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韓國避諱向中國學習的歷史,而日本卻不?

在國外留學,和日本朋友聊天,他們都很尊重古代中國文化,談到某些傳統的時候也會說是中國傳過去的,好像從來不避諱。但韓國人很少會主動說什麼是中國傳過去的,相反很喜歡宣揚自己國家獨有的文化,對向中國學習的歷史也從來不提,我想大概是整個國家教育的關係吧,比如他們的去漢字化。請問為何會有這種差別呢


因為相似度實在是太高了 高到尷尬,高到實在沒法淡定的去面對

李氏朝鮮完全不能叫做學習中國,而完全是照搬大明~~~~然後再把王氏高麗那點血統制的東西整理整理放進去~~~~~~~

李氏朝鮮算是中世紀以後,東亞命最長的政權了,但是無論哪方面,政制也好,文化也好,真的是毫無創作可言,相比之下,也是大明腦殘粉的越南諸朝好歹還是比較有特色的。如果單論古典時代,兩個從民族文化源流上沒關係的國家,一個國家學習另一個國家學到這種地步,也算是世界史上一大奇葩了。在李朝,所謂朝鮮文化保留的最大的一塊還是口語,純粹口語的民間文化,不過這還要歸功於漢字的天然弱勢,文言分離,文字對於口頭語言的重塑能力比較弱,如果中國要用的是一套表音文字,我靠~~~~

這種情況下,你讓人家講,怎麼講?現代兩個朝鮮國家還都離不開李氏朝鮮,都不太願意往上追溯,也確實是追溯不上去,李家學大明學的實在是太狠了,今天所有文獻、民俗乃至宗教都基本是李朝產物,王氏乃至更早的朝鮮半島文明大概只屬於考古學和歷史學,一部說實話並不特別出色的春香傳你要知道得養活多少學者啊。偉大的李朝實在太成功的模仿者,等到近代學術時代帶來,做學問的人是真的只能靠編了,如果沒有考古學和人類學,那個慘不是行外人能想像的。

學者雖然可以吹牛,但也是要認認真真吃飯的啊,所以韓國學者其實命真的蠻苦的,日本學者可以心無旁礙的研究中國,中國學者很多也可以很快樂的去研究日本,兩個國家可以一起開心的做東亞史,連越南學者都有東亞和東南亞的文化交流題目可做,可朝鮮說實話就幾套材料,比如燕行錄可以拿來讓大家興奮一下,內容還是朝鮮人出使中國的內容,本土研究實在是有夠無聊,加上民俗學之類又不如中日兩國發達,文化研究領域受世界人類學界注意的程度還不如新加坡,學者更是沒東西拿出來讓大家關注。這種情況下,還要讓人家談什麼什麼是中國傳來的,你還讓不讓人家活啊。

所以,唉,朝鮮啊朝鮮,真的不是大家看不上你,當時有老師挑了幾種東亞語言讓大家選一種當二外,所有人基本是寧可學越南語也絕不學韓語,因為將來實在是沒東西可做。


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韓國和朝鮮都長期是中國屬國的地位。日本從來不曾是中國屬國,歷次的引進外部文化無論是唐朝制度還是西方文化都是自己獨立自主的選取,而不是在政治上和宗主國發生瓜葛的結果。

另外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日本是在十九世紀開始的自主革新,那個時代,雖然日本人鄙視清朝,但是也客觀的評價了中華文化的一些優秀內容,而不是全盤拋棄。那個時代的中國和朝鮮還依然保留著所謂傳統,日本也不可能拋的太乾淨,要軟著陸。經過長時間的磨合,中華文化的內容和西方文化加之日本本土文化融合的很好,也就沒有必要再折騰了。

韓國和朝鮮的變革是在二戰之後,從清末到二戰之後,連中國本土對中華文化的評價都是垃圾級別的,何況作為外藩的朝鮮,有什麼理由去保持所謂中華文化。所以,一切以西方為最好,摒棄中國文化,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半島都成了風氣,反倒是日本還保留一些。

另外,日本的奮發圖強是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下自我革新的結果,也就是很容易理性的判斷文化價值,之後日本就變成一個強權去侵略他國,更沒有必要去反思這些觀念上的東西。這些自信還是有的。

而朝鮮半島作為一個長期被碾壓的國家,變革是在屈辱和被蹂躪之後的帶有情緒性的結果。分不清文化的價值,內心敏感脆弱,也算正常。薛寶釵和林黛玉,環境不同,性格也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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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中國人對自我本身的文化評價也不怎麼樣啊。能比朝鮮韓國好多少都不好說。


韓國為什麼會對中國歷史肆意篡改


這幾年一直有報道韓國篡改中國歷史,和無恥誇大本國歷史的可笑至極無厘頭言論。讓不明個中因由的中國國民捧腹,但是讓了解因由的人來說卻是在意料之中。正所謂,無風不起浪,禍起蕭牆;此中之玄妙讓後人深思。


是年元月廿九,夜。老俄在群里貼出韓國關於誇大韓國歷史的短片片段,短片配有日文字幕,大致是說中國的三皇五帝都應該是他們的,他們的祖先生活過的地方是
東亞文化的發源地等等耳熟能詳的「故事」。因為這件事想起了我對韓國這個國家、民族為什麼會「無厘頭」的發表這樣「驚世駭俗」言論的一些自己的認識,希望
藉此警示世人。


