巨大的實權，以至於可以直接將一個公爵直接除爵。
如果這時候有個足夠理智清醒的天皇，情況也許不會那麼糟糕，一個處於這種立場的天皇，要麼繼續學西方左走，搞真憲政，要麼直接往右走，搞德意志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式的獨裁，兩種方法都至少能夠為帝國帶來一個新的權力核心，讓政治和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續性。
然而，這兩種人，裕仁哪種都不是，他可以說是東方的威廉二世，迷戀權力卻又喜歡機巧，好高騖遠卻沒有膽量，想要攬權卻又不肯承擔責任——更可怕的是他還挺聰明的。
當時藩閥勢力已經衰弱，或者說已經不再具有支配地位，他們締造了一個政治架構，讓偶像擁有了真正難以制約的權力，然而當他們凋零之後，原本的偶像也不再甘心居於偶像的地位。
裕仁想要剷除藩閥時代的最後殘留，原本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因為藩閥當時已經不成氣候了，也沒有一個核心領導人物來和他角力，但是他又想要攬權又想要維持住「憲政君主」的畫皮，所以行事極為鬼祟，總喜歡靠別人來推動，然後讓自己勉強「遵民意而行」。
而這時候的日本社會也在沸騰當中，如前所言，自從裕仁登位開始，經濟就十分不好，而經濟的孱弱更加動搖了原本搖搖欲墜的政治架構，同時厭惡藩閥壟斷體制的新一代年輕人又成長起來了，他們想要打碎舊體制，讓自己能夠上位。
同時，當時的日本帝國，軍隊的地位超然，又擁有凌駕於政治之上的權力，於是軍隊就成為了這些年輕人的集散地，激進分子-野心家-軍人三重身份結合，將要發生什麼，當然不言而喻。
所謂的軍內統制派和皇道派，我個人認為是沒多大區別的，無非是建制派和想上位的在野派而已，他們說的是同一套政治語言，同唱尊皇高調，同樣把尊皇當成排斥異己的大旗，表面上更尊皇的皇道派，其精神導師北一輝卻又十分蔑視裕仁（他私下裡稱裕仁為「那個擺弄水母的傢伙」），足以看出他們的內心所想了。
裕仁玩弄的就是這樣一種權術——他表面上不動聲色，然而放縱在野派攻擊和排斥建制派，用這種方式來實現自己攬權的目標，同時自己又不用負起任何責任。
這種玩火式的做法，當然自然而然地摧毀了已經搖搖欲墜的舊體制，帶來了政治的極度不穩定，刺殺原敬，九一八事變，刺殺犬養毅，乃至後面的二二六兵變，無非是這種政治邏輯下的必然結果而已，激進分子-野心家-軍人三重，迸發出了足以毀滅整個帝國的能量——某種程度上，裕仁最後也發現，他已經無法駕馭這種能量了，整個國家已經變成了一片混亂。
在一個激流的轉折關頭，碰上一個這樣極度好名而又首鼠兩端之輩，算是日本的大不幸（所不同的只是像井上清那樣的左翼學者指名道姓地罵，而一些右翼學者只是遮遮掩掩地罵），左翼明罵他幕後統治，對政治體制的崩壞和後來的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右派暗罵他不敢搞真正的軍國，以至於約束不住獨走軍人，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對的。
權貴只曉傲門第，憂國此中真乏人。
豪閥但知誇積富，社稷彼心何嘗思。——《昭和維新之歌》
中心思想是啥呢？「豪閥」（政客財閥，還可能包括一部分軍隊上層）都是辣雞，「我們」（維新「志士」）才能從這些辣雞手裡拯救國家。（濃濃中二感）
問題在於，這些維新「志士」頭腦簡單，四肢也不發達。他們以為自己干點大事，把自己「崛起之意旨」上達天聽，天鬧黑卡自然體察民情，順應民心，就把那群「壞人」都給辦了。
這群人有沒有好心？有。【注意這點】有沒有腦子？沒有。他們以為天皇受「萬民翊贊」，自然會聽取他們的「忠言逆耳」——天皇好控制他們。君不見，不管軍內有多少撕逼吧，大命一下到前線，「維新將校」就崩潰了。他們相信軍內國內都是被「奸臣」把持的，所以會幹出暴走的事來——皇道派好控制他們。（事實證明，皇道派最後還是玩脫了）多好的工具啊。所以，有了226兵變。有了「昭和維新」這齣戲里的「戲中百戲」。在皇道派高層受監視、激進分子也受監視的情況下，能若無其事地搞成大規模串聯，最後還造了反，要麼是瞎，要麼是裝瞎。226的兩大導火索——皇道派大佬真崎甚三郎被罷免，皇道思想蔓延的「資深叛軍」第一師團計劃調「滿洲」，都是統制派磨刀霍霍向豬羊的表現。
維新將校一兵變，統制派正好藉機把皇道派上層一網打盡。而且他們要刺殺的7個所謂「國賊」不是民選政客就是海軍出身（海軍：我真是日了大和武藏加信濃了），都不和統制派尿到一個壺裡，能借他們的手搞死幾個豈不美哉？天皇，也有自己的想法——搞倒「元老」，控制軍隊。
皇道派控制的軍事參議院曾經就真崎罷免問題有過上奏的舉動，但是天鬧黑卡不準。天皇小算盤也是精刮上算——你們這群人，口口聲聲「皇道」，實際上廢內閣、撤議會，不就是在突出軍部權力嗎？老頭子（真崎、荒木等人）仗著自己位高權重，把持陸軍；小崽子（維新將校）聽了老頭子灌的心靈毒雞湯，天天吵吵著「討奸」，討來討去把朕的「衛青」（永田鐵山）討死了……朕要是不除你們，真不知道這軍隊姓誰了是吧？所以在打擊皇道派的問題上，天皇和統制派是一夥的。二者的區別在於後者打擊範圍要大的多，也狠的多。皇道派（高層）這邊，算盤打得也不差。
忽悠維新將校動手，我們幾個到時候再利用自己在陸軍的地位煽動下氣氛【雖然他們被罷免了，但是別忘了，日本可是個早上班一天就能收穫後輩90度大禮的國家，論資排輩起來，這事繞不過他們幾個陸軍「大前輩」】，拖延下平定，把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起來。只要這劍夠鋒利，天鬧黑卡也不得不就範——所謂「挾叛軍自重」。到那時候，自己再勸服他們，就可以以功臣之姿總覽全局。就算事情失敗，自己又和他們沒有直接聯繫——有也查不出啥異常，頂多退休唄……總比永田鐵山強。結論：這是一群被利用的中二青年和造反票友。也許有好心，可惜沒腦子。最後成了政治鬥爭的優秀炮灰。
