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優於市場經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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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中的球形計劃經濟中，物資可以得到最優化的利用，通過糧票、布票，相對市場經濟的物資浪費來說，可以有效節約我國資源成本，防止資源浪費與分配不公。而資本市場的運作必然帶來一定的泡沫，有人吃不上飯而有人頓頓撐得慌，那為何採用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呢？

之前已經多次回答過這類問題。理論探討已經夠多，不妨看看實證的結果。到現在為止，做得最系統的應該是Carlin，Schaffer和Seabright 2013年發表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的研究。總的結論可以概括成兩句話：計劃經濟留下了更多的基礎設施，以及更糟糕的制度。窮國從計劃經濟獲益更多，富裕國家受著計劃遺產的桎梏。

計劃經濟，能不能促進增長？支持者的觀點，一句話概括就是「短期行，長期也行」：短期，可以集中資源搞基建，迅速趕超學習發達國家的技術。通過大手筆投資人力資本，計劃經濟體又可以保證長期增長；反對者的觀點，是「短期或許行，長期不行」：短期「集中力量辦大事」，長期制度建設拖後腿，創新跟不上。前者的代表是Allen，後者的代表是Broadberry和Klein。

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Carlin等三位不辭辛勞，收了近百個國家1913-2008年的長時段增長數據，來對比兩類國家的增長績效。走計劃經濟道路的國家主要有兩類：一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二是二戰後新增的一批國家。前一批國家，按人均GDP「低於925美元」和「高於2125美元」，歸入窮國和富國；後一批國家，按人均GDP「低於1200美元」和「高於4750美元」，也歸入窮國和富國。然後，就可以比較同時期的窮國和富國，選擇不同體制對後續增長的影響了。

結果顯示：窮國富國，搞計劃經濟的結果大不相同。比起那些當年人均收入在同一組別的市場經濟窮國，曾經搞過計劃經濟、後來轉型為市場經濟的窮國，1988年人均收入平均要高53%-102%。不過，到2008年時，這個優勢縮小不少；同樣是和當年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比較，曾經搞過計劃經濟、後來轉型成市場經濟的富國，1988年時人均收入水平平均要低14-57%。此外，直到2008年，這個差距沒有彌合的趨勢。這符合Broadberry和Klein的研究結果。

那麼，計劃經濟真的會帶來更多基礎設施嗎？同樣基於1913-2008年的經濟數據，文章比較了四個指標：人均鐵路里程、人均發電量、人均電話線長度和高中入學率。窮國和富國再次呈現不同的模式：1988年時，採取計劃經濟的窮國，在四項指標上全面優於當年發展水平相同的市場經濟國家。這一優勢到2008年也沒有縮小；對於富國，1988年時，計劃經濟只在鐵路和高中入學兩項上佔優。後一項到2008年還反了過來——市場經濟的富國，高中入學率明顯更高。

此外，三位經濟學家還考慮了以下各項成本，不限於制度：電力、通信、交通、土地、受教育勞動力、宏觀經濟穩定、政治穩定性、稅收、勞動力監管、關稅、商業執照、司法、腐敗、犯罪事件，等等。結果怎麼樣？2002-2005年時，採取計劃經濟的窮國，在電力、通訊等項目上的成本，比當年經濟在同一水平的市場經濟窮國更低，在關稅、司法等項目上的成本則更高。2008年時，成本優勢消失，計劃經濟窮國在所有幾乎項目上的成本都顯著高於市場經濟窮國。

富國沒有出現這種變化——同屬富國，當年採取過計劃經濟的國家，絕大部分項目的成本在2002-2008年間一直高於採取市場經濟的國家。制度因素的成本差距尤其明顯，這印證了Broadberry和Klein的結果。總之，從現有的數據看，計劃和市場，對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意義不同：在提高人均收入方面，窮國走計劃經濟的道路比富國要好。不過，長期來看，計劃經濟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優勢在縮小，制度方面的變化卻相對緩慢。長期內，計劃可能是阻礙了增長。

總之，如果你問數據如何，這就是目前實證的結果。事先聲明，這個結果至少對以下三類批評不免疫：首先，選擇哪種體制是內生的。選擇計劃的窮國，可能沒有市場這條路可走；選擇計劃的富國，計劃可能來自於刀劍相逼，並非適合特色的制度。因此，簡單比對兩類國家，意義可能不大；其次，部分國家，面臨的「發展窗口」可能很緊迫。不搞計劃，可能就沒有機會起來了。

