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摺》是否真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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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摺》的當事人之一——重光葵在二戰之後對此文件的表態很曖昧，沒有完全肯定，也沒有完全否定。

來，不說立場，不說角度，也不說我覺得，僅僅學術的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田中奏摺》，日文稱《田中上奏文》，對於其真偽的爭議，自文件中文譯本發表於《時事月報》1929年12月刊之時起，便從未停止。時任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有田八郎認為，上奏只能經由內大臣而非文件中所稱宮內大臣；文件中聲稱先帝密詔山縣，妥議九國公約之事，而實際上山縣有朋當時已經去世；此外，文件中提到田中義一於歐美旅行之時遭中國人攻擊，但事實是，田中是在上海受到朝鮮人攻擊。日本政府也正式聲稱該文件為偽造，並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抗議。1930年4月12日發行的國民黨政府機關報《中央日報》也正式發文稱，《田中奏摺》為錯誤報道。[1]

《田中奏摺》的真偽之爭再一次引發世人關注是在日本戰敗後的東京審判時期。時任中華民國國防部副部長的秦德純認為《田中奏摺》是真實存在，認為「無論《田中奏摺》真實與否，日本之後的實際行動都在事實上證明了田中義一作為一個預言者的存在」[2]。雖然《田中奏摺》並未作為證據在東京審判時被採用。但是，秦德純以事實倒推文件為真的思路卻成了《田中奏摺》實在論者的主要論證手段之一。

上世紀60-70年代，日本學者相繼撰文，指出《田中奏摺》為偽作，主要有稻生典太郎的「奉天遼寧國民外交會」日本通「偽造」說，高倉徹一的中共「偽造」說，秦郁彥的王家禎、蔡智堪「偽造」說。對此，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沈予先生撰文，提出了一個新的論證方法。首先，沈予研究了田中奏摺的來歷問題。他認為，日本參謀本部鈴木貞一與外務省次官森恪、駐日本總領事吉田茂以及駐紐約總領事齋藤博等人撰寫的《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是田中奏摺的「原件」。其次，沈予又研究了東方會議是否制訂過將滿蒙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積極根本政策。對此，沈予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證，其一，是東方會議組織者森恪的政治主張一向堅持滿蒙分離政策。鈴木貞一與吉田茂等人的政治主張也一向如此。《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正是幾人政治見解的反應。而田中義一的政見與森恪等人完全一致。其二，是東方會議提出的《對華政策綱領》與《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基本點事一致的。其三則與秦德純提出的論證方法一致，認為田中義一的對華政策完全是按照《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推進的。[3]

沈予先生沒有將秦德純提出的，有濃厚循環論證意味的論證方法作為主要的證明手段，而是從田中奏摺的來源與東方會議的議題著手，為《田中奏摺》真偽研究開闢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但是，且不論作為政論性的《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與國策意義的《田中奏摺》性質上雲泥的差別，僅就東方會議議題本身，俞辛焞在通過對美國國會圖書館複製的《日本外務省檔案》有關東方會議的記錄和《東方會議經過報告》以及會議分發的文件進行研究之後，認為東方會議所討論或決定的問題，主要是圍繞新興軍閥蔣介石取代舊軍閥並即將統一包括東三省在內的中國的新形勢所產生的新問題。「至於《田中奏摺》中所稱，侵吞中國、征服亞洲、稱霸世界等全球性戰略問題，據現有史料考釋，東方會議沒有涉及到」[4]。

王連捷對此也持同樣的觀念。他在文章中引述河本大作的口供稱「田中義一奏摺與東方會議沒有關係，主要是為解決滿蒙問題時提出的。」同時，王連捷先生又採納了沈予先生的觀點，認為東方會議的《對華政策綱領》同《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及後來被披露的《田中奏摺》是一脈相通的。[5]但是，與沈予先生一樣，王連捷先生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對華政策綱領》、《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與《田中奏摺》在思想一致性之外，更為關鍵的存在在討論、撰寫、形成、提交等環節上的彼此聯繫。而缺乏這種聯繫，《田中奏摺》作為文件則無法為人信服。缺乏這種聯繫，日本政界存在侵華思想與存在《田中奏摺》這兩個命題又將陷入循環論證的窠臼。