PS總有人YY如果皇道派掌權，苦難的中國會不會就沒那麼苦難了……不會的。皇道派和統制派，一丘之貉。日本軍隊里，校級以上軍官全斃了都不帶有冤假錯案的。
列寧給予希望的日本革命。。。最後就是這種玩意？
怎麼評價？只能說這是：不明真相的小資產階級盲動。
狹義一點描述是：在部分高層政治鬥爭失敗方的鼓動和默許下，由小資產階級下層軍官組織進行的一次無綱領性的盲動。意圖剷除日本政府中的所謂的「叛國賊」、「壞人」，軍隊中統制派這些「罪大惡極」之人。
北一輝也是背鍋，而且由於其本人寫了一點結合國社黨「先進經驗」的東西，使得226也被教科書定性為帶有「法西斯」性質。
雖然226事件中部分人員是有一定的模糊的革命思想在裡面，但我們看到整個226行動是：
上不能迎合大官僚大資產階級，中不能發揮影響力號召其它人響應，下不能團結群眾使政變轉化為真正的革命起義。最後的結果我們就知道了，作為一場失敗的政變被日本統治階級無血鎮壓。
結果是幾個中層的軍官和北一輝被殺。226這個所謂的昭和維新從頭到尾都是帶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所謂的皇道派、統制派只不過是高層之間的派系鬥爭。
直接點說，日本軍部這幫人全部槍斃都沒一個冤枉的，掌權的統制派算是日本法西斯，被排擠的皇道派那就是日本納粹，基本都是一個意思。高層之間大佬們是斗而不破，你們這些陸士出身的馬鹿也敢造反？
大佬最後屁事沒有，真正死的是誰呢？那些真的把昭和維新當成是革命的中層軍官和北一輝。刺殺高官和政變不是大問題，有了革命的念頭才是死罪。
我們現在來看昭和維新，除了已經被定性的部分，最值得我們關注的還是其革命性。雖然這是幼稚的，無意識的，在整件事件中也不是主要因素。但這種革命性是日本歷史中所欠缺的。我們看當今世界幾個大國：
英國有光榮革命，美國有獨立革命。法國有大革命，德國有統一獨立。俄國有十月革命，義大利有統一獨立革命。印度有非暴力革命，印巴分別獨立。中國既有革命，也有獨立，統一尚未完成。日本無革命，名為維新。無統一，稱之廢藩置縣。
以封建壓迫之實，號稱行英美民主制度。軍部尊天皇以號令政府，財閥控經濟行剝削之實。明治時代還可以用封建忠君開疆擴土來糊弄人，大正時代可以吹吹經濟發展，吹出一個大正德謨克拉西。
到了昭和年代，大蕭條經濟危機，日本國內經濟不好了，上層既要維持自己的剝削和壓迫統治，又不願意向下層施捨一點殘羹剩飯。於是國內矛盾向國外轉移，昭和時代日本就開始加快侵略擴張。宣傳日本經濟不好是因為國土狹小，必須要有金坷垃，於是31年發動918事變侵佔中國東北。然後呢？日本人民的生活有變好嗎？當然沒有啦，日本統治階級還沒有學到納粹黨給底層發福利來緩解階級矛盾的高級戰術。（有興趣的可以自行了解納粹德國如何侵略他國掠奪歐洲資源來給本國人民發福利。）然後一個在中國搞革命的日本人北一輝在宣揚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套東西，並且指出了日本革命（無論這種革命的性質）的成功取決於能否發動軍隊進行革命。
到了226這個時間點，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已經非常激烈了。而統制派和皇道派的政治鬥爭最終引爆了226兵變。
兵變發動的原因：1.代表皇道派的大佬在政治鬥爭失敗，軍隊中下層寄希望於上層政治自上而下進行「維新」的路線已經破產。2.統制派對皇道派居多的第一師團從東京「流放」到滿洲（日俄戰爭以後，第一師團已經駐守東京30年）這種露骨的打擊報復行為導致發動兵變有了「群眾基礎」。3.經過荒木和真崎等皇道派大佬長期宣傳，皇道派軍官認為（或自認為）發動兵變有輿論支持。4.軍隊底層來自普通群眾，在日本對內剝削越發嚴重的情況下，普通士兵有革命（？）願望和革命（？）需求。（但不一定有革命意識。）兵變失敗的原因：
1.統制派的頭面人物永田鐵山是奉了昭和的命令去掌控軍隊，結果被皇道派刺殺。皇道派雖然喊著效忠天皇，但實際上奉行國家主義。226兵變遭到昭和的反對：「你也配姓皇？」2.只有第一師團發動兵變，沒有得到外界，尤其是東京周邊的部隊支持。（東條英機是怎麼上位的呢？這貨是永田鐵山的跟班，在226事件的時候控制住了關東軍沒有爆發同情性兵變。）3.皇道派政治鬥爭失敗使得軍隊高層多為統制派支持者，而兵變的基礎集中在下層軍官和士兵，無法發動大規模的兵變。4.忽視了群眾，從這一點上看，沒有在群眾中進行有效的宣傳，沒有組織群眾發動群眾。所謂的「昭和維新」就是兵變而非革命。5.兵變的目的不明確，在清除了所謂的「國賊」以後，兵變發動者沒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和措施，在無法掌控局勢之後投降。手機打字就是這樣，本來想細說一下226兵變的歷史意義，但明後兩天還要出門，有空再補完！手機打字實在是太麻煩了！ 明治定下的國策就是對內推軍國主義，對外搞殖民擴張。對於日本來說，如果不能不斷地依賴軍事勝利獲得經濟利益，國內分分鐘米騷動要鬧革命。可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世界不是之前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啊，世界差不多都被瓜分完了，你既然想擴展就必須跟老牌帝國主義列強硬碰硬。大英帝國雖然已經日薄西山，但積蓄尚厚。這時候誰先出頭誰被打，連帶著大英帝國的世界秩序一起死球。對於昭和來說最後就陷入了要麼被革命黨弄死要麼被英國槍打出頭鳥的境地。在這之中他選擇了後者。最後，我們看到了大英帝國的國際秩序和德國日本一起完蛋，從廢墟中誕生的是新的美蘇國際秩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也驗證了那句老話，生於不義必將死於屈辱。
