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的研究會影響或修正經濟理論嗎？

01-02

歷史能夠為經濟研究提供大量的數據，是否有一些經濟史研究影響或者修正了經濟理論？
能夠據一些例子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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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經濟史的研究會對經濟理論產生影響。這是因為：

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可以幫助我們回答一些與現代社會高度相關的經濟學問題；
許多變數，例如文化和制度，它們的變遷是在數十年、數百年的時間尺度上的。想要理解這些變數本身，以及它們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我們需要把目光投向歷史。

長久以來，在解釋經濟現象的研究中，理論遠多於實證，一些重要的理論思想，至今未能得到數據上的證實。一些經濟史研究利用歷史事件與數據，為這樣的理論奠定了實證基礎。

比如說，女性的性別角色，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中各有不同。經濟學家Boserup在70年代提出一個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的傳統農業模式對該社會內的性別角色有很大影響。她將農業模式分為兩種，用鋤頭耕地的，和用犁耕地的。由於犁的使用需要更強的上肢力量，在用犁耕地的社會裡，男性在農業上比女性有著更大的優勢。Boserup認為，這樣一種優勢使得犁耕社會發展出按性別分工的勞動模式，男人在田裡耕種，女人在家做家務，「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規範，就是從這種勞動模式衍生而來的。

Alesina et al. (2013)使用工業革命前的民族志數據，與現代人對性別角色的看法以及女性對家庭外事務（如勞動、政治和創業）的參與度的數據，檢驗了這一理論。他們發現，有犁耕傳統的社會，在現代依然有著更加不平等的性別規範。並且，居住在歐洲和美國、有犁耕社會背景的移民的孩子，也有著更加不平等的性別觀念。

再比如說，許多學者認為，精英的選拔和精英階層流動性，對社會的秩序和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Bai and Jia (2016)利用清朝廢除科舉，檢驗了這一理論。她們發現，在科舉廢除前的名額越多的地區（也就是說，受到廢除科舉的影響越大），當地讀書人參加革命的概率越高，發生起義的可能性越大。這是由於，科舉的廢除減少了普通百姓向上流動的機會。

而若將研究重心放在制度和文化與經濟現象的關係上面，那麼我們很難不把視線投向歷史。制度是社會運作的規則，文化則是一個群體的信念和價值觀；制度和文化代代相傳，對經濟活動與現象有著長久而持續的影響。經濟史研究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制度的認識，完善了制度理論。

從Douglass North開始，歷史-制度-經濟發展間的關係便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歷史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通過制度產生的。Acemoglu et al. (2001)發現，非洲殖民時期的不同政策，對現代的經濟發展仍有影響。在一些地方，殖民者設立了攫取性制度，意在剝削當地人民，攫取當地資源；在另一些地方，殖民者定居下來，建立了自己的社區，並移植了歐洲的制度。研究者利用殖民者死亡率作為工具變數，發現歷史上設立了攫取性制度的地區，現在的人均收入更低。

制度的遺留影響，並不只體現在經濟層面。Giuliano and Nunn (2010)發現，在有地方民主傳統的區域（也就是說，這些區域的地方領袖——比如村長或鎮長——是通過投票選舉出來的），國家制度通常會更加民主。這是因為人們對民主制度有著更高的接受度。Dell et al. (2016)的工作論文發現，在有官僚制度傳統的地區，人民生活水平更高，地方政府在公共品的提供和資源再分配上，展現出更強的組織能力。

也有學者認為，歷史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是通過文化產生的。Tabellini (2010)使用對他人的信任、尊重等價值指標作為文化的衡量指標，發現，歷史上更落後的地區，現代的文化里包含更低的信任與尊重；同時，這些文化特徵，也是與更低的人均收入和經濟增長率相關聯的。

有另外一派學者，將制度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90年代前的制度研究，將制度視為給定的規則和契約，著重研究個人在不同制度下的行為。從90年代開始，學者們開始研究不同組織結構——比如市場和國家——的制度基礎。他們認為，制度並非一種給定的規則，而是通過各個主體間的博弈所產生的均衡。他們研究的重心，在於解釋制度的起源、變遷和效率。

