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並比較黃埔軍校,南京中央軍校,保定軍校,陸軍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抗大的教學質量與水平?


就說一下陸大教學

抗戰時期,陸大的本國籍教官中,有老教官和新教官之別。老教官是指畢業於北洋時期的陸大,多年擔任教官者。 老教官中又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如梅鑄、林薰南、譚家駿、宗明等,學識和品德均為人所推崇,被視為是「學校之瑰寶」。第二類如趙秉衡、塗德轔、李賡鏗、徐璉等,尚能勝任教官的職務。第三類如黃家濂、游鳳池、陳文明、陳星垣、劉育強、胡名揚等,則屬濫竽充數,所用教材陳舊,也不知進修,只打算以校養老。一位陸大十期的學員即曾指出,教地形學的教官,不但對地緣學不了解,即使是對過去地形學在軍事上的利害分析,也無法貫通,甚至連顧祖禹所寫的《讀史方輿紀要》均弄不清楚。又如後勤補給在大軍作戰中,佔有重要地位,但是後勤教官仍沿用日本教官在陸大初期所用講義,作為私人密本,長年不變,照本宣科,致使學員對於後勤戰術均無法融會貫通,靈活運用。一般說來,老教官的生活每多散漫,思想仍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時代,但是他們對於學校教務及行政各方面,均擁有相當大的力量,頗不利於校務改革的推動。 1939 年,軍令部曾令陸大將不能勝任的教官報部,但是似乎並未見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新教官指的則是國民政府時期陸大畢業者。他們和老教官相較之下,多富進取精神,好學不倦,以求對學者有所貢獻。如陸大十五期畢業的張純,1941 年冬任陸大十八期戰術教官,任教期間,根據他事後的回憶,「教學相長,對余學術增益良多。兼以戰戰兢兢,努力研究,以期滿足學員之求知慾望。」 又如陸大十三期第一學期上師戰術作業時,教官郭德權(陸大兵學研究院畢業)講解錯誤,遭學生提出質疑,郭在羞愧之下,立即請辭。勇於任事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抗戰時期,陸大的新教官中,有一些系留學歸國者。清末民初時期,軍事機構派員至他國陸大留學,系由陸大畢業學員中選拔,規定學成返國後,需在陸大任教二年,先後派往日本陸大留學,約有六期。這些學員在出國前,許多職位已高至中、少將,返國後均任要職,如陸軍部次長、司長,集團軍參謀長、陸大教育長等,因此參謀本部對這些留學生,實無約束力量。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派遣出國者,以留美與義大利為多,返國後抗戰軍興,軍中正需人才,故各奔前程,規定任教一事,形同虛設。自軍令部成立,陸大遷至長沙,德國顧問離華,教官乃感缺乏,軍令部遂嚴令留學返國人員,必須回陸大任教二年。萬耀煌至陸大後,更請重申前令,於是留法的傅嘉仁、張少傑,留美的侯騰、杜建時、陳簡中,留意的郭琦之、孫信璋、孫乾等先後回校任教。萬耀煌為貫徹改進陸大教育的決心,另請陸大畢業留美的郗思綏為教務處長,以期有所作為。不料郗自製糾紛,引起蘇聯顧問向參謀總長何應欽抗議。又因聘請法國顧問,改以留法的傅嘉仁為教務處長,張少傑為特別班第五期主任。不料傅領導無才,更無計劃,徒有虛名,加以傅、張二人不能合作,遇事互相掣肘,自法國戰敗投降,影響傅的心理,要求辭職。至於留意的幾位教官,原非陸大畢業,出國時對意國的語文修養並不好,因此所學有限,至陸大服務後,經一年多準備,仍不敢授課。全校留學歸來任教者,僅有留美的侯騰和杜建時二人尚稱配合。

世界各國均有其獨立的教育宗旨和制度,更有其傳統的歷史文化背景,留學生在國外所學,僅能作為本國軍事教育的參考,無法全盤移植國內。況且任何國家對於高級的軍事學術(如動員計劃和工作),無不特別保守秘密,不許外籍學生學習, 因此留學生出國學軍事,在先天上即有其限制。留學生返國後,照部令需至陸大任教,但是他們多半心不在此,有的想帶兵,有的想做幕僚,隨時均有外調的可能,故多不安於位,對於本門課程但求盡責,要想期望他們對教育或研究能有進一步的貢獻,殊不可能。此外,萬耀煌也指出:「部隊留學生品德有問題,志行不堅,所學有限,語文又差,其所以出國者,多半有強硬背景,故在國外乃至返國後與任何人不易合作,如此留學生對國家有何益處!」萬的批評雖然過於偏激,但是也透露出部分問題的所在。

