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男輕女的現象與生產力或經濟的發達程度有沒有明顯的關係？

01-02

關係當然有。不過更重要的不是生產力的絕對發達程度，而是男女的相對邊際產出/收入。如果女性相對男性邊際產出/收入提高，那女性地位就會提高。

介紹兩篇相關的研究。

第一篇是Nancy Qian大名鼎鼎的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先是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繼而放開了經濟作物的收購和定價，這一系列做法，和承包制一起提高了農業的總產出和農民的收入。

其結果，如下圖所示，Cat 1是糧食作物，Tea和Orchard分別是兩種主要的經濟作物：茶葉和水果。改革之後，經濟作物的產量和價格大幅度上升，農民來自經濟作物的收入也大幅度上升。

各地的政策是類似的，不過，同樣的政策，在不同地區，對不同性別勞動者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由於氣候、土壤等自然稟賦和文化上的差異，中國各地主要種植的經濟作物種類是有差異的。有些地方更多種植茶樹，而另一些地方則偏向於果樹。而同樣因為各種原因，不同性別的勞動者在種植這兩種經濟作物上是各有所長的。通常來說，女性在茶葉生產上更有優勢，而男性則更擅長果樹種植。

其結果，就是在改革之後，那些更多種植茶樹的地區，女性的邊際產出提高了。

上面這張圖，是各地區新生嬰兒中男性所佔比率。我們知道，因為重男輕女的原因，中國出生性別比很高。因而這個比率可以衡量各地區重男輕女的嚴重程度。

而這張圖給我們的信息是，雖然各地新生嬰兒中男性所佔比率都在上升，但那些有種植茶樹，因而在改革後女性相對邊際產出上升的地區，其新生嬰兒中男性所佔比率要顯著低於不種植茶樹的地區。

這張圖看得更明顯，在改革之後，種植茶葉的地區新生嬰兒中男性所佔比率會更低，而種植果樹的地區則剛好相反。

不僅如此，上面這張圖顯示的是種茶葉還是種果樹對女童入學率的影響。在改革之後，種茶葉地區女童入學率更高，種果樹地區則剛好相反。

所以女性相對邊際產出的提高對改善重男輕女惡習是有好處的。進一步地，如果我們認為隨著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邊際產出差異會越來越小乃至消失，那生產力發展就能減少重男輕女現象。

當然，經濟因素至少在短期中無法徹底消除這一陋習，它背後是有文化因素的。

不過說到底，這文化是哪裡來的呢？另一篇研究給出了個有趣的解釋。Hansen等人2015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上發表了一篇名為Modern Gender Roles 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the Neolithic Inheritance的文章。

這篇文章發現，那些具有更悠久農業傳統的民族，它們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更低。這點不難理解，擁有更悠久農業傳統的民族在前工業革命時代的農業生產率可能更高，因而有更高的出生率，而後者會要求女性更多待在家庭中。此外，更發達的農業，尤其是糧食種植本身也會形成性別分工，使得家庭外的田間勞作更多由男性完成。這兩個解釋都可以說是經濟因素，或者說生產力的影響。

更有趣的是，這樣的關係不僅在跨國研究中成立，即使把研究對象限制在美國，作者也發現，那些來自具有更悠久農業傳統民族的移民，其女性勞動參與率更低。換言之，這種差異不可能是來自當前的環境因素，只能來自固化在文化中的過去因素。

這個結果一方面說明了文化因素的頑固，但另一方面，它也在說即使是文化，說到底也不過是過去的經濟因素的固化。既然如此，當文化背後的經濟基礎消失，它的改變也不過就是個時間問題。

參考文獻：

1. Qian,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 Hansen, Jensen and Skovsgaard, 2015, Modern Gender Roles 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the Neolithic Inherit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針對題目，我認為沒有很明顯關係

以下內容來自微博@缺德社，我覺得說的很有道理。

「重男輕女是中國農村版的軍備競賽，農民喜歡多生兒子，不完全是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影響，也有怕男丁少了，將來會在村裡受欺負的因素。兒子多，才能打得過、立得住腳。農村的法制環境，其實是很惡劣的。你不害人，人就以為你軟弱，就要害你。老實人平白無故挨頓打，豬、雞、兔子被毒死，宅基地、農地邊界被人侵佔，這些事警察都不管。這些細碎的事，決定了各家在村裡的地位。小事上受欺負，說明你窩囊，馬上就有人在大事上往死里擠兌你。男丁稀少，就事事被人欺，越受欺負越被人瞧不起，越被人瞧不起越有人欺負你，惡性循環。」

在農村這種相對封閉，法治很難滲透到的地方，對於一些不大不小的日常糾紛，誰家有兒子，誰家兒子多往往能夠佔據優勢。即使整個村子的生產力發展的很高了，誰家兒子多仍然是像國家核威懾一樣的必不可少，所以重男輕女情況並不會好轉。