很多學者也注意到了，論證《田中奏摺》的真偽，最直接的證據莫過於《田中奏摺》內容本身以及當事者的陳述。事實上，拋開邏輯錯誤不論，以侵華行徑與侵華思想倒推《田中奏摺》為真的論證方法，也恰恰是出於對《田中奏摺》內容的重視。但是，非真即偽的判斷也決不允許「真實」的《田中奏摺》存在不能解釋的謬誤。對於蔡智堪的自述中存在訛誤待考等問題，沈予先生認為是記憶上的差錯或是個人習慣說法的差異，以及整理者改寫。[6]這一觀點也在許多學者談及《田中奏摺》另一當事人王家楨的自述存在不合理「現象」時，作為一種解釋途徑。但是，認為《田中奏摺》為真實存在的學者，卻無法以抄寫錯誤或整理改寫來解釋田中奏摺中大量用語及事實性錯誤。

日本學者稻生典太郎《田中奏摺》中的各種錯誤進行了歸納，除前述有田八郎所指出的之外，稻生典太郎還指出，《田中奏摺》中稱「關東都督福島將軍的千金是蒙古王族的顧問」，而事實上，福島的女兒當年只有十五歲，尚在華族學校讀書，在那之後也從未去過蒙古；《田中奏摺》中提到所謂「福岡師團」，而事實上卻並無此師團。在此之外，其他學者也提到，《田中奏摺》中還存在著許多對田中本人經歷描述的錯誤。除了弄錯了田中遭襲的地點和襲擊者，《田中奏摺》中還稱原敬內閣是在田中義一于海外旅行途中倒台的，事實上這卻是在田中歸國後發生的事情。此外，《田中奏摺》中還存在著大量時間事件等錯誤，如《田中奏摺》中有「本年度國際工業電氣大會在東京召開」語，而事實上在《田中奏摺》出爐的當年，也就是1927年（昭和二年）並無此大會召開。相反，在《田中奏摺》曝光之前，1929年（昭和四年），「國際動力會議」確是在日本召開的。[7]

對於此，反駁了稻生典太郎《田中奏摺》偽造說的沈予先生，卻並未對稻生典太郎指出《田中奏摺》存在大量錯誤做出合理的解釋。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也沒有學者能夠對此提出合理的解釋，事實上，倘若這些錯誤得不到解釋，質疑《田中奏摺》真偽的聲音將很難消失。

王希亮在2010年8月的《中國社會科學報》撰文指出，「在中日學者之間圍繞《田中奏摺》的爭議，其實質已不局限於辨明它的真偽，而是直接關聯到日本侵略戰爭的認識觀問題，以及戰後以來迄今，日本歷史認識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根本原因或責任所在。」[8]這一觀點在涉及《田中奏摺》的相關研究中屢見不鮮。於興衛也認為「日本方面極力否認《田中奏摺》的存在，就是為了替自己作辯解。歷史已有力證明了日本侵略者試圖征服中國、稱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沒有過《田中奏摺》，也不能改寫日本軍國主義在歷史上犯下的罪惡。」[9]

確如於興衛所言，沒有《田中奏摺》，並不能改寫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罪惡。但是，歷史研究有其內在的邏輯，有其天然的使命。對於無限趨向事實的真相的追求是歷史研究的立身之本。如果「無論真偽」，「無論有無」的論調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前提，那麼一切歷史研究都將失去意義。事實足夠有力，就無需「動用」謊言。研究《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並不是要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尋求翻案，更不是出於解構歷史，虛無歷史的目的，恰恰相反，這正是還原歷史，尊重歷史的應有之義。

[1] 産経新聞「第３部　プロパガンダ戦爭（３）「田中上奏文」の悪夢再び」2013.4.3

[2] 東京新聞『アジア失楽園東京裁判報告第2篇』pp.47,50

[3] 沈予: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的再探討[J],歷史研究,1995(2).

[4] 俞辛焞:東方會議真相與《田中奏摺》問題[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1)

[5] 王連捷:張學良與太平洋國際學會——兼論《田中奏摺》的真偽[J],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5)

[6] 沈予:關於《田中奏摺》抄取人蔡智堪及其自述的評價問題[J],近代史研究,1996(3).

[7] [日]稻生典太郎:圍繞《田中奏摺》的三個問題[J],日本外交史諸問題,1964:7.

[8]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9,7.

[9] 於興衛: 有關抗日戰爭幾個不容置疑的結論[J],2014(17).

