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南通方言這麼多？
南通方言
唐時的胡逗洲，已是一塊位於長江口北側約有1600平方里左右的大沙洲，沙洲上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流人」，他們多數從事鹽業生產，因而洲上設有生產鹽的亭場。北宋初樂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記》中有比較明確的記錄。
胡逗洲形成後長江在這裡分流，沙洲與大陸間有一寬闊的泓道。其北岸大致在西起如皋江安，東經白蒲到掘港的一線上，南岸大致在平潮經劉橋到石港一線。泓道直到唐末才漸漸淤塞，北宋初它成為一條東通大海的「小江」，還留有一些小湖，西有車馬湖，東有高陽盪。胡逗洲與大陸漲連後，便不再是沙洲了。然而原來沙洲上居民的語言比較獨特，即南通話。這種方言流行的區域較小，大致在石港、劉橋一線向南，達南通市區，平潮向東至金沙一帶的範圍內。這種南通話和海門、啟東一帶的語言不同，也與如皋、如東一帶的方言迥異，儼然一個「方言島」。這種方言外地人幾乎聽不懂，那是由於胡逗洲與大陸長期相隔，來自四面八方的居住者各自的方言在沙洲上交混融合，形成了這種獨特的方言。南通地區方言極其複雜，這和南通地區逐漸由水成陸，各時期接受了各地移民的歷史有關。西部、北部的海安、如皋以及如東的大部分地區的方言屬於江淮官話-通泰片-泰如片，泰如片又可以分如東本場話和其他地區的兩種，可以分別稱為如東話和如海話。南通市區（開發區以沙地話為主）的方言南通話，也常被歸入江淮官話-通泰片-南通片，但和泰如片無法交流（故也有人認為應該單獨成片），南通話根據發音細微差別還可細分為本土片，寺街片，市郊片，通如片，金通片。通州區方言較多，主要講南通話和金沙話，兩者可以互通，少數鄉鎮講通東話（屬吳方言毗陵片，沙地人稱其為江北話）和沙地話（屬吳方言蘇滬嘉片）沙地話又叫啟海話或崇明話，其中金沙話是通東話和南通話的過渡方言，和其他二種吳方言也很難交流，語言學家顧黔經過實地調查認為金沙話屬南通話系統。吳方言中沙地話與通東話也交流困難，另外西北新聯鎮零星地區還有講泰如話人群 。啟東大部，海門的南部以及如東東部沿海地區、通州三餘鎮張芝山鎮川港鎮及南通開發區主要說屬於吳方言蘇滬嘉小片的崇明話（本地稱 沙地話，啟海話）。啟東海門的北部和通州二甲鎮東灶鎮部分地區說通東話。通東話理論上被歸入吳方言-毗陵小片。南通話的形成和發展還沒有權威論述，通東話和啟海話被認為是由不同時期的江南拓荒移民帶來的。在上述各種方言交匯的地區，一個人會多種方言，交流中使用對方方言母語的情形並不罕見。
流傳於今南通市崇川區、港閘區及通州區中西部地區的南通話的形成要追溯到隋唐之際。那時候，南通的主要人口構成是來自江南吳語區的移民，可以看成是南通話的雛形。隨著古通州所在沙洲與長江北岸的漲接，逐漸和泰如話融合形成了南通話的雛形，現代南通話被歸屬於江淮官話通泰片南通片頗有爭議，曾被建議單獨划出吳方言區成為一個「方言島」。可能具有較濃厚的吳語色彩。南通話可以和屬於吳語的金沙話無障礙交流，但在江淮官話區內無法於的其它方言交流。版本二：如果您是第一次來到南通這座美麗城市，這兒的水光山色、風土人情、日新月異的城市變化，一定會給您留下深刻的印象，留下永久的記憶，但是，最讓您難以忘懷的，恐怕莫過於難懂的南通話了。有人說，南通話是「難懂話」；還有人說，南通話像外國話，以至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的主持人將南通話調侃為中國最難懂的方言之一。不過博主在這裡需要告訴你的是，南通話僅分布於南通市區和通州市部分地區，南通郊縣的方言與南通話均有程度不同的差別，因此要想了解南通地域文化就必須了解南通地區的方言構成。南通地區方言十分複雜，粗略地分大致可分為7種主要方言。除了南通方言外，另外6種方言是：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東方言、金沙方言、通東方言和海啟方言。此外，與東台市、姜堰市、泰興市接壤處，還有人說東台方言、姜堰方言、泰興方言或這些方言與海安方言或如皋方言的過渡方言(土語)。南通地區7種主要方言之間也存在著一些過渡方言(土語)，但通行範圍比較小，可以看作是某種方言的變體。
根據鮑明煒、王鈞教授主編的《南通地區方言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所述，南通地區方言可分為四類：
第一是南通話，是江淮方言的延伸，主要分布在今南通市區，另包括通州市的石港、劉橋、平潮一線以南，石港、興仁、觀河—線以西的地區及如東新店以南的小部分地區。南通話的區域面積約佔全市的十分之一，會講南通話的人數不到全市總人數的七分之一。
第二是如海話，包括如皋話、如東話、海安話，被稱為南通的北部三官話，屬於江淮方言，具體包括如皋、海安的全部地區以及如東除掘東、兵房等以外的大部分地區。講如海話的人數約佔全市總人數的七分之三。
第三是海啟話（沙地話），屬於吳方言，包括海門中南部地區；啟東市除秦潭、呂四以西一線之外的大部分地區；通州南部地區；通州東部臨海的三餘、海晏、環本—帶和如東東南部臨海—帶地區。講海啟話的人數約佔全市總人數的七分之二。
第四是通東話（金沙話是南通話和沙地話的過度方言，一般也被劃入通東話範圍），是吳方言的延伸，很大程度上表現了吳方言與江淮方言交錯過渡的種種特性，較多地具有吳方言的特徵，是較為特殊的方言小片。分布在從啟東市秦潭起經呂四到海門的東興、包場、余東、四甲、國強，再到通州的二甲、余西、東社、金沙一線地區。