最後，在226事件八十一年後的今天，一曲昭和維新之歌獻給所有平成廢物。
去看一下卧煙社的《走向戰爭的日本》。講的有點亂，但沒有比這更簡潔易懂的了。天皇只要不是個腦殘，就有巨大的戰爭責任。還有他那四句詩，真把自己當成爺爺了。
@lightyears認為裕仁的權力很小，以至於不應該為日本的戰爭罪行負責。 @lightyears還舉出了很多例子，諸如裕仁大婚啊，諸如918啊，諸如226啊，諸如無條件投降啊。但是 @lightyears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些政治鬥爭全部都是以裕仁的勝利而結束，這些例子恰好證明了裕仁對日本軍政界有極大的影響力，裕仁正是二戰日本罪行的罪魁禍首。同時，這些鬥爭也恰好說明了昭和維新的實質，對內加強專制獨載，天皇崇拜，壓制所有威脅天皇專制的勢力，對外肆意擴張，像明治一樣開彊擴土。1.裕仁大婚事件：長洲藩領袖山縣有朋因為派閥鬥爭的原因反對當時還是太子的裕仁的婚事，當時被稱為「宮中某大事件」。山縣有朋何許人也，日本陸軍之父，日本警察制度的創立者，當時可以算是整個日本最有權勢的傢伙（考慮到大正天皇精神不正常），結果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瞬間完蛋，直接被還是皇太子的裕仁懟死，不久就一命嗚呼了。2.皇姑屯事件和918事件: @lightyears似乎無法區分皇姑屯事件和918事件，竟然認為田中義一是因918事件被懟死的，也真是6的不行。首先，田中義一是因為皇姑屯事件被懟死的。當時田中義一是日本陸軍最重要的大佬之一，又加入政黨通過選舉（賄賂）當上首相，實在是日本軍政第一人，然後直接就被裕仁懟死，不久又一命嗚呼了。裕仁沒有權力？沒有權力懟死了兩個軍政第一人？至於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這是永田鐵山定下的基調。永田鐵山是誰？昭和三羽烏之首，裕仁的鐵杆親信，統制派老大，也是裕仁扳倒長洲藩山縣有朋勢力最得力的助手。永田鐵山早在1921年受到當時還是皇太子的裕仁的秘密接見，隨後成立了二葉會，密謀「改革軍制」、「刷新人事」，實際上就是用來打倒山縣有朋長洲派。而發動918事變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同樣是二葉會的成員，是永田鐵山的親信小弟。可見，918事變就是裕仁智囊的主意，裕仁意志的體現，裕仁如何沒有責任？3. 226事變：裕仁要求鎮壓，儘管軍事參議會反對鎮壓，然而所有的政變頭目統統秘密審判後槍斃，反對鎮壓的軍事參議會成員統統解職，軍隊隨後展開清洗，所有政變有牽連人員統統趕出軍隊，裕仁沒有權力嗎？4. 日本投降：裕仁支持投降，所以日本就投降了，裕仁沒有權力嗎？不錯，在正式的文牒通告中，確實沒有裕仁對戰爭的直接指導，然而裕仁確實參與著各種決策，這是通過宮廷官僚體系和各種警語來實現的。然後通過正式的文牒通告把裕仁的所有責任洗白，從而讓裕仁不用擔負任何責任。典型的事例就是對美國開戰的御前會議，裕仁先是裝了一通逼顯得自己反對開戰，然後又吟了一首詩叫「四海之內，本皆兄弟，如此世界，奈何風波不止？」這是明治在日俄戰爭開戰前吟的詩。當時日本弱小，沙俄強大，明治吟了這首詩便向沙俄開戰了。現在美國強大，日本弱小，天皇又吟了同一首詩，什麼意思不是明擺著嗎？顯然，裕仁把當時中華民國當清朝，把美國當沙俄，把自己當明治，把長州藩閥和（逗逼的）憲政常道當幕府，把（逗逼的）精英參謀當自己的維新志士，然後用自己的昭和維新一步一步的把日本拖入罪惡的深淵。
我支持的昭和維新，是殺財閥，分土地，廢貴胄。百姓無饑寒，士民無貴賤的昭和維新，不是那群把別國人的屍體當作自己續命的材料的狗屁昭和軍閥。某個答主整個答案都是扯淡，但是有句話是對的。
真正的昭和維新，和裕仁狗屁關係都沒有，他應該屬於日本一億人民日本歷史進程的必然。日本從頭到尾都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日本人要感謝後來的麥克阿瑟，他才是日本真正的國父。明治維新不過是把一個封建國家（日本是封建國家，中國是皇權專制）披上了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皮，然而日本不僅保留了許多封建殘餘，而且文化上面也沒有自我革新。從這個角度，你就能理解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了。日本還是有革命土壤的，然而沒有革命種子，除非中國率先革命統一然後對日本輸出革命，否則日本是很難自我爆發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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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只從環球時報和新聞聯播了解過日本並在評論區里噴人的，你們的胡攪蠻纏我不會理睬並拉黑。正文里已經寫得很明白的話，你們連起碼的歷史知識和自己的史觀都沒有、只會對跟自己看法不一樣的意見進行謾罵攻擊，我想我就算怎麼解釋你們也看不懂，或者你們本來就不想去懂超出你們認知範圍的事情。
