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方先覺和龐炳勛的投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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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題，雖然可能二者有差異，別的不多說，爭議太大，我想知道大家怎麼看待的

衡陽保衛戰血戰了整整47天，方先覺將軍的第十軍打到最後一兵一卒。幾十萬國軍除了62軍和79軍真的是在拚命，其他人呢？

就是我這個鐵一共粉都要問問：援軍呢？我們的援軍在哪？！

衡陽外圍陣地，陣地上的中國守軍連伙夫在內，無一人逃跑、投降，全部戰死。

最後周慶祥要求放下武器，「那只有這樣了，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是國家不要我們。」方先覺將軍最後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才說出這話的，我不敢想像。

投降這事不光彩，確實不光彩，是污點，沒錯。但是這個污點不是方先覺將軍的，這事你得問問蔣委員長和他手下那群戰無不勝的將軍們，看看他們的責任大小。

總之這口投敵叛國的大鍋，方先覺將軍不背。

什麼鬼？？衡陽保衛戰，日軍兵力3倍於國軍，方先覺領兵17000苦戰47天直到糧盡彈絕，最後剩3000餘勇+9000傷員，自殺未遂後，向日軍提出止戰條件：保留第10軍，不屠俘虜，救濟傷員。

方先覺做到了他該做的，並做到了的極致，無愧於國家，無愧於民族，無愧於自己。

把方先覺視作投敵，你的良心真的不痛嗎？

方先覺投敵之事實

8月7日日軍突入衡陽。關於衡陽城內最後發生的情況，台灣方面的相關著作這樣記載：「城陷之後，方先覺軍長感公（指蔣介石――引者）激勵，猶復率部與敵劇烈巷戰，直至力盡，自戕不及，為敵所俘。」[14]此外還有較詳細的記載：8月8日晨，「方軍長認為戰事已瀕絕望關頭，乃舉手槍自戕，為輜重團長李綬光、副官王洪澤奮起擊落於地。槍雖鳴，而彈虛出。敵兵已適時掩至。方軍長及幾位師長、參謀長與高級將領均被劫持，求死不得」。[15]

以上記載，重點都是強調自戕不及、為敵所俘。其實，方先覺是否自戕，並不能說明他是否投敵，將重點放在自戕，實際上是對問題的誤導。判斷方先覺投敵與否的標準應是方是否提出投敵條件。

據白天霖記載，方於被俘之後向日軍提出三項要求：（1）證生存官兵安全，並讓他們休息；（2）收容傷患予以治療，並鄭重埋葬陣亡官兵；（3）守城官兵絕不離開衡陽城。[16]這個記載有兩個要點，首先，三項要求提出於被俘之後而不是之前；其次，所有要求僅限於參戰官兵的榮譽與利益，並不涉及任何政治條件。這兩個要點如果成立，那麼，可以認為這不是一個投降條件。

不過，日方史籍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記載。據載：8月7日傍晚，日軍「發現守軍陣地豎起白旗」，晚9點後，「守軍部隊就接連放下武器」，當晚，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與日方接洽停火事宜，8日晨，方先覺與日軍簽署了停火協議。[17]這個記載也有兩個要點：第一，守軍陣地豎起白旗，這一點與當時其他渠道的消息是一致的（本文後面將涉及）；第二，先豎白旗後求停火。日方的記載至少可以說明一個問題：白旗之下的停火協議肯定不是一個光榮的協議。但因日方對這個停火協議的具體內容秘而不宣，方先覺投敵問題仍不能據以證實。

參與了全部過程的饒少偉提供了證言。饒說，8月7日傍晚，方先覺召集四個師長商討最後的行動方案。方說：「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是國家不要我們！」爾後，方指示孫鳴玉擬出七項投降條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軍建制；（2）要求日軍進城不殺害俘虜；（3）要求日軍對受傷官兵給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軍立即停火；（5）要求日軍派飛機送方先覺到南京見汪精衛。另兩條饒已不能記憶。8月8日，日軍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絕其條件，方最終接受無條件投降。[18]

方先覺由有條件變為無條件投降，形式上略有區別，然其性質並無區別，都是投降。問題的核心在於，方提出了將其送往南京見汪精衛的要求，而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這都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政治變節行為。

接下來的問題是，饒少偉的這個證詞是否可信？數十年來，方先覺一案所以眾說紛紜、真假莫辨，說到底，就是沒有人找到這份投降條件的原始記錄。其實，方的這份投降條件，重慶統帥部于衡陽失陷一周之後即已掌握。

8月15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記載：「據逃出之梁團長子超在連絡站電話，圍攻衡陽之敵於七日突破三個缺口竄入城內，方軍長派其副官處長向敵提出六項要求與敵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裝，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點集中訓練；3.受傷害官兵不得殺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屬送安全地點。而結果被敵所騙，均未接受。將副師長以下幹部充工頭，掃除街道。遇我飛機轟炸逃亡甚多。」[19]

梁子超的報告及徐永昌的記載，是目前所見方先覺投敵條件較為原始的記錄。這個記錄證實了兩個問題：首先，方之條件提出於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確有「送往南京」一條。前者足以證實方提出了投降條件，後者足以證實方之政治變節。梁子超的六條與饒少偉的五條，文字有出入，但內容基本相符。將二者聯繫對照起來，方先覺投敵變節問題可以做出肯定的結論。

8月8日降敵之後，8月9日方先覺接受了日本記者的採訪。記者問：無條件投降後，現在心境如何？方答：過去對日軍兵力評價過小，而恃鞏固之陣地與駐渝美空軍之協力，從事抗戰，但結果終為日本軍隊神力所挫。採訪中方先覺還表達了與汪精衛見面的願望。[20]

據饒少偉記載，9月底，日軍取方先覺的「先」字與和平的「和」字，將方部改編為「先和軍」，方任軍長，四位師長仍任原職。[21]當時的敵偽報刊對「先和軍」也有所報道，但方先覺於當年12月返渝之後堅予否認。[22]本文判斷，所謂「先和軍」實際上是有名無實。多種資料顯示，方等最終仍處於被看管狀態，不可能真正擁有帶兵之權。日方所以弄出一支「先和軍」，目的主要是宣傳。

儘管方等仍被看管，但畢竟是降將，因此日軍的看管較為寬鬆。當年10月，周慶詳、孫鳴玉脫身而去，饒少偉、方先覺則於11月各自逃離衡陽。

以上是關於方先覺投敵事實論證。

衡陽失守對國共關係也產生了影響。

此前，國共關係的走向並不明朗，兩黨於6月初互換談判提案之後雙方均未做答。隨著是役的結束，雙方隨即互換答覆。8月10日，國民黨代表王世傑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稱中共關於民主政治的要求內容抽象，予以拒絕。8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衡陽失守後國民黨將如何》，標題為毛澤東擬定。其中，毛還親筆加寫一句話：「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12]顯然，毛的著眼點是將衡陽失守與政治改革聯繫起來。

社論發表當日毛澤東指示林伯渠：「衡陽失守，敵後抗戰地位更形重要，我軍四十七萬須要求政府全部承認，不要談五軍十六師了。」[13]敵後抗戰地位指中共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陽失守而更形重要，這就是說，衡陽之役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國共地位互為消長。五軍十六師是中共原提條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經改變，該項條件亦隨之改變。不過，毛澤東對問題的考慮並非僅止於此。8月17日，也就是衡陽失守第十天，毛提出了聯合政府的構想，爾後由林伯渠在重慶公開提出。自此，國共談判的性質發生根本改變。

既然衡陽之役與政治局勢直接相關，那麼，作為是役主將，方先覺投敵與否也就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同樣，也是一個與政治、尤其是與蔣介石的政治利益直接掛鉤的問題。

衡陽戰敗已經對蔣構成嚴重的政治衝擊。問題在於，戰敗之後如果主將降敵，肯定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醜聞，從而對蔣構成雙重的政治衝擊。這種雙重衝擊一旦形成，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它將造成蔣在美國與中共面前無地自容，其交涉談判地位進一步削弱，加劇其內外交困的處境。

把問題歸納起來，方先覺投敵與否既然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與蔣的政治利益聯繫起來，那麼，蔣必然置方案於全盤考慮之中，以政治的需要予以裁決。

蔣介石的裁決及其依據

簡言之，蔣對方先覺一案的裁決完全是以政治利益的需要為著眼點，依據權力，將一個投敵者的變節事實人為地抹去。由於破綻太多，蔣之處理表現為一個反覆追加裁決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始於下令發表方之最後一電。

當方先覺下落不明之際，徐永昌建議緩發方電以留餘地，而蔣則下令立即發表，實際上就是不留餘地。孤立地看，徐的意見合情又合理，相反，蔣的意見帶有相當的賭博性質，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問題在於，徐的意見是就事論事，而蔣的意見恰恰不是就事論事。方電因其文字極具宣傳效果，衡陽戰敗之際，蔣實在需要於第一時間發表該電，藉以消除戰敗的陰影。

根據8月8日蔣的指示，8月9日重慶各大報均以頭條位置刊載方電，隨後展開了大規模宣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軍委會政治部機關報《掃蕩報》的社論，題為《最後一電》。內稱：「『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這兩句話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全體衡陽守軍，何以克盡革命軍人的天職，何以成為革命軍人的典型？在方軍長等電文中說得明白：『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可見這是二十年來黃埔建軍的成功。」「方軍長等的『最後一電』，正是我國抗戰勝利的保證。」社論還有這樣一段話：「昔普法戰後，法國作家都德，寫了一篇小說，題曰『最後一課』，以激發法國人民的愛國精神。衡陽守軍以四十多天寫了這首『最後一電』悲壯的史詩。」[29]

《掃蕩報》的闡釋與引申，將方電的宣傳效果發揮到極致。本來，衡陽戰敗是對蔣的聲譽的重大打擊，然而通過方電的發表，方被塑造為軍人典型，而這位軍人典型則又出自「鈞座平生作育」，這樣，蔣不再因戰敗而汗顏，相反，卻因作育了一位典型軍人而增光添彩。本來，衡陽失守的戰略後果十分嚴重，然而通過「最後一電」與「最後一課」的類比，方電遂成史詩。既然是史詩當然應該歌頌，而讚美之聲一經掀起，戰敗的責任也就不便追究而不必交待了。本來，衡陽之役就結果而論是一敗仗，但因方電的凜然正氣，於是被宣揚為精神上的勝利，即「黃埔建軍的成功」。

總之，經過《掃蕩報》的生花之筆，衡陽之敗反倒成了「勝利的保證」。這樣，蔣之責任被開脫，戰敗的後果被淡化，國民的視線被轉移。《掃蕩報》與其說是在詮釋方電，不如說是在詮釋為什麼堅持發表方電。

方電的發表與宣傳收到了預期效果。任職於侍從室的唐縱在日記中寫道：方電「讀後不禁暗然神傷，熱淚奪眶！」[30]銓敘部次長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方電讀後，「心為凄然欲絕，一切作事均覺無緒。」[31]不過，正當方電大肆賺取人們熱淚之際，事情迅速發生變化。

8月10日，也就是方電發表第二天，有關方先覺降敵的消息陸續傳來。徐永昌記載：「二廳報告，收敵廣播，述方先覺率師長等舉白旗投降經過。」二廳為軍令部主管情報的單位。面對這個消息，蔣的態度如何？徐記載：「午間蔚文電（話），對方事委員長令設法駁敵惡意傷人」。蔣迅速做出反駁的決定。對此，徐再次提出不同意見，徐說：「該軍守城四十餘日，事實差強，何必反唇。且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敵人不難威逼利誘，使方更為出醜。」徐的意思是反駁對於方更為不利。

那麼，蔣既然決定反駁，是否收到不同消息？不然。徐記載：「蔚文謂傾已詢前方，據由衡陽逃出工人述，該軍曾舉出大的白旗派官長向敵講條件，不允，又經炮擊，乃降云云。」[32]這就是說，侍從室通過自己的渠道直接了解到的仍然是一個不利於方先覺的消息。

敵台的廣播至少證實了這樣一個問題：方先覺並未戰死。如前所述，當方生死不明之際蔣即下令發表其最後一電，此舉具有相當的賭博性質，實際上就是賭方必定戰死。現在，至少「來生再見」一語已經失效，蔣的賭博已輸去一局。接下來的問題是，方到底是降敵還是被俘？

日軍關於方先覺投降的廣播可以認為是一面之詞，衡陽工人的見聞也有道聽途說之嫌，兩條消息並不能完全證實方之投敵，但至少都不是好消息。徐永昌所以不贊成反駁，是考慮到方既然已落敵手，如果雙方「交相口角」，日軍不難使方做出更為出醜的舉動。孤立地看，徐之意見合情又合理，相反，蔣則不待消息核實即下令反駁，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實際上就是做新的一輪賭博。問題在於，與前次是否發表方之最後一電的爭論相同，這一回徐的意見仍然是就事論事，而蔣的意見仍然不是就事論事。

蔣的決心沒有動搖。8月12日徐記載：「午在黃山會（報），關於敵廣播方先覺等投降事，蔣先生雲現在中國人決無此事，仍須駁之。意至善而良苦。」這是繼8月10日之後，蔣再度下令反駁。問題不在反駁的決定，而在反駁的依據。那麼，蔣之依據是什麼？此即「現在中國人決無此事」。這就是說，蔣所依據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並無具體事實。而這種依據概念而非事實的反駁又體現了什麼？此即蔣的「意至善而良苦」的用心。

既然堅持反駁，也就必然堅持對方的正面宣傳。徐記載：「關於方事之宣傳，今午蔣先生復與文伯斟酌文字，文伯似持謹慎，蔣先生以為即發。」張治中字文白，「文伯」或為筆誤。張時任軍委會政治部長，有關方先覺的宣傳由張主管。當方先覺降敵消息傳出之際，在方的宣傳問題上張治中持謹慎態度，就是主張留有餘地，蔣則要求「即發」，就是不留餘地。

並無事實根據，卻又毫不妥協地堅持反駁、堅持宣傳，面對蔣的這些反常之舉，一度甚為不解的徐永昌最終識破蔣之用意，徐在日記中做出這樣一個結論：「知其仍系不耘求獲之計（何如退而結網）。」[33]

只問耕耘不求收穫，是中國傳統的行為準則之一，意思是不論結果如何，但求努力去做。換言之，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那麼，「不耘求獲」又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在徐永昌看來，蔣對方先覺一案的處理方式是將中國這一傳統準則顛倒過來，此即事情是怎樣做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換言之，即使方先覺變節投敵，但概不承認，概予否認。

