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史學對歷史學研究有什麼幫助？又有什麼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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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SlowMover 邀請，真是，你這邀請簡直是把我拖向戰場跟人撕逼。

雖然現在也在從事量化歷史研究，但是自感尚沒有資格全面評價一個學科的發展，我這裡轉述一些知名學者對於量化歷史研究範式的評價，供大家參考。

以下觀點均發布自2014年以後

李中清（James Lee）：美籍華裔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之子，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人文社科系、密歇根大學歷史及社會學系任教，曾任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至今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他是用社會科學方法治史的倡導者，亦是將量化資料庫應用於歷史研究的先行者。他和研究團隊將檔案資料、社會調查、家譜、碑銘及口述資料聯繫起來，創立從18世紀至今的大規模中國歷史數據資料庫。
量化分析讓史學從「繁」至「簡」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什麼時候開始將量化分析方法應用於史學研究呢？
　　李中清：受何先生影響，讀研期間我就思考中國人口史的研究。1983年，我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參加學術會議，偶然聽聞遼寧省檔案館有一大批歷史資料在向一檔館申請銷毀。我知道後立即要求一檔館幫我聯繫，去遼寧省檔案館查閱這批檔案。後來我帶了5大本乾隆時期的人口登記資料回美國。如何分析這種系統的人口史料，當時包括美國的中國史學界都沒有經驗，我也不知道如何研究。後來得知南加州一所大學有位學者分析過類似的日本人口史料，便前去請教。在他的幫助下，我找來當時還很專業的IBM電腦，摸索著學習構建資料庫，並採用量化的分析方法來研究這批資料。此後的20多年裡，我始終致力於收集中國東北各地的歷史人口資料，擴充人口資料庫並開展定量研究。這種研究方法使得我的研究常有不一樣的發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量化分析方法與傳統的研究方法相比較，區別在哪裡？有何優點？
　　李中清：量化分析有一些明顯的優勢，比如它擅長多變數分析，不僅能深入理解各種因素的變遷與彼此的關係，還能兼顧所有個體的影響與權重，避免選材時的疏漏與偏廢。它在研究大規模群體型、連續性材料上非常有效，為克服史料繁蕪的困難提供了重要思路，有利於推進史學的整體研究。
　　由於習俗、文化等差異，很多歷史現象蘊含著複雜的信息，直接進行跨地域、跨文化比較是很困難的，而量化分析往往是從複雜歷史現象中抽取出相對簡單、獨立的指標，這些指標大多可以直接進行比較，如財富分配、出生/死亡率、家庭規模與結構、代際流動與社會分層等。我曾經主持過由多國社會科學家參與的「歐亞人口和家庭史項目」，雖然我不會瑞典語，無法閱讀瑞典材料，但卻可以依靠資料庫化後的量化分析，比較北歐、西歐和中國明清時期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這一比較研究也得到了國際人口學界的廣泛認同。總體上，傳統人文學研究大多是在做解釋工作，而我們是在做新的計算，發現新的史實。

　　定量研究通常需要處理大規模的歷史材料和多學科學者的參與，因此需要大量人力和學術的合作，這也與傳統研究的「單打獨鬥」不太一樣。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量化分析可能在對部分系統性史料的深入信息挖掘上更為有效，但與傳統方法一樣，尊重史料、依靠可靠材料依然是量化分析的前提。因此，我研究的重點並不在方法運用上，而是關注史料背後能提供給我的客觀信息，當然，研究的終極關懷與傳統學者也是一致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放眼當前的國際計量史學動態，您認為計量史學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李中清：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重大歷史量化資料庫對學界開放，計算機輔助下的量化分析成為國際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中的一股新風潮，許多大型量化資料庫得以構建並為學界服務。隨著計算技術的進步和跨學科交流的頻繁，這種研究模式可能會成為今後定量研究的主要發展趨向。
　　構建量化歷史資料庫、採用量化分析研究的模式與早期的計量史學不太一樣，它重視史料整理和數據化平台的建設，但不過分強調量化分析方法本身的高明與否。對歷史學來說，大量零散但又有一定體系的史料得以進入研究視野，擴展了史學研究的材料範圍。大規模的數據化歷史資料平台，也為整個學術界提供了更豐富、靈活而有效的研究資源。它們不僅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礎，也越來越被其他相關學科所看重。因此，這種方法兼及史料整理和問題研究，既是史學研究社會科學化的重要途徑，也是各相關學科發展的重要推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量化資料庫對中國史學有何影響？對於中國史學未來的發展，您有何期許與建議？
　　李中清：構建大規模歷史量化資料庫，進行定量研究，可以讓史學研究更「科學化」和「國際化」，中國史學將更有條件系統展現人類社會在某些方面的長時段與大轉變，中國史學者的工作也必然會更引起世界的關注。同時，構建量化資料庫還可為國內培養史學專業學生提供新素材和新方向，國內史學界應該給予必要的關注和重視。
　　從國際層面來說，一國學術研究的影響力與其國家實力和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中國的崛起應該是本世紀最重要的國際變革，因此，中國史學界應該有自信和覺悟，在充實自身研究的同時，多參與國際合作，向全世界展示更多的中國成就和經驗。這種經驗不一定是幾十年前常談到的「唐宋文明」或「明清盛世」，而可能是20世紀以來的歷史，比如革命歷程與古老中國現代化的轉變等。正如我們在分析高等教育材料時發現的那樣，百年來被認為落後的中國，在很多制度設計和社會效果上所取得的成績可能是西方社會無法比擬的。轉換角度、紮實研究，中國史學對國際學術的貢獻會大不一樣。
　　（本採訪得到梁晨先生的大力協助，特此致謝！）
本文部分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對於李中清博士的採訪，原文連接如下
構建量化資料庫算出更精確的歷史

陳志武：華人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
之前對歷史的探究要麼過於意識形態化，要麼又過於側重朝代史、政治史，就如電視古裝戲幾乎走不出宮廷鬥爭的話題；還有就是過於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層面，即使對歷史事實背後的因果關係下結論，也只是猜測性的，很少從統計意義上進行嚴謹的邏輯推論，做排他性實證論證。
　　單純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是明顯的。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晚清於1906-1907年啟動預備立憲改革，由於在時間上正好是清政府垮台之前的五年左右，所以，儘管嚴謹研究會告訴我們是清政府啟動憲政改革太晚而難以挽救其命運，但還是有不少人願意下「憲政導致政權滅亡」這樣的因果結論，就好像是看到阿炳是瞎子，就下結論「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先要把眼睛弄瞎」。而科學嚴謹的量化研究則是把歷史上進行過立憲改革的各個國家放在一起，列出各國憲政改革的長期結果，構成大樣本，然後系統檢驗是否真的是「憲政導致政權滅亡」。
　　歷史研究中一手史料整理、描述性工作極其重要，但那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第一步，不是全部。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從歷史經歷中領悟到、學到一般性的道理，學到對現時和未來人類社會都有價值的規律知識。史料海洋給我們提供的是人類經歷的數據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們證明證偽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理論結論的基礎數據。關於歷史的任何一項假設都可以、也都應該放到史料數據中去檢驗，否則就只能是一種猜想或假設。