隨著研究東北史前歷史文化的深入,必然會認識到朝鮮半島是遼東半島史前文化發展中的一個文化流動方向。於是關注朝鮮半島的史前考古研究資料,發現無論是朝
鮮、韓國、日本還是世界都關注朝鮮半島的古朝鮮和高句麗、渤海這兩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及文化研究。日本是研究古朝鮮和高句麗最早的國家排名世界第一,擁
有驚人數量的文物及珍貴資料。韓國排名第二,擁有大量通過各種非法渠道收集近十幾年來朝鮮出土的古朝鮮、高句麗時期的文物精品,以及大量通過走私收購近十
幾年來中國東北出土的青銅時代、高句麗時期的文物精品。朝鮮因為長時間封閉鎖國,從九十年代末期基本上不見考古報告和信息。雖然文物走私猖獗,但是由於是
去中國化的文物換金錢,國內博物館還是保留數量驚人的古朝鮮、高句麗時期的文物。而中國是因為1997年至2000年集安高句麗壁畫墓被盜案件和周邊國家
日益高漲的古朝鮮、高句麗渤海文化研究才重視高句麗文物保護和研究,而中國東北青銅時代文化研究和保護依然沒有被得到重視。


言歸正傳,問什麼韓國和朝鮮這兩個無論什麼都敵對的國家,會空前的一致的肆意篡改中國的歷史和疆域呢!

這要從1958年朝鮮派來的這位李址麟和那場「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中朝聯合考古發掘隊來說起。


關於古朝鮮的幾種油印本和顧頡剛先生的一封信

近年因某些時事的影響,對古朝鮮產生了興趣,前些天在舊書店
閑逛,向老闆問起有沒有相關的東西。他從柜子深處翻出一疊油印本的資料,我碰巧知道一點兒相關的背景,就買了其中兩種:《古朝鮮研究》和《關於古朝鮮的問
題》。均為油印本,十六開,一九六五年三月印,中科院考古所印製的內部參考資料。前者是李趾麟的著作,後者是朝鮮刊物發表的歷史論文選,均譯為漢語,未注
明譯者。

  《古朝鮮研究》,很厚的一冊書,這麼厚作成油印本是有些奇怪的。內容主要是研究我國東北古民族相關史地的。

  這位李趾麟是北朝鮮於1958年派來北京大學學習的,顧頡剛先生於3月間應邀擔任他的導師,同時指導他的還有鄧廣銘先生和周一良。他留學五年,於
1963年回國,任朝鮮歷史研究室主任。並於同年9月帶領朝鮮歷史考古代表團前往赤峰市進行學術訪問。同月中朝聯合考古隊在中國集安地區進行了各種考察活
動,包括對好太王碑的研究。

  表面情況大致如此。


  但顧頡剛先生在指導李址麟的過程中發現,這不是個普通的學生,而是帶有特殊政治使命的學者(學術間諜)。他的任務是:從中國收集對朝鮮有利的歷史資料和文物。顧先生向北大當局反映了這個情況,但沒有人理睬。

  當時的學術界,受「中朝友好」的壓力,古朝鮮歷史是個禁區。完全不允許自由的研究,僅有幾篇的論文都是按官方論調譴責中國歷代統治者,向朝鮮人民「謝
罪」式的內容。陳寅恪先生的《論再生緣》就因為涉及到了征東問題而不能出版,雖然康生阻撓此書的出版是出於個人的其它陰暗心理,但畢竟說明,這在當時是一
個可以拿得上桌面的堂正理由。即使側面的涉及都是不允許的,何況是專門研究。所以顧頡剛先生的舉報沒有得到理睬乃是預料之中的事,換個緊跟形勢的人,根本
就不會去向當局反映這種情況,沒有反坐顧頡剛「破壞中朝友好」已經是他的運氣了。

  就這樣,李趾麟在北大五年,在我方的積極協助下,獲得了種種建立新的「獨立的未受外來影響的」朝鮮史所需的各種文獻和考古資料,並且獲得了親自到中國境內遺址考察的機會。積極進行著旨在反對我國,侵犯我國權益的歷史研究。

  這種在他國境內考察的學術間諜,我們過去是怎麼處理的呢?舉個例子,九一八事變前,我東北軍就槍決了在東北進行地理考察的中村震太郎,「中村事件」成
為日方「九一八」事變的口實之一。想不到這種旨在反對我國,侵犯我國權益的「學者」,在三十年後竟然得到官方長達五年的積極配合。

  李趾麟回國後成為朝鮮重建「獨立的未受外來影響的」新朝鮮史學的中堅力量,今天朝韓學界的種種史學謬論和對我國的領土要求,很大程度上都是從那時開始埋下的禍根。他們的許多論據,都是在我國政府當年的積極配合下獲取的。


  顧頡剛先生在此後不久有一封信中專門談到這個情況:「近代朝鮮歷史學家發現了古朝鮮族本居於中國北方及東北的這一事實,(按:顧先生這一說法頗有問
題,現在我國學者有關著作很多,在此不再贅述)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時,連帶反對中國古代的帝王侵略他們國土,在提高自尊心的要求下,發生了『收復失
地』的企圖。李趾麟同志為了實現這個任務,到北大留學五年,搜集這方面的資料。作成《古朝鮮研究》這篇論文;回國後即以這一著作獲得博士學位。今年又根據
兩國所訂的中朝考古協定,創造朝鮮社會科學院諸同志到我國東北大連、寧安等處發掘遺址,希望從地下遺物中證實這個目的。」