把問題聯繫起來，當初徐永昌力主緩發方電，其顧慮在於「萬一方等被俘之後有不名譽情事，豈不遺笑於人」，而蔣則底氣十足地宣稱「縱被俘無慮也」。現在，一切都清楚了，蔣所以如此自信，並非基於對方先覺個人特殊的信任，而是基於對自己的處理方式的自信。縱被俘無慮也，表明蔣一開始就設定了這個「不耘求獲之計」。

或許因為方電「來生再見」的誓言所產生的輿論導向作用，方的降敵消息在重慶高層傳開之初，人們的頭一個反應是本能地予以抵制。8月11日，軍法總監何成浚在日記中寫道：「倭寇廣播曾捏造方軍長等前後向其投降，似絕不可信。或於倭寇進城後，欲奪路而出，途中受截擊，力竭被俘，亦未可知……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當終為世人所稱道也」。[34]這裡不僅本能地抵制方之降敵傳聞，並且在主觀上為方之被俘設想出一個仍不失為壯烈的過程：奪路而出，力竭被俘。

然而，隨著梁子超關於方先覺降敵條件的傳來，人們的種種猜測被無情地擊碎。8月16日，何成浚在日記中寫道：「第三師團長梁子超前日因我空軍轟炸衡陽得間逃出，雲寇軍於本月七日突破我軍防禦工事，攻入衡陽城，方軍長見大事已去派副官長向寇軍提出六項要求」。何評論道：「噫！方軍長等苦戰四十餘日，聲名烈烈，雖庸人孺子莫不稱道其忠勇，如堅持到底，以身殉職，則在中國史冊上，張巡之守睢陽不能專美於前也。奈何當最後關頭，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變而為降將軍，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恥辱，我聞之實不勝太息痛恨之至。」[35]

此前，徐永昌所以不贊成反駁，其顧慮在於：「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敵人不難威逼利誘，使方更為出醜。」此言不幸言中。8月15日，日軍將繳獲的方先覺先前致重慶的電報發表，其中有「職屬最後一兵亦必戰死」等語，收到消息後徐永昌無奈地寫道：「敵對我可謂極盡揶榆奚落之能事」。8月17日，徐又記載：「今日敵廣播，又大登方先覺發表談話。為敵所弄與龐如出一轍，無聊之極。」[36]這樣，重慶與日軍果然演成「交相口角」。

如此看來，事態的發展脈絡似乎是很清楚的：方電一經發表，在公眾輿論面前，因為與方之間存在著「作育」與被「作育」的關係，蔣的政治名譽便與方捆在一起，一開始蔣便沒有任何退路。當方之降敵消息傳來，不待核實即下令反駁，既是蔣的再次賭博，也是蔣沒有退路的反映。蔣為方辯護，即是蔣對該案的第一次裁決。也就是從此刻起，方之投敵問題被人為地攪混。其實，蔣之反駁並無事實依據，不過是施「不耘求獲之計」而已，故此一歷史爭議的始作俑者，其實並不是方先覺而是蔣介石。

方先覺的歸來與蔣介石的終決

關於方先覺的歸來，據說是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軍統湖南站特工將方由衡陽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飛抵重慶。[37]方之歸來，使這個沉寂一時的事件，再度成為社會輿論和高層人士之間一個話題。對蔣而言，也就到了為該案做一個了結的時候。

從蔣和徐永昌日記看，二人均於12月12日即第一時間分別召見了方。公開發表的蔣氏日記關於與方的見面僅兩句話：「與之相見匪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38]所謂「隔世重逢」，這是特意與「來生再見」相聯繫。蔣知道他的日記是要為後人研讀的，因而故意寫上這些假話，以期將不耘求獲之計施展到底。而徐永昌與方似乎未做深談。

第一時間的召見等於亮出了蔣的態度，從12月13日起，重慶輿論掀起新的一輪對方先覺的宣傳活動。13日《大公報》發表社論，題為《向方先覺軍長歡呼！》內稱：「方軍長打了抗戰以來最艱苦的硬仗，他最後也沒失掉中華軍人的節操，所以我們特別歡呼：『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我們的抗戰精神回來了！』」社論最後寫有這樣幾句話：「語云『知恥近乎勇』，軍人最應知恥。頂天立地漢子一定要臉，方軍長及第十軍的將士們就是知恥有勇的標準軍人。」[39]同日，《大公報》還發表了對方的長篇採訪。記者說：「關心方先生的千萬同胞，都為方先生的脫險歸來而喜躍！」方答：「我雖然回來了，但慚愧卻難免；因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40]不難發現，方的調子很低。

與此同時，官方也為方舉辦了歡迎活動。12月15日，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宴請方先覺、孫鳴玉等，餐後並舉辦了一個晚會。數日後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當方歸之二、三日會報時，賀元晉雖提議本會開會歡迎，頌雲目視余，余無語，蔚文即謂見面慰問慰問。」[41]賀國光字元靖，時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元晉為筆誤。程潛字頌雲，時任代參謀總長。林蔚此時已調任軍政部次長。這個記載表明，賀國光雖提議歡迎，但程潛和徐永昌均不表態，其實就是腹誹。最後，林蔚的意見被勉強接受。在這裡，全然不見「悲喜交集」或者「隔世重逢」的氣氛，提議者與默認者都是勉強的。

侍從室的唐縱參加了這個歡迎會。唐記載：「張部長於政治部歡迎方先覺，餐後餘興。先覺雖被歡迎，但似若不勝其哀戚！」[42]唐縱準確地記載了方之神態與心態。方畢竟是降將，底氣不足，愈被歡迎愈是不勝哀戚。

如同當初宣傳方之最後一電一樣，所謂歡迎同樣是基於政治的需要，無論方先覺哀戚與否，歡迎活動繼續展開。12月20日，《救國日報》發表題為《方先覺不愧張睢陽》的社論。不僅將方與張巡類比，且稱：「夫張巡睢陽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亂……而方先覺軍長衡陽之守，則功在民族，較之睢陽之守，其功尤大」。社論還說：「方軍長功勛高於張巡，但張巡為賊所殺，而方軍長則脫險歸來，或者有人以為不如張巡。其實，在唐時被俘，不降即死。現代戰爭，國際法規定不許殺敵俘虜。日本雖不守國際法規，但崇拜硬漢，故方軍長得以不死。此則時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43]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為張與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饒舌。

12月30日，重慶各界二百餘人為方召開了一個大規模歡迎會。慰勞總會副會長馬超俊致詞稱：方等「不僅為全國同胞熱愛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們的敵人也表示無限的欽敬」。諛詞愈多，愈是廉價。方先覺致答詞稱：「苦守衡陽的結果，仍然是將先人千辛萬苦開拓的土地一寸一寸的被敵人佔去，我們實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孫」。[44]一位被全世界欽敬的人，說出來的話仍然是不勝哀戚。至此，持續大半月的歡迎活動基本結束。

宣傳上的一邊倒並不能封堵人們的私下議論。一位官員當面對徐永昌說：河南戰事不及20日，「失城數十，而湯恩伯現仍作總司令。」「方先覺降敵後逃歸，而蔣先生慰問備至，各方開會歡迎。皆屬軍人無恥，政府社會俱以無恥教人。」[45]看來，謊言的重複未必成為真理。

方等返渝後，一方面瀕瀕亮相於各類歡迎活動，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履行一道手續，此即向主管部門報告實情。12月16日，徐永昌日記載：「方先覺來報告其經過情形」。怎樣的經過情形，徐一字未記。自衡陽失陷以來，徐永昌不厭其煩跟蹤記載了大量有關方的問題。然而，最後當方自己陳述問題時，徐卻乾乾淨淨一字不記。這隻能證明一個問題：方證實了其投敵事實。但是，由於蔣的否認，尤其是已經廣泛造成的對方的英雄頌揚，兩難之間徐已不忍下筆了。可以斷定，方果真沒有那些不名譽的行為，徐一定會欣然記錄，徐的迴避也是「意至善而良苦」。

繼方之後其他幾位也履行了這道手續。徐記載：「前第三師師長周慶祥，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來見，述被拘衡陽時情形。周稱日本人甚笨，不如國人能幹，僅能服從而已。」此言出自一位叛將之口，這一回徐永昌按捺不住地寫下一句評語：「無行之者能幹何用，周殊瞶瞢」。[46]

在舉辦各類歡迎活動的同時，方先覺重任軍職一事被提上議程。所謂歡迎當然是對方的肯定，但此類肯定再多也僅具象徵意義，方之投敵嫌疑能否抹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方能否再任軍職。在這裡，方先覺將經受一次實質性檢驗。12月20日，《掃蕩報》發表社論稱：「方將軍等此次脫險，是其餘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貞英勇餘生再生之軀，他日重綰軍服，再赴沙場，必更能發揚守衡陽的精神。」[47]這是在為方重任軍職造輿論。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掃蕩報》社論發表的同一日，重慶統帥部幾位高層人士就方是否再任軍職開會磋商。徐永昌記載：「午後會報，辭修對方先覺擬再使任軍長。程頌雲（雲）不可，謂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須處死，歐美諸邦亦決不再起用帶兵。是時鄭廳長即言，數日前於魏特邁耶處會議，一美武官以方先覺與敵軍長官合照之像交之，默無一語。」最後，「任職之議遂寢」。[48]

陳誠字辭修，時任軍政部部長。魏特邁耶即魏德邁，時已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鄭廳長即軍令部主管情報的第二廳廳長鄭介民。以上記載表明，陳誠主張再任方為軍長，程潛則強烈反對。美軍方面在重慶對方大肆頌揚之際將方與日軍合影照片交出，雖默無一語，但卻明確無誤地反映了美軍對方的反感與抵觸。而鄭介民不早不晚恰於此時將美軍的這一態度抖出，實際上就是表示反對。結果，方的「任職之議遂寢」。

方先覺重任軍職之議被擱置，是基於方曾有過不名譽的行為。而方所以被提請重任軍職，恰恰是為了抹去這個污點。因此，這個就事論事的決議不可能為蔣接受，寢議的決定僅僅維持了數日便被蔣否決。12月24日徐永昌記載：「蔣先生已任方先覺為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49]顯然，蔣的這道命令是越過主管部門徑直下達的。蔣並不與寢議的決定者們磋商說明，因為方的任職理由是不能擺到桌面上來談的。蔣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結果，在這裡，結果本身就是理由。

蔣所採取的此一否定之否定的行動，是繼下令發表方之最後一電、下令反駁日軍廣播之後，必然的後續跟進行動。任職之令實際上是蔣對方先覺一案的第二次裁決。

方先覺歸來之際，一號作戰已經結束，史迪威問題也早已解決，所以對方大肆歡迎並再任軍職，主要是因為前面那些種種扯牽，現在，蔣必須為該案做一個圓滿的了結。然而，當該案似乎進入尾聲之際，一個新的麻煩不期而至，造成蔣的了卻之意欲罷不能，此即中共的介入。

衡陽之役所以對國共關係的調整產生轉折作用，是因為它所引出的戰略態勢的演變，因此中共最初並不側重於追究方先覺個人的投敵問題。不料方於12月11日返渝之際，恰逢國共談判陷入新的一輪僵局，由於蔣拒絕毛澤東與赫爾利在延安簽署的關於聯合政府的協議，周恩來中斷談判於12月7日返回延安。方先覺恰於此時歸來，這就為國共政爭提供了一個話題。

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關於方先覺投敵問題的長篇專題報道，引證日軍發表的方先覺多篇降敵談話，將方投敵問題坐實之後，文章調轉筆鋒指出：「此等叛國逆賊，居然在重慶大受歡迎，被譽為『中國軍人之模範』，蔣介石對他們則『慰勉有嘉』」。[50]把叛國逆賊與蔣聯繫起來，對方的批判落在蔣的身上，這樣，方先覺一案又由重慶與日軍的「口角」演變為國共「口角」。

批方而攻蔣，其結果是蔣與方進一步捆在一起，蔣已沒有任何迴旋餘地，必須為方辯護到底。1945年2月，蔣下令授於方先覺青天白日勳章。[51]這是蔣故意做給中共和其他持異議者看的，也是蔣的第三次裁決。然而這枚勳章還是不能平息爭議。當年5月5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六全大會，5月10日，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秘密黨員王崑崙在大會發言，就方先覺問題提出質詢。唐縱記載：「上午大會，王崑崙質詢方先覺投降敵人又逃回後方，外面頗有懷疑，究竟如何，請軍部答覆。休息後，總裁訓話……對王崑崙質問方先覺事，甚不以為然，此系共產黨造作謠言，何以代共產黨發言。王起而辯護，總裁大怒，拍桌而罵。」[52]

唐縱的記載並非孤證。據徐永昌所記，大會就軍事問題質詢時，有人提出：「方先覺先有殉國之電，繼由俘虜而逃歸，政府用之……俄頃，蔣先生出而訓話，謂質詢者頗如代中共宣傳，直如反對黨代表……更罪責王崑崙，蓋指詢方者即王也。」[53]結果，原任候補中執委員的王崑崙在接下來的選舉中落選。

六全大會上的拍桌大罵，這是蔣對方先覺一案的第四次裁決。

10月10日，在抗戰勝利之後的第一個國慶日，為表彰抗戰有功人員，國民政府特於是日頒布授勛令。蔣介石、毛澤東等等被授於勝利勳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勛令中，方先覺等等則被授於忠勤勳章。[54]

蔣再度為方戴上勳章，這是蔣的第五次裁決，也是終決。不過，真正的終決權並非操之於蔣介石。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先後發生過多起重大投敵案。方先覺一案其特殊之處在於，對於一個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投敵案，蔣介石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不僅堅予否認，不遺餘力地為之開脫，而且兩度為這位降將授勛。其所作所為並非出於對方個人的特殊偏愛，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政治賭博。在裁決方案的過程中，蔣的著眼點始終不在問題本身，而在問題的聯繫與導向。在方先覺案與政治發生牽扯的狀態下，問題本身被異化了，這種異化的產生及其過程，相當典型地體現了民國政治某些詭秘的運行規則。

——摘自《歷史研究》2006年05期，作者：鄧野，原題為：《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

兩者的確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有大功有大義，然而在最後抉擇的時候選擇苟且偷生，晚節不保。