本文部分轉載自共識網，原文連接如下
陳志武：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

事實上，19世紀末，歐洲已經開始將注重數據的統計學方式引入史學研究。到20世紀50年代，「拿數目字來整理史料」的歷史計量學(Cliometrics)在美國興起。
1993年，歷史計量學的代表人物Robert William Fogel和Douglass Cecil North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North的主要貢獻在於制度變遷理論，Fogel則提出了反事實的史學研究方式。
「North和Fogel得獎是歷史計量學發展的巔峰。」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李楠指出，「國內和國外經濟史研究脫節很大：在美國，經濟史領域已經完全被經濟學家佔領了，歷史學家是打不進來的；歐洲則是一半歷史學家，一半經濟學家。而國內基本由傳統史學家在研究經濟歷史，導致我們很欠缺量化史學，或者叫歷史計量學這種學科訓練。」

本文部分轉載自彭博商業周刊，原文連接如下
把歷史打碎成像素

以下是我目前學習的一些基本體會。量化歷史研究之所以無法擺脫歷史兩個字，始終是因為這種研究範式應該根植於對於歷史素材的研究之中，而不是孤立出來。將現有社會科學先進的研究方法和範式引入社會學科研究中，是合理且必要的。通過合乎規範的數據和論證範式，可以為學科之間的交流提供基礎。一個學科的研究範式向可證偽、可複製發展，理論上對學科發展是有益無害的，而且無疑可以大大減少爭論的成本，學科發展的科學化，從目前心理學、社會學的發展來看也是大勢所趨。

這種研究範式應該從歷史而來，回歸到歷史而去。始終不能，也不應該脫離歷史史料的範疇。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學科僅僅停留在對於資料的收集而不進行科學的分析，既不了解、也不願、甚至抵制社會學科公認的規範研究範式（而且有時候這種攻擊缺乏基本的統計學常識），那麼在其他學科都在發展的同時，無疑是一種學科的倒退。

-完-

謝邀 @楊陽。

楊陽專門研究量化歷史，所以對於評價自己的專業比較謹慎。我不是搞這個領域的，那我就可以稍微「隨意」的談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經濟學的劃分很細，不同的研究領域可能很難理解對方的研究內容。我接觸計量史學比較晚，最早看的一篇相關論文是：Bai, Ying, and James Kai-sing Kung. 2011. 「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講的是游牧民族在歷史上為什麼總是入侵中原王朝。作者使用了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和氣溫等數據來分析。讀完文章之後我就一個感嘆：原來歷史還可以這麼研究。

（相關論文介紹：為什麼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多次侵略中原？ - 楊陽的回答）

上文的結論是，自然災害導致游牧民族經濟條件惡化，進而增加入侵中原的可能性。

這也是計量經濟學的結論的常見樣式。計量經濟學是要搞清楚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繫，即某一個條件會對結果產生積極還是消極、以及多大程度的影響。我認為這對歷史學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研究歷史是為什麼？研究歷史可不是僅僅為了拍宮斗劇，而是為了搞清楚歷史以及歷史事件的脈絡，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來說尤其重要，如果你看三國，就可以發現裡面所有的君主和謀士都熟知歷史，在做決策的時候往往都拿歷史事件來做比對。到了現在，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對歷史了如指掌，不過多多少少都能說出一些門道。但怕就怕有很多人並不真正了解歷史，不知道從哪道聽途說來的歷史故事就敢拿出來到處亂說。我們時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我給你說吧，清朝滅亡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看啊，中國曆朝歷代都是這樣，所以人民要起義啊……」、「要不是因為……，希特勒也不一定會輸」。人人都可以談歷史，因為歷史的入門比較容易。但是以上這些說法在計量經濟學領域是要十分小心對待的，A 能否導致 B，A 對 B 有什麼樣的影響，A 和 B 是否有因果聯繫，這些都需要嚴謹的證明過程。你說「自然災害導致外族入侵中原」很容易，但研究設計、數據收集、計量分析過程都是要花費大量精力和時間的。

有人會覺得，做這些有什麼意義？這樣的結論我不用那麼費事也知道。是啊，你不僅能夠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還能憑藉自己的生活經歷推出其他10個結論。在歷史問題上，已經不是「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麼簡單了，而是「一千個讀者有一萬種歷史結論」。但這麼隨口得出的結論，又有幾個是正確的呢？可能你說了10個結論，就這一個「自然災害導致外族入侵」的說法碰巧得到了科學的論證，其他9個都無法證明。這在統計學上叫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就是你只看到了正確的結論，其他更多的錯誤的結論都被你人為忽視了。

計量史學就是要通過歷史數據和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出更為可信的結論，一些有條件發展的更為科學化的社會學科我認為都是會朝這個方向發展，歷史學如此，政治學、社會學都是如此。當然我並不是說計量史學得出的結論就一定正確，這涉及數據和分析方法等多個問題，但它的可信度一定是大大高於主觀論斷。另一方面，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是學科討論的基礎，我們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兩個人就某個問題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很多時候就是因為缺乏一個理論共識基礎，或者說是兩個人都是基於各自的人生觀世界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等於雞同鴨講，毫無意義。這樣的共識基礎在學術上尤其重要，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有其已經成熟成體系的理論框架。而計量史學在此基礎上加入了同樣已經成熟的計量方法，在學術討論上可以直接明了的集中到某些具體的方面，比如數據的選取和處理、回歸方法的設定，問題一目了然，也更容易達成共識。

最後還有兩點要說：

1. 題主問計量史學有什麼局限。因為我不是專門研究這一領域的，所以這個我不好說。但我猜測，計量史學在歷史史料的應用上會弱於傳統史學研究。關於某一歷史問題的相關數據雖然可以得到，但史料的分析可能會不足。而且還有一個問題，計量史學會把某些歷史現象簡化為某幾個具體的指標以方便分析，這在一些使用傳統定性研究方法的人看來會覺得缺乏依據，無法反映真正的歷史。這其實也是社會學科引入量化方法後普遍會遇到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不可偏廢，數據分析和史料分析都要重視。在這方面我說的有不準確的還請專業人士指出。

2. 雖然我上面說日常生活中人們會妄下結論，但生活畢竟是生活，沒必要把生活變得那麼學術，日常聊天中各種各樣隨意的說法和結論當然是再正常不過了。但當面對別人通過紮實的史料以及數據分析研究出來的學術成果時，你如果還是僅僅靠你主觀臆斷的結論對此表示不屑一顧，甚至還惡言諷刺，那就已經超出簡單的日常聊天的範疇了，這是對歷史學、計量經濟學以及計量史學的不尊重，也是一種無知。

作為一個看到數字就頭疼的文科狗，其實對計量史學還蠻有好感。我讀的第一部應用計量方法的研究著作是《觀念史研究》，通過統計晚清-民國時期出版物中辭彙出現的頻率（例如皿煮、共和）研究社會整體觀念和風氣的變化，並對詞義在歷史進程中的變化、以及每個變化節點進行闡釋，open a whole new world to me。

