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中被派外歐洲戰場的中國勞工在戰爭結束後有多少人滯留在了歐洲,這些人後來的經歷如何?
忽然發現這一批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較早接觸過歐洲的,但各種近代史資料都很少提起他們,有沒有關於他們的歷史資料?他們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什麼樣子的?其實這樣的題材拍成電影也不錯。
在法國Noyelles-sur-Mer這個地方有一個歐洲最大的中國人的公墓,裡面安葬的是一戰的時候的850名華工。相關的報道,裡面也採訪了上面說的徐國琦教授,網址:http://www.dw.de/%E4%B8%80%E6%88%98%E6%9C%9F%E9%97%B4%E6%B3%95%E5%9B%BD%E5%A2%83%E5%86%85%E7%9A%84%E4%B8%AD%E5%9B%BD%E5%8A%B3%E5%B7%A5/a-17576073 (可能需翻牆)網上找到的一些照片,每一座墓碑都向東方遙望: 有一些倖存下來的人選擇長途跋涉回到了中國。有些就留在了法國,朱桂生或許是裡面最有名的一個,老人參加了兩次大戰,2002年106歲去世。
湊巧手邊有本13年在英法舉辦一戰華工紀念活動的宣傳冊 寫得很詳細:
港大歷史系教授徐國琦對此研究頗有造詣,在他的幾部著作中有較為詳細的描述。《中國與大戰》(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2011英文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2013中文版);《一戰中的華工》(更喜歡《西方戰線的陌生客:一戰與華工》這個譯名)(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Great War)(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英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2014);《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在法華工》(北京: 五洲傳播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及法文版)。
搬運內容如下:
「一戰」期間,儘管中國已經對德宣戰,但沒有派遣一兵一卒、一槍一械前往歐洲戰場;而另一方面,有超過14萬的中國勞工以非戰鬥人員的身份出現在法國。值此戰火紛飛的年代,這些來自中國的勞工在異國戰場上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生命,而這也為後來中國成為戰勝國增加了些許籌碼。「一戰」百年之後,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再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從某種程度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就是「歐戰」。激戰數年後,歐洲各主要大國都盡顯 疲態,陷入了兵員銳減、勞力奇缺的窘境。為此,協約國集團的英法兩國將目光投向了遙遠而貧窮的中國,他們企圖借用這個遠東大國充足而 廉價的勞動力來從事各種戰爭後勤工作,以便讓更多的本國青壯年走上戰場,奪取戰爭的最後勝利。收到這一信息後,當時的北洋政府也是左右為難,擔心不參戰的話,將來和會上無一席之地;參而不戰的話,勢必又受到協約國集團的責難。幾經思慮後,「交通系」首領、原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制定了一個妙計,那就是「明示中立、暗示參加」,途徑是「以工代兵,赴歐參戰」。這樣的話,如協約國戰勝,則功在北洋政府;如協約國戰敗,則罪在商人。