啟海話、通東話、金沙話被稱為南通南部三吳語。
不過金沙話、通東話被認為是不同時期的江南移民帶去的吳語，由於和江南地理位置的隔閡，這兩種吳語已經不能與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吳語交流，此兩種吳語，明顯的帶有「南中有北」的特點，例如：吳語特有的否定詞「勿」或「弗」，在通東話、金沙話中，全部官化為「不」，具有濃重吳語特色的辭彙「面孔」和「汏」，則官化為「臉」和「洗」。
而由清末不斷湧入的江南移民（崇明人為主）帶入的海啟沙地話，仍能與江南吳語交流，兩者基本一致。
一、南通話
南通話是南通市的主要方言之一。通行於南通市崇川區、港閘區及通州市西部石港、劉橋、平潮一線以南，石港、興仁、觀河一線以西地區；如東縣新店以南小部分地區也通行南通話。
南通話是受吳語很大影響的江淮方言
南通話「薄病、毒動、共、極技、澤在、閘住」一類字聲母讀p、t、k、c，明顯不符合官話的特徵，而與以南昌方言為代表的贛語和以梅州方言為代表的客家方言幾乎完全一樣！
官話的聲調一般為4－5個，而南通方言有7個聲調，與吳語大多數方言幾乎一樣。
官話的3個主要語音特徵中，南通話倒有兩個不符合。而韻尾比較少的特點則主要用以區別於南方的一些方言，其實也是吳語的一個普遍的語音特徵。因此，若是按照公認的官話標準來看，它不像官話，倒是具有許多的吳語特徵。但是從吳語的主要特徵來看，它也不能算是吳語。於是有人說，南通話是個方言島。
上世紀50年代後期，江蘇省和上海市聯合進行了方言普查，發現西起泰州，東至南通、如東，有一片具有許多共同語言特徵的方言區(包括今泰州市、姜堰市、泰興市、興化市、東台市、大豐縣、海安縣、如皋市、如東縣大部分地區、通州市西部和南通市城區、郊區)。1960年，根據此次普查結果編寫出版了《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一書，將這一方言區稱為第3區；同年出版的袁家驊先生主編的《漢語方言概要》正式將南通話列入官話範疇，並對官話的定義作了一些調整。
1988年由中國方言學會會長李榮先生主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將前述上海市和江蘇省的第3方言區正式確定為官話方言區江淮次方言(江淮官話)的一個方言片，稱之為泰如方言片。南通方言和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東方言都屬這個方言片。
泰如方言片取泰州、如皋兩地地名首字命名。這個名稱的缺點顯而易見，它不能確切地反映方言的分布特點。1988年，南京大學魯國堯教授在他的《泰州方言與通泰方言研究》一書中將這一片方言稱之為通泰方言。這個名稱要比泰如方言片的名稱確切得多。
南通話的詞語也很有特色。許多詞語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也存在，它們是通泰方言共同詞語。例如：甚呢(什麼)、甚呢門兒(什麼原因)、沒得(沒有、無)、不曾(未曾)、果曾(曾否)、實骨子(其實)、塊塊(到處)、腳下(地方)、輸贏(老是)、高低(到底；畢竟)、家來(回家去)、跟後(接著)、上人(長輩) 、老爹爹(曾祖父)、爹爹(祖父)、爸爸(叔叔)、姨侄(姐妹互稱對方的兒子。不說「外甥」)、伢兒(小孩)、女將(女子)、真姑娘(老處女)、老童身(大齡未婚男子)、窩裡雞(親密朋友)、伴當(夥伴)、帥[shu?i]子(愛出風頭的人)、少豪(不良青少年)、化生(敗家子)、乖子(機警乖巧之人)、夢棗兒(稀里糊塗的人)、老人頭(說話老氣的青少年)、老相巴子(好擺老資格的)、稚貨(幼稚不懂事的人)、肉頭(容易受愚弄的人)、錢錐子(愛鑽錢眼子的人)、金刮子(好占他人或公家便宜的人)、納函[kán]子(咒罵未成年人早死下小棺材)、哭寶兒(好哭的小孩)、賴學寶兒(愛逃學的小孩)、討漢精(偷漢的女子)、討飯子(叫花子)、裁衣(裁縫)、刁子(咬舌兒)、矮墩炮(矮而胖的人)、耳頭(耳朵)、心官塘兒(心窩)、羊兒風(羊癲風)、傳血(血崩)、拉尿[lásuī] (尿床)、發魘(夢中驚叫)、箸籠(筷籠)、搌布(抹布)、檻腳(門坎兒)、兒狗(公狗)、草狗(母狗)、黃貓兒(黃鼠狼)、蟢蟢(蜘蛛)、百腳(蜈蚣)、火螢蟲(螢火蟲)、樟木蟲(蟑螂)、天水蟲兒(孑孓)、得蛨[mò]子(蚱蜢)、斫螂(螳螂)、花魚(鯉魚)、長魚(鰻魚)、蒲芹(芹菜)、牛角瓜(菜瓜)、粯[hàn]子(裸麥磨成的粗粒兒)、米糏(糯米粉)、小麥糏(麵粉)、焦麥糏(炒麵)、老米飯(粳米飯)、冷飣[zhēng] (嫩裸麥仁炒熟後磨成的食物)、鹵肖[shào] (鹽；咸)、治[chí]魚(剖魚)、棉衤登 [dèng]子(棉襖 )、撂(扔)、沰[tuò]雨(淋雨)、撇油花兒(抽取好處)、擠油(榨取錢財)、覺猜(覺得)、打撬(作梗)、打壩(阻擋)、撬軋(話中帶刺)、支翹(形容事情遇到了麻煩)、走滾(走樣)、肉疼(心疼；疼愛)、畫招(認錯)、吃甜(得到好處)、翻毛(發怒)、擺嘴(自誇)、扯野兒(故意說題外話)、絞勞(蠻纏)、絞要[yāo]子(蠻纏)、挑[ti?o]禍(背著人說別人壞話)、說淡話(搬弄是非)、燒陰火(挑唆)、談閑(閑聊)、劈斫(調解意見)、趁腳蹺(跟著表態)、做礙子(小孩吵架)．搶白理(蠻理)、記才(記憶力)、記識(記號)、異怪(骯髒)、麻人(辣)、奘(粗)、木觸(遲鈍)、刷刮(辦事乾淨利落)、細靠(精緻、細巧) 、瘟臭(非常臭)、瘟臟(非常臟)、篾細(十分細)、當仁子(罪過)，等等。
