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的《吳敬璉傳》是否抄襲了柳紅的《當代經濟學家學術評傳——吳敬璉》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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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看完柳紅的《八十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她在「後記」裡面，再次提到了她對吳曉波所著《吳敬璉傳》的批評，而在此之前，我看過《吳敬璉傳》，於是我從網上調閱了一些關於柳紅與吳曉波為此發生糾葛以及就「抄襲」一事發生官司的資料，現就此談談看法，原來對匿名用戶提問的回答，作了更動，加括弧放在最後，以示區別。

　　這起糾葛，主要涉及三個問題：

　　第一、是否有抄襲柳紅的吳敬璉評傳一書的行為？北京東城區法院，對此已進行二審，雙方同意庭外調解，但柳紅堅持，調解的前提是，吳曉波必須認錯道歉。看來事情一時還難了結。容待觀察。

　　但其中會有些麻煩，據披露，吳曉波的書稿是給吳敬璉看過的，共同商量大改過三次，吳敬璉還給吳曉波提供了證詞。因為此書是讚美吳敬璉的，吳敬璉吳曉波均為受益人，如果他們有合謀，怎麼認定？

　　例如，有一段話，九十多字，在柳紅的書里，是柳紅的直接描述，在吳曉波的書里，加上引號，只相差幾個字，成了吳敬璉的話。眾所周知，凡加引號的屬直接引語，必須是原話。這九十多個字，是書面用語行文，除非吳敬璉早有文章，使用過，口語中，很難用這樣的方式說話。因此方舟子說，是直接抄襲，抄沒抄，小學生都知道！即使吳敬璉在柳紅著書之前，沒有在文章中寫出這樣的話，但他如果提供證詞說，此話就是我說的，甚至還可以說，從前我給柳紅也是這麼說的，怎麼認定？

　　疑罪從無的原則，也應當可以適用於知識產權糾紛。認定技術就成了一個麻煩事。

　　第二、是否存在事實上的問題？柳紅雖多有指出，但只能質疑，不屬於維權範圍，打不了官司。好在說的都是當今的事，有知其詳者必明白。也許在他們日後的文章中，會有說法，也許會覺得事不大，懶得理會。雖然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會因此出現多個吳敬璉，有吳曉波書中的吳敬璉，有柳紅書中的吳敬璉，還有知道吳敬璉這一面那一面的吳敬璉，這都算不得大事。畢竟吳敬璉還沒有重要到非要用標準像的時候，而標準像常常也未必就是人們心中的實際印象。

　　見網上有人說，如果吳曉波抄襲，全中國就沒有敢寫字的記者了。意思是說，記者都是道聽途說、東抄西抄寫稿子。這個說法不對。其實記者是有一套職業規範的，例如，當記者得知一樁事時，首先要看來源是否可靠，還要尋求第二個來源點印證，如有兩個來源點，覺得仍不踏實，還會註明，這一消息尚未得到某方面的證實，同時，如果是突發事件，在搶發首條消息後，還會發出第二條消息，對前一條消息不準確的地方加以修正。對於各種複雜情況的報道和寫作，是有公眾可以理解並予允許的辦法來解決的，關鍵是看你是不是具有相關的職業素養和道德。

　　第三、是否存在拔高「捧殺」的問題？吳曉波說，吳敬璉在看書稿時，提出書中對他有溢美的成份，有些作了修改，有些卻仍予保留。本人謙虛，作者覺得應該這樣評價，這當然是允許的。

　　但如把握不好，則會弄巧成拙。在書中，吳曉波說吳敬璉是「一個從外貌到靈魂都乾乾淨淨的人」，惹惱了一個叫陸城東的人，他在網上發文說吳敬璉的80大壽的操辦者，竟是已改名為肖夢的文革初期的造反「驍將」彭小蒙，而此人正是出版傳記的中信出版社的獨立董事，而且從未見就文革中的事認過錯。吳既任國家證券委評審委員，又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這兩個明顯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在西方是違法的。吳還有在五七年反右、六四年批鬥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中的很不幹凈的行為，還有編造經濟學家董輔礽在幹校毆打顧準的事，企圖阻止董輔礽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等等。

　　本來這些事知道的人不多，是不是確有，我輩亦不敢妄斷。如今網路傳播面如此之廣，如果有人相信吳曉波的讚美之詞，自然也會有人相信陸城東的披露。這麼一弄，是不是反為不美呢？

