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曹操劉備等三國之前的人的名都是單數、字是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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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的字卻都是雙字的，如劉備字玄德。曹操字孟德。

問題出在王莽身上。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漢書·王莽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王莽的長孫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爺爺和爹爹，這個王宗是可以當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讓人畫了幅畫像，還刻了銅印三枚，與其舅舅合謀，準備搶班奪權。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雖然是親孫子，但這事也不能輕饒，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殺了。雖然人死了，但「政治權力」也要剝奪，王莽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門道的。「製作」就是法令，王宗本來名是兩個字，叫「王會宗」，是依法令後改成的「王宗」，現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還叫原來的「王會宗」。從王莽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都是兩個字。二、王莽上台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三、人犯罪後，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　

　　由於王莽的法令，從那時起，人們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說話不算了，卻一直也沒有改過來，竟然成為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現在，人人全是單字名，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單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當時人口並不是很多，人的活動範圍、交際半徑也有限，單字名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單字現象得以沿續，一直到三國時代。

三國時期基本還是屬於東漢末期，而秦漢時期大致上是遵循周禮制，是最正統的華文化。

到後來五胡亂華後其他民族融合，姓名也隨之發生了一些變化，至宋明清，由於過於重視儒家加上北胡數度侵佔（元、清都是外胡王朝），姓名演變得跟古漢時期已經相差很大了。

周王朝的人大部分用單名，也有部分用雙名的，但這不是富貴地位區分。比方說伍子胥就是楚貴族。

雙名的演變差不多是宋以後了。不過開始增多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至隋唐，胡人後代坐了江山（隋唐兩朝皇族都是鮮卑後裔），除了部分皇族及世家大族堅持單名以示尊貴，很多都有了雙名。

比如說宋金剛、王世充、劉武周、竇建德等。李世民那是有算命的說什麼濟世救民之類的才改的名，楊李兩族除此以外基本都是單名。

後來到了宋，因為開國太祖是雙名，這就沒法要求，不過後面的皇帝很多還是單名，算是尊古的一點堅持吧。

後來朱熹把儒家玩得出神入化，搞得民間把姓名也要排個子丑寅卯出來以示規矩。到明清時就成了聖典，康熙都出面給孔家定了30字族譜，孔子後人在其後都嚴格遵從族譜取名，民間大小氏族更是照樣學，多數民間譜系都是明清時候開始的。

