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戴季陶所著的《日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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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關於描寫日本的書，有兩本很好，一本是世人皆知的《菊與刀》，另一本應該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日本論》。在書店看到此書，自己還未讀過，不知大家對此書有何評價？

日本、以色列、印度是我一直感興趣的三大神奇國度，自然也要通過讀書和旅遊了解她們。湊著近期難得的休閑時光，拜讀戴季陶的《日本論》，寫成無邏輯、雜感一篇。

關於戴季陶

先附上作者的小簡歷：「戴季陶（1891~1949），名傳賢，字季陶。國民黨元老，蔣介石之子蔣緯國生父。早年留學日本，其後旅居日本多年，造就了一個真正的「日本通」，其日語之地道，到了「在隔壁房間里聽不出是中國留學生」的程度，連日本人都甘拜下風。曾任孫中山的秘書，並多次陪同孫中山出訪日本，和日本各階層都有廣泛深入的接觸，熟諳日本文化，被喻為研究日本第一人。1949年，服毒自殺。」

大陸學生了解戴季陶的途徑，是大陸歷史課本中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義」（戴季陶主義_百度百科）。因其要求清走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反對勞動工人的階級鬥爭，且作為蔣介石的反共理論寫手，戴被我黨稱為國民黨反動派中的右派。而大陸學生往往不知戴季陶的另一面，他是孫中山的親信秘書、蔣介石在日本共過妻的心腹、私人關係直通日本軍政高層的日本通，他是中華民國國歌的詞作者、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是其副手，後來接任）、南京政府宣傳部長、考試院院長、中山大學校長。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後，戴季陶拒絕入台，希望留在老家四川，以於九泉下陪伴父母。2月，他對秘書說：「國軍難以據守西南，四川必為共產黨所得。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隨後自殺殉制。

《日本論》vs《菊與刀》

中國人所謂的日本四書是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戴季陶的《日本論》、蔣百里的《日本人》。四書讀了三本，《日本論》和《菊與刀》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給我思考。

美國人Benedict從學術總結的角度反映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她接受美國政府命令，在沒有到過日本的情況下，通過大量參閱書刊和電影，寫成了《菊與刀》，為美國對日政策提供參考。而戴季陶在日本留學、工作、革命多年，是徹徹底底的日本通。

兩人不同的背景也反映在兩個著作中：《菊與刀》運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不免學術和抽象，而《日本論》通過分析日本的社會真實現象、真實的對外關係事件進而上升高度；《菊與刀》更關注日本的「羞恥文化」與西方「原罪文化」的對比，而《日本論》關注日本從中國學習的各種理論如何在本土化過程中發生了變化；《菊與刀》通過「各得其所」、「報恩於萬一」、「洗刷污名」、「人情世界」、「道德困境」等章節，從宏觀角度揭示了日本人的文化傳統與社會交往性格，很多內容是傳統的中國人易於理解、甚至已經習以為常的，而《日本論》從具體的神學理論、具體軍政大佬的性格、具體的外交關係事件等微觀著手分析日本。

所以，《日本論》可貴之處在於作者微觀具體的親身感受、作為國民黨高層親身了解的日本軍隊政府高層的決策過程。這都是《菊與刀》的作者無法做到的。這也是為何《日本論》前後被7位譯者譯成7個日文版，在日本國內出版過12次，折服了日本本國專家。而對於《菊與刀》，有些日本歷史學者並不認同，認為Benedict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歷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當然，僅憑paper work即寫出《菊與刀》，通過分析在1944年得出正確的結論（日本政府會投降，但美國難以直接統治日本），也令人佩服。

中vs日：同根文化的不同發展

日本從強大的古代中國承襲了儒家文化、佛學思想、賤商的傳統文化，也學會了利用神學迷信維護封建君主的統治權威。這個民族不但善於學習，還從民族自尊的角度進行了發揮，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體系。

比如戴推崇的大儒［山鹿素行］，他學問上直承孔子，同樣維護皇家封建統治，鼓吹君權神授。但戴季陶認為山鹿素行的民族自尊心讓他創立了「日本古學派」，即只信孔孟，認為之下的曾子、朱子都不是真儒。山鹿素行的著作在方法上、理論上，沒有一點不是從中國學問得來，沒有一處不推崇孔子之道，但精神卻特意兩樣。