  -朝鮮人重建立自己的歷史為什麼要來中國呢?因為古朝鮮缺乏早期歷史的文字資料,要研究古朝鮮,必須來中國,從中國的歷代典籍對朝鮮的記載里「取經」。即使是要建立朝鮮「獨立未受外來影響的」歷史,也必須要來中國取經,這對想重建「獨立歷史」的朝鮮人真是莫大的諷刺。

  -但我國的反應是:


  「中國史學界形極勢禁不能談古朝鮮問題,」


  「我和他經常接觸,認識了他們這一企圖……但因北大當局顧全中朝友誼,囑各位導師放寬審查尺度,不和他辯論就通過了他的畢業論文。」

  -當時上面的態度由此可見。


  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捍衛自己祖國的領土主權的歷史研究,竟然是被禁止的。


  -信中顧頡剛先生表達了自己的憂慮:


  「他們即使有這種文字宣傳,也決不會真的『收復失地』,但是這種思想和行動分明是中朝友好的一條裂痕,有如大堤上的蟻穴,必須想法塞住,否則過了數代
之後,萬一領導不得其人,出現了印度尼赫魯之流,說不定借這口實來奪取領土,製造混亂。我們回憶『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根據日本史學家矢野仁
一所作的《滿蒙非支-那領土論》作為口實的,固然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決不由於這篇論文,但其利用此文作為表面的理由則是一件很清楚的事實。言念及此,不
寒而栗。」


  《古朝鮮研究》出版後,在朝韓影響極大,我們因為文字的隔閡和上面的壓力,對此毫無反應。這部書把我國東北境內的古民族都說成朝鮮人的祖先。(關於這個油印本和顧頡剛先生的信的具體內容,因為涉及細節的專業問題,不熟悉的人看著比較枯燥,姑且略去不談。)

  今天,顧頡剛先生的種種擔憂已經漸漸浮出書面,現在半島雖南北分裂,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高度一致。相當多的朝鮮半島青年對我國東北領土的歸屬有著不同看法。

  這一切,就是從這個李趾麟開始的。


  這種近乎全民性的荒謬觀念,會不會成為未來的某種衝突的誘因就只有看發展了;但願顧先生的憂慮不會成為現實。


  我本以為顧先生只是在信里發發牢騷也就算了,看到這批油印本我才知道,他並沒有就此放棄。此時他在中科院歷史所供職,這些油印本必是他在本單位組織翻譯油印的。

  他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還是希望有關方面看到這批相關材料以引起足夠的重視。但事實上,不但當局沒看,就連多數學者都沒有看
到。流傳不廣,以至於這個領域的不少專業學者都沒有見到這個譯本。新近的著作提到此書都說沒有中譯本,足見當時此書流傳狀況。除了研究受到限制影響了傳播
外,上面已經明令除了中朝友好不許多說一句話,除了顧頡剛先生這樣「落伍」的人,誰會去惹這個麻煩呢。

  隨後文化革命開始,這個問題當然更不會有人提起。


  這些油印本終究是沒多少人看,也基本沒傳播。


  顧頡剛先生的一番心血全都白費了……


  真的白費了嗎?--今天看到這些油印本。至少讓我們知道,在當局的壓力下,在周圍的漠視中,即使他明知道做了也很可能白費,顧頡剛先生依然做了他認為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謹以此文紀念顧頡剛先生與那些沒有留下名字的翻譯者們這件寂寞的工作-

轉帖出處關於古朝鮮的幾種油印本與顧頡剛先生的一封信


關於聯合考古發掘隊的一些情況

  
孫秉根

  根據我國政府的指示並經有關領導批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朝鮮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與民俗學研究所於1963年8月在北京正式簽訂了關於中朝兩國在我國東北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的協議書。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了一個文件,通知東北遼、吉、黑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有關的各級黨政領導,要求各有關單位認真做好各項準備和接待工作。

  中朝聯合考古發掘隊(簡稱中朝考古隊)自1963年8月起,至1965年8月8日朝鮮同志離京回國止。前後歷時三年,實際工作了整整兩年。作者自始至終參加了工作的全過程。現將我記憶所及,作一簡要介紹。

  一、時代背景

  1.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國黨和政府對以赫魯曉夫為首的前蘇共領導集團進行了長期的針鋒相對的鬥爭,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當時,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積極響應。中朝兩黨兩國的關係十分密切。

  朝鮮政府及黨政最高領導曾多次向我國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到中國東北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

  2.前蘇聯出版了一部《世界通史》,書中誣衊朝鮮沒有自己的歷史、沒有自己的文化。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也惡毒地攻擊朝鮮。

  3.為了進一步加強和密切中朝兩黨兩國的關係,中央同意進行這一合作,並經有關領導部門批准。

  約在1962年底或1963年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崔庸健委員長向周總理再次提出要求到中國東北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崔說(大意):
國際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封鎖和孤立我國,誣衊我們是小民族、小國家,沒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在國際上沒有地位。我們要求到中國東北地區來進行考
古,弄清自己的歷史,尋找古朝鮮的發源地。周總理當時一方面表示同意,另一方面又以委婉的語氣反對古朝鮮起源於我國東北的觀點。

 
 周總理說:我看古朝鮮不一定起源於我國的東北,可能起源於我國的福建省。朝鮮同志種水稻、吃大米,又都穿木屐,飲食和生活習慣和福建相同;還有朝語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發音和我國福建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發音相同,可能是福建的古代居民渡海到了朝鮮半島。
我看古朝鮮不是起源於我國東北而起源於我國的福建。

