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自從唐以後沒有王朝定都長安了？
為什麼自唐朝以後，就沒有王朝選擇定都西安了？（不算李自成的大順這種短命王朝）定都大多選擇了靠東方的城市，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種情況？
經濟方面的原因固然重要，糧食的供應和充足與否必然影響著首都的選址，長安盛世繁華和毀墟荒廢其實都有這個原因。但是終其發展，大一統王朝首都自始至終沒有設置在黃河流域以南，即便經濟重心南移以後統治者也是盡量採取交通的方式把南方的物質財富運抵北方，而非遷都。所以肯定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但答主想提個新看法，首都的位置可能隨戰略防禦重心的變化而變化
唐以前，對於帝國的威脅主要來自西北方向。
有周一朝的犬戎和北狄，都是對農牧民族威脅很大的游牧部落。
劉漢王朝，匈奴的威脅最大自不必說，且匈奴的進犯路線也往往從西線北線。
隋唐盛世的外敵威脅則主要來自北方的突厥和青藏高原的吐蕃，西線戰事戰線吃緊。
可能有人會疑問，為什麼首都會設在靠近戰線的地方呢？難道不應該離戰爭越遠越好保證安全嗎？
在農耕文明時期，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而首都是集全國精華之所在，為了保證皇權和中央集權，最強大的軍隊和力量以及物質財富都集中於此。首都地區集中的力量是抵禦外敵最為有效的。而當時的信息和資源調動能力是很弱的可以設想，如果此時建都於偏東地區，如果西部游牧進犯，再從東部調兵到西部前線作戰，以及接下來的前線補給會給王朝造成巨大的壓力。效率和信息更新也會很差。帝國更不可能在非首都的地區大量屯兵，這就會造成唐中後期嚴重的地方割據。所以，不如就地，把首都就建在靠近對國家安全威脅最嚴重的部落的邊境附近。而從李唐王朝以降，威脅逐漸由西北轉移到了東北地區
答主沒有提到的元和清，也不言自明。大元主要是 沒什麼可以威脅，就在金的基礎上對北京城升級建造，而且北京距離自己大草原故鄉也近。清朝也類似，距離東北女真人故鄉近，而且三朝的建設北京城已經很具規模，基礎設施很完備，成為北方最大的城市了，建都也就順其自然了。
因此，首都的定位一定程度上與國家安全壓力的位置有聯繫。特彆強調的是只有在農耕文明時期，信息、資源的交流和調度能力很差的時候，建都在安全威脅大的地區有利於做好防禦工作，保證安全。所以從西北的長安逐步轉移到東北的北京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目前的狀況下，就不存在這種問題了。
以上僅是一點猜測，其他原因特別是經濟方面也很重要，另外，答主也覺得可能是往西往北有可能拓展疆域，所以帝王們更傾向與往西北方向發展（往東往南都是海洋，而海權意識在中國古代是極弱的）。歡迎交流 圖片來自網路 《中國曆朝地圖》
唐代末期，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導致國力衰微，戰爭爆發頻繁，長安城受到極大破壞，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朱全忠（溫）燒毀長安城，脅迫皇帝遷都於洛陽，佑國軍節度使韓建「去宮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南閉朱雀門，又閉延禧、安福門，北開玄武門，是為新城」。韓建以唐長安城的皇城作為新城的外廓城，在城內新築子城，降低了城市等級，同時維持了城市禮制格局的延續性。又在東西兩側築以兩座小城，從而增強了長安城整體的防禦能力，形成了南北略短、東西略長的布局，大大增強了軍事防禦能力，整體規模較唐代大大縮減，基本奠定了後世長安城發展的格局。從建設基礎上來說，此時的長安已經不適合作為國都。加之中唐以後，漕運日漸堵塞，糧食安全成為國君的首要考慮因素，萬一長安被圍，糧草不濟，城必破；加之安史之亂後，長安歷經劫難，不說十室九空，也去之七八，生產力難以快速恢復。因而長安失去了定都的幾大優勢基礎條件。
五代時期，立朝時間較短，長安城的營建活動很少。五代以後，長安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上均不及唐朝，然仍是西北軍事重鎮，成為控制西北穩定的核心。