另外對於 @雪山象 的回答，首先感謝對我的回答中混淆皇姑屯和918的錯誤的指正。不過很遺憾，他認為我說昭和權力不大所以對戰爭沒有責任，我講的是天皇權柄有限，但並沒有為他在226和後來的全面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開脫。讀史之人，即使讀再多的史料，如果在思考上面還這麼膚淺地非黑即白的話，這些史書讀著還有什麼意義？另外， @雪山象 以及其他一些高票的答主們洋洋洒洒寫很多，先設定昭和就是日本政壇20年來的翻雲覆雨的幕後黑手，再套入歷史事件來反證。他們的邏輯就是，因為昭和是天皇，所以身邊的大臣和將軍們就會像沒有自己的想法和利害關係的牽線木偶一樣被天皇利用，然後心甘情願地替這個一直躲在幕後的大boss洗白。這種演義式歷史解讀和對現實世界中權力博弈的理解方式極為幼稚，甚至可以說還停留在小學生胖虎因為個頭大就能欺負同學大雄和小夫的那個層次上。每次看到這種回答，都能想到一個笑話：兩個貧農在田間地頭幹活的時候聊天說，北京城裡的老佛爺，肯定天天用金扁擔挑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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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是日本一幫陸軍中下層軍官以昭和維新為口號進行兵變，幹掉陸軍和海軍的高層軍官以圖上位，很明顯是想複製明治維新。跟明治維新一樣，這次兵變是軍人之間的矛盾爆發（類似於幕末西南強藩倒幕的武士內戰），然後反亂者抬出天皇作為大義名分（但是這次昭和沒給）。由於二戰後大部分受審的日本戰犯都是統制派出身，所以很多中國人總會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當初皇道派上台，日本就不會侵華了，其實這都是做夢：所謂的政治綱領什麼的都是嘴上喊的口號而已，皇道派一幫中下層軍人，不拿你支那老百姓的屍體祭太陽旗，哪來的軍功往上爬？統制派也好皇道派也好，戰略上的分歧反倒是次要的原因，最後鬧到兵戎相見，歸根結底就是因為皇道派是軍隊里的底層，挨打受累去滿州送死的是他們，而好處都被佔據軍中高位的統制派撈了，要想翻身，只能用下克上這個日本千百年來屢試不爽的祖傳老藥方。一開始的時候，皇道派的相澤三郎上門砍統制派的永田鐵山，昭和做為天皇，本來是想先看陸軍內訌的熱鬧，最後再出面仲裁，沒想到皇道派憤青們做事太絕，不光陸軍內部奪權，還把一直看不順眼的齋藤實（支持裁軍）、高橋是清（削減軍費）以及牧野伸顯（英美帶路黨）這幫官僚政客也一起砍了，等他們殺到了海軍出身的鈴木貫太郎和岡田啟介這裡，竟然還抬出了皇弟軼父宮，明擺著是要變天。於是昭和馬上就坐不住了，這次皇道派搞兵變宣稱昭和維新，人家昭和本尊說你們維新個大頭鬼啊朕授權了么？226當天，昭和就明確定性是叛亂並要求鎮壓，但過了2天陸軍還按兵不動，當時在皇道派的滋瓷下，軼父宮乘坐的火車都已經到上野站了，陸軍大將本庄繁（他自己女婿就是這次兵變的骨幹）還跟昭和敷衍，逼得昭和扔出狠話說「如果陸軍無能為力，朕親率近衛師團平叛」。等到昭和的娘家人海軍在東京登陸勤王，皇道派大勢已去，陸軍終於也開始動手打落水狗了。有好幾個高票答案說這次兵變實際上是昭和暗中布局並煽風點火，挑動陸軍內亂並借刀殺掉礙事的元老大臣，問題是，昭和就算有這份野心，又從哪來的這麼大能量？做為一個立憲君主，陸軍統制派的高級軍官會議他參加不了，皇道派的一幫底層軍官他又見不到，怎麼運作這麼大一個陰謀？再說整個226過程中昭和全程被動，兵變之後文官政府元氣大傷集體閉嘴，軍部的權勢越來越大，一幫狂妄自大的丘八打著天皇的旗號為所欲為，你說昭和搞這個兵變到底是圖啥？另外，對於昭和對政治和軍事上的影響力有多大，再講幾個具體事例：
1，大正時代作為皇太子的裕仁結婚，選好的太子妃出身於薩摩，眾所周知薩摩系一直把持著海軍，結果掌握著陸軍的長洲系大佬山縣有朋非常不爽，干涉皇家大婚，硬逼著大正天皇和裕仁取消婚約。鬧到最後連老百姓都看不下去了，軍人干政倒算了，現在連人家結婚都要管，你咋不上天？結果是山縣有朋不說話了，裕仁到底跟這個薩摩的姑娘結了婚。
有知友說做為皇太子的裕仁藉此事搞掉山縣有朋。我的看法是：第一、皇太子不具備主持這麼大陰謀的條件，不管他自己還是通過中間人見哪些政客和軍方來訂盟，都繞不過宮內省，而宮內省當時是山縣有朋的盟友（所以山縣有朋一個陸相才能阻止皇太子結婚啊，這不就是中國式權臣結交內廷的套路）。第二、當時想搞山縣有朋的人多了，日本人搞政治拉幫結派撕逼的激烈程度不亞於中國和韓國，山縣有朋膨脹得厲害，手都伸到宮內省去了，官僚集團再不收拾他難道要等著他開府當征夷大將軍嗎？
當然這次史稱「宮中某大事件」的皇太子大婚風波，導致昭和在政治傾向上倒向了海軍系。
2，皇姑屯事變後，田中義一首相進宮向天皇解釋原緯，結果昭和全程臭臉，田中講到一半昭和就爆發了，大聲呵斥道現在的局面怎麼跟你之前說的不一樣？別跟我BB了。皇姑屯是軍部一幫唯恐天下不亂的少壯派軍官搞的先斬後奏，結果事得其反，直接導致小張跟日本翻臉，東北倒向老蔣的國民政府。要知道從西園寺開始，連續幾屆日本政府都一直砸錢給老張換來日本在東北的經營，現在關東軍那幫二杆子一炸，十幾年來日本政府對華外交的成果一夜回到光緒年了。憤青愛國一時爽，政府背鍋沒商量，田中心裡苦哇。不過昭和發完飈之後，馬上就被宮內省一板磚拍回牆角反省了：以前你爺爺跟伊藤博文都沒有這麼說話過，你現在挺牛逼啊敢懟首相了？從此昭和就不再公開發表意見，你們陸軍海軍隨便瞎搞吧，反正我敲敲章，在御前會議當擺設就行。
我之前誤把昭和斥責田中義一的起因記成918，感謝 @雪山象 的指正。
3，終戰的時候，日本全國被炸得稀巴爛，連皇居都被炸起火，一幫陸軍軍頭還嚷著要一億玉碎，寧願泥轟遍地墳，也要殺光米國人。昭和心裡罵誰特么跟你們一起玉碎，廣島挨了原子彈之後昭和托宮內省給首相鈴木貫太郎帶話說咱們還是投降吧，於是就是否投降以及降書該怎麼寫政，文官政府和軍部兩邊又開御前會議撕逼，從早上開到下半夜，連開了3天，就是討論不出來到底投降不投降，老美一看一顆原子彈根本不夠啊，就又扔了一個，一旁坐著不能說話的昭和實在忍不住了，親自表態說不要再打了，再打下去老美沒死幾個，朕這個國家都被炸沒了，軍部這才沒話說。
