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共產主義在美國沒什麼發展？

01-02

高贊回答 @talich 主要從歷史事實的角度介紹了，我就從理論角度稍微概括一下。

共產主義在歐美的發展和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密不可分。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顯示，工人階級沒有形成跨越民族的認同感，全世界無產者仍然被國界切割開，同時不同國家的工人階級意識和運動的情況差異非常大。美國在西方世界中是一個特例，共產主義黨和工人黨的力量非常弱，大工業工會非常少，而發揮作用的主要是行業工會。有很多答主都在概括美國的「特殊性」，強調其資源、種族、宗教和移民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會阻礙統一工人行動的形成。但這種「特殊性」一方面在研究中很難被證偽，如果我們argument起來的話可以質疑，比如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出現了大量的歐洲移民，這些歐洲工人在母國的罷工中身經百戰見的多了，到了美國之後很容易就搞出了大新聞——事實上，美國在19世紀末的工運是極為熱鬧、相當血腥的，美共在高峰時期有數十萬黨員（按照列寧主義黨組織起來的人數非常真實，而一般黨派簽名式的加入則比較水）。另一方面，「特殊性」很難去解釋行業主義興起，也就是說為什麼工人們選擇了按照行業組織起來，而不是按照馬恩的願景組織起來。

Mann和趙鼎新認為是國家處理工運的手段和態度導致了美國工人運動的低下狀況。美國政府鎮壓工人運動是相當殘酷的，但是政府採取的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選擇性鎮壓，專門鎮壓違法行為，和以共產黨或大工會組織領導的罷工或政治活動，而不鎮壓局部的、由行業工會領導的、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罷工。由於法律明晰，依法治國，什麼會挨打什麼不會挨打就會非常清楚。而沙俄在1910年代採取的是全面鎮壓，無論是起義、罷工還是請願，無論是工人、士兵還是知識分子，一律趕盡殺絕，連一些有良心的上層人士也遭了秧，把自己的敵人搞得多多的，結果在二月革命中直接gg了。

那種連工人討薪都要公審的做法，一般都被認為是自尋死路。

而美國這種打擊紅色工會、容忍黃色工會的做法，則成功給自己續了命，工人被迫在政府允許的渠道中與資方進行交涉——而這種交涉在相當程度上是成功的，工人在不挨打的情況下他們的權益能夠得到一些滿足，美國大蕭條前工人的境遇顯然是好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大工廠的歐洲工人，所以工人就更安於在行業主義的框架內解決問題。30年代，中共在上海組織工人運動同樣面臨國民政府扶持的黃色工會、白色工會和共產黨的紅色工會爭奪工人的問題。國民政府在大革命時期的工會和農會運動中向左派學習了一個，也採取了殘酷打擊共產黨員、但是給勞資談判和談判開口子的手段——頒布了《勞資爭議處理法》、《工廠法》、《工會法》等等，幾乎使得上海工人的政治性運動就此沉寂。因此中共方面的工運領導人認為黃色工會比國民黨還可惡，李立三路線才會提出「消滅黃色工會」的口號。

同時，美國強調法治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工人罷工時，資方可能會僱傭工賊和動搖分子上工，這時候就要設置工人糾察隊阻攔。但在美國，廠子是資本家的私人財產，僱人上工合理合法，而工人阻攔就是違法，罷工就變得違法，就可能被鎮壓（事實上最嚴重的几几次流血就發生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在生產環節上又是可被替代的，因此罷工就不再是一個很有效地打擊資本家的手段。

當然，美國政府的組織和產生形式也是很重要的。聯邦制和地方分權導致工人運動不滿的對象被局部化和多樣化了，許多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並非是由聯邦政府決定的；相應地，工人階級的認同感和利益也被割碎，不再會形成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政權為綱領的統一行動。伊利諾伊州和田納西州對待工人和工人運動的態度就不同，伊州的工人和田州的工人之間也會明顯分化，兩者甚至在大選時投給哪個黨的候選人都會截然不同，很可能兩個州的工人湊在一塊兒就覺得對方是傻逼。在這種狀態下，共產主義就很難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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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答主提到五月花號時期清教徒的共產主義實踐，這個問題我正好寫過一篇小文章，這種做法是直接來源於《新約》的。《使徒行傳》中寫：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徒 4:32-4:35）

公共所有權在這裡被作為一種宗教實踐，事實上共同財產和共同勞動在許多文化中是宗教秩序的特徵，而不是以現實政治和社會問題為導向的解決之道。基督徒共同生活的實驗，旨在表達以宗教為基礎的對世俗財富的冷漠，否則就不會有主和瑪門只能侍奉一個的說法。但財富則是一種生存必須的必要罪惡，修道院里可以慶賀貧窮，但是新大陸不能，所以很快就墮落了。算是一個彩蛋。

以上。

這個問題，算是接前幾日的另一個回答：

麥卡錫主義時期美國，人心惶惶，受到各種嚴格的審查，20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無論政治經濟不是都走向成熟了嗎？怎麼會任由麥卡錫這樣的人興風作浪呢？ - talich 的回答

沒看過的話，可以先看一下，因為有些人物和事件是有關聯的。

在同一問題的另一個回答（麥卡錫主義時期美國，人心惶惶，受到各種嚴格的審查，20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無論政治經濟不是都走向成熟了嗎？怎麼會任由麥卡錫這樣的人興風作浪呢？ - 海洋的回答）中，@海洋提到了林達老師的長篇分析，其實，麥卡錫主義就是解釋了共產主義在美國為什麼沒起來。

我是覺得林達老師的文章太細，而且，時間感不強，不熟悉的人，可能不易把握其中的發展脈絡，和我的思路也不盡相同，所以，這裡就勉力梳理一下我對美國麥卡錫主義的理解。

雖說美國帶有共產主義意味的組織可以一直追溯到 1876 年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Labor Party），而美國警察也是在那不久，1886 年的 Haymarket riot 後，就開設了專門的反共部門，但其實，在當時，共產主義的活動和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常常混為一談。這也是共產主義在美國的一個先天缺陷：共產主義在美國，是一個完完全全的舶來品，早期的參與者，都是歐洲移民，大部分人連英文都不會說，官方語言是德文（曾經提到過的 Whittaker Chambers，被選為間諜，也是因為他正統美國出身，卻會一口流利的德文）。這不僅不利於它被普通美國人理解，在社會產生動蕩時，也會第一個被揪出來首當其衝的被打擊泄憤。

美國共產黨真正開始起步時，就面臨這樣的困境。

這要等到 1919 年，一戰結束後。當時蘇聯剛成立，共產主義者也一下子跟吃了槍葯一樣。畢竟，一個真正共產主義的政黨在一個主要國家當政了。共產主義者的信心也就大漲，要從社會主義者中彰顯出來。於是美共第一次開始要大步站出來，在美國挑起共產運動的大旗。結果這時候，美國突現經濟危機，勞資糾紛在戰後略顯寬鬆的環境下爆發，從一戰中複員的大量軍人還加重了失業問題。在短短數月里，在美國突然出現了由無政府主義者操縱的幾十起郵包爆炸案，許多政界大腕，資本巨頭都收到了，有一件還寄給了司法部總檢查長 Palmer 那裡。結果，總檢查長決定，組織大規模的搜捕活動。為了把這次活動進行好，Palmer 在 1919 年 8 月任命了當時在司法部負責外國敵對勢力的 J Edgar Hoover 到檢查局下負責對付極端主義份子的情報部分當頭頭兒，來調查收集這些境內恐怖份子的信息，設計反制的方案。