【另一面】中國女嬰高死亡率其來有自

2015-08-3113828人參與討論

中國女嬰從公社時代到計生時代，生存機會一直惡化。

作者：

【另一面】中國女嬰高死亡率其來有自

60秒讀懂專題：「大鍋飯年代中國人不殺女嬰」是胡說：1959至1961年公社初建成時的饑荒年代中，河南與雲南的女嬰死亡率遠高於男嬰。公社時期的中國農村，兒女雙全的父母再生育的女嬰，其死亡率要比男嬰高50%。在實施計生前的1960年代與1970年代，中國仍有近2%的「本應出生的」女性沒有出生，在人口結構中「消失」。而在中國經濟改善、醫療與營養條件轉好的同時，計劃生育居然能使中國的嬰兒死亡性別比例出現顯著惡化。

導語：近日有媒體發文，稱「公社時期家庭不需要兒子，沒有動力去殺死或遺棄女嬰」、「『1.5胎』地區男女比例失調程度劣於『1胎』地區，說明性別失調原因不在生育政策」。這些結論，和全世界的人口學研究與記載都不符合。

自1930年代後，中國高於正常期望的「超額女嬰死亡率」便一直下降，但實行計劃生育後這一指數一反四十年來持續降幅，出現陡升，從1970年代後的10%，上升到1995年的60%

普世的人口學定論是：在無包括特定性別偏好在內的等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正常期望男嬰死亡率應較女嬰死亡率多出大約20%，正常期望女嬰死亡率是同年齡男嬰死亡率乘以0.833。在此基準上觀測到的女嬰死亡率水平高於期望水平的百分比，可以測量出「超額女嬰死亡率」。按學者王豐與安德魯·梅森在論文《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人口因素》中的考證，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超額女嬰死亡率」便一直在下降，但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後這一指數卻又重顯持續上升趨勢並增長，1970年代後期僅為10%，1995年已上升到60%。如果將《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人口因素》所附的「中國性別比率和超額女嬰死亡率趨勢圖」與《當代中國計劃生育史研究》等編年紀事著述相對照，可以發現每當計生政策被強調和制度化的關鍵年份，中國的「超額女嬰死亡率」就會出現跳躍式上升。

中國在1950年後嬰兒絕對死亡率持續下降，但1950—1975年嬰兒死亡性別比一直未改善、1975年後嬰兒死亡性別比陡然惡化，說明1974-1975年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顯著改變了民眾的生育選擇

關於生育意願和新生兒性別比例失衡原因的指標，「嬰兒死亡性別比」比「新生兒男女比例」要顯著得多，用白話來說，「生下來然後死去的嬰兒的男女比率」，比「生下來的嬰兒的男女比率」要更能說明普羅大眾的生育意願與選擇。按人口學者王豐的考證，1955年以來普世的人口學結論是：如果沒有包括特定性別偏好在內的等等人為干預，女嬰的生存幾率在生物學上要高於男嬰。所以一旦某地區的嬰兒絕對死亡率持續下降，但女嬰死亡比例卻高於男嬰，當地民眾肯定有著殺嬰等「積極主動」的生育選擇，或對女嬰有營養、醫療上的歧視待遇的「消極」選擇。而按學者張二力2005年的論文《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幼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影響》的結論，50多年來，儘管中國的嬰兒死亡率不斷改善，但死亡率性別比卻不斷惡化。1950年後中國女嬰的絕對死亡率持續從14%下降到2%，但「嬰兒死亡性別比例」從1950年到1975年沒有顯著改善、從1975年到1995年的20年間陡然惡化：將比例圖表翻譯成白話，是從1975年的「每死一個男嬰就死0.8個女嬰」，到1995年的「每死一個男嬰就死1.2-1.4個女嬰」。

學者從中國最近三十年三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發現「計劃生育毋庸置疑地加劇了女嬰相對男嬰生存機會的惡化」：1981年只有四省女嬰死亡率偏高，2000年只有四省不偏高

按學者王豐所言，1982年時，中國女嬰死亡率低於男嬰，這與大多數國家是相仿的，但到1990和2000年情況顛倒了過來。1981年、1989年、2000年中國進行了三次全國規模的詳實人口普查，學者曹萌、雷鵬、吳擢春2013年的論文《中國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地域差異》基於這三次普查的數據進行了研究。同樣發現在1981年時僅有浙江、江蘇、河南和安徽4個省區女嬰死亡率偏高，最糟糕的省份為安徽：男嬰死亡率2.841%、女嬰死亡率3.264%。到了1989年，已有19個省區女嬰死亡率高於正常預期，情況最糟糕的是山東：男嬰死亡率是1.738%，女嬰死亡率是2.267%。而在2000年僅有黑龍江、西藏、寧夏和新疆4個省區的嬰兒死亡率性別比處於正常範圍，狀況最惡劣的是江西：男嬰死亡率是3.136%，女嬰死亡率是7.850%，也就是說在2000年的江西，每死一個男嬰就會死2個多女嬰，遠遠惡劣於普世標準。《中國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地域差異》的結論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計劃生育政策毋庸置疑地加劇了女嬰相對男嬰生存機會的惡化，即是計劃生育政策強化了中國人的男嬰偏好，對女童的醫療、營養等保護性措施比男嬰差而導致了較高的女嬰死亡率，造成嬰兒死亡率性別比失衡在社會經濟狀況大為改善、醫療條件轉好時同時出現。