除了依賴留學生之外,陸大也自行培養師資。1915 年,陸大即設有兵學研究會;1932 年8 月,更以兵學研究會為基礎,擴展為兵學研究院,成為培養陸大兵學師資的最高機構。

陸大研究院召集的對象和方式,時有變動。戰前的研究員分為專任和兼任兩種。專任研究員研究期滿後,成績優良者,得由校方呈請參謀本部頒給證書;兼任研究員則不給證書,但研究期間如校方缺乏教官時,可選派兼任教官。研究員無論專任或兼任,均需「確系國內外陸軍大學畢業,並服務二年以上,學驗優越,成績卓著,年齡自三十歲至四十五歲者。」至1941 年入學的第九期時,則研究員已不再分為專任和兼任二種,而需具備以下各項資格。

1. 現任各部隊、機關、學校,中校以上、少將以下資深學優之軍官。

2. 曾在國內陸軍大學校正則班或特別班畢業者,或國外陸軍大學校畢業者(但國內陸軍大學校正則班畢業者,限自第十期以後,而出校後曾在部隊服務一年以上者;特別班畢業,則限自第二期以後者)。

3. 具有教官經驗或講學經驗者。

4. 思想純正,品行端正、身體強健,確無暗疾嗜好者。

5. 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者。

至於召集的方式,戰前專任研究員入院研究,需經校方慎選具有上述資格,且有兵學教官經驗者,將其詳細履歷呈送參謀本部審核。由部派員組織審查委員會,加以審查,以定去取。兼任研究員則由陸大教職員中選拔,但中央各級軍事機關職掌國防業務人員,如有上述資格,志願深造者,亦得遴送一至二名,經審查合格,准其入院研究。 至第九期時,召集手續則分為指定召集與保送召集兩種。指定召集由軍令部依據陸大於歷屆學員畢業時,呈請保留為研究員中指定召集之。保送召集則由各軍事機關、學校、部隊選擇具備前項所列資格之所屬將校,辦理保送。但是事實上陸大研究院由於待遇不如部隊和機關,學歷又對升遷無甚助益,很少有人願意申請保送,因此大多採用指定召集方式,向陸大各期畢業學員中物色。但是,優秀的校友,或自己不願前來,或其部隊不願放人,能夠應召返校者不多,因此師資狀況每況愈下,只得就應屆畢業生中選拔留充。 研究院結業人員,按規定需留校任教二年,原可應付陸大各班次教學的需求,師資不致有缺乏之虞。但是事實不然,志願留校任研究員者,常未能達到預定名額,而留任者之中,甚至有少校、上尉者,和原訂「中校以上、少將以下」的資格相差甚遠。即便是入院後,有的在訓練中半途而去,有的在結業後不肯留校,也有的被各部隊調走,因此學校師資一直無法達成計劃中的要求。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抗戰時期陸大教官的人數雖然不少,但是確能勝任者為數不多,有許多部門無人擔任,常有缺乏師資之感。推其原因,主要在於人事制度的不能配合。戰時各級軍校的教育,本應多取材於部隊,以經驗與學術並重,學校與部隊交流,任教官數年,即按時調任隊職,輪番流用,但是國軍在銓敘上,過分重視隊職而輕視教職,致使部隊中優秀的部隊長或幕僚,不願調至學校擔任教職;學校原有的教官,也常為部隊較高的階級或待遇所吸引,而見異思遷,不安於本職。學校教育當局,在缺乏外在的誘因之下,甚至往往需要以私人情感去羅致教師。