Hoover 把戰後的工人運動，共產黨的顛覆主張，歐洲的政治形勢，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恐怖活動聯繫起來，設計了一套打擊方案。在 Hoover 的計划下，Palmer 在 11 月組織了針對蘇聯移民工人的突襲（Palmer raid），抓捕了幾百名所謂的極端份子，最終將其中 248 人遣回蘇聯。到 1920 年，又遣返了 6000 人。之所以遣返了這麼多人，也是因為，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下，將人定罪要有足夠的證據，通過合法的手續，按照司法過程來起訴和定罪。但是，移民並非美國公民，而遣返也不是刑事處罰，所以移民在被遣返上不享受法律程序的保護，可以被迅速處理，對於需要製造媒體效應的政客來說，是拉功名的快捷之道。而 Hoover 也在這場鬥爭中，吃到了通過非法手段為自己贏取政治籌碼的好處，一躍成為了美國反共聯盟的中堅力量，美國共產黨最危險，最難對付的敵人。

結果，本來是在這場活動中作為配角出現，正在熱身的美國共產黨，剛一冒頭，就遇到了政府無情的打擊。這時候，美共，帶著革命浪漫主義的天真，做出了一個重要的，也是錯誤的戰略決定：把黨的關鍵活動轉入地下。

美共本來是個由英語都不怎麼會說的外來移民建立的組織，這已經讓它很難發展美國本土的黨員，現在，它還成了一個秘密組織，這個組織的終極目的，還是建立一套與現行制度不同的社會制度。

而普通美國人，向來就有憎恨懼怕秘密組織的傳統，史上的幾個著名的草根第三黨，反共濟會黨（anti-mason party），一無所知黨（know-nothing party），人民黨（populist party），都有反對密謀反對外來勢力的主張支撐。也因為共產黨轉入地下，共產主義在美國，也就失去了進入美國主流社會，被他們所了解和吸納的機會，不僅如此，還愈加容易成為政治鬥爭中被打擊的對像。

在這種不利情況下，美共接著犯下一個後來致命的戰略錯誤，就是加強了和蘇聯的依附關係。

對於美共來說，這個選擇對它有直接的好處。有了蘇聯出錢，美國共產黨在經濟上有了迴旋的餘地，也可以組織活動，發展黨員。而且，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特點就是內部的路線鬥爭特別多。有了蘇聯老大哥在那邊裁決分岐，就可以大大消減內耗，快速培養出自己的一整套成熟的運作體系，高效執行黨內的方針政策。

但是，缺點也是明顯的。由於美共的政治綱領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蘇聯，這讓它在活動中缺乏靈活性。因為畢竟來自蘇聯的指示是出於蘇聯自身的需要，所以放在美國，難免有脫離實際的地方。本來美國共產黨只是一個外來移民組成的秘密組織，這樣一來就成了是受外國政府指使的敵對勢力，也就是隱藏在國家內部的外來敵人。而美國共產黨里也的確有一部分人，成為了蘇聯的間諜。

這個戰略選擇為美共帶來了可以立刻兌現的政治優勢，但卻埋下了最終會爆發的長期隱患。

1929 年，美國迎來大蕭條，美共則藉此迎來了轉機，開始浮出水面。在大蕭條中，很多美國人開始再思考像共產主義這樣的另一種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共產主義，本來就擅長組織工會，於是美共大量進入由底層無技術工人組成的產業工人聯合會（CIO），負責起了許多工會的發展和運營工作。大蕭條讓美共的影響力飛漲。

不欠，隨著歐洲法西斯國家的興起，美國又在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下，開始了聯合陣線的建設。一方面，美共開始挑戰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支持黑人的合法權益。一方面，放棄了革命的主張，積極擁護 Roosevelt 開啟的新政，把勢力擴大到美國勞工聯合會（AFL）這樣的組織，為此，還把像 Thomas Jefferson 這樣的美國先賢和馬克思列寧等人並列。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在美共的大力推動下，許多美國人加入了林肯縱隊奔赴西班牙戰場。

但是，隨著美共的蓬勃發展，反共勢力也在這一時期開始慢慢的找到組織，一個反共聯合陣線在 30 年代逐漸成形，而主要的打擊共產主義的政治手法，也在這一時期出現。

由於新政的不斷深化，在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內部的保守勢力開始放棄黨派立場，在一些政治主張上協調一致，以抑制自由派的改革步伐。尤其是在 36-37 年間，美國經濟又突然出現危機，於是，民主黨保守派的實力大大加強，Roosevelt 在試圖消弱保守派力量的企圖受挫後，失去了對國會的實際控制權。

同時，在 1924 年轉正的 Hoover 也在這時期，加強了聯邦調查局（FBI）的權力。Hoover 很聰明的對外保持 FBI 中立愛國的政治形像，同時向 Roosevelt 等實權政治家提供內線情報（也對不配合的政治家施以醜聞勒索），以換取他們的支持，給予了 FBI 在必要情況下進行竊聽，跟蹤，和搜查的權力，並開始了秘密對他所不信賴的危險人士的監視調查。Hoover 對共產份子的不信任讓他不惜用違法的手段早早開始秘密搜集情報。

在工會方面，AFL 雖然也開始有共產人士加入，但是，以白人和技術工種為主的 AFL 還是能保持一種相對保守的立場，在文化上形成和 CIO 抗衡的局面。尤其是天主教在西班牙內戰後，出於對共產主義無神論宣傳的擔心，開始選擇了一種積極反共的姿態。天主教牧師開始在工會中刻意模仿美共的組織形式來建立自己的教會組織，為從共產主義陣營叛逃的人提供了精神支持和經濟援助。

與此同時，美共永運跟著蘇聯走的戰略選擇也開始為它帶來意想不同的敵人。

由於共產黨對內部的路線鬥爭經常帶來黨內的分裂，而失敗者往往遭到殘酷清洗，這讓很多被清除出黨的人對共產主義絕望，轉而投入反共聯盟。同時，蘇聯大清洗的消息也在 30 年代後前逐漸傳了過來。堅持和蘇聯一些走斯大林路線的美共對這些事件都一口否認，堅決維護斯大林永遠正確的光輝形像，這也讓不少黨員和支持者開始心生懷疑，逐漸遠離黨組織（Whittaker Chambers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決定悄悄消失，遠走高飛的）。這些叛黨者由於是黨內人士，對美共的內部運作有著第一手資料，對共產黨的理念主張了如指掌，一旦成為堅定的反共份子，就成為反共陣營的智庫，為反共言論提供深度的理論支持。