最後，以GDP為核心的經濟核算指標，在兩類國家的象徵意義不同。實施計劃經濟的國家，也許比市場經濟國家更看重其它類型的指標，比如收入差距等。這一點也已有很多知友談到，這裡不贅述了。總之，要比較兩類體制，一定要區分開始實施體制的經濟階段、討論的是短期還是長期，看重的是什麼指標。否則，討論可能是無功而返。此外，還要多講一句，對Carlin等三位學者研究的簡介已經投稿給「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如果能蒙錄用，自己會把完整版更在這裡。

參考文獻：Carlin, Wendy, Mark Schaffer, and Paul Seabright. "Soviet power plus electrification: What is the long-run legacy of communis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0.1 (2013): 116-147.

如果對第二段兩邊的爭論有興趣，可參見：Allen, Robert C. "Technolog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2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9.1 (2012): 1-16.

Broadberry, Stephen, and Alexander Klein. "When and why did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begin to fail? Lessons from a Czechoslovak/UK productivity comparison, 1921–199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8.1 (2011): 37-52.

負反饋可以穩定系統，但延時負反饋不能。

根據延時的長短不同，系統可能會震蕩，甚至產生混沌現象。

這個最晚1988年就已經發現的純數學的結論，似乎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121.1586rep=rep1type=pdf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21037#f4

全知而全能，則兩者等價。--福利經濟學第二定律

全知而不全能，則市場經濟更優。--福利經濟學第一定律

不全知而全能，則計劃經濟更優。--機制設計/市場設計

不全知也不全能，則不能比較。

More is different

什麼意思呢？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說：就算你知道每一個天體都服從萬有引力定律，但是一個最最簡單的三體問題卻沒有解，更遑論多體了。每增加幾個關鍵變數，就會跟其他變數會互相影響，系統的複雜程度就增加一個指數級別。

可以說：面對著數十億人的複雜多體，包括理性人，非理性人，每個人掌握的信息都不一樣，這麼一個混沌的複雜體系，試圖用計劃經濟來達到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最優化是不可能的任務。面對數百人達到局部最優估計還有可能。

任何複雜體系的問題，例外層出不窮，非線性現象，非理智現象到處都是。所以，所有經濟學理論都會建立在一個假設上或者一個特定的尺度才能成立。

在一個小公司的尺度，是計劃經濟大行其道的地方。小公司總是年度季度月度會做計劃，以便更合理更優化分配資源。而一旦成為大集團，集團就會發現，他們的計劃捉襟見肘了，從信息收集，到整合分析，到指定戰略，再到下發執行，時間太長，錯失良機。

有人在評論裡面說發展技術的問題可以解決，記住，我這裡說的主題是——這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數量的問題。比如：技術強大10倍，你會發現人之間的交互技術也快了10倍，需要處理的交互信息就多了100倍。一個寢室從三個女生，變成四個女生，產生的微信群多恐怖，應該有所耳聞。

管理者都發現他們必須將計划下放到小事業部，讓事業部去做計劃。因為他們更貼近市場。不僅是信息鏈更短，更是因為數量小到了當前技術可以處理的程度。至於計劃的對還是不對，最終還是到市場經濟上去驗證結果。好的事業部留下，差的事業部淘汰。

如果一談到計劃經濟，就要動用全社會的話，這種數量級複雜尺度已經超越了人類處理的邊界。歷史上的任何嘗試者都必將會被社會狠狠地教育。

在信息完全對稱且完美的情況下，沒有任何疑問，計劃經濟優於市場經濟。因為計劃可以考慮所有的副作用和外部性，但是市場往往考慮不全——比如說，購買木材，可能會造成木材過度砍伐，綠化率降低的，但是很多時候這個並沒有體現在市場的價格上來進行補償。而採用計劃經濟，就可以通盤的考慮這些問題，讓綠化的降低所造成的損失在其他的方面得到補償。最終提高所有人的利益。市場的盲動性和自利性是市場的缺點，這一點毋庸置疑，也是計劃的長處。

