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近代和平改良的道路和方法總是屢試屢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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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和平改革的嘗試很多，比如清末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等等，但是無一例外以失敗告終，雖然有一定影響，但拯救不了腐朽的中國。有人覺得這是中國的經濟基礎，社會結構所決定的。有沒有人研究過這個問題，有完善的觀點或者獨特的看法嗎？

首先，我認為中國的和平改良的多次失敗並非個例，很多國家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都避免不了流血，中國憑什麼就可以例外？很多小清新喜歡拿英國的光榮革命舉例，但他們卻不知道1640年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克倫威爾把國王砍了、強行通過一系列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法令，哪有1688年時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到可以「和平演變」一個國王的英國？再看法國，從1789年大革命一直打打停停，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才算消停，類似的例子 @姬軒亦大牛舉了很多了，不再贅述，只是想說，不要把暴力革命看得太低，太忽視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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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暴力革命幾乎不可避免？

追求現代性，要完成的任務大致包括以下幾點：

1.把傳統的封建農業（無論是莊園農業還是農奴制抑或是地主主導的農業）、小作坊手工業為主的經濟改造為現代企業主導的產業經濟（規模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僱傭勞動）。

2.把舊的、鬆散的甚至分裂的政治體系改造為嚴密的現代國家政權。

3.建立並凝聚國家認同。

4.為本國與外國的競爭保駕護航，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現代軍隊依靠軍人的榮譽感和命令組織起來，舊式軍隊普遍存在著人身依附）。

前兩點直接導致既得利益階層的反抗，第三點第四點可能間接導致既得利益階層的反抗：

如果一個國家的改革那麼容易成功，那《Why Nations Fail》就應該改名為《Why China fail》了。以近代英美的視角看，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經濟是失敗的，歷史上大部分文明的進展是緩慢的，失敗才是常態。

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中國數次改革之所以失敗，只是因為中國人也是人，只要是人組成的國家，改革與發展時就會面臨「諾斯悖論」。

所謂「諾斯悖論」，就是人們的生活從路燈到安全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提供服務，可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必然也有掠奪百姓的衝動。所以，戰亂中的索馬利亞、阿富汗、剛果是貧困的，獨裁的朝鮮、辛巴威、烏茲別克也是貧困的。

李增剛老師在《Why Nations Fail》的譯序中總結了3點國家失敗的原因：領導人的壽命有限——因此會短視，掠奪性的制度降低居民生產激勵——因此產量低下，領導人之間也會競爭資源——進一步破壞了生產激勵。實際上我覺得李的總結不是很到位，阿西莫格魯分析的基礎是政府對創造性毀滅態度，所以首先要分析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不同的政府對「創造性毀滅」的態度不一致。其次，我覺得原著者阿西莫格魯本人低估了信息與偏見對國家的影響。

百年的中國史太長了，每段歷史又有太多的邊邊角角，沒有豐富的細節信息，是無法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的，所以以史為鑒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統一的方法論，通過一段史實管窺當年的改革。我下面就結合自己對《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理解，分析以李永勝《攝政王載灃罷免袁世凱新論》等一系列論文提供的史料。

主要觀點：

1、人沒有簡單的好壞之分，大家都很複雜，都依據利益最大化做決策，這有時會造成李增剛所說「領導之間競爭造成國家損失」。

2、創新往往會蠶食一些舊勢利，遭到舊勢利的抵抗。

3、信息與偏見造成的成見，嚴重影響人們的決策。

《辛丑條約》後，痛定思痛的慈禧與光緒帝都抱定了改革的決心，可沒多久兩人雙雙歸西。這是清朝最後一次改革機會，而在這個憲政改革的關鍵時刻攝政王載灃執掌了清帝國。在大部分人的眼中，袁世凱是個歷史的反面角色，光緒是正面角色，因此載灃罷免袁世凱就是一件簡單的奧特曼打怪獸的故事，而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的。

袁世凱被免有兩個主要原因：1、載灃想報當年袁世凱出賣光緒之仇；2、載灃害怕袁世凱做大。罷免袁世凱還有兩個導火線：1、財政改革中，袁世凱的意見和載灃不一致；2、中美互派大使問題上，袁世凱太過霸道。最後，還盛傳袁世凱溝通日本賣國。如果僅僅看主要原因，再加上謠言，載灃罷免袁世凱顯得情有可原，可如果仔細分析兩條導火線，那麼事情就變得複雜了。

清朝立憲改革的重要項目之一，就是成立「度支部」，統一全國的稅收，由新成立的度支部審批各地的開支。這個新成立部門的領導是皇室載澤。對於這個問題，袁世凱的站在地方的角度，提出這個議案過死，應該給地方一定的財政權。載澤作為度支部的領導，自然想要加強自己權利，因此否定袁世凱的提議。同為皇室的攝政王載灃肯定自己弟兄，因此也支持強化度支部的權利。94年中國準備分稅制改革時，朱鎔基親自到各地說服地方領導支持分稅制改革，並保證以後地方自收自支的資金不會低於94年，正因為此分稅制極大的強化了中央權力，又提高了地方積極性。再看載澤、載灃與袁世凱，顯然後者的意見是符合經濟規律的。袁世凱為地方的權利據理力爭，載灃等人則想進一步集權，沒過多久的辛亥革命地方實權派會支持誰是顯而易見的吧。

所以說人是複雜的，載澤為了自己的權利，想強化度支部。載灃為了拉攏高層的支持，強化自己的權利，選擇支持載澤。載灃罷免袁世凱有著充分的道義理由，因為袁當年傷害了戊戌變法的光緒帝。袁世凱在地方擁有巨大利益，然而在具體的財政問題上他的觀點是符合改革的，卻由於當年戊戌變法的占隊問題在道義上吃虧，於是被罷免。漢人最高權力者被罷免，一時缺乏有資歷者替代，這樣皇族內閣不可避免，那麼中低層的北洋漢族官兵就看不到爬升的希望了。問題就在這裡，你選擇袁世凱，還是支持載灃，上到更高的層面就是「你支持不支持光緒」？所以大家都為了權利，結果選擇了一條有悖國家發展的道路。