不過也不是100%的，也有BUG

比較有名的

郭攸之馬日磾張世平辛憲英尹大目胡車兒嚴白虎

胡車兒出身是西涼的土匪

嚴白虎是東南的土匪。（評論里有人考證出嚴白虎起事的地方叫白虎山，所以嚴白虎很有可能是外號）

張世平是商人就算是賤民

辛憲英是女子

尹大目可能是外號

但是前倆可都是史書上有名號的一個做到侍郎一個做到太尉

誰來考證一下他們兩位的出身？

《三國演義》裡面有誰的名是兩個字，查了一下，發現這樣的人著實不少，但大多是無名之輩，統計如下：

1、曹安民：曹操之侄，在宛城之戰被殺；

2、單子春：魏國琅牙太守，曾譽年輕時的管軻為「神童」；

3、辛憲英：辛毗之女；

4、尹大目：魏國殿中校尉，曹爽親信；

5、傅士仁：關羽部將，投降東吳；

6、郭攸之：蜀漢大臣，「貞亮死節之臣」；

7、黃承彥：諸葛亮岳父；

8、劉元起：劉備之叔，曾資助青年劉備；

9、劉德然：劉元起之子；

10、裴元紹：欲奪趙雲戰馬被殺；

11、孫尚香：劉備夫人；近代才有的名字正史和演義均無

12、程遠志：黃巾軍將領，被關羽所殺；

13、韓呂子：袁紹部將，在烏巢被殺；

14、胡車兒：張綉部將，偷走了典韋的雙戟；

15、胡赤兒：董卓女婿牛輔的心腹，殺死牛輔投呂布反被殺；

16、蔣義渠：袁紹部將；

17、李春香：黃奎之妾，黃與馬騰定下誅曹之計，被她出賣，反為曹所斬；

18、劉子揚：魯肅同鄉；

19、婁子伯：隱士，曾教曹操築城之法；

20、呂伯奢：曹操之父舊交，為操所殺；

21、呂威璜：袁紹部將，在烏巢被殺；

22、馬日(石+單，音低)：東漢大臣，王允欲殺蔡邕，他曾勸阻；

23、馬元義：黃巾軍組織者之一，因叛徒出賣被殺；

24、秦慶童：董承家奴，向曹操告密；

25、眭元進：袁紹部將，在烏巢被殺；

26、王子服：東漢大臣，與董承密謀誅曹被殺；

27、衛仲道：蔡文姬前夫，早卒；

28、吳子蘭：東漢大臣，與董承密謀誅曹被殺；

29、武安國：孔融部將，為呂布所傷；

30、邢道榮：劉度部將，被趙雲所殺；

31、嚴白虎：盤踞江東，為孫策所敗；

32、楊大將：袁術親信；

33、張世平：商人，曾資助劉、關、張；

34、龐山民：龐德公之子，《三國演義》誤為龐德公字山民。

以上這些人里肯定有不少的雙名其實是字，但無法查證，還有三個拿不準的：

1、濮陽興：吳國大臣，因為勸諫孫皓被殺，這個可能是複姓；

2、崔州平：隱士，估計是字；

3、龐德公：隱士，估計是尊稱。

4、士孫瑞：東漢大臣，與王允合謀誅董，應該也是複姓；

此外，石廣元名韜，孟公威名建，肯定不在其列，崔州平的名字查不出來。烏桓觸其實是袁紹部將焦觸，《三國演義》中誤與地名相連。

還有幾個少數民族的，都不能算比如

董荼那、沙摩柯、兀突骨、徹里吉、軻比能、阿會喃

上古漢字的音節除了詞根輔音首、主要母音、聲調之外還有前綴、後綴、中綴....

名字長得話，傳達資訊的效能會大大降低。

到了三國時代，前綴已經大致消失了，後綴和中綴一直存在，大約到南北朝晚期才消失。

曹操三國時代的念法大致是：zuu tshaau。

劉備三國時代的念法大致是：li?w prj?? 。

在商周時代，許多人名字更短，大多只有一個字，如：商、紂。那時的前綴還沒有消失，「商」大致念成hljang，具有中綴-l-和-j-。

如果三國之前某人名字大都是三個的話，念的人估計都要累死...

其實，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

中國人的姓名符號形式，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以單名為主，崇尚單名已成一種社會潛意識。周秦時代雖崇尚單名，但並不禁止二名，更無譏諷二名的道理。堯、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

為了盡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漢晉時代的帝王既採用單名，又採用冷僻字與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難言而易諱」，既減少了諱字，又便利於避諱，可謂「魚與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這一來，其他高官貴爵乃至士農工商，為了維護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嚴又便於避諱（避家諱），也紛紛採用單名。於是，神州大地單名大倡，《後漢書》、《三國志》所見之人名，幾乎全是單名。

直到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國進入大分裂、大動蕩的時期，出現五胡亂華十九國，少數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於避諱。於是，神州大地複名又逐漸多了起來。

這個要從那些治《春秋》的經學家說起啦。摘一段熊逸《春秋大義》中的論述給你看

董仲舒的經學發端已經有了蹈虛之嫌，及至東漢，何休又在蹈虛的基礎上再踏一步，發揮董的說法，認為在傳聞之世，天下衰敗，治道方起，所以才要嚴本邦與外邦之別，所以才要多照顧國內的事，少管一些國外的事，所以才要錄其大者、略其小者；到了所聞之世，已經能見到一些昇平氣象了，這時候就不再嚴本邦與外邦之別了，大家都是華夏一家，該講華夷之辨了，嚴華夏與夷狄之別；等到了所見之世，天下太平，華夷之辨也沒必要再講了，因為夷狄都已經被納入了華夏系統，受封爵位，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就該推崇仁義、反對那種用兩個字取名的現象。