又如，戴季陶認為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什麼高遠的理想，也不是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特定封建制度下形成的。但日本大儒們將中國儒家的衣服巧妙穿在了武士道身上。這就是日本人學習之後的能力，於是「制度論的武士道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維新後，甚至把歐洲思想融入了武士道，形成了維新革命的精神。

再如，佛學思想，起初佛學只是日本學習中國文化的介質，後來也被日本人發展出一套自有體系。佛學而起的迷信，進一步影響日本的其他任何方面。「日本的尚武思想、軍國思想並不是由於中國思想、印度思想，純是由日本宗法深灰的神權迷信而來。」

除了前述不同的文化發展方向，中日也存在不同的革命發展道路。無論是國民黨的北伐還是共產黨的解放戰爭，都是發動工人和農民等底層民眾，自然將封建皇權革的粉碎；而日本的變革由該國獨特的武士階層發動，隨後演變成了君主立憲。

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政策

二戰前的日本的國際關係策略是由當政者結合國際形勢和日本實力，提前做出的長遠規劃。日本的蠍形政策如下：【所謂「蠍形政策」，就是如同蠍子用兩個螯和一個尾巴來對付對方一樣。日本軍部於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已經佔據了蠍尾的台灣，想以此窺伺華中、華南到東南亞。日俄戰爭以後，獲得旅順、大連，把遼東半島成為它的蠍螯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取得青島，將山東半島成為另一蠍螯。日本使用這兩螯控制渤海灣，由滿蒙而華北，次第完成其「蠍形政策」的計劃。日本採用蠍一樣的劇毒及使人憎恨的姿態，北方自陸地，以北進論的兩螯，南方則自海上，以南進論的一個尾巴來襲擊中國。】

開放初期的日本，面臨英國從南部海上的威脅，俄國從北面的進犯，閉國多年的日本不得不韜光養晦。幸運的是，日本擁有目光長遠的政治家，制定了長遠地緣政策和外交捭闔策略，先後與英國、德國結盟，獲得維新、喘息、積攢國力的機會。力量充足後，日本與俄國大戰一場，也立刻加入了侵略和瓜分中國的戰爭。所以，讓我們像成年人一樣思考：體會日本維新的艱辛不易；學習日本對外政策的長期和遠見；理解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次大戰，日本也是拼著民族的興衰、國家的存亡來的」。戴季陶沒有讓多年旅居日本的感情影響自己的對日分析，我們也應從普遍的對日仇恨中抽身靜思，將仇恨轉化為國家實力，靠實力說話。

「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國體，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國體，便是國家」。

分析日本大佬特點

桂太郎（桂太郎_百度百科）是長洲藩陸軍系代表人物，任職最長時間的首相。英日同盟、日本打贏日俄戰爭和完全吞併朝鮮三大侵略戰爭事件，都是發生在他首相任內的。戴季陶對桂太郎的欽佩之情也貫徹文章始終。

書中描述，桂太郎在當時繁雜的國際環境中確實有長遠的「舵手眼界」，他敏銳的提出俄英捭闔：【俄國這一個敵人，不是東方最大的敵人，而是最急的敵人。打敗了俄國，急是救了，以後的東方，便會變成英國的獨霸。英國的海軍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敵，而英國的經濟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項背。我在日俄未戰之先，極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日俄戰爭的結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終了。此後日本絕不能聯英，而英國更不用聯日。在太平洋上，英日兩國，完全立於敵對地位。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且儘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如果沒有一戰二戰的美國崛起，這個論斷對日本應當是具有正確指導意義的，無怪於戴季陶的推崇。

桂太郎還積極運用手段，挑撥和利用袁孫之爭。袁世凱和孫中山爭奪中國統治權時，都是拉攏日本支持的，相比而言孫對日本的拉攏和（奪權後的）許諾更為賣國。而桂太郎幾次面見孫中山，談話是掏心掏肺、鼓勵孫中山放開手乾的，［現今世界中，足以抗英而倒之者，只有我與先生與德皇三人而已］，這點戴季陶作為親歷者對桂太郎充滿感激；而同時，桂太郎也是在與袁世凱處好關係的，也通過相關條約從袁世凱政府處獲得了很多利益，這點戴季陶當時似乎是沒有認識到的。所以說來，桂太郎才是康熙諸子爭嫡時的佟家，無論老四、老八誰上位，佟家不倒。