對美共的第一次重大打擊來自 1939 年蘇德協議的簽屬。

一向支持反納粹的美共在協約簽屬後，馬上和蘇聯步調一致的開始宣傳和平主義，並在蘇聯呑並波羅的海三國後開始攻擊 Roosevelt。美共的這種沒有原則的行為激怒了無數因為反納粹而和共同戰鬥的自由派人士，大量黨員退黨。美國的保守力量利用這個機會出擊，在 1940 年通過了《史密斯法（Smith Act）》。

Smith Act 本名叫《外國人註冊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顧名思意，是要求所有非美國公民的成年人在政府註冊。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認定任何出版發布或公開主張用武力推翻現行政府的作法，都是非法的。這項法律的核心，無論是文字出版還是口頭主張，都顯然直指憲法第一修正案下的言論自由問題：沒有採取行動，只是口頭支持，是否受言論自由的保護。

但是，隨著蘇德開戰，珍珠港事件爆發，美蘇成了戰爭盟友，美共又來了個 180 度大轉彎，以兩百分的熱情開始支持反法西斯戰爭，Smith Act 的大刀就沒有在美共上亮出來，而是砍在了另外兩撥人身上：由托派份子控制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支持納粹的白衫十字軍（Crusader White Shirts）。美共自然是全力支持政府的這兩次行動，似乎全然沒想過，下一個，可能就是自己了。

1945 年，二戰結束，冷戰開啟。

美共跟隨蘇聯左轉，美國國內的反共聯盟也隨之開始行動。事實上，因為美共所採取的立場，在美國上下，不管是普通人還是政治家，都是普遍反對美共的。問題的焦點，當然在於，這麼一個令人厭惡的政黨，是否應該因此而被取締，被圍剿，其正當活動是否還受法律保護。反共聯盟當然也知道這個，所以他們選擇從國家安全這樣令人不得不支持的角度出發，達到政治目的。

1946 年，共和黨重新奪回了國會。他們的對手，是接替 Roosevelt 半路登場的總統 Truman。而 Truman 顯然還不習慣 Roosevelt 給他留下的那套行頭。

第一個戰場，是工會。工會是美共的重要根據地。反共聯盟擔心的，是所謂的顛覆勢力。這並非是武裝推翻美國政府，而是在危機時刻，工會可能被共產黨策動，對主要的經濟領域造成破壞。

而就如在一戰結束後一樣，美國的勞資問題在二戰後，隨之爆發。有超過 500 萬工人參加大規模罷工嚴重的影響到了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於是美國國會在 1947 年通過了 Taft–Hartley Act。這項法律讓政府可以在特殊情況下強行推遲罷工時間，給予罷工雙方一個冷卻期。同時，它也規定，工人有權利不加入工會：工會可以爭取工人加入，公司也可以向工人宣傳不加入工會的好處。最重要的是，這法規定，工會領袖要宣誓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支持共產黨。

這樣，在失去了自由派這頂保護傘後，美國又面臨失去工會這一關鍵力量。

Truman 遇到這種場面，有點慌神。他意識這股力量是以反共為切入點，要一步步剝弱新政的成果，奪回白宮。他知道，反共的思路有兩條，一個是所謂的防反，就是打擊工會這樣的潛在顛覆力量，一個是所謂的抓內鬼，就是隱藏在政府中的間諜。於是，他反客為主，壯士斷腕，主動在政府機構中搞出了所謂的「效忠令（loyalty order）」，要求所有政府僱員對自己下屬負責，也由此要求對所有聯邦僱員進行背景調查，找出並清除潛在的，危及國家安全的反政府僱員，共產黨當然也在此列。Truman 覺得，自己這樣就划出了一條界限，算是退了一步，但保守派人士有這條線在前，也不能再得寸進尺了。這種作法並非 Truman 首創，在 30 年代，早就在部分地方高校中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到 1940 年，已經有 21 個州對本州教師有效忠宣誓的要求，直接危脅到了高校的學術自由。

但是 Truman 沒有想到的是，他這一紙行政令，其實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史學家們一般認為，真正意義上的麥卡錫主義，可以從 Truman 的這張行政令開始。

這是因為，美國共產黨是個地下組織，它的成員身份是秘密而非公開，要找到哪個政府僱員是共產黨員，談何容易。於是，黨員身份沒法問出來，只好去從旁的方法去查。這就是從所謂的由美共支持，有大量美共黨員參加的各種所謂的前線組織（front organization），它們的成員來查。但這些組織都是些社會活動團體，大部分跟政治並不直接無關，是美共用來發動和聯合群眾的方法。比如文學雜誌，音樂社團，體育運動隊，舞蹈隊。而很多人參加這些活動，也並非出於政治動機。就算是由美共直接組織的工會，也有不少人純粹是為了買便宜的人身保險而參加。但是因為缺乏第一手信息，只有讓 FBI 這樣的機構來進行。這一下，當然正中 Hoover 的下懷。不僅是參加這些組織的人受到牽連，而且，很多時候，參加者的直系親屬，和其他關係過密的人也會受到牽連。這些信息的準確性可想而知。而且很多這種組織是當事人在多年前參加的，他們當下的立場可能早已改變，於是，也讓這場調查充滿了秋後算賬的氣味。

除了公開信息，Hoover 手下的 FBI，還通過大量的秘密行動，收集了大量非法信息，這些信息很多是通過非法搜查，竊聽，或者告密者的報告獲得的，不少是同名或誤傳。這樣一來，這些證據本身不據有法律效力，往往是通過一個電話，一張沒有題頭和屬名的紙條，這樣沒有任何源頭可以追溯的匿名方法傳達的。結果就是，當僱員因為這些指證而被解僱時，他沒有人可以公開置證，唯一的方法就是打漫長而費時費錢的官司。結果就是，雖然少部分人去打了官司，而且大多贏下了官司，大部分人只能悶聲認了。

到 50 年代後，效忠令活動越來越離譜，已經不是針對共產份子，而擴大到任何有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行為。比如，同性戀，賭徒等也都被划進了問題份子，理由是這些人行為不端，很有可能會被外人敲詐勒索，結果被迫出賣國家機密。

更糟糕的是，聯邦政府的這張行政令一出，很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企業紛紛效仿。於是他們要求總檢察長列出涉嫌共產党參與的社會組織和參與者名單，幫助他們做背景調查。FBI 當然很樂意的把這個任務接了下來，於是，讓麥卡錫主義臭名昭著的黑名單，就這樣誕生了。

在美國的反共史上，黑名單是非常美國特色的現像：它利用了美國人對秘密組織的本能恐懼，反而秘密製造出這麼一個名單，以非公開的方式去打擊反政府的秘密組織。它不直接抓人，只是讓人失去工作，但這種經濟上的不安全感所造成的政治迫害，完全不亞於直接的政治攻擊。因為黑名單本身的不透明性，它可以肆意攻擊一切反對的聲音，不僅是共產黨人，或支持共產黨的人，甚至可以是任何對黑名單，或開列黑名單這種行為發出公開置疑的人：只要你對黑名單有所懷疑，你就也會登上黑名單。這樣，它就用一種非理性方式，全面抑制了任何普通人的反抗聲音。以至於，所有人都對此諱莫如深。僱主在開除僱員時，怕影響自己的對外形像，不敢公開說明原因，而是會找其它理由，而被免職的人，為了找工作，也不會去說自己被免職的真實原因。就連家人和朋友，因為怕招惹上意外的禍端，也會主動和上了黑名單的人斷絕關係。