並且在信息對稱且完美，合同完備的情況下，產權什麼的其實不重要，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有一個超級的合同就夠了。因為合同可以把方方面面的權利和義務都規定到位，什麼時候該做什麼，能夠做什麼，都寫在合同裡面，你有沒有產權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在於，現實中信息並不對稱，合同也有大量的空白是沒有想到而忘記描述的，還有因為太困難所以無法描述的。在這種情況下，產權就變的有意義了。因為產權代表剩餘索取權，也就是『對合同沒有規定的地方進行處置的權力』。比如我們擁有分期付款的房子的產權，這個意義就是，即便我們欠著銀行的錢，需要定期還，但是只要我按時還了，我對這個房子怎麼處理，在不違反法律和市政條例的基礎上，是自主的——這就是所謂的合同之外的處置權。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如果實行計劃經濟，就意味著第一，中央政府需要收回所有生產資料的產權，第二，中央政府是個抽象實體，無法具體的做事情，所以政府又需要在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去儘力的在合同和制度上事無巨細的對人們的行為進行約束，而要達到這一點的代價太昂貴了，這是計劃經濟的失敗之處。

根據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特的理論，產權應該給予生產關係中『更重要』的人是更有效的。在政府和個人的關係中，誰最重要呢？有人可能說是政府，那就錯了。因為哈特定義的重要是指擁有更多信息優勢的一方，能夠對效率起到更關鍵作用的一方。毫無疑問，個人擁有更多的信息，個人更知道自己和周圍的人需要什麼，個人也擁有很多即時的信息是政府所不知道的，所以根據哈特的理論，我們應該把產權授予個人，讓個人自己決定在合同沒有規定的時候怎麼做。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個人所掌握的，而政府沒有掌握的信息來提高社會福利。

市場經濟不是最優的解，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計劃經濟可以很容易的取代市場。要做到比市場更好，在需求端要從信息不對稱入手，斷絕每個人隱私的可能，讓無處不在的大數據收集系統去收集和分析人方方面面的行為，來進行推斷出每個人精準的畫像和偏好，然後統一的分配產品；而在供給端，計劃經濟還要理解每個人的痛點和爽點，針對每個人設計出精妙而契合的激勵體系，然後用非常完備的合同來激勵他們，讓他們在公有制下也能為了獎勵而發揮出巨大的潛能。

以上雖然不是說完全不能實現，但是在現在的技術條件下，還是遠遠達不到的。或許未來有一天，人工智慧足夠發達，能夠像全知全能的大保姆一樣照顧人類的方方面面，那時候市場經濟可能也已經完成了歷史的使命了。

有些高票答案中列舉的計劃經濟的優勢，其實並不成立：

價格無法發揮調節副產品的生產嗎？當然可以！所謂副產品，就是外部性的特例罷了。以前豬腳在英國是下腳料直接給狗吃的，後來中國學生和移民越來越多，英國人也意識到了豬腳是有價值的，現在豬腳堂而皇之的出現在超市裡面可以賣錢了。豬腳就是豬肉的副產品，市場有需求，就同樣可以用來調節。
市場自發決策一定會一哄而上嗎？未必。因為你不能假設市場參與者都是愚蠢的，而計劃者都是聰明的，這樣設定沒有任何意義。我同樣可以爭論說根據理性預期理論，如果人們預料到其他人都會做這件事情，那麼他就很可能轉向去做其他的，最終形成一個均衡的市場。
市場經濟當然可能會出現經濟周期。但是市場在周期的運行中就會形成自發調節。而計劃經濟的調節機制嚴重的依賴於信息收集和信息處理。一旦出一個小紕漏，就可能會謬以千里。

這些所有列舉的計劃經濟的好處，都是中級微觀經濟學中已經解決的問題，實在難以稱得上是計劃的優勢。

科斯《企業的性質》研究了企業的內部決策（行政命令、計劃經濟）和外部決策（市場交換）的邊界問題，並因為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你以為這件事是知乎上討論得清楚的嗎？

你以為市場經濟就是你以為的市場經濟，你以為計劃經濟就是你以為的計劃經濟？

前不久馬雲貴陽數博會上演講，提出：大數據時代，市場經濟不一定比計劃經濟好。

隨後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部主任周為民在中國經濟論壇演講時表示：計劃經濟不可行性早已證明，大數據也彌補不了。

周講得深入淺出，把計劃經濟的弊端與為什麼要堅持市場經濟講得很清楚，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可以認真讀讀，演講稿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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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講的是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不可動搖。

歷史上經常有這樣的現象，就是有些本來曾經討論過、爭論過、並且已經做了澄清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以後，重新又出現了爭論，又似乎模糊了。我們現在討論的大數據條件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議題就是這樣的情況。所以，需要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澄清，以免一些陳舊錯誤的思想觀念重新產生影響。

一、大數據彌補不了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

經過上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的那場著名爭論（註：米塞斯和蘭格的爭論），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已經得到了強有力的理論說明。雖然計算機的出現曾鼓舞了計劃經濟的思想，但是理論和實踐都一再證明以為靠計算機技術就能讓計劃經濟優於市場經濟的想法終究仍然是幻想。