Milgrom, North and Weingast (1990)研究了中世紀的商法制度在貿易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在交易當中，買賣雙方都有進行欺騙的動機，為保證貿易的正常進行，需要一種維持雙方互信、互不欺騙的機制。在群體中，個人名譽（reputation）便是這樣的一種機制，因為很少有人會為了眼前的利益敗壞自己的名聲，從而放棄長遠的利益。問題是，如果做買賣的商人非常多，我們很難得知每一個人的行為，欺詐成本大大降低，名譽也就喪失了其約束作用。幾位作者認為，商法制度保證了，在很大的群體中，名譽對個人行為依舊有著足夠的約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社會面臨不同的問題和挑戰，而制度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解決這些問題和挑戰的機制。在中世紀的歐洲，統治者希望吸引外國商人在本國從事貿易，但並沒有任何制度可以保證，這些外國商人的財產和人身安全將會得到保護。Greif, Milgrom and Weingast (1994)認為，中世紀的商人行會，正是在統治者的鼓勵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而誕生的制度，它保護了商人的產權，對貿易的擴展帶來了有利的影響。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認識到，文化與制度和社會結構有著很深的聯繫。面臨同樣的問題和挑戰，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解決問題的手段可能也大不相同。Greif (1994)以中世紀的熱那亞商人（個人主義文化）和馬格里布商人（集體主義文化）為案例，認為不同的文化會導致不同的個人行為和社會組織結構。

熱那亞和馬格里布商人長期從事遠距離貿易，需要僱傭代理人幫忙管理貨物。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保證自己不被代理人欺騙？遵循集體主義文化的馬格里布商人，彼此間的關係非常密切；而遵循個人主義文化的熱那亞商人，彼此間的關係較為冷淡。如果一個馬格里布商人被代理人騙了，那麼所有馬格里布商人都不會再僱傭這個代理人；如果一個熱那亞商人被騙了，其他熱那亞商人並不關心。作者證明，為了利用族群內部的懲罰機制，馬格里布商人之間會分享代理人是不是騙子的信息，熱那亞人沒有懲罰機制，也不會分享類似信息。

馬格里布商人不只懲罰騙子代理人，如果一名馬格里布商人騙了人，其他商人也會對騙子商人進行懲罰。同樣地，這一懲罰機制也是熱那亞人不擁有的。於是，當貿易發展到新的地區，馬格里布商人更有可能僱傭另一位馬格里布商人做自己的代理人，這是因為內部懲罰機制對商人有著強大的約束力；相反，熱那亞商人則更有可能僱傭一位當地人做自己的代理人。也就是說，在新的貿易地區，馬格里布商人可以利用原有的社會關係進行貿易，而熱那亞人必須先與當地人建立全新的社會關係，才能進行貿易。所以馬格里布人可以不必融入當地社會，熱那亞人則必須融入當地社會。

以上的討論是想說明，經濟史研究不僅鞏固了一些已有的經濟理論，為其提供了實證證據，也極大地豐富了經濟學家對制度的起源和影響的理解。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解釋某些現象存在的原因，並找到導致其存在的深層次的邏輯和機制。社會的發展遵循著極強的路徑依賴，這些邏輯和機制也是一脈相承的。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極小的一段，研究過去發生的事情，必然有助於我們理解自身、解讀當下、展望未來。

相關文獻

Alesina A, Giuliano P, Nunn N. 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128 (2) :469-530
Bai, Y. and Jia, R. (2016),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 Econometrica, 84: 677–733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Giuliano P, Nunn N. The Transmission of Democracy: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3;103 (3) :86-92.
Dell M, Lane N, Querubin P. State Capacity, Loc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Working Paper.
Guido Tabellini, 2010.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8(4), pages 677-716, 06.
Milgrom, P. R., North, D. C. and Weingast, B. R. (199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 Economics Politics
Greif, Milgrom, and Weingast. 1994. Coordination, commitment, and enforcement: The case of the merchant gui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4): 745-776.
Greif.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5): 912-950.