南通話有許多的詞兒帶有「兒」 尾，如：伢兒、老頭兒、猴兒、貓兒、蝦兒、螺兒、蠶兒、盤兒、筷兒、鉤兒、餅兒、畫兒、包兒、棗兒、肉丁兒，等等。這也是通泰方言的共同特點之一。
但是，南通話詞語更多的是其他通泰方言所沒有。例如：賴(在)、落底(到底)、苦得(好得)、兜根(完全、徹底)、侭數(只顧；老是)、賽如(好比)、大里(到處)、架子(樣子)、早番子(從前)、晝心裡(正午)、格間(這兒)、葛間(那人)、×得沒根＝×得沒魂(非常×。如：好得沒根、好得沒魂)、沒魂的×(非常的×。如：沒魂的臟)、立等火發(迫不及待地)、自大富(自作主張)、轉來(過一回兒)、齊整(漂亮)、安頓(安寧)、低嗒(羅索)、輕而浮屁(輕浮)、嗇掐(吝嗇)、靜辦(寂靜)、好戲子(好玩兒)、軟篤篤(軟乎乎)、厚篤篤(形容糊狀物比較稠)、滑篤篤(滑溜溜)、綻鼓鼓(鼓鼓的)、胖鼓稜登(胖乎乎)、淡扎扎(味兒淡淡的)、苦嘰嘰(苦剌吧唧)、不胎孩(不學好、沒出息)、娘奶(母親)、媽媽(伯母)、外爹爹(外公。外，音「未」)、外奶奶(外婆。外，音「未」)、上人(長輩)、奶奶(老婆。前字讀上聲，後字讀輕聲。若前字讀陽去、後字讀輕聲，稱祖母)、父啊(爸爸)、侯(兒子；男孩兒；小夥子)、偷侯(未婚先孕生的男孩)、寡漢子(光棍)、仇對(仇人)、季拐子(左撇子)、童子(巫)、脫騙(騙子)、闖胎生(惹禍精)、嫩筍兒(年輕缺少經驗的人)、糯米菩薩(溫和、敦厚、不講原則的人)、老麵糊盆(好裝糊塗、好和稀泥的人)、挑禍滴子(愛搬弄是非的人)、直獃子(過分爽直的人)、屙膿滴(窩囊廢)、蠻絞絞兒(蠻不講理的人)、豎頭眾生(罵人是畜生)、麻腳兒瘟(罵人生霍亂)、斗寶侯(野雜種)、丑胎(罵人素質差)、背鍬兒(罵未成年人早死)、少年而亡(罵未成年人早死)、摟屎鬼(頑皮搗蛋、好惡作劇的人)、溜打鬼(不守本份者)、新相公(新郎)、論魚(鰳魚)、尖子蟹(梭子蟹)、稻雀兒(麻雀)、刮鍋(布谷鳥)、白頭公公(白頭翁)、苦瓜鳥(苦惡鳥)、偷油老鼠(蝙蝠)、筒管娘娘(紡織娘)、蜛蜛(蛐蛐兒)、假力(蟬)、寒蟲憲(曲蟮)、水鴨子(螻蛄)、黃洋菜(大白菜)、茭首(茭白)、黃花兒(金花菜)、小豆(豌豆)、兜心(餡兒)、缸爿(一種表面粘有芝麻的斜四邊形的烤餅)、要子(麻花兒)、仁子(花生米)、漿糟酒(江米酒)、肚子竄(瀉肚子)、打半日子(發瘧子)、兜耳福(痄腮)、鎖口子(臍風)、花花(天花)、有身子(懷孕)、出懷(孕婦腹部漸大)、過首(去世)、頂搭子(頭髮旋兒) 、倒須(劉海兒)、八子(男子陰)、二瓮子(二胡)、二叫子(京胡)、躲貓兒尋(藏老懞兒。一種兒童遊戲)、涼月子(月亮)、家生(無鋬的馬桶)、骨搗兒(古董)、泡扣(紐扣兒)、訛事(錯事)、水話(謊話)、門兒經(竅門)、瞟(看。瞟，音標)、拈(撿)、戲(玩兒)、跌架子(丟臉)、忐忐忑忑(猶豫不決)、發虛搗鬼(虛張聲勢)、假兒古董(假惺惺)、擂神(爭吵)、斗花色(尋釁)、忽勒人(得罪人)、搪底(支持)、攛唆(唆使)、串挖(串通一氣)、告幫(訴說困苦，求幫助)、頂帽子(代人受過)、拉天(吹牛)、放相(放縱地玩)、稱狠(充能)、吃米飯(吃喪飯)、啄毛栗子(啄爆栗)、作造(鬧鬼)、絞要子(攪蠻)、纏蠻(蠻纏)、討漢(偷漢子)、突失(唐突)、、吃鯔魚頭(挨批評)、捉花(拾棉花)、告作(浪費；糟蹋)，等等。
這些詞語絕大多數在金沙話和通東話中。南通話、金沙話和通東話具有共同的源頭，共同的語言特點，是近緣的方言。因此，這些共同詞語很可能就是它們共同的原始母方言詞語。金沙話和通東話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作為南通地區的優勢方言的南通話的很大影響，也可能有一部分南通話的詞語傳入金沙話和通東話。但是，方言間的影響和滲透從來都不是單向的，因此，也不能排除有一些周邊的方言(包括金沙話和通東話)的詞語為南通話所吸收。這些詞語的存在，對探討南通話的源頭具有重要的意義。
江淮官話具有吳語的底層。通泰方言尤是如此。南通方言有許多吳語詞，例如：蠻(很；相當)、睏(睡覺)、推板(差)、結棍(結實)、來事(行)、鱟(虹)、小開(老闆的兒子)、大好佬(大人物)、老人卵(好擺老資格的人)、坍銃(丟臉)、拆爛污(比喻不負責任，搞壞了事情)、寫意(舒服)、嗲(撒嬌)、三腳貓(半瓶醋)、十三點(傻裡傻氣或言行不合情理之人)、絞七廿三(胡搞)、掗(強予人物或強賣物予人)、搲(用手抓取)、凡爾(閥門)、不搭界(不相干)，等等。儘管，我們在下文將談到，南通方言是在古代吳語的基礎上發展而形成，但其吳語詞語並不多，很多都可能從近代上海方言中傳入。這同具有同一源頭的通東方言不可同日而語。兩個種方言在發展過程中，走的不同的道兒，越跑距離越遠了。
南通話的語法不像語音和詞語那樣複雜。但有一點還是有一定的特色的。普通話說「是不是？」、「好不好？」、「來不來？」，南通話通常說「果是？」、「果好？」、「果來？」。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一般說「格是？」、 「格好？」、 「格來？」，二者非常相似。
南通話有助詞「的」，這也是官話語法的重要特點。
從主要特徵來看，南通方言屬於江淮官話是無疑的，但是它明顯地具有許多吳語的特徵。用我國著名音韻學家、方言學家鮑明煒教授的話來說，南通話是一種「變了形的江淮方言」，亦即變了形的官話。
南通話的形成