一直以來都只發現奏摺的漢文版本，而不見日語原文。
曾作為「日本圖謀征服世界的證據」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提出，可是美國籍辯護律師反駁「文章的記述矛盾點多」，另外，盟軍在日本的檔案中從未發現該文件的存在。結果，有關「日本圖謀征服世界的證據」不足，沒有成立。
有日本歷史家推測，製造了田中奏摺的，就是收到奏摺文本的張學良秘書王家楨。在細節上錯漏百出。譬如：其格式——署名、行文、乃至呈遞流程——均不符合上奏天皇的固定規制，逾制、冒犯之處甚多；再如，對許多關鍵事件的描述錯得離譜：

上奏天皇只能經由內大臣，並沒有宮內大臣這條管道。
文中提到田中在歐美旅行之歸途受到中國人攻擊。→是在上海遭到朝鮮人攻擊。無弄錯自身經歷可能。
文中提到「先帝密召山縣有朋，……妥議打開（九國公約）之策」。→但山縣有朋1922年1月已死。九國公約成立於1922年2月。
文中提到中國政府建造了吉海鐵路。→上表文時間為昭和2年（1927年），中國吉海鐵路峻工是上表後兩年後的事。（吉海鐵路確實於1927年開工，1929年才峻工)
本年（昭和2年）予定於東京開辦國際工業電気大會。→當時沒有這個大會，倒是國際工業動力會議首辦於昭和4年10月。
此上奏文不符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此上奏文之用句，與日本當時的用詞大相徑庭。
內容、日期表記錯誤極多，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誤為「一木喜德」。
雖有諸國語言，卻獨獨沒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連傳述版皆無。
台灣商人偷偷潛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書房二日，抄寫翻譯而出，如同間諜小說一般離奇。而王家禎的回憶卻聲稱其是從政友會一名幹部的書記員處得到，相互矛盾，蘇聯對外情報局（SVR）更聲稱是1927年他們在首爾的特工偷的。→然而過程依然是一個謎。
重光葵曾經對中國公使要求中國政府取締市面上的田中奏摺，說不知來歷，也許是軍隊中的極端分子所寫的構想，然後被人得去假冒成政府文件。

不管田中奏摺咋說的，日本人就是按這個思路做的。

侵華戰爭直接爆發是因為關東軍尾大不掉，但是不能說日本沒有對此進行頂層設計。

田中奏摺內容除了兩個征服字眼以外，幾乎和日本人以前強迫袁世凱和張作霖的條約並沒有太大的出入，甚至危害度連袁世凱的二十一條都比不上，若沒有兩個征服煽動，田中奏摺在日本強加給我國的條約中根本就排不上個！

疑點1：上奏天皇只能經由內大臣，並沒有宮內大臣這條管道。　　

　　疑點2：文中提到田中在歐美旅行之歸途受到中國人攻擊。→是在上海遭到朝鮮人攻擊。無弄錯自身經歷可能。

　　疑點3：文中提到山縣有朋協調制定打開九國公約困境的策略。→但當時山縣有朋已死。無簽約可能。　　

　　疑點4：文中提到中國政府建造了吉海鐵路。→上表文時間為昭和2年，中國吉海鐵路竣工是上表兩年後的事。（吉海鐵路確實於1927年開工，1929年才竣工)

　　疑點5：本年（昭和2年）予定於東京開辦國際工業電気大會。→當時沒有這個大會，倒是國際工業動力會議首辦於昭和4年10月。　　

　　疑點6：此上奏文不符合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疑點7：此上奏文之用句，與日本當時的用詞大相逕庭。　　

　　疑點8：田中因為東北事件處理不當，被天皇一怒之下革職，沒有機會上奏。

　　疑點9：內容、日期表記錯誤極多，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誤為「一木喜德」。

　　疑點10：雖有諸國語言，卻獨獨沒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連傳述版皆無。

　　疑點11：台灣商人偷偷潛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書房二日，抄寫翻譯而出。→如何潛入？

疑點12：田中義一是政友會元老，歷史上與國民黨關係密切，他本人參加過日俄戰爭，屬於鮮明的反蘇親華派，首相任內不但積極反共防共，而且於1927年11月5日在日本東京親自接見過下野的蔣介石，對蔣復出給予積極支持。《田中奏摺》的主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不符合田中義一的政治理念。

疑點13：日軍已經在奏摺之前便已經部署完畢，你這奏摺還是提議，這時間觀念就對不上了。

疑點14,：田中奏摺三十年前，類似的口號便已經

時間地點人物都對不上，錯誤百出，完全可以證偽，就像中日持久戰，早在抗日戰爭之前蔣百川便已經提出來了，你能說蔣百川預測的這麼好，是不是他挑起的中日戰爭？且不說蔣百川了，便是張作霖都知道如何用土匪的游擊戰打日本人。

