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犯人執行死刑的行刑人的心裡會不會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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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死刑犯人執行死刑一定會藉助一定的手段或者方法，但行刑人心理是怎樣的，因為這在我看來也是一條生命的逝去

謝邀。我本人沒有參加過執行，但參加過的同事表現出很大的心理壓力。

有人執行回來之後很亢奮。我剛進單位時，一位比我稍年長的刑庭同事在食堂飯桌上對我滔滔不絕的講述他的哲學觀點。因為不感興趣，我就嗯嗯啊啊的對付著。然後他開始對著桌上的其他人扯八卦，吹牛逼，整個狀態就像喝醉了酒。後來他掏出一張照片，一個勁的追問我：「像不像睡著了？像不像睡著了？」我才知道他上午去執行了死刑。

還有人執行回來很消沉。也是在食堂，我看到刑庭的年輕書記員在低頭打飯，死板著一張臉，好像便秘了三天。我問他：「怎麼了，心情不好？」。他頭也沒抬，回答：「去執行了。」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趕快閉上嘴，不敢再去聒噪他。

很多刑庭的老同志面上看不出來，但他們去執行無一例外都會戴上大法徽，其實按照規定應該佩戴小的。

他們私下裡告訴我說大徽擋煞能力更強。我想笑，卻笑不出來。

--------------------------------------2015年6月26日更新-----------------------------------------------

感謝大家的支持，尤其是」文筆不錯「的評價讓我受寵若驚。自打寫作文開始，我從來是被評價為思想性超過文學性，工作後寫各種文書、公文來更是與」文筆「漸行漸遠，但今天我的自信又回來了呀。關於我個人對死刑更多觀點詳見：作為一名法官，最後判決宣布別人死刑是怎樣一種感受？ - 求解的回答和關於死刑，法律人是怎麼看的？ - 求解的回答。

另外，關於」擋煞"用的法徽┑(￣Д ￣)┍，其實不止這兩種。

今天早上拍的。最大那個徽不穿法袍時開庭用，配戴在法官制服左上口袋的正上方；中間那個小徽是其他需要著正裝的場合佩戴用，戴在西服左脖領的正上方；最小的那個是上海和浙江法院的獨創，尺寸更加符合一般西裝徽的大小，通常用在更加隨意但仍需要佩戴法徽的場合。法袍因為自帶法徽，所以不需要另外佩戴。舊式法袍在像扣子一樣固定在領口處（左）；新式法袍則是綉在胸口（右）。

至於評論里想做更大的法徽發財的朋友，你晚了一步：

瀉藥。

我沒執行過，但是為執行工作做了十多次警衛任務。

第一次去的時候，各位師哥恐嚇我，說執行死刑警衛任務，要抽煙、點煙的，就當是以煙代香給死刑犯點敬意吧，不然要觸霉頭的，怎麼抽呢？每執行一個死刑犯就要抽一支、點一支（光燒不抽）。我第一次的時候，抽了五隻煙，我一個不會抽煙的人。。。。當天我回去整個人都不好了，咳了好幾天，差點去掛水，這才是真正的觸霉頭。。。。

這就是我以前呆的特警支隊反恐防暴大隊拿新人開涮的一個項目，不過一直都有點煙不抽的傳統，數量多少已經不在乎了，但有且必須有至少一支煙。

補了幾次，有點零碎，各位見諒。

在知乎答題還是要謹慎加小心的，否則也是質疑一大堆，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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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原因參加過死刑的執行（動手的不是我），也聽過許多老同志講關於死刑的故事。

剛上班，領導要求所有新入警同志去死刑現場維持秩序，實際上就是給我們練膽。

那天是兩個被執行人，一個中年婦女，一個老頭。

老頭好像是強姦殺人碎屍類的暴力犯罪，做最後核實的時候，老頭笑呵呵的看著我們，我當時毛骨悚然，跟電影里變態殺人犯一樣的感覺。

中年婦女是在馬路上殺害了前夫上小學的孩子（前夫與前前妻所生），拿了一把菜刀，砍得孩子頭幾乎斷了，場面極其血腥。最後核實的時候，她說，我的申訴怎麼還沒回來啊。我感覺已經是囈語了，她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似乎也沒想好。

死刑改用注射已經很多年了，注射的液體好像是中院定期到最高院領取的，殺多少人就領多少人的量，管理很嚴格很機密。

作完身份核實，他們就躺在類似醫院的帶輪子的手術床上，手腳固定，老頭很平靜，還是沖我們微笑，婦女不停的絮叨，嘴唇發紫。

我在邊上一直的哭。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難過，無法言說。心裡有塊重重的大石頭，壓得喘不過氣。領導說我不爭氣，有幾個新來的同志很生猛的站到前面看著他們的面容變化，我沒敢，我就站到牆角哭來著。

他們的手穿過一扇玻璃牆，這邊是注射儀器和護士大夫，護士給綁上針，法警行刑，武警已經很多年不用了。按理說女犯人是要女法警行刑的，但是哪個女孩子敢，所以還是老警察做，他們說，手上經過的都記不得多少了。