這便是改革的第一難。每個官僚都首先追求自己的權利最大化，至於百姓、國家的利益最大化並不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問題，如果這個過程和國家的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自然是好的，但不一致卻更為常見，不一致的官員競爭導致國家的損失。

除了財政問題，載灃和袁世凱在外交問題上也有巨大分歧。袁世凱主張中國應該和國外互派大使，提高外交級別，以中美互派大使為突破口，而載灃則反對。載灃和其他軍機大臣反對的首要原因是，袁世凱派唐紹儀去沒談判前居然沒通知自己，顯然有點覺得袁世凱把自己和軍機處架空了。大使相比於公使，有著更大的外交自量的權利，加上中美大使級建交是唐紹儀促成，那麼袁世凱責任在外交上會獲得更多權利。

外交改革自然是一種創新，但只要是創新就牽扯到分權問題，軍機處、總理衙門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外交權讓渡給大使，而大使是不是自己的人，舊勢利必然考慮。所以創新的難就在這裡，新事物的誕生，舊勢利必有一些削弱，這就會導致抵制。

載灃等人反對外交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根據外交慣例，大使在無法和所駐國外相打成一直意見時，是有權要求覲見他國元首的。即便是輸了60年的大清朝，當時的官員還是普遍認為外國人是蠻夷，不能隨便覲見皇帝，因此載灃反對袁世凱的提議。不要以為這是載灃一個人的問題。在《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對外觀念調適》等一系列研究中都反映，即便是距辛亥革命不到15的戊戌年，清朝從上大小各個官員都還是天朝上國的心態。德國亨利親王來訪，慈禧不願賜坐，甚至覺得如果德方堅持要求賜坐，那麼就乾脆不接見了。這在現在看來就是笑話。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反對光緒帝的的種種外交禮儀突破，比如光緒想在琉慶宮接見外國使者，而不是之前接見外藩的慣例地點紫光閣，以降低各國外交官的不滿。翁同龢這一系列反對，是招致他被罷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改革的第三個難點就是成見。戊戌變法距離清朝滅亡還不到15年，立憲改革距離滅亡甚至只有兩三年的時間，可是清朝的最高官員們僅僅因為成見就阻撓改革。

利益的不一，改革對舊勢利的衝擊，已經觀念的問題，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這點在光緒帝與翁同龢的關係上最為明顯。在戊戌變法時，光緒帝曾說他不是不想改，而是改革可能連自己的皇帝位置都保不住。顯然此時光緒需要有人支持他。翁同龢的父親、哥哥都是清朝大官，可以說是官宦世家，可是翁也和李鴻章有世仇，不是一個派系。翁同龢作為帝師，不可能不得到慈禧的支持，但李鴻章又是長期支持慈禧的重臣。對慈禧來說，她也沒必要對翁和李打擊一個，拉攏一個，因為她有能力和資歷平衡他們。但是對急切想要變法的光緒，改革註定會嚴重損害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實權派的利益，他更需要翁同龢的支持。

所以光緒帝肯定知道翁主管戶部的時候刁難李鴻章，他只是睜一眼，閉一隻眼罷了。光緒帝也知道翁同龢對李鴻章的刁難，是促成甲午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他不可能處理翁。只是這樣，其他的大臣又是怎麼看的？放著你是大臣，你會支持光緒帝么？同樣，翁在外交方面是保守的，但為了投光緒所好，引薦了康有為，可以說翁是戊戌變法的推手之一。由於打聽到，六王爺奕?臨死前，給慈禧與光緒帝的政治遺言是翁同龢、康有為這樣的人不可用，以道德君子著稱的清流派領袖翁同龢第二天立馬罵康有為，結果光緒開了翁同龢。

一切就是鬧劇：為了改革，光緒帝不得已選擇了一個保守派支持者；為了權利，一個保守派選擇了引薦更為激進的改革派給皇帝；為了權利，道德君子出賣了改革者；為了改革，光緒帝罷免了為數不多支持自己改革的人。

為什麼中國數次改革失敗？因為歷史遠比我提供的邊角料還複雜，歷史中的人——光緒帝、翁同龢、袁世凱也遠比正反派複雜。

考研初試結束，終於有時間來寫點東西，想些其他問題了。對於@羅登知友新增的內容，我覺得疑點甚多。

感謝諸位在後續的答案中對我的回答做出許多評議，尤其是@佘炤灼，我自己補充說幾句。

1，許多人認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和農民無關，因為農民沒參與。在我看來，一個偶發事件的不成功，歸根到底還是有原因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成敗，在於有多少東西是和民眾本身的需求是掛鉤的，如果只是上層革命，下層未參與，則事情的結果也總是可值得懷疑的。當然不排除有上層革命，整個社會變革的例子，但是中國不是很合適。
2，我始終認為，改良運動在中國沒成功，表象上看是一些偶然因素，但是歸根到底是整個民眾內心深處沒有「漸進改造」的思維基礎，要麼墨守成規，要麼總渴望一步到位。很多人總是不覺得中國農民對中國社會革命有決定性作用，彷彿他們就是旁觀。他們不是，他們最終都是參與者或者否定者。
3，我認為，在中國做任何社會變革，都要經過一個漫長而必經的路--啟蒙。不經歷這個，任何社會變革都是暫時的。

關於一。

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是不能當成『偶發事件』的。一個國家遭受外國衝擊，它的反應肯定是首先用老辦法對抗，不行的話就會開始試著了解對手，試圖找出破解之道。何況是中國這個有《孫子兵法》的古老文明，雖然清政府腐朽，可是軍事技術的差距、政治體制的差別明擺著——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是勢在必行的。後面的話對了，歸根到底是有原因的，其中一個原因也的確是跟下層人群的需求有關。洋務運動首要的目的是軍事技術改良、武器現代化，而不是舉國工業化、商業化，這自然不成功，因為這等於用一個農業社會的生產去製造軍工業——何其荒唐。後期雖然也有其他工業化的建設，但始終不是為首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必然是封建是士大夫對一個工業社會的結構不了解導致的，他們天真的以為可以直接得到結果，而不需要從根本的實行工業和商貿。戊戌變法要走政治體制改革，卻沒有找到強有力的同盟和人群支持，寄望一個實權薄弱的皇帝，那肯定失敗。