為什麼「田中奏摺」的真偽會引起長期不斷的爭議？

當年遠東國際審判是將此文件視為日本圖謀鯨吞世界的證據的

按照西方人的思維日本先征服朝鮮再侵略中國、東南亞再和美國英國開戰背後沒有一個宏大計劃是不可能支撐的

然而日本根本就是個腦子不太正常的國家想到打哪裡就那裡未必有西方人設想中的那種「精密設計「

或者說「我的奮鬥」的東洋山寨版

日本在二戰中的所有行為包括征服和屠殺一言以蔽之就是「獸性」

和德國人那種現代性培養下的令人膽寒的冷酷完全不同

所以說無論該奏摺是否存在都不可能像日本右翼所妄想的那樣抹去日本歷史上的罪惡

不管話是怎麼說的，但是這事這群王八蛋就是這麼乾的

理智講：沒見原件，而且勝利後也沒找到！不排除是毀掉了。咱們所說的都是手描版的，忘了是誰描的了（對不起哈！烈士，但還是致敬！）。分好幾天描好的，其中還有描錯了的字和認不清楚的字。後來就見報了，只後悔當時沒給先烈配照相機！最重要的是原件一直沒找到，怎麼說呢？要擱我，我也得毀了！

田中奏摺，以日本的角度，絕對打死不承認這奏摺之存在，因為這奏摺證明了所有戰爭行為皆屬蓄意，大幅減少日本是被迫出兵的藉口．（而很不幸的，蔣介石早就看出日本這番偷吃又怕被逮的心虛，所以當七七事變後談判破裂，蔣就在上海用挑釁方式擴大戰爭，日本在猶豫數日之後才硬著頭皮隨蔣起舞，三月亡華之說破局）．作者全文只用」創立滿洲國的「石原莞爾」反對中日交戰」，就得出該奏摺謬誤，實在牽強，石原或許當時反對中日交戰，但那只是當時，並非永遠．當時反對中日交戰的日本將領約佔半數，連日皇本人也是強力反對者，但都不表示當滿州國建設完成，國力強大之後還會反對，當時的中國固然需要時間，而日本更是需要時間．只是日本軍頭尚未脫蠻族本色，只會看自己拳頭，不懂何謂戰略．其後200萬日軍在中國陷入泥淖，在太平洋上只湊得出24萬乙級師團硬撐，有曰日本既已跟美國翻臉，就該放棄中國戰場，抽調100萬大軍全心攻佔緬甸印度，與德國隆美爾在中東會師，就等於是對美英反封鎖，勝利可期，可是當時無論德國如何要求，提供噴射機與飛彈設計藍圖為交換，日軍都捨不得中國戰場，應就是為了要依照田中奏摺的計劃逐步施行，不敢再犯七七事變之誤也．

這本奏摺的文字版，不存在，但執行版，卻是客觀存在的，就好像我們可以做攻擊日本的計劃，但是用不用，卻值得思考和商榷。美國還搞過攻擊英國和加拿大的計劃，最後，不也沒用上嗎？

這麼簡單一個問題都要爭那麼久。

涉及民族真的就沒有理智可言了么？

也有可能這個並不是奏摺，而是田中在某次內閣會議上的發言

原件你永遠看不見了，就像蔣介石下令不準抵抗得那封電報一樣。銷毀銷毀！

http://m.hexun.com/news/2015-08-06/178118225.html

《田中奏摺》，原件稱《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於1929年末經南京《時事月報》披露以來，由於原件沒有發現，其真偽問題已爭論了接近1個世紀，一直沒有定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前外交官森島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認其存在外。

60年代中葉以來，日本一些歷史學者發表文章認定《田中奏摺》是「偽物」，企圖以此否認《田中奏摺》存在的真實性。這是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相關研究很多，較為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的《田中奏摺探隱集》、高其昌的《田中奏摺失密》、高殿芳的《愛國人士王家楨——〈田中奏摺〉的歷史見證人》等等。

較為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沈予的《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的再探討》和《關於〈田中奏摺〉抄取人蔡智堪及其自述的評價問題》、穆耳的《關於〈田中奏摺〉真偽的幾個問題》、高殿芳的《關於〈田中奏摺〉的來龍去脈》等等。中國史學界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有不少學者堅持認為《田中奏摺》原始抄件來自日本，「偽造」說不能成立，但竟也有論者強調《田中奏摺》是「偽件」。