龐從37年到43年，一直都按著「抗戰名將」的劇本走的，台兒庄會戰更是天下聞名。方則是國軍豫湘桂大潰敗中的一股清流，基本上肯定是要被大吹特吹的，「中國軍人最後的臉面」。可惜到了窮途末路之際，兩位都當不成民族英雄，投降了。

不過話說回來，這二位雖然投了日，但沒有造成太惡劣後果。而且後來都有反正的行為：方潛逃回重慶，龐也曾南渡黃河未遂。所以勝利後蔣政府在「嚴懲漢奸」時也沒有為難兩位，反而加以重用。

平心而論，兩位已然立下大功，而後被迫投降的行為並不是不可饒恕。那時國內的社會風氣和輿論環境比較寬鬆，「為國捐軀」只是喊給平民士兵聽的口號，上流人士、知識分子、高級將官們投日後搖身一變，「曲線救國」的不要太多。

所以才凸顯出真正的民族英雄的稀有和可貴。楊靖宇將軍、張自忠將軍等寧死不降壯烈殉國的抗戰軍人永垂不朽。

龐不了解就不說了

方先覺在停止抵抗前已經把作為將軍該乾的活都幹了。

放棄抵抗後一沒帶兵攻擊同胞，二沒出賣軍事機密，這要算投敵，那真是廁所里跳高:過分啊。

抗日多幾個方先覺這樣的賣國投敵

少幾個桂永清劉峙這樣的抗日將領

中國抗戰能就會好少許多

方軍長對「友軍有難不動如山」應該是深有體會的。

龐曲線救國，方略有不同。

最可笑的就是王勁哉所謂的投敵賣國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王勁哉（1897—1968）陝西省渭南縣（今渭南市臨渭區）陽郭鎮康坡村人，原名王步禮。早年入西北講武學堂學習。1925年參加陝西靖國軍任連長。1929年入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任營長。1930年因戰功卓著升任團長。1935年升為38軍17師49旅少將旅長，曾參與西安事變，時任西安警備旅旅長。抗日戰爭爆發後，率部進駐開封，任35師少將師長兼開封警備司令。1938年率部參加徐州會戰中受傷，被傳令嘉獎，所部被授予為陸軍「一·二八」師稱號（習慣地稱為一二八師。以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的榮譽紀念日為番號），任中將師長，成為中國軍隊的200個正規師之一，劃歸湯恩伯指揮。從此一二八師被譽為「中國抗戰第一師」。

此後，王勁哉率部參加了保衛上海、南京、九江、武漢的戰鬥，屢立戰功。武漢會戰後，湯恩伯命令一二八師進入咸寧地區修整。王勁哉率一二八師到達咸寧地區後，湯恩伯決定調王勁哉到湖南劉陽訓練新兵以便兼并該師，王勁哉識破了湯恩伯的陰謀，迅速將部隊撤離湯恩伯的防區，整編隊伍，轄763團、764團、767團、768團等四個團，在長江南岸的通城、崇陽、蒲圻、嘉魚等地打游擊。因湯恩伯斷絕一二八師軍餉，王勁哉無奈之下率200名骨幹從嘉魚北渡長江，進入洪湖地區。與此同時，密譴旅長李俊彥率763、764兩個精銳團及部分輜重溯漢江而上至保康後，為中央偵知，後經國民黨十三軍張軫部誘騙開往南陽，最後在棗陽戰役中，764團被湯恩伯解散、分化，而763團乘機回到王勁哉所駐的洪湖地區。

1938年，王勁哉設一二八師司令部及沔陽地區游擊指揮部於仙桃鎮，次年日軍攻陷仙桃鎮，即移駐峰口。1940年日軍又攻陷峰口，再移駐戴家場鄉間。並在監利，沔陽（今仙桃）東荊河一線構築了連續不斷的土堡工事計大小700餘座。自1939年至1940年間，一二八師立足江漢平原，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王勁哉以收編偽軍潘尚武部為獨立第一旅，蘇振東部為獨立第二旅，招撫潛江地區游擊隊倪輯五部為獨立團，此外，中央將收編的薜豫屏部撥歸128師為383旅，一二八師迅速擴大到3萬餘人，編為3個旅、30個團，形成以洪湖為中心，逐步擴展到漢川、天門、沔陽、潛江、江陵、監利等縣。王勁哉儼然成為鄂中的抗日領袖。蔣介石無可奈何之下，商軍政部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與一二八師協商，將該師劃歸第五戰區指揮，並委任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兼任漢沔游擊區指揮部指揮官職務。至此，一二八師在洪湖地區開始了抗日游擊戰爭。

1940年夏初，日軍以九架飛機輪番轟炸一二八師陣地峰口施家港，並派遣103旅團、43師團，以古賀大佐為總指揮，以尤木野坂大佐為前線指揮官，駐白廟日軍也前來「配合」，向一二八師陣地發動攻擊。王勁哉命令獨立團團長倪輯五率五個營阻擊，並命令763團團長張平海和766團團長楊德秀率兵固守陶家壩、葫蘆壩、施家港陣地，用堅實地堡集中殲滅日軍。此役持續7日7夜，殲滅日軍400餘人，一二八師自身也傷亡680名官兵，其中有捨身炸坦克的20名陝西娃娃兵。施家港——陶家壩一戰，使一二八師在武器乃至被服等軍需上都得到大量補充，尤其是獲得許多大炮及炮彈，更使得王勁哉如虎添翼。至此，一二八師雄踞江漢平原。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下半年，王勁哉委師司令部機要秘書兼沔陽抗戰第四區區長汝方舞在沔陽縣（今屬洪湖市）峰口鎮為一二八師陶家壩大捷陣亡的將士籌建陵園，並題名為「忠烈第一陵園」，這也是中國抗戰史上唯一的一座由作戰部隊自己籌措資金，修建的第一忠烈陵園。陵園佔地12、8畝（寓意抗戰第一師128師）。

1941年第六戰區長官陳誠密令策反王勁哉手下古鼎新旅長，告知「相機取代」。古鼎新為表忠心，告訴王勁哉，卻遭王勁哉猜忌，並安排潘尚武旅監視其動向。古鼎新於是派人與偽定國軍軍長劉國鈞取得聯繫，議定了投降事宜。對古鼎新的不軌行為，王勁哉早有察覺，思籌多日，終於下達了處決古鼎新的手令。不想赴潘尚武旅的傳令兵過天門麻洋鎮時，被古鼎新旅偵獲密令。古鼎新立即行動，威逼潘尚武一道投日，並通過劉國鈞向日軍詳細報告了一二八師的兵力配置，日軍大喜過望，立即任命古鼎新為汪偽軍新編第6師師長，並集結日軍第14師團，第40師團，第36師團約兩萬餘人，偽軍八萬人，共10萬兵力，發動了對王勁哉的進攻。1943年2月25日凌晨，在古鼎新旅引導下，日偽軍攻佔峰口，沙口和戴家場。一二八師官兵終因情況不明，倉促間與敵展開白刃戰，傷亡慘重，被迫突圍。當天下午，王勁哉因右腿負傷在監利柳關彭李灣（今屬分鹽新世村）躲藏在稻草垛中被灣上一個叫彭明輝的人告發，被日軍第40師團騎兵分隊隊長安武藝俘虜。此役一二八師官兵戰死8604人，被俘23214人。王勁哉苦心經營的鄂中「王國」如過眼煙雲，徹底覆滅了。國軍第22集團軍，第20集團軍，第6集團軍聞之率軍來援，最終奪回鄂中地區。此役共殲滅日偽軍13718名，俘虜500名，擊斃日軍第58師團長下野一霍。戰後，以為他犧牲的國民政府追贈王勁哉為陸軍二級上將，授一級白日勳章一枚。並任命其子王義虎為新45師125旅副旅長。

王勁哉兵敗被俘後，初拘監利，3月16日解送到漢口，9月16日解送南京。1945年，王勁哉設法衝出監押點，跑到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的受降司令部報到。李品仙對王的境遇極表同情，立即撥給他步槍12條，手槍6支，又從浦口偽軍俘虜營中調出200名偽軍，交其編成5個連隊，重新扯起「一二八師」的大旗。不料王勁哉這一舉動，被何應欽看在了眼裡。於是，何應欽將王勁哉未來得及編練的部隊遣散。王勁哉隻身逃到湖北黃梅，接著潛於武漢，與從南寧歸來的妻兒相會，後偕妻攜子回返老家渭南康坡村隱居起來。（一說為權益之計而向日軍投降，被封為汪偽暫編43師師長。過了不久，他就率部起義反正，開展敵後游擊戰，直到部隊被徹底打散後，回到康坡村隱居。）

抗戰勝利後，王勁哉打算投奔延安，事為國民黨當局知悉，國民政府對王勁哉態度驟變，胡宗南將其誘至西安，投放於大雁塔監獄。1945年冬，王勁哉被押解去南京，在陝西戶縣機場登機時潛逃，然後北去延安，面見毛澤東，中共中央任命王勁哉為陝西自衛縱隊軍總司令。1948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其為中共特別黨員。1949年到關中任渭南軍分區副司令員。1950年調蘭州軍區任高參。1951年轉業回陝西，1952年調陝西省人民政府任參事室主任參事，曾任陝西省一、二屆政協委員、常委。1968年春，受到不公正待遇遭批鬥，7月23日突患腦溢血在西安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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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25日第128師師長王勁哉、副師長李德興、第六戰區挺進軍司令金亦吾於湖北咸寧被俘投敵，所部第128師第381、382、383旅旅長趙天時、任蘭圃、薛豪平、第5戰區獨立1、2、3、5旅旅長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蘇振東亦隨同投敵。該部為汪偽國民政府改編為暫編第6、43師，師長由金亦吾、王勁哉分任。暫編第6師於1944年經汪偽軍事委員會點驗取消「暫編」字樣。1945年9月為國民政府收編。暫編第43師成立不久即為師長王勁哉率領反正，於敵後開展游擊戰，堅持到抗戰勝利。

－－－摘自《抗戰期間國軍投敵部隊概述》）

簡述一下二人履歷

龐炳勛，字更陳，1879年10月25日(光緒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生在河北省新河縣南陽庄村。幼年讀書，後投筆從戎，參加了當時的清軍，畢業於東北測繪學堂，在清軍第三鎮充當測量官。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會，辛亥爆發後因受當局懷疑，被迫棄軍還鄉。

龐炳勛回到家鄉後，由於家中經濟拮据，兼做小本生意，以補貼家用。由於從商多年，龐具有小商人的精明。民國9年，新河遭受到嚴重災害，民不聊生，時已41歲的龐炳勛又第二次從軍，在孫岳第十五混成旅任副官。

1920年7月，爆發了直皖戰爭，龐炳勛曾率義勇隊參戰，1922年4月又參加了第一次直奉大戰。時任孫岳第十五混成旅步兵營長的龐炳勛，率部在北京以南長辛店附近的南崗窪與奉軍展開激戰，被奉軍的炮彈炸傷了一條腿，幾乎喪命，幸被勤務兵救出，送往保定思羅醫院治療。在旅長孫岳的關照下，腿是保住了，但是從此落下了殘疾，成了瘸腿。雖然不良於行，但對行軍打仗也並無多大影響，奔跑起來不亞於常人。

戰爭結束後，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兼任冀南鎮守使，龐炳勛亦跟隨孫岳進駐冀南，不久升任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1923年，龐炳勛被孫岳任命為威（縣)平(鄉)八縣(包括廣宗、肥鄉，曲周、清河、南宮、冀縣)聯防指揮官，率領守備隊的一個步兵營駐防威縣縣城，肅清匪患。

1924年9月17日，爆發了第二次直奉大戰。龐炳勛隨第十五混成旅被調進北京，參加了「北京政變」。爾後，第十五混成旅改編為國民軍第三軍，孫岳任國民軍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龐炳勛改任補充團團長，並奉命南下，會同徐永昌部解決盤踞在保定的曹世傑，阻止其北上。曹世傑見直系軍閥大勢已去，遂繳械投降。龐炳勛率部進駐保定。1925年2月，補充團擴編為第二混成旅，龐炳勛升任該旅旅長。以後他曾隨國民三軍赴豫參加胡、憨之戰，進而轉戰陝西，驅逐陝督吳新田。

同年秋季，孫岳率國民三軍回師河北，龐炳勛所部第二混成旅又進駐保定。不久率部東進，支援國民一軍，與奉軍李景林部激戰於天津以南地區，李景林敗退德州。國民三軍佔領天津。龐炳勛任天津鎮守使，同時晉陞為陸軍少將，並獲三等文虎勳章。

1926年初，直魯奉軍閥集結數十萬兵力，向國民軍發起進攻，國民軍三面受敵。為保存國民軍實力，減少損失，3月下旬孫岳發表撤軍通電，下令國民軍退守北京地區。3月23日龐炳勛撤出天津，退至武清一帶。這時北京外圍已被直、奉兩軍相繼佔領，龐炳勛部與國民軍總部的聯繫被切斷，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正當龐炳勛無所適從時，直系軍閥吳佩孚派人遊說，收編了龐炳勛的部隊，改稱第十二混成旅，龐炳勛任旅長，不久開赴石家莊。

是年7月9日，廣州革命政府誓師北伐，向反動軍閥發起了強大的進攻，8月27日攻克了湖北的汀泗橋，繼而佔領賀勝橋，直逼直系軍閥吳佩孚的武漢大本營。吳佩孚急忙調龐炳勛旅南下增援。龐炳勛率部由石家莊登車南行，到達河南信陽時，接到吳佩孚的命令，停止南下，就地布防，與駐信陽的田維勤聯合防守信陽，企圖阻止北伐軍北上。田維勤任信陽城防司令，龐炳勛任城防副司令。

龐炳勛與田有宿怨，一直想尋機報復，這次聯合布防，正是天賜良機。龐炳勛趁中秋之夜突然向田維勤師發起進攻，企圖以武力解決田維勤。但因事先聯絡好的樊鍾秀部沒有按計划行動，致使龐炳勛孤軍作戰而遭失敗，官兵死傷慘重。余部退往信陽以北的明港車站，收容改編為河南第一師，繼而又改編為靳雲鶚的河南保衛軍第十一師，龐炳勛任師長。

是年冬，龐部由明港開往信陽以東的洋河鎮。在這裡，龐炳勛結識了國民黨中央委員王法勤。在王法勤的勸導下，龐炳勛同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五軍，待機易幟，參加北伐。 1927年初，龐炳勛率部移駐信陽。不久，又奉靳雲鶚的命令由信陽北上，企圖阻止奉軍南下，進抵漯河時又編為河南保衛軍第三軍。由於鄭州前線失利，龐炳勛率部折回南下，當進到駐馬店時，遇到國民革命軍唐生智的部隊。龐炳勛見時機已到，公開打出了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五軍的旗幟，接受唐生智的指揮，加入了北伐革命的行列。