很快，一分鐘，就過去，比很多種死法輕鬆的多。

又想起這段經歷，也是人生歷練吧。

有時間再寫點他們以前槍決時候的故事。

--------------------2015.06.24.22:00---------------------------------

分割線，睡前再寫點什麼。

剛上班去培訓，一個老大哥給我們講了這麼一個事。

他說自己只行過一次刑，還是後期用注射手段的，護士綁上，他按按鈕。之後很長的時間，他都無法從自己殺過人的陰影中走出來。有一次，他遇到一個老和尚，他把自己的痛苦告訴老師傅，然後老師傅就拍拍他的手說，我佛揚善，亦懲惡。他才漸漸的釋懷了。

我一直覺得這事是他瞎編的，特別像段子或者雞湯或者下一秒就成了個大師的系列笑話。

我佛揚善亦懲惡，但這句話我無法說服我自己。

---------------------2015.06.25.8:00--------------------------------

再補。

評論里善惡之爭不少，爭論這東西挺沒用的，你無法說服我，我也無法說服你，費了半天口舌，心裡咋想的仍然是那樣，感受這東西，還是看自己。

繼續說死刑。

現在死刑都用注射，但是法警還是要荷槍的，因為萬一停電，執行日期還是不能變，只好用傳統方式。所以大家如果在馬路上看到法院的囚車呼嘯而過，不要罵了，裡面很可能有被執行人。

以前槍決的時候，可能過於傳統，於是有很多很多的段子。

我們有個老大哥，長的特別像鬥牛犬，也是老法警了。他有一次跟著參加執行死刑，就旁觀。那天是個小夥子，五花大綁跪地上，拿把54手槍，手槍就夠了，頂著後頸那個坑，執行大哥開了槍，沒死，那小夥子回頭對我們這個大哥說，大哥你開準點啊！腦補畫面和血腥。

然後執行大哥我操一聲上去一腳踢倒又補了幾槍。

這種情況十分少見，因為不懂醫學，不知道是不是那一瞬間可能會說出一些下意識的話，但我感覺是這樣。

再說我們的鬥牛犬大哥，旁觀一回，魂丟了，回車上抽煙手都是抖的，接下來一個月沒有上班，打針吃藥都不好使。最好他媳婦找了個跳大神的，給他喚回來了。

像不像段子，我覺得太像了。

------------------------2015.06.25.10：00---------------------------------------

寫答案好像很上癮呢，倒是很有意思。

有一個小妹妹也是新入警的，這幾天跟我來聊天，說，姐你知道嗎，前兩天要執行一個女人，我正好出差沒在家，要不就是我按電鈕了。

我說，你這麼年輕，還是不要做了，讓老同志們做吧，他們都不怕了。

這麼說其實很不對，這是職業需要。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們結束了生命，站到上帝、佛祖、真神阿拉、老天爺、或者各種宗教里最終要面對的那個事物的時候，他們會不會講道理，會不會說你殺過的人是壞人就可以免除審判和懲罰，這樣的秋後算賬是更大的未知。

死刑執行從武警交還法院之後，法院根本就沒有人去執行死刑，誰都不願自己的雙手沾滿人血，包括壞人的血。領導沒辦法，人還是要殺，誰去殺？只能提高獎勵機制，提高職稱待遇，最後這隻隊伍中有燒鍋爐的工人，廚房的大師傅、單位的運輸司機等各種各樣的人。（有朋友質疑此處，我再解釋一下吧，執行從武警交還法院大概有10-20年時間，具體沒有考證，不確定，之前在武警的不表，到法院之後，那真的是沒人去做。有朋友質疑說，警察還可以挑任務？細想想好像不可以，但是作為領導總不能挨個找人談，你去殺人吧如何。真正上班了之後，我倒是沒遇到這樣的領導。於是就只好全單位的選，最後還是有幾個膽子大的去做這份工作，包括我說的上述幾名同志。我真的沒有惡意，他們都是我的老大哥，有的已經離世了，他們也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好一些，待遇提高點，級別提高點，畢竟警察編製比工人編製要好。有些朋友一看到領導兩個字就發自內心的厭惡，我倒是覺得沒必要，領導也是人，也有好壞，跟一個比較聰明的領導幹活，你會覺得各方面都容易的多，我覺得上班的人都懂。）

直到我工作之後，我才意識到，我之前坐到教室里安靜的看書，跟男朋友在逛街的時候，這個城市有太多太多的罪惡在同時發生，又在同時滅亡。有一些人用手中的槍，合法的結束了很多人的生命。這問題看著很簡單，但是背後蘊藏著深厚的生命哲學，是此刻的我們無法參透和領悟的。