@羅登 兄最後說『中國不是很合適。』也沒具體證明中國如何不合適，為什麼就不合適。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本身有歷史原因、有必然性，說明了中國士大夫和官僚缺乏有效的改革方案。這是事實，但是既然我們在說『漸進改革』的可能性，就是在討論如果要漸進改革，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要成功在操作上要如何做才能成功。洋務運動如果積極鼓勵民間工業，積極服務商業發展；戊戌變法如果找到合適的平衡點，與舊官僚達成一種互讓的妥協，幫助上下層溝通；是否能成功？這是討論可能性的關鍵，如果覺得依舊不可能，完全不可能，那得一一說明才是。『為什麼歷史上，他們無法提出合理的漸進改革方案』以及『很可能，無論何種漸進改革方案都會失敗』——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關於二。

我前面已經說了，失敗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操作上、方案上存在巨大漏洞的必然結果。而這個漏洞導致的失敗，怎麼的也扯不到農民頭上。說中國農民是『參與者和否定者』，不知羅兄對『參與』『否定』兩個詞語的理解和使用是怎麼樣？因為一般情況下——至少我所見的——所謂『參與』『否定』，肯定是伴隨著行動的，也就是用行動反對。我原來的答案已經說了，農民除了太平天國，並沒有對漸進改革做出『否定』。太平天國在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之後。那我只能如此理解羅兄的意思了：『不作為也是一種消極的作為，不積極支持就是在否定。』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你們這群農民怎麼就沒漸進改革思想呢？怎麼就不懂得積极參与洋務運動呢？怎麼就不會主動支持戊戌變法呢？』我原答案也已經說了，這種要求是非常不合理的，簡直荒唐。前文我已經說明了，就操作細節和方案上——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其實本身也稱不上是腳踏實地。洋務運動希望直接軍工業強國，戊戌變法希望通過一個皇帝認可就政治改革。實際上都沒有真正的腳踏實地的，原因是他們並不了解社會改革的整體結構的重要性。連當時的精英都不懂『漸進』的具體步驟，能要求農民懂漸進嗎？如果羅兄是想把全體國民都批評一邊，那倒還有些道理了。但這並不是不懂得『漸進』沒有漸進思想，而是不了解自己如何漸進。這是兩個概念，不能混為談。如果中國大多數群眾有漸進改革思想，事的確更容易辦成。可是不能反過來說：因為他們沒有漸進改革思想，所以失敗。

這就好比，一家公司經營不善，如果有天使投資+新好人才，它會起死回生。可是不能說他原本的失敗、問題就是因為沒有投資和人才而導致的。我以為這不公平。

關於三。

我同意大多數人的啟蒙和提升，是社會真正的改變。但不代表社會要改變，就必須先把大多數人都啟蒙、提升了。更不打表社會只有大多數人都啟蒙、提升，才能夠改變。不說別的國家，就改革開放，已經證明了這點。

首先是鄧小平解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困局，在政治權力階層『啟蒙』；隨後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了市場，人們生活品質提高了，才有了『飽暖思淫慾』的可能。試問，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人群大多數都被啟蒙了嗎？不是吧，可是改革開放依舊取得了重大成果。關鍵就在於，絕大多數人既不是聰明人、也不是完全的蠢貨；他們的狀態既不是絕對的『蒙昧』也不是『啟蒙完成』的狀態。而是在基本的利己理性下，作出一系列的活動。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允許自己脫離群體，允許市場創造財富——自然有人會去。但不代表這些人真的明白市場經濟的原理，真的明白開放社會的深刻意義——不，他們不知道，他們只知道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物質生活。八十年代的確有一股文化熱潮，但是絕對不是所有人都去熱了一次；而是依舊限定在少數對文化知識有熱情的人。絕多數人對外國的了解、對新事物的了解——只不過是『獵奇』而已，是長期封閉後的獵奇。真的走得遠的，『啟蒙』了的是少數。如果那時候大多數人都已經『啟蒙』了，又何來今日大多數人的『有待啟蒙』？

我們還必須區分清楚『啟蒙』『素質』『道德水平』之間的關係和區別。就我所知，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還是個路不拾遺的社會呢。雖然人們沒有被『啟蒙』，文革平息後基本的道德、素質還是有的，並不是理性層面上的得來的結果——更像是一種『淳樸民風』。倒是隨著經濟發展、利益的誘惑、嫉妒、仇富隨之出現，才有了種種看上去『道德低下』『素質不良』的現象——因為新的社會模式形成了，而與之對應的有效的社會『潛規則』還沒有被普及。複雜的商業社會、工業社會，才有『啟蒙』的需要。一個生產簡單、結構簡單、國有公有絕對優勢、經歷了文革破四舊擺脫了不少封建惡俗的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沒有『啟蒙』的必要與訴求。

所謂的『民風淳樸』事實上對應的是個人對道德和行為準則的感性認識，它是不牢固的，跟社會氛圍結構有密切聯繫。所以改革開放改變了社會之後，原來的那一套就不管用了，被撕裂了。

所謂的『啟蒙』，在我看來是面對新的社會結構，而對人們提出的一種新的要求。我們講法制、講公平、講新道德、講自由、講民主、講權利、講權力，都是一個集體重新塑造對社會認識的過程。因為現在的社會形態之前從來沒在中國出現過，我們沒有一套對應的合適的觀念。『啟蒙』和社會變革，永遠都是形影相隨的，真要說誰先誰更重要，是一個難解的問題，甚至無解。但至少從大範圍落實來講，制度、政策的變革肯定是先於『啟蒙』大範圍實現的。『啟蒙』只是在權力上層小範圍的作用了一下。而大範圍的人群的『啟蒙』，是需要一個新的社會氛圍、規則、結構去提出『需求』，才有了『啟蒙』的呼喚。（其實也未必需要廣泛的理性啟蒙，但的確需要少數人啟蒙後去引導大多數）