最後，讓這黑名單真正在社會上產生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慌感的，則是來自國會的幾個特別委員會。這就是眾議院的 HUAC（非美行為委員會），和後來參議院的內部安全分委員會（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又稱 McCarran 委員會）及由 McCarthy 負責的調查常務分委員會（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議會本身不是執法機構，議員本身也不是什麼專業的反間諜調查員。這些委員會，是美國囯會經過長期實踐，形成的一種權力調控機制。因為議員作為一黨成員當選，就要為黨派的共同政治目標而服務，但同時，美國的議員又是由地方選舉產生，所以議員的政治生命，又是和他是否能為地方事務帶來實際的好處相掛鉤的。所以，讓議員參加負責和本州事務密切相關的某一專項問題的委員會，就能把這兩個目標協同起來。

而在 1945 年，剛剛成為永久委員會的 HUAC，就屬於比較雞肋的委員會，大部分議員都認為它對自己的政治資本沒啥用處。

於是，HUAC 就要努力尋找能讓自己獲得足夠的媒體關注度，讓人感到我們議員是在干正事干大事的問題來研究。這就讓 HUAC 要集中力量在一些關鍵行業。這些行業必須是共產黨員或其信徒相對集中的行業，比如工會，比如大學（因為學術理論沒有國界，學術研究受到外來的影響很強，也就讓學術圈裡接觸並對共產主義有好感的人特別多）。

另一方面，HUAC 也要選擇對自己最有政治價值的。比如媒體宣傳的價值，就讓萬眾注目的電影圈，德高望重的高校成為首選。而為了能產生連帶效應，公立學校和政府這樣政府有直接控制權，可以有實質性影響的地方成為好靶子。最後，為了出成果，也要選擇軟柿子捏，比如好萊塢，學校，或者聯邦政府這種對自己形像特別在意，一捏就會大叫的地方。

事實上，在麥卡錫時代，主要的政治迫害都集中在幾個主要行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些政治上的考量，比如，同樣是演藝圈，百老匯就沒有受到什麼衝擊。

於是，就不難理解 HUAC 會積極主持和國務院潛在間諜案有關的 Hiss 聽證，而在權衡之後，也會選擇首先對好萊塢和相關媒體行業發難。

這時候，美共在失去了民間左冀團體，工會和國會的支持後，Truman 的效忠令又讓政府這把保護傘被折去。好萊塢的共產黨員面對 HUAC 的聽證會，意識到自己只有高院這最後一道屏障可用。

於是，他們選擇了對抗性的方式，試圖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條款來保護自己。最終，好萊塢十君子以蔑視國會罪被起訴。

但是，他們沒想到的，是高院沒有受理這個案子。

但是，高院受理了另一起重要案件，就是 Dennis v. United States。1948 年，司法部在 Hoover 的授意下，起訴了以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總書記 Eugene Dennis 為首的十二名美國共產黨重要成員，罪名是依《Smith act》，美共宣傳要用武力推翻美國政權是非法行為。而 Dennis 等人也是以第一修正案為由為自己辯護。的確，雖然美共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共產主義政府，但因為美國政府大受群眾歡迎，所以美國共產黨至此從來就沒有試圖採用過任何實際的行動去推翻美國政府。美共的「反政府」，都只是停留在其宣傳上，而這在他們看來，只是言論而已。

最終，高院在 51 年的判決中認為，言論自由要在可能性和嚴重性上平衡，看它是否真的在當下會帶來推翻政府的行為。雖然高院認為，美共在當時幾乎不可能採取任何實質性顛覆活動，但在朝鮮戰爭爆發，冷戰進入高峰的時刻，高院認為國家安全比保護言論自由更重要。

於是，最後一道防線，高院，也失去了。

這時候，HUAC 在成功挖出了 Alger Hiss 後，聲名大振，反共成為了積累政治資本的快捷通道，在新國會開啟時，HUAC 成為大家掙相要進入的委員會。同時，隨著 McCarthy 的竄紅，參議院也有了自己的兩個專門的調查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裡的議員會把這些聽證會選在自己所在的選區，變成一個證明自己是個好議員的最佳展示會。聽證會也從好萊塢，擴大到了其它行業。而這些行業在聽證會的壓力下，也開始在內部使用黑名單。於是，就形成了聽證會公開指認和黑名單內部清洗這樣一個兩步走的打擊方式，這也是麥卡錫主義在全盛時期的經典模式。

對於受到聽證通知的人來說，這下子，失去了社會的大保護傘，戰鬥變成了個人的戰鬥：每個受指控的人要單獨對決整個反共同盟。

留在每個人手裡的，只有一張牌，就是憲法第五修正案，就是每個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比如，美共就指示，要求所有接受聽證的黨員都選擇第五修正案，這些人也就被稱為「第五修正案共產黨人」。

但是，對於這個，HUAC 們也有對策。

聽證會分成兩步，一步是非公開的，那些承認自己是，或曾經是共產黨員，並對其他人進行指認的人，就成為了「友好證人（friendly witness）」。指認的過程，大部分時候比我們想像的簡單，就是由委員會拿出一個他們已經收集好的名單來，讓你對著名字說是還是不是。

因為 HUAC 這些委員會不是專業反間謀組織，也無意於去調研某人是不是共產黨員。比如他們之所以找到好萊塢十君子，是因為 FBI 已經給了他們充足的證據，比如非法獲得的這些人的黨員證，知道他們就是共產黨員。聽證會的目的，只是要把好萊塢存在共產黨這一事實公之於天下，向社會製造一個問題很嚴重的感覺：你看，共產黨已經滲透到了代表美國文化的好萊塢了。

所以他們找這些人去，是要從裡面找到有宣傳效果的人來。最典型的，就是那些不配合的「不友好證人（unfriendly witness）」。這些人，就往往要送到下一步，公開的聽證會上去，其目的，無非是要向大眾說：你看，我們又找到一個共產份子。

對於大部人來說，承認自己的政治立場，是不是共產黨員，或者親共，其實並無所謂，讓他們感到不安的，或者道德上受到挑戰的，是指認其他人（naming names）這個過程，即使指認是如上面所說的，對一個已有的單子點頭，也是違背大部人的道德理念的。

但是，HUAC 們利用了一個所謂的豁免條款（waver doctrine）。這不是法律，而是一個執法傳統，意思是，如果你想要用第五修正案保護自己，你就什麼都不能說。一旦你選擇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或開始為自己辯解，就不能再引用第五修正案來保護自己不指認他人了。這樣就讓這些參加聽證會的人陷入了道德困境。因為 HUAC 會利用這個條款，向接受聽證的人發出不實的指控。