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武漢革命政府準備東征討伐蔣介石．命令龐炳勛部立即南下。龐炳勛表面上答應南下，暗地裡卻將部隊開到開封，投靠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並參加了有名的豫東大戰，頗受馮玉祥的右路軍總指揮鹿鍾麟的賞識。

豫東大戰以直魯聯軍的失敗而告終。是年冬，龐炳勛奉命在蘭考縣境渡黃河北上，在滑縣擊潰了當地的紅槍會，繼而進至湯陰縣，效法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的治軍方法對所屬部隊進行了整訓，使部隊的面貌為之一新，戰鬥力也有所提高。

1928年3月，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進至安陽一帶時，受到當地紅槍會的襲擾。龐炳勛奉命進攻紅槍會，由湯陰出發，經安陽向林縣進擊，將紅槍會武裝圍困在山上，屢攻不克。這時，奉軍已渡過漳河南進，龐炳勛又接到馮玉祥的命令，支援安陽對奉軍作戰。龐炳勛留下了一個師繼續圍困紅槍會，軍部及另一個師馳往安陽作戰。在這次作戰中，龐炳勛親自督戰，頭部負輕傷。奉軍退回漳河以北，龐炳勛又奉命追擊，所部沿京漢路東側北進。北伐結束後，龐炳勛又率部返回林縣，繼續圍剿紅槍會，在晉軍的支援下將紅槍會擊潰。從此名震一時的豫北紅槍會銷聲匿跡。

1929年4月，龐炳勛率部返回安陽駐防，並縮編為陸軍暫編第十四師，下轄兩個旅，龐炳勛任師長。

5月，馮玉祥準備討蔣戰爭，下令他的西北軍(第二集團軍)由河南撤到陝西。龐炳勛率領他的第十四師撤至河南鄭州以西的鞏縣時，得悉韓復榘叛馮投蔣，帶部隊乘火車東行。龐炳勛即令部隊在黑石關布防，截擊了韓復榘的軍車。經過激烈的戰鬥，韓復榘部傷亡慘重，韓復榘棄車步行，向南潰逃，經登豐到達開封。後來，韓復榘提起這件事時說：龐瘸子還真有點厲害，差一點叫我在陰溝里翻了船。事後，馮玉祥獎其大洋5萬元。不久，龐炳勛由鞏縣開往陝西渭南駐防。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龐炳勛奉命參戰，雖多次與蔣軍作戰，但由於他避重就輕，善於保存實力，所以部隊不但沒有削弱，反而通過繳獲的武器彈藥得到了補充。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出兵助蔣，馮玉祥的西北軍紛紛倒戈投向蔣介石。龐炳勛倒戈未成，率部北渡黃河，在新鄉稍事停留，即經獲嘉縣進入山西，又經奪火鎮、高平、長治，最後到達沁州。時已進入嚴冬季節，龐炳勛的部隊衣食無著，陷入困境，只得靠晉軍將領徐永昌(原屬孫岳的國民三軍)的一點接濟勉強維持。1931年春，蔣軍副總司令張學良派富占魁到山西沁州點編，龐炳勛改編為步兵第一師，轄兩個旅，龐任師長。

是年夏，步兵第一師改為三十九師，奉命開往河北河間縣駐防，同年秋又擴編為陸軍第四十軍，龐炳勛任軍長兼三十九師師長。這個軍只是一個虛名，實際兵力仍只有一個三十九師，名義上還有一個一○六師，但不歸龐炳勛指揮，而是單獨行動，由北平軍分會直接指揮。

1932年夏，第四十軍官兵強烈要求抗日，龐炳勛也和宋哲元、張自忠等愛國將領發表了請纓通電，但是接到命令卻是開往冀南的永年駐防。

1933年1月，長城抗戰爆發，龐炳勛奉命增援長城抗戰，先在塘沽至樂亭一線布防，繼而又沿灤河一線布防。不日，又奉命接替馬蹄峪至馬蘭峪之間長城各口的防守任務。這一線不是日軍的主攻方向，所以雖與日軍有一些小的接觸，但沒有發生過大的戰鬥行動。

是年5月，愛國將領馮玉祥到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宣布抗日救國，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是蔣介石、何應欽卻氣急敗壞地要以武力取消抗日同盟軍。這時龐炳勛被他們軟硬兼施並許以察省主席引誘收買，公然出任察省「剿匪」總司令一職，並率領四十軍和馮欽哉、關麟征兩師開赴平綏線，進抵宣化附近，準備進攻抗日同盟軍。由於馮玉祥不欲內戰通電下野，才沒有發生戰爭。

是年冬，龐炳勛奉命開往河南駐馬店，1934年5月，移駐南陽。是年，龐炳勛請求參加了廬山軍官訓練團的反共訓練。

是年冬，紅軍徐海東部由大別山區向陝南轉移，途經河南方城縣時，龐炳勛派出了一個營的兵力前往堵截，戰鬥持續數小時，雙方均有傷亡。不久，徐海東部進入陝南地區，龐炳勛又奉命開往陝南的旬陽、紫陽、安康一帶，與紅軍對峙。1935年春，紅軍李先念部也向陝西轉移，途經山陽縣時，龐炳勛又派出一個團進行堵截，在山陽以南的漫川附近與紅軍李先念部遭遇，遂發生戰鬥，並一直追擊至佛坪附近才返回。

1935年4月，國民黨政府授予龐炳勛陸軍中將軍銜。11月，國民黨中央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龐炳勛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龐炳勛曾發表通電，討伐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被釋放回南京，途經洛陽時，龐炳勛率部開往山西運城駐防，監視張學良、楊虎城部隊的行動，防止其東渡黃河。

在運城駐防的半年時間，沒有發生過戰事，生活比較平靜。經過多年征戰的龐炳勛對這種安靜的生活非常留戀，一心想長期留駐山西，因此派他的秘書找到晉軍將領徐永昌，由他向閻錫山提出，讓龐炳勛兼任一地方性職務，這樣可以留駐山西。但是，盧溝橋的炮聲打破了龐炳勛過安靜生活的夢想。

1937年7月7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從而爆發了全面的抗日戰爭。

8月，龐炳勛奉命開赴抗日前線。當時正值酷暑季節，驕陽似火，龐炳勛率領他的部隊從石家莊下車後，沿滄石公路徒步向滄縣開進，沿途受到人民群眾的慰問和歡迎，使廣大愛國官兵受到極大的鼓舞。9月18日，國民黨第二十九軍的防線被突破，日軍繼續南進，龐炳勛率部在滄縣以北的姚官屯一線對日軍磯谷第十師團進行阻擊。戰況空前慘烈，堅守7天7夜，殺傷大量日軍，遲滯了日軍的進攻。龐炳勛部也死傷慘重，有一個團只剩下300多名士兵，營以下軍官也傷亡很大。因此，不得不撤出戰鬥，轉進至江蘇的碭山(1949年後隸屬安徽)。

12月，龐炳勛部調歸徐州第五戰區，由李宗仁指揮，補充了一些武器彈藥後，調往海州，擔負海防任務。龐升任軍團長。

1938年2月中旬，龐炳勛部奉調臨沂，參加台兒庄會戰，阻止坂垣師團南下。3月10日，坂垣師團在飛機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向臨沂猛烈撲來，龐炳勛部的陣地一片火海。廣大愛國官兵不怕流血犧牲，打退了日軍的多次衝鋒，頑強地堅守陣地，頂住了坂垣師團的進攻。對於這次阻敵，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敵軍窮數日的反覆衝殺，傷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當時隨軍在徐州一帶觀戰的中外記者與友邦武官不下數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優秀的『皇軍』竟受挫於一不見經傳的支那『雜牌』部隊。一時中外哄傳，彩聲四起。」3月14日凌晨，龐炳勛部與援軍張自忠部聯合發起反擊，激戰五天五夜，至3月 18日將坂垣師團趕至莒縣，沿途日軍屍橫遍野。反擊作戰結束後，張自忠軍他調，龐炳勛繼續固守臨沂。

3月25日，坂垣師團經過休整捲土重來，猛攻臨沂。龐炳勛為了縮短戰線，將部隊撤至臨沂近郊，與日軍再次浴血奮戰，張自忠率五十九軍回師增援，另有五十七軍的一個旅和湯恩伯的一個騎兵團亦增援臨沂。3月30日拂曉，龐、張兩軍在增援部隊的配合下，全線發起反擊，又將坂垣師團趕出30餘里，解了臨沂之圍。這是臨沂之戰的第二次勝利。

這次作戰結束後，張自忠的五十九軍和增援部隊全部調走，臨沂仍由龐炳勛孤軍堅守。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龐炳勛部損失慘重，全部兵力還不足一個旅。

4月19日，坂垣師團又撲向臨沂城，有一處城牆被日軍的飛機炸毀，日軍突進城內，龐軍守城部隊在居民的幫助下與日軍展開白刃戰。這時台兒庄會戰已經勝利結束。因此，龐炳勛奉命撤出臨沂，開往隴海路附近的郯城以南布防，並與佔領臨沂後繼續南下的坂垣師團再次發生激戰。4月26日，龐軍陣地由四十六軍接防，龐炳勛部西調沛縣休整。5月，徐州失守，龐部陷入日軍重圍之中，經全力突圍，所部損失慘重，開到平漢線以西舞陽進行整編。

1939年初，龐炳勛派馬法五帶李振清旅越過黃泛區，向豫東的睢陽、太康一帶出擊，並先後在大於集和常營與日軍作戰，阻止日軍南下中原。經過數次作戰，殺傷了部分日軍，並繳獲大批戰利品，受到國民黨政府通令嘉獎。

3月，龐炳勛部奉調華北敵後戰場，名為抗日，實為與八路軍爭奪地盤。蔣介石為了加強龐炳勛的實力，將一○六師歸屬四十軍。這樣龐炳勛的四十軍結束了長期以來只轄一個師的歷史。龐炳勛率領四十軍軍部及兩個師從漯河出發，經洛陽以西的澠池縣境北渡黃河，進入山西境內，經過垣曲、陽城到達晉城一帶。

5月，日軍從太原分路南下，其中一路攻陷長治逼近晉城，龐炳勛部進行了抵抗，但沒能阻止日軍的進攻，晉城失守。隨後，龐炳勛率部在晉城以南，晉(城)博(愛)公路線上的常平附近，與沿晉博公路北上的日軍發生戰鬥。當時龐炳勛的部隊還沒有換裝，仍然穿著棉衣，又適逢下雨，棉衣被雨水打濕，且又系山地作戰，部隊行動不便，傷亡慘重，不得不退出戰鬥，轉移到陵川一帶。日軍撤退以後又回到晉城駐防。 9月，龐炳勛升任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是年冬，國民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龐炳勛部也向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發動了進攻，與八路軍三四四旅和山西決死三縱隊發生過一些戰鬥。

1940年初，國民黨河北省主席鹿鍾麟因為製造反共摩擦遭到失敗，被迫辭職。蔣介石又選中了龐炳勛，將其召到重慶，面授(反共)機宜，並由他接替鹿鍾麟，出任河北省主席。龐炳勛明知這是蔣介石驅使雜牌軍打頭陣，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圈套，還是接受了這項任命。龐炳勛由重慶返回晉城防地後，3月與河北的朱懷冰、張蔭梧兩部相呼應，夾擊太行抗日根據地。朱懷冰的九十七軍大部和張蔭梧的三個師在豫北林縣—帶被殲滅。龐炳勛老謀深算，行動緩慢，才沒有被殲。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後，龐炳勛小心翼翼地進入林縣以南地區。當時，八路軍一二九師為了避免摩擦，團結抗日，與國民黨第一戰區協商以臨屯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線為界，以北為八路軍一二九師防區，以南為龐炳勛第二十四集團軍防區。從此雙方時有往來，相安無事。

1941年5月，日軍發動了中條山戰役，國民黨軍隊遭到嚴重打擊，退出中條山區，第二十四集團軍所轄第二十七軍的一個師投降當了偽軍。當時龐炳勛已年過花甲，身體不佳，曾三次提出辭職，未獲批准。

l0月，為配合中原作戰，阻止黃河以北的日軍南下增援，龐炳勛指揮第四十軍對湯陰至安陽間的平漢路進行了一次破襲戰，使日軍的鐵路運輸中斷半月之久。

1942年6月，日軍對太行山地區進行「掃蕩」，龐炳勛退往深山區消極避戰，只有一○六師廣大愛國官兵進行了小庄山戰鬥，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日軍掃蕩結束後，龐炳勛才返回林縣防地。

1943年4月，日軍抽調5萬餘人，「掃蕩」太行山區。中旬，日軍從東、西、南三個方向，分成十幾路，向龐炳勛防地撲來。各軍防地先後被突破，龐炳勛沒有組織迎擊，而是帶領集團軍總部和四十軍軍部向深山區轉移避戰。4月29日晚，龐部在距陵川24公里的九連窯附近與日軍發生遭遇戰，總部人員大亂。轉移中龐炳勛本來是坐在抬椅上的。戰鬥打響後，抬他的人不知去向，只有他和他的兒子龐慶振(時任總部參謀)以及兩個衛士躲在了一個山溝里，與軍部失去聯繫。當夜，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集合被打散的總部和軍部人員突圍南下。第二天天亮後，龐炳勛發現敵人已經退去，部隊也已經轉移，自己成了光桿司令，便向東走，企圖返回林縣尋找部隊，行至輝縣三郊口附近時，又遇日軍，在群眾的引導下藏在半山腰上的一個山洞裡。

數日後，已投降日軍的新五軍軍長孫殿英得知龐炳勛隱藏的山洞以後，立即報告了日本人。日軍派了一個叫田中徹雄的少尉帶領十餘人，由孫殿英的秘書李國安帶路，找到了龐炳勛。經過了一番討價還價的談判，龐炳勛於5月7日半推半就地跟隨日本少尉到了日軍所在地新鄉，正式投降了日軍。5月23日，汪精衛偽政府任命龐炳勛為偽暫編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龐炳勛投降日偽後，國民党進行了策反，曾密令龐炳勛以軍事演習為名，南渡黃河脫離日軍，並由洛陽戰區派原四十軍參謀長王瘦吾在滎陽縣境汜水附近、黃河南岸的棗樹溝設立聯絡處，負責接應龐炳勛渡河。但由於龐炳勛拖延了時間，被日軍發覺，取消了演習，並對龐炳勛嚴加防範，將其唯一的三十九師由新鄉附近的汲縣調往遠離新鄉的長垣縣，致使南返計劃落空。