您看看我全部的知乎文章就懂了，我就是搞先秦度量衡計量史研究的

局限就是必須各國歷史考古文獻神話還有數學都要懂，要能看到史書背後的東西，太費精力

比如度量衡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為了剝削，所以度量越來越大，衡則因為鹽鐵課稅而脫離度量開始變小，說白了都是朝廷為了錢。另一方面也是黑黍紅黍小麥水稻輪流主宰王朝的變化導致的度量衡變化，先周以黑黍為主，周以後以紅黍為主，唐後期以小麥為主，南宋以水稻為主，從而導致度量衡四次巨大體系變動，具體見我知乎文章

作者：懷劍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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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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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子每株大概產200粒，約2立方厘米，也就是先秦的一升（商鞅銅方升等，200立方厘米）的百分之一。

唐朝典籍《唐六典》中對度量衡制有一段記載：「凡度，以北方秬黍[黑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10分為寸，10寸為尺（約0.248米），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1200黍為龠（12立方厘米），二龠為合（重1兩），10合為升，10升為斗，三斗為大斗，10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12銖為盅，1200黍）24銖為兩，三兩為大兩，16兩為斤（，30斤為均，4均為石）。《說苑》十六黍為一菽，六菽為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也就是96粒黍為1株。《淮南子天文訓》十二粟[粟]而當一份，十二份而當一銖，也就是144粒黍為1株。又說六十粟為一銖。《說文》「稱」這個字下也有類似記載。懷疑黃帝時期因為技術的落後，產量只有144粒144立方厘米，脫殼後約130立方厘米，因為「黃鐘（盅）定黍」源自黃帝，而百黍之重為銖（株）。關於推算出的黃帝年代為5300年前，見知乎「黃帝之後，夏朝之前」我懷劍聽雨的回答。

大地灣第四期遺址，即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對應的就是黃帝時期，黃帝源自半坡遺址（根據《海經》距離推算出來的軒轅國所在），但是家族之後征服了大地灣文化，到黃帝時也成功擔任了大地灣文化的酋長。此時的聚落由於農業的發展，人口的劇增，迅速擴展到整個遺址。山坡中軸線分布著數座大型的原始會堂式建築，周圍為密集的部落或氏族。其中以「F901」為代表的大型建築，420平方米，居住面為料疆和砂石混凝而成的類似現代水泥的地面，即有主室和側室，又有後室和門前附屬建築，其保存之好、規模之大、結構之複雜、工藝之精湛均為中國史前建築所僅見，大地灣第四期聚落已成為當時清水河沿岸各部落的中心，這是我國目前考古發現中同一時期絕無僅有的聚落。在大地灣第二期仰韶早期遺迹中出土的幾件骨匕和鏟形器上多見有等距離的圓點形鑽窩刻度，並在窩內塗有紅色顏料，它們應為當時測定某些東西長寬的尺度。

F901中出土的一組陶質量具，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量器。大地灣這套陶質古量器，出土於房F901的主室中（前堂）；主要有泥質槽狀條形盤（升，盛）、夾細砂長柄麻花耳鏟形抄（啝。斗，兜，或斛，壺）、泥質單環耳箕形抄（區）、泥質帶蓋四把深腹罐（釜，鬴）等。其中條形盤（升）的容積約為264.3立方厘米；鏟形抄（斗或斛）的自然盛穀物容積約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區）的自然盛穀物容積約為5288.4立方厘米；深腹罐（釜）的容積約為26082.1立方厘米。為了與古代量具名稱相貼切，將在其相應容量的名稱上冠以升、斗、斛之稱謂。黃帝母系家族的圖騰為蜜蜂，懷疑這麼精準的容積是依靠蜂蠟的失蠟法製作的，也就是先用數出數量的黍子做出容積，然後把黍子摳出，把融化的蜂蠟倒入冷卻半凝固，然後把蜂蠟摳出，捏成想要的形狀後冷卻凝固，再在外面加陶土做成器型燒制，並把融化的蜂蠟倒出。1:5:10:20:100比例一直被後世所繼承。《世說新語》中記載：「陳元方季方炊。。。忘著箄，飯落釜中成糜。」這裡的箄是甗與鬲之間的，而此處把鬲稱為釜，可見深腹罐可稱為釜。《考工記》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黃帝這套量具缺了個豆，但是豆就是日常用的普通的碟子，所以才不加入吧。

100粒脫殼前是1立方厘米的話，黍子每株產量脫殼後是130立方厘米的話

黃帝釜是26400立方厘米=12*11*2*10*10（並非是純十進位，所以120變為132），先秦釜是20000立方厘米=10*10*2*10*10

何駑在《從陶寺觀象台IIFJT1相關尺寸管窺陶寺文化長度單位》中提出陶寺尺一尺是0.25米，這也是黍子兩株之間的傳統最佳距離（樓播）：

不同栽培模式對黍子產量的影響，也是天文學上世代傳承的量天尺的長度。

商尺0.1576?0.8=0.125米，0.158米也就是大拇指和食指之間的最大距離，0.125米也就是大拇指豎直時，和食指之間的最大距離，俗稱一乍，尺是個象形字。何駑發現的先夏尺等於0.25米，也與百黍（不去殼）的長度近似。我根據《考工記》車兵六等之間都隔4尺，算出1夏尺等於0.125米，是何駑的先夏尺的一半（具體見我知乎文章《考工記解讀》），十尺為步，2000尺一里，等於250米。《連山易》與《歸藏》的區別是乾用七、坤用八，我懷疑甲骨文七字是十字誤讀（類似錯誤《山海經》《逸周書》《周禮》都出現過，前人如鄭玄已經指出過），也就是前用十、昏用八，改十步為八步，黃帝是非洲基因北支也就是傳說中的巨人族的後代，身高兩米，所以邁大步有2米5也不是不可能的。邊長10尺?10步?10份=1000尺=250米，變為邊長10尺?8步?8份?3加路網=2000尺=250米。田制的改變標誌著原始社會末期路網土地的出現，與農田土地的分離，代表的意義是深遠的。
黃帝時的方一夏里土地，分為100份，每2份的產量就可以裝滿一個黃帝釜。黃帝時四季如春，黍可以一年種五次，但是黍的種植必須輪作。黍子1200粒12立方厘米重7.8克，一個黃帝釜的黍子26400立方厘米就是17千克（去殼則更少），大概可以吃10天，1斛吃1天，方一夏里大概能吃100天，一年種五次，也就能吃500天，但是畢竟種一收五，扣除種子和歉收，方一夏里也就勉強夠一個人吃一年360天，一次一個人要播種6250平米也就是近9市畝，成人要替孩子工作，則為10市畝，是古代單人勞動力的常見面積，所謂「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男人耕13畝，牛耕11畝，女人耕6畝，這也是北周均田制的授地原則。4個方十夏里，等於1個方十周里，5300年前的黃帝時能養活400口人？？40口人？？3000年前的西周時能養活200家1000多口人。方百夏里，5300年前的黃帝時能養活10000口人？？1000口人？？4000年前的夏朝時能養活1500口人。夏朝參考的是建國初期彝族的數據，擁有大量休耕地，很明顯，黃帝時期，因為刀耕火種的休耕期非常長，很可能長達10年，10個方一夏里才能養活一個人。
唐《通典》卷三《食貨》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孔子家語》卷五《五帝德》黃帝。。。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懷疑出土四件少了個斗。《帝王世紀》的作者，就是大地灣遺址附近人。