現在，大數據的出現，又重新引起了這樣的幻想。而今天關於大數據技術能夠讓計劃經濟重新變得可行的觀念實際上都是早已被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所否定的陳舊觀念。

應當看到，大數據本身就是市場的產物，它是在市場環境中由市場的作用而帶來的技術創新，它不可能成為計劃經濟的根據，因為它不能彌補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

中國市場化改革以來，一直到現在，有不少人還是有一個疑問好像解不開，他們認為，計劃經濟為什麼要否定？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做事情、搞經濟要有計劃怎麼就不對呢？為什麼要否定計劃經濟？過去的毛病是因為沒把計劃經濟搞好，所以改進的方嚮應當是完善計劃經濟，怎麼能否定計劃經濟？不少人都有這樣一個疑問。

實際上我們要了解，計劃經濟的實質不在於有計劃，不在於講計劃，而在於它是一種管制經濟，命令經濟，是一種類似戰爭體制、戰時管制體制的那種一種組織方式。和市場經濟以人們的自主活動為基礎根本不同，計劃經濟的實質是對個人、對個人之間的組織也就是企業的獨立性、自主性的否定。這是計劃經濟的要害，也是它的根本缺陷。

由於這個缺陷，所以產生了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種種弊端。大數據技術不能改變計劃經濟否定人的自主性和人的自主活動這個性質，所以它不可能幫助計劃經濟克服它固有的那些弊端。

第一，大數據技術仍然不能幫助國家計劃當局獲得充分的、無限的信息，特別是知識。也就是說計劃經濟不能集中收集、集中控制、集中使用在分散的市場決策中為個人所獨有的那些信息和知識。尤其是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的個人所獨有的那種直覺、靈感、想像力、決斷力和冒險精神，是不可能由計劃當局靠大數據技術就能集中起來使用的。這些為不同的個人所獨有的知識只有在市場的分散決策中才能產生，才能發揮作用。實際上，計劃經濟本身就註定是排斥「大數據」的，因為這種集中控制方式必須以簡單、同一、平均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活動為基礎，而大數據卻是日趨複雜、多樣、差異化的市場活動的結果和表現。

第二，大數據同樣不能幫助計劃經濟解決內在動力機制問題，也就是說它不能幫助計劃經濟形成對個人和企業的符合經濟效率目標的有效激勵。這是因為，計劃經濟的實質決定了它必須以否定個人和企業的獨立利益主體、決策主體的地位為前提，所以，缺乏由自主利益動機而形成的內在動力機制和有效激勵，是計劃經濟搞不好經濟的基本原因之一，而這個弊端是無法靠大數據技術來克服的。

第三，計劃經濟由於它的性質，由於它否定個人和企業的自主性，所以即便有了大數據，它仍然一定會壓抑企業家的作用，而且甚至可能因為有了大數據而更加壓抑企業家的作用。因此它一定會抑制創新活動。

例如喬布斯，他大概是從來不去調查搜集什麼需求信息的，為什麼？他的理由是他要創造的產品世界上根本沒有。他特別喜歡引用福特的一句話，福特說，如果去調查，你無論找多少人問他需要什麼，他肯定不會說需要汽車，都會說需要一輛更好的馬車。所以像這樣的創新不是靠現有的數據搜集能去實現的，要靠企業家的創新作用。而計劃經濟的性質決定了它做不到這一點。

計劃經濟固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計劃經濟的一個主要特點，但是，第一，它能辦的大事一定只是在已有的產品及其技術、設備上的模仿式趕超，而不可能是熊彼特所謂「創造性毀滅」意義上的創新；第二，它的集中力量一定同時意味著不計成本，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因而它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可能是經濟行為，而總是「重大的政治任務」，所以在凡是以經濟效率為目標、存在市場競爭的那些領域，這種方式都是缺乏效率，缺乏市場競爭力的，都是不適用的。而這兩個問題也同樣無法靠大數據來解決。我們知道，現代經濟已越來越需要以創新驅動，同時，長期、整體的經濟發展已處在全球化的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中，所以，計劃經濟方式更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了。

第四，大數據技術不能使計劃經濟保證它的集中決策總能按照符合社會利益的方向來配置資源。這是因為，計劃經濟的集中決策可能有特殊的偏好，有特殊的目標，而這樣的偏好、目標可能不是符合社會利益和經濟效率標準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數據有助於滿足這些偏好，實現這些目標，那麼它越是有用，就越會使集中決策背離正確方向。