  我理解總理明確表明了態度:同意他們來中國東北搞考古,不等於同意他們古朝鮮起源於我國東北的學術觀點。與此同時,中央決定和朝鮮政府進行中朝邊界談判,以求早日劃定中朝邊界,徹底解決邊界問題。

  4.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文件的主要精神

  ①為了加強中朝兩黨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友誼,中央決定同意朝鮮同志來我國東北地區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

  ②這次聯合考古是一次重要的國際合作,要求參加工作的同志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反對大國沙文主義。要做到政治上熱情友好、謙虛謹慎。要把這次國際合作成為馬列主義兄弟黨和兩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之間進行友好合作的光輝典範。

  ③對
合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文件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對發掘中的遺迹及文物要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如實反映客觀事實,不作解釋。當對方問到有關的民族
及歷史問題時不要輕易表態,要採取迴避態度,也不要與對方發生爭吵。對方的學術觀點不要隨聲附和,對其提出的要求不能有求必應或不求先應。

  ④有關地區的各級黨政領導,要做好當地群眾的宣傳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同時,要認真做好各項準備和接待工作,做好中朝聯合考古發掘隊酌後勤保障工作。要求分管文教的黨政領導予以接見並宴請。

  二、組織機構

  (一)中朝考古隊直接由中央領導,成立領導小組具體負責這一工作。由國務院外辦、中聯部、對外文委、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單位組成。主要成員由李一氓、曹瑛、張映吾、張友漁等領導同志。

  (二)中朝聯合考古發掘隊由中朝雙方聯合組成,人數對等。朝鮮以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與民俗學研究所為主,吸收歷史研究所和金日成綜合大學等單位組成。1963年的朝方成員有:金錫亨(社會科學院院長)、朴時亨、朱榮芫、李趾麟、蔡熙國、金用殲、金基雄、李炳善、鄭永燦、黃基德、李楨基、石光溶等十餘人。以金錫亨為隊長(對外稱團長)下設兩個隊(組)第一隊有李趾麟、金用殲、鄭永燦、黃基德等。第二隊朱榮憲(隊長)、朴時亨、蔡熙國、金基雄、李炳善、李禎基、石光溶等。1963年考古調查時,金錫亨參加第二隊的活動。1964年金錫亨、朴時亨、蔡熙國等人未來華,第二隊又增加了張相烈等人。

  中方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主,吸收中國歷史博物館和有關省區博物館或文物隊的同志參加。隊長夏鼐、代理隊長牛兆勛、副隊長安志敏(兼第一隊隊長)、王仲殊(兼第二隊隊長)。
主要成員:第一隊有安志敏、陳存洗、鄭乃武、丁六龍、張國柱、劉玉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任常泰、內蒙古自治區文物隊的賈洲傑、旅順博物館的許明鋼。陳存洗任
隊內秘書兼臨時黨支部書記。第二隊有王仲殊、孫秉根、謝瑞琚、張子明、高興漢和吉林省博物館的曹者祉、李殿福、黑龍江省博物館的楊虎。王仲殊兼臨時黨支部

記、孫秉根任隊內秘書兼黨支部副書記。1964年起成員有適當增加,第一隊增加了汪義亮,第二隊先後增加了郭義孚、冼自強、劉國強、趙銓、王振江和屈如忠。代理隊長牛兆勛參加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的全過程。

  三、工作概況

  (一)準備階段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文件的精神,積極籌備中朝考古隊的各項準備工作。

  1.組織準備和思想準備

  考古所從各田野考古隊中挑選了政治上可靠的業務和技術骨幹組成業務班子,兩隊還配備有專職的行政管理人員各1名。中國歷史博物館和東北三省、內蒙古自治區參加工作的成員由各單位進行政審選送。中方全體成員於1963年7月集中到北京,認真學習中央文件,用中央文件的精神統一全體隊員的思想,做好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工作。同時,兩隊分別成立了臨時黨支部,加強對黨員和群眾的思想教育工作,以確保中央任務的完成。

  2.業務準備

  (1)組織全體成員認真學習考古所關於田野考古工作操作規程,嚴格按照科學的操作規程辦事,做到高標準、嚴要求。

  (2)組織全體成員認真收集有關的業務資料,積極組織力量翻譯朝文的有關文章,編印成冊供內部參考。同時,根據朝方提出的調查地點做好資料上的準備。

  (3)歷史所等兄弟單位也組織了一些專家學者,積極收集歷史資料,進行研究分析。

  (4)各有關地方黨政領導責成省文化局、博物館等單位,指派專人先期到達調查地點進行實地考察,做好準備工作。

  (二)調查和試掘階段

  1.自1963年9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調查地點都由朝方提出,分兩個隊分別進行,第一隊在遼寧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的東部地區。主要以青銅短墓為中心,調查了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的遺址和墓地,兼及歷史時期的古城址等。第二隊在吉林省、黑龍江省和遼寧省的桓仁縣等地6主要以高句麗、渤海為重點,調查了高句麗和渤海的遺址、墓地併兼及少量的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遼金時期的遺址和墓地。