　　取名不能用兩個字，何休原文是「崇仁義，譏二名」。所謂二名，比如姓劉名禹錫、姓白名居易，按照公羊家的說法，這都是春秋大義所譴責，並要被嚴厲制止的。歷史上還真有過對二名的嚴厲制止：王莽復古，就用「《春秋》譏二名」的道理嚴令大家起名都要起單名，影響甚至波及匈奴，所以在王莽之後的那段時間裡，絕大多數人都是單名，即如三國人物劉備、關羽、張飛、趙雲、曹操、孫權……全是單名。明代胡應麟甚至為了證明東漢也不是沒有雙名的人，特意從《後漢書》和《資治通鑒》搜羅出幾十個雙名的例子，這也可見當時雙名之罕見。

　　但問題是：「二名」為什麼不應該？——《春秋》當中有一些奇怪的筆法，比如把魏曼多寫作魏多，把仲孫何忌寫作仲孫忌，之所以這樣寫，《公羊傳》給出的答案是：「二名非禮也」，所以孔子故意把雙名寫成單名，表示批評。

　　春秋時代，人的姓名本來就很混亂，其實很難說把雙名寫成單名就真有什麼涵義。但《公羊傳》既然這麼說了，也就給了後人以發揮大義的餘地。那麼，暫且承認《春秋》存在著「譏二名」這個意思，而新的問題是：就算起了雙名，也不過是小小的非禮罷了，而前述何休把「崇仁義，譏二名」放在一起來說，這兩者的重要性天差地別，似乎不具可比性。

　　而何休這麼說其實是大有深意的：從表面的功能意義而言，單名容易避諱，這對和諧君臣關係很有好處，而放寬視野來看，到了三世之中的所見之世，已然天下太平，就算想批評誰，也實在找不出什麼壞人壞事了，便只能吹毛求疵地拿「二名」這種小事挑剔一下了。

　　但細考一下，譏二名的涵義是否當真如此，殊難確定。《越絕書》有「《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聯繫上下文來看，似乎單名屬於質，二名屬於文，這才是兩者的區別所在。另外，《左傳》也有一個「譏二名」的說法，和公羊家大不相同——《左傳·昭公十三年》載楚國「棄疾即位，名曰熊居」，《禮記正義》引《異義》認為：公羊所謂二名是以雙字為名，左氏所謂二名是指楚公子棄疾弒君即位之後改名為熊居這種情形。兩說孰是孰非？考之周文王、周武王時代，有賢臣散宜生、蘇忿生，都以雙字為名，可見公羊家的說法不確。

若依此解，《左傳》里的「二名」是指改名。宋代魏了翁有個統計，說古人沒有改名的，只有三個弒君之人改過名，即楚公子圍、楚公子棄疾和吳公子光。

　　如果真如魏了翁所說，改名和弒君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繫，如此而「譏二名」自然有了強大依據。然而《禮記·曲禮下》又有「君子已孤不更名」的說法，是說父親死後兒子不得改名，究其理論依據，鄭玄說是「重本」，孔穎達說名字是父親所取，如果在父親死後改名便有遺棄父親之意。但從這個說法反推，父親在世的時候改名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這便與魏了翁之說有了矛盾。

　　但無論魏說到底是事實、巧合還是吳、楚異於諸夏風俗，畢竟僅以散宜生、蘇忿生便可以證偽公羊家的「譏二名」之說。但是，疑點並未就此定讞，因為《異義》忽略了公羊義理——陳立即辯護道：散宜生、蘇忿生，公羊家豈有不知，只是《春秋》於定公、哀公時代無惡可貶，只好譏二名了。這恰是《春秋》義理之所在，是公羊先師的微言大義。

　　至此，《春秋》到底有沒有「譏二名」之義，如果有，到底其義為何，越發難以說清，「譏二名」背後的「三世說」也越發顯得可疑。用不著現代人的眼光，古人也很難相信何休的這個三世之說是實事求是的。如果定公、哀公年間真是那樣一個太平盛世，孔子又怎麼會惶惶如喪家之犬？