我們討論過產業政策，特別提到過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什麼問題？是大量資源被錯誤配置的問題。而大量的資源錯配，原因主要還不在於缺乏數據及其處理能力，而在於過多掌握資源控制權和集中決策權的政府部門和官員的特殊偏好、特殊目標，這些偏好和目標往往不取決於經濟效率目標，而取決於掌握權力的部門和官員的特殊利益及其它諸多因素。

第五，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需要高度集權的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直接控制的體制來和它配合。這是由它的邏輯決定的。實際上，計劃經濟體制不僅僅是經濟體制，而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在內的一種集中控制體制。這就是為什麼改革必須是全面的改革，為什麼沒有其它方面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不能真正成功，其成果也不能保持的原因。所以，如果因為有了大數據，就以為可以重新搞起計劃經濟的話，那麼，不光是經濟體制，而且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的體制就都不能按照現代化的方向發展，不能朝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發展。

所以概括起來說，大數據不管「大」到什麼程度，它也不能彌補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因此它不可能成為計劃經濟的有效工具。這個道理、這個邏輯很清楚，如果大數據能夠克服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也就是能讓計劃經濟來承認、肯定個人和企業的自主性、自主活動、獨立的利益主體的地位和作用的話，計劃經濟本身就沒有必要存在，它也就不會存在了。

這是我談的第一點看法，就是大數據彌補不了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因而它不能克服計劃經濟的固有弊端。

二、我們中國人為什麼難以理解市場經濟

這是我要談的第二點看法。也有不少人提出一個疑問：「中國搞計劃經濟總共就搞了二十來年，現在改這個體制已經改了四十年了怎麼還沒改過來，怎麼這麼難改？」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很是費解。實際上，我們要知道，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場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是1949年以來的深刻變革，也不僅是1840年以來的深刻變革，從中國大歷史的視野來看，這是自公元前221年以來，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上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

為什麼？因為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天下以後，雖一再改朝換代，但有一個做法基本上是一直延續的，可以說是歷朝歷代都實行的一項基本國策。那就是所謂重本抑末，也叫重農抑商。小農經濟，這是本，國家須以此為重，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孤立、分散、單一平均的小農經濟是傳統皇權專制統治的最適宜的基礎；末呢？主要就是民間工商業，民間的市場活動，這是要抑制的。其所以如此，固然是為了國家財政目的而與民爭利，但最重要的目的仍在於皇朝安全，這是傳統皇朝國家的最高目標，甚至是唯一的目標，所以，民間工商業的獨立活動、財富在民間的積累，一概被認為是危險的，甚至（如希克斯所說），僅僅是人們在市場上的聚集，都會被視為一種威脅。

在這個傳統中，國家總是力圖去限制、排斥民間的市場活動。凡是所謂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都要由國家來控制。例如鹽、鐵。鹽是重要的生活資料，鐵是重要的生產資料，那都是要由國家來壟斷的。儘管官辦作坊提供的產品質量低劣，像鐮刀，「割草不痛」，但即便如此，也要堅持國家壟斷。同時，凡是利潤豐厚的那些產品，像茶、酒之類，也一律實行禁榷，直接控制在國家手裡。更有甚者，是像告緡那樣的極端行為，徹底剝奪民間的財富積累，全面摧毀「中等收入階層」。這一整套的制度，包括國營、禁榷以至均輸、平準等等，目的是什麼？都是壓制民間工商業，排斥市場活動。

一直到中國近代以來第一輪大規模的工業化現代化運動，也就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並持續三十來年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用的還是這種國家壟斷的做法。官府要辦紡織廠，就不準民間再辦，明令民間不得另樹一幟。即使官辦企業的低效率讓國家財政不堪重負，以至不得不向民間有限開放以後，也還是想方設法地維持國家控制，所謂官商合辦、官督商辦之類。

到國民黨政府搞「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仍然沿襲傳統的國家壟斷方式。首先統制全國金融。要從統制全國金融走向統制全國生產。後來還提出計劃教育、計劃經濟、以計劃教育配合計劃經濟之類的主張。

再後來，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圍繞蘇聯援建的156個大項目，開始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同時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什麼同樣是一種外國模式的蘇聯模式很容易就能直接照搬呢？就因為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模式跟我們的傳統是完全契合的。

這樣來看，今天在改革過程中要改掉計劃經濟體制，改的不只是過去搞了二十年的那一套體制，要改的是兩千年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的傳統方式。所以這個變革是空前深刻的，也是很艱難的。