在此方針指導下,中國外交部和法國政府於1916年5月創建了一個名為「勞工海外輸出公司」(即惠民公司)的招聘機構,其中法方招工團由其軍方指定的退役少校陶履德負責,中國方面則以梁士詒、葉恭綽為正副首領,對外以交通銀行經理梁汝成為全權總代表。 隨後,一場大規模的勞工招募運動在中國大地上悄然拉開。據事後統計,從1916年8月到1918年11月,中國共派出超過14萬人的勞工前往歐洲,其中英方管理下的中國勞工約10萬人,法方管理下的約4萬人(除此外,俄國也招募了約5萬華工)。這些華工,主要來自北方(尤以山東人為主),此外也有來自湖北、江蘇、湖南、安徽、上海甚至香港的。 由於報名人數眾多,外方對華工的選拔非常嚴格,凡患有肺結核、眼病、性病及牙病等疾病的申請者均被拒絕。之後,被選中的華工與英法當局簽訂一份3年到5年的合同,合同註明大致的工作範圍及報酬(勞工領一半,另一半發給國內家人)。就待遇而言,赴歐勞工比晚清時前往美洲修建鐵路而飽受壓榨的同胞似乎要好得多,他們在上船前,先要經過消毒洗澡,之後發放統一制服,其中包括印有編號的外衣、褲子、腰帶及內衣、草帽及鞋襪等。此外,每人還發放一個裝有毛毯、鋪蓋、水杯和鐵飯碗的工具包,一切都是標準化的。 離開中國前,入選的華工被集中在威海等地進行簡單的軍事訓練,等待海輪來接。由於當時地中海受到德國潛水艇的威脅,首批華工約800人從青島出發,乘坐法輪從好望角繞道前往歐洲,其間歷時三個月才到達法國馬賽。之後,鑒於德國「無限制潛水艇戰」範圍的不斷擴大,赴歐路線改為經太平洋到加拿大溫哥華,之後乘火車穿越北美大陸,再橫渡大西洋前往英國,最後轉往法國。在戰爭的陰影下,華工們在離開祖國那一刻起即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他們的運輸船在接近英法作戰海域後,隨時都可能受到水雷或德國潛水艇的威脅。其間,德國潛艇在1917年2月24日擊中其中一艘郵輪,船上543名華工全部葬身大海。 無名者:歐洲戰場上的「工蟻」 當第一批中國勞工抵達法國馬賽港時,法國某報紙即在其頭版新聞上興奮地描述道:「這些華工是通過仔細挑選招來法國的。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的北方。他們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們國家的氣候。另外,醫療體檢報告結果認為絕大部分的華工身體健壯,這對我們國家繼續在那兒招工是一個好消息。」 按事前的合同約定,中國勞工是「以工代兵」,並不參戰,但執行過程中卻並非如此。最初,法方管理的中國勞工多被安排到軍工企業或其他重要工業企業如施奈德公司、雷諾公司等,有些則在港口服務。 但是,在中國對德宣戰後,英法當局對中國勞工的工作安排陡然生變,他們幾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線。從挖戰壕到修工事、從野戰救護到掘埋屍體、從築路架橋到解運糧草彈藥,華工從事的都是最艱苦繁重的工作。據中國勞工第十三營的隨行翻譯張邦永回憶,他們被英軍派往法國東北邊的阿拉斯挖戰壕時,事實上已在敵人的步槍射程之內,有些地方與敵方戰壕的距離不過50米;直到中國勞工挖好戰壕後,英國兵才進入陣地,換言之,勞工們被頂在了最前線。 英國記者韋克菲爾德就說:「每一位華工都是頂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難忍之苦,工作風雨無阻、冷熱不懼。他們善於學習,對英國遠征軍的各種工作需求,都能應付自如。」英國陸軍部也在一份報告中說:「中國勞工是所有外國勞工中最優秀的……大多數勞工都能熟練地工作或說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們一直都在鐵路、兵工廠和坦克車間高效率地工作。」但是,也有一些歐洲人帶著種族主義的優越感看待中國勞工,他們甚至輕蔑地表示:「當黑鬼、中國佬不工作時應被監管起來,在他們被合理使用時就不會引起什麼麻煩。他們花樣很多,但是既不會知足也不會犯下暴力的罪行。他們很順從、很聽話。」