『啟蒙』還是一種新知識的產生和構造。我們現在大多數與啟蒙有關的經典的正是在歐洲啟蒙運動中的產物。它本身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西方『文藝復興』從古希臘吸取原料，結合現實和展望由此才產生了新的知識和觀念。有點像是『借屍還魂』。我們現在大談『國學』，其實也有相似之處。都是在新社會和舊社會的交界處，我們回顧展望，我們才有了『啟蒙』一說。

改革開放至今，其實『啟蒙』從來沒有停止過；它可能不像歐洲歷史上那麼明顯，但它確確實實在進行。甚至知乎上的這一切，不也是一種『啟蒙』嗎？說不啟蒙，一切改革都是暫時的。這話對，但實則假設了改革可以脫離啟蒙。事實上，社會的變革一定會引發啟蒙訴求，這是必定的。問題在於，新社會問題的解決速度，要快於新問題的解決速度；這才是改革可以一直進行下去的關鍵。大多數人的『啟蒙』滯後於社會變革，而少數人的『啟蒙』先於社會變革——其實放眼世界都是這樣。美國歐洲的選民，就真的各個通曉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學知識了？我看不見的，否則也不會有諸多『選民盲目』的研究和調查了。中國也是這樣。

說了半天『啟蒙』。到底什麼是啟蒙？按照康德的說法，就是擺脫一個人不藉助權威就不敢自主理性思考的限制。而我今天所說的『啟蒙』到底又是什麼意思？當真和它的原意完全一致嗎？我上文寫了那麼多個『啟蒙』，其含義又是什麼？每個人讀出來的意思都一樣嗎？

在我看來『啟蒙』是可以細分的。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知道自己可以要求什麼，知道各種可供選擇的手段，知道現有手段和理想手段之間的區別……。『啟蒙』看起來雖然很簡單的一個詞，可是『啟』的到底是哪一個方面的『蒙』呢？是對自己的認識，是對別人的認識，是對知識的認識，還是對社會的認識？

我前文所說社會變革一定帶動『啟蒙』，社會變革才有大規模的『啟蒙』需求。具體而言，就是在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下，人無法藉助過往的知識來解決各種問題，因而需要啟蒙。對民工來說，可能需要啟蒙他們依法維權。對於大學生來說，可能需要啟蒙他們對自身身份的認識、自身定位的認識。對於整個社會群體，可能需要的是啟蒙他們『如今的社會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有哪些選擇？』這些都是伴隨著社會經濟改變帶來的問題，進而有了進一步政治訴求，或者說『政治啟蒙』的可能。

『啟蒙』的話題是在太大。簡直可以另開一個問題了。

『啟蒙』應該不是單純的幾個結論的普及，而是一種集體中每個人思維的重塑，形成新的共識和常識。『啟蒙』後的人應該可以自己回答並且證明許多現代社會規則、追求、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有自己的身份認同而且是理性的結果，並不藉助權威，而從自己理性和經驗出發，是作為理性人而爭辯，而非立場與情緒。

最後總結：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對於一個已經廣泛嘗過工業化、商業化甜頭的社會而言，無論啟蒙如何落後，社會道德規則問題如何嚴重——它都萬萬不會退會原來的樣子了。缺乏啟蒙，固然有問題；但也絕非能逆轉形勢的。一個社會結構即便破滅，帶來的也不會是單純的『後退』。今天中國即便因為政治力量而國進民退，再怎麼退，也退不回最初的那種公有制和分配製了。『啟蒙』是不能放棄的，也有不可取代的價值。但若要說它是讓社會變革持續穩定更美好的必要條件，我的不能輕易認同。因為一個新的社會規則、認同、常識、氛圍的建立，未必要依靠『啟蒙』後絕大多數人的理性。少數人有效地引導，同樣有可能做到。

補充：

一、要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僅僅是中國歷史知識是不夠的。必須明白全球歷史。時間和學識有限，我不能展開來說，十分遺憾——坐等牛人。

二、@羅登知友的答案：農民數量和當時的農民情緒、處境，若用來解釋『為何太平天國、大躍進、大鍋飯、文革能在中國興起』倒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但用來解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乃至民國敗退；則稍嫌無力，尤其是前兩者。

原因有三：

①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之操作者是當時的士大夫和官僚，並無農民參與，怎麼能說農民『無恆常則無恆心』導致了這兩個運動的失敗呢？農民即便幫不了忙，也不應該是阻礙，不該背負改良失敗原因的罪名。有其他知友也指出了，若要說大多數人素質決定改良成功與否，那歐洲與日本的改良也都是大多數人並無精英素質的條件下成功的。

②太平天國起義倒是造成了不良影響，可以看作是農民運動的負面作用。可是事實上太平天國1864年崩毀，1872年連殘部也滅盡。（有一部分跑去美洲了）。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則在太平天國之後發生。跟農民運動關係最大的太平天國都沒有制約改革，何來有大數量的貧苦農民便不能改革一說呢？

③中國近代的改革開放之前，乃至現在——中國農民依舊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如此說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工業化的進步、商業化社會形成，又作何解釋？

三、在我看來，改革是否能夠成功，在於全社會範圍內，是否可以達成共識、合作。領導階層能否彎腰、能否說服底層，底層對領導階層是否還有信心，是否條件允許他們忍受現狀，他們是否真的看到了希望。既是說，社會是否能夠協調運作，也可以說是否存在『中間階層』緩衝整個國家的矛盾。

新中國在工商業上近二三十年的進步，依我愚見——前百年已經把憤怒哀怨發泄殆盡，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社會條件。

四、被壓迫到極點的農民的確很難相信漸進改革、也不會有漸進改革方案。因為生死邊緣，以及知識所限。——所以有了太平天國。但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其原因主要就不在農民了；而在於封疆官僚士大夫、工商界人士、新政治精英的博弈結果，結果基本雙輸。而民國的敗退，不是因為國民黨太弱，而實在是中共太強、更懂的拉攏人心、引爆人們過原本國民政府的不滿。事實上，有很多史實都可以看出——民國的工業商業已經初具規模、成效。新中國成立後到推行的計劃經濟工業化，固然有成果，但是改革開放前人均的生活水平，倒未必比民國高出多少。

