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不遵循法家而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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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儒家

自商鞅變法以後，秦就一直推行法家的治國理念。直到漢朝漢初採用黃老之術。也就是道家學說。與民休息。採用輕徭薄賦，盡量少發動戰爭。於是才有了文景之治。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開始變道術為儒術，重用儒生治國。但是並未獨尊儒術。所謂獨尊儒術，只是後世的曲解。就如同說秦始皇焚書坑儒一樣。秦始皇實際上並未坑儒，他坑的是方士。漢武帝也一樣，他並未讓儒術一統天下，他只是在選拔官員的時候更多地從儒生中選拔。當然，儒生更容易被選拔為官員，於是民間自然就興儒術。實際上漢朝以及其後的各個王朝都是內法外儒。或者可以說是「王霸並用」。王道即儒術，霸道即為法術（法家學說）。實際上在中國古代的統治思想體系中一直是儒法並用。統治者即帝王用法術，而所選拔的官員用儒術。歷來如此。大概只有王莽的新朝有些例外。他是從裡到外都用儒術。結果有目共睹。中國儒法並用倒也不是什麼心口不一，只是各有分工罷了。因為帝王術是怎麼回事誰都知道。而且帝王大位早已確定，誰也不抱著當帝王的心思，於是大家都老老實實地學儒術。而帝王在其幼年讀書的時候，反倒不只學儒術，還要涉獵帝王術（即法家學說）。因為儒術可以使人向善，可以提高人的自身修養。而法家學說則可以防止人為惡。帝王當然要官員心地善良。而作為最高統治者卻不得不防人為惡，不利於社稷。儒法並用，從實用角度出發，是中國古代統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實際上從治國來講單用儒術不行。因為儒家學說雖然可以使人向善，但是也最容易製造偽君子。有時候看看曾參的言行總覺得他是在作秀。至於法家學說雖然可以防人為惡。但是卻也使人互相算計互相明爭暗鬥。或者用儒家的話說就是使人變得無恥。就像秦末人與人之間處處算計，處處陰謀。法家並不是今天所謂的以法治國。它實際上強調的是帝王術——法、術、勢並用。法家的法與今天的法律還是不同的。樓主最好讀一讀韓非的《韓非子》這樣會更好的了解法家。

還有再說幾句，四書五經不是從漢朝就確定下來的。而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學出現以後，是朱熹確定的。而只強調四書五經是明以後的事。明朱元璋在確定科舉考試的內容時，規定考題只從四書五經中出，而且以朱熹的注為準。考生只能代聖立言。而在漢唐時代儒生修習的實際上是六藝與六經。這些東西都學下來，那會成為一個文武全才的人。所以在這種教育之下，中國古代出了一大批文武兼備的人才。如關羽、張飛（人都道豹頭環眼猛將軍，殊不知他精於書法，善畫美人工筆）、王羲之（人們都道字聖書法，殊不知他官拜右將軍是一員武將）、曹氏父子（且不說曹操橫槊賦詩，有誰知曹丕亦精於劍術，堂堂猛將竟不是他的對手）李白（詩仙也曾仗劍行天下）、范仲淹（人們都道其文采《岳陽樓記》更是膾炙人口，有誰知范文正公，統兵西北、經略山西，幾乎活活困死西夏）……明前之儒絕非清後之腐儒，還望9樓的仁兄多讀讀書，以免貽笑大方。如果依照閣下所說，中國曆來是一個自甘墮落不思進取的國家，如何能稱雄世界，創立了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被斷絕的文化體系。而且又擁有長達千餘年的強盛。如何會出現「敢犯我大漢天威者雖遠必誅」的豪氣，又怎會有「一漢抵五胡」的神勇。其他國家如何又會臣服於中原王朝，恭奉中國皇帝為「天可汗」。

這不是一兩個人所能決定的，否則就陷入了英雄人物決定論的範疇。這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儒法合流使儒家教義即有了傳統儒家的禮又有了法家的約束性規範，從而有利於王朝的統治，漸漸為諸王朝所取。

這要從先秦說起，春秋至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西周確立起來的那套禮儀制度已經不再有約束性，人們所尊崇的共主周天子在諸侯的心中沒有了地位。各個諸侯國相互攻伐，誰的國立強誰就能生存，否則只能為他國所滅。因此諸侯國紛紛變法，採用各家學說，這也正是百家爭鳴的一個原因，而各家學說中，法家的學說更能在這一亂世，使一國變強，因為它強調功利性。秦的逐漸強大並最終吞滅六國更能證明這一點。

大一統秦朝建立後，秦始皇看錯了形式，將法家絕對化，崇尚法律到瘋狂，想做到一切皆有法式，這恰恰是做不到的，雖然他曾將法律深入到社會個方面，制定了非常詳細的法律。由於法律的苛刻，人們經常違背法律，因而人怨沸騰，致使強大一時的秦朝瞬間崩塌。