原本想寫點個人經歷，分享一下，千萬不要多想，千萬不要跑題。就此別過，不更了。

來自界面新聞

『南方噩夢』

南方噩夢_特寫

死亡、搖滾、酒精和青春，行刑班改變了他的生活。

2015年04月02日葉三

一

多年以前，在南方。

行刑班的老兵告訴張偉：「聽見槍響，你要用力推那個人，不要讓他回頭。人在臨死前一瞬間會把看到的最後一個人留在瞳孔里，如果他走不了，就會回來找你。」

但那個一身紅衣的女人還是看到了張偉，在臨死前一瞬間。

那個女人的丈夫在這城市裡打工，待女人發現丈夫有了情人時，情人已生下了小孩。她縱火把丈夫開的髮廊點了，丈夫和小孩當場燒死，丈夫的情人燒成了重傷。

女人被判了死刑。張偉看到她時，她穿了一身紅。此地的風俗是，如果人認為自己是冤死的，死時就穿紅衣服。女人的鞋也是紅色的高跟，在押上大卡車遊街時被勒令脫了下來，於是便光著腳。她皮膚很白，年紀不大，人長得乾淨齊整。張偉說，她講話很有禮貌，一點也不像個死刑犯。從牢房裡押出來直到游完街，宣判，再到刑場，她唯一的要求是：「讓我照照鏡子」。

這是張偉第三次執行死刑。前兩次他是押解員，槍聲響起來的時候，他站在跪著的犯人的身後，手按住犯人的肩膀，不讓他動。槍響時，他按照老兵所說的，使勁把人往前推，讓他栽到泥土地上，他看見背後的槍眼汩汩流血。之後，他又看見法醫從麵包車上下來，把吃了一半的包子塞進白大褂的兜里，抹抹手，上前扒開犯人的眼瞼檢查眼底。

行刑班一共十一個人，都是身材挺拔的小夥子，最年長的不過二十四五歲。在駐地，他們平時跟其他兵一起訓練，只有執行任務時才被叫出來。入選行刑班的標準除了「思想過硬」，還有就是「形象好」。因為要押著死刑犯遊街給老百姓看，他們屬於「軍隊的門面」。

槍斃一個人需要四個人：兩個押解員和正副槍手。押解員站在犯人身後，保證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不出差錯。槍手也是兩個，因為槍斃人很少能一槍斃命。正槍手只負責開第一槍，之後由副槍手補射一到四槍，直到法醫宣布：「死了」。

進入行刑班兩個月後，張偉在第三次執行任務時擔任副槍手。

那是中秋節前的某一天。刑場在一條河邊的坡地上——在南方，到處都有水。張偉端著槍等待哨聲。不遠處的河水汩汩流動，就像血。但他聽不見。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哨聲上。哨聲兩短一長，聽到長音時，主槍手開槍。這也是行刑班的老兵教給張偉的，在部隊里沒有人公開談論或教授這些，就靠老兵講給新兵聽。空氣綳著，等待哨聲時大腦是空白的，張偉說他什麼都沒想。這是最緊張的時分。

第一聲槍響過後，張偉聽到了那個女人說話。「太疼了，」她喃喃地說，「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張偉知道她是廣西人，但她說的是普通話，他能聽懂。法醫把女人翻過來，招手要張偉過去，槍抵在左胸口，槍口斜向地面45度，補一槍，右胸再補一槍。女人的嘴在冒血，血流到土裡和她的紅衣上。她還沒死。張偉又補了一槍。她仍然沒死。女人平躺在河岸上，她的胸已經沒有了，剩下兩個巨大的血洞。張偉看到了她的眼睛。他端著槍，往後退了幾步。法醫俯身看看，說：「不能再打了，踩她的肺。」四個行刑隊員面面相覷，站著沒動。隊長走過來問，副槍手是誰？張偉說我是，隊長揮揮手，你去。

張偉清清楚楚地記得他穿著迷彩鞋的腳踏在那個女人的胸口上，血迅速浸沒了鞋幫。

這是1996年的中國南方。這一年張偉18歲。

張偉脫掉腳上的迷彩鞋。每次執行完任務，公安系統的領導會請行刑隊員們吃一次飯，算是慶功宴。上桌前，張偉又摘掉了握槍的白手套，洗了很長時間的手，還是覺得沒洗乾淨。桌上的行刑隊員沒有人吃得下飯。張偉記得那天飯後有月餅，因為，中秋節馬上就到了。

那天回到駐地，張偉開始發高燒。他躺在床上，緊緊地貼著牆，冰涼堅實的牆讓他覺得踏實。他在床上翻身，又翻身，戴上耳機，打開從北京帶來的收音機，聽那檔專門放流行歌曲的叫「紅茶館」的節目。歌都是廣東話的，懵懂之中他好像聽懂了，又好像還是沒聽懂。張偉的生日在年底，其實此時他還沒滿十八歲。他將身體牢牢地貼在牆上。

早晨四點鐘是行刑日起床的時間。行刑日之後第二天的這個時刻，高燒中的張偉驚醒，他彷彿又聽見了指導員的聲音。「這是命令！咱們這是替天行道！你不應該有負罪感。」指導員三十多歲，每周都請假回家看望懷孕的老婆。他的聲音昂揚又堅決。「選中你，說明你優秀，這就跟讓你現在上前線是一樣的！」張偉還記得一天前他的心情：很興奮，又有點害怕，難以形容。近似小時候去春遊，或者馬上要去見一個漂亮姑娘，但又完全不一樣。在指導員的聲音里他只確定了一件事：我們這樣做，是對的。