《考工記》粟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秅，不秅然後權之，權之然後准之，准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概而不悅。

陶人為，實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實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實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唇寸；庾，實二觳，厚半寸，唇寸。

瓬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10升）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齊國山東的舊商制田和河北的新商制田都不是三三得九的井田，而是八卦田，以八八六十四為單位。《左傳昭公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商）升為（商）豆，各自其四，以登於（紅黍）釜，（紅黍）釜十則（紅黍）鍾。陳氏三量（升、啝、釜），皆登一（十）焉，鍾乃大矣。考古發現，齊釜陳釜容積大概都是20000立方厘米，陳釜出土有20460立方厘米（國博）和20580立方厘米（上博），齊釜應略小（算出為19388立方厘米），陳鍾也因此乃大於商鍾。齊國三種田制，一方面是傳承變遷，一方面也是種植的作物不同導致，紅黍黑黍顆粒大小不同，導致了重量和容積的差異。但是釜/斛似乎是齊國三制所共通的匯聚點，《考工記》：粟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器身重一斤384立方厘米？鈞11520立方厘米？）。釜的體積是1.414/2*1.414/2*3.1416*10=1570.8立方寸，以紅黍1寸是2.31厘米，則紅黍釜的體積是1570.8*2.31*2.31*2.31=19362.29立方厘米，與根據考古發現的齊區（4847）齊豆（1300/1212）而算出的齊釜19388立方厘米的體積基本一致，齊鍾是10齊釜，也就是193880立方厘米；以黑黍1寸是2.48厘米，則黑黍釜的體積是23959.4立方厘米，與魏大斛的24000立方厘米的體積基本一致。

基數上，周200升的似乎種的是粟，魏240升的似乎種的是黑黍，河北300升的似乎種的是紅黍，韓167升的似乎種的是小麥，楚220升的似乎種的是水稻。

齊國似乎種植的是紅黍，齊舊商區是4847立方厘米（國博），齊舊商豆[斗]是1300（1212）立方厘米（國博），齊舊商升是（305立方厘米）。紀國周田制區種植的似乎是粟？陳區是4220立方厘米（濟博），陳啝是2070立方厘米（上博），陳豆是1024和1025立方厘米（臨淄博）、1025立方厘米（國博），陳升是204和205立方厘米（臨淄博）、206立方厘米（國博）。晏子長於口舌謀略，但是不懂數學，所以描述有誤，並不是555遞進，而是545遞進和十十遞進。陳氏實際上除了新增的陳豆1000立方厘米比商豆小，陳啝比商斗多了700立方厘米用於出借，其他都比商量小，小宗交易計算時靠零頭的陳升的100立方厘米賺回來，其實虧的並不多，比如借出是一陳啝、六陳升，約3300立方厘米，收回是一商豆、六商升約3200立方厘米，如果是一斗七升則都是3500立方厘米，八升九升甚至還有的賺。大宗交易其實還有賺的，畢竟大宗私人交易往往難以比對。陳氏家底畢竟不是無底洞，只是在玩數字遊戲罷了，而各個史家都被他騙了，《韓非子》：私大斗[豆]斛[啝]區釜以出貸，小斗[豆]斛[啝]區釜以收之，《史記》以小斗[豆]受之，其予民以大斗[啝]。晉杜預注《春秋》認為"登一"是改"四（商）升為（商）豆"為"五（陳）升為（陳）豆"，唐陸德明進一步闡釋"皆登一焉"是隨著豆的變大"而區釜自大"，但是杜預的升斗斛用的是晉的十進位，10（晉）升為（晉）斗，10（晉）斗為（晉）斛。考古發現陳齊是5（陳）升為（陳）豆，2（陳）豆也就是10（陳）升為（陳）啝，4（陳）豆為（陳）區，5（陳）區為（陳）釜，10（陳）啝為（陳）釜。清孫詒讓《左傳齊新舊量義》引戰國《管子輕重丁》今，齊西之粟，（陳）釜（2萬毫升有多，也就是20公升有多）百泉[權，砝碼，日後演化為錢和印，不足200克，金屬氧化會變重，百泉也就是不足20公斤，和糧食的密度是相符的]，則區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權]，則區二泉[權]也。。。又引《管子海王》：鹽百升而成釜。楊寬《齊量》和徒弟丘光明《計量史》支持孫詒讓的455，而實際考古發現則如莫枯《齊量新議》的545。制度一經確立，沒有特殊的理由，就不太會改變，畢竟陳氏量主要面對的是平民和國家，而不是貴族，不改變中間一級是很合理的，所以晏子和司馬遷都有點小錯（漢代是升斗斛之間是十倍關係，先秦是升啝釜之間是十倍關係），而且陝西公朱左官銅鼎，銘文一斛，容量也是2050立方厘米，可見先秦啝[斛]等於斗，西漢才錯用斛替代釜。齊國陳氏的這套「升、豆、啝、區、釜」的1:5:10:20:100比例的量具，很可能並不是其家量，而是所有周制田共有的，源自5300年前半坡有喬氏出身的黃帝繼承父親大地灣有熊氏後，在F901遺址就用蜂蠟製作出的標準器的比例。

齊國的度量衡是很複雜的，齊西不當兵，所以賦稅是齊東民兵的十倍，所以同樣四進位的豆區釜，加了毫字的就小了快十倍，毫區1350立方厘米，毫豆375立方厘米。很可能齊國東邊的紀國和魯國一樣，採用的是周制田，而齊國和西邊的譚國，採用的是商制田。魯隱公時期和魯桓公初期，魯國強盛，尤其前699年，鄭魯紀聯軍大敗宋齊衛燕聯軍，前698年齊僖公不久就病死，魯桓公甚至在前695年試圖會盟讓齊紀和睦，但是當年齊襄公就進攻魯國，前694年又趁鄭國內戰，騙殺魯桓公和鄭公子檀，前693年，齊襄公趁機滅紀，強迫遷徙紀國五個都邑中的四個的人民到齊國的商制小畝，而遷徙齊國人民到紀國的周制大畝，所以《春秋》有記載遷徙。

重量上，尋是最古老的貨幣重量單位，西周青銅器有「賜貝三十尋」，尋因為源自貝，所以重量一直不精準與變遷，在1200克左右，1尋約等於6齊權或3齊鎰或4趙權（魏鎰），1尋96冢，1冢約12克也就是3傒或18銖；貨幣因尋的不精準與變遷，魏釿五十當尋布在25.5克左右，釿百當尋布在12.7克左右，與兩和趙刀12克同級，釿二百當尋布在7克左右；齊權（泉）是212.6克和198.4克，趙權是312.6克，趙石約10000克；魏空首布幣約39克，10個約等於1齊鎰；齊鎰是不足370克，1鎰等於24*4=96傒；1傒3.9克（岩斗，也叫半龠或半賸，約600粒黑黍的重量，6銖，6立方厘米）；1兩15.4克，等於2400粒黑黍，也就是24銖或4傒；齊鎰為24兩，史書按照西周春秋習慣去零，記為1鎰為20兩，魏鎰沿用為20兩，約306克；1斤為16兩，也就是250克。