劉邦建漢後，陸賈一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使這為市井出身的小吏恍然大悟，他采「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來消除亡秦暴政的影響，然而他並沒有放棄法律，法律在任何一個國家是不可能沒有的。這種思想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期。此時國力非常強盛，北邊匈奴卻還氣勢洶洶，這讓這位有抱負的皇帝受不了，「無為而治」顯然不適應了社會的發展，因此他必然會拋棄這一思想。儒家經過秦朝的沉寂後，在漢已經有所發展，它融入了法家、道家的內容，經董仲舒的推廣，為武帝所採用，最關鍵的是它適應了社會的發展，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有利於封建統治。此後儒法合流繼續發展，至唐朝時儒法合一，「出禮則入刑」，並有高度的律學水平。當一個王朝建立後，其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在儒家思想指導下的。

近代西方社會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那一套咱春秋時期就玩過了，玩透了。道家之「道法自然」，「自然」和「自由」差不多，甚至還高明些；

法家之「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云云，玩的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一套；墨家之「兼愛」，把「博愛」精神都快上升到共產主義高度了；

玩過了才知道，單練哪一樣都不靈。三樣整合起來就是儒家。儒家之中庸之道，可謂是人文世界的自然選擇。

若問大家都搞法治，為啥秦始皇十幾年就完蛋，老美二百多年才色衰？主要還是經濟基礎的問題。如果當年秦始皇也有核武器，陳涉兄弟也就一本拉登。

君不見當下正把「資本主義」的一套整合進來，這新儒家不又煥發青春了嗎？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秦朝就是法家治國，二世而亡。後面的皇帝吸取了經驗教訓，內法外儒才是王道。

題主你怎麼得出的不遵循法家，獨尊儒術的結論的。

我們一直用的不是法家的治國韜略么？以武犯禁者何在？以文亂法者何在？歷史不正式按照法家人的目標一點一點做到了么？明清之際，多大的官，多威風過去，在皇權面前，不也是輕如鴻毛么？法家的目標慢慢的被實現了。所有的虎豹豺狼，而今安在哉？只剩下了，假裝有野性的旺旺，或者似乎很呆萌的喵喵。

漢武帝只不過給法家披上了一層溫和的外衣，看著柔和，可是呢？魏晉的名士為何瘋癲如今日之搖滾，因為他們不能說只能清談過癮，他們大概也不相信儒家夢吧。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這不就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么？

哪個掌權者願意甘心接受？

而儒家就不同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讓臣死，那臣不死就是臣的不對。

哪個皇帝不喜歡這樣的價值觀…

換句話說，即使是現在想要一斷於法，仍然還有距離，更別說那個年代了。

這應該放歷史話題裡面～跟思想關係不大～～

謝邀。

類似的問題回答過哦。簡單的說：

1、法家是外在約束，依靠暴力實行輕罪重罰，但當這個外在約束放鬆了之後呢？！

2、法家的手段是賞罰二柄，罰是外在約束，賞就是激勵，當事業上升時期，搶來了十份，拿出三份分也是重賞，但當開拓到了能力與資源的邊界後，搶不來了，怎麼辦？！就算都分好了，又遇到挑戰了怎麼辦？割肉飼虎嗎？

所以法家所建構的組織依靠的是強悍的核心，以其精明和敏銳，籠絡了一批同樣能力強、野心大的悍將干臣，打造了一個精幹高效的狼圖騰的行動力爆表的組織。但這樣的組織需要一個前提：生存環境比較惡劣，競爭壓力大。也就是說，法家組織不能吃飽，一吃飽就麻煩了。外部競爭壓力大，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頭狼，而一旦吃飽了頭狼自己就廢了：始皇帝這麼強悍的千古一帝，當年李信伐楚二十萬沒了，他怎麼乾的？！謝王翦，而且毫不猶豫的給了六十萬，而李信竟然還能帶兵平了燕國。這胸襟這氣度。可席捲天下之後竟然搞得夜行咸陽遇盜（對比荀子入秦，真真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還被趙高來個截胡:(

頭狼自己廢了但威望在，一時半會還沒啥大問題，但頭狼之後呢？！外部壓力大，繼承人自然要擇優，但沒了外部壓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皇二代皇三代政治素質下降之快，和法家的這些餓狼一比就是白痴啊，怎麼辦？！羈絆、毒酒燒鵝、胡藍大案，不這麼都不行，否則就是王莽、曹操要加九錫啦。

關鍵的關鍵是我們是精耕農業啊，只要天下太平，一二十年就天下富足啦。所以，這是法家於中國根本無解的局啊，馬上取了天下，外部競爭壓力一去，一代人之後，皇帝的素質根本就應付不了手腕強悍、野心勃勃的法家諸臣啊。法家的動力來自頭狼的領導，頭狼廢了，整個組織就立刻沒了動力，沒了動力就會迅速將權力轉換為利益，懲罰手段也就失效了。

中國的歷史已經證明了，法家有效是在競爭壓力大的時候，是在天下逐鹿的時候，而一旦天下一統，則法家的動力就沒了，失去了動力，依靠的就是懲罰，但懲罰需要有效監督，需要獨裁的皇權有足夠的精明來維繫政治平衡，而中國的宗法制度恰恰做不到這一點

治世的話還是要用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