　　何休的三世說在「事實正確」的層面上無可置疑地荒謬著，他自己也說所謂太平世只是「文致太平」，而所謂「文致太平」，其實是不太平的，但作太平之文而已；考察其理論內部，時而張三世、時而善復古，291無法自洽，但無論如何，這在「義理正確」的層面上畢竟有著特殊的一番撥亂反正的意義。甚至直到晚清，有人發現這樣一個問題：自宋代以來人們就本著春秋大義而高喊攘夷，可越是攘夷，夷患反倒越大，梁啟超回應這個問題道：《春秋》並不是這麼講的，「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三世之義……」梁如此說，是針對晚清時局有的放矢，而且特別點明後世所謂夷狄，著眼點在於地域與種族，《春秋》所謂夷狄，著眼點在於政俗與行事。292其涵義是：若不變法改良，我們這些漢人就淪為夷狄了，而那些種族意義上的域外之夷狄因其文化與政治的先進性已經超越我們而升格為華夏了。

　　梁啟超的經學直承康有為，遠紹董仲舒、何休，而這樣一種普世主義的春秋大義，或是起源於「一種對於『萬世法』蛻變為『地方性知識』的憂慮」，畢竟經學（尤其是今文經學，更尤其是今文經學中的《春秋》之學）本來就是政治哲學，並不是純粹的學術，而是要講究通經致用，是要為時政服務的。以公羊學論，「地主階級運用公羊學以自救的方式有二：一是世族地主階級為了鞏固原有的階級地位而強調公羊學中的專制主義；一是新興地主階級為了爭取新的統治秩序而運用公羊學中的改制思想」，是本於用世的。

　　「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講到實用性，實用型的政治哲學的一般特點是：從長程來看總是要因時而變，而在一時一地又自然要歸於一統才便於應用。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不要說經學家們的分歧，單是經典本身就互相衝突、莫衷一是，這就提出了一個統一經義標準的要求。

　　如何統一？這個問題也可以表述為：對不同的學說應該如何處理？——最易被援引的論據就要算孔子誅少正卯一事了。桓譚《新論》講孔子和少正卯同在魯國，各自教學，少正卯的魅力不下孔子，使孔門弟子「三盈三虛」，只有一個顏淵始終不曾離開過孔子。孔子誅少正卯一事最早見於《荀子·宥坐》，其真實性大有可疑，其寓意卻影響深遠。俞樾引《易傳》「陰疑於陽必戰」來解釋其中道理，說陰和陽如果勢均力敵，必然會發生鬥爭，少正卯對於孔子來說正是「陰疑於陽」，其結果自然是「必戰」，這就是《周易·坤卦》上六爻所表現的「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既然是這種你死我活的局面，那麼孔子若不殺少正卯就無法治理魯國，殺少正卯的人也一定就是孔子。

　　「正邪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對待異端不能手軟，少正卯伏誅則「方令魯國知王法，自此齊侯畏聖人」。政壇險惡，所以心思要敏捷，下手要迅猛，當然，若能在「陰疑於陽」之前就防患於未然那就最好，尤其當理論分歧還屬於內部矛盾的時候更應如此。漢代的儒學內部之爭就很有幾分「陰疑於陽」的氣氛了，漢章帝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為了應對這一現象而作出的一次重大努力。會議結果是以今文經學統一分歧，編定《白虎通義》，以作為應對方方面面時政問題的權威工具書。

　　但這也自然帶來了一個問題：以往的理論發展、學術辯難自此以後就變得既沒必要、也不應該了。於是，今文學家也沒什麼微言大義了，古文學家本來就偏於純學術，這一來就更加學術化了。經學依然火熱，只是自然而然地政治味道漸淡、學術味道漸濃，以至於連篇累牘的章句訓詁之學大大抬頭了。——以學術眼光來看，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一些有識之士看來，把政治降格為學術，實在是不可容忍的。

　　其時經學的另一大潮流是神秘主義的讖緯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說是官學一統的結果。儒家所傳授的典籍本來是先代的「王官之學」，不同於《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這些私家著述，兩者之區別屬於「王官學」和「百家言」的區別，《論》、《孟》升格為經是後來的事。301《漢書》載竇太后好《老子》，以此召問儒生轅固，轅固回答說「此家人言矣」，結果惹得太后大怒，把轅固關進了野豬圈。這個「家人言」就是說《老子》屬於「百家言」，303是私家著述，比不上儒家傳承的先代王官之學。後來漢武帝獨尊儒術（實為獨尊先代王官學），確定漢家的官學典籍，那些在官學典籍之外的著述（尤其是新著）就更難受到人們的重視了。——這個問題的影響力將會一直波及到清代，經學與子學判若雲泥。看先秦諸子，老、庄、楊、墨……凡有想法的人都可以立一家之言，但從漢代獨尊儒術之後，歷代的頂尖思想家的立言之舉幾乎都要附著在儒家那寥寥幾部經典之上。