《漢書律曆志》1兩也就是1合，等於2400粒黑黍，實測是24立方厘米，1新商升，24*10=240立方厘米，1新商斗，2400立方厘米，1新商斛，24000立方厘米。16兩（邑）為1斤（甸）384立方厘米，30斤（甸）為1均（都）11520立方厘米，4均（都）為1石（男爵）46080立方厘米，但是根據《周禮》記載和對西六軍東八軍的計算，以及對《逸周書世俘》的計算，發現除了商周王畿之地，其他大部分地區，一個縣耕地都只佔其領地面積的一半，也就是實際上繳的只有23040立方厘米（約為1石）的倍數，所以「」西漢時許多容器上刻「容X石，重X斤」等，經實測，石與斛容量相當「」。但是理論計算上，石約是斛的兩倍，所以「」到了宋代，改五斗為一斛，十斗為一石「」（丘光明《計量史》54頁）。

1溢，600粒黑黍*24=144立方厘米；1鎰，600粒黑黍*4*24=576立方厘米。一手的1溢約是兩手1商升（305立方厘米）的一半。考古發現，齊舊商區為4847、齊舊商豆為1300（1212）立方厘米，齊舊商升為（305）立方厘米的雖未有出土，但是根據其他兩器可以折算。

韓國以167、1670、3200立方厘米，種的似乎是小麥？

楚銅量，以升為單位的，容積是216立方厘米，另有半斗銅量三器——即大府銅量、王銅量、銅量，摺合每升容積為222、225、228立方厘米，比周量大出不少。種的似乎是水稻？

齊益為200立方厘米。魏安邑下官銅鐘，齊於秦頸銘「至此」標線時，容量為２５０９０立方厘米，當液面與器唇齊時，容量為２６４００立方厘米，按魏腹銘「大斛（24000）、（一）斗（2000）、一益（200/144）少半益（70/44）」折算，按秦口銘「十三斗、一升」折算，秦一升合201.5立方厘米，秦國自己也搞錯了魏國的度量衡。魏少府銅盉，自銘「（大）斛（24000）、一斗（2000）、二益（400/288）」。

《史記》說商鞅「平斗桶權衡丈尺"，注云「桶，音勇，今之斛也」；《說文解字》：「桶，木方，受六斗」，段玉裁注云「疑當作：方斛，受六斗」；《廣雅》曰：「方斛，謂之桶」；《月令》斗甬注云：「今(秦漢)時六斗斛也，甬即桶"。可知桶（20000/12800）是木製方斛，為另一種大斛（30000/20000）的六斗之量。商鞅變法後大器為斛，小的為甬(小斛)。甬的容積以20 000毫升計，則大斛容積為20 000毫升除以0.6，即33 333毫升。大小斛的比例還有文獻可查。《儀禮·聘禮》雲「十斗（2000）為斛（20000），十六斗（3000）為籔（48000/32000）」。鄭玄注云：「古文籔，今義逾也。《集韻》作匬，注云：匬器受十六斗。正義云：庾、逾、籔，其數同。」

《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144立方厘米）。兩手，謂之掬。掬，一升（240/300/200立方厘米）也。掬四，謂之豆（960/1200/800立方厘米）。豆四，謂之區（3840/4800/3200立方厘米）。區四，謂之釜（15360/19200/12800立方厘米）。釜二有半，謂之藪（38400/48000/32000立方厘米）。藪二有半，謂之缶（96000/120000/80000立方厘米）。二缶，謂之鍾（192000/240000/160000立方厘米）。二鍾，謂之秉（384000/480000/320000立方厘米）。秉（24000/30000/20000*16=384000/480000/320000立方厘米），十六斛（24000/30000/20000立方厘米）也。

諸子集成本119頁楊倞《荀子集解》卷六《富國》「人善治之，則畝數盆」注引《考工記》盆，實二鬴（15360/12800）。四部備要本178頁《（三國）廣雅疏證》卷八《釋器》註：盆（30720/25600立方厘米），受一斛（24000/2000）二斗（2400/2000）八升（240/200）。15360*2=30720=24000+2400*2+240*8，12800*2=25600=20000+2000*2+200*8。

十三經註疏本924頁《周禮註疏》卷四一《考工記》「庾（5760/4800/24000/3600），實二轂（2880/2400/12000/1800）」東漢鄭司農註：「轂，讀為斛，（燕）轂受三（燕）斗[豆]（600）」，東漢末鄭玄也注轂為一斗二升，則似乎古代確實存在800立方厘米的新商豆。東漢末《說文》188頁角部「讀若斛」清段玉裁註：「豆（960/800/600）實三，而成轂（2880/2400/1800）。鬲部曰，斗（2400/2000/1500）二升（240/200/150）曰轂」。960*3=2880=2400+240*2，800*3=2400=2000+200*2，600*3=1800=1500+150*2。燕國量器3563立方厘米銘二轂，似乎就是燕庾，則不足600立方厘米為一燕豆。河北平山縣中山國靈壽故城量器也為1800立方厘米，似乎就是一燕轂。魏國「弗官銅鼎」，7 190立方厘米，自銘「容齍」，大梁銅鼎，3 570立方厘米，安命銅鼎，3 600立方厘米，自銘都是「容半齍」。衛國：陝西武功出土的平安君銅鼎，銘文有「半」字，實測容積3 569.75立方厘米，是半齍之量；河南泌縣出土的平安君鼎，容1800立方厘米，按銘刻容「四分」推算，7200立方厘米。燕、趙、中山、衛、魏東部，都是河北一代種植「黑黍」的新商制區域，按齍（7200）、庾（3600）、轂（1800）、豆（900）、升（300）。《尚書大傳》八家為鄰，九鄰為鋪，正與7200立方厘米相符。明清升是1000立方厘米，明清斗是10000立方厘米，明清二斗四升是24000立方厘米，為一庾。若果是以燕豆為600立方厘米（唐豆也是）計算，則四豆曰區。。。二釜有半謂之庾（24000立方厘米）。清戴震未必沒有搞錯的可能。《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諸子集成本383頁《管子校正》註：鼓（21378立方厘米，約比桶裝水略大，比陝西腰鼓、商洛花鼓都要大），十二斛[轂]（1781.5立方厘米）也（傳世最大的鼓也才十二個桶裝水那麼大，用這種鼓來計算糧食儲備似乎也是可行的，但是估計是戰國時代才有的，總之十二斛的可能性不大）。《廣雅釋器》斛（20000立方厘米），謂之鼓。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粟五千庾，晉杜預注，庾十六斗。則庾與藪同？《考工記陶人》唐賈公彥疏引《小爾雅》：匊（600立方厘米）二升（300立方厘米），二匊為豆（1200立方厘米），豆四升，四豆曰區（4800立方厘米），四區曰釜（19200立方厘米），二釜有半謂之庾（48000立方厘米）。十三經註疏本1076頁《儀禮註疏》卷二十《聘禮》「十（陳）斗（2000）曰（陳）斛（20000），十六（齊）斗（3000）曰籔（48000立方厘米），十藪曰秉（480000），二百四十（陳）斗（2000*240=48000）。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車（720000立方厘米，也就是0.72立方米，重約500公斤，可供30人吃10天，考慮到還有車子100~200公斤和人員100~200公斤的重量，長途行軍能裝的貨物估計也就這麼多），秉（480000）有五藪（48000）」，東漢鄭玄注「藪，二十四斛（2000）也」，說明他關注到了十進位和四進位的區別，但是齊國考古只有300的升，沒有3000的斗。而唐賈公彥對其疏，說是秉加五藪才為二十四斛，則是錯誤的？？？《儀禮》是由山東儒生傳承之書，用的是齊國的兩種升（200立方厘米、300立方厘米），一個是十進位，一個是四進位。一秅約能供給1萬人10天之糧。