病好後，張偉發現自己害怕一個人呆著，尤其是在四周沒有牆的空地上。於是每天夜裡兩小時的站崗變得十分恐怖。握著槍站在高高的哨樓上，他被黑暗包圍著，很遠的地方傳來模糊的水聲。南方的秋夜，風又濕又冷又粘，有時候還會下雨。哨樓的鐵門嘩啦一響，張偉的心臟會瞬時驚到停跳。按照規定，站崗的哨兵槍里要先裝兩枚沒有彈頭的空彈，再裝三枚實彈；在恐懼到達極點的時候，張偉便把實彈拆出來裝在空彈的前面。好幾次，悄悄來查崗的領導爬上哨樓，一抬頭，看見張偉正舉著槍，對準他的頭。

張偉反覆地跟領導們說，你們不要這樣，我真的會開槍。沒人相信他。

1996到1997年，張偉一共執行了六次死刑，四次作押解員，兩次副槍手。後來，他真的想回家了。

二

張偉是獨生子。在北京，他父親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初二那年張偉執意退學後，父親無奈之下安排他去了南方。按照父親鋪設的路，張偉應該先進軍隊的體工隊，再當兵，拿到五年兵齡後考入指揮學校，當軍官。

1998年，張偉回了北京。聽說行刑隊的事情，父親淡淡地說了一句：「怎麼能讓孩子幹這種事兒？我得跟誰說說。」張偉回答，你現在說有個屁用。遂不了了之。然後父親四下託人，安排張偉參加指揮學校的考試。打靶測試時，張偉瞄準了旁邊考生的靶子打，他如願落榜。父親咆哮了一陣，只好又花錢安排他進了一所三流大學。

大學裡，張偉除了打架泡妞，就是泡妞打架。也是在那幾年，他開始學習彈貝司，自己寫歌，組樂隊。幾年下來，他成了演藝公司的簽約藝人，沒固定工資，公司給他安排演出，提成。掙的錢不夠花的，張偉明著管父親要，暗地裡媽媽也給。

那段日子，張偉過得很頹。每天晚上十點多起床，起來除了玩音樂，就是喝酒，每每喝到早上七八點鐘，酩酊大醉。酒局上吹牛逼，各路人馬拿出自己好勇鬥狠的經歷來講，偶爾，張偉會借著酒勁說一句：「那算個屁——哥們兒可是殺過人的人」。喧鬧的酒局會猛然靜一下，然後他便迎著姑娘們亮晶晶的眼睛，一路剎不住地說下去。

回到家裡，他會做噩夢。南方的風與河在夢中醒了過來，散發著血腥味。第二天他便喝得更多。

那幾年，張偉住在父親一套空置的房子里，跟父母家離得很近。父母經常會用幫他收拾屋子的借口去他家裡視察。有時人在外面，他會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張偉，你回來一趟」。到家一看，桌子上放著幾個小塑料袋。「這裡面是些什麼？」——「別問了，不知道是什麼你們還能問我？」後來父親說，要不，你搬走吧。

張偉搬到了小西天一個朋友家的半地下室。媽媽幫他繳了前三個月的房租，悄悄跟他說，不行你就搬回來。張偉說不。

那個時候，張偉長期合作的歌手是何勇、陳琳、羅綺和龍寬九段，都算業內響噹噹的人物。他的演出價碼攀升到每場三千到五千，在同齡的音樂人里算高收入。有了這點資本，他覺得自己搬出來不靠父母，一樣也能活。

兩周後，張偉醉駕，父親給他買的桑塔納2000被撞得稀爛，駕照也被吊銷了。他心想，這倒好，又省一筆。

知道他搬出來住需要錢，弟兄們紛紛給他發活兒——類似於當下「中國好聲音」之類的現場伴奏工作。張偉正是最狂妄的年紀和狀態，看到這種邀請覺得是侮辱。某夜，他大醉後給所有的圈內朋友群發了一條簡訊：「你們是工人，我是STAR，我跟你們不一樣，以後這種傻事少找我。」

一夜之間，張偉得罪光了所有的朋友。

恰在此時，與張偉合作多年的歌手何勇病了，這斷了張偉最後一條靠演出拿錢的路。張偉忽然發現，他陷入了完全沒有任何著落的境地。幸好房子是朋友的，沒人催著管他要房租。他每天憋在地下室里，聽歌，打遊戲，偶爾出門，背著琴從小西天走到西四去排練。手機欠費停機了，別人找不到他，他也不找別人。家裡的電錶常常只有三五個字，除了電腦，張偉不開任何電器，「一開就全黑了。就電腦不能關，要放歌」。電錶只剩一度的時候，他便出門去找熟人要個十塊二十塊，再去銀行排隊，「買十塊錢的電」。