1944年初，龐炳勛調任偽開封綏靖公署主任，並帶去一個獨立團。在此期間，龐炳勛既接待南京汪精衛偽政府的官員，也接待重慶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他的公署成了蔣汪合流的一個場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偽政府隨之垮台。龐炳勛急忙致電蔣介石，表示戴罪開封，聽候發落。蔣介石複電慰勉並委以先遣軍司令，龐炳勛轉而又為蔣介石賣力，阻止八路軍進城對日軍受降。

10月，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發動內戰，進攻華北解放區，國民黨第四十軍在邯鄲一帶被殲滅。該殘部逃回安陽後，龐炳勛便將他的偽四十軍(實際不足一個師)交出，與國民黨四十軍殘部合編，並拿出一部分款項，重新組建了一個師。此後，他不再擔任軍職，只任掛名的國防部咨議的虛銜，在開封閑居，不久遷居到四十軍防地新鄉，後遷居鄭州和南京。就在南京解放前不久，龐炳勛攜帶他的姨太太和一雙兒女，隨他的老部下李振清到了台灣，居住在台北市。 1963年1月12日，龐炳勛死於台北，時年85歲。

方先覺

方先覺，字子珊。1905年11月22日（清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出生於江蘇省蕭縣第十區（現為安徽省宿縣欄杆區）方家寨的一戶鄉紳世家。父名為寶，清末秀才，母康氏，育有兄弟五人，方先覺排行第三。他自受到良好家教，並得私塾啟蒙，受到了儒教思想的熏陶。1917年9月考入縣立第四高等小學，三年後考入南京中學，並立志成為一名律師。1924年9月，方先覺在考入上海法政大學法律系後接觸到了三民主義，並逐漸萌生了革命思想。時黃埔軍校以一期畢業生王仲廉為招生委員赴上海秘密招生，方先覺得此消息後遂決定投筆從戎。

1925年1月，方先覺經過考試成為了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第1營的一名入伍生。時總隊長王懋功，總隊附張治中，第1營營長則是今後成為方先覺老長官的陳繼承。在經過半年的入伍生訓練之後，方先覺升為正式軍校學生，編入步兵第2大隊（大隊長陳復）第5隊（代隊長李強）。值得一提的是，在同隊同學中方先覺最早晉階為軍長，其餘官至將軍的還有陳希平、孫啟人、夏季屏、高致嵩、張廷玉等人。

1925年11月，軍校的一名軍需因貪污伙食費，導致學生餐飲質量大幅下降。方先覺知道後，當時便帶著幾名同學將該軍需暴打一頓，以出胸中惡氣。由於他以下犯上，事後經校方處置，決定開除其學籍，其他參與學生則保留學籍，留校察看，而此時離軍校畢業僅剩一個月了。方先覺的盲目行事使他失去了學籍，一年寒窗苦讀，臨頭來卻一無所有，換做別人自然接受不了。但方先覺並沒有因此服輸，即使不要這個學籍，他也要在軍中干出一番事業。

方先覺在同學的幫助下到第3師（師長）第9團（團長衛立煌）偵察隊當了一名少尉見習官，見習期滿後改任中尉排長。第3師是一支舊粵軍改編而來的部隊，戰鬥力不強，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時，這個師奉命留駐梅縣、興寧，維護地方治安。由於方先覺進入這個師後，能深入了解士兵疾苦，關鍵時能施以援助，所以在部隊中很受士兵擁護。1926年8月，方先覺得到團長衛立煌的推薦，被調到第1軍（軍長何應欽）憲兵第3連擔任上尉連長。三個月後又被調到第20師（師長錢大鈞），擔任補充團（團長盧權）第3營第9連上尉連長。1927年5月，第20師補充團改稱新編第1師第1團，第9連也隨之改為該師第1團第3營第9連，方仍任連長。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等率部在南昌舉行暴動，隨後率軍南下。國民革命軍總部為阻擊暴動部隊，於9月26日將留駐廣東的第20師和新編第1師合編為第32軍，以錢大鈞為軍長統一指揮參加戰鬥。時新編第1師師長由蔡熙盛接任，方先覺則被提拔為第3營少校營長。32軍的成立後，方先覺即隨部隊向暴動部隊據守的三河壩發起猛烈進攻。10月1日，新編第1師和第20師相互配合開始強渡韓江，但幾次強攻都被暴動部隊擊退。3日，方先覺所在的第1團在濃霧的掩護下偷渡韓江成功，隨後掩護後繼部隊渡江，並對暴動部隊佔據的主陣地筆枝山發起猛烈進攻，於入夜後全部佔領三河壩。這次戰鬥，是方先覺在軍校畢業近兩年後所面臨的第一次正規作戰。

1928年2月新編第1師改稱第69師，方先覺所在的部隊改稱第205團（團長賀光謙）第3營，方仍任營長。同年4月，方隨軍移駐上海，仍舊執行擔負地方治安的任務。同年8月，第69師被縮編為第3師（師長錢大鈞）第8旅（旅長蔡熙盛），方改任第15團（團長賀光謙）第1營少校營長，並隨軍移駐蘇州。1929年1月，蔣中正暗訪蘇州駐軍時，發現多名主官擅離職守，勃然大怒之下將該師團以上正職軍官全部撤職，其他涉及人員嚴厲處罰。方先覺在這次變故中仍任原職，他的團長則改由軍校一期生許永相擔任。錢大鈞離開部隊後，中央以毛炳文接替，但毛氏並非黃埔軍校教官，且與軍校生無任何淵源。反到是副師長陳繼承，當過軍校教官，深受第3師中下級軍官擁護。於是在旅長李玉堂、團長蔣超雄、許永相等黃埔生的抵制下，毛氏被迫離部，陳繼承名正言順的接掌了第3師師長的帥印。同年11月粵桂戰爭爆發時，方先覺隨部開赴廣東三水，配合友軍抵禦桂軍的侵犯，並順利完成作戰任務。

1930年2月，方先覺曾經的上級——第9團團長衛立煌來電請其去第45師任職。對於這位曾對其有知遇提攜之恩的老上級的邀請，方欣然接受。同年4月，方抵達駐防蚌埠的第45師師部報道，並被衛立煌任命為第134旅（旅長李樹森）第269團第1營少校營長。中原大戰爆發後，方一度於6月隨部移駐歸德，接替友軍防務。10月戰事結束，第45師又回駐蚌埠。1931年6月28日第45師奉命改稱第10師，方先覺所在的部隊也隨之改番號為第30旅（旅長李樹森）第59團第1營，方仍任營長。這個時候，軍委會擬將第10師按照軍校教導師的德式教育方式來訓練，便調教導第1師副師長白兆琮來第10師任副師長。白氏到任後立即開辦一個幹部訓練班，他準備從軍官入手，逐步訓練第10師官兵。方先覺有幸進入這個班，並接受了新穎的德式操練，這對他今後能將預備第10師乃至第10軍訓練成戰鬥力強勁的部隊有著直接影響。

1931年10月第10師獨立旅擴編為第83師（師長蔣伏生），方先覺被調升為第83師補充團（團長陳孝強）中校團附。1932年1月淞滬抗戰爆發後，第83師被緊急調往浙江下浦布防，以備日軍南下。6月，第83師奉命開赴湖北花園、孝感集結，並於同年8月間投入到對對紅軍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圍剿的作戰中。方先覺所在的補充團在這次進攻中作為預備隊使用，曾配合友軍第10師攻佔黃安、金家寨等地。9月，方又又隨部投入到追擊撤離鄂豫皖蘇區的紅軍作戰之中。10月20日，方先覺隨部開赴隨縣休整。

1933年3月日軍侵犯我國熱河時，方先覺隨第83師北上參戰。4月25日黃昏，第83師接替南天門中央陣地。從26日日軍發起猛烈進攻開始，方先覺在陣地上浴血奮戰堅守不退，於28日因受重傷而離開前線，被送往北平醫院救治。方先覺傷愈後又於12月隨83師南下進攻在福建自立政府的第19路軍。仙游一戰，方身先士卒，突破敵軍張君嵩部防線，受到了師長劉戡的嘉獎。福建事變平息後，方隨部長駐福建泰寧。

1935年6月17日，方先覺被敘任為陸軍步兵少校。10月入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學習。1936年8月畢業後調往第3師（師長李玉堂）補充團擔任上校團長。由於方對補充團實施的德式訓練成績名列全師之首，逐漸得到了李的器重。10月2日，方先覺晉任為陸軍步兵中校。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第3師奉調上海參戰。方先覺的補充團於1937年10月中旬抵達上海，奉命配合友軍第36師擔負蘇州河南岸防務，11月5日起於虹橋機場至七寶鎮一線構築防禦工事，同時奉命收攏從前線潰退的敗兵。11月9日方團隨部撤離戰場，開赴蘇州以北集結，旋調往漢口休整。1938年1月方先覺調任第9旅（旅長鬍蘊山）第16團上校團長。5月，方團隨部調往第5戰區，在邳縣以東、郯城西南地區阻擊日軍，後又調到徐州以西掩護戰區主力後撤。6月8日軍委會以第3師為基礎組建第8軍，師長李玉堂升任第8軍軍長，方先覺也隨之升任第3師（師長趙錫田）第9旅（旅長鬍蘊山）上校副旅長，時第9旅擔負九江防務。7月24日，方先覺隨部擔負鴉雀山陣地的守備任務，以掩護友軍第27軍團側翼。25日，日軍對第9旅陣地發起猛烈進攻，方於前線指揮作戰時接連三處負傷，遂被送往野戰醫院救治。

1938年10月方先覺傷愈歸隊。這個時候，曾在第3師任職的老團長蔣超雄致電李玉堂（已升任第8軍軍長），請其派遣幹部前往新組建的預備第10師，李遂推薦了二十餘人前往預10師。方先覺在這次調動中被提升為預10師少將副師長。預備第10師由浙江省保安部隊改組而成，戰鬥力較差，蔣超雄在接任師長後決心徹底整頓這支部隊。方先覺到任後，再次發揮其訓練特長，他針對部隊軍官素質差、部隊戰鬥力弱的情況，在蔣超雄的支持下對部隊進行了大幅度改組。首先他將部隊里連以上軍官逐次替換為受正規軍事教育的軍校畢業生和有作戰經驗的傷愈士官，隨後對部隊施以德式操練，加緊訓練嚴整軍紀，使全師面貌大為改觀。同時他還建議師部設立軍樂隊，以豐富部隊官兵的業餘生活。

1939年3月南昌淪陷後，駐防於撫河東岸的預10師奉命策應友軍反攻南昌。4月21日，副師長方先覺親率所屬第28團（團長葛先才）在贛江以東發起進攻，並於24日攻佔西涼山，完成作戰任務。四天後，方將防務移交友軍後撤回原防。同年12月，預10師參加冬季攻勢，並在青陽與貴池間的陳家大山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當時師長蔣超雄決定將部隊分成兩路搶佔山頭，其中左路由蔣親自指揮，右路由方指揮。12月16日入夜，預10師按照原計劃實施進攻，方先覺率領的右路部隊成功奪取了陳家大山右側高峰，但由於左路進攻失利，致使右翼受到日軍威脅，方先覺指揮所部在陣地堅守五晝夜，因損失過重被迫放棄陣地，退往歙縣整補。戰後，師長蔣超雄被追究責任撤職查辦，由方先覺升任師長（副師長盧雲光，參謀長孫明瑾，第28團團長葛先才，第29團團長李綬光，第30團團長田琳）。

1940年5月，預10師編入新組建的第10軍序列，並開赴湖南沅陵整訓。同年7月19日，方先覺晉任為陸軍步兵上校。一年後第二次長沙會戰爆發，預10師奉命於9月開赴長沙東以北的金井布防，以阻擊進犯之日軍。9月25日凌晨，剛剛在前一天深夜抵達戰場的預10師遭到日軍第3師團一部的猛烈進攻。方先覺指揮所部頑強阻擊，但在日軍優勢火力的猛烈轟炸下損失慘重，戰至26日，預10師傷亡近半，第30團陣地被日軍突破。與此同時，第10軍所屬其餘兩師陣地也先後被日軍突破，軍長李玉堂被迫下令所屬各部撤往榔梨市集結。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後，軍委會追究金井失守的責任，李玉堂被撤職查辦，方先覺受記過處分，所屬第30團團長田琳也因丟失陣被撤職。

1941年12月日軍第三次向長沙進犯，預10師被列入了固守長沙部隊的序列之中。12月30日，方根據第10軍軍部制訂的作戰方案，率部開赴長沙城南構築防禦工事。他在召開師部會議時先表達了固守長沙的決心，隨後決定將師部放在妙高峰南城牆後，以所屬第29團構築三個堅固據點擔負一線防務，第30團為二線預備隊，第28團則擔負南城牆防務。

1942年1月1日上午八時，日軍第3師團以所屬兩個聯隊的兵力向第29團陣地發起猛烈進攻。第29團在團長李綬光的指揮下頑強抵抗，戰至下午十八時陣地被日軍突破，該團團附曾友文殉職，第1營幾乎全部殉國。日軍師團長高橋多賀二見有進展，又投入了一個大隊的兵力企圖擴大戰果，第29團陣地岌岌可危。方先覺在得知第29團面臨危機後，決定將二線部隊第30團投入戰鬥。剛接任30團團長的葛先才於二十二時在炮兵火力的掩護下發起進攻，接連收復軍儲庫、鄔家山兩處陣地，並殲滅日軍一個大隊，擊斃其大隊長加藤素一。

就在第30團殲滅日軍加藤大隊時，坐鎮師部的方先覺接到了來自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電話。薛詢問方師陣地能守幾天，方回答能守一個星期。薛岳接著問如何守，方回答到：「第一線守兩天，第二線守三天，第三線守兩天」。方在等待薛岳掛下電話後，動筆寫下了遺囑，以示其堅守陣地的決心。遺囑寫完後，方要副官主任張廣寬將遺囑交付其家屬。但張在私自拆閱之後決定將這份遺囑公開宣傳，以激勵守軍官兵誓死禦敵。於是在第二天，《長沙日報》以頭版大標題——「方師長誓死守土，予立遺囑」為題，將遺囑全文刊登。該遺囑內容如下：