有知友說，昭和一開口軍部就服從了，正好說明昭和對軍隊有控制力。但是要知道，昭和公開表態投降之後，陸相阿南唯幾當場沒反對，但當晚一幫強硬派軍人就在阿南的授意下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又要搞天誅除日奸，並衝進皇居劫持了昭和，只是沒控制住近衛師團才最終失敗，在得知政變破產後阿南才切腹。我想這已經能說明昭和對軍隊的控制力弱到什麼程度了。
另外在戰爭期間昭和對軍部的態度也很值得玩味，比如對他兒子明仁的安排。按慣例日本的皇太子到了10歲要被自動授予海軍中尉，但到昭和這裡，被他制止了；日本的皇太子必須有一個陸軍出身的師傅（昭和的師傅是乃木希典），但是這個規矩也被昭和廢了。
二戰之後日本的轉型，並非是以天皇為主導，而是在美爹的主導之下，民眾和文官集團真正地掌握了國家的權力。而這次轉型，並沒有用天皇的名義（比如80年前的明治維新），也象徵著日本這個國家真正地進入了文明世界。昭和在二戰前後的政治地位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轉變，依舊是一個不能隨意對政治和軍事發表意見的立憲君主。二戰前，他的形象就是一身戎裝的天皇御照，鼓舞日本人民在軍部的領導下奮勇殺敵為國爭光；二戰後，他換成普通的西裝，出席各種親民的儀式向老百姓招手致意，一站就幾個小時。服裝的改變能代表他自己的喜好嗎？他本來就是一個被操縱的木偶，念著人家給他寫好的台詞，扮演著人家讓他扮演的角色。當然，雖然昭和不是這場戰爭的首惡，但是出於自保的心理，在戰爭時期面對軍部的瘋狂與軍人的暴行，他不發一言，既不制止，也不參與，事不關己一般冷眼旁觀，這種故意的沉默也是一種惡。但要分清這種惡，是依存在一個更邪惡的大環境中的協從，但並非首惡。在戰爭中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種軍國主義的集體惡行，並逐漸失控、滾雪團一樣不斷變大最終造成所有人的災難，而不是由昭和光憑自己一個人的能力就能做到如此禍國秧民、罄竹難書的地步的。
說到底，自古以來每次日本的軍人們需要找一個借口來干一個下克上的大買賣了，都會用天皇的名義。天皇敲章承認了，這就叫奉旨討逆；天皇不敲章承認，那就是他們的自娛自樂，如果失敗、被上面懟死了活幾巴該，就比如226中犯上作亂的中下級軍官們和一幫頭腦發熱的炮灰所叫囂的「昭和維新」。至於這個昭和維新跟昭和之間的關聯，可以參考以下圖片：
都說的差不多了，說無可說。
大正天皇嘉仁
明治天皇去世的當天，皇太子嘉仁即在皇宮偏殿舉行了踐祚儀式，接受臣下獻上的三種神器（八尺瓊勾玉、草雉劍、八咫鏡），成為日本第123代天皇，年號選取《周易》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這句話，定為大正。
大正天皇嘉仁自幼患有腦病，神智不健全，到1920年時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甚至每天傍晚跑出去用筷子指揮士兵唱歌，讓皇宮衛隊為他表演兩人三足、兔跳之類的遊戲，在公開場合露面也常常大出洋相，以至到後來既不能接見外國使節，也不能主持各種國事盛典了。不得已，皇太子迪宮裕仁於1921年初提前攝政，11月25日正式就任攝政宮。
1925年即位的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
1925年（大正十四年，昭和元年）大正天皇嘉仁去世。皇太子迪宮裕仁舉行了踐祚儀式，定年號為昭和。1928年（昭和三年）11月10日，攝政七年，踐祚三年的皇太子迪宮裕仁舉行登基大典，正式成為日本第124代天皇。踐祚---是日本皇室傳統。在老天皇死後，新天皇立即「踐祚」，一兩年後再舉辦登基儀式。下克上
在統治派軍官身後，還有天皇裕仁插手軍務的背景。1925年的「宇垣裁軍」實際也是裕仁清洗統治陸軍長達60多年的長州派，將統治派的親信安插到陸軍要職的過程。裕仁對**跋扈的長州派及其首領山縣有朋側目已久，其幕僚軍官也早就有革新陸軍的意向。
裕仁隱忍到山縣病死後，立即委任自己在皇家學問所學習的老師宇垣一成對長州派展開大刀闊斧的清洗。把持重要崗位的長州藩將軍和其他藩閥出身的將軍被迫辭職，2000多名長州籍的中下級軍官被裁減，歷來由長州勢力控制的第十三、十五、十七、十八4個師團被取消建制。
裕仁親自扶植起來的統治派軍官，由於身為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畢業生中的佼佼者，此時分別在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中擔任了課長一級的職務。由於日本陸軍嚴格講究論資排輩，致使一些平庸者進入軍部上層，因此這些有能力的少壯派軍官逐漸成為陸軍中主要的決策力量和實權人物，以至發展到後來，凡是課一級共同商議決定了的事情，上面是不能輕易反對的。決策大權出於中級幕僚，最上層的決策人物反倒被架空，這種局勢形成了20世紀三十年代日本陸軍中「下克上」的奇特權利結構，並一直延續到日本戰敗。
在任何軍隊都不會允許或放縱「下克上」現象，但當時日本陸軍的風潮就是這樣，下級軍官動輒殺氣騰騰，白刃見血，上級屈服於他們的壓力，不得不做出讓步。
幾次重大事件和戰爭決策的背後，都有這些參謀幕僚在操縱，甚至直接向前線部隊下達作戰命令。其代表人物是河本大作、石原莞爾、辻政信、源田實等人。
日本戰後一直流傳大本營的參謀說法，隱喻某人是其不切實際，欺騙隱瞞，操縱決策瞎指揮。
《大本營的參謀》一書對此有詳盡介紹。巴登--巴登三小 鳥