在這個傳統中，由於缺乏市場經濟的歷史和文化，所以我們中國人往往很難理解市場經濟的邏輯，人們對市場的作用天然地充滿疑慮，充滿不信任，總覺得把事情交給市場就會亂。相反，人們習慣了過多地迷信權力的力量，崇拜權力的力量，以至把凡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必須由國家壟斷，各種利源必須由政府控制當成了不需要任何證明的公理，以至無論官民，全社會普遍地缺乏權利觀念，而充斥著濃重的權勢意識。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人的自主性，是個人和企業作為獨立利益主體的自主活動。所謂市場經濟就是民眾的自主經濟。所以對市場充滿疑慮、充滿不信任，實質是對人民的自主活動充滿疑慮、充滿不信任。

由於這個原因，歷史上，只有在國家壟斷控制方式造成嚴重的經濟、財政困難以至危機的時候，才會迫不得已地放鬆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開放市場，「允許」民間經濟活動。這樣，靠市場的力量，通常都能渡過難關，而且會出現一段繁榮。但只要日子一好過，往往就想回過頭去重新強化國家的壟斷控制。這時，一些舊意識舊觀念也會重新泛起。

也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中國改革明確了建立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其意義是極其深遠的。認真對待這個目標，需要我們深刻理解市場的邏輯，否則一些陳舊觀念就很容易在新的條件下反覆出現併產生影響。像以為有了大數據就能重搞計劃經濟，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裡還有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大數據計劃經濟」觀念實際上是簡單、機械地套用工程技術思維來對待經濟社會問題的表現，是以對待物的方式來對待人及其行為而產生的幻想，因而既難以理解市場經濟的邏輯，也認識不到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究竟何在。

三、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不可動搖

現在，改革仍處於緊要的半途，市場經濟體制仍遠未完善。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大目標、大戰略一定要堅持，不能動搖，不能變。大目標、大戰略在什麼情況下往往容易變呢？兩種情況。

一個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時候。這個時候往往容易以為現在我們有底氣了，有條件，有實力來變一變了。

第二種情況，就是遇到不少困難、矛盾、問題的時候。這個時候也容易變，覺得這個時候有必要變了，這麼多問題你還不變？

而在目前這個改革的半途上，這兩種情況恰恰同時存在。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面臨突出的矛盾和問題，於是容易產生這樣的想法，就是現在既有必要變（因為問題很多），又有條件變（因為實力今非昔比）。這個時候一定要真正保持清醒堅定，不能動搖。

實際上，要達成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改革仍然任重道遠。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需要著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需要遵循正確的方向，根據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正確定位有效推進；民間經濟的發展需要獲得更完備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條件；政府的宏觀管理需要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進行改革和完善，特別是一定要避免多年來反覆出現的那種現象，就是在宏觀調控中，一旦擴張，就主要擴張國有部門，一旦緊縮，又首先打擊民間經濟，這是宏觀調控中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一定要通過改革來解決。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富裕也不是資本主義，富裕是帝國主義。

1、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2、如果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中顧委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頁）

　3、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4、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5、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54頁）

　6、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8頁）

7、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別是中國人口多，如果那時十五億人口，人均達到四千美元，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六萬億美元……就表明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5頁）

8、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9、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10、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使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就現在這個情況看來，這位偉人的書遲早也得成禁書。以後主席的書只有四卷，鄧公的書只有兩卷。沒辦法，太反動太乳化，還有惡意的鄭智銀魚

學生的拙作，如有不對歡迎指正。

不討論意識形態，也不討論嚴重挫傷生產積極性的人民公社式的平均主義，也不討論按需分配（人的慾望是無限的，新的技術導致經濟增長滿足了基本需求也會引發更高層面的需求）。

毛中特和近代史知識：

我摘出來兩個時期。

1949年開始恢復國民經濟，1952年進入過渡時期，1956年我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考察之後的十年，對於農業和手工業，建立了統一生產按勞分配的生產合作社生產供銷社，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和平贖買，公私合營，最終建立起在國家管理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一時期保留了貨幣的價值貯藏與支付手段職能，沒有實行後來的配給制但價格受到國家管制缺乏彈性。這十年生產資料公有製表明我國實行社會主義經濟，生產與分配是在國家管理下以貨幣結算。