北宋初，太祖趙匡胤曾欲都洛陽，未能實現，因而發願說:「遷河南未己，終當居長安耳。」後來北宋都開封，宋太祖西遷長安「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的夙願未能實現。然長安既為趙宋軍臣所重視，其軍事作用不容忽視。宋代西安屬永興軍路，等於一個府城。從行政上看地位並不很重要，但有關西北各路的槽運使駐在西安。在北宋和西夏的長期戰爭中，西安總是主要補給中心，北宋位於西北的重要屏障之一。
北宋滅亡後，夏金又在西北兵刃相見，此時長安依然是關乎中原安危的重要屏障。北宋時期長安城外部形態與內部格局大致延續五代以來「新城」布局，依舊呈現出軍事防禦性較強的「三城並置、互為一體」的布局。這一時期，最值得稱道的就是對前代文化遺迹的傳承和保護，聞名天下的西安碑林即始創於此時。但西安自此之後，由於與夏金等國的戰爭，一直處於邊境備戰狀態，依然不適合作為國都，經濟也日漸衰落。
自周秦漢唐的輝煌歷史沉澱在關中以來，天下君王應該是無不希望定都西安，以此來表示自己中原正統君主之位。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多種原因交織，沒法像我們打帝國時代一樣，派一堆農民去挑地方造個城鎮中心這麼簡單。
簡單理一下後幾朝定都情況：
宋朝趙匡胤之所以定都開封，並不是因為一時心血來潮或者多方調研，而是因為他繼承的是五代時期的後周王朝，而後周王朝的都城就是開封。
至於南宋，呵呵，都是淚。
元朝
並沒有打算在中原待，馬背才是真愛，so。明朝
史料有記載，朱元璋穩住陣腳的時候也是很不情願定都南京，私心還是在孕育漢唐之盛的千年古都西安。但是由於當年北方元朝殘餘勢力沒有散盡，包括關中在內的西北地區也還有割據殘黨，所以朱元璋1368年先在南京稱帝，把江山穩住先。1369年，陝西平定了，大概是小情懷又躁動了起來，定都之事再次被提上議程，西安、應天（南京）、汴梁、北平、臨濠（今安徽鳳陽，朱元璋老家）幾地紛紛上榜。
臨濠：這個純屬私心，pass。
北平：雖然可以抵禦外族，鎮守北方，但還是有私心，想把北平給朱棣留著繼續讓他當燕王，pass。
汴梁：也就是開封，跟五代長安一樣，也被蹂躪差不多，沒法用了，pass。（由於南京靠南了，當年打算效仿前朝拿汴梁做兩都，也就是說與南京相對的北京，最初是戴在汴梁頭上哦~）
西安：明朝都建國20多年了，朱元璋仍舊在1391年派太子朱標巡視西安，考察建都的可能，可見情懷之深，考察結果不知何如，總之太子回來之後沒多久便染病歸西，遷都的事情就再也沒提起過。
待到後來燕王朱棣篡位稱帝後，也是心虛，本來就是非正當渠道上位，又是客場，於是索性直接遷都到了自己的大本營北平，改名北京。
清朝
咱也不撒，當然直接吃現成的咯。曾經的劇情發展是能在後世分析出個所以然，作為即將統領中原的封建君王，西安在他們的心中一直是個皇權聖地，定都的時候怎麼也得把西安考慮上，才算告訴自己是要稱帝而不是一方割據。只不過開國不易，百廢待興，開國皇帝們常理上都要選一個趕快能用的地方作為新都城，所以他們也只能按自己手裡的牌面來決定歷史的進程罷了。這個問題，不才也搜集資料研究過一番。略答大意。
第一先反對一些故有觀點，如關中凋敝，如人口南遷，如漕運困難，如氣候變化。隨不能稱為無稽之談，但是單以這些在古代根本無法抵消關中優越的地理優勢。這些因素都存在，但都是次要因素。拿來說非常不信服。關中一直是歷代糧倉之一，氣候歷史變化也大部分適宜農耕社會。人口也足夠稠密。根本不存在什麼凋敝。最多是相對盛唐的戰亂後凋敝。這些做反對建都條件實在可笑。要知道唐長安整個都是新建的。從零開始都做得。何況宋明。以上觀點都是機械得教科書觀點，為的是讓讀者接受這麼一個結論，照本宣科得說等於重複一遍，在我看來毫無說服力。至少很多疑問無法解決。即很多都城都面臨過同等得問題，為何有些就不成其問題。到了長安這裡就成為問題。
在我看來，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唐丟了西域。又由於天命時運一直未能收回，導致戰略空間大幅縮小，這裡也曾經是漢族重要的馬場和絲路要道。而其二，武則天篡位期間，政治上消滅了一個流傳上百年的權力集團，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關隴貴族集團。關隴這個中華政治力量核心。導致了政治力量的分散。其三，唐玄宗改變府兵製為募兵制，加重了國家財政負擔，本意是要加強軍事。但是導致第四。第四，在關隴集團權利未能重新形成得情況下，唐代節度使權利過大，又有募兵制支持，進一步分散了中央的權力。