蘊華吾妻：此次我軍奉命固守長沙，任務重大，長沙的存亡，關係抗戰全局的成敗，我決心以身殉國，設若戰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顧。務令五子皆能大學畢業，好好做人，繼我遺志，報效黨國，則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民國三十一年元旦。

日軍在1月1日的進攻失敗後，又在2日和3日接連發起猛烈進攻。面對日軍的凌厲攻勢炸，一線守軍兩個團遭到慘重損失，陣地接連丟失。葛、李兩團在退到長沙城南門外的修械所高地後，終於將日軍擊退。但此時29團損失過半，30團則僅剩58人了。所幸在1月4日凌晨，日軍第3師團發現有被各路中國援軍包圍的危險之後被迫下令撤退，長沙之圍遂解。方先覺所在的第10軍堅守長沙不退，是促成第三次長沙會戰大捷的重要因素。戰後，雖被撤職但仍指揮第10軍的李玉堂升任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而在長沙作戰中出力最多的方先覺於1942年3月28日被提拔為第10軍軍長（副軍長余錦源，參謀長容有略，第3師師長周慶祥，第190師師長朱岳，預備第10師師長孫明瑾）。同年9月8日軍委會為了嘉獎防守長沙有功的將領和部隊，授予方先覺等三位師長四等寶鼎勳章，預備第10師也於同日獲頒榮譽旗。

1943年11月，第10軍奉軍事委員會之命馳援常德友軍。11月25日第10軍渡過資水，此時方先覺根據敵情判斷，日軍有搶佔德山的可能。如德山被占，則10軍增援常德友軍之路被阻，勢必影響全局。為此，方先覺決定以所屬第3師為右路搶佔德山，預10師為左路向常德南站推進，第190師則為軍預備隊隨後跟進。26日，周慶祥的第3師被日軍阻於興隆店前進不得，方先覺聞訊親率軍部進至興隆店督戰。第3師終於在30日突進至德山，隨後周慶祥派遣第7團向南站前進，但並未如期見到預10師。

原來預10師於28日進至趙家橋後即遭到日軍阻擊，該師高級指揮官非死即傷，師長孫明瑾、參謀主任陳飛龍陣亡，副師長葛先才、參謀長何竹本以及兩名團長負重傷，一名團長失蹤。失去指揮且已喪失作戰能力的預10師被迫在副師長李拔夫的收容下退出了戰鬥。方先覺曾命令第190師火速增援預10師，卻因薛岳的干涉，遭到師長朱岳的拒絕。預10師的失敗使突進到南站的第3師一個團孤軍奮戰，於12月1日被迫退回德山。12月7日，執行薛岳命令的第190師以慘重代價突進至石門橋，但在德山苦戰的第3師早已在兩天前接應第57師殘部向西南方突圍而去了。一個月後，方先覺在南嶽衡山的南坡上為陣亡師長孫明瑾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並在孫氏靈柩下葬時，親拉繩索，將靈柩放到井下，隨後又在孫師長靈柩前宣誓「殺盡日寇為死難軍民報仇」。

由於薛岳越級指揮第190師，直接破壞了方先覺制訂的作戰計劃，且使第3師和預10師都遭到慘重損失，為此方先覺多次與薛氏發生爭吵。薛岳見方以下犯上，便以增援常德不利，將其撤職，另委其親信方日英接掌第10軍。此事遭到10軍官兵一致抗議，前任軍長李玉堂為保方先覺，更是直接將10軍的實際作戰情況上報至軍委會。經過軍委會調查，肯定了第10軍在常德會戰中所作的貢獻，委員長蔣中正還特送方先覺一匾，題詞「忠義表天地」。12月10日，方先覺晉任為陸軍少將，並於同月27日正式接任第10軍中將軍長。

常德會戰結束後，第10軍調往衡陽整補。這個時候第10軍內部也重新做了調整，第190師師長朱岳因在常德的表現自覺有愧於方先覺而自動辭職，其遺缺由軍參謀長容有略接任，同時190師改為後調師，所屬士兵全部補充第3師和預10師。此外軍屬炮兵營的裝備也從原來的日式野炮改換為美式榴彈炮。隨著戰局的風雲突變，方先覺和他的第10軍即將迎來一場最為艱苦的戰役——衡陽保衛戰。

1944年5月，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在湖南地區發起了長衡會戰。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原本打算再調第10軍擔負長沙城防，但由於日軍進展迅速，便決定長沙由第4軍防守，第10軍留在了衡陽。5月18日，日軍攻佔長沙，旋又奪取醴陵、攸縣等地，箭鋒直指衡陽。第10軍於是擔負起了保衛衡陽的重任。薛岳為增強第10軍的戰鬥力，將駐防衡陽飛機場的暫編第54師撥歸方先覺指揮，但10軍此時仍未整補完成，其中第190師只有一個團有作戰能力，另兩個團僅有軍官和士官，新配屬的暫54師又只有一個團，日軍逼近時又有兩個營奉命離開衡陽，其名為一師，實則只有一個加強營的兵力。

方先覺在受領堅守衡陽的任務之後，即對所屬四個師做出了部署，他命令位於湘江以東的190師和暫54師全部撤入衡陽，隨後以所屬第3師防守衡陽西北部（其中一團留置衡山），預備第10師防守衡陽西郊，第190師防守衡陽南郊，暫54師防守衡陽北郊。方先覺在部署完畢後，還特邀衡陽新聞界巡視全城，表示死守衡陽城的決心。對於軍委會的詢問，則表示要積極布置、固守衡陽，發揚第10軍的優良傳統，堅決抗擊日軍。

6月28日拂曉，已經包圍衡陽的日軍集中了第68師團、第116師團主力開始發起猛烈進攻。第10軍在軍長方先覺的指揮下，堅決抵抗日軍的進攻。經五天激戰，進攻的日軍在付出慘重代價（其中第68師團長佐久間為人重傷）後僅僅攻克了張家山陣地，其餘各處皆無進展。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為重組戰力，下達了暫時停止進攻的命令。在這五天中，第10軍官兵英勇奮戰，多名軍官榮獲忠勇勳章，方先覺也因指揮有方，於8月3日榮獲三等雲麾勳章一枚。

7月6日，位於芷江的空軍第3路司令部轉呈了一份來自軍委會的電令。文中除了由蔣中正署名對第10軍官兵的嘉獎令之外，還要該軍務必再堅持兩星期，以配合外圍友軍將進攻的日軍包圍殲滅。對於堅守兩星期的這個命令，方先覺還是有把握的，他一面命令留置於衡山的第3師第8團歸建，以增加防守兵力外。另一方面根據第10軍目前的情況重新調整了部署。鑒於日軍攻擊重點在城西南郊，所以除預10師防線不變外，他命令第3師主力南移，在天馬山、岳屏山、接龍山、五桂嶺高地構築二線陣地，第3師所留防務除一部由所留之第7團擔負外，全部移交第190師接替，湘江西岸的警戒則以暫54師和190師分別負責。

7月11日，日軍第68、第116兩個師團第二次對衡陽發起進攻。第10軍官兵堅持至15日，多處陣線被突破。方先覺於是命令預10師師長葛先才放棄第一線陣地，全部退入第3師構築的二線陣地，並與第3師協同防守。由於第10軍的防禦正面縮小，其防守強度和火力密度反得到增強，致使日軍戰至18日已呈疲態，且多名大隊長陣亡。於是橫山勇被迫在19日第二次下達了停止進攻的命令。

衡陽守軍奮勇作戰的同時，外圍友軍的進展卻極其緩慢。救第10軍心切的李玉堂甚至親臨第62軍監督作戰，仍無濟於事。此外第10軍的補給起初能通過外圍運進城內，但隨著日軍控制區域的加強和重火力的壓制，補給線被切斷了，空軍的空投物資又大部落入日軍陣地，使得衡陽守軍情況及其艱苦。在7月27日和8月2日兩天中，空軍曾兩次空頭委員長蔣中正的手令，並對第10軍許下援軍必達的諾言。而當日軍於8月4日第三次發起進攻時，始終舊未見援軍，而此時距軍委會下達堅守兩周的命令已經過去一個月了。

8月5日，隨著日軍第58師團的投入，第10軍壓力越來越大。當天下午三點，方先覺在中央銀行召開了最後一次軍事會議，並就第10軍的出路問題做了討論，其中第3師師長周慶祥提出了突圍的想法，但軍參謀長孫鳴玉考慮到一旦突圍，則負傷官兵無人顧及，勢必慘遭日軍屠殺，且以目前實力突圍的成功率極低，其他軍官見狀皆作沉默，這次會議無果而終。

8月6日，遭到第58師團進攻的190師陣地被日軍突破，師長容有略率領殘部退守小西門及其以北城垣，依託城防工事來阻擋日軍。隨著戰況的發展，衡陽市郊已無一處完土，雙方戰死者屍體到處皆是。如此日日夜夜，第10軍官兵一直堅持了四十餘日，而援軍仍舊不見一點影子，官兵們從盼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絕望、由絕望而發展到對軍事委員會的怨恨。當天晚上，第3師師長周慶祥本著替第10軍官兵尋求生路的希望，來到軍部向方先覺提出了停戰的想法，並提出了保證官兵生命安全和為負傷官兵療傷的意見。方先覺聽後沉思良久，表示同意周的意見，但要周在一定範圍內斟酌辦理。隨後周慶祥前往預10師師部，將此想法告之葛先才，並取得了葛的同意。

正當停戰事宜準備之時，日軍於8月7日凌晨經過長達兩小時的猛烈轟炸後發起了總攻。守軍陣地大部被毀，五桂山、接龍山陣地先後失守。中午時分，日軍終於突入城內，第10軍官兵仍在一片廢墟中堅持作戰。這時預10師28團團長曾京帶著一些士兵跑到軍部，想保護方先覺突圍，但被其拒絕。方在命令曾京重返陣地繼續作戰後，深感戰局已無法逆轉，由此萌生了自戕之意。他在下令解散軍部後，拔出右邊腰後的左輪手槍，對著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機。正在此時，方的行為引起了副官王澤洪的注意，他立即飛身上前打其手臂，最終子彈向斜上方穿過屋頂而出。緊接著，同在軍部的周慶祥又走到方先覺身旁，請其為所部三四千傷患著想，不要輕生，終使方打消了自戕之意。

入夜後，方先覺派遣參謀長孫鳴玉、副官處長張廣寬為代表前往天馬山方向尋找日軍指揮官聯繫停戰事宜。8月8日凌晨，日軍第11軍司令部派遣情報參謀竹內實孝少佐前往第10軍軍部接洽停戰。方先覺回復第10軍絕無投降之意，同時還提出「保證生存官兵安全，並讓他們休息；收容傷兵，並鄭重埋葬陣亡官兵」的要求。竹內參謀則表示日軍對第10軍官兵的敬意，並同意方提出的要求。四時許，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葛先才、饒少偉等人被日軍第68師團士兵送到位於五桂山的第68師團部後，方先覺再次提出救治第10軍負傷官兵的要求，卻被師團長堤三樹男以缺乏醫療用品為由拒絕，以致第10軍負傷官兵無人照顧，多在絕望中自殺，情景十分凄慘。（註：第10軍高級將領在衡陽最後三天的情況有多種說法，筆者在搜集參考多種資料後，結合了方先覺、葛先才、陳國柱三人的回憶為寫作依據）

8月8日下午十三時，方先覺等高級將領被日軍拘押於城外天主教堂內，日軍隨即又強迫要求方先覺等人組建「先和軍」，並任命方為軍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分任第1、第2、第3、第4師師長。11月19日，被囚禁達三個月之久的方先覺終於在偽衡陽縣自衛司令王偉能（原衡陽縣縣長）等人的幫助下逃出了日軍的勢力範圍，隨後又經第19師派隊護送，順利抵達了重慶。

方先覺抵達重慶後，被任命為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玉堂）中將副總司令，並受到了重慶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各大報紙亦爭先報道方氏脫險經過。方先覺的第10軍雖然最終在衡陽戰敗，但其堅決抵抗日軍達47天之久的英雄氣概得到了全國軍民的欽佩。軍事委為了嘉獎方先覺的貢獻，於1945年2月19日授予其青天白日勳章，使其成為該勳章的第129位獲得者。

1945年1月1日，方先覺調任青年軍第207師（副師長李修業，參謀長尹呈佐，第619團團長張越群、第620團團長龐宗儀、第621團團長張維仁）中將師長。青年軍是根據委員長蔣中正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從軍的口號而新近組建起來的，各師團以上幹部皆由蔣中正親自篩選任命，所調軍官全部降級任用。如師長由集團軍副總司令或軍長降任，團長由副軍長或師長降任，皆為當時之優秀人才。

方先覺抵達位於雲南曲靖的師部時，207師已經基本組建就緒，惟獨裝備不足，其中尤以炊事用具奇缺。方先覺為解決部隊的飲食問題多方奔走，終於得到了昆明警備司令杜聿明的支持，圓滿解決了這個問題。此時之207師，官兵素質優秀，武器裝備精良，全師1萬1千餘人，為全國陸軍各師之佼佼者。

1945年4月，第207師接到了加緊訓練準備投入反攻的命令，這使方先覺極其興奮。但就在方積極訓練部隊準備再為抗戰作貢獻之時，軍委會卻於6月28日改命方為青年軍第206師（副師長蕭勁，參謀長王果夫，第616團團長趙雲飛，第617團團長蔣公敏，第618團團長盛鍾岳）中將師長。該師雖同屬青年軍，但位於陝西漢中，遠離抗戰前線。失去了再次奔赴抗日疆場機會的方先覺乾脆乘此機會命第616團官兵在漢中古城北較場處修建「拜兵台」，以紀念在衡陽戰役中為國捐軀的英烈們。抗戰勝利之後，軍委會又先後向其頒發了忠勤勳章（1945年10月10日）和勝利勳章（1946年5月5日），以表彰方在抗戰期間所作的貢獻。

1945年12月，方先覺奉調第88軍（副軍長羅君彤，參謀長周芸繁，第62師師長戴朴，新編第21師代師長李文密）中將軍長。該軍擔負徐州城防任務，受徐州綏靖公署直接指揮。1946年5月，第88軍奉國防部命整編為第88師，原屬兩個三團制師縮編為兩團制旅，方則升任整編第24軍（軍長李玉堂）中將副軍長兼第88師師長。就在88軍整編為88師時，徐州綏靖公署主任一職改由薛岳接任，方薛兩人早在抗戰期間就存在矛盾，此番再度共事真可謂冤家路窄。內戰全面爆發後，徐州綏署所屬各部皆投入戰鬥，惟獨整88師被薛留在徐州，繼續擔負城防任務。同年8月，薛岳又抽調整88師所屬的新21旅配屬給整編第11師作戰，以達到其削弱方部戰力的目的。