一時間，《田中奏摺》之真偽成為一樁歷史「懸案」。

對於1927年日本東方會議和田中內閣對華政策究竟應當如何評價?「《田中奏摺》偽造說」是否合乎實際?因為這一問題的研究關乎揭露日本由來已久的侵略中國及世界之野心，對於駁斥日本右翼否認侵略罪行的論調是有力的證據。我們以檔案、文獻等史料為依據，歸納學術界研究成果，就這一課題作些探討。

一、《田中奏摺》問題的由來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制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我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我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我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

該《奏章》全文計有6706字，分5大章節和1個附件，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面面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歷史上所稱的《田中奏摺》。《田中奏摺》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嘩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捲全國。

二、《田中奏摺》是東方會議的產物

《田中奏摺》是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軍國主義新擴張政策的必然產物。

20世紀20年代末，世界和遠東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打著「門戶開放」的旗號，反對日本獨佔中國，主張在華「機會均等」，夥同西方列強與日本展開了對華利益的激烈爭奪。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蓬勃興起，國共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對列強尤其是對日本在華侵略利益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在日本，1927年受到了空前金融危機的衝擊，政局動蕩不安，矛盾日益激化。政友會猛烈抨擊幣原對華政策是「軟弱外交」，迫使若木規內閣下台，以「強硬外交」自詡的長州閥首、政友會總裁、陸軍大將田中義一上台組閣。

田中於1927年4月20日上台，22日便發表施政方針，主張對內加強恐怖統治，對外擴張。他說「現在直接對日本及遠東為重大問題者，即中國事件」，聲稱「關於中國共產黨之活動……在日本對之未便全然漠不關心」，發出了干涉中國內政、擴大對華侵略的戰爭叫囂。5月，田中內閣決定出兵山東，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6月27日-7月7日，為了統一議定新的侵華方針政策，田中在東京親自主持召開了有文武百官參加的東方會議。

會議結束後，田中義一將會議討論議定的方針政策擬制了一份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於7月25日請宮內大臣一木喜德代呈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

《田中奏摺》的否認者首先否認《田中奏摺》與東方會議有直接關係，說什麼「這次會議和社會上所宣傳的不同，它並沒有越出駐外使節和政府進行事務聯絡、溝通思想的範圍」，就是在滿洲問題上也只是「重申了幣原多年來制定的舊政策」，「並沒有包含什麼日本政策上有啟示性的新方針」。這無疑是欺人之談，目的是為田中的侵略政策開脫罪責。不過，這種欺人之談是掩蓋不住真相的。

當時，會議的策劃者早有準備，極力掩蓋會議內幕，嚴密封鎖會議消息，不僅對會議內容絕對保密，就連會議日程也秘而不宣。當時中國報紙刊載的東京特約通訊說:「會議的中心問題約為"侵略滿蒙"及"長江投資"二者，其具體議案皆付保密，不易得知。」會後，「關於各項問題尚有小委員會繼續討論」，內幕包得更密。會議的重要策劃者森恪也承認:為了怕把會議的內幕「露骨地……說出來會遇到麻煩，所以才給它包上了一層東方會議的糖衣」。那麼，「糖衣」內到底包著什麼露骨的內幕?它為什麼會引起麻煩?它會引起什麼樣的麻煩?

山浦貫一著《森恪》一書有這樣的記載:會議期間，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曾問田中，說「把這一方針付諸行動……將會因此而引起世界大戰」怎麼辦?「麻煩」如此之大，這就說明會議內幕絕不止於「侵略滿蒙」和「長江投資」問題。

據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已可足以證明，會議內容涉及日本全面對華政策，滿蒙問題只是其中議題之一。

首先，田中在開幕詞中說:此次會議，意在「徵詢諸君對於中國時局之報告與意見，以作政府之參考。同時關於政府之運用政策，亦望得諸君之諒解而實行統一徹底之政策」。請問：所謂的「統一徹底之政策」，不就是全面侵華政策嗎?

其次，會議期間，日本外務省發了《東方會議出席者名單》、《東方會議日程表》（密）、《支那政治情況概觀》（1927年6月25日，密）、《田中總裁1927年4月16日在政友會臨時大會和6月12日該會關東大會上的講話》、《四月二十二日田中就職聲明》、《關於滿蒙政治形勢的安定及解決懸案問題》（絕密）、《救濟長江流域僑民問題》、《發展對華經濟政策》（絕密）、《出兵山東的反響》、《日本在華投資、貸款、貿易額概況表》和7月7日田中的《對華政策綱領》訓示等文件，參謀本部發了《派往中國各軍一覽表》（密）等4個文件，關東廳發了《南滿洲附屬地地方行政統一案》（密）等文件。上述文件的內容也不限於「滿蒙」問題。