第五，以上直接導致，節度使擁兵自重，給中央供給糧食一再出現障礙，安史之亂之後，在關中外調的糧食中，北方供給甚至不到亂前三分之一，也就是說，都給地方軍閥節度使自己用了，不僅如此財政稅收等都是這個概念，地方政治力量越來越大，這時漕運才不得不成了皇室倚重的對象，根本不是什麼經濟中心轉移，這時全國人口70%尚在北方，南方有個屁經濟中心。這些地域權力在後來得勢後理所應當的反對遷都。就像關隴集團的都城理所應當的是長安一樣。最後就是，朱溫篡唐毀長安。從此漢族核心政治力量，利益集團徹底離開了關隴。這才是導致唐之後長安未能再建都的根本原因，實際，除去蒙元滿清不提，宋一開始想遷都，由於弱勢和軍事壓力以及權力鬥爭未能成行，明也像遷都長安，但機緣不足也未能成行。如果太子不死，明都未必就坐在北京了。個人結論，由於政治核心利益集團脫離了這片土地，這是核心原因，這個原因又是很多政治事件社會關係利益制度歷史時機撮合的結果。@太常淡省說的很有道理，定都一是跟開國帝王的根基地有關，要牢固，一個是跟當時的國內外勢力有關，考慮帝王方便控制內外各方勢力，國都，陪都都有這個作用。當然能當國都這地方地理位置要好，物產要豐富，有比較雄厚的經濟支撐，這跟地緣有關。
長安作都城的時候，洛陽基本上都是陪都，就是因為控制山東各地方便，進攻的橋頭堡。定都江南的時候，合肥、武漢一定是重兵之地，因為必須防守北方的勢力進攻。
終宋一代，心有餘而力不足。
北宋時，國力疲弱，長安殘破，北方不寧，經濟落後，產糧地皆在南方，若定都長安，糧食漕運是大問題。定都洛陽尚不可得，長安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南宋是偏安一隅，只能是「可憐無數山」。元蒙古族統治時期
蒙古族本草原游牧，根基不在中原，以大都建城，北鎮居庸，南居河濟，東俯渤海，西擁太行，進可制中原，退可守蒙古，故而定在大都。明
建國時，太祖時考慮經濟、交通、軍事問題，將國都定於南京。至永樂帝時，遷都北京，一是北京為永樂帝封地，根基牢固；二是是時蒙古尚未肅清，定都北京，以御外敵。清滿族統治時期
滿族入關時本不自信，定都北京，一是延續元明成果，二是天下有變，則退回遠東根據地。此種心態與蒙古類似。
以上是從各朝代分析，從大的歷史趨勢來看：
1、西北地區從春秋秦之時即已開發，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數度凋零，至唐末五代十國軍閥割據之亂，長安關中地區畜產盪盡，廬舍頓空，盡顯衰敗之勢。
2、過度開發，加之北方氣候變干變冷，黃土高原沙化，波及關中地區也不適宜農耕，農業衰退，建都後經濟困難。
3、中國自古西北禍亂，至唐末五代十國大亂，西北作為最早的一個地區諸民族氣力已竭，不再是邊疆征戰的重心，重心已經由西北轉移至華北、東北，故而重視度下降。--------------------------------------------------------------------------------------------------關於第二點
漢代，唐代中國人口經濟集中在陝西，以後出現新農作物，耕作方法讓人口增加出現出現在其他地方，陝西成為中國人口經濟的少數，當然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多，自然無法成為首都了
1.朱溫的那把火徹底燒毀了長安，使之成為一片廢墟，後繼王朝再無力像隋唐那樣承擔重建基礎設施所帶來的巨額花銷；
2.自南北朝開始的經濟重心南移已接近尾聲，北方特別是關中不再是賦稅的主要來源地；
3.關中地區的氣候變化，使得糧食的供應無力再承擔建都後所帶來的人口壓力，從南方運糧又是一筆不小的花費；4.還是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陝北地區的沙化使得該地區不再特別適合人口居住，這使得建都於長安的中原王朝無法在此地區部署重兵拱衛京畿，有效防範北方的游牧民族。說點中國歷史的玄學吧……
中國歷史上關於王朝一直流傳兩個說法，第一個是「一姓不再興」，縱觀中國歷史，凡是中華主流正統王朝的最高領導人，目前為止沒有同一個姓氏兩次崛起的，沾親帶故的血緣和小割據當然不算。所以明末就有很多人靠這個宣傳「闖王非真龍」，畢竟李家已經興過一次了。
再有一個就是「王氣千年盡」，相比於第一個傳言，這個說法驗證起來周期更長，但是目前為止也確實沒有被打破。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一，定都是大事，尤其在古代，很迷風水一說，再加上本來的大城市就不多，可選擇空間很小，另外傳王業畢竟是天大的事，也不敢冒險去嘗試新城市，所以中國的古都轉來轉去就那麼幾個。