比如理論上，HUAC 可以無厘頭的問一個好萊塢編劇，「你是否向蘇聯遞送了機密核資料？」但是，回答者面對這種完全不靠譜的提問，卻無法回答說「這事跟我有什麼關係」，因為他一旦為自己辯解了，就無法再引用第五修正案了。但如果他回答「不願說任何對我自己不利的話」，在外來人看來，他自然大有問題。現實中 HUAC 當然不會問這種讓外人一眼就知道它有如此明顯惡意的問法，把自己搞臭。但是，這些精於事故的議員會，自然會利用這個條款，發出一些讓外人看來靠譜而有深意的問題，讓回答者陷入尷尬境地，要麼成為友好證人，要麼用第五修正案來拒絕回答，這樣 HUAC 就可以向世人宣布：又找到一個第五修正案共產黨人。對於 McCarthy 們來說，聯邦政府辭退的三千公務員，和五千主動辭職的人，就是八千被清除的共產份子，至於這些人每個人道底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離開的，他們不關心，也不在乎，他們在乎的是這個不停增長的數字，因為它可以做為武器，掀起下一輪攻擊。

大部分接受聽證的人，都沒有搞明白調查委員會的目的和技倆。這自然讓他們陷入被動。只有少數人，冒著違憲的危險，宣布自己的親共立場，卻拒絕指認他人。比如 Lillian Hellman 就寫了長文來解釋自己和美共的關係，自己的立場。這其實是 HUAC 們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些具體的，關於自己為什麼會加入共產黨的故事，會模糊正義和邪惡的邊界。一個人不是無緣無故去支持共產主義的，當這些親身經歷，被人傾心坦露時，自然會在社會上引發討論，產生共鳴，共產主義讓人反感的秘密社團特質就會消減，反共就不再是一件黑白分明的事，反過來會讓這些政客的投機行為蒙上陰影。於是，對於 Hellman 這樣放棄第五修正案卻不配合的證人，最終 HUAC 也沒有把他們怎麼樣。

但是大部人沒有看出來國會議員們的意圖，也因而沒有膽兒去公然挑戰。於是，麥卡錫主義大行其道。美共陣營分崩離析。

工會在意識到高院不準備用第一修正案保護它們後，接受了 Taft–Hartley Act 的宣誓要求，開始在內部清除和美共有緊密聯繫的分支。到 1955 年，兩大工會，CIO 和 AFL 宣布合併。這時期，主要的大公司，比如汽車公司，也選擇與工會合解，簽下了大方的勞資合同，要一起為冷戰出力。工會成員也從高峰時佔全國勞動力的 35% 降至 15%。從此，工會不再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而那些沒能被現有工會納入進來的底層邊緣工種，有特殊需要的人群，這些社會下層人群的經濟訴求就被隔置了。

對於美國政府，自從戰後反間諜的打擊活動開始後，那些由共產主義信仰支持的志願間諜急速減少，到 1950 年，蘇聯在美國國務院已經無人可用，只能靠讀《紐約時報》了解信息。從此，蘇聯放棄了用美共搭建網路的路線，轉而培養拿錢辦事的職業間諜。而美國政府則在外交上越加強硬，生怕留下了第二個紅色中國的口實。

美共自己，則在這次重大打擊後進行了內部整肅，大量人員遭到內部清洗，並再次轉入地下，認定美國即將成為下一個納粹專制國家，人民起義在即。但是到赫魯曉夫上台後，斯大林的舊賬被拉了出來批鬥，美共終於要吃下自己當年戰略錯誤的最後一顆苦果，轉眼間，它所堅持的斯大林同志永遠正確的觀點，和以前為此作出的保證，讓它名譽掃地，被徹底擊潰。

但是到這一步時，麥卡錫主義自己，也到了強弩之末。

因為不管是左翼的自由派，還是右翼的保守派，都意識到了這樣一個不安的事實：當美國在對抗共產主義這樣一個它們稱為秘密的專制力量時，它自己卻也不由自主的變得越來越像對方了。像 FBI，在搞定了共產黨以後，已經開始把自己在對付美共上所得到的經驗用在其它從人權組織到 KKK 黨的社會團體上，竊聽，告密，反間，無所不用。

保守派一心反對政府對個人的過度約束，但是不僅經濟上的自由沒拿回來，政治上的自由也收緊了。全國上下統一一心，口徑一致的抗冷戰，從經濟到文化，從政府，高校，到私企，都呈現出一片和諧之音，聽不到異己意見，這和美國保守派信仰的個人自由是背道而馳的。

自由派意識到，公民的權利是一個整體，屬於社會所有人，你不可能犧牲部分，而保全其它。即使這意味著，要容忍與自己相左的思想異見，即使這意味著，要保護自己所憎恨的人，即使這意味著，開放的政府內可能更易混入敵人的間諜。而這種對普遍人權的保護，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執行。

於是，雙方都開始，努力改變。由於工會和它所代表的底層人群退出了主戰場，變革的主導權移到了中產階級手裡。他們是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精英律師；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 所率領的每周去教會禮拜的信眾；是家境寬裕沒有家庭和工作後顧之憂的大學生們。他們是經濟穩定，又受過一定教育的中產階級，他們所關心的，也不是最基本的經濟權利，而是更抽像的政治權利，和社會議題。

而 HUAC 這樣的調查委員會呢。由於美共已經崩潰，新興的一代，並非共產份子，而是堅定的反對強權，反對冷戰高壓，反對核戰爭的民權份子。而他們也開始明晰 HUAC 的政治技倆。於是對於他們來說，接受 HUAC 的聽證，已經不是什麼讓人畏懼的事，恰恰相反，是一件光榮的事，是一件可以大肆宣傳的事。結果，當這些接受聽證的人興高采烈的去國會接受支持者的獻花時，這回輪到這些國會議員面對如此非常規的政治手法手足無措了。這樣一來，聽證會作為這些國會議員為自己作政治宣傳，添加政治資本的工具已經喪失了價值，反而成就了對手。終於它顯露出自己紙老虎的本來面目，也就這樣，無聲無息的走入歷史了。

就這樣，冷戰的美國國內戰場，開始從冷戰的第一階段，反共狂潮，進入到第二階段，民權運動。

相關回答：

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875134/answer/15691262

我提醒下某位不懂裝懂的答主，不管做多少都拿相同的，這叫「平均主義」，發展一下叫「空想社會主義」。您老人家要是覺得這是「科學社會主義」，請去找傅立葉老人家探討下，不要來知乎賣丑，靴靴。

共產主義在歐洲，東亞大發展的原因是，工人被壓榨的太狠了，十二三歲的孩子從早6點干到晚10點，就給點生蟲的硬麵包。工業化初期連人均期望壽命比前工業化時代都是下降的。

英國就業調查

1911年蘭開夏 13歲的男孩有近40%

工作，14歲近80%工作。

生存壓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於抑制了人口的再生產。

美國自然條件逆天，人又少，工人還有一口氣活。如果熬不住了跑到密西西比以西每平方公里不到一個人。那大平原風調雨順特么一眼望不到邊，挖老鼠窩都比西歐吃得飽。

比方說1860年宅地法，凡一家之家長或年滿21歲、從未參加叛亂之合眾國民眾，在宣誓獲得土地是為了墾殖目的並繳納10美元費用後，均可登記領取總數不超過160英畝的宅地，登記人在宅地上居住並耕種滿5年，就可獲得土地執照而成為該宅地的所有者。

即使這樣，知識界的共產主義傾向仍然很嚴重。

在it狂人第一季第五集中，有這樣一句話 i am falling into communist，這是主角來例假的時候說的。我一直不理解為什麼，我就去quora問了這個問題，老外一句話解決了我的疑問。cause communist is red and bloody.