南通方言是怎樣形成的呢？這就必須從南通土地的成陸、開發、移民歷史和建制沿革、地理變遷等方面進行綜合考察。
大約從公元5世紀中、後期起，長江口黃海上開始出現一片較大的沙洲，稱之為胡逗洲(壺豆洲)。南朝梁簡文帝承聖元年(552年)，侯景兵敗逃此，為部下所殺。隋時，胡逗洲屬海陵(治今泰州市)。唐初，胡逗洲屬揚州廣陵郡。胡逗洲，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年)設置鹽官，屬揚州廣陵郡，隸淮南道。不久，由於軍時的需要，狼山成為浙江西道常州節度使管轄下的一個軍事據點，胡逗洲 也就成為浙江西道常州的轄地了。日本大友皇子之孫真人元開在其所作《大唐和上東征記》一書中就記述了唐玄宗天寶七年(748年)揚州高僧鑒真第五次東渡日本時「發自崇福寺，至揚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的事。根據文獻記載，唐時的胡逗洲已是一塊東西80里、南北35里的大沙洲了(按：唐制1里約合0.56公里)。公元10世紀初,胡逗洲與其東的南布洲連成一片,沙洲的範圍向東擴展到了大致今海門市北部包場鎮一帶。根據文獻記載，南朝梁承聖元年(552年)時，洲上即有流人以煮鹽為業。宋人史樂的《太平寰宇記》亦有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鹽為業」的記載。所謂流人，大抵指流放人犯。初期的流人可能多來自揚州屬地，後屬常州管轄，流人則大概多來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宜興、無錫、江陰一帶了。因此，唐時的胡逗洲方言當是古代常州一帶的方言與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的一種古吳語。我們說胡逗洲方言是吳語，還可以從與胡逗洲相鄰、同為古代犯人流放地的另一個沙洲――東布洲上的方言的演變歷史得到啟示。東布洲方言雖歷經千年，演變發展成為今天啟東和海門兩市北部和通州市東部通行的通東方言，依然保持著吳語的本色，其為吳語當無庸置疑，那麼，胡逗洲方言當是吳語應該也是無疑的了。只是後來由於胡逗洲(靜海洲)與大陸較早地漲接，方言受海陵話的影響，逐漸演變為古江淮方言；而東布洲(海門島)，直至北宋慶曆間(1041－1048)始與通州東南境相接，方言始終保持著吳語的特徵。南通方言具有許多吳語特徵，這是因為其源於古吳語的緣故。當胡逗洲方言(準確地說，其時應稱靜海方言)向江淮方言過渡時，原有的一些吳語語言特徵仍然被保留下來。根《資治通鑒·後梁紀》和明、清通州志書記載：唐末軍閥姚存制(一作姚存)據胡逗、東布二洲，為東洲鎮遏使。五代初，姚氏附吳，姚存制之子姚廷為東洲靜海軍使。大約即在此前後，胡逗洲與北岸砂嘴漲接。公元937年南唐代吳，立靜海都鎮制置院，以姚廷之子姚彥洪為東洲靜海都鎮遏使。公元956年二月，後周軍隊入淮南，姚彥洪眼看在這一帶已無立足之地，便帶著家屬及軍士等一萬多人離開靜海投奔吳越去了(《資治通鑒·後周紀》、《十國春秋》)。姚氏為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其軍士亦多吳興子弟，姚氏家族統治靜海(胡逗洲)與東洲(東布洲)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軍士與家屬人數有萬人之多，因此，古吳興方言必定對兩地的方言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是，由於吳興、常州兩地毗連，其方言大體相近，因此，靜海與東洲兩地方言可能並未發生根本的變化。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周師克淮南，取南唐長江以北地。五年(958年)，升靜海都鎮為靜海軍，屬揚州，旋改置為通州，析其地為靜海、海門二縣，隸海陵郡。由於靜海與大陸漲接，隸海陵郡管轄，靜海人與江南人的交往日減，而與江北海陵，尤其是與其毗連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漸頻繁，同時也有大量的海陵人來往於兩地之間，有的甚至定居在這裡。海陵，作為這一帶的行政、經濟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這一帶的優勢方言，因而對靜海方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最終導致了靜海方言由吳語向江淮話的轉化。到了元初，續有北方犯人流放到此。近代，又有許多客商從不同的地方來到通州經商、定居，再加上通州人(南通人)與江南上海等地人民的來往亦日趨頻繁，這對通州方言及今天的南通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建國以來，由於普通話的推廣，南通方言正在經歷著向普通話逐漸靠攏的過程，今天的南通方言已今非昔比了。
從以上介紹的方言演變的歷史來看，我們與其說南通話是一種「變了形的江淮方言」，倒毋寧說是一種「蛻變了的吳語」，是一種具有吳語底層的江淮方言。
二、如海話（北部三官話）
北部三官話指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東方言，通行於南通市北部海安縣、如皋市和如東縣3市、縣和南部通州市局部地區。由於三種官話相對地來說，其間差別不大，因此，有人將它們合併為一種方言，稱之為如海話(《南通地區方言研究》)。但這不免失之粗疏，也與人們的習慣概念不相符。事實上，三種方言還是有一定的差異的。例如：