日美矛盾的存在，使得一部分陸軍大學出身的日本陸軍青年將校預感到軍隊自身的危機，以打擊舊的長州藩閥、恢復並增強軍隊的政治獨立性、實現適應總體戰時代的軍隊近代化為目標，開始活躍起來。這一行動正好與當時剛剛擔任攝政的裕仁皇太子謀求推翻山縣有朋獨攬大權局面的要求不謀而合。從1920年起，裕仁開始秘密地建立起自己的親信軍官集團。1921年5月31日，裕仁結束在英國的訪問，前往法國、比利時、荷蘭和義大利訪問。在巴黎，裕仁與留學歐洲的日本年輕軍官進行了秘密會晤，這些受到親信的少壯軍官後來成為裕仁用來取代長州藩閥勢力的中堅力量，其中不少人成為三四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化的骨幹力量。
1921年10月，後來被稱為「東洋三羽鳥」的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田敏四郎這三名日本駐歐武官在德國溫泉療養地巴登--巴登秘密召開了一次小型會議，日本駐德國軍事觀察員東條英機也出席了這次會議。與會人員宣誓結成生死同盟，約定回國之後發動「陸軍維新」，「在今日長州藩閥棲息之地打開一個大缺口」，將長州派從陸軍中清除出去，控制陸軍，侵華南進，實現裕仁的「宏偉思想」。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還確定了一個可以依靠的「11個親信」的名單，其中囊括了此後日本軍部「獨走」舞台的幾個風雲人物，河本大作、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磯谷廉介等人。這個後來被稱為「巴登--巴登集團」的小團伙，此即為日本法西斯化的開端。
關東軍
中國從明朝始，已將地處中國北方東北部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俗稱為「關東」，直到近代仍在民間盛行。
1898年，沙皇俄國政府強迫大清國政府把中國的旅順和大連「租借」給俄國，即把這塊租借地劃為俄國的一個州---即稱「關東州」。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1905年7月俄國戰敗，日本攫取了俄國在中國東北南部地區的一切特權。1905年年10月18日，日本在遼陽成立了關東都督府，都督府內設陸軍部。
1907年，日本在「關東州」駐紮有1個師團和6個鐵道守備大隊的兵力。1919年4月12日，日本將關東都督府改為關東廳，設立關東廳司法、行政機關。以原陸軍部為基礎，改名組建關東軍司令部，駐軍改稱關東軍。關東軍司令部為最高軍事機關。關東軍司令部最早設在瀋陽，後遷至旅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遷至瀋陽，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遷至長春，直到1945年8月投降。
日本的石油
日本海軍使用石油燃料始於1905年的「薩摩」級戰列艦，當時只作為噴入燃煤鍋爐的助燃劑。而真正搭載重油專燒鍋爐的是「長門」級戰列艦，此後的日本海軍主力艦均以重油為主要燃料。
根據日本石油會社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調查，把殖民地也包括在內的話，日本石油礦區面積為350萬平方公里，可以說石油在日本的領土上是到處都是。但是，具備工業開採價值的，就只有本州島西北部秋田、新瀉一帶（兩地產油量占日本本土產油量的85﹪），以及北海道。此外，在日俄戰爭中佔領的樺太島（庫頁島）的南部和台灣島的中央山脈地區也發現過石油的蹤跡。1930年日本的石油產量是北海道7500噸，台灣3.2萬噸，北樺太石油租借地19.3萬噸，本州22.6萬噸，合計45.9萬噸。日本石油公司開採的礦井無法超過500米，1930年從美國引進了加利福尼亞式的深井技術，方可鑽深1500米至2000米深的油井，但是沒有將其用在石油勘探領域裡。中國的大慶油田油層深度普遍在1500米以下，日本石油會社雖然在安達地區進行了勘測，終與失之交臂。歐美壟斷了世界石油的絕大部分，而剩下的主要石油產地，在日本手邊的，就只有婆羅洲（分屬荷蘭和英國）的油田了。從20世紀三十年代的技術水平來看，全部算上，日本的石油生產能力最高可以達到67萬噸/年。日本海軍在1931年做過保守預測，推斷此後5年內，日本國內的石油需求量最低可壓到每年250萬噸，即使這樣，還有每年183萬噸的巨大缺口，需要從國外獲得石油來彌補，如日本開戰，這個來源會立即中斷。那就只有一個辦法，搶。日本海軍必須在對美開戰之初甚至對美開戰之前，就先出兵南下奪取婆羅洲油田。截至1941年7月底美國實行對日石油禁運時，日本日均汽油消耗量約為1萬噸，年消耗量近500萬噸，而當時全國（包括佔領區）石油儲備僅為800萬噸。美國的石油禁運事實上把自己和日本都推到了一個或戰或和的十字路口。
條約派與艦隊派
1930年4月，美、英、日、法、意五國在英國倫敦簽署了《五國海軍條約》。在倫敦會議前日本海軍軍令部確立的三大原則---輔助艦總噸位對美七成、大型巡洋艦噸位對美七成以及潛艇總噸位7.8萬噸，在倫敦條約中都沒有達到，日本海軍軍令部對此表示了不滿。濱口雄幸首相和海軍省的首腦認為，締約條約是政府的許可權和責任，軍令部的意見雖然可做「參考」，但無權置喙簽約問題，並在倫敦條約上籤了字。軍令部長加藤寬治和次長末次信正認為，不待軍令部長的意見上奏天皇，政府便發出簽字的指示，是干犯天皇的統帥權。