張偉住的小區門口有個小賣部，有天送盒飯的來，看到電腦上有張合影，他和一個染著黃頭髮的樂手站在一起。送盒飯的認為黃頭髮是郭峰，所以張偉必是個名人，於是每天中午給他送一個不收錢的盒飯——「蒜苗雞蛋，再加上蒜苗肉絲」。

這是張偉從小到大從來沒有體驗過的生活。吃了三個月的蒜苗雞蛋，他用身上最後的幾塊錢買了瓶二鍋頭，坐在街邊喝光了。一夜宿醉醒來，他還在街邊，背後的琴沒了。有人問他：「那麼大的東西，你能給丟了？」——「那天晚上，我比它大。」

那是2012年的夏天，張偉33歲。

三

當年張偉在行刑班的戰友們大多數都已失散，只有很少幾人還與張偉保持著聯繫。2013年秋天，一個戰友來北京，給張偉帶來一大堆螃蟹。兩人吃了蟹，喝了酒，聊了過去又聊了現在。

從卡拉OK廳里走出來，喝多了的昔日戰友把身體靠在張偉的肩上。這份量讓他想起南方。

——「人的靈魂是有力氣的，它會拎著你的體重把你往上拔。魂散了，人會馬上重好幾十斤。」

做押解員最難以忍受的，是要與死刑犯相處半天甚至更長的時間。早晨進入牢房提犯人的時候，押解員手裡預備一塊大海綿按在犯人的腦袋上。「牢里的床和門窗都是鐵的，要提防他們想不開，一頭撞上去」。犯人站在卡車上遊街，押解員手裡扣著麻繩，麻繩打成特殊的活結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如果犯人亂喊亂叫，押解員用力一拉，就能讓他們出不了聲」。

而其他的時候，他們會象平常人一樣交談。「你多大了？」「當兵幾年了？」「哪裡人？」張偉沒辦法不回答這些問題。問完答完，套上繩子遊街。然後——「他們自己有知覺，但還是會問，我今天是不是要死了？我只能回答不知道。他們的命運不是我決定的」。再然後，是宣判。「死刑——拉赴刑場立即執行！」再然後，每個人的神態就完全不一樣了。有的人很鎮定，有的人完全崩潰，全靠兩個押解員架著走。

「人壓在我的肩上，瞬間沉了好多，就像一攤肉。」張偉說，老兵告訴他，這就是一個人的魂散了，「他已經走了」。

張偉押解的第一個死刑犯是他見過的最鎮定的人之一。

那是一個江西人，系列搶劫殺人犯，一個人幹了六個案子，一個活口沒留。從宣判大會下來到刑場上，犯人跟張偉說，「我兜里還有一盒紅塔山，給我來一根。」他的手綁著，張偉從他的衣兜里掏出煙盒，五根煙，一個打火機。「我留不著，你們都抽了吧。」一個死刑犯，四個行刑隊員，每人點了一根。抽完煙，犯人說了最後一句話：「求你個事兒——今天讓哥哥痛快點。」

張偉說不清他對這個江西人的感覺。他覺得他是個好漢，又覺得這樣想不應該。他不再認為「我們這樣做是對的」——「起碼把這些事情作為談資拿出來吹牛逼，一定是不對的。」張偉今年35歲，眉目和身材依舊保持著當年體工隊的精幹強壯，說到他想不清楚的事兒，眼光直愣愣的。他沒有宗教信仰，也沒去過西藏，但他手背上文了三個藏文單詞：自由、遺忘、永恆。

戰友離開北京的那天，張偉給他發了一條簡訊：「今後別聊以前那些事兒了，不想提。」

四

有一次父親問張偉，你知道這十年來，你玩音樂花了多少錢嗎？張偉說不知道。「兩百萬，平均每個月兩萬。」張偉說，那……還行。

2014年，張偉35歲。二鍋頭那一夜後，張偉主動與家人緩和了關係。六年前，媽媽去世了。現在父親和父親的女友住在北京近郊的小別墅，張偉和他的女友住在南城父親的一套單元房裡，只有逢年過節父子倆才會見上一面，但父親會定期給張偉轉賬打錢。

張偉說，其實父親一直對他不錯，「但我們就是沒法和平相處」。

張偉仍然是個樂手。現在他的樂隊是幾個認識很久的朋友一起攢起來的，以他排練室的地址命名——排練室在北京南二環里的一個地下室，三個房間收拾得十分整潔，隔音設施也做得很專業，「關上門可勁兒造，沒問題。」排練室同時也作為架子鼓學校對外開業。

張偉的四個樂隊成員都生於七零末八零初，不喝大酒的時候，氣質謙和，鞋襪整齊，看上去挺正常。正常，這正是張偉目前力求達到的狀態。他們把排練時間定在上午，「就像上班族的作息」。「大酒也要少喝，以前那種生活狀態，太糟糕了。」樂隊的主唱喜歡竇唯，他們的曲目、唱腔和編曲都有點竇唯的空靈，總體聽起來是親和的，有禮貌的，不憤怒的。這跟張偉的外表和經歷都有點反差。他摸摸頭，又露出那種直愣愣的眼神：「我沒有那麼大怨恨，我不是憤青，抵制這個，反抗那個，要爭取自由。我現在挺自由的。」