吹捧桂太郎之後，戴季陶專門用兩篇文章的篇幅，批判當時的當權者田中義一。表面看對比桂太郎批評田中義一目光短淺，不如說戴季陶用手段激將田中，讓他採取更為貼近孫中山的對外策略。作為陸軍領袖和日本首相，田中應該有度量承受戴季陶「沒有遠見」、「化石腦袋」之類的評價。

分析日本民族性格

日本人是既尚武又抱團的。如同中國的東部沿海，日本人口稠密而資源稀少，「為生存而競爭，為競爭而互助」。互助又逐漸引申出道義、忠君、內鬥、復仇的性格體系，因互助而衍生了多種民族性格產品，如語言里恭順的敬語。

在這尚武和團結之外，日本人難能可貴的用信仰增加了人生的力量。如戴季陶在書中所說，「冷靜的理智不化為熱情的情感時，絕不生力量。」日本維新一代的大佬，多是從武士信仰獲得人生力量，從西方先進文化獲得技巧的人。

因此，從西鄉隆盛，到山縣有朋，他們身居高位，能夠將榮譽和國家命運置於個人生死之上。舉例來說，山縣有朋遠征北洋水師時，違抗東京命令貿然進攻，被困海城。東京決定罷免山縣第一軍司令官的職務，但是擔心如果公開罷職，山縣勢必會為了保存武人顏面而剖腹自裁，於是明治天皇以「回國養病」名義親自寫了召回詔書騙山縣回國。臨行前，山縣他給桂太郎等師團長寫下了如下的詩句：［馬革裹屍無所期，出師未半豈空回？無奈天子召何急，臨別陣前淚滿衣！］

現在這個崇尚金錢、充滿背棄的時代應當很難想像，對這樣手握重兵在外、大戰決策失誤的將軍，明治天皇會因怕其自殺求仁，親自手書為其尋找體面回國的理由。不禁對比聯想起我黨革命初期的領袖和現在的官僚。革命時期，領袖們雖身居高位，仍然有令敵人恐懼的信仰，這種信仰可以打破物、欲的誘惑。

結語：

《日本論》在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等多個章節，利用一切文章主題滲透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表達對總理的崇敬之情。戴季陶的一生也如三民主義思想的「功狗」。

「創造時代的領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做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不是輕易得來的，並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時期當中，這一種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後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

而寫成這樣的書評，既暴露了我的無邏輯性，也暴露了我對日本的某些佩服之情，倒也不在乎會被看客大罵。我對日本最初的感情，細想起來，是從自己傳統家庭傳承的、貫穿多年的仇恨。但大學以來，通過查詢網路信息、接觸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學習經典日本著作，似乎感情里騰出了一些仇恨的空間給佩服。想儘快親身去日本看一看，帶著我現在又恨又佩服的感情去。

看完這本書，上網搜索，見知乎上有此問題，那就貼一下我的讀後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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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留學日本四年，日文甚佳，曾隨孫中山訪日，與日本政界交涉往來，溝通高層，對日本國情、國民性格和政治得失頗有心得。由此基礎，成《日本論》這一小冊子，照他自己的說法，「完全是心平氣和的研究，決沒有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1]；依後人的評說，作者「憑著對日本文化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見識，刪繁就簡，直取日本文化神韻」[2]，可謂受多方讚歎。

《日本論》一書，顧書名思義，是一本論集，觀其目錄，有大體側重之領域，如神權皇權、國體政事、國民性等，但各篇章之間並無嚴密邏輯，甚至單獨題目之下也有信筆寫就之感，揮灑暢快；全書短小精悍，字裡行間迸裂出深刻的見解，令人印象深刻，趣味盎然。不似《日本文化通史》那樣的學術著作，洋洋洒洒近五十萬字，以時間為線、文化為軸，平鋪直敘歷史名詞與故事，艱澀無味，容易讓一般讀者領略不到精髓。