這場「干犯統帥權」的爭鬥隨即演變為日本政界的一場亂戰。海軍軍令部同海軍省產生了嚴重對立。其實，早在華盛頓條約之後，日本海軍就分裂為擁護條約的「條約派」和反對條約的「艦隊派」兩大派系，「條約派」大多集中於海軍省和軍務部門，主張對美協調的觀點，代表人物包括簽訂華盛頓條約的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以及谷口尚真、米內光政、堀悌吉、山本五十六、古賀峰一、井上成美等人。「艦隊派」包括加藤寬治、末次信正、石川信吾、高橋三吉，以及軍令部和艦隊中的其他一些強硬派、少壯派人物。在這場反對倫敦條約的鬥爭中，正友會和樞密院也站在軍令部一邊，形成廢除條約，打倒內閣勢力。最後，元老西園寺公望公爵插入樞密院與內閣之爭，威脅要奏請天皇罷免樞密院議長和副議長，對樞密院實行改革。在西園寺的威脅下，樞密院最終發表了無條件批准倫敦條約的意見。此後形勢急轉直下，軍令部長加藤寬治辭職，海相財部彪也跟著辭職。11月2日，日本國會通過了倫敦條約的批准書。11月12日，內閣預算會議批准了大藏省與海軍之間的妥協案，這樣，因倫敦條約而引起的政治對立得到了解決。西園寺公望（1849-1940），歷任文部大臣、外務大臣。1900年任樞密院院長，1903年任政友會總裁，1906年起多次擔任首相，1920年封為公爵。採取親英美、遏制軍部勢力的政策。
宇垣軍縮
1922年和1923年日本陸軍進行過兩次裁軍。1924年，時任日本陸軍大臣的宇垣一成強制推行了第三次裁軍方案，維持17各師團的兵力，縮減了4個常備師團的3.3萬人、馬匹6000，準備把節約下來的經費用于軍備現代化。這就是昭和史上著名的「宇垣軍縮」。但後來發生了經濟蕭條，財政發生困難，因此這一設想未能實現。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陸軍基本上還是使用日俄戰爭時的舊武器。不過，由於蘇聯（遠東地區）和中國的軍備尚未完善，日本陸軍以此衡量自己的軍備，不禁產生了優越感，甚至開始考慮關閉1/4的兵工廠，並大量裁減兵工廠職工，實際削減了5/6的規模，大量軍備訂貨被取消。
由於軍費一再壓縮，陸軍軍費已經確實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整個日本陸軍的軍官坐騎被削減到了10匹，以至於許多將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由於預算緊張，在整個20世紀二十年代里，日本陸軍生產的彈藥只能保證當年的訓練演習，毫無庫存，陸軍的士兵在演習時甚至必須隨手揀起地上的子彈殼，將其統一上交，再賣回兵工廠。
這一習慣在日本陸軍中變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士兵在進攻中國軍隊時，仍時不時地不由自主停下腳步，彎腰在地上揀起那些黃燦燦的彈殼。
皇道派
20世紀二十年代中後期，受到裁軍浪潮的衝擊，信念動搖受挫的一些下層軍官被捲入「國家改造運動」。所謂國家改造運動，是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對東亞民族主義運動的回應，其代表人物是自命「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北一輝。北一輝的理論吸引的下層青年軍官大多出生於農村，服役於現役部隊，深知士兵家庭的貧困。這些日本陸軍中的「愛國青年」抱有右翼思想，認為民主是日本的不共戴天之敵，屬於這一派的激進派軍人，抱有反財閥，反資產階級思想，號稱自己的目的是在日本發動「昭和維新」，建立天皇親政的「皇道國家」，因此被稱為「皇道派」。
皇道派主張「如今這樣軟弱的、以政黨為基礎的政府並不能處理外部問題。如不通過內部改造，建立起強有力的政府，就不可能實行改造」。這個主張後來被稱為「內先外後」，即在發動對外擴張的戰爭前，先將日本改造為軍國主義的專制國家。在日本的軍備和國力比不上美英等強國的情況下，皇道派並不太重視軍備現代化和總體戰略思想，而是大肆鼓吹「皇道精神」，以此作為「戰無不勝的精神武器」。皇道派成員雖然大多是尉級的下層軍官，但是在陸軍上層也有支持者，比如荒木貞夫大將、真崎甚三郎中將（後任陸軍教育總監）等人。統治派
在比皇道派這些尉級軍官高一級的佐級軍官，尤其是在參謀機關供職的幕僚軍官中，早已形成了巴登---巴登集團、雙葉會和木曜會這樣的秘密團體。1929年，日本陸軍少壯派軍官的骨幹---石原莞爾、永田鐵山、東條英機、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山下奉文、武藤章、鈴木貞一等人，組成了「一夕會」。這些軍官中，除永田在戰前被皇道派用刀劈死外，日後全部列在二戰後甲級戰犯的名單中。屬於「一夕會」的這派軍官由於全部出身於陸軍大學，因此也被稱為「陸大系」。 「陸大系」軍官由於受過高等程度的教育，主張對政黨政治施加壓力，推行漸進的國家改造，以此來貫徹總體戰和統治戰思想，實行「國家總動員」，即通過整頓軍備和產業機構，建立所謂「高度國防國家」。這些幕僚軍官後來形成了所謂「統治派」，與麋集在北一輝周圍的「皇道派」部隊軍官形成對立。
「統治派」的精神核心是另一位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他曾與北一輝合作，但1922年兩人產生隔閡而疏遠。大川的思想是以先解決滿蒙問題為主，以對內改造國家為次要任務，即所謂的「外先內後」，因為「貧弱的日本國土即使改造了內部，也不會對促進國利民福產生多大效果」。統治派的「外先內後」和皇道派的「內先外後」，在對內和對外策略上的主張都是一樣的，都是要在外吞併滿蒙、控制中國，在內廢除議會民主制和政黨政治，建立軍人獨斷統治，區別只在於實行這一政策的先後緩急而已。開戰之初日本海軍的
皇紀2600年
1940年是日本的「皇紀2600年」。也就是說，如果從「神日本磐余彥」從日向國（九州島）出發東征大和國、並在大和畝旁的橿原神宮即位為神武天皇之日算起，日本國已經在世上存在了2600春秋。事實上，所謂「神武天皇東征」就是來自朝鮮半島的百濟殖民者在九州島登陸、然後征服尚處於繩紋時期的日本原住民的事。