  2.
第一隊先後調查了內蒙古赤峰市撤水坡、平頂山、紅山後、紅山前、老爺廟、東八家、夏家店、三家、五里岔、水上泉;寧城縣南山根;旅大市將軍山、樓上、尹家
村、大塢崖、牧羊城、轉山頭、郭家村、羊頭崖;海城縣大屯;蓋縣關山城;撫順市高爾山、蓮花島、大夥房水庫、勞動公園和遼陽縣二道河子等47處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歷史時期的遺址、墓地和城址。同時對遼陽市二道河子、撫順市大夥房水庫、旅大市後牧城驛樓上、尹家村和內蒙古寧城縣南山根等五處進行了試掘,為選定今後的考古發掘地點作準備。

  3.第二隊先後調查了吉林省集安縣好太王碑、將軍墳、城後遺址(黨校)、城後無名墓、禹山人像石刻、五盔墳四號墓和五號墓、牟頭婁墓、洞溝12號墓、臨江墓、站前遺址、太王陵、舞踴及角觚墓、麻淺溝1號
墓、西大蟓、千秋蟓、萬寶汀墓地、三寶墓、山城子山城、東檯子遺址、國內城遺址;遼寧省桓仁縣五女山城、高力墓子墓地、連江墓地;延吉市城子山山城;和龍
縣西古城、八家子墓地;琿春縣八連城、裴優城、溫特赫城;敦化縣六頂山墓地、敖東城、二十四塊石遺址;吉林市的龍潭山山城、騷達溝墓地、長蛇山遺址;黑龍
江省寧安縣上京龍泉府遺址、牛場遺址、三靈墳墓地、南陽墓地和大朱屯墓地等40餘處,其中有30餘處是高句麗和渤海時期的墓地和遺址或城址。同時,對敦化縣六頂山墓地、集安縣站前遺址和寧安縣大朱屯墓地等進行了試掘。

  4.考古調查期間,朝方金錫亨、朴時亨隨同第二隊活動。對外刊登的名稱是朝鮮歷史考古學家代表團。代表團所到之處曾參觀了各地的博物館或文物陳列室。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等領導曾陪同到瀋陽、長春等地參觀訪問。中朝考古隊調查工作結束返回北京後,周總理曾於1963年11月份接見了朝方全體成員和中方的隊長、副隊長。

  5.為了準備朝方第二隊曾提出要到扶余、農安等地考古的要求,中方曾於1964年4月8日~20日派出隊員會同有關的地方同志調查了農安縣小城子公社的田家坨子,前郭縣吉拉吐公社紅石砬子,扶余縣伯都公社長崗子遺址和楊家溝口遺址,大安縣月亮泡公社的東山頭遺址等。後朝方因故未能前往。

  (三)發掘階段

  1.第一隊自1964年5月16日~7月17日,在旅大地區發掘了後牧城驛的雙砣子遺址、樓上墓地、崗上墓地,金縣亮甲店小西溝墓地和董家溝卧龍泉墓地等5個地點;1964年8月23日~10月29日,除繼續發掘雙砣子遺址和崗上墓地之外,還發掘了旅順將軍山積石冢和尹家村遺址;1965年5月28日~6月7日,又發掘了遼寧省瀋陽市肇工街和鄭家窪子遺址。

  2.第二隊自1964年4月起中方選派張子明、屈如忠同志赴寧安縣上京龍泉府遺址進行全面鑽探、選點,為發掘工作作準備。1964年5月14日~7月19日,先後在吉林省敦化縣六頂山墓地發掘了19座墓葬(其中第一墓區5座、第二墓區14座),黑龍江省寧安縣上京龍泉府城址的外郭城南牆東門、宮城西區的寢殿和外郭城北牆外的第9號佛寺遺址;1964年8月24日~10月30日,發掘了上京龍泉府東半城第1號佛寺、西半城第一列第二坊的坊牆和宮城西區的堆房及皇城東區的官署遺址等。

  (四)整理資料和編寫發掘報告(初稿)階段

  1964年7月下旬~8月下旬和1964年11月~1965年4月朝鮮同志回國期間,中方成員對所發掘的陶片、器物進行粘對,對各種圖象資料進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1965年5月~6月除繼續整理研究和部分同志赴瀋陽參加發掘鄭家窪子等處遺址外,主要的精力是編寫發掘報告的初稿。第一隊的報告主要由中方執筆,第二隊的報告全由中方執筆。朝鮮同志負責1963年的考古調查報告。在編寫發掘報告初稿的過程中,雙方對一些器物的名稱、質料存在很多分歧,特別是一些敏感問題,爭論十分激烈、。因此,凡雙方未取得一致意見的,都作了刪除。朝鮮同志起草的1963年考古調查報告由他們自行處理。

  1965年7月下旬,完成了由中方執筆、朝方認同的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的初稿,並將其列印分發,供內部討論交流之用。朝方及東北三省博物館等有關單位都有此列印稿。

  四、雙方在學術上的主要分歧

  1.第一隊通過上述一系列的田野考古調查與發掘,首次從地層關係上明確了以大連市為中心的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文化序列,澄清了過去的許多錯誤認識,在遼東史前文化的研究上成為一個新的里程碑。但雙方在這批發掘資料的研究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概括地說:朝方認為以青銅短劍墓為代表的古文化遺存就是「古朝鮮」,中國的遼河流域以東、松花江以南等地區就是「古朝鮮」國家的發源地。中方認為以凸脊曲刃青銅短劍為代表的遺存,廣泛地分布於我國東北地區的遼西、瀋陽、吉林、長春和遼東一帶以及內蒙古東部、河北的北部,並遠及朝鮮半島。以青銅短劍為代表的文化遺存並不屬於同一個考古學文化。