二，說到中國古都，這裡就多說幾句，現在官方老是提八大古都，連河南的安陽殷墟也算在裡面，這顯然有些牽強了，歷史上能稱作古都的也就四個半，西安，洛陽，南京，北京，再加半個就是開封而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看，定都長安是在秦朝舊都咸陽旁邊新建的，這一紅火就是一千年，但傳到五代也就幾本衰弱了，這中間大概是一千年，洛陽從東漢大力營建到兩宋左右褪色，大概也就八百年，北京從遼金開始建造，從元明清到今天，也有近千年了，開封比較短，但斷斷續續加起來也有幾百年，最有意思的是南京，這座城市具有王氣，但是建都於此的王朝沒有超過百年的，說明王氣不足，就連命硬的明朝，在南京也就呆了三十幾年。
三：下面專門談西安，長安這個名號是西安最大的名號，可自從劉秀定都洛陽以來，長安在經濟上的地位就開始衰落，只是政治上還有影響力，唐朝定都長安，開始是無奈之舉，因為最富庶的洛陽當時還在王世充手裡，等李世民打下了洛陽，李淵又不敢東遷了，怕萬一落入李世民的勢力範圍，到了武周時代，洛陽已經堪比長安，其地位比之長安，猶如今天的上海比之北京。很快，隨著李唐對江南的進一步開發，以及整體經濟中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西安的位置想要遙控東南大地顯然力不從心，所以政權逐步東遷，直至北宋初年，洛陽也凋零下去，開封接管中政權中心，後面的事就跟長安徹底沒關係了。
所以西安到底為什麼衰弱了呢，下面是我自己一點粗淺的認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態的破壞，先民在那片土地上發展了上千年，可以想見他們對那裡的資源使用情況，西漢時期的森林覆蓋率是很高的，如今再去西安，光是自然問題就頭疼不已。然後就是經濟控制力，西安所處的周邊地理環境對於現代經濟地理髮展而言可以說非常不利了，自古經濟繁華都伴隨著貨暢其流，西北關中千年前算是坦途，那是因為其他地方還沒開荒，如今再和全國比較，它周邊的地貌、路況等等這些發展潛力的硬指標都相當單薄，想振興可以，但是想重塑昔日榮光，消耗太大，得不償失。
然後我做個小預測咯：舊都咸陽被廢，新起長安在側，這一立就是千年，創出中華漢唐兩個盛世。
君不見，如今都城旁邊也立著個千年大計嘛……
祝福祖國威武雄壯，長治久安。
水資源匱乏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原來八水繞長安，枯竭了不少後所以遷都洛陽。
因為北方游牧民族隱患。長城以南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皇帝又怕北方諸侯擁兵自重，所以只能親率王師永鎮北方門戶。錢穆老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裡面將宋朝政治時提過相關原因，可為參考。
補充一個。傳統舊大陸陸路貿易的衰落，海上貿易的興起
坊間還有一傳言，二王爭霸。一個說，我不行，咱倆聯合起來抵抗外人。另一個說，那好，我先收拾你，再對外。結果倆小伙把後者摁到長安了，說來，咱倆聊聊理想。再後來理想統一了一切。大家都為了理想奮鬥，成王敗寇，事成之後，由於自古以來的避諱，大多數也就不同意建都西安了。後來倆小伙其中之一的陵園就在我們學校旁邊，至今沒有進去祭奠過，略有遺憾。
中國古代的首都遷移的大致趨勢是由西往東、由北往南再折往北方。首都選址一般要是從經濟、政治、軍事3個方面來綜合考量。一、經濟。首都需要龐大的經濟腹地來支撐龐大的人口、軍隊以及官僚的日常開銷。秦漢時期的關中經濟在全國的比重極高，從司馬遷說說就可以看出端倪：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雄厚的經濟實力是秦漢定都長安的經濟基礎。秦漢之後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往東往南偏移，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移到了江南地區，從而導致稅賦重心移到了江南。關東地區距離江南很近，方便稅賦運輸。二、政治。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是可以分離的，比如隋唐時期關東經濟崛起，洛陽、揚州的繁華程度不遜色於京師長安。但長安越來越依賴與東南聯繫的漕運，難以承受江南賦稅中斷的後果，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藩鎮只要使通往關中的漕運停運一段時間，朝廷就會承受極高的壓力。再加上唐朝末年至五代之後的戰亂波壞，長安被毀，關中破敗，漕運失修，關中再也無成為首都的可能性，政治中心東移。三、軍事。隋唐時期帝國的軍事壓力方向開始由西北轉向東北。東北游牧民族契丹、女真先後興起，造成的後果就是東北的軍事壓力加大。這時北京作為通往中原腹地、連接農牧板塊的戰略價值增高，這也是明清將首度定到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黃河到運河