為了鼓舞國民士氣，日本政府決定在1940年舉行盛大的紀念慶典。這次慶典長達一年，跨越阿部、米內、近衛三屆內閣。政府大造聲勢，鼓勵國民前往橿原神宮、伊勢神宮和明治神宮參拜，全國祭祀神武天皇的199個神社當年都舉行了升格活動還在海外修建了「北京神社」、「建國神宮」（長春）和「南洋神社」（塞班島）。
1940年1月1日凌晨零時，橿原神宮的菟田宮司擂響了神殿前的大鼓，宣告新年的開始，頭三天，有125萬日本人參拜了橿原神宮，創造了歷史記錄。元旦上午9時，日本1億國民集體遙拜皇宮。海軍聯合艦隊在山本五十六的率領下駛入大阪灣，發射禮炮向天皇致意。2月11日是紀念神武天皇即位之日的「紀元節」，東京皇宮內舉行了紀念儀式，天皇、皇族、內閣大臣和2000多名文武官員參加。
同日還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赦。6月10日，裕仁駕臨伊勢，分別參拜了豐受大神宮和皇大神宮，全體日本國民都要在天皇參拜兩宮的上午11時12分和下午13時54分根據廣播、汽笛和鐘聲向神宮遙拜。
10月11日，聯合艦隊在橫濱港灣舉行了盛大的「紀元2600年特別紀念觀艦式」，山本五十六被天皇任命為總指揮官。
裕仁登上「御召艦」比睿號戰列艦，以重巡洋艦高雄號為先導艦，加古號和古鷹號擔任供奉艦，檢閱軍艦達92艘，共計596000噸。以戰列艦長門號為首，排列成五行。以12架巨大的四發川西九七式大艇為先導，小澤治三郎少將指揮的海軍航空隊527架攻擊機、戰鬥機、轟炸機和水上飛機從艦隊上空飛過，並在天皇「御召艦」減速俯首。
皇太子明仁和皇弟們也參加了閱艦式。在整箇舊日本帝國海軍的歷史上，這是最後一次舉行觀艦式。10月21日，陸軍同樣舉行了紀念閱兵式。在代代木閱兵場，裕仁天皇騎著御馬「白雪」檢閱了部隊。
氯水特攻
1945年9月25日，日本天皇裕仁（右）來到美國駐日本大使館，與麥克阿瑟將軍（左）密談35分鐘後合影。結果這個戰爭首惡逃脫了審判。
1945年的沖繩戰役時，當軍令部總長及川古治郎將對沖繩島登陸敵軍進行航空總攻擊的情況上奏天皇時，裕仁天皇曾詢問過：「參加攻擊的是否只有航空部隊……海軍是不是沒有戰艦了？」明顯對水面艦艇部隊消極保存實力表示不滿。及川海軍大將誠惶誠恐，立即指示豐田副武把第二艦隊、包括大和號戰列艦組織起來進行菊水特攻。
戰後，盟軍調查團通過詢問當事人和見證人，也認證了此事。裕仁的這句話是太平洋戰爭中一段很大的公案，也就是說天皇裕仁要對第二艦隊的被殲負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澳大利亞起訴官就是想把戰爭首惡日本天皇裕仁扯進來。
後來在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干預下（1945年9月，日本天皇裕仁親身前往駐日盟軍司令部曾與麥克阿瑟密談35分鐘，達成了某種協議），澳大利亞起訴官遵循麥克阿瑟的指示，以日本海軍軍令部總長及川大將「假傳聖旨」的方式處理了這件事。
1945年4月6日的第二艦隊菊水特攻中，艦隊只有4艘驅逐艦帶傷逃回佐世保軍港。大和號戰列艦、矢蚓號輕型巡洋艦和4艘驅逐艦沉沒，共計3721名艦員葬身大海。
很好的問題啊。其實我個人非常同情二二六的那些下級軍官，其中有我個人和下級軍官同樣出身家境低微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覺得維新真成功了對中國是有好處的。其實日本二二六的情景，如果不考慮善惡道德因素，我們會發現，後來曾經在中國重新上演過一回，那就是中國的文革。二二六的口號是尊皇討奸，文革的口號是保衛毛主席打倒走資派；二二六發動兵變，文革文攻武衛；二二六主力是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文革是造反派和紅衛兵。不同的是結果，二二六幾天就結束了，文革卻持續了十年。所以如果二二六成功會怎樣呢？我們從文革就能推斷出一二。雖然造反派們一個個聲稱胸懷世界，但他們奪權成功後，一直以來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自己派系的利益爭權奪利。這也是出身寒微的造反派順理成章的事情。而文革結束，老幹部翻案重新上台後，停止輸出革命一心搞內部發展也就成了必然。所以如果日本二二六兵變成功，那麼新上台的下級軍官們，必定會將鬥爭的矛頭對準國內官僚貴族地主資本家，爭奪他們的利益，這樣日本將陷於內鬥，根本不可能在一年後七七事變發動對華戰爭。而日本長期內鬥結束後，新上台的統治階級也會像中國一樣，放棄對華侵略而致力於國內建設。總之日本二二六兵變，或許是中國避免遭受日本全面侵略的最後機會。當然這也意味著台灣東北等地區很難收回來了。
在一個本應該爆發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環境下，一幫缺乏領導的中二病軍官的獨走徹底斷送了國家的未來。
既要討奸，緣何尊皇？
他們對於日本來說就是英雄好漢，我不懂歷史，但是上面全是胡說八道。在不能徹底革命的情況下，他們做出了自己的嘗試選擇，他們當然會選擇侵略，但是說他們幼稚還有其他評論之類的，全是胡說八道，你行你上啊！
你就這樣還想打贏美帝，國家底層設計就差別人一大截
226事變之後，軍部暴走成了慣例。
日本的歷史從這裡轉向懸崖，一路狂奔。秦政的必然結果，樸素東亞社會主義傾向與國際顛覆思潮的結合，最後一批夏日有機貴族凋零，無根浪人游士官僚肆意破壞共同體的罪惡洪水，唯有上帝的光輝才能拯救的巨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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