「公社時期家庭不殺女嬰」不符合事實：根據學者李若建的論文數據，1959至1961年公社初建成時的饑荒年代中，災情最慘烈的河南與災情普通的雲南女嬰死亡率遠高於男嬰

「公社時期的家庭沒有動力去殺死或遺棄女嬰」，並不符合事實。人口普查一般是這種數據的最可靠來源。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頭兩次人口普查的時間是1954年與1963年，正好避開了1959至1961年公社體制初建成時的饑荒三年，但饑荒年間的男女嬰兒死亡資料並非完全沒有。學者李若建2001年的論文《困難時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中就給出了饑荒時期災情普通的雲南省、與災情最慘烈的河南省的嬰兒死亡性別分布。雲南省1960年「死亡人口年齡分布」中，全部「0歲新生兒」組中男嬰占男性死亡人口比例是9.0%、女嬰占女性死亡人口的9.4%，其中農村部分是男嬰佔9.1%、女嬰10.8%；全部「1-4歲幼兒」組中男童占男性死亡人口比例是16.2%、女童占女性死亡人口的18.8%，其中農村部分是男童佔16.8%、女童18.6%。河南省1960年「死亡人口年齡分布與推算的分年齡死亡率」中，「0歲新生兒」組中男嬰占男性死亡人口比例是6.1%、女嬰占女性死亡人口的9.0%；男嬰死亡率是26.72%，女嬰死亡率是28.64%。「1-4歲幼兒」組中男童占男性死亡人口比例是8.1%、女童占女性死亡人口的12.4%；此組男童死亡率是5.31%，女童死亡率是5.55%。也就是說，在公社體制初建成的頭幾年饑荒中，女嬰死亡率仍然遠高於男嬰，中國人——尤其是農村民眾——的生育決策與選擇與之前千百年中饑荒時的先輩們並沒有顯著區別。

公社時期的中國農村嬰兒死亡率性別差異一直存在，兒女雙全的父母再生育的女嬰，其死亡率要比再生育男嬰的死亡率高50%

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這二十年間，由於各種「運動」不斷，中國沒有進行人口普查，不過對於嬰兒死亡性別比率的估算也不是沒有。學者李中清、王豐的著作《人類的四分之一: 馬爾薩斯的神話和中國的現實》中指出，雖然城市區域情況有所改善，但整個20世紀中國農村嬰兒死亡率中，性別差異一直存在，特別是在貧困的區域，女性新生兒與嬰兒死亡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幾倍。集體化時期的中國農村，1歲到4歲的兒童中，女性死亡率比男性死亡率高10%，在這一年齡段的高胎次的兒童中這一差異更加明顯，達到15%。尤其在農村出生的兒童，有哥哥姐姐的高胎次兒童中差異竟達到25%。用白話說，集體化時期農村已經是兒女雙全的父母，再生育的女嬰，其死亡率要比如果是男孩的情況下高50%。

在饑荒之後、B超與性別選擇性引產流行之前的1960年代與1970年代，中國仍有近2%的「本應出生的」女性沒有出生，在人口結構中「消失」

1994年國外學者安思麗·科爾與朱迪思·班內斯特的論文《中國五十年間的「消失女性」》、1999年國外學者莫妮卡·達斯·哥塔與中國學者李樹茁的論文《1920-1990年中國、韓國、印度的性別歧視：戰爭、饑荒、生育率下降的影響》、2008年國外學者芒格羅的專著《中國的溺女嬰：1650年以來的中國殺女嬰行為》一致認為，在B超與性別選擇性引產開始流行之前，中國人的各種「積極」和「消極」的生育性別選擇並沒停止。在饑荒後的1960年代和整個1970年代，對男嬰的偏好和對女嬰的歧視一直穩定存在，中國有近2%的「本應出生的」女性沒有出生，在人口結構中「消失」了。

十年前「二孩」地區遠比「一孩半」地區更窮更守舊，但「一孩半」地區的女嬰死亡率是「二孩」地區的1.75倍。這說明「一孩半」政策向民眾傳遞了「政府也認為男孩價值遠大於女孩」的潛台詞，起了強化男嬰偏好的暗示導向