  如果從陶器上觀察,就會發現各地區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它們並不屬於同一個考古學文化,更不是「古朝鮮」的發源地。旅大地區發現的這些文化遺存是我國大連市古代的土著民族文化,雖然屬於哪個民族還有待於研究,但它肯定不是「古朝鮮」國家形成之後的產物,而是當地的土著族階級分化尚未最後確立、國家尚未形成之前的產物。

  

雙方爭論十分激烈,我方始終未同意對方的錯誤觀點,更沒有寫入考古發掘報告的初稿之中。朝方第一隊考古的目的就是要解決古朝鮮起源在我國的遼河流域區並企圖得到中國考古學家的認同。他們的這一目的始終未能達到。

  
2.第二隊通過對敦化六頂山20座墓葬的發掘,究明了渤海國早期王室和貴族墓地的分布及靺鞨族固有的葬俗及隨葬器物的種類及器形特徵,為證明渤海國是由粟末靺鞨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地方政權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同時,通過對寧安縣渤海上京龍泉府城址的全面勘查和地下鑽探,基本上究明了外郭城的範圍、城門的位置,宮城、皇城的形制,街道、坊市的規劃以及宮殿、官
署、佛寺等建築物的分布和城牆、城門、寢殿、官署、佛寺及坊牆等各類建築物的形制、結構和內涵,充分證明了渤海上京龍泉府的建制和平面布局仿自唐代長安
城。

  城內出土的大批建築材料和數以千計的陶器等各類文化遺物為研究渤海國的手工業生產、社會經濟及其與唐文化的密切關係提供了十分豐富的珍貴資料。但雙方在對六頂山墓葬的構築方法、葬具、葬俗及上京龍泉府外郭城城牆結構等方面存在著嚴重分歧。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1.我方認為六頂山渤海貴族墓葬都是先在原地面上挖一個長方形或橢圓形坑,然後再用石塊砌築墓室或直接埋葬葬具和屍體。朝方則堅決否認,他們堅持是在原地面上直接用石塊砌築墓室或埋葬屍體,是繼承了高句麗的埋葬方法。

  
2.我方認為六頂山墓葬中大多有木棺或木槨葬具,雖經火燒但仍存有明顯的長方形的木棺或木槨痕迹,有的已燒成木炭或炭灰,但痕迹清楚。而朝方不僅不予承認,反而將其弄得亂七八糟,變成一堆或幾堆零亂的木炭。

  3.
我方認為有的墓葬除有長方形的木棺痕迹外,還殘存有部分木槨的蓋板或底板,剖面均呈半圓形。發掘時可以清楚地看到弧面向上、平面向下的蓋板的木塊、木板或
平面向上、弧面向下的底板的木塊或木板,有的還保存有樹皮。我們認為是殘存的木槨蓋板和底板。但朝方一律不予承認,只承認是一些殘木塊或樹皮、樹枝。

  由於雙方爭論十分激烈、各執一詞。在考古發掘報告的初稿中,刪除了有爭議的六頂山的4座土坑墓。

 
 雙方爭論的焦點是:我們認為六頂山墓葬的構築特點和使用木棺、木槨葬具以及盛行火葬等特點,都充分說明了渤海國早期的王室及貴族墓葬所具有的粟末靺鞨族
的固有葬俗,和高句麗的葬俗有本質的區別。這也進一步形象地證明了渤海國的王室成員和貴族都是粟末靺鞨族,不是高句麗後裔。

  朝方認為渤海是高句麗的直接繼承者。從這一框框出發,他們還千方百計證明六頂山墓葬是高句麗的葬俗,是「平地起墳」,沒有木棺、木槨。在雙方激烈的辨論中,朝方說「木棺、木槨是中國漢人的葬俗,不是高句麗的葬俗」。這是他們的要害所在。

  4.在發掘上京龍泉府城址過程中,也有一定的分歧,主要反映在外郭城城牆築法和某些器物的顏色上。

  根據對外郭城南牆東門址的發掘和兩側城牆的解剖,我們認為外郭城城牆的築法是先在原地面上向下挖1-1.3米深的槽,然後用一層灰黑土和一層黃色土交替夯打成牆基的底部,再在其上用石塊摻黃土築城牆下部。這種築法和宋人洪皓在《松漠紀聞》中「渤海國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腳」的記載相符。朝方認為是用土包砌石塊築成城牆,使用了高句麗築城的傳統方法。

  在第一佛寺遺址出土的一件瓷器的釉色上也有分歧,朝方認為是紫色瓷罐,中方認為是黑色瓷罐。

  五、幾個具體問題

  
(一)關於考古發掘報告的初稿(未定稿)問題

  如上所述,中朝考古隊的考古發掘報告的初稿,即朝方所謂的共同報告,全部或大部由中方執筆,並經朝方討論同意的。為此,於1965年工作結束時,雙方簽訂了協議書。協議中明確規定這是考古發掘報告的初稿,是未定稿,只供雙方內部研究時參考,不得公開發表。

  事後證明,朝方公然違反協議,單獨以「朝中共同考古學發掘隊」名義予以公開發表,聽說對報告內容作了刪改和歪曲,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令人遺憾和憤慨。

  同時,朝方利用來我國考古的機會和所得的器物,大肆鼓吹「古朝鮮起源於我國東北地區和渤海是高句麗的繼承者的錯誤觀點。對此,我們應保持高度警惕並應從學術角度正面闡述我們的觀點,以正視聽。