他們有一首歌叫《海邊》，歌詞是押韻的，裡面唱到了大海、天空、青春和愛情，聽起來仍然是青春期的感覺。

張偉的女朋友比他小將近十歲，偶爾會來排練室看他們排練。張偉以前的事情她不知道，「沒必要讓她知道。」張偉說。他說自己是個挺絕對的人。幾年前，張偉把原來聽了讓他哭的歌全刪了。「我不知道為什麼。聽完一首歌哭了，是挺牛逼的，但是……我現在覺得，音樂應該帶來快樂……不管是什麼，帶來快樂最重要。」他現在最喜歡的音樂風格是「雷鬼」。

幾天前的一次飯局，張偉的一個老朋友在，女友不在，邊上還坐了幾個陌生的姑娘。因為有新鮮姑娘在，朋友有點興奮，有意無意又提起張偉在行刑隊的往事，非讓他講講。張偉覺得難受。「那幾個姑娘，原來人家對我印象挺好，一聽說我干過這個，人家能理我嗎？別讓人家覺得我心理變態。」吃完飯大家去唱卡拉OK，張偉唱了張學友和任賢齊，還是1996、1997年間流行的，「紅茶館」放過的歌。人散後，張偉自己找了個地方，獨自喝到大醉才回家。

「這五六年間，當真正去想這些事的時候，」他說，「會發現當時部隊做的那些洗腦的東西特管用。真的，只能這麼想，也只能想這麼多。」

五

如果仔細觀察，還可以發覺張偉身上來自軍隊的一點點痕迹。比如他筆直的坐姿，平頭，和黝黑的皮膚。而他拿酒杯灌酒的姿勢就像北京街頭常見的那種年輕小夥子，「愣頭青」，一言不和就會摔杯子撕打起來，酒醒後又會抱頭痛哭。他有那種不管不顧的氣息。

張偉身上的文身有些已經褪色了。他胸口上是一片大麻葉子。雖然「早不碰了」，但他說，最愛的東西要離心近點。他笑著，有點不好意思，還有點憨。他的左臂上文著媽媽的肖像。 2008年奧運會開幕那會兒，張偉跟父親一起參加網球俱樂部的一個雙打比賽，那天晚上媽媽猝死，什麼話也沒留下就走了。

張偉沒見到媽媽最後一面。而就在媽媽去世前不久，因為媽媽沒給他錢，他發了好多髒話簡訊到媽媽的手機上。這些事他忘不了。「人死了唯一能帶走的就是皮膚。我要跟我媽媽永遠在一起。」肖像的旁邊他又文上了仙鶴和櫻花，「就算駕鶴西遊吧」。

手臂上的媽媽有一雙非常平靜的眼睛。

張偉還記得他多年前，他參軍前在北京家中度過的最後一晚。那時候他在父親安排的重點中學裡當「贊助費生」，老師和同學都瞧他不起，他便加倍搗蛋，攪得整個學校雞犬不寧。最後校方建議他到工讀學校去讓警察管理管理，父母商量了很久，決定送他去當兵。出發前一晚的飯桌上，因為一件小事他又與父親口角起來，氣急中他把手裡的飯碗向父親扔去——沒打中，掉到地上摔得粉碎。父親站起來掀了桌子。

「媽媽哭了，我也哭了。全家都哭了。」

第二天，張偉上了離開北京的火車。那時候的火車很慢，他記得旅程有兩天那麼長。他先到了湖北，然後轉車，一路向南，向南，到他不認識的地方去。到南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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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文中「張偉」為化名。

插畫：鬍子大王，本名於曉，畫畫的，也是picture品牌創辦人。

此文部分內容，曾刊發於《男人裝》。這裡是全文。

貼一個不太恰當的。聽老督察講，二十幾年前有個殺人案，通緝很久終於找到犯罪嫌疑人，因其情緒激動且拒捕，有攻擊性，不得已由他出手擊斃，犯罪嫌疑人無家屬，該案當時就此結案，但他心裡一直過不去。

到九十年代初，辦理另外一個案子時，他一看到手下人逮捕回來的犯罪嫌疑人就懵了，因為長得特別像，年齡也能對上。當時他就覺得一定是辦錯案了。後來經過審訊，證明這人才是當年案子的真兇。