有的媒體此次宣稱的「『一孩半』政策地區新生兒男女比例失調程度高於『一孩』地區，說明不能歸咎於計生」，只強調了一半事實。從中國最近一次的2000年大規模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一孩半」政策地區嬰兒死亡性別比例失調程度的確高於「一孩」地區。但學者曾毅於2005年底的論文里提到另一個事實：當時中國執行「一孩半」與「二孩」政策的都是農村地區。「二孩」地區的經濟水平遠比「一孩半」地區更差，傳統觀念更強。但「二孩」政策地區的嬰兒死亡性別比例就顯著優於「一孩半」地區：當時中國「一孩半」地區女嬰死亡率偏離正常比例99.9%，等於「二孩」政策地區的1.75倍。按學者曾毅的解釋，這是因為政府的「一孩半」政策是在告訴群眾：第一胎生了男孩，夠了，不要再生了；第一胎生了女孩，不夠，可以再生一個。其隱含的意義是一個女孩的價值遠遠比不上一個男孩的價值，需要再補生一個。也就是說，「一孩半」政策起到了強化男嬰偏好的「心理暗示導向」，農村居民領會到了「政府也認為一個男孩的價值遠大於一個女孩」的潛台詞。

重男輕女的現象肯定和生產力、經濟水平有關，同時也與社會組織形式有關。

在古代社會協作中，男主外女主內幾乎是必然的。因為當時社會財富的生產和保全幾乎都是靠純粹人力資源轉化。人力資源的轉化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必然有兩個要求：一是能夠被有效組織利用。二是能夠穩定輸出。

女性由於哺育後代的職能，是無法像男性那樣被長期有效組織的，懷孕、撫養都會導致人力資源輸出的中斷。而女性的生理期這個特徵也讓女性即使放棄生育也無法達到男性輸出的穩定程度。

於是男外女內的協作方式就必然導致男性佔據經濟生產和武力上的主導地位，女性逐漸成為男性的附屬品，以生育權向男性交換庇護，即使是在強調人權與平等的古希臘，性別歧視依然無法避免。

另一方面，由於財富的保全與傳承大量依託於武力，女人在傳統社會中被認為是依附於男性的存在，在有些社會體系下甚至被直接看待為財產，因此出現了基於男性血統的「家族」概念。男性被認為是家族的權力和武力來源，基於血緣關係的聯合也讓家族男性之間的協同變得更加有威力，而作為附著物的女性卻不需要這種血緣紐帶來協調，可以從家族外部獲得補充。因此對於一個家族來說，帶著血緣關係的男性就成了極其寶貴而且不易生產的財富，一個家族男性的多寡直接影響到家族的實力。

隨著生產力發展，人們的經濟活動中與陌生人協作的機會大大增加，而且由於社會文明進步，人們保全財富的方式也逐漸從武力轉向了其他手段(比如信託)。人們要不斷走出現在的圈子與陌生人協作才能獲得提升，在這種時候血緣協作關係被契約關係取代，大型家族協作體系也開始崩塌，重男輕女的觀念逐漸失去了土壤。另一方面，社會逐漸從工業實體經濟向體驗經濟過渡，腦力將比體力產生更多的價值(比如寫出一套哈利波特)，互聯網將女性與世界協作的時間和空間壁壘徹底打破，男性主導經濟地位的時代已經結束。

隨著經濟發展，未來女性將在經濟生活中佔據更多的話語權。

有關係，但生產力不全是直接因素。

另一個主要的原因已經有人講了，天朝不少農村屬於劉仲敬筆下的達爾文世界，信奉叢林法則，誰拳頭硬服誰。所以家裡每多一個男丁這戶人家乃至整個宗族就多一個能打的戰鬥力。雖然農村男性也有慫人，但只要不是殘廢，一般下起狠手打架論戰鬥力女的還是比不過他們的（除非她練過）。

當年老毛也是在農村悟出兩個道理，一個叫槍杆子里出政權，一個叫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廣西農村六七十年代人吃人，再到現在海陸豐地區集體販毒暴力抗法，農村跟城市完全就是兩種不同的玩法，城市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們是不能理解那邊原始的生存狀態的。

受21世紀資本論觀點的啟發，提供一個思考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由於男性相對於女性在體力方面擁有絕對優勢，在古代社會，不管是畜牧打獵時代，還是封建農業社會，這兩種勞動種類，無疑男性從事相比女性擁有著絕對的優勢。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從農業時代到工業製造時代再到服務業的崛起，可以說，要完成一項工作，體力勞動在其中的比例日漸萎縮，而腦力與技術佔據的成分越來越高，並且男女之間智力腦力並無二致，不同方面雙方更是各據優勢，因此雙方的經濟產出趨向平衡，女性地位便也逐漸升高，性別歧視因素也會隨之減輕。

重男輕女屬於原始部落文化遺留，傳統上人口壓力大資源爭奪激烈的地區都有這一傳統。

原始部落戰爭需要大量男性，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部落提高戰爭能力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提高性別比，《文化的起源》里講阿茲特克部落中性別比甚至高達2.7。

發展演化的結果，重男輕女的部落消滅了沒有這個文化的部落。

農耕社會的宗族制度也有類似效果。有文獻講19世紀中國華北的性別比也高達1.3。

就個人生產的能力來說是不一定的。

中國古代有的地區，織布的女性可以通過交換獲得比耕地的男性更多的生活用品，包括額外的糧食。但是她們也和其它地區的女性一樣受到壓迫，甚至於更嚴重——因為地方傳統對女性的獨特要求會更多。