共產主義最大的敵人並不是所謂的大資產階級。相反現在的華爾街金融大鱷和頂尖基金經理人最喜歡拿「資本主義原生性」缺陷說事兒，捫掉頭銜兒還以為《紐約時報》哪個專欄評論家。

共產主義的最大敵人是那些沒什麼文化的小業主和中部農村持槍的土逼農民。盎撒民族最驕傲的是當年拿破崙罵他們的那句話，「就是個雜貨店主們組成的島國」。這個傳統當然也體現在了盎撒民族在新大陸建立的殖民地上。

共產黨那套說辭在連進化論都聽不懂的村炮紅脖面前嘰嘰歪歪老半天，最後的結果只能是聽到「農業集體化」的時候後者做出一個「哎喲我操」的表情，用長滿老繭的糙手按著前者的臉在地上摩擦。

所以說，有的話騙騙苦大仇深逆來順受的老鄉也就算了。

1 美國搞過麥卡錫主義

2 美國並沒有因為搞麥卡錫主義而至今受到廣泛批判

因為美國養的起那麼多律師，警察，軍隊，監獄，能把接近百分之一的人關在監獄裡，能讓五分之一的人有犯罪記錄。

還能通過媒體和教科書，讓一年當街殺害千人（謝謝評論指正）的國家執法機構保持正面形象。

這種國家怎麼可能讓共產主義發展起來？美國有犯罪記錄的人數，比蘇聯共產黨員數量還多得多，說明美國讓人犯罪是非常低成本的事情。你搞共產主義？輕鬆把你變成罪犯。帶著犯罪記錄的人會生活成本劇增，人身自由受限。經濟都不能自保的人還能折騰嗎？剩下的能做到不犯罪的共產黨員，都鐵定服帖的像只哈巴狗。或曰：工賊。

對了，矛盾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消失的。幸好，還有一樣東西可以超越人的意志。所以美國是世界第一大毒品消費國。吸毒人數、人均吸毒數量都在發達國家的首位。

而且，政府，法律人士和影視媒體還天天鼓吹毒品輕罪化，無罪化。奧巴馬還剛剛特赦了上百名毒販呢。

癮君子哪有力氣抗爭？你是共產主義者但不是癮君子？沒事，有無數不犯法的毒販來對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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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回應一些吧：

共產主義是基於資本論提出的。而不是基於什麼社會倫理、什麼人性論提出的。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經濟理論。只不過在革命時候，出於包裝的需求而宣傳「解放全人類」。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發展）生產力（的需求）決定生產關係（的發展方向）」。共產主義的核心是要發展生產力，而不是解放人類，更不是為工人謀福利。過於摻入感情和人性，是對共產主義的誤解。

而且必須清醒的認識到，馬克思不可能知道100年後生產力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所以馬克思也不可能設計出符合100年後生產力需求的社會制度。原教旨主義者是禍害，堅持實事求是精神的實踐，也絕不是修正主義。

現在回頭看，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建國的基礎，其實並不是教科書上說的生產力發達。而是在社會具備了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後（這是為了區分比農業社會還原始的社會），私有製為主體的社會制度已經嚴重製約生產力發展了。這時候轉為公有製為主體的國家，會大力促進生產力發展。

這一點，不但是蘇聯中國，甚至在美國歐洲，在上世紀前70年，當國家大量增加公有製成分後，特別是採用戰時特殊政策，變相實現公有製為主體後，都有GDP騰飛的階段。

而其中幾個落後國家採用了共產主義，是因為這些國家當時處於私有制嚴重製約生產力發展，而且私有制統治階層正好處於極度虛弱的情況。將來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能不能實現，關鍵不是什麼按需分配，而是公有制到底能佔多大比例。以及完善如何經營公有制生產資料的問題。蘇聯就是經營不善的典型。而經營本身，並不必然受所有制制約。現代社會，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已經很成熟了。

最後，公有製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金標準。一個國家福利再好，只要是私有製為主體的，都不是社會主義。而且，福利越好，崩潰的可能性越高。因為私有制決定了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嚴重不公平。而福利只是第三次分配。資本是沒有國界的，一次分配根本不會受某個國家的福利政策所限制。福利越好，資本遷徙到國外的可能性越高。總有一天，這個國家的私有製成分，大多數會變成海外資本。這個國家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社會就會崩潰，留下一堆溫室裡面的花朵在嚴寒里暴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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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給個小彩蛋，一個TED演講：網易公開課。

看看歐美國家如何給人洗腦。讓大家不去思考一個導致過多罪犯的體制是不是錯誤的。

這個演講裡面，把美國罪犯多說成是過於相信自由意志的結果。說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完全忘了一件事情：法律是人制定而不是神制定的。法律的制定最終目標絕不應該是把五分之一的人變成犯罪分子。無論某些法律看起來多麼正確，要是這條法律導致了太多人犯罪，那麼一定是法律錯了。絕不是人民錯了。

另一方面，這個演講很雞湯的說：「我們不應注重懲罰犯罪而應該預防犯罪」，獲得了熱烈掌聲。聽起來沒錯哦，當大家都能遵循同樣的準則，確實會減少犯罪。

但一個發達先進的國家，一個受教育程度那麼高的國家，依然有五分之一的人無法避免犯罪。這其實說明，必須全部人的行為高度一致才能讓這個體制不會陷千萬人於犯罪泥潭。大家意識到沒有？這其實是思想上的「白色恐怖」。

這種白色恐怖下，反抗就意味著變成五分之一的犯罪分子，被迫和五分之四的人民割裂。同時，250萬人關在監獄裡，和當年的集中營比，其實也不遑多讓了。和國民黨、麥卡錫比起來，現在的美國只是把野蠻的軍警抓捕變成了教科書和媒體的洗腦罷了。

回歸現實，如今美國呼聲最大的，不是避免輕微違章成為違法記錄，不是讓拿著開蓋的酒瓶離開酒吧能免罪，而是讓販毒免罪。結合這個演講和現實，真是充滿了魔幻色彩。

看著大家意氣風發的痛斥美帝，搞得我都以為共產主義已經在這個地球上的哪個國家發展起來了。

這道題的標準答案難道不是共產主義他媽在哪個國家也沒發展啊。

@Sam Soong說「五月花」號上「規定每個家庭不管做多少活，都會分到同樣數目的食物」是所謂的「共產主義」，這在國內是一種很常見的誤解。

共產主義在「各取所需」前面，還有一句「各盡所能」，即"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 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