⑴如東方言有7個聲調( 通同統痛動禿獨)，去聲分陰、陽( 痛≠動)，古全濁上聲字、去聲字和次濁去聲字讀陽去調(動＝洞≠通；義≠衣)，與南通方言相同；如皋方言、海安方言只有6個聲調(通同統痛禿獨)，古全濁上聲字、去聲字和次濁去聲字讀陰平(動＝洞＝通；義＝衣)，具有通泰方言的典型特點。
⑵海安方言只有一個「我」字聲母讀ng，沒有其他ng聲母字；如東方言和如皋方言聲母ng比較多(丫伢啞掗；哀捱矮愛；爊熬襖懊；歐藕漚；餓鵝我；骯昂；雁眼晏；恩硬；惡；扼額；壓齾)，與南通方言比較接近。
⑶普通話的韻母ou(謀否鬥頭漏周抽手柔狗口藕後)，海安方言讀eu，如東方言和如皋方言聲母讀ei。
⑷海安方言沒有韻母ing，普通話韻母為ing或in的字，與韻母為ian的字分不清(建＝敬進；煙＝音英)。
當然，3種方言的差異遠不止這些，它們不是同一種方言。
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和如東方言分別以海安、如皋和如東3市(縣)治地，即海安鎮、如城鎮和掘港鎮為分布中心和代表點。3種方言的分界與行政區的界線並不完全一致。兩種相鄰方言之間也可能存在著一定的交叉和過渡地帶。在同一個方言內部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例如，如東縣西部、通州市北部以及如皋市與泰興市邊界線如皋一側部分地區，都有兩套舌尖音，即z、c、s和zh、ch、sh兩套聲母。它們能否構成獨立的方言尚有待調查。
海安、如皋和如東屬古海陵地。3地的方言都是在古海陵方言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
那麼，古海陵方言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根據地理學家、地質工作者對本地區的實際查勘和考古研究證明：今海安縣西部和如皋市西北部約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陸。根據文獻記載，西周、春秋時這一帶屬邗國地。春秋時，吳王夫差滅邗，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間」(《國語·吳語》)。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吳王闔閭九年)，吳、楚交戰，破郢城(今湖北江陵縣東)，鄖國遺民在吳國發動下參加了復國鬥爭。不久，楚敗吳，鄖民隨吳軍東撤，後安置於今海安縣立發鄉一帶。《左傳·哀公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說的就是公元前483年秋天魯國國君魯哀公和衛國國君衛出公、宋國大夫皇瑗在吳國的鄖地，即今海安縣立發鄉商談三國結盟的事。公元前473年，越滅吳，都城北遷琅琊(今山東膠南縣境)，大舉向北移民；漢初，東甌王舉國徙江淮間。幾次移民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海陵(時稱海陽)一帶，他們將吳越方言帶到這裡，並逐漸形成最初的海陵方言――早期海陵方言。至三國時期，曹操「恐江濱郡縣為權 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三國志·魏志·蔣濟傳》)，屬於廣陵郡的海陵居民亦隨之內移，海陵幾成隙地，海陵方言消亡殆盡。公元241年，東吳大司馬、如皋人呂岱(160－256)招撫鄉民回歸，重建海陵縣，人口才重新有了增長。晉時續有一些居民從今山東等地遷來海陵，並在這一帶建立僑縣或僑鄉。西晉末，永嘉喪亂，北方地區人口避亂大舉南遷，至東晉、南朝三百年間陸續遷至今長江下游皖南、蘇北及贛北、贛中一帶的江南地區。《晉書·王導傳》說：「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可見移民之多。按文獻記載，其時海陵一帶的人口猛增幾十倍。從北方流落到海陵一帶的北方移民，其方言與當地的方言融合，產生了新的海陵方言，以後又陸續分化形成了今天的通泰片諸方言；遷移至今贛北、贛中的北方人與當地居民長期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以南昌方言為代表的贛語諸方言。以後，贛人又南遷贛東南、閩西、兩廣、四川等地，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方言。我們在前邊提到，南通方言(也是整個通泰方言)、贛語、客家話聲母具有一定的共同特點，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它們都是在西晉末南遷的北方人的方言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緣故，它們具有共同的源頭。