就社會生產力水平來說也是不一定的。

有的原始的尋食隊，初級農業村莊里的女性，可能擁有相對於剛開始工業化的英國中產階級女性更多的自由和權力。

對社會階層來說也是不一定的。

雖然現代人總覺得知識女性是女權先鋒，但在過去，遠離城市的村莊里的女性可能更能參與到村莊管理，比起貴族、高官家庭的女性；小資產階級主婦可能比大商人家庭的女性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商業經營和社會事務；工人女性可能比中產階級女性有更多的性自由、遷移的自由……

所以我對生產力導致當今中國女性地位不高的說法是感到困惑的。就我了解的馬克思來說，生產力也只是深層次的，和具體社會現象有關係但不能作為某種「直接的」原因的解釋……並且，如果要進行政治行動，需要更多的條件和分析。

歐洲是相當偶然的，古希臘也是相當偶然的……我們要看看其它地區沒那麼嚴重的厭女文化的社會的情況，雖然這些社會貌似和當今秩序的因果鏈關係不大……

不過不管怎麼說，先聯合起來，可能就會有解決的思路了，現在的技術和社會環境也鼓勵女性更廣泛的聯合起來改變社會。

我認為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女性地位恐怕並沒有大多數人所想的那樣呈嚴格的線性相關。要舉反例也很容易，雖然農耕制要比採集制先進，但母系社會的衰落就是在採集狩獵制向農耕制轉型的過程中衰落的。

現代則可以借鑒領國的情況。日本、韓國的生產水平比我國要發達得多，這一點想必是不存異議。但是根據2013年的性別差距報告（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NR_GGGR_Asia_Report_2013_CN.pdf），中國的女性地位排名（69）要比日本（101）、韓國（108）都來得高。或許日韓兩國沒有那麼高的女嬰墮胎率，政府官員公開進行性別歧視也會受到應有的懲罰，女性通常也能得到較好的物質條件待遇，然而這兩個國家對性別角色的規制比中國要來得嚴酷。社會也往往對男性的能力抱有更大的期望，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歧視也是不言而喻的。

之前的幾個答案中也有知友提到了工業革命對於女性地位的影響——一戰、二戰中，更多女性參與到了工業生產中。誠然，這是事實。然而她們拿到的是微薄的薪水，也不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政治權利。國家僅僅是利用她們在非常時期享受勞動力紅利。去年年底上映的電影《婦女參政論者》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情況。統治階層的男性喋喋不休著「女性多愁善感，不具備參政的能力」，一次次地無視女性的政治訴求。最後女性不惜以暴力運動去爭取參政的機會。引用片中的台詞來說，「我們只有砸碎窗戶，燒掉東西，男人才會聽到我們的聲音。」可以說，是女性自身的奮鬥改變了生存環境。社會文化往往需要這樣的浪潮才能大規模地進行革新，而不是靠生產力的進步就輕易地得到了改變。

生產力的飛躍一定會帶動思想觀念的革新嗎？並不見得，後者的革新通常有著滯後性，而且往往更加步履蹣跚。就算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近的各個國家，性別差距也各有千秋，這和各國的文化規制差異有著緊密的聯繫。此外，女性地位和其參與生產活動的程度也是不存在必然關係的。比起經濟能力，社會文化束縛女性地位的能力可能更甚。

我在大二的專業課上就聽教授舉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教授本人是做宋代女性史領域研究的，有時會去外省市參加學術會議。一般在會議結束後，同僚之間還會互相交流，但有幾個本地的女性學者卻非常著急地打算提前離開，趕回去接送孩子、給丈夫做飯。她們都是擁有博士學歷的大學教授，有的還有留洋經歷，經濟方面完全不用依靠丈夫的收入。然而當地的風俗就是男性不進廚房、不沾家事，她們不得不在繁忙工作的同時承擔起所有養育兒童、處理家務的責任。這件事也反映出我國的大環境——中國大多數家庭都是雙職工，女性經濟地位也不一定弱於男性，然而女性仍然囿於傳統文化的規制，因此不得不承擔起工作、家庭的雙重責任。國家近幾年政策的改變和經濟情況的不樂觀，導致「女性回歸家庭」的呼聲越來越強，很明顯是想效仿日韓的發展模式。然而，我個人認為，一定存在著比剝奪女性選擇權來成就經濟發展的做法更好的發展道路。

有正相關，但不一定成正比。

有關係，但沒有必然關係。

每個女權主義者都應該感謝兩次世界大戰。【認真臉。

造成中國傳統社會的重男輕女現象，更多的是這個原因：

農村之所以養兒防老，一定要兒子，其實是看重兒子在你老了後承擔贍養功能（女兒是外人，要嫁出去；如果全是女兒，那麼就要招上門女婿，以便承擔贍養功能）。在偏遠農村地區，如果你無兒無女，養老就很成問題。