農民有他們的局限、缺點，但一回事是一回事，他們不該承擔多餘的『罪名』。我們總不能要求農民各個覺悟高，理解並且為漸進改革承擔『戰爭賠款』+『工業化啟動成本』+『技術文化支持』吧？那還叫做農民嗎？無恆產而有恆心——這是先秦的『士』的高標準啊。

打個比方。假設我父母很窮，我發現一個商機可是沒錢投資——我該怎麼做？我是應該痛罵父母不爭氣，害我錯失機會。還是應該扎紮實實自己想盡辦法，給出方案並且讓父母在能力可及範圍內一起努力湊足本錢？

中國自古農業大國，農民其實就是我們的窮『父母』啊。他們給了官僚士大夫稅收、為工業化提供農業基礎、廉價勞動力，他們做的夠多了，甚至可以說按照社會分工理解——作為一個社會的『肌肉』他們簡直過度勞動，而本該作為社會『頭腦』的知識、資產、官僚精英卻沒有在『漸進改革』上給出好的方案。哎。

有句話：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警惕這種思路啊。

原答案

開門見山，先丟結論：與其說他們『失敗』，不如說『來不及成功』。而往後某黨的『成功』，其實是佔了很多前者積累的『成果』。

洋務運動：基本上它是想把中國的軍事工業化、現代化。到了後期，才開始發現沒有相應的民用、商用工業形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是行不通了。

戊戌變法：政治體制改革，比洋務運動更進一步，到要管理一個工業化、商業化的國家政治必須有所改變。

這麼說不明顯，大家只要看看日本的『明治維新』什麼時候開始，達成目標又花了多少時間就知道了。很大程度上，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差異就能說明絕大部分原因了。

打個比方，如果說但是的歐洲各國是BOSS，中國是要打BOSS。那麼就要：裝備基本有、了解BOSS和自己的DPS方式。

裝備：工業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搞出來的。

BOSS：瘦死駱駝比馬大。BOSS不是那麼容易被推掉的！

自己的DPS方式：人海戰術，耗得起。搞出些基本裝備就有勝利希望了。

總之，這是個需要長期工作的事情。

先講一個老段子：一個人餓了，吃了十個包子以後就飽了。他就認為：早知道直接吃第十個包子就行了。

事實上，我們應該警惕教科書上所說的『失敗』和『成功』。不要被它們套進去了。

洋務運動失敗了嗎？就從『救亡』『富強』的目的上來說，它似乎沒有達到目的就結束了，好像是失敗了。但實際上，它建立的工廠、培養的人才都還是在的，往後民國政府收納轉化，再往後新政府收納了民國政府的工業體系。工業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家平心而論，現在的中國工業化就很完善了嗎？

戊戌變法可以說是失敗了，畢竟它更像是原本官僚體制內的鬧騰；可事實上它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報紙上的政治文化信息傳播。

無論是文化還是工業，這都是需要長期積蓄力量的。後來民國，現在的新中國；其領導人其實都在前兩者的運動中收益了。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其實也承認它們的積極作用，但是不強調而已。

另一個角度，就是BOSS（歐洲各國）後來自己出了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BOSS們自己打起來了，我們的機會這不就來了嗎，壓力不就小了嗎？當然，中日戰爭是很殘酷的，傷害很大；但比起以前清政府1V8的局面，勝算大多了！且那時候民國工業已經有發展，還有美國的武器支援等等。

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領導者失敗了，政治上完敗了——但是運動本身我認為並沒有『失敗』，它們的確發揮了自己的作用，而且後繼有人。

我覺得問題的一大關鍵還是『憤怒』與『失望』。也就是對當時政府的憤怒與失望。洋務運動當時有效果，但是不足以惠及大眾，更不足以讓人們對清政府重拾信心。後來民國算是清算了清政府，但是民國也有自己的問題，這就有了新的憤怒與失望。

假如沒有這種憤怒與失望，或者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控制好這種憤怒與失望。中國繼續慢慢走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未必不能實現工業化和政治改革。問題是，在外國勢力的欺壓下，加上本國本來就有的內部矛盾；導致很多人——無論是農民或者知識階層——都越來越難忍受當前政府、當前政府也沒有有效的『討好』他們。在這種情緒下，他們不會選擇合作的。

真要說洋務運動的失敗之處，那就是它對民間資本、資源的壓榨。（有興趣的可以百度，有不少論文）戊戌變法的失敗，在於它要建立的民主制度雖然有人群基礎，但是領導者沒有廣泛的與之結盟——教科書上寫的差不多也是這個意思，是少數我覺得教科書上寫得靠譜的內容。

說回洋務運動：快速工業化總是需要從農業那邊壓榨東西的。蘇聯如此，中國如此（現在到了新中國後也有，但是大家心甘情願）。而歐洲各國的工業化，其實是一個漸進漫長的過程，也沒有入中國一樣被外侵略，歐洲農民的壓力少很多，農民沒有迫切參與或被某黨拉入政治活動中的必要和可能。這或許是一個原因吧。

洋務運動既要讓國家工業化，又要保持原本士大夫階層的權力、權威和享受——這無疑就給國家的資源增加了更多壓力而不是動力。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非常大。光是明治維新和中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民國政府之間的區別，就可以講一大堆。實在不是我這種業餘分子能說好的。

最後針對@羅登知友的回答，我提出些補充。

中國的近代史，『救亡』的情緒和執念，使得很多人選擇了某個意識形態、急躁迫切，許多電影和史實都反映了不僅僅是農民反映出了這種急躁迫切；尤其是當清政府和國民政府令人失望和不滿之後。所以說這種急躁迫切，並不是農民有的，而是僵硬的官僚體制和思想逼得中下層人們都急躁起來了。事實上問題的關鍵在於舊有領導層的改革方案，有沒有過和中下層很好的協調。最可怕的是以『強國』為『理直氣壯』的『剝削』，是掌權階層的傲慢與偏見。只想『國強』而不讓『民強』是秦始皇以來中央集權至今都有的『流毒』。

農民當然有一些缺陷，在中國近代史中的作用和作為大規模人群基礎的因素不可忽略，但一個巴掌啪不響，我總覺得歷史不是那麼簡單的。歷史敘述和思考的時候也應該避免下一些『痛快』的結論。