　　漢代的讖緯只是這種風氣的一個古怪的開端。官學典籍被確定了，人們的創造力又無法被真正遏止，解決之道就是跟風出書，把自己的新書在書名和內容上與經典掛上關係，附會為古代聖人之作，作為與經書相對應的緯書。為了把假戲作真，每每在書中用上天的啟事、聖人的預言來鑿實自家的正統身份。

　　神秘主義是那個時代轟轟烈烈的大風尚，甚至官方都要求以讖緯之說闡釋五經，305而即便像董仲舒這樣的正統今文宗師，身上也有很多方的氣質，一部《春秋繁露》也很難說是儒學的成分多些，還是方技的成分多些。

　　其實讖緯預言之類的東西古已有之，只不過當初都屬於諸子百家各自的一家之言，影響力不算太大，漢朝讖緯卻附身於經學之上，難免所惑者眾了。

　　於是，讖緯與儒家合流，形成了一場甚囂塵上的造神運動，孔子的身世開始變得異於常人。據緯書《春秋演孔圖》的說法，當初孔子的母親有次在野外睡覺，夢中遇到了黑帝的使者，請自己去和黑帝夢交，還說她將在空桑之中生下一個兒子。孔母醒來之後若有所感，後來果然生孔丘於空桑。307

　　空桑並不是一個尋常的地方。《呂氏春秋·古樂》說空桑是顓頊帝的住處，而在另一個傳說里，空桑一地的得名更是神奇，據《呂氏春秋·正味》說是一名女子懷孕之後夢到有天神叮囑她，說如果臼里出了水就往東跑，不可回頭去看，結果臼里真的出了水，女子也真的向東跑，但終於沒忍住回頭去看。這一看，看到整個村子都陷入了一片汪洋，而女子自己也因為違反了神諭而變成了一株樹榦中空的桑樹。後來有侁氏的女子在採桑的時候發現了這株桑樹的樹洞里有一個嬰兒，便揀了回去，這個嬰兒就是後來輔佐商湯成就王業的伊尹。

　　總之，一切都暗示著孔母所生之子將來定會非同小可，空桑之地也因為孔子的出生而變得更加有名了，但這樣一來，孔子的生父就從人間的叔梁紇變做了天上的黑帝。父親是黑帝，兒子就是玄聖，胸口天生六個字：製作定世符運。

　　聖人到底是父母所生，還是感天而生，這是漢代今、古文經學的一個重要辯題，許慎和鄭玄就為此打過筆墨官司。但這個空桑的傳說倒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史記·孔子世家》就記載叔梁紇和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的這個野合出身，直到現在還惹得很多人在打筆墨官司，認為這個難聽的詞語用在孔子身上，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大有瀆神一般的罪過，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當風俗，絲毫也沒有傷風敗俗的意味，而在漢人那裡，這個新版本的野合不但不是瀆神，反而是在造神。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既對這一古老風俗大感隔膜，大概也沒機會見到漢代緯書（隋煬帝曾對緯書搞過一次相當嚴厲的禁毀活動），於是輾轉彌合，把「野合」解釋成叔梁紇老夫少妻，不合禮數。（司馬貞這個「為賢者諱」的作法大大符合於公羊學傳統。）

　　在神秘主義潮流之下，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便稱玄聖。《莊子·外篇·天下》有「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玄聖與素王並稱，兩者又與帝王天子對舉，使這個《天下》篇看上去很像是漢人的作品。

　　於是，孔子變成了摩西，《春秋》也就變成了上得天啟、下垂萬世的摩西十誡。黑帝之子的身份把孔子納入了五德終始的輪迴系統里去，終於成就了他受命於天的素王形象。而在世俗的一面，經學的神學化也給儒家知識分子們帶來了一分神聖的使命感，所謂天、地、君、親、師，其中君與師都是得自於天的，道統和君統一樣有著神聖的源頭，董仲舒、何休便都是乘著這一傳統而來的。