養兒防老中的兒，其實是一種金融產品。你年輕力壯的時候養他，把價值存入，年老的時候價值兌現。這是跨期交易。

但是城市化後，有一個發明讓這種金融產品作用大為降低。那就是養老保險。有了養老保險，你退休後領工資，不需要再依賴兒女贍養。

只要存在生女兒要嫁出去、嫁到別人家這種預期，那麼你作為理性人，肯定願意要兒子。

所以兒子在傳統社會中有兩大功能：贍養和照料。女兒因為要出嫁男方，兩大功能都不如兒子。偏愛兒子這是自然的。

進入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養老保險、護理服務的貨幣化，以及家庭結構變化，重男輕女現象會有很大程度的下降。核心原因在於後代脫離了上述實用功能，而在此之前這是非常依賴家庭中的兒子來實現的。

解決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全面工業化，男性生產力總體高於女性。所以想要解決男女不平等，首先要全面工業化。

只要在人類這種動物中存在著雌雄二異性，

即公的在體格上和體力上遠超出母的，那麼，所謂重男輕女的現象將永久存在，無論社會發展的程度如何。

要記住，人類這種動物的一夫多妻制傾向是根深蒂固的，

同樣，女性作為男人的最重要和最寶貴財產的意識，同樣也是根深蒂固的，

所謂重男輕女，這是基因里的硬布線，不隨文化或社會發展而改變。

比如婚姻——

按禽獸心理學先驅威爾遜的話來說，這叫作攀附

攀附婚姻　是指婦女與財富、地位跟自己相當或優越於自己的男子結婚。

在人類和大多數社會動物中，這類情況都是雌性通過對雄性的選擇提高自己的地位，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性傾向呢？

羅伯特·特里弗斯和丹尼爾·威拉德在社會生物學更普遍的研究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他們注意到，脊椎動物，尤其是鳥和哺乳動物，體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頻率一般都相當高，而許多個小體弱的雄性完全沒有交配機會。但是，幾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體條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後代也最健康，這些後代長大後通常也是體型最大、最強健的。

後來，特里弗斯和威拉德觀察到，根據自然選擇理論，當雌性健康處於顛峰狀態時可望生出較大比例的雄性，因為這些後代將來體型最大，求偶最成功，會繁殖儘可能多的後代，當雌性生理狀態相對變差時，它們將轉而增加生育雌性後代，因為這時雌性是更為保險的投資，根據自然選擇理論，產生這種生殖策略的基因將壓倒產生其他策略的基因而傳遍群體。

情況確實如此，關於這一特殊問題，有人對人和鹿這兩類不同的物種進行了調查，環境條件對懷孕的雌性不利時，雌性的出生率就有不同比例的上升。對貂、豬、綿羊、海豹的情況調查的結果看來也和特里弗斯和威拉德的預測相一致，最可能產生的直接機制是，在不利條件下雄性胎兒的淘汰性死亡率增高。這種現象在無數種類的哺乳動物中均有記載。

在出生之前改變性別比例當然是完全非理體的行為，事實上這只是一種生理行為。人類學家米爾德里德·迪克曼在有意識行為的範圍內試驗過這一理論，她曾提出，出生後的嬰兒性別比例會不會因為人們採取在一定意義上適合最佳生殖策略的戮嬰行為而發生改變呢？情況看來正是如此，

在印度還未淪為殖民地以及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時期，女子通過與較高社會階層的男子結婚而向社會較高階層流動得到了僵化的習俗和宗教的認可，同時較高社會階層殺女嬰的事卻不斷發生。印度旁遮普貝迪地區的錫克族人是最高的宗教種性，他們以「庫里-瑪」著稱，其意思就是「屠殺女兒的人」。他們幾乎毀掉了所有的女嬰，而又不惜一切地撫養兒子，以期有朝一日娶回低種牲的女子，革命前的中國，許多社會階層也普遍殺女嬰，結果也和印度差不多，即婦女帶著嫁妝向社會上層流動，使財富與婦女集中在一小部分中上層階級手中，幾乎把最窮的男性排斥於生育系統之外去了。這一模式是否晉遍存在於人類文化之中，尚待考證。但在目前，即使只有少數例子，也說明有必要密切結合生物學理論來對此種現象予以重新考察。

攀附婚姻和殺戮女嬰本身看起來並不是理智的過程，除了把它看作是一種遺傳性傾向，是為了在與社會其他成員的競爭中最大限度地增加後代的數量外，是難以作出其他解釋的，迪克曼開始了這一研究，如果把她的研究擴大到其他社會，將有助於更嚴格地檢驗這一見解，這一研究如果成功的話，可望說明更為深層的精神過程，這種過程使人們擯棄了許多可能的理性選擇，而選擇了一種複雜的行動過程。

這個答題太學術化了，反而點贊的不多vs.