即便中國的確有廣大比較無知粗魯的農民，改革依舊可以成功的，只要改革不以犧牲他們為代價、不要被煽動仇恨，相信他們也會樂見改革的。這已經有案例了，改革開放嘛。問題是現在又開始進入緊張區域了吧，『三農問題』『戶口』『農民工』之類的。

解釋這個問題沒必要上升到當時整個社會的高度，這三個事件看似轟轟烈類，但其實如果去翻看近代史中的地方資料和一些細節領域的材料的話，就會發現在很難說這幾件事真的造成了什麼直接的影響。

這三件事可以當做一個系列的事情看，從而簡單的看做費正清「衝擊—反應」模式的一個鏈條，這個鏈條只是中國近代史上政治演變中的一個較為突出的方向，並非中國近代化的真正道路，而失敗的原因這正是，這恐怕並非很適合中國的一條道路，具體牽扯太多，不解釋了。

1。清末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立憲運動，這三個歷史書上轟轟烈烈的事件，也只是書上後來追認的轟轟烈烈，在當時影響力十分有限。這一點我贊同 @王建雄的觀點。

洋務運動算極小範圍的試點，並沒有全面推廣；戊戌變法很像政令不出中Nan海；立憲運動，可參考現在的憲法。

2。中國的近現代化始於19世紀，延續到現在，持續近200年。實際上，1978年後到現在已經36年的改革開放是和平改良的成功範例。如果把這段時間的和平改良看做成功，那麼清末也不是沒有這樣成功的可能性。

3。當然改革開放的業績是立基於清末戰爭、軍閥戰爭、國共內戰、建國後工業化基礎、世界貿易、鄧的英明遠見和強勢權力之上的，在清末並沒有這樣充分的條件。

4。至於 @羅登所說「和平改良的方法不合適農民，而合適知識階層」，值得推敲而沒有實際意義。農民也有討價還價的行為（農貿市場經驗），知識分子也會選擇暴力的手段（孫文/毛潤之），都是利益使然、情境使然。

5。 @姬軒亦觀點的引申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大國崛起是否一定會發生對內對外戰爭？因為很不巧，我們正處於這一歷史進程中。

這麼多革命為什麼失敗？埋怨所有有關的人？東洋人西洋人皇帝貴族革命者叛變還是農民太愚昧。鄧的改革為什麼很成功？文化變革，制度變革，社會變革.....甚至大躍進，來回不停的試，都沒有找到命門，鄧就做了一件事，一切都不變，政治穩定住，舊歌繼續唱新路隨便走，特權階級繼續享受特權，就是給體制顧不的中國人自某職業發財致富的機會，全盤皆活，可以倒賣商品可以種自己的地，南巡的時候這些潛力基本挖盡，開始第二步開放外資，放開企業管制，賣掉一批國企，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市場，對雞肋行業完全放手保留肉厚一些的支柱壟斷行業。軍隊、政府還有D根本就沒有進行什麼脫胎換骨的改革和革命，發展經濟發財致富，除了某些極端D棍外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和期望，誰擋路，無論制度還是人再改誰，一切從需要出發，社會雜音，只發聲不擋路的直接無視，遇到問題解決問題，不指路無規劃，這才是這些年成功的本質，

我個人理解。文化、制度這些高大上的東西爭論一萬年也爭不出結果，其本身也沒有好壞只有利弊，孔子還主張恢復周制呢，別捅漏子、別擋路就算合格的制度，那個國家的制度，包括發達國家的制度也不是先知偉人設計出來的，是一點點改善和一步步建立起來的，唯一的動力就是社會需要，在現在社會達成社會共識，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有多難，而且統一思想本身也不是現代化社會的特徵，個人覺得肯定比人均GDP達到全球第一還要難，所以何不先把經濟搞上去，畢竟勤勞致富，靠人不如靠己早已刻到華人的基因里了。

一句話，靠規劃一套制度，設計一種文化，殺掉一個階級，發動一場革命，這些路都試過了，沒一條行的通，行的通的就是最簡單的給社會每個人勤勞致富的機會和努力改善社會地位的希望。失敗了願賭服輸，把國人投機鑽營的本事都發揮出來就是合格的制度。競爭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和平改良的對象是滿清，滿清是滿人殖民壓迫中國的工具，就像土耳其統治巴爾幹一樣，它首先考慮的是滿人能否繼續統治中國，而一旦實行現代化，覺醒的漢人必然會反抗。所以在不到迫不得已時，滿清不會有任何改變，即使改變，也必定是儘可能小，以免讓漢人啟蒙。而且當最後滿清僅僅是訓練新軍就導致辛亥革命印證了現代化對滿清的危險。

中國近代是列強博弈的棋盤，改良能否成功中國自己身不由己。這是已工業化國家為棋手，農業國家為棋子的悲催時代。中國靠百年抗爭擺脫了殖民枷鎖和不平等條約，是北洋政府，蔣政府，gcd政府（實際上就是各個時代的精英階層）不斷利用國際大環境，與外國精英階層進行博弈的結果。講晚清民國史的好書神貼不計其數，樓主可自行尋找一下。

因為改良只能改良制度，但要解決晚清的問題不能直接從制度下手。推翻以滿洲貴族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階層，是制度改良的前提和基礎。

滿清政權不同於中國歷代政權之處在於它是「部族政權」。中國歷史上的漢、唐、宋、明等政權開放度較高，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士人通過銓選進入政府，其立場背景是全體知識分子，即「士人政權」，謀求的是全社會的利益。其而滿清政權雖然也有漢官，但根本是由滿洲人把持，是高度集中地中央集權，集權的目的是謀求滿洲部族的利益，這一點從其選官、圈禁地、兵制及其對政治制度的改良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因此，我們看漢、唐、宋、明等政權更迭的時候會發現，只有造反而沒有革命。換句話說，造反只是手段，其目的在於新的領導集團會將前朝制度的罅漏腐朽之處進行修補，但其政治制度是存在連貫性的。與其說是造反，就結果來看更像是變法或改良。在這些向全社會開放的政權中，不存在阻礙撥亂反正的力量。但清朝是存在這種力量的，這股力量來自於滿洲部族，若要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進行制度改良，那就不得不革命。