再次，《田中義一傳記》和美國國會圖書館複製的《日本外務省檔案（縮微膠捲）》所載之會議日程內容如下:第一天上午，田中致開幕詞；第三天上午駐上海總領事矢田向大會作了《以南京政府為中心的中國政治形勢》的報告，下午駐漢口總領事高尾作了《武漢政府的組織情況及四月三日漢口騷亂事件前後》的報告，駐奉天總領事吉田作了關於《東三省的形勢》的報告，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松井就中國的形勢及意見發表了講話

6月30日上午，關東軍司令官武藤、海軍省軍務局局長左近司、關東廳長官兒玉、駐華公使芳澤等分別作了《從軍事上看到的滿蒙政策交通經濟關係及滿蒙資源》、《海軍對這次中國動亂所採取的措施》、《對滿鐵沿線、關東州租界地行政的意見》、《對中國一般的形勢、特別是對中國南北雙方勢力對立的近期預測》等專題報告;7月1日，除了研究滿蒙問題，下午還審議了長江一帶的「復興」及救濟撤回之僑民和政策;7月2日上午，繼續就日本在長江一帶的「經濟復興」問題進行了審議；7月4日上午，研究了關於對華投資問題和關於修改《日中通商條約》及違反現行條約問題;7月7日下午，亞洲局局長木村報告了會議經過，田中作了關於《對華政策綱領》的訓示，關東廳長官兒玉致了答謝詞。這些內容顯然涉及日本全面對華政策問題，但不能一一分析。

單就照例包了一層「糖衣」的《對華政策綱領》來說，也是一個露骨的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踐踏國際公認準則的全面侵華文件。

該《綱領》第五條說:「最近，乘中國政局不穩之機，不逞之徒往往蠢動，擾亂治安，有發生不幸國際事件之虞。帝國政府雖然希望中國政府予以取締……對這些不澤之徒進行鎮壓和維持秩序。但當我帝國在中國之權益及日僑之生命財產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時，將斷然採取自衛措施，以維護之。」對於中國「掀起排日與抵制日貨」，亦「將進而採取維護權益的之適當措施」。

該《綱領》第六條說:「關於滿蒙、特別是東三省，由於在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我國不僅要予以特殊的考慮，而且要使該地……成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的地方，對此，作為接壤鄰邦之我國，不能不負有特殊的責任。」

該《綱領》第七條稱:「對於尊重我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並能認真探討穩定該地政局辦法之東三省實力派，帝國政府應予以適當的支持。」

該《綱領》第八條稱:「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治安很亂，我國在該地之特殊地位與權益有受侵害之虞時，不問來自何方，均將予以防護。」對此，「應當有不失時機地採取適當措施的思想準備」。

以上內容顯然越出了「滿蒙」範圍，而涉及全面侵華問題。

然而，以上材料遠不是會議內容的全部。第一，以上材料找不到類似武藤問田中的關於會「引起世界大戰」的內容。

這一涉及日本對外擴張總戰略問題，顯系東方會議內幕中的內幕，只能在「小委員會」或更核心的少數人中秘密討論。

第二，據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的《日本外務省檔（縮微膠捲）》和後來出版的《田中義一傳記》等材料披露的東方會議日程看，裡邊大有文章。6月27日-7月7日，首尾總共11天的會議，倒有4個整天和3個半天沒有記錄。難道這五天半（占會議總時間的一半）都「休會」不成?這顯然是無法相信的鬼話。

另外，《田中義一傳記》載:第一次會只開了45分鐘，短得令人不好理解。是會議無所議事，安排得這樣松閑嗎?不可能。由第二次會議摘要看，「6月29日上午11時23分至下午1時半，由於田中首相參謁天皇，會議暫停」。本來中午照例應是休息時間，沒有會議，為什麼還要「暫停」呢?只能說會議安排得極為緊張。

這一松一緊的時間記錄說明了一個問題:會議日程是緊張的，前後之所以出現那麼多天空白時間，是因為有些絕密會議不宜列入公開日程和進行公開記錄的。這次會議明顯策劃於密室的活動內容自然不易得知，就是會後田中「與各位另行商議」的「有關我國對華政策的實施的具體辦法」至今也還是個謎。

但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實施的具體辦法」後來終於付諸實施，那麼以十幾年的日本侵華和侵略亞太地區的罪惡的戰爭就是東方會議的可靠謎底。