謝 @豬月邀。

我覺得會的。

經濟史和經濟學理論是相互影響的。理論影響經濟史研究很好理解，任何領域的經濟學研究都是在理論框架的指導之下進行的。

而經濟史同樣會影響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包括經濟學理論在內的任何理論都是高度抽象的，理論的提出者都希望自己的理論能夠解釋更多的現象，若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忽視、或者說限制一定的條件和影響因素，以便更加的高屋建瓴。另一方面，理論都是需要不斷發展的，不存在絕對的真理，科學理論就是要在一遍遍的證實和證偽的過程中不斷得到修正。一個經濟理論如果停止了更新的步伐，那並不意味著這一理論已經完美無缺，而是意味著這個理論已經「死亡」。

經濟史研究正是不斷修正理論的一種重要方式，理論是對歷史經驗的歸納和升華，那麼要想判斷一個經濟理論到底管不管用，我們要麼拿這個理論來預測未來，指導實踐，要麼放到歷史的長河中去驗證，看看是否能夠解釋之前發生過的事情。而後者相對來說更加直接明了，因為歷史上發生過什麼是既定的事實，一查數據資料便知。

但是現實畢竟比理論複雜的多，越是具體的現象需要考慮的因素就越多。理論在解釋歷史現象時會遇到各種問題，在理論和事實差別比較大的地方，也許就是理論需要修正的地方。

比如這篇文章 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作者利用殖民地時期歐洲人的死亡率作為工具變數來估計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在早期，主流經濟增長理論並不重視制度的作用，Acemoglu等人用歷史數據證明了制度對經濟發展水平會產生影響。不過，這篇文章的觀點也受到了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詳情可見：經濟學家從相同或相似的數據（假設）出發，得出衝突的結論（偏差很大的也行）的案例都有哪些？ - 知乎用戶的回答

不過不管怎樣，制度的影響在經濟增長理論中受到了更多的重視。

另外一個例子也是關於經濟增長。著名經濟學家Robert Barro與其合作者在2003年發表了一篇文章：Barro, McCleary, 2003,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Countries，研究宗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者通過分析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數據發現，宗教活躍水平對經濟有負面影響，宗教影響力則對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

不過這一觀點同樣遭到質疑，其中有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在讀博士Young於2009年發表了一篇文章：Young, 2009, Model Uncertainty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 Application to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他用與Barro同樣的數據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關於這場論戰可以看：學術論爭錄 | 博士生挑戰哈佛教授：社科研究的可複製性問題 - 政見CNPolitics | 拆掉知識的高牆 - 知乎專欄

不管論戰結果如何，宗教、或者說文化的影響成為分析經濟增長時的一個重要因素。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不少分析宗教對經濟發展影響的文章，比如：是新教導致了經濟增長，還是有別的因素促進經濟增長？是馬克斯·韋伯錯了嗎？ - 社會學

這些論文針對當年韋伯的新教倫理對經濟的影響的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實證分析，這也算是對韋伯理論的不斷修正。

我們可以看出，在上面這些例子中利用近似的經濟學理論會得出不同的經濟史分析結果，這也正說明了現實的複雜性，假設條件、限制條件、數據來源、數據量的大小以及計量方法的不同都會對結論造成影響。正是這些經濟史的研究成果推動著經濟學理論的不斷修正和改善，這樣理論才能反過來更好的指導實踐。我想這應該算是這兩者相互影響的一種邏輯解釋吧。

影響很有限。有一百個理由經濟史重要，但現實中很少有人care經濟史。此前幾個回答里的例子只是歷史數據，不算是經濟史研究。凡經濟數據，其實都是「歷史」數據，相隔十年和一百年沒本質區別。

幾個例子里張五常那個算最接近經濟史影響經濟學研究的例子，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新制度經濟學和他本人都被邊緣化得厲害。經濟史作為一個領域的衰微有很多原因。這裡只是陳述事實，這個現象並不合理。