《論語》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按唐賈公彥疏16*5=80斛，也就是800斗？）。

可知北宋《太平御覽》卷八三零引《孔叢子》有誤，但也算得通：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匊。匊（2400/2680/800），四升（600/670/200）也。四匊謂之豆（9600/10720/3200），豆四謂之區（38400/42880），區四謂之釜（153600/171520），釜二有半謂之藪（384000/428800）；藪謂之缶（384000/428800），缶謂之鍾（384000/428800），鍾二有半謂之秉（960000/1072000/320000）。秉，十六斛（60000/67000/20000）也。唐一升600立方厘米，宋一升670立方厘米，一斗6700立方厘米，一斛33500立方厘米，一石67000立方厘米。北宋降斛為半、改斛為石，所以16宋石=32宋斛=1072000立方厘米。

在上個世紀 50-60年代，法國史學界有個影響力極大、但在中國很少被介紹的大師級人物（在法國國內的影響完全可以和 Braudel 相比），叫 Ernest Labrousse，他是個社會黨人，被廣泛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1930-40年代，他發表過兩部關於舊制度和大革命時代的價格史巨著，廣泛使用了統計和數量分析方法。後來他擔任索邦的社會經濟史教授，培養過很多學生，如 Pierre Goubert, Francois Furet, Maurice Aguhlon等人。他曾有個抱負，讓每個學生前往某個特定地區搜集經濟數據，以分析近代法國資產階級的崛起和社會結構的演變。

但是，他的學生後來大部分偏離了導師指定的方向。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學生在深入研究後發現，這些資料不能證實最初的一些理論假設；另一方面，Labrousse的方法論受到另一位社會史專家 Roland Mousnier的質疑，後者也在索邦任教。Mousnier 質疑的關鍵是，Labrousse等人使用的概念範疇不適宜於去分析舊制度社會，決定社會結構的不是收入多寡等經濟問題，因此這些統計計量工作的價值被大打折扣。Labrousse 的宏大項目最後陷入死胡同，他的很多學生後來轉向了文化史。

這是20世紀後半期史學發展的一個比較典型案例。

但是，不能否認計量史學取得的成就和影響。Pierre Chaunu 關於16-17世紀大西洋貴金屬貿易的鴻篇巨製是「系列史學」和計量史學留給後來人的寶貴啟示。同樣，Braudel 和 Frank Spooner等人關於16世紀價格史的研究，仍是理解這段歷史不可或缺的背景。計量方法另一個大顯身手的領域應該是人口史，這個課題曾經在法國很熱。同樣地，後來轉向文化史等領域的一些法國學者，他們都受過很好的經濟史和計量史的訓練，比如Francois Furet和Daniel Roche。這可能是當前很多學者缺少的歷練。

計量史學在1980年左右的衰落，可能並不意味著計量方法對歷史學沒有價值，更主要的可能是它還不夠精緻。還有，很多歷史現象當前看來無法計量。因此其適用範圍必定有限。資料的分類、計量的對象、特別是數據的解釋，涉及更為深層的觀念和理解問題，如Labrousse 和 Mousnier之爭。

我個人認為，計量史學在50-60年代法國學界的風行，可能跟馬克思主義思潮、跟結構主義的時代精神有關。但年鑒第一代學者費弗爾和布洛赫，雖然很關注經濟史，但很少進行布羅代爾或拉布魯斯意義上的經濟史研究。

很多人講了計量歷史方法論的好處，我作為歐洲這邊的，不得不黑一發啊。

計量對歷史的貢獻與破壞需要放在更廣的敘述中去看。我們回到1950-60年代，那個時候在歐洲，馬克思歷史方法論被夾在社會史與文化史的大框架下逐漸攻破政治上的壁壘進入大學，與此同時，法國的年鑒學派已經完善了第一代histoire seriale的方法實踐，可以算是計量的本源。但計量這個方法本身，當初在歐洲是被grand history這個典型的年鑒範式所包裹著地，並非獨立的方法，1929年以來直到美國那幫「數學家們做歷史」的高潮期一直如此。

美國與歐洲遙相呼應，在60年代上下見證了早期計量歷史學家們的蠢蠢欲動。

歐洲那一批計量歷史學家，包括Pirenne, Sapori和Braudel，都覺得質性的歷史學家在論證自身的主觀性時沒有充足的認識論基礎，但這轉換到美國的學界陣地時，由於正好碰上二戰之後馬克思歷史觀的衝撞，如何「廣泛地彙報經濟基礎」稱為了社會史的重點——是的，那時候經濟史和社會史不分家——，其實，當「該用計量幹什麼」的思維方式壓過「計量的認識論基礎是什麼」時，這已經為日後計量對歷史的侵蝕埋下了伏筆。

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面擴散，經濟史逐漸成為歷史本科中的黑馬大軍，並且各類研究問題不斷被細化，鐵路經濟史、人口史、小型企業史（這個當年尤其火啊）、軍火史等等新穎的附屬區域層出不窮。細化的特點是專業化，而專業化的表現則是計量。於是，New Economic History在美國誕生了。

悲劇也在這時候開始了，由於econometrics對經濟史的全面佔領，最前沿的研究開始嘗試著使用各種hypothetical model，做各種anti-empiricistic和anti-positivistic的偽歷史（Redlich的原話是「quasi-history」），於是歷史學家們用30-50年的鐵路信息去推寫200年前的鐵路歷史，用模型去連接文革中被批鬥的人數和天氣氣候的關係（我校一個老師的大作，我讀完後真是三觀崩潰），用建模的方法來補足空白的歷史數據（我校Kent Deng去年和我談到這樣一個針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他直接了當：「Does he think really China, in its entirety, is such a perfectly balanced, perfectly closed economic system? If so, he must be crazy.」）於是一個十分滑稽的名詞出現了——estimates成為了guesstimates。當年最瘋狂的時候甚至可以比擬這句順口溜：只要有模型，基本就能行。而當我們翻閱當年的經濟史研究，真。的。是。TMD。看。不。懂。啊。用Heath的原話說就是：「除非你受過計量的專業訓練，不然這些文稿和天書差不多。」