古海陵方言作為古代海陵地區的優勢方言，曾對其周邊地區，尤其是下轄地區的方言產生過重大的影響。海安距古海陵方言的腹地泰縣比較近，今天海安縣的大部分地區曾經為泰縣(治泰州)地，直到1940年始析東台、泰縣、如皋3縣地置紫石縣，1948年改海安縣，因此其方言與姜堰方言比較接近，吳語對它的影響比較小；而如皋方言受吳語的影響要大得多。元末張士誠起兵江南，明燕王靖難之亂，都有大批江南士民移居如皋。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太平天國時期，一些江南商賈及手工業者紛至沓來如皋經商或避難定居，如皋方言受到吳語較大的影響。著名如皋籍語言學家丁邦新教授將如皋方言與南京方言作了全面的比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皋話以吳語為基本，加上下江官話的部分影響而成的，所以吳語的色彩較濃，下江官話的色彩較淡，成為這兩個方言區域之間的中間方言。」 (《如皋方言的音韻》)。他這裡所說的下江官話就是通常所說的江淮官話，是傳統概念的江淮官話，不包括我們現在所說的泰如方言。
如東方言是北部三種官話中最具吳語色彩的方言。它有7個聲調，與南通方言幾乎完全一樣。很可能歷史上有一部分通州的移民參加過如東地區的開發，當然也不能排除有古海門人移居到那裡。他們將通州話和古海門話帶到那裡，久之與當地的方言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如東方言。
三、南部三吳語
南通市乃江淮官話與吳語的交匯地。除了南通方言與前面提到的3種江淮官話方言外，還有3種吳語，即通東話、金沙話和海啟話。蘇北地區有4種吳方言，即靖江話、通東話、金沙話和啟海話，其中3種主要分布在南通市境內。
通東方言主要通行於通東地區。通東是一個模糊的地域概念，它習慣上指啟東市北部、海門市北部、通州市東部(東北三餘地區除外)地區，具體地說包括啟東市呂四港鎮（包括原茅家港鎮、秦潭鎮）、天汾鎮，海門市東灶港鎮（包括原東灶鄉、東興鄉）、劉浩鎮（原劉浩鄉地區）、包場鎮、正余鎮、余東鎮、樹勛鎮、王浩鎮、貨隆鎮、四甲鎮（包括原國強鎮）、萬年鎮（西北部），通州市二甲鎮（包括舊袁灶鄉、余西鄉、余北鄉）、金沙鎮東南部（原金余鄉）和東社鎮東南部（原東社鄉）、三餘鎮西南部（原忠義鄉）、五甲鎮東部（原五甲鄉地區）。歷史上它曾是通州(南通)的一部分，因地處通州(南通)東鄉，故習稱通東地區。通州市東北部除通行海啟方言外，也有人使用通東方言，尤其是與海門市接壤區。這個地區大多數人兼通兩種方言。
金沙方言通行於通州市治地金沙鎮大部分地區（東南部原金余鄉地區除外）、正場鎮大部分地區、東社鎮西北(原唐洪鄉地區)、五甲鎮西北(原慶豐鄉地區)和十總鎮(原十總鄉、二窵鄉)，是南通市分布區域最小和使用人數最少的方言。
海啟方言主要通行於啟東、海門、通州三市南部和南通技術經濟開發區及崇川區狼山鎮、姚港鄉、任港鄉沿江一帶(沿江海啟方言帶)，以及通州市東北部三餘鎮、海宴鎮、東余鄉、北興橋鎮、恆興鄉及如東縣掘東地區(三餘灣海啟方言飛地) 。海安縣東北角斜鎮(原角斜鎮、沿口鎮)和舊場鎮一帶(舊屬東台縣)也人說海啟方言(角斜――舊場海啟方言島)。
通東方言是通東地區的土著方言。它是在古海門方言基礎上發展形成的一種吳語。由於它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較大的影響，因此，具有許多江淮官話，特別是南通方言的特徵。
金沙方言是古海門方言與通州方言融合產生的方言，也可以看作是通東方言與南通方言的過渡方言。其聲母具有吳語的特點，而韻母與辭彙則更多地具有南通方言的特徵。因此，它是一種江淮話化了的吳語，是一種邊緣方言。
海啟方言或稱啟海話，又稱沙地話。它是崇明移民使用的方言，與崇明方言差異極小。二者可視為同一種方言，它們之間的差異可看作是同一方言的內部差異。
海啟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廣，是南通市最大的方言；金沙方言是南通市使用人口最少，分布地域最小的方言。
3種吳語具有吳語的許多共同特徵，但彼此間也有著一定的差異。通東方言與金沙方言比較接近，而與海啟方言有著較大的差異。金沙方言與海啟方言的差異則更大。
3種吳語都存在著一定的內部差異。相對地來說，海啟方言的內部差異比較小；通東方言則明顯地存在著東部與西部的差異，這是因為東、西之間受南通方言影響的程度不同的緣故；金沙方言因為分布地域較小，因此，其內部差異也比較小。
3種吳語之間以及這3種吳語與南通的其他4種方言之間都存在著一些過渡方言，或者叫做土語。
那麼，地處長江以北一隅的南通地區怎麼會出現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區的吳語的呢？這就必須從南通地區的形成、地理變遷、建制沿革、遺民史等諸方面來考查。
大約公元7世紀初，胡逗洲(壺豆洲)以東和東南長江口黃海上相繼出現了南布洲、布洲、東洲等幾個較大的沙洲。其中南布洲約當今通州市金沙鎮以東至通州市忠義鄉一帶；布洲則約當今啟東市北部呂四港迤南一帶；東洲在布洲以南，原地已坍沒，約當今海門市東南部和啟東市西南部。到了公元9世紀後期，布洲與東洲漲接，始稱東布洲。唐末，東布洲為東洲鎮遏使姚存制割據。五代屬吳，姚氏家族繼續統治著長江口上諸島。由於軍事地位的重要，東布洲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後梁開平二年(908年)吳和吳越兩國交戰，吳越攻佔常州東洲鎮。不久，吳軍救東洲，大破吳越軍，收復了東洲。南唐代吳，海門島成為南唐地。公元956年，後周與南唐交戰，周兵大破唐兵於東布洲，這一帶成了後周地。顯德五年(958年)，周師克淮南，據南唐長江以北地，始置海門縣，治東洲鎮，改隸通州。