「五月花」號「規定每個家庭不管做多少活」的前提，明顯違背了前半句。

考慮到「五月花」號和早期北美殖民地的物質條件還不足以建成共產主義，如果我們用社會主義的標準來看呢？

還是不符合。

因為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通俗地說就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對於兒童、殘疾人、老年人等的福利是另一回事），所以「五月花」號的這一規定不要說共產主義了，連社會主義都不算。

這種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庸俗化理解為平均主義的錯誤，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就曾經出現過，並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真心希望在未來能儘可能地不再出現這樣的錯誤。

《毒梟》裡面哥倫比亞的DEA探員向駐哥的美國大使申請動用資源去打擊毒梟，但CIA的情報官反對，他強調一定要強力打擊GCD，大使一直就沒同意緝毒局的請求。

後來DEA的人找來了這個毒梟的某個生意夥伴曾經和某GCD背景的人有過合作的證據，CIA一下子就同意了，於是通力合作干翻本劇的大反派毒梟。

另一個例子就是韓國《辯護人》里的當局政權不遺餘力的打擊赤色分子的情節，甚至不惜栽贓來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當時涉及這方面的案子檢察院和法院都是很有默契，《國安法》至上原則。辯護律師也是以爭取減刑而不是無罪辯護，即使案子都沒有完整證據鏈。

這兩部影視作品也算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意識形態之爭十分激烈，分析題主的問題如果不考慮西方國家的打擊力度的話是很難得出理性的觀點。

1.美國19世紀初期的資本主義發展相比歐洲大陸的英法要弱得多，直到19世紀中葉產業工人的比例還微乎其微，自然很難傳播任何激進思想。

2.美國沒有封建傳統，而且選舉權的覆蓋範圍很早就包括了無產者。共產主義中很重要的反貴族與民主也失去了號召力

一個名叫皮爾的英國資本家把價值5萬磅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從英國帶到澳洲的斯旺河，同時帶去3000名男女工人和童工，企圖在當時這個富饒的英國殖民地上開廠發大財。可是，英國工人一到物產豐富、極易獨立謀生的澳洲，就紛紛離開，皮爾先生竟連一個替他鋪床或到河邊打水的僕人也沒能留下。馬克思諷刺說：「不幸的皮爾先生，他什麼都預見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國的生產關係輸出到斯旺河去

3.相比生存資源匱乏的歐陸，北美物產豐富，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對較好。工人從對資產階級幻想的破滅（對資本主義法權的不認同）到階級意識的覺醒，再到逐漸產生社會主義意識，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需要現實中的苦難不斷推動，典型如中國到現在也沒完成第一步。

同時期的美國工人其實已經有了社會主義意識，19世紀美國一共有過上千個原始共產主義公社，但總體規模太小，社會影響力很低

4.鍍金時代，隨著移民的大量湧入和資本主義工業的野蠻發展，工人生活狀況快速惡化，各種激進思想逐漸開始佔領生態位。

比如芝加哥無政府主義者起義，喬爾戈斯刺殺麥金萊總統等等。

正統馬克思主義確實沒有佔據工人思想主流，不過工聯主義在英國，蒲魯東在法國相比馬克思主義都佔據了工人思想了中的主流，不能說明太多問題

5.一戰後，可以直接看光榮與夢想

《光榮與夢想》試讀：最慘的一年

大家一向認為農民是美國人當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黨佔優勢的艾奧瓦州(胡佛總統的家鄉)，曬得黑黝黝的本地農民就首先手拿乾草杈和霰彈槍幹了起來。他
們終於用武力來反抗這樣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脫牛奶，農民賣給分銷商只得兩分錢，可是分銷商在蘇城卻賣八分啊!
在64歲的艾奧瓦州農民協會前任主席米洛·雷諾的領導下，農民們把通往蘇城那十條公路全部封鎖了，用釘上長釘子的電線杆和圓木橫在路心。過路卡車所載運的
牛奶，不是被倒進溝里，就是拿到市內免費分送。只有給醫院送牛奶的卡車才能通過。如果警察護送隊來了，同情暴動的電話接線員在一小時前就向農民通風報信。
警官們紛紛被解除武裝，手槍和徽章都被扔到玉米地里。20號公路於是得了個新名，叫做邦克山20號公路邦克山是美國波士頓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獨立戰
爭時美軍在這裡打敗英軍。--譯者。有個戴著一角錢一頂的草帽的老頭子眼望著《哈潑斯》月刊編輯瑪麗·希頓·沃爾斯，這樣說："他們說封鎖公路是非法的，
可是我說，當初波士頓人把茶葉倒進海里，也不見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頓人民抗議英國徵收重稅，把東印度公司進口的342箱茶葉倒進海里，這是美國獨
立戰爭的前奏。--譯者
農民運動繼續擴展，弄得梅因市、康斯爾布拉夫斯市和奧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斷了。在威斯康星州，氣勢洶洶的農民一天之內就衝進一個牛奶場三次，把3.4萬磅
牛奶全都倒翻在地，還把汽油倒進牛奶桶里。國會有個小組委員會聽取了俄克拉何馬州人奧斯卡·阿默林格作證，敘述一個平時很保守的牧場主是怎樣跟他談話的。
牧場主說："我們美國也應該來一個像俄國那樣的革命。"阿默林格問他打算怎麼干，他回答說："我們會得到400支機關槍……還有火炮、炮車、彈藥、步槍，
一支大軍需要的東西，我們都快有了。如果美國有足夠的人敢像我們這樣干，我們就要向東進軍，把東部各州和西部切斷。我們有吃的。我們有豬、牛、玉米，東部
各州什麼也沒有，只有扣押我們的土地的權柄。我們要給點顏色讓他們看看。"阿默林格還告訴眾議院勞工委員會說："先前有好日子過、不隨便說話的人，現在有
不少也發出這樣的議論了。"

@寒鴉與渡鴉說的是完全不成立的，不難看出美國農場主的政治觀點當時一點也不保守。

19世紀美國工人雖然鬥爭性不如歐陸那麼強，但政治大罷工也是有的，沒有政府和平克頓的聯合鎮壓，華爾街早就被掀了。

6.冷戰時期，美國實行高福利社會政策，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加上嚴密的監控和對工會的分化處理，以及蘇聯自身對共產主義的極大抹黑，工人的激進思想確實被暫時消除了

以後慢慢寫，這是個很大的命題

最近本人在讀約翰·米克爾思韋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的《右派國家》

書中單獨有一段分析了社會主義（可能能替代題主所說的共產主義）為何沒有在美國發生

首先，書中提到了社會主義在美國失敗的部分原因是客觀的歷史及制度現實所造成的。

由於美國獨特的制度因素，如贏者通吃、總統相對較大的權力以及分權因素，使得第三黨難以打破兩黨對美國政治的壟斷地位。在美國由於普遍意義上的普選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得以推行，使社會主義者更難使用歐洲為使其理念得以發展而常常使用的某些手段，如使經濟變化的要求與普選權的要求結合到一起來爭取等。削落了其代表某些社會群體利益或者訴求的功能。