既然其後日本對外擴張戰爭又是以《田中奏摺》為「教科書」的，因此完全可以斷言，《田中奏摺》就是東方會議的概括和真實記錄。

三、《田中奏摺》出自田中之手

否認《田中奏摺》的日本某些人士如松岡洋右狡辯說:「所謂田中奏摺者，決非在日本所製造……決非真品。」（1932年11月23日在國際聯盟行政院會議上的演講）「此項奏摺的起源，據稱系居住在北京的某國人（故意隱其國籍）所偽造。」但是，其又自相矛盾地說:「這個奏摺大概是某日本人所作。」（《活躍的滿蒙》）有的人如稻生典太郎甚至反誣說中國歪曲了東方會議的性質，詭稱《田中奏摺》是中國「捏造的排日文書」，一口咬定「田中的對華政策同"上奏文"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環繞（田小奏摺）的三個問題》）。這真是奇談怪論！

既然《田中奏摺》是「某國人」或「中國人」或「某日人」「偽造」的，那麼田中的「上奏文」又叫什麼?如果田中的「上奏文」即《田中奏摺》，那麼它同田中的對華政策又怎會「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呢?

文如其人。政策一定符合制訂者的思想。對照一下田中對華政策和其奏摺的內容就不難發現，《田中奏摺》只能出自田中之手。

田中以「強硬外交」自詡，並一貫主張「對華積極政策」。他上台後發布的「施政方針」及其侵華政策的實施、召開東方會議的目的和閉幕時之「訓示」詞，都無可置疑地說明了這一點。尤其是他給宮內大臣一木喜德的《請代奏明對滿蒙積極政策函》說得更加明顯。

他說:「歐戰而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及經濟，皆受莫大(博客,微博)不安。推其原因，無不因我對滿蒙之特權，及確得之實利，不能發揮所致……然臣拜受大命之時，特賜對中國及滿蒙之行動須堅保我國權利，以謀進展之機會。」「然臣自在野時主張對滿蒙積極政策，極力欲使其實現，故為東方打開新局面，造就我國新大陸，而期頒布昭和新政。計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間招集滿蒙關係之文武百官開東方會議，對於滿蒙積極政策已經議定。」

這裡田中不僅表明了對華擴張的野心，而且自供了《田中奏摺》的基本內容是和自己的對華政策完全一致的。

《田中奏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提出了以滿蒙為擴張基地的新大陸政策的戰略總綱和實施這一綱領的具體步驟:「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中國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之危險。」「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中國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國之利源。

以中國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第一期征服中國台灣，第二期滅亡朝鮮，「現皆實現」。「尚未完成」的是:分割滿蒙，進而滅亡中國，征服世界。

第二，為實施「滿蒙積極政策」歪曲歷史，捏造「滿蒙非中國領土」論。田中認為：捏造歷史為擴張之必需，然亦非易事。因為「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布告明認滿蒙為中國領土。又華盛頓會議時，《九國公約》亦認滿蒙為中國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為中國主權。因此二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所以「我國此後有機會時」，必須向世界闡明「滿蒙者，依歷史非中國之領土」，實施「滿蒙積極政策」須「以二十一條為基礎，勇往邁進」，全面攫取一切特權，並「保持我永久實享之」，「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古，以成新大陸」。

第三，估計了實施「滿蒙積極政策」的障礙。「最可恐怕者，則中國人民日就覺醒」以及「將來中國統一」。還有美蘇干涉。日本「欲以鐵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國之亞美利加，必受中國以夷制夷煽動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將來欲制中國，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又，「最近將來在北滿地方必與赤俄衝突」。為此，日本以美、蘇為假想敵國，要加強對滿蒙的掠奪，加速「以軍事為目的」的戰略準備。

由此看來，這個文件雖然是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政策的必然延續和發展，是在新歷史條件下擬制的新大陸政策，然而在當時的日本卻只能出自田中之手，他人難以製造，別國人更捏造不出來。

四、《田中奏摺》是否認不了的

《田中奏摺》過於露骨地表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野心。它的出乎意外地被披露，使日本軍國主義當權人物大為恐慌，紛紛跳出來辯解，一口咬定「未曾見到過這樣的文書」。直到近些年，還有人罔顧事實，或一如既往，矢口否認；或抓住抄錄和翻譯當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技術性錯誤，大作文章，進行狡辯，堅持說什麼《田中奏摺》「是一份虛構的東西」。

但是，我們說，《田中奏摺》是否認不了的。一切狡辯都是徒勞的。

首先，事實勝於雄辯。《田中奏摺》作為行動綱領，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其為「教科書」進行了一系列侵略行動。例如：1928年出於分裂中國，阻止蔣介石北伐之目的，再次出兵山東，製造屠殺中國軍民數千人的濟南慘案，並直言不諱地揚言「以此向中外顯揚皇軍威信，並為在整個中國發展國運奠定基礎」；為吞併東北，製造皇姑屯事件，殺害了張作霖；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侵佔我東北;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和淞滬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又發動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爭，把戰火燃遍了亞太地區。用《田中義一傳記》編者的話說，這一切都與「這份文件（指《田中奏摺》）的內容合拍」。難道這能是偶然的巧合嗎?