　　令人奇怪的是，董、何各為兩漢大師，後人對他們的評價卻頗為不同，甚至迥然有別。王應麟談到公羊學術，說董的「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兩句話深得孔子心法，司馬遷也從董仲舒那裡學得了綱領之正。而考之《公羊傳》，卻發現書中並沒有公羊學裡大名鼎鼎的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推其原委，這恐怕都是何休搞出來的。蘇軾說何休是公羊之罪人，晁說之也說何休有負於公羊之學，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這些名目都是何休私自的發明，本來就不是《公羊傳》里的學問，何休還作《公羊墨守》要捍衛公羊學，實在沒有道理。

　　對何休評價如此之差，主要因為何休雖名為公羊大師，但過分脫離了《公羊傳》的文本，自己生髮出了許多奇談怪論。這就讓我們看到，所謂春秋大義，其實多是公羊大義、榖梁大義或者左氏大義，和《春秋》本身的關係不是很大，而在公羊大義之內，屬於《公羊傳》本身的內容竟然也不太多，反而有不少都是書中全然沒有的何休大義。蘇軾還有過這樣一個評語：要說奇談怪論，「三傳」各自都有，但以《公羊傳》為最，何休又從而附會了不少。

　　何休是否真的如此不堪，這話要兩說。純以學術而論，皮錫瑞認為何休之說自有師承，並非空穴來風，即便退一步說，就算被何休發明出來的那些春秋大義確實以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為多，但聯繫一下何所在的時代，經學的神學化賦予了學者以神聖使命感，使他們生起了繼承孔子而垂法立憲的雄心，而經學的章句化又必然會使這一雄心無法容忍。畢竟公羊學從董仲舒始就是以通經致用為學術之最高綱領的，治其學者「一是循規蹈矩，忠心耿耿地執行朝廷的政令，頗有政績，如貢禹、褚大、左咸等；一是以《春秋》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義作為指導司法實踐的行為準則和依據，如孫寶、呂步舒等人都有典型的例證。甚至連酷吏張湯也網羅儒生，精研《春秋》，以便在斷獄時附會」。何休要「張三世」，把《公羊傳》的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敷衍為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如果純粹在實事求是的立場上衡量，這分明就是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當時任何一個稍有歷史知識的平庸之輩恐怕也很難相信這樣的謬論，遑論淵博的何休自己。但何休這裡提出來的，並不是對過去世界的描述，而是對一個循序漸進的烏托邦理念的勾勒，是要讓已經「墮落」為章句考據之學的經學恢復到它本來的政治哲學的身份。這也許未必就是「孔子」的門徒們應該作的，卻一定是「素王」的追隨者們義不容辭的，不惜為此屈就事實而附會理論。

　　周予同歸納經學三大派，論其特點與利弊，以一言蔽之：「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致治之說，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繁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於心性氣理，其特色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321

　　一個形象越模糊、越複雜，就提供了越多的詮釋乃至於借題發揮的餘地。「孔丘究竟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受天命的王，這是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一個根本分歧之點。孔丘究竟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神，這是古文經學和讖緯的一個根本分歧之點。」因為這樣的分歧，古文家諸經並重，今文家主推《春秋》，但古文家的學術也遠遠不是純粹的，因為在他們眼裡，孔子雖然仍在食人間煙火，但經由孔子所整理、傳播的六經卻是上古聖王的治世之道，頗有神學元典的性質。所以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古文家意在取法於先王，今文家意在取法於孔子並嚮往後王（楊向奎即論公羊與荀子為同一學派，是儒家而近於法家，漢代所謂外儒內法，公羊學本身就含有法家因素323）。——這問題其實就是復古與維新的問題。

　　復古的聲音從來都是很強大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古時候一切都是好的，而世道越來越壞，一直壞到現在，所以要想扭轉頹勢，就得從典籍當中認真學習古代聖王之道並加以推行。但孔子也明明說過：「周代的制度是以夏、商兩代之製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蔚為壯觀，我主張周制。」324用現在的話說，孔子在這番話里表現出了進步的歷史發展觀。孔子還說：「齊國一有改革，便會達到魯國的程度；魯國一有改革，便會合於大道。」