雖然戴季陶自認為「心平氣和」，但其實已形成的思維習慣並不完全受自己所控，文本內主張明確，感情充沛，只是相較那時「自大」的觀念，的確是深入客觀了許多。「我們現在所最需要知道的，不是他的好壞，而是他是什麼。」[3]本著這樣的出發點，也夾雜著對祖國的殷殷期望和對三民主義的滿腔熱忱，儘力平和地敘述日本。開篇的《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之必要》表明研究原因與目的，感嘆日本研究中國次數之多、程度之深，然而中國卻一味反日，不肯做研究功夫；這幾乎成了後來中國所有研究日本的論文或書籍的導言必提的話頭，當前學術界理應有一些相關研究成果了，只是戴季陶當年的識見，還在啟發著後人做研究所必要寫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緊接著，作者從神權迷信追溯日本國體的形成，從神道與佛教關係的變化看宗教之於政治的關係與地位，看受中國與古印度文化影響的日本，如何逐漸造出自己的文化，分析日本封建制度下具有日本特色的武士道與社會各階級。而後從封建時代過渡到明治維新，解析明治維新成功的要素，點破維新之後各種勢力、政黨、現代統治階級的來路。彷彿人物小傳似的，以政治主張為主要內容，詳細介紹了幾位日本政壇的「領軍人物」。也涉及到地緣政治，分析日本的南進北進政策。從中可見一位高層政客卓識的眼光與對日本政事的瞭然。最後，呼應文本初始的日本形成的歷史淵源，從真實的信仰、好美和尚武平和的良性生活這三個方面，再次著重論述了日本的國民性。

其實，看了一本書，即使大致概述了文本內容，列出一個完整的體系來，也不過是初步而簡單的工作。真的引發思考，不在於總結全文。也許能夠引起共鳴或疑問的，不過是兩三個觀點；真正引為真知灼見的，不過是幾句話。一本書，對於一個讀者而言，大部分都是無用之信息，藉以承載極少的有趣的內涵。任何一個普通的讀者，都不可能背誦全本，而是記取或叩問令自己精神為之震顫處。

讀《日本論》亦是如此。開篇，即令我想到至今仍不乏懷抱「實利主義」或是「自大思想」的人，認為日本傳統文化就是古代中國文化的真子集。但，從本質上而言，關於國家社會的內里思想，早在受中國文化影響之前的遠古神話中就能找到端倪，很多「都從神教的信仰產生出來」[4]。貫穿並影響日本國家社會發展的「神選民族」、「崇敬祖宗」、「男性崇拜」和尚武等思想，「純是由日本宗法社會的神權迷信來的」[5]。也許在文化與世俗生活上，在日本，會有「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6]的感覺，但為了適應本土社會生活的要求，日本吸收外國文化之後，早已經過變易，產生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品格。內藤湖南在《何謂日本文化》中就此已有很清楚的論述，借用他的比喻，可以看清日本文化的形成與中國文化的淵源，「如同製作豆腐，在豆子磨成的豆漿中已經有了變為豆腐的素質，但沒有可以使其凝固的外力，而中國文化就如同鹽滷可以使其凝固從而成為豆腐。」[7]筆者從不認為日本文化就是中國文化或是中國文化與印度、西洋文化交合的固體，「文化是以國民整體的知識、道德、興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8]，既不會原封不動的接受，也不會在時間的洪流里始終亘古不變，就連今日的中國文化亦非全然的古老中國的樣子，何論日本。

論及日本之獨特處，勢必要提及武士階級與武士精神。戴季陶追溯了武士階級和武士道的形成與本質。以歷史的觀點來看，「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9]這一說法並沒有什麼獨特之處，周作人也曾在《游日本雜感》中提到，「武士的行為，無論在小說戲劇里如何壯烈，如何華麗，總掩不住這一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10]作為一個政客，戴季陶進一步著眼於社會關係上，武士階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認為武士是社會變革的原動力，如黃福慶所總結的，「武士一方面肩荷了日本民族統一的發展能力的責任，一方面也是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11]而從武士階級的精神發展出的「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種「奴道」，只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12]作者思想的深度也隨著對武士道的挖掘而顯得愈發深邃。作為武士道的精華，「仇討」和「切腹」本質上只是為了保存家系，對此的讚歌只是「民族的自畫自贊」，但在這些思想傳統里，可以看出日本尚武思想軍國主義的隱線，由此可以解答為什麼近代德國的軍國主義政治哲學備受日本人歡迎。正是有這些因緣，「我們看得到日本人的風氣，和中國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沒有中國晉朝人清談而不負責，和六朝人軟弱頹喪的墮落毛病。連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當中，都含著不少的殺伐氣。」[13]這也是我對於日本民族始終無法親近、甚至感到畏懼的一點，倒不是因為曾經中日戰爭的仇恨或是愛國主義的情懷，是日本民族骨子裡所蘊含的「殺伐氣」。從國民個體的日常生活而言，有禮有節，平和疏離；從日本的文藝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們敢於捕捉和審視靈魂的陰暗面，令人欽佩，也引人深思。也許現在有人會疑惑，為什麼看起來彬彬有禮的日本人當年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做出殘害人類的行為來。私以為「種族保存」、民族自贊、尚武的文化基因，早就滲入了每一個個體的血脈。一旦擴張的慾望被激發，死亡的熱血被點燃，這個在狹小島嶼上生活的民族，就容易順著得意，開始「由終極向中心反向發展的運動」[14]。這麼說並不是仇日，只是覺得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即使是今天的日本人，依然會選擇當初所走的路，這當然與平和條件下良性生活的日本國民個體無關。自我是在與他人的交互中形成的，也會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塑造，這無可避免。中國也有許多的劣根性，但我不將清談或頹喪當做墮落的毛病。日本式的精於細節、一絲不苟的表面做派，與飲酒後天地顛倒、神志不清的放肆情形，反倒更讓我覺得不適。當然，從另一個方面看，日本人的自信心、向上心和細心，也的確值得我們學習。