這當中原因很多，經濟史自己方法論上也不像經濟學那麼清晰。但更主要的問題在經濟學這一邊。可以說，大部分經濟學領域的大部分研究，並不在意現實。這種「不在意現實」有很多形式，比如不在意現實里的現象，不在意模型預測和客觀事實的違背，不在意假設和現實的違背，等等。歷史事實又是遠去的事實，更不被重視。在意當前事實的人也不多啊。

不是來潑冷水的，反倒是來激勵的。太多math masturbation充斥在經濟學理論文章里。經驗研究也越來越大量cleanly identify的沒啥洞見的結論。（即便這樣，也還是比政治學好特么太多）希望新一代人做更有意義的東西。

會。建議關注「計量經濟史」。

與自然科學不同，經濟學很難通過實驗獲得的數據進行研究（當然行為經濟學等除外），因此，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歷史資料進行的。一個有效的經濟學理論，是根據事實來提煉出有用的概念，那麼現代的經濟學理論必然會收到觀察樣本的限制，而歷史能夠提供許多過去的事實，這是眼前所不能觀察或想像到的。

熊彼特極有遠見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縝密的經濟學說史定名為《經濟分析史》，因為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他還指出，「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獨特的過程」，由於「理論的不可靠性，我個人認為歷史的研究在經濟分析史方面不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說，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歷史又是研究經濟學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舉兩個例子。西方經濟學有兩次「革命」，即邊際主義革命和凱恩斯主義革命。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由於其奠基人採取主觀的效用價值學說，與古典的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直接衝突，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猛烈攻擊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後來的邊際理論中，效用價值說已逐漸淡化，在洛桑學派中乃至成為影子，在其他學派中被成本價值說所代替。而邊際分析作為一種方法，卻廣為流傳，至今不息。原來，邊際分析作為方法只是微分數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李嘉圖的地租論乃至馬克思對剩餘價值增量的分析實際已有「邊際」的概念。在古典經濟學完全競爭的假定下，邊際收入與平均收入是一致的。到了不完全競爭、壟斷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邊際值就不能用平均值來代替了。因而，邊際分析方法不僅在西方被普遍採用，在前蘇聯和在我國也已被採用了。

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革命，是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條件下產生的。它曾經喧赫一時，為許多西方國家所採用，但不過20年，即為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劍橋學派等學說所代替。凱恩斯學說本身，對於研究從來不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中國的經濟史可說用處不大。但是，作為方法論，凱恩斯創立的宏觀經濟分析，其國民收入、總需求、總供給、儲蓄和投資、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等，則不僅為後凱恩斯主義者所繼承，也為非凱恩斯學派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所取用。

部分節選自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

從歷史事實的角度來看，個人認為可能會有影響。

1、克羅齊宣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便意味著歷史的本質在於以當下的眼光去看待過去，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不在於記錄，而在於評價。

2、歷史的基本事實的構建，不是依據這些事實本身的任何特性，而是依據歷史學家的「先驗性」決定的。就好比我們對於1066年發生在黑斯廷斯的一場戰役之所以感興趣，其原因是因為歷史學家把它當做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3、19世紀對事實的頂禮膜拜由對檔案的頂禮膜拜而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而事實上，不論出自檔案與否，在歷史學家能夠以任何方式使用它之前，則必須由歷史學家來加工處理這些事實。即：歷史學家使用這些歷史事實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加工利用的過程。

4、格羅特的《希臘史》和蒙森的《羅馬史》，顯而易見，在向我們詮釋了：只有歷史學家對於過去的看法由對當下的洞察力得到生動的說明時，才能寫出恰如其分的偉大歷史。

5、所以個人認為是有影響的。

在經濟學研究中，實證研究其實基本就是經濟史，文獻綜述其實就是經濟思想史

最必不可少的兩個環節演化為學科就變成了邊緣學科，我覺得是史這個字會起到降低熱度的製冷作用

這麼說看起來有些牽強附會的意思，但其實則不然。量化幾百年前的歷史可看作經濟史的研究範疇，量化一年前、幾年前、幾十年前的歷史，也就是我們很多經濟學研究者所做的計量實證，難道就不是經濟史了？任何的一本經濟史的教材，都不會給經濟史這門學科加上一個年限的定義。為何到了很多人眼中，經濟史的研究一定要有一定年頭，看起來像風燭殘年不懂時髦的老頭子？