至於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的課程,除了少數是由本校教官講授外,大多邀請民間的學者兼任。由於陸大為最高軍事學府,因此前來兼課的,不乏知名學者,如馬寅初、趙蘭坪教經濟學,薩孟武教政治學,陳大齊教心理學,其中又以中央政治學校教員來校兼課者最多。抗戰時期,教育長萬耀煌更一度請到章士釗教邏輯學,王寵惠教外交史。雖然如此,陸大對於這些學科,畢竟視為副科,授課時數甚少,且缺乏師資專業化的觀念。如1936年2月,軍事委員會以各軍事學校對於哲學多不講求,乃規定增設哲學一門課程,以《大學》《中庸》為範圍,由政治教官兼授。而陸大政治教官,系由中央政治學校教員薩孟武兼任,薩擔任陸大各期政治學課程,時間已屬不少,若再兼授哲學,恐難以兼顧。陸大教育長楊傑乃擬訂教授程序,由近代史教官史久光兼授。史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後留學德國陸大,民初地位幾與蔣百里齊名。不過他並未將所學融會貫通,以至於學員對他講授的課程雖有興趣,但是卻感覺毫無系統,並無法習得具體心得。除了正式課程之外,陸大的政訓處並定期邀請知名人士至校作專題演講。如第十六期時,即曾邀請浙江大學(校址也在遵義)校長張其昀演講堅持抗戰的前途。由於遵義距陪都重慶太遠,不易請到軍政要人,故除此之外,再沒有名人至陸大演講。第十七期遷校重慶後,曾來校演講者則有顧祝同、陳誠、馮玉祥、白崇禧、黃季陸、陳立夫、黃炎培、張治中、何應欽、李濟深、羅卓英、張厲生、陳良、孫科、梁寒操、劉士毅等。其中一些演講,由於內容精彩,令學員留下深刻印象。

一般認為,陸大的各項課程中,最精彩的部分乃在於應用戰術的演練,可謂是精益求精。戰術教官對於《戰鬥綱要》一書的研究,均相當透徹,其淬鍊的判斷與構想的深入,令人不能不承認陸大此項傳統教育方式,實為最大成就。陸大由於修業時間較長,學員經過密集的戰術磨鍊,才逐漸對軍事戰略和用兵作戰有比較完整的概念,有些陸大校友甚至認為「在抗戰中較諸敵人,我們武器裝備落後,火力比不上敵人,但在戰術運用方面,我同學決不遜於日軍之同級軍官。證以中印公路之作戰,打通印緬路時,一往直前,毫無困難。嗣又在湘西芷江作戰時,徹底粉碎敵之戰略攻勢,致日寇不敢再僥倖冒險。因該時國軍已獲得美方新式武器裝備,可與敵一較長短。」至於陸大課程的缺點,根據軍界人士及外國顧問的觀察,計有以下各項。

1. 課程過多。陸大正則班每期所開設的課程,共有六十餘種,博而不精,學生負擔沉重,加以作業多,「幾乎每天都要作到深夜才入睡」,致使許多內容均來不及好好消化,加以離校後又無暇溫習,學習效果自然受到影響。

2. 內容偏重外國材料。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先後受到日、德、美等列強的影響,始終未能培養本土的軍事思想。戰前即已有人批評陸大的學員們,提起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和西洋戰史時,如數家珍,但是對於如何動員農民抗日的問題,所花的時間卻甚少。如陸大的戰史課程,即側重於外國戰史的講授。如前所述,本國戰史的授課時數,僅占戰史總授課時數的約百分之十,實為本末倒置。直至抗戰勝利後的內戰時期,陸大的此項缺點仍未能改進,以至於20 世紀50 年代一位軍事評論家,仍有以下的批評:任何一位陸軍大學的教官,他能很詳細地告訴你日俄戰史、拿破崙戰史、菲特列大王戰史、坦能堡戰史、世界大戰史、日德蘭海戰史等等,但是如果你問他江西剿匪戰史、二萬五千里追擊共匪戰史、東北剿匪戰史、華中剿匪戰史,甚至沂蒙山區剿匪戰史,以及共匪戰略、戰術特質的研究等等,他將無法詳答,甚至瞠目不知所對。以上這段言論,雖然不免以偏概全,但是不可否認的,仍然透露出部分的事實。

3. 忽略實作。雖然陸大每期均實施現地戰術、高司演習、參謀旅行,以磨鍊戰術,但是根據德國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Falkenhausen)的觀察,陸大的課程仍有理論時數過多,實作時間太少的弊病。

4. 與軍校課程缺乏聯繫。陸大教育和軍校基礎教育各自為政,不相聯繫,不但在精神上漠不相關,即所學課程也各不相同,難期一貫。

想到了一點,可以從抗戰前後陸軍一般將領及重要軍職人員出身背景的分析。

第一,抗戰期間陸軍將領有「黃埔化」的趨勢,戰前保定所佔的重要地位,戰時逐漸為黃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權的軍長、師長階層,這種趨勢尤為明顯。抗戰時期出身黃埔的將領,大多畢業於前幾期,當時黃埔的訓練相當粗淺,時間也短,所學到的專業技能自然有限。第二,抗戰期間陸軍將領(含重要軍職人員)出身地方軍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現象,顯示戰時將領的素質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種兵將領的素質較差,如主管後勤業務的將領,絕大多數畢業於直隸經理學堂(民國以後改為陸軍軍需學校),然後在北洋部隊任職;騎兵和通訊兵的將領,也絕大多數是出身北方部隊的舊式軍人。這些出身地方軍校或行伍的將領,或許極為勇敢、戰場經驗豐富,但是對於現代戰爭的性質卻普遍缺乏認識。