　　讀柳紅的《八十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一書，能感覺出她在事實求證上很努力，力求能寫出那一代人的真實狀態。她深深為這一代人以天下事為已任的責任感而感動，讚美的是一個群體，其中也包括吳敬璉。涉及到對個人的讚譽時，也比較注意分寸。對他們後來各有所向，也給予了理解。

　　吳曉波說，他試圖建立一種口述史記錄的新模式，並回應柳紅說，為什麼不能只採訪吳敬璉一個人？又說他作了充分的案頭準備，注重了各種文本資料。意在證明，他是經過求證的。

　　如果是純粹的口述史，記錄者忠實於被記錄者的口述，有差錯，應由被記錄者負責。好處是，不僅可以獲取某些史實，而且可以看出被記錄者本人的德行，因為被記錄者出於某些原因貶低他人或抬高自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對被記錄者本人也是真實的一種記錄。

　　如果吳曉波還經過了求證，而寫的書又用記錄口述的方式，如果有錯，則應由兩人分清責任，或者共同負責。但既已求證就表明，是在向史實靠攏，是不是與史實相符，就是唯一的標準了。　

　　只是吳曉波去年5月在其博客聲明說，「柳紅與我，面對的是同一個創作對象，勢必有許多情節相似」，聽起來總有點彆扭。按《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創作」是專指文藝作品的。這不等於這個詞在其它特殊場合使用。如在我國著作權法中，「創作」是指有獨創性的作品，這個獨創性是指，篇章結構、行文風格、材料來源使用、觀點看法等方面的獨創。「創作」是指作品，而非描述對象的本身。否則就是《三國志》PK《三國演義》了。張飛殺岳飛，殺得滿天飛。這還討論什麼呢，收兵吧。

　　關於何為「真實」或「史實」，網上也有論及，其實也有客觀標準的，常識上人們也有判斷。此文已長，就不再探討了。

　　（是否抄襲不了解。但書中有的史實不準確。如關於山東諸城小企業改革，1966年，書中所說的那位國務院領導確實去考察了。但這位領導不久後在一次會上說（有相關記錄為證），我肯定的是諸城用多種方式探索搞活小企業的經驗，並沒有肯定他們搞的什麼股份合作制，我提出了這種股份制中的很多問題，既不是一種規範的形式，也不可能推廣，沒有推廣的條件。我同意試下去，也不能潑冷水，不讓試。

　　他還說，他去考察後，經濟日報連發5篇報道，都是講小企業搞股份合作制好話的，就是要等他去了後才發表，意思是說這就是他的意思了，這跟他沒關係。後來，他還要求將他的講話用文件形式下發，以免誤導。

　　而吳曉波的書中，對這一部分的描述給人的印象則是，有人對小企業搞股份制改造有看法，認為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這位領導同志於是去考察，肯定了諸城的做法，指出了股權出售中的一些問題，從而大大推進了全國的「放小」運動。吳曉波的書中，怎麼會將「運動」一詞用於「放小」，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運動」除體育方面的含義外，在我國通常用於政治活動和計劃組織活動，用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改革，只會搞亂，除非是要暗諷，否則用在這裡幹什麼呢？　

　　不管後來的人們對國有小企業股份合作制如何評價，但對諸城小企業改革中與領導同志有關的那部分，應該忠實於史實。

　　書中提到80年代末大漲價前，吳敬鏈提出：「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主張，是極其有見地的主張，直至今天，仍值得高度重視。）

讀過吳曉波寫的《吳敬璉傳》，對書中一句話印象很深：「整本書是在6次3小時的訪談基礎上完成的」。

就我粗淺所知，吳曉波撰寫的《吳敬璉傳》中涉及到的抄襲部分，是吳敬璉自己提供給吳曉波的。

一方面，吳曉波沒有去調查清楚這些材料中涉及抄襲已經出版的書稿，這是他應該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在法庭上承認這是吳老自己提供的材料，會置吳老於不義。

更多的原因，或者其他細節，我就不知道了。還有待日後慢慢浮出水面。

《經濟觀察報》2010年3月8日刊上有一篇《面對歷史：只有誠實和謙卑—吳曉波著&<吳敬璉傳&>的硬傷、軟傷及其他》有談到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