聽過西安博物院的講座，是其副院長講的，因為唐朝時長安人口太多，生態環境破壞嚴重。過去長安是亞熱帶氣候，長安附近還有現亞馬遜熱帶雨林里的動物，而現在，呵呵。大致如此，聽課時間早了，有時間把筆記補來。
長安和洛陽是古代中國建都朝代最多、最為著名的兩大古都。長安歷史上總共有十三個朝代在此建都：西周、秦、西漢、新、東漢（末年）、西晉（末年）、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而洛陽在建都朝代數量上略遜一籌，共有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孝文帝之後）、隋（煬帝）、唐（包括武周）、後梁、後唐九個朝代。如果對以上這些朝代進行分析的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西安建都的朝代中屬於全國性王朝並且統治時間較長的有西周、秦、西漢、隋、唐，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屬於地方性王朝，新莽時期全國分崩離析，群雄並起，統一名存實亡。東漢末年，董卓挾持漢獻帝遷都長安，期間山東地區限於混戰，五年後，獻帝出長安東走，長安已化作一片焦土。西晉末年，洛陽被十六國之一的劉漢攻陷，晉愍帝即位於長安，三年後西晉即徹底滅亡。以上兩個時期，都可以看作原先建都於洛陽的政權避難長安、苟延殘喘，所以持續時間很短，只是名義上的統一王朝。洛陽，統一的全國性政權為東漢，和隋唐的一部分時期，其中隋大部分時間政治中心在東都洛陽，唐朝時長安洛陽為東西兩京，皇帝常常往來於兩京之間，武周時改洛陽為神都，正式定為都城。從整體上看，定都於長安的全國統一政權的數量遠遠大於洛陽，但是在很多朝代中，洛陽常常扮演了長安的陪都的角色。 在古代中國，決定一個都城地點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勢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經濟、文化等人文因素。首先，筆者從自然條件分析長安和洛陽建都各自的優勢。長安地處偏西，位於內地和邊疆的交界處，而洛陽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在交通便利上洛陽佔有優勢。而長安居關中之地，東有崤函天險，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易守難攻，一旦東方出現變亂，便可以坐鎮長安，進可攻，退可守。並且，西漢、隋唐都在北方和西北方面臨匈奴、突厥那樣強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脅，長安靠近邊疆，是鏈接內地與西域的紐帶，時經營西域、反擊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秦漢時期，觀眾就修建了鄭國渠、白渠、六輔渠等水利設施，使該地沃野千里，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供養大批脫離生產的軍隊和官吏。但關中地區人口的過度集中，造成了當地自然環境的逐步惡化，再加上政治中心在戰亂之際又常常淪為主戰場。最後，長安的經濟優勢終於一去不復返。到了唐朝，長安城達到鼎盛，但關中卻常鬧饑荒，糧食已經不敷食用，皇帝常常帶著大臣不遠千里去東都洛陽就食。 洛陽所在的伊洛谷地較為狹小，山東的經濟中心並非在此，洛陽一帶的農業生產並不十分發達。但洛陽居天下之中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成為它最大的優勢。前面已經提到，隋唐時，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開始脫節。