回到題主的問題，為什麼康有為先生失敗了但是孫中山先生成功了？因為康有為先生認為只要光緒帝答應變法，那便可以變法，這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錯誤。康有為先生認為中國政權是在光緒手中的，是皇帝專制的，其實國家政權根本就在整個滿洲部族手裡。而孫中山先生走了先革命，再變法的道路，先推翻部族政權，再謀求變法。

這就是為什麼和平改良道路屢試屢敗，其實革命黨又何嘗沒有和平改良？只是先革了命，再說改良而已。

我覺得有以下原因：

一、中國離歐洲太遠，交流不多，一些精英去學也學一些皮毛，比如洋務運動。西方的思想只能影響極少部分精英，廣大人民群眾幾乎一輩子都沒跟西方接觸過，如何轉變思想？

二、國家太大，人口太多，就算精英學到精髓，人也很少，無法起到決定性作用，剛想發起改革就被保守派推翻。

三、最重要的是：中國到了清代，封建制度和儒家文化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帝國能像中國統治這麼牢固，能穩定這麼長時間不分裂的。比如西方的羅馬帝國、大英帝國，當時是那麼強大，最後都分崩離析。就因為中國自己傳統文化太輝煌，要轉變思想太難。

清代在甲午戰爭之前，一直以為自己是天朝上國，西方人都是蠻夷，沒必要學西方的「奇技淫巧」。直到被日本人打醒了，日本原來比中國還落後的國家，學了西方居然打敗了自己，實在不能忍受，才不情願的學習西方，先有戊戌變法，後有慈禧太后的預備立憲。

但是傳統的力量太大，戊戌變法和預備立憲均告失敗，其原因還是這只是少部分精英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當時90%以上的國民都是農民，改革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的生活和二千年前幾乎沒有變化。最後我黨土改，依靠農民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非常正常。真正開始改變中國大多數人（也就是農民）的生活和思想的，只有是建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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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改革和革命均不能救中國，那些只是末節。真正重要的是城市化的速度，讓農民都變成市民，變成產業工人，變成教師、工程師、律師、會計。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

中國那麼多人，地方那麼大，資源那麼多，為什麼近代那麼落後，處處挨打，就是因為農業國和工業國的差距太大。從鴉片戰爭到抗戰，我們總是比侵略者人多，我們的士兵也是英勇的，卻每次都失敗，完全是國家工業實力的差距。當年抗戰國民黨國內戰場屢遭慘敗，但是被美國武裝的遠征軍卻能把緬甸的日本部隊全部消滅掉，取得抗戰中最大的勝利，這就是工業實力的差距。

中國近代都受儒家思想影響，愛好空談，天天講愛國，講主義，誰不知道愛國，問題是誰能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並堅持不懈的付諸實施。當時胡適就對這種風氣提出了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

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在誇誇奇談，不幹實事，要愛國，要抗日。誰不知道要抗日，要能打過小日本，早打了，政府官僚又不傻。反觀日本，都在實實在在的幹事，一舉成為列強。

首先要定義什麼是「勝」。

和平改良失敗的原因，在於從始至終是一種從上而下的改良，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也沒有動搖利益分配的格局，只是將社會資源從一部分人手上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上。

而日本人的改良之所以成功了，是因為日本小，船小好調頭，可以在短期內將教育建設起來。實現從下而上。

然而中國不行，土地太大，人民太多，既得利益者太多。

也用一個遊戲的比方，日本人地小，所以他們要換裝備只要四件就行了。然而中國地大，人多，所以要換8件裝備。最重要的是，不僅僅是裝備的問題，還有等級，技能樹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時間去升級。

除此之外，為什麼老毛贏了天下，就因為老毛的打土豪分田地徹底打破了原本的利益分配。

基本贊同@羅登的回答。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中國的問題是個大雜燴，系統工程。但抽象一點的超穩定社會結構說，意義不大。當前語境，改良與改革還是不大一樣的。

1.中國能走到現在這個樣子，是各方角力，最後相對妥協（無論自願不自願）的結果。七十年代末如是，八十年代末如是。其實革命也好，改良也好，最後都要歸結到中國歷史的大傳統之中，與之和解，否則任何一檔，一派不可能最終安穩地統治中國。上面的兩個時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守舊與革新者手中無實權，國家暴力機器掌握在另一方手中。雖然手段一個「溫和」一個殘暴，但是最後都是"老人政治"一方獲勝。這也就是為何要宣揚「中國特色」的原因，他不敢不這樣，否則有被對手說「賣國」的危險。

2.改良主義方興未艾。但左右兩派仍分歧巨大。這個和出身經歷有關。依我的不完全觀察，前者多底層出身，面目猙獰，後者多紳士，溫文爾雅。這個現在由於當局的原因，後者在民間擁有更多支持，而前者在官方輿論陣地仍佔據話語陣地。這裡面其實有個悖論，尤其對後者來說。二者統合任重道遠。

3.知識分子幫忙鬧革命的原因。宣傳的誘惑。知識分子總有一種不滿足現狀的情懷，不安分，總想干涉政務。胡適和魯迅就是很好的例子。可到頭來發現其實差不多，一個是「封建社會主義」，一個是「儒家資本主義」，一丘之貉。（「封建」一詞取官方義，可換為「法家」）Peer pressure counts.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齟齬。內心強大不到不隨大流，這個是很無奈的。

4.比較研究。

本人現在是沒有精力與心境來研究了，總覺得研究下去會是很好的參考。

中國的民眾主體是農民，而不是知識階層。

和平改良的方法不合適農民，而合適知識階層。

和平改良，意味著要你容忍眼前的困難，對未來有清晰的把握，對當前的敵人要合作又要限制，要隨時規劃自己的行為，要積累每一個點滴的成果，這一切都不是農民階層能做到的。

長期被束縛在土地，從事低效率大強度勞動的農民，沒有知識去抵抗天災人禍，也沒有知識去規劃未來，他們能看到的只有眼前利益和短期行為。

改良運動最大的特點就是「妥協」，但是這明顯只有貴族才明白的道理，因為貴族有產業，不妥協而魚死網破，有50%的人財兩空的可能，而互相妥協，雖然利益變少，卻能長期生存。