遣散:或死或歸或留的中國勞工 經歷了兩年甚至更長的戰火洗禮後,「一戰」終於在1918年底宣告結束。據統計,英方監管下的中國勞工在停戰時約96000人,其中8萬人仍在繼續工作,從事填平壕溝及破損的路面,或將先前運到前線的大量物資重新裝船運回英國等工作。這些勞工,大多待到1920年左右才被遣送回國。而在法國方面,中國勞工直到1922年才得以回國。回國前,一些勞工獲得了英方頒發的「一戰勝利紀念章」。 1919年9月,首批中國勞工在完成任務後開始啟程回國,他們仍舊按照來時的路線返回,即先乘海輪到達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之後坐火車橫穿美洲大陸前往溫哥華,最後橫渡太平洋歸國。遺憾的是,由於戰後國際匯率的急劇變化(尤其是法郎的貶值),加上勞工們的薪水被大量地匯入中國興業銀行,而後者在戰後因資不抵債而導致很多勞工未能將薪水取回。如此,經過數年的磨難後,很多倖存的中國勞工在經濟上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當然,能夠安全回國的勞工還是幸運的,畢竟他們活著回到了故鄉。與他們一起同赴歐洲的勞工中,大約有一萬人死在了這場他們也許從來沒有理解過的戰爭中。在英國加來省的胡明岡和波特爾、法國濱海的努瓦耶爾,英法當局都修建了葬有大量華人勞工的公墓,每年的「一戰」紀念日,當地的中英、中法友好協會都會去祭奠那些永遠長眠於異國的同胞。 除此外,還有數千華工留在了戰後勞動力嚴重匱乏的法國,一些人與當地女子結婚甚至又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除了向歐洲運送勞工,還有一批去了俄羅斯
在一戰中傷亡巨大的俄羅斯帝國,從中國輸入了大批勞工。十月革命引發了殘酷的俄國內戰。內戰爆發不久的1917年11月25日,由阿拉巴耶夫斯克,納傑什烏金,彼爾姆等地華工組成的「中國團」誕生了。全團兩千多人。任輔臣任團長。
在烏里揚諾夫戰役中,中國團偵察員巧妙破壞了敵人的大炮和渡輪。從烏里揚諾夫前線返回彼得堡的捷爾任斯基(契卡主席)見到列寧,第一句話就是:「上次是孫富元中國營在喀山斯卡亞一戰成名,這次又是任輔臣團臨危救難。我現在最缺少的就是中國人那樣的戰士。」
列寧立即簽發了從中國團抽調一百名戰士,充實到契卡(克格勃前身)工作的命令。中國團攻佔庫什瓦城後,捷爾任斯基代表俄共中央,向在東方戰線百餘次戰鬥中屢建奇功的中國團,授予紅鷹團團旗,並為紅鷹團補充了一批華僑和勞工。就像捷爾任斯基所說的:「……中國團曾兩次奪取彼爾姆城,血戰阿拉塔伊,後又多次將敵軍擊潰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帶。光你們繳獲的機槍就可以裝備一個師了。」
1917年11月,在攻佔托博爾河鐵路大橋一役中威名遠揚的紅鷹團(次役犧牲桑來朝營長等五百多人,超過了犧牲四百多人的葉洛沃村一戰),被緊急調往新圖林斯克保衛南烏拉爾鐵路樞紐大維亞車站。
11月30日,著名的韋爾霍圖爾戰役(也有史料稱為諾伏—屠林戰役,此役紅鷹團僅倖存62人)爆發了。第17彼得格勒團、中國團等部隊在維亞車站陷入敵軍重圍。進攻的哥薩克是全俄九支哥薩克軍中最剽悍的一支,他們喜歡血酒和套馬索(用來將俘虜在馬後拖死)。從牙縫裡吐字。鞭子塗著柏油。手臂上青筋暴露。傳統的「沙什卡」直刃馬刀浮在半空。但這一次,當他們知道對手是紅鷹團時,便都謹慎地下馬卧倒,推著凍硬的屍體一點一點往前拱,手指上拴著繩索,將武器拖在身邊爬行。
一個名叫阿霍特尼科夫的富農份子,秘告白匪中國團正在一列保暖列車上休整。他帶領白匪從中國團不曾預料的一條沼澤小路包抄過來。白軍擊潰警戒部隊後包圍了列車,集中了幾十挺機槍進行橫掃,車廂壁很快就被子彈打得爛木橫飛,血屑四濺,窟窿豁子冒煙起火。