而美國一直以來缺乏社會主義政黨，這也促使其走上了與歐洲完全不同的道路。其實在二戰以前，美國的社會開支並不比歐洲少。1938年，羅斯福政府在社會項目上的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3%。而這個數字高於當時的瑞典（3.2%）、法國（3.4%）、英國（5.5%）以及德國（5.6%）。但是在二戰以後，歐洲的社會黨們，便立刻抓住了重建的機會以此廣推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相反，在美國，此時的政府甚至都在猶豫是否要提供兒童醫療保健計劃，更徨論全民性的公共醫療服務。而在舉著保守主義大旗的里根總統入駐白宮以後，美國與其它工業化國家相比，便已經擁有了更低的稅率、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更小的赤字以及更不發達的福利和更少的政府產業。

但是書中更主要想表達的則是在崇尚「利益分析」的國內很難被接受的意識形態上的原因。

近期美國的宗教、資本主義以及地理因素這三股力量所發起的保守主義運動，使美國在整個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中保持著獨一無二的保守傾向。而美國保守主義中對小政府的偏好與對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則預示著社會主義在美國不可能有廣泛的認同。

當然，拋去近期的保守主義運動，美國從誕生起便具有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傳統就一直阻礙著社會主義在美國社會中的傳播。

美國的工人階級相對於歐洲來說對社會主義思想遠遠缺少激情。即使是在美國所艱難產生的左派，其堅持的仍然是個人主義而非社會主義。189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就曾為之氣憤不已：「美國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國家，甚至沒有封建主義的過去，並且以自己純粹的資產階級制度而自豪。」

在大蕭條之前，從美國勞工聯合會（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到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整個美國勞工領域都反對擴大國家角色的計劃。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對國家為老年人提供養老金、義務醫療保險、最低工資立法和失業補償；1914年以來，它甚至一直反對立法規定男性的最高工時。

1929年，對美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糟糕進展早已不耐煩的斯大林曾把美國共產黨黨首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招去莫斯科解釋原因。而他則在回答時給出了與當年恩格斯近乎相同的原因，埋怨美國缺乏歐洲那樣的階級制度、貴族等。

當然，隨著大蕭條而產生的新政事實上的確使美國有那麼點「歐洲化」了。但是相對於美國所面對的困境，新政所表現出的最大特點也只是改革的適度性。其強度和廣度遠不及那些歐洲人所做的變革。羅斯福拒絕了對美國破碎的金融系統進行國有化的呼籲，並表示「他更喜歡調節，而不是完全由國家控制。」而即使在新政的「效果」表現地最好的那些時候，美國人依然對政府的「有形之手」的擴張保持著警惕。

1935年9月，新創立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組織問美國人，政府應該花多少錢在救濟和回復上。回答政府在此項上花錢太多的人是回答花錢適度人數的兩倍，而回答花錢太少的人則幾乎不到1/10。羅斯福重新當選以後，50%的民主黨人說，他們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更保守一些；而只有19%的人說，他們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更自由一些。

所以大多數美國人，甚至即使是美國左派，更感興趣的其實是公平分享美國夢，而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按照馬克思的想法，共產主義應該誕生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社會（不僅僅是經濟），所以歐洲進入了半社會主義，而美國還沒有到那一步

俄國陷入一戰泥潭，之後才有了蘇聯。

中國連年戰亂，於是共黨崛起。

所以說，想讓美國共產黨崛起，先打一場足以動搖美國社會的戰爭再說。

老爺子桑德斯不服

你是個美國農民
你有八個孩子三條狗
你的農場有一百六十英畝
你有一輛雪佛蘭，一輛皮卡，一台聯合收割機
你有二十多支長短槍，地下室里全是彈藥箱
你每周都要去三次教堂，來回要開兩個小時的車
你全家都是NRA會員
鎮上一共就幾十口子人，基本上你都認識

現在的問題是，捷爾任斯基的征糧隊/xxx的x改工作組/其他什麼人出現在了鎮上，嚷嚷著收了你的地分給非法移民，把你三女兒搶走嫁給個人問題沒解決的老幹部

你怎麼辦？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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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的熱情點贊~

矮油，一不小心就被掛了，受寵若驚~

一個很有趣的事實是共產主義雖然是馬克思認為以工人階級為先鋒隊的，但是在整個世界範圍其實都是成功在當時農業為主體農業人口占多數的落後國家。不談思想，只談技術。想想在中國，和共產黨干可以打土豪分到一塊田地，然後自己種莊稼就可以養家糊口了，所以當然參與支持的積極性就高，本質上是土地公有化和小農經濟穩定思想是相通的，在當時都可以滿足低級群眾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而在美國當時，土地是很便宜的，你願意干農活可以輕易地買到一塊地，然而如果你作為一個工人，你鬧革命搞起來，給你分一台機器，你能幹什麼？給你個工廠，你又能保證干好嗎？工業是比農業的社會化分工細化，工人的利益和資本家其實是捆綁在一起的，每天上班就能領到工資，但如果自己當資本家可能虧損破產，所以工人進行抗爭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勞動時間可以，但把桌子踢翻取而代之的意願不強，那對他沒有立竿見影的好處，也就不會跟著共產主義去造反了。

馬克思在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碰上的其實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家不會也沒有能力象當時那些貴族兼職的資本家對剛從農村出來的工人進行殘酷剝削，當時的殘酷剝削完全是一種非理性行為，連美國南部的奴隸主都不會這麼用奴隸，所以根本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只要避免政府權力的干預和壟斷的形成，就一定會趨向於合理價格的，就像中國這十來年工人工資的增加一樣。

說到底，是美國的雙標玩得6，演雙面，一邊大喊民主自由，一邊對美共進行殘酷鎮壓和多方面限制、分裂、修正引導、無害化處理（參見幾個高票答案）。這樣，美共想發動無產階級，發展壯大自己，通過美國政府允許的合法競爭的方式取得政權就很難了，而暴力革命更難，兩條路都堵死了。當然，這與美共缺乏毛澤東式的人物，鬥爭方法上存在缺陷也有一些關係。

美國的民主自由那一套，僅僅是表面說說，騙人而已，誰信誰倒霉。

孫中山就信了，辛亥革命勝利後就搞民主選舉，結果袁世凱登基。

還有許多真信民主自由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混亂滅亡的。這些例子以前記得不少，現在乍一想，一個都想不起來了。誰能幫忙想一想？

拜師學藝，不能光學表面的東西，關鍵是學深處的精髓。而精髓的東西，往往只有一兩個字。（笑）

簡單說，美國人沒瘋。

一個允許人民持槍、燒國旗的國家，一個人民自己選擇政府的國家、一個通過努力就可以實現夢想的國家、一個「你窮是因為你懶」的國家…… 你還推翻她幹嘛呢？你還偏要「聯合起來、摧毀現有的一切社會制度」，那不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幹作死玩嗎？

別說在美國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上海等大城市煽動群眾也沒用，必須到幾省交界的窮山溝子里才能煽動成功。

當然了，如果你說的是理論發展，而不是實踐發展。那就必須反問了——共產主義理論在哪裡有發展？將理論「特色」化算不算髮展？

而且，一個本身邏輯缺陷的理論（參見：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739058）該怎麼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