　　所以，烏托邦在古代還是在未來，時人應該復古還是應該維新，這兩派都能在同樣的元典中找到理論依據。這時再看何休的三世說，豈不正是「衰亂世一有改革，便會達到昇平世；昇平世一有改革，便會達到合於大道的太平世」么？

和王莽時期的復古改制有關，事實上，東漢皇帝沒有一個是三個字的

大家都說古代單名是王莽搞的。

我覺得未必，王莽之前，帝王之家不也是都用單名。

我感覺真正的原因是古漢語的詞，基本都是單字詞，所有取名也是單字，可能以前就沒雙字詞這個概念，怎麼會用雙字詞取名呢。

後來隨著漢語在不斷發展，慢慢的雙字詞成了主流，跟著人名肯定也慢慢變化了。

這麼說比較通

記得三國演義有三字名的.....開始第一章。

「三人出庄迎接。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北販馬，近因寇發而回。」

當然不多...

三國志好像也有看過三字名的。不過確實不多就是

其實在漢代是以「世家」為貴族基準，而對於貴族的「名」則以單字為貴，雙字為賤的一個劃分。

當時漢代的大世家比如：崔、袁、荀、皇甫、司馬，以及徐州世家糜、陳，江東世家陸、張、顧、朱。均為掌握著私兵的豪門世族（當然糜、甄、司馬、陸為當世富商起家），這些家族各位可以想一想，裡面出仕的文武官員均為單名雙字，而且在漢代當中，能夠給予「字」的是必須要年夠15,歲，並且需要有名望的長輩或貴人授予。

比如曹操的族親曹子孝（曹仁），曹子廉（曹洪），曹子建（曹植），曹子恆（曹丕），均為「子」字輩的，而曹操的族弟族兄的旁系而言，則不遵循這個大趨勢進行，比如：夏侯妙才（夏侯淵），夏侯元讓（夏侯惇）。

比較有意思的要說一下，漢代的複姓是比較普及的，比如歐陽、太史、端木、上官、司馬、夏侯、諸葛、皇甫、太叔、公孫、司徒等等，這些當中也包含了十分龐大的貴族群體，所以他們不算做「三個字」的人群。

我們在三國遊戲中經常碰到的雙名，基本上可以歸類為」異族「、」寒門「、」山村莽夫「一類。比如諸葛四友中的石廣元實名「韜」、字廣元；孟公威實名「建」、字公威；徐元直比較熟悉，單名「庶」，字「元直」。這些荊襄一帶的學子，都是單姓復字。而我們看到的一些如雷貫耳的「雜兵級「大將其實也都比較有淵源。

1、刑道榮、沙摩柯、胡赤兒：野史中刑道榮是有五溪蠻族的血統，而沙摩柯是五溪蠻族的小蠻王，胡赤兒是羌族猛士（涼州），統統歸入到」異族「

2、張白騎、李大目、張飛燕：這些都是當時黃巾軍的將領，均是按照自己的「特徵」進行的外號編排，騎白馬的叫「白騎」、眼睛大的叫「大目」、身輕如燕的叫做「飛燕」，比比皆是

3、淳于瓊、蔣義渠、眭元進、呂威璜、武安國：這些都是大冀州的將領，除武安國以外都在官渡之戰大放「異（wu)彩(zha)」的人物，我們拆分來看，首先是流星錘的武安國，「武安」和「淳于」是戰國的複姓，所以這兩位也就是所謂的複姓貴族了（淳于瓊了不得，當年漢靈帝的西園八校尉之一的西校尉，沒有和曹操一樣的背景誰敢選？）；蔣義渠在史書中應該和蔣奇是一個人，」義渠「是字的可能性比較大；而對於眭元進、呂威璜兩個當時也算是五品騎都的角色，但是史書中描寫的基本上是一筆帶過，考慮這兩位出生冀州、幽州一代，暫時歸入」山村莽夫「吧（誰叫你們烏巢死的太快……程致遠、斐元紹、張曼城是一類……）