沒有產業的農民，一旦被壓迫到毫無產業，就不會去這樣思考問題，既然自己什麼也沒有，那麼就什麼都可以失去，他們喜歡激進的，短期獲利的行為。

說白了，短期行為不需要高級的智力。

只要中國還是一個以不受教育的農民為主體的社會，改良運動就一定行不通，中國社會只能在「專制-暴動-新的專制」這個循環裡面一遍又一遍的自我毀滅。

Plus：

感謝諸位在後續的答案中對我的回答做出許多評議，尤其是@佘炤灼，我自己補充說幾句。

1，許多人認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和農民無關，因為農民沒參與。在我看來，一個偶發事件的不成功，歸根到底還是有原因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成敗，在於有多少東西是和民眾本身的需求是掛鉤的，如果只是上層革命，下層未參與，則事情的結果也總是可值得懷疑的。當然不排除有上層革命，整個社會變革的例子，但是中國不是很合適。

2，我始終認為，改良運動在中國沒成功，表象上看是一些偶然因素，但是歸根到底是整個民眾內心深處沒有「漸進改造」的思維基礎，要麼墨守成規，要麼總渴望一步到位。很多人總是不覺得中國農民對中國社會革命有決定性作用，彷彿他們就是旁觀。他們不是，他們最終都是參與者或者否定者。

3，我認為，在中國做任何社會變革，都要經過一個漫長而必經的路--啟蒙。不經歷這個，任何社會變革都是暫時的。

因為都想一步登天，開頭認為是器物問題就購進最好的器物，後來認為制度問題就照搬最先進的制度，最後認為是理論問題就挪用最新的理論，還有認為是文化問題就抄襲最流行的文化。都不肯老老實實打基礎，當然只能落空了。

看了幾個高分答案，都不大滿意。貌似這個問題下沒有什麼專業人士，也可能是因為這個話題太大了，不是在知乎上寫那麼幾頁就說得清楚的。我在這裡給你推薦金觀濤先生所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和《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這兩本書。前者具體的敘述了金觀濤先生獨特的系統論史觀並以此解釋古代中國兩千年的政治歷史。後者以系統論史觀解讀從清末到新中國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彌補傳統史觀中古代史與現代史的斷裂，為許多傳統史觀不能解釋的命題找到一個可以接受的答案。（當然，他的史觀並不是沒有反對者，只不過我感覺不怎麼成氣候，我就也不在這裡多說了。）

條件1：在金觀濤、劉青峰的《興盛與危機》中，論述中國社會是一個脆性的穩定結構~是社會結構、經濟模式和社會思想三個子結構組合而成，但三個機構必須保持相互適應的平衡狀態，其中任何一個偏離適應態到某種程度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崩潰瓦解~

條件2：我認為，再加上，近代中國處於列強環伺的情況下，民眾的危機感極度高漲，神經極度緊張，一旦改革初期不能成功，民眾的不信任感就會急劇增大~

條件3：西方的和平改革能夠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存在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緩衝地帶——社會和宗教~而在中國，沒有這個緩衝地帶，所有的問題都是依靠政府來解決的~一旦不能解決問題，政府和改革的合法性就會迅速丟失~

結果：和平改良不能一下子改變中國社會的三個子結構，或者說不能短時間內構建起新的互相適應的新的社會結構，必然導致社會問題叢生~民眾在強烈的憂患意識下，必然會產生對政府的巨大不滿，而這些不滿沒有發泄途徑，只能發泄到政府身上……所以改良失敗了~

忍不住了。

這裡竟然那麼多人會認為改良最大的障礙是農民！這不可笑么？

1、辛亥革命的主體是什麼人？革命黨，跟農民有關係么？

2、五四運動的又是誰發動的？學生，跟農民有關係么？

3、再看看所謂的共產主義，又是誰推廣傳播的？知識分子，跟農民有關係么？

4、稍微多讀點歷史就不會簡單的相信農民是支持TG鬧革命的。

」沒有產業的農民，一旦被壓迫到毫無產業就怎麼怎麼樣「，這句更可笑了。農民維持自己溫飽的一畝三分地是他一輩子的財產，更何況在農村是熟人社會，鄉里鄉親的互助，以及農民對宗親的關係的敬畏，那還有什麼想法鬧什麼革命？

農民最大毛病不是沒有知識去規劃未來，而這是恰恰是其寶貴的。這歷史有多少次生靈塗炭恰恰是一幫子人總以為自己能為別人規劃未來。

中國農民的經濟形式一直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其生老病死一直是自力更生。其思想中基本沒有福利這個概念，這不正是古典自由主義所提倡的么？

中國人幾乎可以說是這個星球上最追求平等的一群了。我覺得是中國徹底的世俗傾向決定了中國基本的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除死無大事，好死不如賴活著，等等，話糙理深。

中國人不患寡患不均。所有的改良，都不能真正滿足中國人所要求的平等。

因為好多人這麼想：

做不到的！

來不及的！

不可能的！

@羅登所說的農民為主的社會結構是很關鍵的一個因素，這裡補充一點

題主所言的和平改革，大抵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大抵是君主立憲制。

君主立憲製成功的範例為日本和英國。

德國法國亦皆是訴諸暴力革命建立新國家的。

君主立憲的變革的痛在統治階級，而要反看清末，還是要看懂慈禧。

慈禧自1850至1908駕崩，整個中國近代史前半壁，一人獨大。

以其為首的最高統治者竭盡全力維護自身利益，維護皇權，自然無法發動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僅有的嘗試便是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戊戌變法?僅做做樣子，過了線？斃掉。?立憲運動?便是後話了。

看慈禧死後，醇親王攝政，權利流失，大權漸流入袁世凱手中。50年已過，早已延誤了和平改革時期，要知日本明治維新可是1860年。暴力革命一發不可收拾，加上袁本人善變，對改革黨態度曖昧，遂起。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知識分子階層在清末的固守自身利益，以及農民階級的局限，@羅登闡述很到位，不贅述。

可以看一下徐中約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港版無刪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