經濟學理論的正誤和適用性用什麼來檢驗？既不能用現在也不能用未來，只能用過去，過去的經濟現象，哦，是不應該叫做經濟史。所以經濟史研究對經濟理論有沒有影響是個無須懷疑的問題（具體如何影響後面再慢慢道來），如果懷疑，那必然是對這個學科理解過於狹隘，或者受到了經濟史教學工作者拚命搞學科建設的影響。實在是因為這個學科不太好聽，招生不易，不搞學科建設不強調歷史重要性不行啊。其實，根本不需要強調，所謂經濟史為經濟學之源也是一句廢話，所有社會科學都無法迴避過去事實的詰問。

從蘭克史學到年鑒學派再到新經濟史學派，經濟史發展到現在其實應該是為經濟學服務的。但由於很難跟歷史研究徹底割裂開來，其中確實會有大量的純歷史研究，會顯得這門學科遠離經濟學。但如果要將歷史與經濟學理論靠近，本身也要基於這些純歷史研究。以史學方法研究經濟的歷史本來就是經濟史的一部分，或者說歷史文本研究以及基於此的歷史歸納研究，以及量化實證研究，都是經濟史研究的方法。

而前面也提到，因為很多研究都要涉及實證，其它經濟學科其實都會觸碰經濟史。而做經濟史研究，與其它經濟學學科的區別，如果要強行定義，就是不能止於觸碰，必須深入史實考察每一種理論或者觀點的邏輯，或者做好基礎的史料研究以為後來的研究者做鋪墊。真正的經濟史研究者，更為害怕製造奧爾森所說的「特定解釋」，從這一角度上來講，傑出的經濟史學家往往是經濟學大家，因為他們碰到經濟史時絕對不是碰碰而已。真正讓經濟史研究對經濟學起到貢獻的，也多是經濟學大家，而未必是加州學派那些掰扯「大分流」的人。這並非看低和詆毀，加州學派的所有貢獻集中於提供一些歷史判斷及其爭論，但確實不會對經濟學理論有關鍵的影響，更不會直接指導我們怎麼去應對未來世界。

那麼這裡也就回答了題主的問題

因為經濟學大家本身就是做經濟史的，比如熊彼特就認為有一位他十分佩服的經濟史研究者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經濟史的內容非常之豐富

馬克思對經濟學還是有影響的吧，為了反駁他，後面整個經濟學的發展進程都像是疑似為資本家辯護。

再往前歷史學派算不算經濟史研究者？影響呢？若不是李斯特用史實瘋狂打臉薩伊和斯密，說的好像真有點道理的樣子，怎麼能激發出馬克思的批判？

阿瑟·劉易斯的著作經濟增長理論通篇都沒有建模，他用的是史實和邏輯

還有很多經濟學大家的著作都會涉及經濟史

諾斯和福格爾就不必說了，這應該符合樓主真正想問的答案，因為他們是地道的經濟史研究者。影響呢，首先二人諾獎在手。具體的話。。。

諾斯的研究為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了強大的生命力，為研究具體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種很好的研究模式。後繼學者多聚焦於批判諾斯《西方世界的興起》一系列作品宣揚產權作用裁剪史實不放，忽略了其諾斯悖論與意識形態及國家理論的洞見，況且產權安排確實對經濟增長有作用，後面研究者如Ogilvie、Carus，阿西莫格魯，也無法否認產權與制度的作用，這正是諾斯開得先河

福格爾用反事實法證明鐵路對美國沒那麼大影響，除了方法創新，也刺激了錢德勒等人對鐵路組織的研究，即發現美國鐵路更大的貢獻是帶來一種新型的組織形式，這更刺激了另一位諾獎學者威廉姆森對於企業、公司制度的研究，這算不算影響

答案就是肯定會，如果要舉例子，還可以再舉很多

實在太懶，就不寫參考文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