當然，現在情況有所好轉，這大多發生在80年代後半期以降，經濟史學家對重返「文化史」的思考做出了一些回應，但最關鍵的問題，即經濟史的方法論是偽歷史的方法論，這仍然被大多數人所無視。本來計量的引用應該補足歷史學家主觀性的認識論基礎，而現在它本身的認識論基礎早已蕩然無存。所以（尤其是歐洲的）歷史學家們，提到economic history，有時會嘲諷地問一句：what was that。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縱覽歐洲各大高校（甚至美國大多也如此），60年代本來獨樹一幟的「經濟史部門」（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現在若不是合併到歷史部門（歐洲），就是合併到經濟部門（美國），Economic History Review也不僅僅收經濟史的投稿了，而那些仍然以計量為經濟史方法論核心的學者們，在歐洲或被迫或主動地接受了「文化史回潮」的思考，在美國則仍然以歷史學家的名義做著經濟學家的工作。

最後我還是要黑一下我大LSE，仍然保留了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全英國不超過3家了。

最後的最後，想起去年和我校一些Econ History的人交流時，她們提及的60-70年代經濟史學家鄙視鏈：

歐洲經濟史學家：「You Americans can"t think.」

美國經濟史學家：「You Europeans can"t count.」

凡計量，必有假設，有假設則必有攻擊，假設是藝術而非科學。經濟學的結構派和簡約派一直不可調和（有一些討巧的和稀泥的說各有長短，那是一種迴避和遁詞），其爭論放到任何歷史數據上都成立。計量史學最終靠的還是那些工具，所以經濟學的頭痛問題都會傳染過來。這是弊端。

至於優勢，社會科學最終應該是個統一的可以數學刻畫的系統。已有數學和計量工具能否達的到是一個問題，是否承認這個最終目標是另一個問題。只要承認，那麼就可以清晰看到計量史作為未來發展方向的地位。當統一理論建立後，敘述性的作品要麼是被模型出來，要麼是作為模型的anecdotes。

如果看經濟學一百來年的發展，就基本是這麼個套路。即便經濟學現在還遠不能叫科學，但歷史應該會漸漸收斂到這條路上來。純文字敘事不是一種很可靠很有邏輯的表達。

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較naive……為什麼感覺大佬們都只在談「計」的問題，而不說「量」的問題。本科保險，也比較關注計量史學。在我看來，計量史學最大的好處難道不是能夠更連續地解釋歷史嘛？就好像很多答案討論的氣候變化和游牧民族南下的問題。游牧民族南下是因為氣候變冷，但並不意味著只要氣候變冷游牧民族就會南下呀。本渣覺得自然和社會都是連續變化的整體，而定性分析很容易導致分析的結果是離散的。其次，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本身也能一定程度上揭示各解釋變數的權重不是？？當然，本渣還是覺得計量史學只應該作為分析歷史的工具而已，而不是取而代之。

是不是我的回答太過顯然，大佬們都不屑回答啊……

主席又讓我來答我不懂的東西了……好吧懂點史學但不怎麼懂計量，中國古代限定。

量化的研究如果有底層的材料支持，同時作者在統計知識和歷史知識兩方面都有比較好的素養的話，可能還是很不錯的。但對中國古代來說，可供使用的數據太少，晚近的明清時期可能檔案資料多一些，但更早的史料就很難了，缺乏數據而且大多數是經過作者加工的，編纂中的取捨刪汰已經使留存的資料不全面，以及可能存在的有意修改；其次是現有數據的可靠性也成問題，有些數據本來就比較模糊的，比如像斷代工程中利用古代天文曆法進行回溯演算來求準確的時間，用計算機模擬我們確實能夠根據武王伐紂時的天象推出一個比較準確的時間，但有時候也要注意到古人的記載並不準確，比如近代王國維等先生研究朔、望日認為一個月的初一初二初三都有可能是朔日，這就不太可能了，實際上可能還是古人的觀測和曆法不夠精確。統計數據同樣也不是非常準確，基層人工收集的數據逐步匯總，期間的轉抄、計算錯誤可能會很多，最終的數據有多大水分誰也不知道，這就只是有一定參考意義但不能太當真的。比如漢代與明代人口大約六千萬，可以大致有個數目，但像宋代人口一億這個數字，實際上只有記載北宋兩千萬戶，然後估算的時候假設一戶五口，這一億就出來了，然而一戶憑什麼五口，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其次是研究者的知識背景，做量化研究的一般總說文科生不懂數學，但反過來說，懂數學卻沒有一般的歷史常識也是不成的。比如竺可楨先生對中國歷史氣溫變化的研究，已經是非常經典的研究了，但老先生主要採用《古今圖書集成》，並不算特別好的文本，而且在史料的解讀上還存在偏差，所以現在看來老先生的結論中還有一些可商之處。（辛德勇老師前陣發的文章有談到）數學模型現在做到很精細了，但模型的建立合不合理還是個問題，比如上次主席推薦我看陳志武先生研究清代債務的文章，我對高利貸中的經濟原理基本是外行，不過我自己有那麼幾個問題，比如藉助刑部檔案是不是全面，比如說一個農民還不起債被地主打死了，會不會反映在刑部案冊上；一個農民還不起債自殺了，會不會反應到刑部的案冊上；一個農民還不起債逃跑了，會不會反映在刑部案冊上；清代的法律和司法環境是怎麼樣的；對於利用的這批刑部檔案的具體情況，也能提一些問題。總之，這個研究使用的原始材料是否合適，清代司法的歷史語境是什麼，文章中交代太少。這種在史料辨析上的不謹慎，恐怕是研究的缺陷之一。

歷史研究現在越來越注重精細化，量化對於研究的精細毫無疑問是有很大的推動的，揭示出許多傳統方法關注不到的內容。然而一般來說，把歷史納入社會科學範式的研究，有時候總是要捨棄許多細節而適應所謂的一般規律的。這樣一來，有時候難免就會顯得粗糙或者奇怪。比如特別流行的像所謂歷史上寒冷期導致北方民族南下入主中原，本質上還是幾百年前的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翻版，看起來很厲害但實際上不一代靠得住。比如說魏晉至隋唐的寒冷期西晉解體了，但隋唐也是在這期間重新統一的，他們也沒有被突厥打趴下。元明清的寒冷期外族兩次入主，但明代以南統北也持續了二百年，至於一般的民族間互動就更多了。如果游牧民族僅僅在寒冷期為了生存而南下，蒙古人沒必要到處打來打去吧，他們多到整個大陸放不下么。再者，如果說寒冷時期游牧經濟受到打擊而導致他們不得不南下，那為什麼他們在經濟如此受挫（比如牲畜減少）的情況下還能順利的打敗經濟受影響相對沒那麼大的漢人呢。為什麼天冷對游牧民族是一個正buff但對漢人來說就是一個負的buff呢。所以即便氣候的相關性是很強的可以坐實的，那也還需要有大量的論證支持，現在這個結論實在過於粗糙，完全忽視人主觀的適應能力（單就游牧民族來說他的適應能力不至於天一冷就要跑到熱帶去吧）。況且，中國歷史上氣候變遷的具體情況，也尚有很多爭議的。（這個事情辛老師也說了不少）