從此之後老督察再也不能摸槍，不再做一線，並且以此教訓年年給新人上課，一定要尊重案件事實，不能有冤假錯案。

會

我六爺爺以前當兵的時候執行過死刑，他膽子比較小，很害怕，害怕打不中或者打不死。聽老兵說把子彈在褲子上磨，磨出鉛芯來一槍過去必死（這不就是達姆彈么）。

他執行了一次以後，精神就有點恍惚了，就是到現在有的時候還會有點不太正常，有人突然大喊一聲他就會非常激動，甚至是驚慌失措。應該是那次行刑給他的影響太大了。

我覺得還是要看不同的犯人的吧。有些窮凶極惡的犯人可能執行的時候還有種替天行道的感覺，但有些嘛，唉反正我一個普通人是很難想像，估計這輩子都不會忘記吧

必然會的，人性就是這樣，不管這個人幹了多少壞事，只要是在自己手裡失去生命的都會記一輩子，所以國家規定死刑是一個地區的法警輪換來乾的。

我叔叔是在法院工作的，他年輕時做法警，有一回被派去槍絕一個犯人，他手哆嗦的連槍都拿不穩，給了一槍，沒死，當場又補了一槍。回來以後，他就被轉成書記員了。據我老叔回憶，他年輕時也是條漢子，在部隊里待過，年年考核第一，平常大槍那是彈無虛發，結果那次給嚇的，回來後就一直做噩夢，到現在也沒法忘記，一條人命沒在自己手裡了呀，他得記一輩子。

執行人員都是被臨時通知的，以秘密任務為理由拉你去幹活。好多人會把法官在判死刑時候用的紅筆收在床頭櫃，辟邪。

其實，西方法律認為，越是文明的階段越是沒有死刑的。我們國家近年來也一直在減少死刑，而且注射死刑逐漸在替代槍決，但替代的不太順暢，主要是注射的成本較高，一份藥劑400，都得中院自己消耗，中國人么，誰都不願意花這筆冤枉錢。

(搬自網路)日本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保留死刑的發達國家之一，並且日本的死刑只有一種最古老的絞首刑。日本全國一共有7個死刑刑場，除了國會議員以及特殊職務者，從來沒有人能看到其神秘的真面目。

死刑執行會在一個小樓的二樓執行，被執行人被帶入執行場所後，會先在一間懺悔室，依據其宗教信仰，分別由僧侶或神父進行最後的宗教會談，然後可以吃一點東西、抽支煙、寫下遺囑。這間房子燈光柔和，四壁和地板都是木地板，還有一個小小的神龕，依據被執行人的宗教信仰分別放入聖像或佛像，有時候還會播放誦經的樂聲。

隨即，簾幕被拉開，被執行人走到真正的執行室。這裡的地上鋪有淡色地毯，地毯上用紅色圈出來的兩個同心方塊。被執行人在方塊中心的小方框處站立。絞刑師根據其體重早已計算好絞索長度，此刻便將其套在被執行人頸部。

在隔壁一個無窗的執行室房間里，三位執行官站在3個電鈕面前，只等指揮官(通常為典獄長)一聲令下，同時按動按鈕只有其中一個會起作用。如此操作就是讓三名行刑官不清楚到底是誰按下了起作用的電鈕，減少他們的負罪感。

看了幾篇回答，我的心已經開始痛苦了。

我猜無論你覺得自己代表法律，或者是公正

當你要殺死一個與你無冤無仇的人的時候

內心是有解釋不清、逃脫不了的罪惡感的

親身經歷過幾次，第一次情緒有些起伏，之後數次逐漸無感。

第一次目睹之後的感覺是，人這一生，人生這個概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人這一輩子就這麼結束了？他從一個襁褓之中的粉紅色的嬰兒變成了一具屍體，他十幾秒中之前他還有意識，有時空感，有記憶，有著這個世界上生物之中最為精密複雜的大腦，然後幾秒之後，就變成了沒有任何「思考」「觀念」的肉，人的「精神」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種存在？他和我們一同經歷了許多時空，同在一片藍天下，然後，從現在開始，世間一切和他再無關聯，他也再也無法感知，他甚至連自己已經死亡這一狀態都無法感知，時空流走，早晨過去是上午，上午過去是中午，中午過去是下午，然後他沒有經歷中午，沒有下午，我們可以選擇怎麼樣度過下午，而他不能選擇，因為沒有下午，一切都消失了，人的身體只是一具皮囊，真正的人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而這個本身就見不到的東西徹底消失了。

這可是我同門師弟，摯愛親朋，

得加錢。

父親年輕的時候腦子發熱，也做過一段時間刑警，就是有重大案件沖在最前面的那種；

那時本市發生了一件性質及其惡劣的刑事案件，追捕犯人的時候遭到他們開槍反擊，他開槍打中了犯人裡面唯一一個年輕女人，據他形容那女的肚子被貫穿了，在地上掙扎抽搐了很久，血和內臟呼呼直冒，，，到今天提起來父親都臉色發白，這事情沒過多久他就轉去了警務處，基本沒出過外勤了。

殺人的滋味確實不好受，都過去了二十多年，父親仍心有餘悸，他說現在針斃好太多了，至少不用看見血肉模糊的樣子，人死的也比較安詳。但我問他，如果再給他一次機會，他還會不會擊斃那個年輕女人，他猶豫了一下，最終告訴我：當時不擊斃她，可能死的是他的同事，或者無辜的民眾，有些人總是要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代價的。

講講我執行死刑的經歷。

03年，河北，無極縣看守所，我是看守武警。有三名死刑犯執行槍決勤務。本來這種外勤工作身高應超過180，而我只有170。因和中尉同志要好，故而申請本人出勤務，得允。