1946年12月，駐軍金鄉的整新21旅突然遭到晉冀魯豫野戰軍第3、第6縱隊圍攻，該旅旅長李文密連電告急。薛岳權衡利弊，終於決定以方先覺的整88師主力並配屬新由台灣調來的整140旅以及整57師的一個炮兵營為東路縱隊，劉汝明整68師三個團附張嵐峰部為西路縱隊，向金鄉增援。方先覺受領任務後，於1947年1月1日先命整62旅186團一個營為先頭部隊佔領距金鄉60華里的魚台作為前進據點。1月3日，整88師進駐魚台，方先覺自率師部入駐城內，以整62旅集結在魚台以北，整140旅集結在魚台以西。入夜後，方先覺召開軍事會議，並決定於4日拂曉開始沿魚（台）金（鄉）公路向金鄉攻擊前進，並規定整140旅沿公路左翼前進，整62旅沿公路右翼前進。

1月4日拂曉，各部按時發起進攻。整62旅沿途遭到解放軍的頑強阻擊，一直打到入夜後仍進展緩慢，方先覺被迫命令該旅撤回魚台；而整140旅未遭阻擊，一路突進至距金鄉30華里的興隆集。這一天晚上，師參謀長周芸繁考慮到魚台距金鄉距離過遠，如第二天進攻不利仍舊拖延入夜後，有被擅於夜戰的解放軍殲滅的危險，於是他建議方先覺命令各部在5日休整一天，入夜後由魚台以東地區向金鄉迂迴前進，以解李文密旅之圍。方先覺考慮再三，認為周言之有理，便採納了他的意見。方的如意算盤是準備在6日零時三十分向金鄉迂迴前進，於拂曉前抵達蔡園口以東地區，然後指揮兩個旅齊頭並進，一路猛攻到金鄉，同整新21旅勝利會師。但他卻未料到，就在部隊按計劃前進的一個小時前，解放軍先發制人對整88師各部發起了猛烈的進攻。

最先遭到進攻的是整62旅，該旅旅長戴朴發現敵情後果斷命令所屬各部進入陣地作戰，經五個小時的抵抗，整62旅擋住了解放軍第3縱隊的兩次進攻，但己部也損失慘重，其中第186團全團已不足400人。而整140旅方面損失更為慘重，該旅旅長謝懋權被俘，旅直與第280團損失殆盡，僅279團因及時向魚台靠攏而免遭厄運。

此時，方先覺根據戰況認為解放軍有圍殲己部的企圖，既然所部已無力解金鄉之圍，自也不能坐以待斃。於是他決定改攻為守，自率師部與整140旅279團、整62旅186團殘部退守單縣，實力尚存的184團留守魚台。而解放軍在挫敗了整88師的東路援軍後便集中主力改攻西路援軍，並殲其大部。解放軍在重創東、西兩路兩援軍之後，見已達成了其戰略目的，便撤走了圍困金鄉的部隊。至於單縣、魚台方面則再未有戰事發生。事後徐州綏署追究責任，薛岳先是將師參謀長周芸繁撤職，接著又以指揮無方、貪污腐化為名，要撤了方先覺的職務。而方也不甘示弱，認為解放軍集重兵於金鄉，而薛僅派兩個旅去增援，明顯送羊入虎口心存不良，雙方互相控告到國防部。最終因薛有陳誠支持，方先覺於1947年5月被撤職查辦。

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因財政困難，無力顧及編余軍官的生存問題，以致這些軍官大多窮困潦倒，其中位於南京的編余將官們決定前往中山陵向先總理傾訴苦衷，以示對政府的抗議。當時同在南京賦閑的方先覺一方面同情這些軍官，一方面也覺得自己為國為民征戰半生，到頭來卻落到如此地步，實在無法接受，於是在1947年7月6日同那些編余將官們一起祭拜中山陵。在祭拜過程中，有兩位因窮困致死的將領家屬失聲痛苦，其餘將官受此影響紛紛流淚，於是一場祭陵事件演變成震驚全國的哭陵事件，並被新聞界大肆報道。

政府為平息這次事件，終於決定開始安置編余軍官。方先覺因此被安排到陸軍大學將官班乙級第四期深造。1948年1月，方又當選為國民大會江蘇省代表。同年12月陸大畢業後派往陸軍總司令部第1訓練處（處長王敬久），擔任中將副處長，協助襄理福建地區的補充兵訓練事宜。1949年2月第1訓練處改組為第1編練司令部（司令官王敬久），方也隨之改任中將副司令官。同年7月又調任第6兵團（司令官李延年）中將副司令官。一個月後，第6兵團在福州被打散，方又調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軍官訓練團中將團長，10月隨部撤台。

1950年1月，方先覺調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陳誠）高級參謀。4月以「國防部」（部長陳誠）中將參議的身份入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三期受訓。8月又入園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受訓。1953年2月，方先覺調任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劉安祺）中將副司令官兼防空指揮官。1954年6月帶職入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系第三期深造。一年後再入石牌實踐學社聯戰班第四期受訓。結業後仍返原部，並協助繼任司令官胡宗南襄理軍務。1959年11月調任第1軍團中將副司令官，期間共協助過三任司令官袁朴、唐守治、羅友倫。由於方先覺在台期間曾受到衡陽事件的抨擊，以致影響仕途，始終無緣晉陞司令官。至1962年1月調任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總司令石覺）研究督察委員會主任委員，就此被打入冷宮。1969年1月1日以陸軍中將的官階退為備役。

方先覺退役後被聘任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並於1976年再次榮膺「國大」江蘇省代表。由於他的一位舊日同僚借用退休金投資失敗而無力償還，以致方先覺的晚年生活較為清貧，他的居所因年久失修幾近於危房。曾經租住過方氏舊居的舒適存將軍是這樣評價這間老房子的：「一切都好，就是無法睡覺，此屋年久失修，老鼠成群，蟑螂成堆，老鼠夜間跑馬，我可以忍受，蟑螂一夜數次在我臉上旅遊，實在可惡，我年逾八旬，吃勿消，子珊是如何住了二十多年」？而方先覺則回應道：「每逢颱風大雨，我比他更緊張，精神負擔更重，萬一倒塌，何以對適公」。由此可見方氏舊居是如何殘破，這一情況一直到國民大會籌措資金為方氏籌建新居後才得到改觀。退休之後的方先覺以打拳、習字、讀書自娛。1983年3月3日因心臟病突發在台北家中去世。後葬於台北縣汐止市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中將2區。

方先覺原配周蘊華（上海人，2003年10月28日在上海去世，葬於上海浦東玫瑰園），續娶朴孝村（安徽蚌埠人，現住台北），共育有九男四女。其中周蘊華先後育有方略、方畯、方德生、方慶智、方慶信、方慶達、方莉莉（女）、方慶中、方曉梅（女），朴孝村先後育有方慶旭（女）、方慶元、方慶亨、方慶嫻（女）。這些子女分別居住在上海、台北、烏魯木齊、美國紐約、舊金山鹽湖城、西班牙桑市等地。

再看二人投日過程

王景芳述：隨龐炳勛降日的一段人生經歷

時任龐炳勛貼身侍衛

1943年4月，日軍抽調5萬餘人，「掃蕩」太行山區。中旬，日軍從東、西、南三個方向，分成十幾路，向龐炳勛防地撲來。各軍防地先後被突破，龐炳勛雖然組織迎擊，但是，寡不敵眾。於是帶領集團軍總部和40軍軍部向深山區轉移。

由於侵華日軍鬼子兵實施三光政策，所以，太行山區老百姓深受其害。

王景芳說：當時，部隊已是五無：無後勤援助，無彈藥、無糧食、無戰鬥員補給、無體力戰鬥。侵華日軍的大掃蕩、鐵壁合圍、三光政策，大大傷害華北戰場上中國軍民的底氣。

4月29日晚，龐部在距陵川24公里的九連窯附近與日軍發生遭遇戰，總部人員大亂。轉移中龐炳勛本來是坐在抬椅上的，戰鬥打響後，抬他的人不知去向，只有他和他的兒子龐慶振(時任總部參謀)以及兩個衛士、五名副官，躲在了一個山溝里，與軍部失去聯繫。

當夜，第40軍軍長馬法五集合被打散的總部和軍部人員突圍南下。

第二天天亮後，龐炳勛發現敵人已經退去，部隊也已經轉移，自己成了光桿司令，便向東走，企圖返回林縣尋找部隊，行至輝縣三郊口附近時，又遇日軍，在群眾的引導下藏在半山腰上的一個山洞裡。

王景芳回憶：

「滄州戰役時，在太行山上，日軍飛機低空轟炸，國軍死傷嚴重，龐炳勛不能騎馬（外號：龐瘸子）大部隊邊打邊退已過黃河，龐炳勛一行八人。五名副官長，王景芳（時任機要參謀）和龐炳勛父子（龐慶振）找到當地一個農民帶路藏到一個極隱秘的山洞裡，準備敵機轟炸完後再走，當時新五軍軍長孫殿英已投降日本，由孫殿英帶一名日本翻譯（中國通）勸降投靠日本，龐不答應，後被帶到新鄉圖書館。龐炳勛拒絕投降日本，準備絕食殉國。

一兩天後戴笠派人來告訴龐：夫人說（蔣介石）你不要自殺，留下來搞地下武裝以圖東山再起。龐炳勛知道了蔣介石意思後，收編地方部隊組成四個軍。後來，龐炳勛任24集團軍總司令。還兼華北五省總司令。軍銜上將。」

王景芳的兒子昨天補充父親王景芳口述這段歷史：

「父親隨龐炳勛躲藏到山洞之事還有一段秘密，父親一直也沒說。昨天和我說起時，心情很難受的樣子說，我原計劃和龐炳勛建議讓帶路的那個農民和我們一起同生死，沒想到還沒和總司令商量，龐炳勛的兒子龐慶振一下將帶路的人推下山底。（此時老爸心裡難受，看得出有一種負疚感，有些哽咽。我不便繼續問下去）老父親說龐慶振這個人，心狠手辣！當時也是沒辦法，怕走漏風聲，威脅到總司令的生命。還跟我講了"韓信殺樵夫』這一典故。隨後背了三國演義詞中的幾句：是非成敗轉頭空……，留給後人評說吧。」

王景芳兒子回憶：「在1990或1991年時任遼寧體委付主任的（龐炳勛之子）龐慶振給我父親來過一封信，大意是在當時那個環境（擔心帶路農民向日寇告發龐炳勛一行人所在位置）所做也是沒辦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就是為自己考慮。」

王景芳兒子還回憶和父親一起「降日」護兵的來信：

王銘閣雖在台灣多年，退休前軍銜升至少將。但是在老長官面前依舊不敢坐。王銘閣就是龐炳勛彈盡糧絕一行九人中的一位。

春圃先生（稱呼王景芳）有道：敬肅者：不親.........先生昔日氣宇軒昂，諒今日風采依舊。而福躬安康，精神愉快，為祝，為頌……。

……先生舊職中有羅延瑞，鄭裕如，房玉堂，韓斌，李玉田，牛學孟，韓佩銘……

閣（寫信者王銘閣自稱）一切平淡，衣食無慮，身體康壯，年已六十有七，......祈請先生珍重，並釋注念，閣（王銘閣）以誠敬之心，願先生福，壽，康，寧，樂在其中。願閣府平安，每位吉利！

後學：王銘閣謹叩上

1990年4月3日

公共史料（網路上）是這樣記載：

「日寇集中兵力數萬大掃蕩擊潰龐炳勛部數日後，已投降日軍的新五軍軍長孫殿英得知龐炳勛隱藏的山洞以後，立即報告了日本人。日軍派了一個叫田中徹雄的少尉帶領十餘人，由孫殿英的秘書李國安帶路，找到了龐炳勛。經過了一番討價還價的談判，龐炳勛於5月7日半推半就地跟隨日本少尉到了日軍所在地新鄉，正式投降了日軍。5月23日，汪精衛偽政府任命龐炳勛為偽暫編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王景芳的回憶是：

當時只有孫殿英帶個日本翻譯來到龐炳勛面前談話，龐炳勛坐著滑竿轎（專用的轎夫)其餘人步行出山，然後龐炳勛和孫殿英及日本翻譯乘小車，龐慶振和我以及幾名副官坐卡車一直拉到新鄉圖書館。

王景芳老人補充說：

龐炳勛坐小車，我們幾人坐大卡車一直到新鄉圖書館大樓。那時，只有小日本設些哨卡，我們帶著紅箍（上面有日本的章）沒人管。（小日本有一個團在外圍。）當時有一個連負責保衛龐炳勛。大門外有站崗的，有一天我穿著西服在門口，聽到有人問：

「這裡有什麼人？還有人站崗？」，站崗的人回答說：「是龐炳勛司令。」

我聽到那個人說：「大漢奸還有人給站崗！」當時我心裡膈應「漢奸」這詞。留了個心眼，回去後和總司令（龐）說：「這裡也沒什麼事，我去前方吧，」龐說：「去就去吧」後來我去了李振清哪裡，做參議，給我配了兩個勤務兵。