提到日本的國民性，就生活態度而言，多數中國人是欣賞其愛草木自然、淡薄瀟洒的，但也多止步於此。周作人認為日本的國民性並非忠君，忠君思想是從中國傳去的，「日本國民性的優點據我看來是在反對的方向，即是富於人情。」[15]但他也明了，現代日本，令人憎惡的產生許多悲劇的無限制的忠孝思想與有情的人生觀，平均存在。這亦不失為一種耐人尋味的見地。周作人作為一個文人，一聽「海賊」都要感嘆到：「這是一個多麼美而浪漫的名詞！」[16]我欣賞他浪漫的態度，我喜歡他澀味與簡單味並存的散文，但是我若遇見了海賊，決不會有這麼美妙的感嘆了。所以，我不得不懷疑他以浪漫的感性著重感受到了日本的「富於人情」。在國民性研究方面，文人總容易偏向浪漫，而少了理性的節制與分析，如李兆中所言，「文人才子看日本，比較感性，雖然敏銳，卻容易受性情與趣味的左右，變成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政客看日本，比較現實，雖然務實，又容易將複雜的問題功利化、簡單化。」[17]戴季陶真正具備二者之長，他特殊的政治身份與知識結構使其文鞭辟入裡，引人深思。胡漢民認為「批評一國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性難。」[18]戴季陶在追溯日本國體的形成時，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民族性格。在最後三章里，他著重解析了日本信仰的真實性，即非中國的迷信似的求神拜佛，而是一種絕對的永久的「精神的常住觀」，純粹的信仰，因此日本人對自殺的觀念與其他民族不同，他們的自殺里含有一種積極意義，是由信仰所生的力量。戴季陶也受此感召呼籲統一思想，建設一支「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的軍隊」[19]。除了信仰力，國家的進步還須培養民族的審美，好美才能促進文明進步，豐富生活情趣。至於其餘一些與現在相差無幾的觀點，就不再贅述了。

自殺，戴季陶認為原因無非兩個，要麼懦弱得不敢生存，要麼是由於信仰的積極意義。我倒覺得「自殺」是一個複雜而惱人的話題，有視其為社會問題的，也有視其為哲學問題的。總之，這是一個一旦思考之後，會有一種精神叛逆，想要進行一場精神自殺的問題。加繆曾說，「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等於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20]人生值得活嗎？人生又非得要有什麼高於生活本身的意義嗎？如此思考下去，倒並不覺得自殺是懦弱或是為了信仰，每一個人的心理機制都不同，誰也不能從顯而易見的原因中推測出某個具體的人自殺的根本或主要原因。從國民性而言，日本人在生死方面，可能由於歷經太多天災，以及文化上對「死」賦予了崇高的純潔感，反倒不畏懼這個話題甚至欣然赴死。

看完這本書，與看任一本書同，想要看清作者本意，都必須要注意到版本的問題。我沒有調查過這本書究竟有多少個版本，我最初看的是九州出版2005年版，在《出版前言》里就明確指出哪些思想是「國民黨右派勢力抬頭的標誌」，哪些是「我們要加以批判的」，書中也不時標註出這是「戴季陶主義」的流露，敬告讀者要保持清醒的認識。這本書在中國被認為是了解日本四書之一，雖然部分論述時局政策、政治人物的篇章，由於我自身知識結構和知識體量的限制，頗感無聊，個別篇章與「日本」關係不大，只是作為引子抒發自己的政治觀點，有些段落甚至有喊口號的感覺，但作為一本精悍的論集，我覺得他的見解有趣，思想切中要害，能引發我的共鳴。每每看到編輯加註的話就覺得實在可笑，擺了桌菜給客人吃，卻又要手把手教人夾菜、告訴人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