  (二)關於考古發掘報告的出版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根據朝方已將發掘報告的初警單方面公開發表的事實,為澄清事實真相,於九十年代初,在中方起草的初稿基礎上,核對了當時的發掘記錄、圖和照片,進行了調整和必要的修改、補充。

  第一隊還根據大連市等地考古發掘的新資料對初稿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闡述了我們的觀點和看法。

  1996年12月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雙砣子與崗上——遼東史前文化的發現和研究》。第二隊在中方執筆的原稿基礎上作了必要的補充,同時,補拍了器物的彩色照片,還派專人去上京龍泉府城址增拍了航空照片。1997年12月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六頂山與渤海鎮——唐代渤海國的貴族墓地與都城遺址》。兩本報告中根本不提中朝考古隊的事。兩本報告出版後獲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一致好評。後者曾於1999年榮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

  (三)關於贈送給朝鮮的器物問題

  1.1963年~1965年的考古發掘,共獲得發掘品近五千件(不包括陶

  片、泥塑殘片)、採集品約300餘件。

  2.根據朝方的再三要求並經有關部門批准。1965年8月贈送給朝鮮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與民俗學研究所一批發掘品、採集品(以上均為原件)和複製品。

  ①發掘品二千多件(不包括陶片、泥塑殘片等)。主要有陶器、銅器、鐵器、骨器、蚌器、珠類、釘類和磚瓦類。以陶器、珠類、釘類和磚瓦類為大宗。

  其中有上京龍泉府城址的發掘品約1500件左右(陶片及泥塑殘片不計在內)。主要有完整的陶器50餘件、殘碎但可復原的陶器200多件。計有盤、碗、缽、盆、罐、壺、甑、瓮、器蓋、三足器和硯台等10餘種。釉陶三彩器約10件,以城北9號佛寺出土的1件綠釉鴟尾及兩件獸頭最為珍貴。銅器約20餘件,計有帶鑄、釘、釘墊、鑷、環、合葉、殘鏡等。鐵器約數百件,以鐵釘為大宗,另有鏃、甲片、刀、鏟、矛、鑷、鉤等10餘種。磚瓦等建築材料約400餘件,計有筒瓦、板瓦、瓦當和多種類型的磚。此外,文字陶片、文字瓦片約有200餘件,文字有「於」、「田」、「信」、『『保」、「布」、
「保德」、「寶德」等。

  ②六頂山墓葬的隨葬品約百餘件。主要有陶器10餘件、小型青銅器30餘件和鐵器

  約30件左右。

  ②採集品約300餘件,都是1963年進行地面考古調查所得。其中有少量遼金時期的器物。

  ③複製品約30餘件,其中有發掘品的複製品,也有應朝方要求而代為複製的渤海石燈塔和貞惠公主墓的石獅子及內蒙古地區的文物10餘件。

  六、小結

 
 如上所述,中朝考古隊的工作自始至終是在中央的直接領導和親切關懷下進行的。同時,也得到了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有關的各級黨政領導和瀋陽軍區領導的
大力支持。中方成員排除了干擾,團結一致,嚴格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辦,使這一工作取得了圓滿成功。中央對此也給予充分肯定,並專門作了批示:合作取得圓滿
成功,但情況複雜,今後不宜再搞。

 
 這次合作是我國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國際考古合作,也是科學院考古所聯合有關的地方同志在東北地區進行的首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特別是渤海考古的發掘,整理
研究和報告的編寫,主動權都一直掌握在中方手中。經過大家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據中國文物報報導渤海上京龍泉府城址(1963--1965年)的發掘被評為我國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在考古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回顧與總結這次工作,我個人認為有幾點是應該加以發揚的。

  
1.進行國際合作必須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整個工作的主動權應掌握在我們手中,從計劃的制訂、發掘過程的具體操作及資料的整理必須體現出以我為主的精神。特別是要保證考古發掘工作的科學性,資料的完整性。一定要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唯上、不媚外」。要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好歷史與現實、民族與邊界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2.發掘工作一定要組織好一支「精兵強將」的專業隊伍,可以採取中央和地方相結合的辦法。配備好高素質、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

  
3.開展邊疆地區的考古工作,一定要高屋建瓴,全方位多學科地進行綜合性研究。

  
4.密切注意國內外學術動態,積極收集國外的資料,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最後,我想就渤海考古研究的問題談一下個人的一些粗淺看法。

  

眾所周知,研究渤海的歷史與考古在我國東北邊疆與民族研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是通過考古發掘的各類文物來驗證秫鞠族是唐代渤海國的主體民族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說是渤海史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點。通過敦化縣六頂山渤海王室及貴族墓地的發掘和近二十年來渤海考古發現的大批新資料,都充分證明
了渤海國的主體民族是以粟末靺鞨為主體的鞣鞠族。通過系統地整理研究,可以有力地駁斥渤海國的主體民族是高句麗後裔的謬論。為此,建議中央及地方的領導部
門和學術研究單位成立一個領導小組,制訂統一的規劃,分工合作。組織領導全國有關的專家、學者集體攻關,開展多學科多領域的全方位的綜合性研究,從總體上
提高研究的質量和水平,爭取在渤海史和渤海考古的研究中多出成果早出人才。