第三,抗戰期間陸軍將領出身國外軍校者甚少,而且多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之前出國留學者,因此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軍事科技和戰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認識。雖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的將領所受訓練,一般說來仍較其他將領更為紮實。

第四,抗戰期間陸軍將領出身陸大者也甚少。陸大為國軍深造教育的主要機構,但是畢業人數有限。據統計,至抗戰結束時,陸大畢業軍官在軍中共2100人,分布狀況如下:1. 中央軍事機構約有600人,其中以陸大及所屬的參謀訓練班人數最多。2. 戰鬥序列各單位共約1500人,其中每一戰區司令部約有10人,每一集團軍總部約3—5人,每一軍司令部約3—5人,每一師司令部約2—3人,兵站機關共約120人。陸大所學者以師戰術為主,對大軍作戰的指揮作業磨鍊較少,對軍事作戰以外的政治作戰、經濟作戰、心理作戰,更無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學生,派赴部隊後,接受實際的戰場磨鍊,而能有優異的表現。至於陸大畢業生擔任參謀職務者的表現,一般認為陸大出身的參謀長或參謀處長、主任,指揮多比較得體。


毫無疑問是延安抗大。兩方面:

軍事學習儘管土但是經驗總結的乾貨,能把泥腿子培養成高級指揮員。開國將領中有7位元帥、8名大將、26名上將曾在抗大學習或工作過,1955年授銜時,「抗大人」佔88%。

政治鍛造更是無與倫比,可以說是為開國提前打造了一大批政治過硬的國家中高層幹部。建國後抗大學員中任少將以上的二百多人中沒有一個腐敗者。

就這,哪個軍事學院能比?


只說黃埔,這裡的黃埔僅僅是前六期的黃埔。

說實話黃埔軍校的水平根本沒法和日本陸軍軍官學校相比。黃埔的學制一般是半年。半年都幹啥了?鄭洞國,宋希濂回憶錄很清楚,基本的步兵隊列,簡單的步兵戰術。宋希濂回憶他們的軍事訓練就是講解蘇聯的武器,性能,和使用方法,幾個日本軍士交了三個月劈刺,投擲手榴彈,還有學習戰術,兵器,築城,地形。

我們對比一下解放戰爭東北解放區二線兵團的訓練內容。1947年九月十六日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發布《獨立團軍事教育計劃》,第一期獨立團的訓練軍事教育佔七成,政治教育佔三成。軍事教育訓練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兩者相互配合。新兵學習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四大技術(我很奇怪為毛不學土工,難道國民黨軍士兵土工作業強你們打算戰場上俘虜,讓俘虜教么?)。射擊要求百米三發不脫靶,投彈要求三十五米以上,且投得准,爆破會火藥火具性能,捆裝點火基本作業,刺殺要求會基本動作。戰術要求會三三制戰術地形應用,並且會隊列。

關鍵黃埔的時間特別短,以第一期為例,二四年六月開學,十一月畢業。而東北二線兵團第一期四七年九月開始四八年二月結束,所以不客氣的說剛畢業的黃埔生不一定比東北解放戰爭的二線兵團強。尤其黃埔沒學過四組一隊,三三制,三種情況三種打法,四快一慢,一點兩面這種基本步兵戰術。而這幫黃埔畢業生畢業直接就是軍官,但是基本素質其實就是個經過入門訓練的大頭兵。

其實黃埔的缺點早在抗戰期間就有人發現了,學制過短,僅僅是養成教育,簡單說就是把一些社會青年進行軍訓水平的教育,這些軍官由於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忙於國共內戰和軍閥混戰,很少參加正規深造,即使陸軍大學也是師一級水平,大軍團作戰指揮練習很少。所以大多數,甚至不客氣的說全部黃埔前六期根本沒有現代化戰爭理論和實踐。充其量水平就是一個一戰軍事強國的步兵營長水平。雖然作戰很勇敢,戰場經驗豐富,但是缺乏對現代戰爭和技術的必要認識。這也是蔣介石,德國顧問,史迪威都多次提到的。