又觀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也有加註，注起到補充信息、表明政治立場的作用；刪去了「國民黨元老」、右派胡漢民作的《序》，換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兆中寫的《導讀》，其中不僅指明了戴的反動性質，還說到他的風流韻事，「沉迷於情慾世界」，「戴季陶未老先衰，陷於不可自拔的精神危機，與留日時的生活有很大關係」[21]。李自有其學術貢獻，但給一本嚴肅的人文社科著作寫導讀，扯些「八卦」，讓人覺得現在的專家研究的著眼點真是無聊。大概是先入為主，覺得胡漢民的《序》更好，作為知交他懂戴季陶，作為當時政客，他也懂得文本的深刻性，對作品有整體的把握與分析。另外，光明日報版在最後還加了一篇附錄，黃福慶的《論中國人的日本觀》。

又借來民智書局民國十七年的初版，豎排繁體，那時可能新文學尚不成熟，白話文文體的變革也還未完成，標點符號的使用自然與現在多有不同。裡頭多頓號與句號，想來是作「句讀」用，也有現代的感嘆號省略號冒號之類的了。沒有逗號，細讀後來版本，覺得標點符號有的用得莫明其妙，句號的出現有時太突然。大概編輯出版時，重新編排標點，沒有在意這種令人覺得勉強的地方。

對比來看，九州出版社的版本還是比較尊重原著的。照左派藝術家的觀點，一切藝術都是宣傳。若不支持這一個主張，就是在支持其他某一個。由於戴季陶的政治身份，他的書印出來給人看，總是要加上點在此時此地應當宣傳的東西才能夠的。彌爾頓《論出版自由》三百多年過去了，歷史卻是相似的循環，作古了的人早就該隨著肉體消弭在了歷史塵埃中的話，還能在現實社會裡找到映射。書籍可能好壞夾雜，但人有理性去分辨，並且能通過辨析提升自己。如果只是記住別人分辯好的結論，就沒有多大意義了，但所幸的是我們還能夠看到這本書的本來面目。

[1][3][4][5][9][12][13][18][19]戴季陶：《日本論》，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8、149、7、38、17、36、39、6、142頁。

[2][11][17][21]戴季陶：《日本論》，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21、8頁。

[6]周作人：《苦竹雜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頁。

[7][8][14]內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7、1、11頁。

[10]周作人：《藝術與生活》，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頁。

[15][16]周作人：《雨天的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69頁。

[20]加繆：《西西弗神話》，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

我以前看劉華先生和宋宜昌先生說的都特別好，劉華先生說風土人情必須去看一下，而不能停留在書面上。我沒有不尊重戴季陶先生，我是覺得，其實，如果有一定生活閱歷，看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其實可以對當地有些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其實很多書如果不是中學大學教材，是沒有必要讀的那麼深入，如果能結合生活閱歷和自己的親身感受，其實都是可以相互印證相互理解的，很多書，其實。。。。解釋多了，有些偏。。。。過於學究了。。。。有些甚至解釋偏了，限制偏了。很多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的理解是狹隘偏激的性格，其實。。。。菊與刀是很好的解釋出來的。。。。我是這麼理解的，他們有菊淡然蓬勃積極向上的一面，也有武士刀剛猛的一面，根本不是那種狹隘偏激的那種。。。。我看了一下簡介，戴季陶先生這本書已經解釋的很全面了。。。。很多人要不理解日本人只是彬彬有禮，待人有禮貌，謙虛，要不就是理解日本人狹隘精神變態，但是你們其實都不是很理解日本人那種蓬勃積極向上的那一面，菊與刀形容的真好。

百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社會變化似乎並不大，我是說文化習俗思維習慣。戴季陶先生雖然在日本留學時間不算長，因著涉獵廣泛，加之天資聰穎，成年後又接觸政治核心，良師益友惠顧，看問題入木三分，即使在今天看來，有關日本民族社會之綜述《日本論》似乎至今無人出其左右。

小生再讀戴先生大作，痛感以日為鑒至今意義尤甚。推薦深讀細想。

在日二十二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