105歲抗戰老兵王景芳再回憶降日當天情景。

老人思考再三，猶豫再三，看在我很誠懇的面子上，還是娓娓道來：

「當時，我是見證者。第一，日本鬼子大掃蕩，鐵壁合圍。我們打到彈盡糧絕！

第二，龐炳勛下令，餓死不投降！他三天滴水未進。只苛求一死，以謝國人。

第三，蔣介石以夫人宋美齡的口諭、口吻，傳話，密令：可以先降，埋下釘子，發展壯大，以圖東山再起。（我個人思想：蔣介石真是聰明人；風雲突變，他還可以凈身而退。）

第四，日本鬼子的真實意思，是成立偽政權，讓顯赫一時的中國軍人當傀儡榜樣。實施"以華制華』的方針。（就是讓中國人殺中國人）」

王景芳回憶說：「我們當時有電台。各方都知道我們已經山窮水盡。」

王景芳接著回憶：「1943年5月3日，晨。日本鬼子包圍了我們。

1949年，王景芳率原龐炳勛舊部起義，指揮原龐炳勛舊部投降解放軍。

王景芳說：在旁人眼中龐炳勛這一生由抗日最烈到兵窮投降，變化之大令人瞠目結舌。可以用一詞形容他這段歷史，「光榮與恥辱」。

再看學者：方先覺並非力竭投降而是變節投敵

倒敘真尼瑪卡！！！！

六全大會上的拍桌大罵，這是蔣對方先覺一案的第四次裁決。

蔣再度為方戴上勳章，這是蔣的第五次裁決，也是終決。不過，真正的終決權並非操之於蔣介石。

方先覺的歸來與蔣介石的終決

第二，關於方電的時間。根據上引材料，侍從室於8月7日下午3時收到方電，但林蔚則親口對徐永昌稱方電為「陽戌電」，即8月7日傍晚7時至9時。然而時間的出入並非僅止於此。方電正式發佈於重慶軍委會8月9日的一則戰訊，而該戰訊則記載：「第十軍軍長方先覺七日晚十時來電報稱……」[26]歸納起來，「下午3時」，「戌時」，「晚10時」，方電至少有三個時間。時間上的出入留下了任意編造的痕迹，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方電本來就沒有一個可靠的出處。

第三，方電的上報程序。這是徐永昌提出的問題。方先覺於8月7日發自衡陽的虞未、虞申兩電，均按通常程序發至軍令部，唯獨這份最後一電一反常規繞過軍令部直發侍從室。正因為上報程序不符規範，因而徐疑為他人「代擬」。

第四，如果說方電於下午3時由空軍轉報，那麼，為什麼徐永昌能夠收到差不多同一時間的虞未電，為什麼還能收到較之3時更晚發出的虞申電。如果說該電發於戌時或晚10時，那麼，根據梁子超、饒少偉的證詞以及日方材料，方部此時已打出白旗並向日軍提出投降條件。一個要求「送往南京」的人，同一時刻又誓言「來生再見」，距離太大，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第五，方電是否發自衡陽。該電署有饒少偉之名，但饒卻明確表示，他本人「並未參與其事，也無人和我談及，後逃至郴州始見報載」。[27]這就是說，郴州見報之前，饒對該電一無所知。作為列名師長之一，至少饒不能證明該電發自衡陽。

第六，方電有「展開巷戰」一語。當時由衡陽逃出的一位空軍軍官，在一次專訪中談到他在衡陽的見聞，其中稱衡陽最後的戰況是「混戰」，並特地解釋道：「談不到巷戰，因城內已一片瓦礫，看不見巷了。」[28]徐永昌所記方先覺虞申電也是稱混戰而不是巷戰。巷戰一語與戰況不符，更像是一位局外之人依據常規所設想的戰況。

總之，方電疑點甚多，不能自圓其說。據此，該電到底出自衡陽方先覺，還是侍從室的偽造？本文暫不結論，姑且存疑，留待再考。

蔣介石的裁決及其依據

方電的發表與宣傳收到了預期效果。任職於侍從室的唐縱在日記中寫道：方電「讀後不禁暗然神傷，熱淚奪眶！」[30]銓敘部次長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方電讀後，「心為凄然欲絕，一切作事均覺無緒。」[31]不過，正當方電大肆賺取人們熱淚之際，事情迅速發生變化

太卡，只能倒敘我就#

「最後一電」質疑

在衡陽之役全過程中，還曾發生過一件極具知名度的事情，即衡陽城陷之際，方先覺等六位守軍最高將領集體署名，發致重慶統帥部的最後一電。與方先覺投敵與否不同，這是一個幾無爭議的問題。

據載，蔣介石於8月7日「下午三時突接空軍電話，轉報方先覺軍長率同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等來電稱：『敵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後，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23]

方電正氣凜然，視死如歸，充分展現了中國傳統中取義成仁的最高精神境界。由於電文極具宣傳效果，當時即為各類媒體廣為報道，後來則為台灣的相關史籍予以記載，成為抗戰時期最為著名的絕命電之一。前有40餘日的浴血奮戰，後有蕩氣迴腸的最後一電，前後呼應，始終如一，為此，衡陽之役在某些著作中成為一個相當完美的故事。

不過，筆者在翻閱各類材料過程中，發現該電的真實性存在諸多疑點，對此，似從未有人公開提出過。其實，最早對該電真實性提出質疑的是軍令部長徐永昌。當然，徐之質疑僅限於私下，並且也未深究此事。

8月7日，徐永昌在日記中記載了方先覺發自衡陽的兩份電報：「衡陽方虞未電，衡城北部被敵侵入，其餘陣地均在猛攻，危急萬分。又方虞申電，衡陽已在混戰中。」[24]虞未即8月7日下午1時至3時，虞申即是日下午3時至5時。然而那份「來生再見」的最後一電徐則未收到，那麼，該電出自何處？出自侍從室。

8月8日，徐永昌記載：「蔚文電話念方先覺軍長等上委員長陽戌電」。林蔚字蔚文，時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陽戌即8月7日傍晚7時至9時。接下來，通過林蔚的電話口述，徐逐字逐句記下了方先覺的這份最後一電，林蔚念完之後，「謂委員長令編入明日發表之戰報」，即要求立即發表。當時，重慶軍委會不定期向社會發布戰訊即戰報，該戰訊由軍令部具體負責，蔣既然決定由戰訊發表方電，便需經過徐永昌。

接到林蔚電話之後，頗具軍中閱歷的徐永昌即對該電產生懷疑，徐當即對林蔚說：「余以方等徑陳電，向皆交部，該電恐系代擬。」徐的意思是，按照軍中程序，方先覺的來電一向發至主管單位軍令部，再由軍令部上呈侍從室。而方的這份最後一電則一反常規，繞過軍令部直發侍從室，由於不符程序，因而徐對該電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疑為他人「代擬」。

徐對方電既有懷疑，而蔣又下令立即發表，為此，徐向林蔚提出另一問題。徐說：「萬一方等被俘後有不名譽情事，豈不遺笑於人。」總之，徐不贊成發表方電。接下來，「蔚文笑謂此電非假，又謂方于衡陽通電時即親對委員長以死守自誓，此後亦屬以此意電陳。」儘管林蔚斷定方電非假，方不會有不名譽之舉，但仍不能消除徐之疑慮。為此，徐後退一步建議：「電縱屬實，亦應防其萬一，且我何必爭此兩三日之時間。」也就是建議緩發方電，待方之下落弄清之後再發不遲，以留餘地。經過徐的反覆說明，「蔚文意動，謂可稍俟再辦」。然而這個暫緩發表的意見未被蔣接受，林蔚「旋電話稱，委員長以為縱被俘無慮也。」[25]仍堅持立即發表。於是，8月9日軍委會戰訊發表了方的這份最後一電。

以上是一段有趣的對話。徐永昌大概是侍從室之外第一個獲悉方電的，同樣，徐大概也是第一個對該電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的。現在，本文提出以下幾點質疑。

第一，關於方電的出處。林蔚的電話通知不過是方電的第二道傳遞，那麼侍從室又是怎樣獲悉方電的呢？《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記載：蔣於8月7日「下午三時突接空軍電話，轉報方先覺軍長……等來電」（見前）。此即方電的出處。空軍以電話轉報侍從室，侍從室再以電話通知徐永昌，並令徐發表，也就是說，這份數十年來被反覆載入各類報刊和史籍的絕命電，不過是通過兩個電話口頭相傳而出，全部過程均無電稿。更令人費解的是，侍從室通知徐永昌時也未拿出空軍的電話記錄稿，僅由林蔚口述。這份從頭至尾以口述方式而形成的「電話電報」沒有留下任何痕迹，永遠無法查證核實。

卡死了我就###

方先覺投敵之事實

梁子超的報告及徐永昌的記載，是目前所見方先覺投敵條件較為原始的記錄。這個記錄證實了兩個問題：首先，方之條件提出於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確有「送往南京」一條。前者足以證實方提出了投降條件，後者足以證實方之政治變節。梁子超的六條與饒少偉的五條，文字有出入，但內容基本相符。將二者聯繫對照起來，方先覺投敵變節問題可以做出肯定的結論。

儘管方等仍被看管，但畢竟是降將，因此日軍的看管較為寬鬆。當年10月，周慶詳、孫鳴玉脫身而去，饒少偉、方先覺則於11月各自逃離衡陽。

以上是關於方先覺投敵事實論證。

學者：方先覺並非力竭投降而是變節投敵

本文摘自《歷史研究》2006年05期，作者：鄧野，原題為：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

作者簡介：鄧野，重慶市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1986年來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評聘為副研究員，2003年評聘為研究員。

1944年4月至12月，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發動了最後的戰略進攻，此即一號作戰。在一號作戰全部過程中，日軍所遇到的最為頑強的抵抗是在衡陽。時任第十軍軍長的方先覺固守該城40餘日，在中美空軍的配合下，曾重創日軍，創造了抗戰後期最為著名的一次守城戰例。然而，在援軍遲遲不至、日軍最後突入衡陽的生死關頭，方先覺又率部投敵，成為一號作戰全部過程中投降日軍的最高將領。方氏集英雄與降將於一身，反差甚為懸殊。

然而，由方先覺所引起的歷史爭議並不在於其功過如何評價，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變節投敵。對此，台灣的相關著述基本否認，而大陸方面則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筆者所見，雙方的基本論據大都是衡陽之役參加者後來的證詞，由於大陸和台灣政治環境不同，證詞自然也不同，[1]所以形成各有其據、各持其論的狀態。然而，因雙方都沒有提出原始證據，彼此的立論依據均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其實，該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蔣介石當年的裁決所造成。為此，本文擬從兩個方面入手做一次較為系統的清理。首先，就方先覺投敵與否即問題本身提出原始證據；同時，將著重研究方先覺一案與當時的中國政治的關係。本文認為，揭示該案與政治的若干牽扯，這才是全部問題的核心，才能回答清楚蔣為什麼斷然否決方之投敵。

衡陽之役與中國政治

日軍一號作戰的戰略意圖是打通平漢與粵漢兩條鐵路線。經過河南戰役平漢路基本打通，接下來日軍迅即發起湖南戰役，以期打通粵漢路。6月18日長沙失守，戰局的下一個焦點集中到湘南衡陽。衡陽為粵漢與湘桂兩條鐵路的交匯點，能否阻止日軍打通粵漢路並阻止其進犯廣西，取決於能否固守衡陽。至此，衡陽之役的戰略意義驟然形成。

方先覺部於6月初進駐衡陽，所轄雖有四個師的番號，但因嚴重缺員，總兵力僅約1.7萬人。[2]衡陽之役於6月22日展開，鑒於長沙之敗，最初，重慶統帥部對於守軍並無信心。6月23日，軍法總監何成浚記載：午後出席各部會報，「軍令部報告戰爭情況，衡陽業已在倭寇嚴重威脅下，守軍力量甚低劣，敵人不攻則已，否則與長沙必無二致」。[3]事後看，軍令部的評估不免過低，方先覺頂住了日軍的猛攻，將戰局支撐下來。

任何戰役，愈是具有戰略意義便愈是具有政治意義，其政治的牽扯麵愈是廣泛。衡陽戰役正是如此，是役展開之後不久，不可避免地與一系列政治問題牽扯起來。

由於國民黨軍一再潰敗，美國對蔣失去信心，7月7日羅斯福提出將中國軍隊交史迪威指揮。對此，蔣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余於此不外拒絕、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為應付之道，後來決心以緩和處之。」[4]次日，蔣複電羅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個準備時期。同日，蔣又致電華萊士副總統，稱中國戰局「並未有如閣下在各地所得報告之危險與絕望之程度，此當能以今後事實之表現證明之」。[5]把兩電聯繫起來，此可見蔣的緩和之計。

史迪威指揮權既然因戰局危機而提出，蔣當然明白，此事能否緩和並不取決於玩弄文字遊戲，而是取決於戰局能否緩和。所謂緩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戰場上有所收穫，待戰局穩定之後，再來就史迪威問題具體磋商，從而求得一個有利的結果。為此，蔣明確向美方開出支票：當能以今後事實之表現證明之。那麼，這個「證明」具體體現在哪裡？顯然，由於中國戰場的作戰中心集中在衡陽，因此史迪威問題能否緩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衡陽之役的勝負。

投降和投敵是兩碼事，投降是進戰俘營，投敵是進皇協軍，不要用拉民族英雄下水的辦法給漢奸洗地

衡陽人前來回答!!!

龐炳勛不知其事，不敢亂答，但方先覺將軍的投降，即便在對投敵最為嚴苛的中國，也挑不出錯來，在國外，這他媽叫英雄！！！

第十軍，以孤軍之姿對抗日軍四個師團的圍攻，堅持達47天之久，軍委會戰前的命令是，只須守住10天至15天，某種意義上而言，方先覺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衡陽陷落，真心非戰之罪。

衡陽保衛戰的傷亡數字

中國軍隊：17000餘人（其中5000餘人陣亡）（中國官方數字：6000餘人）日本軍隊：19380餘人（含瘟疫傷亡總計30000餘人）（日軍陸軍部官方數字：12186）。

當時常德城裡的余程萬的心情方先覺總算體會到了。

方將軍沒有投降，更沒有投敵，他當時是要止戰。

龐炳勛不熟，聊聊方先覺……

投敵這話說的就有問題。什麼叫投敵？主動投降，加入敵方，並且為敵方作戰打擊原先自己人，這才叫投敵。

方先覺除了對常公無語之後投降，剩下的做了幾條？

龐炳勛這人在臨沂已經是超水平發揮了作為一個老牌油條軍閥能把鬼子頂成那個樣子已經很了不起了 ........當時鬼子照著他打就是因為他是出了名的能跑能逃.......沒想到硬起來還真能崩掉大門牙.......此人投敵期間與部隊失散手下沒有一兵一卒.........要論條件大概還不如方先覺.......至少方先覺手裡還有幾百能響條槍........

至於方先覺已經超額完成任務......他做不了張自忠但從軍人的角度來說已經完全盡責........張自忠楊靖宇之所以為軍人之楷模是因為此等忠勇世間罕見試問有幾個張自忠有幾個楊靖宇 ........作為一個軍人來說方先覺並無太多苛責之處........

叛國投敵指的是倒戈，而不是戰敗投降。

把自己戰鬥到最後的手下說是投敵分子一通罵然後打壓，這樣的領導人不轉進島上才怪

方先覺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