但是為什麼人們那麼推崇黃埔,因為這是第一個有新型軍隊色彩的軍隊,注意是色彩不是「是」,第二國共兩黨的軍事人員很多來自這裡;第三抗戰烈士黃埔的不少


沒得比,單純的比學校還不是最大的差距,

最可怕是對軍隊指揮官的影響,中國軍隊指揮一個師的高級軍官基本都是這些學校畢業的。而日本估計就對應到中下級軍官

最後的結果是,日本大部分中下級指揮官,可能比中國高級指揮官軍事理論基礎更加的紮實。

所以當我們說中國軍隊比日本軍隊弱。不要只看到武器,弱不會只局限在武器。


黃埔軍校:速成培訓班,性質類比今天就是「提干士兵集訓隊」

南京中央陸軍學校:軍事專科教育,但是也是國軍陸軍指揮的最高學府,地位類似於今天的「人民解放軍陸軍步兵學院」

保定軍校:本科教育,完整的保定軍校教育是從小學開始的,可以說是非常系統的職業軍官培養體系

陸軍大學:類比今天的「國防大學(注意不是國防科技大學)」,這是進修學院,級別更高,跟其他幾個不是一個路子

日本陸士:跟南京中央陸軍學校一個性質;

抗日軍政大學:這個比較特別,區別「陝北公學」,抗大應該也算是幹部進修學院,而且涵蓋了中低級指揮員到高級指揮員,在抗大上學的,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是有經驗的指揮員了,而且不同於黨國的陸軍大學是用來鍍金的,這裡都是走出屍山血海又要回去的……

國民黨陸大:進修學校

保定、陸軍官校、陸士:正規基層軍官學校

黃埔:速成學院

抗大:綜合性進修學校,從半年的速成班到三年系統教育都有,基本上都是各級軍政指揮員。

題外說一句:陸士雖然是基層軍官的學校,但是作為同時期日本最好的陸軍官校,地位是不同的,就像現在如果有人說自己是XX學校XX級的,通常說的是自己的本科!


知乎用戶:黃埔軍校都教授什麼課程,與當時一流軍校差在哪些地方?

【南京中央軍校】就是黃埔軍校本部嘛

陸軍大學是高級指揮學校,至少將官班和其他的軍官學校,不是一個集合內的概念,沒法比

當然黃埔軍校比較雜,也有所謂高級班,相當於陸大的參謀班了

抗大更雜


如果日陸是全日制一本的話,剩下那幾個就相當於自考二本。


日陸士好歹是正兒八經的低級軍官學校


在下不才,世界史研究生日本史方向,對近代日本陸軍軍校教育比較感興趣,所以略看過幾本書,就題單談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淺見,全作拋磚引玉。

明治時期日本陸軍軍校就其培養目標而言,大致分為兩類:一為專業型人才培養機構(獸醫學校、軍醫學校等);另一為專門的軍事指揮、參謀人才的培養機構(陸士、陸大)。第二類軍校中,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共同構成軍事指揮和參謀人才的三大層級,滿足陸軍初級、中級、高級人員培養的需要,陸士作為中堅層級,並不象大家說的那樣低級。

首先,陸軍士官學校據《陸軍士官學校條例》正式成立於1874年,1875年正式招生;可以說建校時間很早了,除去明治早期大西鄉、山縣、大山巖這些人,大部分我們耳熟能詳的軍事人物都出自陸士,由此可見其分量之重;

其次,陸士學生主要分為步、騎、炮、工、輜重五大兵科,是當時多兵種人才混合培養的典範。自1874——1945年可分為兩大時期,前期為1874——1887年為士官生徒制,主要學習法國式軍校教學方法和內容,教官也多為從法國現役陸軍佣聘的軍官;1887年後為候補士官生制,學習內容和模式轉向德意志制(普魯士),教官除從德國佣聘外,有一部分日本軍官。主要學習內容分為注重理論學習的學科教育(外國語,軍制學,戰史、兵器學等)和注重實際操練的術科教育(陣中勤務、武技、體操等)。同時根據現實狀況需要不斷調整,可以說做到了「與時俱進」。1896年以後開始招收朝鮮學生,1900年後招收大清國學生。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至少是亞洲陸軍軍官培養的先進水平。

再次,就教育效果而言,陸士的建立和發展完善了日本陸軍軍校教育體系,使初級、中級、高級軍事人才培養有了很好的銜接,陸軍幼年學校畢業經過考試選拔進陸士——陸士畢業經部隊實踐後考試選拔可進陸大,經過層層篩選,培養的都是「精英」,他們進入軍隊以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日本軍事實力,推動日本強兵富國立國理念的貫徹。

因此,陸士並不低級,而且單就軍事專業素養來說很高級。

參考文獻: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史料集成》第五卷、第六卷《陸軍士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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