1978年從農業開始實行自主經營，1979年開始價格雙軌制，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1992年全面放開價格，我們首先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調整了農業和輕工業佔據國民經濟的份額，然後將改革轉向城市，一是允許和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二是逐步恢復了貨幣職能，價格水平由市場自主調節，在世紀之交建立起了初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但是，國有經濟佔據國民經濟命脈，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領導作用。因此，當前實行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生成與分配由市場主導。

我們試著比較兩個時期，首先我們把目光聚焦在農業與個體經濟上。

就農業而言，我國在第一個時期面臨的現狀是，農業人口曾長期受到剝削，農業用地總面積大，農業人口多，但較高級的農業工具和資源稀缺，生產分散。在當時，組織化規模化生成的合作社確實能起到充分利用農業資源，調動積極性，擴大產出的作用。但對於非農業的個體經濟而言，我認為，全面統一的計劃式管理並不好，首先，市場有滯後性，但計劃也有滯後性。一個全由單個個體組成的市場與一個統一性的生成組織處在天平的兩端，中間則是有許多不同規模的企業組成的市場。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交易由於產生交易成本，企業內部的則產生管理成本。當管理成本小於交易成本時，企業就出現了。如果我們建立統一性的計劃生產組織，為了避免滯後性，我們必需收集大量的信息，此時的管理成本遠遠大於交易成本。而如果我們不維持如此高昂的管理成本，這個計劃生產組織又會比企業市場更大的滯後性，甚至公平也難以保證。因此，在這部分市場是優於計劃經濟的。

再考慮所謂的國有經濟命脈。出於規模經濟/自然壟斷和國家安全，這當中許多的行業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中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這不是經濟問題，而是politics。按照憲法，這些資源屬國家/國民全體所有，但實際管理者不可能是國民全體，而是國家任命的代理人。那麼，你如何保證這些人恪盡職守，並以企業股東（國民全體）的利益需要去管理企業呢？俄羅斯人變窮了不是因為公有制變成了私有制，而是因為原本國民所有的企業變成了管理者的私有財產，卻沒有變成全體國民的私有財產。即使這些管理者受到法律監督而不能侵吞國有財產，他們仍然有能力運用自己所處位置的影響力與資源使得自己的親友在相關行業中獲利。（家族依靠一個人的權力發財的現象）我們如何限制和懲處這種行為呢？紀律檢查機關想要有效監督，首先要求書記本人的剛正不阿，同時書記必需要獲得同級常委會或者至少是一把手的全力支持，也就是說，完全依賴於幾個，幾十個，幾百個人的個人品質。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在真空中的球形人類社會中完美的經濟制度，它們沒有優劣之分，都是完美的。

在現實中，計劃經濟的死穴在於「計劃者並非全知全能」，而市場經濟的死穴在於「市場的平衡並非瞬間達到」。這是兩點根本缺陷，至於其他的「市場經濟中有效生產過剩」，「計劃經濟中權力尋租正反饋」，等等等等，都是由這兩者導出的問題。

在現實中，純粹的計劃經濟和純粹的市場經濟都是荒謬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都必然兼具計劃與市場，只不過程度不同。人類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一個不斷試錯、不斷打補丁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盡量降低試驗的危害，提高補丁的效果。歷史經驗表明，只要人類願意拋下原教旨主義，拋下教條，允許兩種邏輯上互相衝突的理論同時指導實踐，那麼經濟所遇到的問題都能夠在社會總體不崩潰的情況下解決，而爭論也能夠被限定為「在某一領域，某一時刻，是計劃多一點好還是市場多一點好」，使得理論成為實踐的僕人。然而，制度的制定如果一旦陷入針對某一理論本身的狂熱，如「寧要xx的草，不要xx的苗」，「寧餓死在xx，不吃xx」之中，則必然導致社會的總崩潰。

社會科學不是物理學，它也永遠成不了物理學。

試圖建立純粹的烏托邦，只會最終走上波爾布特的老路。只有不斷地打補丁，勉勵維持，才是人類發展的滄桑正道。

從來就沒有什麼計劃經濟,只有無計劃指令性經濟！

市場經濟真正的死穴在於總需求不足，不是某個行業需求不足，而是所有行業需求不足，公有制的初衷是解決這個問題，計劃經濟在面對總需求不足帶來的經濟危機方面難有作為。計劃經濟要解決的是在總需求未出現不足即非經濟危機時社會資源合理調度的問題，與總需求不足是兩個問題。我看好多人搞混了，一會兒公有制一會兒計劃經濟，事實上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正在逐漸向有市場的計劃經濟過渡的階段，資本主義也需要計劃，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