從《太平寰宇記》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鹽為業」和《輿地記勝》謂宋初海門島仍為人犯煎鹽苦役之所的記載推測，東布洲當亦為犯人流放之地。由於東布洲的形成與開發較晚，它一開始即屬江南常州管轄，因此，最初的流人當主要來源於古代常州一帶。最初的東布洲方言基本上是一種古吳方言，與融合古吳方言和古江淮方言而形成的胡逗洲方言當具有一定的差異。公元10世紀初，胡逗洲(靜海島)與大陸漲接，不久改屬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轄，靜海人與江南人的交往日減，而與江北海陵，尤其是與其毗連的如皋縣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漸頻繁，最終導致了靜海方言由吳語向江淮話的轉化。而東布洲（海門島）直至公元1041-1048年間始與通州東南境漲接，在古代交通相對閉塞的情況下，島上居民與島外來往比較地少，因而方言並未受到江淮方言的直接影響，始終保持了吳方言的特色。
公元14世紀中葉，海門曾是一個人口較多的壯縣。公元14-15世紀間，由於地球氣候一度轉暖，海面上升，長江主泓曾一度北移，引起了北岸的大坍削。元至正十年（1350年）左右，海門縣開始坍削，縣治地遷禮安鄉。明洪武八年(13？？年)，大潮泛濫，呂四場被淹，三萬餘鹽丁淹死，鹽灶被迫停火，國庫收入減少，於是明太祖便將一部分擁戴過張士誠的江南士民強遷至海門呂四，以補鹽丁之不足。他們於常熟白茆集結，渡江來到呂四。這就是民間所說的「白茆抽丁」。這些江南移民帶來了江南地區的方言，使古老的海門方言有了新的發展。明正德七年(1512年)七月，海潮泛濫，溺死千餘人。是年，縣治地被迫遷通州餘中場(今海門市四甲鎮余中村)。以後連年海潮侵襲、土地坍塌 ，死亡人數以萬計。到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人口只剩下不到5000人。是年八月，縣治地不得不西遷至今通州市金沙鎮進鮮港村西，借通州部分地與海門坍剩的地，重新建縣。以後又連年受災，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門縣大半坍入江中，人口僅剩下2200人，不得不裁縣歸併通州，成為通州的一個鄉，稱為海門鄉。後又改稱靜海鄉。古海門縣廢置併入通州後，一直為通州和後來的南通縣轄地，直至抗日戰爭時期民主政權始析其地分歸啟東、海門、南通三縣管轄 。因此，古海門方言一直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響，越往西受到的影響越大，最終導致了方言的分化：隨縣治地西遷和被迫逃亡至金沙場的海門人，因世代與說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當地人相處交往，方言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較大的影響，最終形成了以金沙鎮為分布中心的金沙方言；而居住故土的海門人，因距通州城較遠，方言受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響相對地比較小，最終發展成為今天的通東方言。
古海門地坍塌最終廢縣併入通州後，到了公元17世紀末、18世紀初，江流迴向南泓，長江北岸開始漲積。公元1706年前後，崇明人陳朝玉(1688－1761)與妻劉氏來到這裡墾殖，帶動了一大批崇明人遷來江北。他們披荊斬棘，辛勤墾殖，不久沿江新墾地漸成村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年劃通州、崇明部分沙嶼及通州、崇明間新漲沙，設海門直隸廳。境內人口達10483人，其中崇明劃入2958人。這些崇明人便是今天海啟方言地區最早的先民。以後200多年間，續有崇明人來到海門，崇明話自此稱為海門話。而今天的啟東市南部大部分地區，曾是崇明屬地，1928年始析置啟東縣，自此，那裡的方言稱之為啟東話。海門話和啟東話合稱海啟話或啟海話，俗稱沙地話。1901年，清末狀元、海門籍實業家張謇(1853－1926)建通海墾牧公司，大批海門人和崇明北沙人來到今通州市東北三餘地區和如東縣東南參加沿海灘涂的圍墾並在那裡定居。他們將海門方言帶到那裡，最後形成了今天的三餘灣海啟方言飛地。而在今海安縣東北角斜鎮(原角斜鎮、沿口鎮)和舊場鎮一帶(舊屬東台縣)，亦有一批海門人於20世紀初移民於此，在那裡形成了角斜――舊場海門方言島。南通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江地帶和崇川區狼山鎮、姚港鄉、任港鄉沿江一帶也有人說海啟方言。東起啟東，西至南通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江地帶，形成了廣長的沿江海啟方言帶。海門方言還隨著移民傳播到東台、大豐、鹽都、射陽、灌雲、濱海等縣、市沿海地區，在那裡形成零散的海門方言點或海門方言帶。此外，南通沿江一帶的沙地人渡江圍墾常陰沙並在那裡定居。後來常陰沙與江南常熟地漲接，解放後劃歸常熟，1961年12月析常熟和江陰部分地置沙洲縣，常陰沙成為沙洲縣地。1986年沙洲縣改張家港市，常陰沙人成了張家港人。常陰沙人通用的海門方言，當地稱之為常陰沙話，即常陰沙方言。