  就渤海考古而言:①目前應集中力量整理研究已發掘的資料,爭取早日將研究皎罷公諸於世,為渤海史研究和多學科研窆提供太批的實物資料,將渤海史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②在考古發掘和整理研究的過程中,一定要保證發掘工作的科學性和資料的完整性,避免為朝方所利用。對於渤海墓葬的結構和隨葬器物的質料、器形的描述,也要盡量規範化,不要各行其是,互相矛盾,避免為朝方提供新的口實。③要運用新技術、新方法來尋找和發掘新的王室和貴族墓地,並進行人類遺傳基因和體質人類學研究。對於重要的渤海古城和墓地要運用遙感技術進行全面的探測,為科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建議中央和地方的有關部門給予財政上的大力支持,以保證科研工作的順利進行。

轉帖出處新羅人崔致遠《謝不許北國居上表》充分表明渤海不是高句麗

32年後才發表的64年中朝聯合考古發掘隊第一隊在大連考古的發掘報告,而朝鮮1965年回國後不久就印發了這次的朝方考古報告,並很快被翻譯成日文。

象徵東北青銅時代考古之謎的曲刃青銅短劍和橋型貼耳碗口型壺

最右邊帶有銅柄的晚期曲刃青銅短劍,一直被朝鮮和韓國用作宣揚古朝鮮文化代表性標誌的重要文物

編號4是帶有銅柄的晚期曲刃青銅短劍的配重石


編號5的高柄豆,也被朝鮮說成是古朝鮮文化的重要代表文物

朝鮮出版物中的證據

中國和朝鮮所用圖片對比


中國出土曲刃青銅短劍譜系排列圖

韓國排列的曲刃青銅短劍及細型銅劍譜系排列圖(其中第二幅第一個編號12為大連董家溝卧龍泉出土)


日本出土細型銅劍譜系排列圖


這就告訴我們,什麼叫民族自信,什麼叫民族自卑。或者什麼是自信民族,什麼是自卑民族。

朝鮮歷史上是東亞的踏腳墊,歷史上留下來的那些傳統未必是朝鮮願意學的,很可能是被逼的。當然也不願意提啊!


因為朝韓自古是萬年屬國,文化雖然是學習中國的,但90%都雷同

古代的話

中國和朝韓古代有太監,日本沒有

科舉制度和中國很像

高麗王朝時期的服裝都像漢人的服裝(看《霜花店》就知道了)

而且還是君主專制

現在的話

朝韓還在過春節、用農曆

而且還重視高考

日本則不同,日本自奈良時代開始學習唐朝之後,從平安時代開始就轉變成日本本土文化

而且日本自古不是中國的屬國,文化是東亞文化圈裡面青出於藍的

例如服裝,奈良時代是模仿唐朝的服裝

但是從平安時代開始就變得日本特色了,而且不斷地改良

還有日本不是君主專制,從平安時代開始就實行幕府統治的專制

所以說雖然日韓越都可以叫小中華,但小中華快變成朝韓的特指了

因為朝韓在古代是依賴中國最嚴重的,心安理得地享受著作為屬國的特權

如果把日韓形容成女性的話

日本是堅持著「女人要獨立,不靠男人一分錢」的女性,雖然剛開始還是要靠高富帥的一點資金以及學習理財之道

韓國則是完全依靠男人


因為韓國史學界奉行所謂「民族主義」,因此必須誇大了自己民族的成果。

除此之外,個人因素也要考慮。

韓國人(尤其是男性)自我感覺良好之人很多,而且在韓國人普遍看扁近現代中國的情況下,於是就出現了題主所說的情況

日本人呢,我聽我的那些日本同學說,其實他們認為中國人都恨日本,所以他們根本不敢講關於中國的事,最多就是題主所碰到的這種中國文化哪裡哪裡好的東西。

其實日本人表面功夫做得很好,從而也認為很多中國人也是表面功夫好沒讓他們覺得中國人恨日本人而已

ps1:話說去漢字化是什麼梗。。。韓國八十年代就開始去漢字化,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所有刊物上都沒有什麼漢字了啊

ps2:殖民時期的建設韓國從不承認也算是有某種道理的。。。工業建設全在現在的朝鮮那一塊他們會認么。。。


因為韓國太自卑了。

韓國人的自卑是如此的深入骨髓,以至於他們可以否認跟中國的關係,可以否認日本殖民時代對韓國的建設(日本人自己的評價是對待殖民地,日本對韓國最仁慈,結果韓國對日本那段歷史特別憎恨),可以否認美國在二戰後對韓國的保護。

日本則完全不同,人家在南宋滅亡的時候就和中國撒油拿蠟了,對於古代中國,敬仰那是應該的。對於近現代中國,人家照樣鄙視。日本打心底里認為它是亞太第一,這個地區里沒有任何國家能和它平起平坐。別說韓國中國了,就是澳大利亞,日本敬它也只是看在美國的面子上。日本真正在乎的,只有美國。

就是這樣


日本自信,韓國自卑。日本承認當過漢文化的學生,現在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所以承認的理直氣壯,也驕傲感慢慢。學生超過老師了,自然如此。許多富豪不也對曾經的饑寒交迫奮鬥史津津樂道嗎?一個道理。韓國是極其自卑發展成極其自負的例子。


你們咋奏不能理解萬年丫鬟內心森森滴悲哀涅。


韓國人就是靠意淫歷史來充實那顆自卑的心,我聽過一個朝鮮戰場下來的鄰居講,南朝鮮兵大多是熊蛋包,一打就跑了,這是民族性,只會嘴炮!


文化認同上的遠交近伐。


弱者、自卑者、被迫害幻想症者,只會麻痹自己、嫉妒,詆毀、自我欺騙。因為他們只配擁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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