許多驚跳而起的年輕身軀,被打得像風中枯葉抖個不停。車廂里積屍累累。飛落的彈頭在車廂地板上竟滑得打旋。車窗上的擋風布都能擰出血來。負傷的任輔臣被敵人用刺刀挑死在列車通過台上……
紅鷹團覆沒的噩耗傳到紅軍總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扼腕長嘆。一向處變不驚的捷爾任斯基拿著電話筒獃獃地佇立在寫字檯前。沒人敢把這個消息報告給列寧同志……
許多年以後,一個俄國工人聽說了紅鷹團的故事後感動得熱淚盈眶,將其寫成小說《站鍾》(據說因為文字功底及中蘇關係等原因最終未能出版)。同樣因為60年代中蘇關係的原因,在彼爾姆,高加索等地的中國戰士的紀念碑被搗毀。
唯一倖存的是位於卡馬河畔中國國際營的紀念碑,當地民眾制止了搗毀的行為——原因很簡單:為了掩護民眾和游擊隊撤退,中國國際營(又稱別爾米中國支隊)全體陣亡,政委郭旺琴受傷被俘後堅貞不屈,被敵人掏出心臟釘在門板上,並殘酷地碎屍。
有網友曾說:他們不過是替老毛子當炮灰而已,又不是為自己的國家而死。錯,自始至終:任輔臣等人都是胸懷祖國的民族主義者。任輔臣,張福榮等人曾對部下說:列寧答應廢除與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就沖這一點我們也應該站在列寧的旗幟下,先幫助列寧的黨勝利,再要求列寧幫助組建盡量多的中國部隊,進軍新疆,建立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民主革命政權。
摘自山東農業大學公眾號校史連載從華工到博士王學書教授的傳奇人生 在這個世界上,無論怎樣難辦的事情,只要專心致志地努力去做,任何事情都能辦得到,求學之事,也無例外。——摘自王學書《我的一生簡歷》
1917年5月,一艘開往法國的破舊輪船緩緩駛離青島港,來自山東壽光的32歲的王學書站在船頭,遙望漸漸模糊的碼頭,心中一陣凄涼。他的家中有年邁的父母和兩個未出嫁的妹妹,他這一去不知什麼時間才能回來,本來就一貧如洗的家,沒有了他這個勞動力,一家人該怎樣活下去。想到這裡,這個樸實的漢子不禁流下眼淚。王學書正在想著心事,忽聽一聲怒喝「誰叫你站在這裡的,快滾回艙里去」,接著,兇惡的法國人狠狠抽了他一鞭子。王學書忍著疼趕緊下到底艙。逼仄的船艙里橫七豎八地躺著幾百號人,難聞的汗臭和暈船人嘔吐的酸臭,瀰漫著整個船艙,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里每天都有人病倒死去,法國人找塊破麻袋把半死的人一裝,丟往海里了事。
就這樣,運送華工的船在海上漂泊了一個多月,終於到了法國馬賽港。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戰事正緊,法國作為主戰國,人力幾乎消耗殆盡,華工們一上岸便被送往戰場,每天冒著槍林彈雨修鐵路,挖戰壕,搶運傷員。因此,戰場上死傷的不僅僅是法國士兵,據戰後統計,一戰期間,在法的華工約有15萬人,而死於戰場的就多達1萬餘人。一天,王學書正從前線搶運傷員,一塊彈皮飛來,把他的後腳跟削去了一大塊,血流如注。好在王學書到法國的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1919年12月,法國政府遣送華工,少數華工不願回國,從遣返費中拿出1千法郎給中國駐法使館,辦理自願留法證明,留在法國,王學書就是其中之一。戰後的法國正缺人力,很容易找到工作,王學書先後在化工廠、製藥廠、造絲廠等幾家工廠辛勤工作了5年,積攢了1萬法郎,他把這五年來掙得的血汗錢分作兩半,一半寄回家去,奉養父母,而如何使用另一半,他有自己的主意。