當時主要糧食產區是黃河下游的山東地區和江淮一帶，京都的糧食嚴重依賴兩地的轉運。隋煬帝時開鑿大運河，永濟渠和通濟渠分別以洛陽為中心分別向東北和東南延伸。洛陽成為大運河的中樞和全國最大的糧食集散中心。隋代在洛陽建設有含嘉倉和洛口倉這兩大糧倉，糧食到唐朝貞觀年間都未用完。如果把糧食從洛陽再運往長安，不僅要多走一千多里路程，而且在三門峽一帶，常常出現船隻傾覆的事故。解決這個困難最簡便易行的方法就是遷都洛陽。 隋煬帝在位期間大多數時間都駐留在東都洛陽，洛陽取代大興城成為實際的都城。唐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政治中心在長安和洛陽間頻繁變遷。但是，受到西北邊患的牽制，長安作為都城的時間遠遠長於洛陽。洛陽控制東部，但離西北過於遙遠，對突發事件無法及時反應。並且唐朝後期藩鎮割據，洛陽位於四戰之地，和平年代的優勢在戰時反而變成劣勢。所以，隋唐時期的長安和洛陽，一個以政治軍事立都，山河環繞，易守難攻，向東有居高臨下之勢，向西可以打通西域，作為防備草原民族的緩衝區；另一個以交通經濟立都，四通八達，天下之中，有漕運之利。唐末至五代，政治中心由長安遷至洛陽，又從洛陽遷至開封，一方面反映了中原王朝邊防線內收縮的趨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權對東南財賦的依賴性大大增強。在大運河改道後，開封成了新的航運中心。北宋初年，宋太祖曾計劃先遷都洛陽，再遷至長安，但由於北宋實行強幹弱枝的方針，在開封集中全國一半的禁軍，全部依賴大運河轉運糧草。此時長安和洛陽都已衰敗，原先的優勢大多蕩然無存，無法容納數量巨大的人口，遷都只好作罷。在古代社會後期，西北邊患逐漸被來自東北邊患取代，中原政權的的都城開始東移，扼守由北向南的交通要道，以有利於邊防，例如明朝定都於北京。這使得長安和洛陽永遠失去了作為都城的資格。 除了這些因素外，王朝的政治需求也是決定定都地點的因素。西周定都鎬京，關中時周族的發源地，十分適合他們的農耕經濟，周成王時修築洛邑為陪都，號成周，是為了了監視和震懾商朝的移民，控制東方領地。秦朝統一後，沿用了原先的首都，國祚短暫，未能來得及考慮都城遷移的問題。西漢最初定都於洛陽，後婁敬進諫，力陳關中的險要和富庶。西漢最終定都關中，除了以上原因，還因為在東方分封了大量的諸侯王國，定都長安可以隨時撲滅可能的叛亂。東漢光武帝起兵於河北，南下攻取洛陽後再四面出擊，平定天下，劉秀的功臣勛貴大都為南陽豪強，東漢政權依賴於豪強的支持，洛陽也位於他們的根據地。但東漢仍把長安視作東都，大多數皇帝每年都必須渠長安拜謁祖宗陵寢。但東漢時期，長安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對邊疆的控制力減弱，羌人叛亂至東漢滅亡仍未徹底鎮壓下去，三輔一帶成為內遷戎狄的居住地，到五胡亂華的時期，關中胡人與漢人的比例已經失衡。曹操的政治中心在控制河北和河東的要地——鄴城，到曹丕即位時，選擇已廢棄多年的洛陽為都城，主要時因為洛陽靠近南方，便於對吳國用兵。前秦由氐族建立，氐族長期居住於川陝隴交界一帶，在關中也有相當大的人口規模，前秦定都長安也與靠近祖先所居之地有關。北魏孝文帝南遷，目的地也是有鄴城改為洛陽，同樣有洛陽位置靠南，便於對南朝用兵。並且，洛陽作為傳統的漢族王朝的古都，在漢人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歸屬感。定都洛陽，北魏既能有效拉攏漢族，又可以以中華的正統自居，顯示孝文帝全面漢化的決心。北周、隋、唐的建立者出身關隴軍功貴族，關中是他們傳統的根據地。唐朝建立初始，就有關隴士族、山東士族和寒門的爭鬥。武則天大力任用出身山東的官吏，打壓關隴士族，把都城由長安遷至洛陽，降低長安的政治地位，避免受到牽制。 所以，整體上看，長安的優勢在於地形，洛陽的優勢在於交通。建都於長安的典型性朝代，如西漢、唐朝成為了中國古代最輝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王朝。長安地處西北，位於與草原民族征戰的前線。定都長安也成為外向型朝代的標誌。而洛陽，地處中原正中，遠離邊疆，王朝的施政重點放在內地，在開疆拓土方面往往建樹不大。
經濟中心的東移
糧食不足以供養京師的人口和軍隊
過度開發
高中歷史課本好像說過。北宋開始經濟中心難移。。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