關於女權主義vs.演化生物學

Patricia Adair Gowaty (auth.), Patricia Adair Gowaty (eds.) 1997 Feminism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Boundaries, Intersections and Frontiers

這個集子很有意思

等我有空給大家介紹一下！

加油點贊我的禽獸心理學啊！啊！～啊！～啊！～啊！～啊！～

東北是重男輕女這個事情根本沒有的地方之一，

東北的男性現在是弱勢群體，呼籲大家的保護。

這個事情的根本原因是東北的工業化來的早女人也能賺錢。

不比男人差。

不用男人養，

家裡也沒有王位要繼承

生產力高。

錢才是一切。

還是那句話，

只要戰爭不是由女人主導，

男女就不可能平權，

這一點在農村尤甚。

關於那些無辜被打掉的女嬰的人權問題，和強制上環強制結紮的負面影響，不用再爭論了，我爭不過你們的。獨生子女政策是間接造成了很多女嬰被打掉，有很多負面影響，這些我都知道了。這也是我為什麼匿名的原因，我的想法是很自私的，純粹站在獨生女這個得利群體的角度上的（說實話我父母都不一定贊同我的看法）—————————————————

我深深感謝獨生子女政策因為這個政策多少女孩從小就得到了重視，得到了全家傾力的培養，為女性在社會中地位的提高作出了貢獻。不是獨生女家庭就不想要男孩，而是沒得選，所以凡是實行了獨生子女的地區大多數都奉行男孩女孩都一樣的觀念。而這些從小被培養，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自然不會有重男輕女的思想了（或者說起碼大多數）

而且計劃生育對於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是絕對有好處的。生孩子對於女性的工作事業其實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生兩個孩子如果還好一點的話，三個孩子就基本可以把女性趕回家庭了。真的是女性想要男孩想多要孩子嗎？還是她的丈夫想要婆婆想要？

作為女性，我為計劃生育政策長舒了一口氣。我甚至覺得現在二胎也不該開放（個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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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會有那麼多贊同，下午上知乎一看嚇了一跳。

其實我的答案算偏題，沒有討論生產力與重男輕女的關係。

在我知道的地方，大多數是這樣的，城市是絕對的獨生子女除非你交罰款。農村是如果你一胎為女兒的話可以再生一胎，如果還是女兒就不能再生。

國家的這個政策從一定方面也說明了這個問題。一是農村的封建思想更加根深蒂固，所以有那個政策以緩衝。二是農村的勞動力多為純體力勞動，需要男丁。而純體力勞動的地區，自然生產力也不會很發達。

有一定關係，比如母系社會轉為父系。因為男性在人口增多之後的生產效率上普遍強於女性的採摘或者種植。

然而女性是承擔了繁衍義務的，不過她們並不是都得到了相應的權利。

社會高層文化宣揚的是「妻者齊也」「兩姓之好」，對中高層來說，生育正常有兒有女，才是常態，他們的孩子尤其是兒子是不愁婚嫁的。所以，嫁女兒、娶兒媳，對他們來說非常正常。貴族社會和後來世家的譜系就是這麼來的，互相婚嫁，外甥和舅舅也是正經的骨肉之親，從而連接成一張大網。而且因為家族繁衍，地位經濟處於優勢，很多人在兒子這個問題上並不執著，沒兒子就好好養好女兒，如果就是沒孩子的話，那就過繼唄。如司馬光這種強人，老妻比什麼鬼孩子重要多了。

我記得看過一份兒關於古代皇室和名門女孩子的培養資料，不是女人都要讀女戒的，對於真正的皇族世家來說，他們的女兒也是和兒子一樣，受一樣的教育，學習很多東西。而且由於女兒將來都會聯姻豪門，還會有專門的類似MBA養成的培訓課程（紅樓里小姐們管家）內容非常豐富。

知乎上一位清史達人也說起過，旗下的貴族家庭女孩子如果說什麼不擅長的話，那麼就是所謂的女紅了。她們能寫字會作詩，有些甚至武藝不錯（唐魯孫的書中提到過公主伴讀劍法很厲害），你看這麼多學習內容，必須放棄的話，只能是她們那個階層最無足輕重的重複簡單勞動了。

總的來說，中高層，尤其是社會高層他們的男女觀念雖然是屬於男主外女主內。但是高層女性是有機會參與政治生活的，底層屌絲還是屌絲毫無希望。私有制父權制嘛，一切圍著這個轉。

但是底層貧民，他們就覺得生女兒虧了（完全忽略了女性的家庭貢獻）因為他們看重的是短期利益（勞動力），但是在勞動力之外對兒子他們又開始盤算長期利益（子孫滿堂家族繁衍）。這就是個非常大的矛盾，而且當時的社會環境，如果出現殺女嬰的事情，不可能是一家一戶，一定會成為一地的風氣。那麼整個地區貧民階層的女性數量就都減少了。將來他們的兒子要結親，上哪找去？做夢找去吧。如果還有會將女兒養下來的人家，他們的女兒也未必留在本地，可能出現一家女百家求（嘖，更大的可能沒被殺，但是被賣了，就更和出生地沒關係了。