王學書家裡雖窮,但不識字的父親即知道讀書的重要。王學書8歲時被父親送進本村的私塾讀書,在這裡,王學書不僅學會了識字,更重要的是使這個貧苦的農村孩子學到了做人的道理,拓寬了眼界,脫離了愚昧。正當王學書發憤讀書的時候,爺爺、奶奶相繼病故,為了安葬老人,一貧如洗的王家只好忍痛賣地,剩下的二畝薄地根本養活不了這個五口之家,無可奈何的父親只好去闖關東,16歲的王學書成了家裡唯一的勞動力。王學書認準了只有讀書才有出路,不能上學了,就堅持自學。農田勞作艱辛倍償,但他始終不忘讀書,吃飯時,一手端飯碗,一手翻書本;晚上睡覺時,昏黃的油燈下,他每每讀書到深夜,就連下地幹活他也不忘帶上書本,在地頭休息時,翻上幾頁書成了他的最大精神享受,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他這個讀書迷。
王學書是個不怕吃苦意志堅定的人,現在他雖然已是37歲了,但強烈的求知慾驅使他重新燃起求學讀書的希望。在法國打工的這幾年經歷,使他眼界大開,他看到戰後的法國雖然破敗貧窮,但卻不落後,先進的機器,現代化的工廠,迅速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他下決心要在法國學一種本領,將來回到國內好為救國救民效力。學一種什麼本領呢?王學書在農村生活了三十多年,幹了十多年農活,對農村的落後和農民的貧困有著深切的體會和感受,中國農村那種原始的生產工具和落後的生產方式,使農民一年到頭累死累活地干,還是改變不了貧窮困苦的命運,他決定學好農業科學知識,幫助家鄉的農民兄弟擺脫這種悲慘的生活狀態。
他報考的第一所學校是維也納省立農業學校。這是一所半工半讀學校,每年用一半的時間在課堂學習,另一半則是到學校附設農場做工。王學書認為,這所學校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對實踐具有很強的指導作用,使學生理論學得深透,掌握得牢固。他在這所學校學習了兩年時間,為他日後的進一步學習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專業基礎。王學書畢業時的各門成績平均90分,名列學校最優等,受到校長的稱讚,並獲得法國農業部頒發的文憑。之後,王學書又先後在蒙白里農業大學高等蠶桑科和報納農業專門學校學習,分別獲得法國農業部頒發的文憑和這兩所學校的獎勵。
如果說在求學前王學書對讀書只是出於一種興趣和愛好,那麼,當他確立了讀書報國的志向後,讀書就成了他的一種責任和動力。因此,他不滿足已取得的成績,1930年,已是43歲的王學書以驚人的毅力報考了囊西大學農學院。1932年7月,學校舉行畢業考試,農學院的課程共有40門,全部都要考試。法國教育的畢業考試是極其嚴格的,與王學書同班的五名中國同學都是國內大學畢業,而經過考試,只有王學書一人順利畢業,獲得法國教育部頒發的農學碩士文憑。
之後,王學書顧不得喘息,緊接著又到囊西大學理學院研究部作博士論文,論文的題目是「世界亞麻之分類與分布及其解剖之比較」。三年後,王學書的論文完成,經過囊西大學校長、理學院院長和導師的審閱,認為該論文材料豐富,價值頗高。同時,該論文得到理學院諸位教授的好評並同意在囊西大學公開發表。論文發表後,法國教育部為王學書頒發了理學博士文憑,這一年王學書是49歲,他用遠大的志向和堅強的毅力,書寫了自己從華工到博士的傳奇人生。
1936年春,王學書回到祖國。回國後,他先後任職於國立西北農學院教授兼園藝系主任;甘肅農業改進所技正兼園藝組主任;四川金堂銘賢農工學院教授兼化學工程系主任;山東省農林處一級技正等。1947年9月,山東省立農學院成立,王學書任教授兼園藝系主任。著有《果樹繁殖法》、《蘋果栽培學》等。王學書教授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於1967年去世。
摘
祖上曾經是一戰勞工,但是村裡去了五六個都活著回來了。據說還是賺了錢的。然後,做生意種地啥的,終於混成了地主。再後來,再後來就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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