另一個事實，那就是《田中奏摺》本身的披露。這一點，中國有人證物證。兩個當事人:一個是抄送者蔡智堪，一個是接受、翻譯和印發《田中奏摺》的王家楨。

蔡智堪祖籍為中國台灣，出生於日本，加入日籍，在日本擁有巨額財產，並與上層人物交往甚密。但是，他不忘祖國，熱愛祖國，渴望中日和平。他利用經常到東北經商之便，「多年以來，經常把所知日本內幕政情」通過王家楨「純義務地供給張學良將軍」。

蔡智堪回憶：東方會議後，田中密奏即有所風聞。1928年4月的一個星期天，蔡在私寓宴請中野正剛等人，「下女送上瀋陽寄來小包郵件，打開一看，乃系大餅（點心）一枚」。「席散後剖餅視之，得王家楨手書……雲:"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入手。"蔡於是決計「運用國民外交技術，利用民政黨和政友會的矛盾」，取得這一文件。前內務大臣、民政黨顧問床次竹二郎表示:可以協助蔡「利用這個機會以謀取田中奏章」。

同時，日本維護天皇萬世一系皇權的元老派及其同盟者也反對田中「武力外交」，「認為田中吞併滿蒙政策終將激起軍人革命，危及天皇萬世一系，正急於破壞田中政策」，於是與民政黨合作，共同倒閣。經過數次聯絡，蔡智堪終於得到反對田中政策的內大臣、宮中輔弼天皇的首席政治顧問牧野伸顯的支持。

蔡還回憶說:「民國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個夜間十一點五十分，我攜帶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大小型三四十張，綠色綉線數團，銀錐三支，大小針一包，扮作一個補冊工人……」經「紅葉山下御門入門後，距皇室書庫約走五六分鐘。我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點五十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內閣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繕而成，共六七十張，奏簽"田中首相奏章"。

我將碳酸紙裝鋪原件上，用鉛筆以描出。所用的碳酸紙系民政黨總裁專用的薄質原紙。」「費時兩夜」抄完。

王家楨當時任張學良「東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書主任，襄助張「辦理對日外交事宜」，著力收集日本政情資料。王家楨回憶：「這年年尾前後，我們的駐東京辦事人（蔡智堪——引者）……分批給我寄來一些文件。」這「就是由政友會新選出來的總裁田中義一大將在大連（系"東京"之誤--引者）召開東方會議的一部分會議秘密記錄，經整理後以奏摺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給它起名為《田中奏摺》」。

29年春譯出後「面呈張學良」。「因為是極密文件，特在官銀錢號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紙六開大本裝訂，共印二百本，發給在東北範圍內簡任級有實職的人員每人一本，送給南京國民政府四本。」王后來又說:中譯本共發出120本，其餘80本和原抄件在九一八事變前是在他手中保存的。

1929年12月，中國的《時事月報》始把《田中奏摺》譯文披露於世。

《正視抗日戰爭》一書被中宣部列入「全國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70周年重點圖書」，由青島出版社出版發行。

這奏摺本身應該是蘇俄或者黃俄偽造的，因為

事實證明蘇俄做到了

我覺得是存在的，其存在的特性大致如下，原件在被偷運出來的過程中損毀了，然後經辦人憑記憶重寫了一遍，文本更長（不自覺的加以闡釋），有基本事實的出入，不都可以很好的解釋了么。我是認真這麼認為的，這個可能性畢竟要高於一個人穿越回去偽造了它。

諸君不是經常愛說，現實比小說更詭譎么，那麼，尊重一下歷史與邏輯的真實比這麼一丁點可憐的考據來得靠近真實更多吧？

另外，把日本近代的歷史發展歸咎於下克上的無意識盲動的部分事實來否定日本存在過一個或若干重要的戰略家做過相關的規劃和進諫，並且實際上走出了這麼一條路線是很奇怪的一種邏輯，歷史的走向只能被你這些事後諸葛亮認識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