深冬，天刺骨冷。早7點多車隊出發，犯人五花大綁腳鐐手銬，脖子里插著清朝菜市口砍頭一樣的牌子上面寫著「殺人犯XXX」並用紅筆圈起來打了個叉。我和一位山東籍戰友押著一名殺人犯站在卡車上遊街。警車開道所過道口都已封鎖，卡車開得不快但寒風刺骨冰冷，手放在槍上凍的生疼，臉凍得毫無知覺。犯人臨出看守所門的時候吃了熱乎乎的滾蛋餃子，還打了鎮靜劑，裹著大衣站在車裡，面無表情，看不出冷或不冷，怕或者不怕。

公判大會（走個過場）。在縣大禮堂門口，學校組織很多學生過來觀看（殺雞儆猴）。共五名犯人最大的21歲，搶計程車殺了司機，判了三名死刑立即執行，剩下兩名一個死緩一個10年。當宣讀到死刑立即執行押赴刑場的時候，三名死刑犯里有倆人腿軟了被我們拖上了卡車。

奔赴刑場。又走了大半個小時，我已經凍得像一隻凍雞。走到一片乾涸的大河床的中心，那裡的警察和民兵已經形成了三層外三層的包圍圈。圍觀群眾密密麻麻，不過離刑場很遠，沒有望遠鏡的話我可以堅信他們只能聽到槍聲。

到達刑場。我們的卡車晃晃悠悠從乾涸的河床上開進了包圍圈，那裡有數不清的警車，但最顯眼的不過是一輛白色的靈車。在卡車駛近包圍圈的時候，身邊的這位21歲的犯人突然張嘴了說了句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話「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那一瞬間除了驚詫之外有一種在看電視或電影里英雄赴死的錯覺。不過僅僅是一瞬間，之後卻陷入了巨大的悲哀惋惜之中。

立即執行。卡車開進了包圍圈。我看見地上挖了三個坑，每個坑都比家裡的洗臉盆大一點點；我看了一下那扎眼的靈車，裡面坐著大約三、四個人全部穿著白色的喪服。卡車剛停定，後門就被打開，我和戰友就把犯人拖下車，跪到那個挖好的坑面前。一排三個犯人戴著腳鐐和手銬的跪在坑前，每個坑相距大概兩米左右。六個法院的法警（86年以後執行死刑都是由法警執行）在一個隊長模樣的指揮下在整齊隊列，立正、稍息之後，隊長向旁邊一位大腹便便的領導敬禮、彙報，犯人已到場云云，之後法醫過來驗明正身。然後六個法警分成三組站在三個死刑犯的右側，隊長發號施令「準備、填彈」，一個法警拉開槍栓，一個法警把子彈裝進去，用的是「帶刺刀的56式半自動步槍」。子彈裝好後，旁邊的隊長口令「就位」，拿槍的法警走到犯人的身後，站在我和我戰友（此時我們任然按著犯人的每條胳膊讓其跪在坑前）的中間把刺刀對準後腦最凸起的地方，距離頭腦大概還有5厘米左右。

生與死的瞬間。姿勢都擺好了，位置都站對了，我和我戰友把按著胳膊的手鬆開。那個隊長一吹哨子，幾乎同時三聲槍響，跪在坑前的三個犯人（一個21歲，倆個20歲）的頭以飛快的速度栽倒了面前的坑裡。這是第一次這麼近的有人在我面前死亡而且還是被殺，那一剎那我腦海空白。沒有血跡，子彈也沒有從前額穿出，頭栽倒坑裡絲毫都不動纏哪怕是手指都紋絲沒動。旁邊靈車裡的哭喊聲夾著北風呼嘯而來，鑽進在場所有人的耳朵里，那年冬天格外格外的冷。

死亡的結束。槍響之後，法醫上來檢查了一下，確定了三人全部死亡。靈車裡面穿著喪服的人們被放了出來，撲到了死屍的身上，而我們的卡車已搖搖晃晃的在這乾涸的河床上徐徐駛離。只留下身後的哭喊聲和三具沒了呼吸冰冷的死屍。

不會，參加過幾次，90年代嚴打的時候，野地直接上去爆頭了，武警執行。

我感覺應該是有的。我是個醫學生，雖然才大一，但已經開始學解剖了，我們最先解剖的是小白鼠，採用最不痛苦的處理方法，即斷頸法，一隻手拽住小鼠的頭一隻手拽住尾巴，用力一拽…然後你就知道，親手結束一條生命，你的心裡是很沉重的，我並不是怕，實際上解剖小鼠時我心裡很輕鬆，但處死時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一條生命在你手中流失不管出於什麼理由都會有愧疚感，反正我是這樣，而且我不認為這是不好的，作為一個醫生，只有對生命的逝去保有自責才能全心全意的救助病人。對動物尚且如此，何況是人呢

我相信有吧。

貼一段吳經熊先生的話，雖然他不是行刑人，可能有點偏題，但我覺得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司法工作者的心理。

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潛伏著這麼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他原諒我這麼做，我判他的刑只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願。我覺得像彼拉多一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
——吳經熊

圖片來自電影《綠里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