4、孫尚香、張春華、辛憲英、黃月英等：這些都是大儒豪門之女，三國時期女性能夠拋頭露面並且計入史書的少之又少，這些奇女子在封建的」男尊女卑「中命名可想而知，在婚姻後自然歸入」孫氏、張氏「稱呼，而不再用本名……

5、幫助一樓回答一個，崔州平就是崔鈞，字州平……了不得的人物。

說的比較不謹慎（其實就是胡亂的在分類），希望能夠有幫助。

雙名，單名本質在於雙名前一字為輩份。漢代稱呼往往叫字不叫名，加之儒家文化不興盛，和漢代人口為歷史低點等原因。

黃月英,程遠志，裴元紹。。。

以單名為貴

沒經過查證，個人以為，這和名字的需求和習俗有關。

古代的人不多，通訊也不夠發達，人的流動性不高，不會出現太大的重名問題，所以往往只需要一個字就可以區分開了。而現在情況不一樣，假如你還取一個字，那很可能上學的時候，分不清是誰，所以現在大部分名字都是兩個字了，再加上姓，足以區分了。

另外起名字，是需要包含意思的，古代的文字含義濃縮度比較高，一個字可以表達現在幾個字的意思，所以往往一個字就能夠表達清楚含義了。另外，很多時候起名，地方上是有很多習俗的，比如商朝的時候，人們重視時辰，會以干支這樣的詞來起名，和習俗也有不小的關係。

字的起法很複雜，有的按照輩份，有的按照名的衍生，還要相反意思的，但目的都是為了讓人尊重他，貌似只有有身份的人才會起字。既然有身份，那就是有名人效應了，重字的幾率就有大起來了，而且通常給自己起字的時候，含義比較多，要說明幾個問題，所以用兩個字的比較多。

感覺寫的好亂啊，因為各種特例都有，很難一概而論，只能說，主流是這樣吧，需求總是推動改變的，所以我習慣從需求的角度來考慮這樣的問題

個人覺得，古人有兩種概念即「忠」、」孝「，在正式場合都閱讀單名，如皇帝給曹操下旨都會寫「曹操」；在議會場合，如袁紹會稱其為「孟德」，一般不帶姓；

由此衍生：曹操死的墓碑肯定寫「曹操」二字，

其實這個稱呼一直都在用，這是文人階層的特殊標準，比如蔣介石會見老毛，就會進切地稱為「潤之」，而背後罵他俄日共匪的時候，就會說「他毛澤東…………」

共和以來，這些講究被成為「迷信」而廢棄了，所有現在當官的、經商的、學者的，再也沒有人願意為了學識而奮鬥，甚至以此為恥，文人的那種「骨氣」沒了，……

順便說一下，我爺爺以前名不叫「海文」，是字「海文」，後來不讓用字了，只要把字當名了，現在農村人還會問你叫什麼「名字」，實際上就是名和字是兩種東西，但是現在書面語都統一稱為「姓名」

我覺得是人少的緣故。名字出現重名的概率比較低。

遠古之時，單字足矣；堯、舜、禹、啟、契、羿....

後來，雙字為主；

再後來，兩個三個的相當；

......

字的話音節上雙數比較好聽，而且一般直呼其字，要是搞個單字說起來會比較彆扭。

以上純屬戲言。

1、個人認為《三國演義》里的小人物的雙字名不太值得採信，畢竟是寫於明朝的書。

2、個人覺得古代的名主要用於書寫，漢代書寫以竹簡為主，這玩意要是字數多了還挺沉的，而要是用帛來書寫的話，那花費就貴了，所以文字能省則省，這大概也是王莽的本意（王莽本人很推崇節儉）。但是單字畢竟不太適合用來做口語上的稱呼，也容易重名，所以用雙字的「字」來彌補

3、名和字往往會講究有聯繫，這樣便於一看字就聯想到名：比如諸葛孔明---亮；曹孟德--操；關雲長--羽；張翼德---飛.......等等

4、禮儀上，一般平輩才稱呼別人的字，長輩對晚輩可以直接稱名，或小名（例如阿瞞），晚輩對長輩或尊者，則以姓加尊稱，例如曹公、諸葛先生等

印象中和王莽有某種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