總之，歷史研究是不好忽視具體語境的，再者，量化研究在材料和方法上的擴展，早已在相當程度上融入到現在的歷史研究中，基本成為一項重要工具，其適用範圍和有效性也已經被警覺。有時候偶爾看到對於量化的意識形態的鼓吹，這似乎也可不必吧。最近幾年鄧小南老師帶著宋史的老師和學長關注政治中的信息傳遞，可以說是把傳統研究到更細的地步，書馬上要出了，其中也許會有一些量化分析吧。

暫時就這樣了吧，其實沒有正面回答問題，所說的大概也不完全有關計量史學，讀者自行擇取好了…… @通吃島島主來驗收。

這要怎麼看。從目前我們掌握的數據和推理來說，歷史確實是偶然性的，這是現實的結果。但從另一方面說，一切都是有規律的，是無數規則交互的結果，是邏輯的必然，只是你還不具備那種發現和能力。比如你在20度到90度水水中無法理解水蒸氣，人類的知識發展就說明了，也就是說並不等於你到不了100度發現水蒸氣，而這種發現我們只有邏輯的方法。所以你可以說現在不能用邏輯的方法寫出優美的詩詞（也許能了），但不能說邏輯不能實現。注意是邏輯自身而不是指現在運用邏輯可使用的前提知識，在邏輯的指引下知識不斷疊加突破。

倖存者偏差。能有數據傳下來的都是鳳毛麟角。而且是極偶然的情況記錄的非常偏頗的信息。

以上說的都很到位,我不請自來補充兩句，為什麼國內特別喜歡管文科叫人文學科而非科學呢？為什麼二十世紀歷史學研究走出蘭克學派出現了各種跨學科歷史研究呢？乍一看對歷史哲學有研究的會知道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矛盾的。因為20世紀科學大爆炸後很多歷史學家想用科學來解釋歷史現象和發現歷史規律。很多科學家又想用歷史來驗證或發現新的歷史問題，不管是環境史學，醫學史還是你所說的計量史學本身都是有這些想法。但是關鍵問題在於歷史學正因為他範圍太大了，他要研究的問題又太多如果用所謂計量的方法來研究那必定要依靠所謂的大數據來看，可是後人會發現計量的大數據所反應的問題很可能會使人誤入歧途。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研究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從1800到1900通過大量數據得知全英工人的工資翻了好一翻，從原先一個月30公斤白麵包變成了60公斤但是英國工人實際的生活水平也比一百年前好一倍么。按照數據來說是的，但實際可能更糟。這是因為歷史研究需要考慮的方向太多了。單純線性得考慮這些問題，通過所謂的大數據得到的可能是恰恰相反的結論。實際上計量史學的衰落正是如此。但是計量史學所帶來的歷史史料挖掘為後來的歷史研究者挖出了一大筆寶藏。其重要性不能被忽視

簡答一下：

計量史學有好處，有壞處。

好處是可見的，他提供了研究歷史的一個方法，換言之，他為需要數據的歷史論證的研究提供極大地幫助。另外也不可否認，量化歷史的確是一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在一些問題上，的確能夠給予傳統歷史研究法以幫助。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計量史學的一個問題是：弱化了史料的不可感性。這也是現在要發展計量史學最需要注意的問題。

歷史和物理或者化學等自然科學的最大不同在於，物理和化學的數據是可感的，是可計算的，可檢驗的，甚至是可實踐的；而與歷史的相關的數據產生，有太多複雜的因素，它無法重新提供實驗環境，也無法告訴你計算規律，這就是史料的不可感性。

錢穆先生說，須要對歷史有一種溫情和敬意。歷史畢竟是由複雜的人在他當時所在的歷史環境下所進行思想活動來構織的，雖然我個人也很贊同，須要有一種冷眼的態度來對待歷史，不能任由心中的溫情和敬意流動。但是，顯然，計量史學在這個問題上則過於「冷眼」了。歷史究其面目是人，量化人，顯然，僅就個人觀點，就是在削弱人的不可感，這樣去分析人，至少在他的思想那裡，是不會成立的。

計量史學另外一個問題是：過分強調了數據存在。量化歷史，我們看到了一份份數據，看到一張張表格，這對人，尤其是對於善於分析數據的理科生來說，簡直太好了。但是，在實際研究中，產生數據結果，在歷史發展中是果。產生這種果的因是什麼？在人文學科語境下，卻無法靠這些數據傳達。

實際上，運用計量史學的邏輯錯誤常常是這個：

（C為歷史事件結果，B為歷史事件發展中的原因之一，A為歷史發展中的原因之一，Z為歷史發展中的原因之一。D為歷史事件發生之後的影響。）

D→C=A+B

（根據歷史事件發生之後的影響（這裡表現為計量史學得到的數據），推導出歷史事件結果，並獲得其中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

但實際上講，

歷史事件發生之後的影響D和歷史事件結果C的關係應該是必要不充分條件，而C=A+B的等式只能假設研究過程中已經考慮到了隱藏在A、B之後的原因Z才能成立。

因此，從這裡看，計量史學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注意數據不是歷史。

數據固然存在，然而他不是真理，自然科學可以用一個數據推到另一個數據，並且能夠確保正確性（假如他沒計算錯誤的話，笑）；然而人文科學不是這樣，過分相信數據，只能夠讓人迷失。

正如我有位朋友說的那樣：

經濟學最講究數據，最講究數學論證，但是經濟學出現失真的幾率也比其他人文學科要大

如果計量史學不能避免上述兩個問題，它所帶來的謬誤或許更會大於它對於歷史研究的功績。

嗯，希望，最後是我希望錯了。

以上。

搬運個吳承明的看法吧，個人是比較認同的：

問：統計分析與計量分析有什麼差異？
答：統計分析是從統計資料中作出指數、權數、增長率、速率等變動的量。非常有用。凡能作變動分析的都要作。計量分析通常指建立模型，從方程中推導出來未知的量或率。但最常用的是回歸方程和相關分析，實際仍屬統計學。我以為模型法只適於單項研究，因為歷史不是按模型發展的。計量分析最好是用於檢驗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要用方程創造新的理論。

解決不了歷史解釋時的盲人摸象問題（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忘了）。這是我院一次耶魯大學計量史學教授講座時得到其確認的。就是這個人：

歷史是不能量化的。情感，意識，思想不是數據，不是邏輯。同樣邏輯，數據也不是思想，意識，情感。程序也不可能寫的像優美的散文那樣自由多彩。計量史學用數字來精確結果。但是歷史史實，歷史事件本身的出現帶有隨機，不可預測的特點。帶有很強烈的模糊性。人類的歷史本身並不是公式或者邏輯的必然。並不是按照一定規則出現的結果。不確定性是史學的本質。歷史本身沒有必然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