通東方言、金沙方言和海啟方言都屬太湖片吳語。其中海啟方言屬以蘇州方言、上海方言和嘉興方言為代表的蘇滬嘉小片，與同一小片的其他方言比較接近；而通東方言和金沙方言，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劃分，屬以常州方言為代表的毗陵方言小片。儘管它們的源頭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常州一帶的方言，兩種方言相對地來說，較之蘇滬嘉小片諸方言更接近毗陵小片一些方言，但是，地處蘇北一隅的這兩種方言，歷經千百年滄桑，已與今天常州一帶的方言有了很大的差異。相對地來說，他們的許多語言特徵更接近南通方言。因此，有人將它們從毗陵小片中分出建立獨立的方言小片，稱之為金呂小片，即西起通州市金沙鎮、東至啟東市呂四港鎮的方言小片(徐鐵生：《通東方言與金沙方言歸屬芻議—兼論兩種方言的形成與南通方言的關係》，第二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吳語研究》，2003)。
方言作為一種語言的地域性變體，其形成往往經歷過一些複雜的歷史過程。人口的擴散、地理的變遷、行政區域的變更和語言發展的不平衡，都可能成為導致方言歧異的因素。人口的擴散(外來移民的遷入)帶來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人們的風俗習慣(節日文化、紅白喜事、宗教迷信、民間文藝、民間傳說、民間工藝、稱謂、禁忌，等等)、生產和生活方式(職業、行業、衣食住行)諸多方面。這些差異的存在必然會在方言詞語上反映出來。南通市不同方言區的人，其先民來自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時期，具有不同的習俗和地域文化，這一切構成了南通市豐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南通地區地處官話與吳語的過渡地帶，南腔北調的方言融合是導致南通地區吳、淮文化兼具和相融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了解南通的地域文化必須了解南通地區的方言。
【分類】根據鮑明煒、王鈞教授主編的《南通地區方言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所述，
南通地區方言分為這樣幾類：
如海話，屬於江淮方言，包括如皋、海安的全部地區以及如東除掘東、兵房等以外的大部分
地區。講如海話的人數約佔全市總人數的七分之三。
海啟話，屬於吳方言，包括海門中南部地區；啟東市除秦潭、呂四以西一線之外的大部分地
區；通州南部地區；通州東部臨海的三餘、海晏、環本—帶和如東東南部臨海—帶地區。講海啟話
的人數約佔全市總人數的七分之二。
南通話，是江淮方言的延伸，主要分布在今南通市區，另包括通州市的石港、劉橋、平潮一線以
南，石港、興仁、觀河—線以西的地區及如東新店以南的小部分地區。南通話的區域面積約佔全
市的十分之一，會講南通話的人數不到全市總人數的七分之一。
四甲話(通東話），是吳方言的延伸，很大程度上表現了吳方言與江淮方言交錯過渡的種種
特性，是較為特殊的方言小片。分布在從啟東市秦潭起經呂四到海門的東興、包場、余東、四甲、
國強，再到通州的二甲、余西、東社、金沙一線地區。
【原因】海安、如皋等位靠南通西北部，與鹽城、泰州相鄰，故屬於江淮方言；海門、啟東這些
地方古時尚未形成陸地，仍是海域。近代開墾這些地方的多為崇明人，因為崇明距離這兩塊地方
實在太近。崇明方言偏向吳語系，而海門、啟東方言與崇明話相同，所以海啟話屬於吳語區；至
於南通話。。。南通古時為流放之地，來的都是四面八方的人，魚龍混雜，相互之間方言不通。
日積月累，便衍化成了如今的南通話，若非要追根究底，估計誰也說不清楚，只能靠分析猜測了。
【題外話】wo是南通如東人，不過老家是海門的，所以會兩種方言
這一遷徙使「江南」概念陷入了一個略微尷尬的境地。上文提到，位於長江以南但說江淮官話的南京、鎮江不能被看作是江南，因為它們體現的不是「吳文化」——這是「江南」的核心。但由於人口的遷徙，使得位於江北的南通市的東部成為了吳語區——毫無疑問，他們也帶來了吳文化。他們雖然在長江以北，但方言和習俗仍舊是江南故地的習慣，這就為南通內部長期存在的啟東、海門與市區的相互鄙視埋下了伏筆。
南通處於吳語區與江淮官話的過渡區域，而南通又足夠大，所以自東南向西北可以大致分為啟海話（吳語）、通東話（吳語）、通州話（過渡1）、南通話（過渡2）、如東話（江淮官話）、如海話（江淮官話）。說吳語的和江淮官話的相互之間根本不可能有認同，反而對上海、蘇州這樣的吳語區溫情無限，而傳統上，「剛波寧（吳語：江北人）」也不包含位於江北的說吳語的人群。據說囚犯流放…
所以南通人（南三北三市區）一點都不團結
這個的確是，南通的方言那是真多，所以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不怎麼團結。
南通方言網有詳盡介紹 http://nantonghua.net
南通主要的語言主要分為三塊，一個是海安如東那塊，然後是南通市區和如皋，加上通州大部分，然後就是海門啟東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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