所以，自古以來底層男女不平衡發展到一定地步，就像割韭菜一樣滅掉一批男人。然後再輪迴，在滅掉一批。

中國現在的環境，與其說讓女人回家給男性提供崗位，不如說是階級問題。因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完全不同，不可能多出來的三千萬哦不，七千萬教育背景年紀大小參差不齊的男性，就一定能頂掉七千萬女性的工作位置。長點腦子就知道不現實。

一旦這種「騰位置」美夢做完，我倒是挺期待，黨國究竟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里的咩哈哈哈。

1. 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

2. 中國共產黨一直致力於提高女性黨員比例、提高女性社會地位、促進男女平等發展；

3. 綜上，生產力越先進，重男輕女的思想越輕。

當然有明顯的關係。

為什麼有重男輕女這種現象，或者說為什麼會男女不平等，那自然是男人女人確實有差別——男性和女性生理構造的差異。那麼為什麼生理性構造上的差異會帶來社會上的不平等?好像這是一個明知故問的問題，別說是有吊無吊之差，就是外貌上的胖瘦美醜顯然在社會上都有著不平等的待遇。

那麼為什麼呢?哲學家們把之歸咎於私有制的出現。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便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是平等的，生理性上的不相等在自然狀態下引起的不平等是幾乎沒有或者說極其微弱的，而私有制的出現，出現了社會上的不平等，即純粹社會性的不平等和生理不相等引起的社會不平等。

這段話很容易理解，在理想的自然狀態下，一種財產公有和個體自由的情況下，美醜高矮強壯瘦弱在生活中沒有區別，即便存在著這些生理不相等，但這些不相等並沒有導致進一步的社會不平等，比如強壯的人並不比瘦弱的人在社會上具有優越性。而私有制的出現，則帶來了以獲取財富多少為標準的社會評價體系，這個時候，強壯的人更容易比瘦弱的人獲得更多的個人財富，也意味著更高的社會地位，即出現了以強壯瘦弱引起的社會不平等。

我們再看男人和女人，為什麼會出現重男輕女這種現象?其實理由很簡單，因為男人強壯。在人類的早期發展中，在私有制出現後的農耕文明，男女生理性上的最主要差距——男性比女人更強壯——男人在打獵，耕地，戰爭上更具優勢——男人壟斷經濟和軍事——男人掌握政治權力——男人在社會地位上高於女性。而這種生理不相等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在中世紀則達到了頂峰，與之對應的既有貞操帶，裹小腳，多妻制等等社會不平等現象。

私有制，就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個程度才會出現的財產制度。不過即便是在私有制下，也不是意味著不能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如果一種生理性的不想等對於財富獲取的影響比較微弱，那麼其社會性的不平等是有限的。因此雖然我們無法改變私有制，但是我們可以改變經濟分工，使男性和女性雖然具有生理性不平等，但這個性別差距幾乎不影響女人能創造出和擁有和男人一樣多的財富，那麼男性和女性可以趨近於社會平等。

到了近代，工業革命後，機器代替人力，生產關係的變化，使生理差別影響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所佔比例越來越少，而生理差別影響小的服務業金融業高科技產業所佔比例越來愈高，我們可以看到生理強壯的優勢減小了——女人獲得更大的經濟權利——女人的社會地位提升了。

不管有多少人吐槽現在男女還有多不平等，至少無法否認的是，比起過去兩千年是要平等的多了。為什麼呢？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

所以重男輕女現象和生產力的關係是必然有的，也是很明顯的，但不是絕對的。因為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不僅是生理不相等，還有社會性的不平等。就是過去生理不相等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也會轉變成製造新的社會不平等的源泉。

比如說男人更理智女人更感性，男人更粗獷女人更細膩等等世俗說法——這些似乎是生理不想等，但這些其實都是純粹的社會性不平等，是基於歷史習慣產生的。因為歷史上男人更強壯更容易獲取社會財富，對於家族而言，培養男孩比培養女孩更具有經濟回報，所以男人往往被培養去讀書，學習軍事，能用學來的知識判斷問題，而女人不具有學習的機會，只能依靠本能和經驗來判斷——產生了所謂男性更理智女性更感性的「生理性」差距。而這種社會經驗會延續下來，即便現在的女人得到了教育的機會，但她們依然會被從小偏向教育——你是女孩你應該更感性。這種不平等顯然不再是由生理不相等直接造成，而是由過去生理不相等引起的社會不平等造成。

要改變這種不平等，顯然僅僅是提高生產力是沒有用的，因為造成其發生的原因已經誕生。比如日韓，即便社會發達，但男女依舊不平等，就是原因如上。

女性的命運既要靠女性的自我奮鬥，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我一個男人，除了平等對待自己將來老婆女兒實在也幫不了什麼別的忙，慚愧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