看了一下反對者們的答案，不禁感慨，你們沒有一個人是第一部類產業（即重工業、原材料工業）出來的，對市場經濟的理解過於抽象，脫離實際。我不了解製造業，不過可以談談市場經濟下上游是怎麼運作的。

你們沒有考慮地理的影響。比如某地有一個水泥廠，佔據了本地的硅酸鹽礦山，而水泥不易保存，一般都是自當地採購，我問你，當一個區域就那麼一兩家水泥廠的時候，哪裡有你們想像的以效率為目標的競爭？我的水泥產品你愛買買不買滾，這是市場經濟的一種。

你們沒有考慮重工業資本密集的影響。按照你們市場經濟的假設，企業生產計劃應該以價格調節供需，但是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期貨價格是瞬息萬變，隨時根據市場調節生產對重工業來說是不可能的，這在技術上就決定了重工業部門的生產必然是按照一定的計劃來執行，而不能任由市場指揮，所謂計劃經濟，以鋼為綱，就是這麼來的。鋼鐵廠爐子開一次花費2000萬，面對鋼材價格下跌，你敢隨便停？萬一你停產明天價格飛漲怎麼辦？

你們沒有考慮信貸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按照理想狀態，企業以實物資本為抵押借貸生產，以未來的現金流還貸。但是當行業整體開始下滑的時候，企業應收賬款增加，現金流驟減。資本有強烈的求生本能，絕不會輕易去死，那麼就會通過提高負債率過冬，銀行依據過去多年的良好市場態勢，和同業間的競爭盈利壓力，往往會繼續給這些企業貸款，一旦市場面臨總需求不足，而銀行又在滯後的信息決策下持續放貸，結果就是企業槓桿率飆升，把銀行給拖垮，一旦銀行垮了，整個經濟就完蛋了。

你們理解的市場經濟就像在期貨市場買大米，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價格發現作用充分實現，效率達到最大化，這個過程中你們忽視了地理，忽視了技術的不可實現，忽視了信貸的影響。彷彿只要在期貨市場按照公允價格下個單子，商家就會自動調節生產,實現供需最佳平衡，這是很幼稚的。

我個人覺得應該把國有企業都消滅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當我們取消冶金部的時候，我們的鋼鐵成了世界第一；我們取消了紡織部的時候，我們的紡織成了世界第一。大家大鍊鋼鐵的時候（一年）1000多萬噸鋼，那已經不得了，今天我們一天的鋼產量就是1000萬噸。」——任志強

回過頭來看，當我們鋼鐵世界第一之後，馬上開始面臨虧損，歐美馬上開始對我國進行反傾銷，帝都的霧霾也是伴隨著鋼鐵大躍進而爆發的。你們不是原材料口的，是真不知道煤炭鋼鐵在12年之後有多慘，並且一年比一年慘，看不到希望。你們以為行業16年回暖靠的是市場自發調節？圖樣，15年下半年權威人士發力，國家一刀切全面去產能，以行政命令行業調控，這顯然不是市場經濟，但是不這麼干行業哪一年能脫困？工人的工資，企業的應收賬款哪一年能到手？

我不是製造業部門的，對於製造業部門不好說，但是對於重工業，尤其是原材料工業部門，計劃經濟不是要不要進行的問題，而是不得不做，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無視價格信號，和市場調節負反饋機制初衷背道而馳。舉幾個例子：

1.某些產品的廢物可能是其他產品的原材料，比如粉煤灰，是煤炭燃燒後的產物，可以摻到磚頭裡做原料，對發電企業來說燒煤發電是經濟大頭，粉煤灰是生產的副產物，不可能根據粉煤灰的市場價格來調節發電生產，因此粉煤灰的供需就不是簡單的價格多少，供給多少，而是有多少，定多少價，價格無法發揮調節副產品的生產。

2.生產計劃和市場之前存在滯後性，當企業生產開始之後，往往很難停下來，比如上面提到過的一個爐子開一次車2000萬，比如2012年計劃投資一個鐵礦山，5年後17年投產，結果鐵礦石價格大跌。資本密集型產業投資周期長，投入高，滯後性強，市場自發投資決策很容易一哄而上一鬨而散。

3.上面提過，鋼鐵廠一個爐子開一次車就得2000萬，即使價格下跌也不能輕易停車，一方面是即使停產資產每天也在折舊，人工水電氣暖都在花錢，往往越是價格下跌越要開足馬力生產以攤銷折舊，結果就是生產越過剩越要多生產，賣不出去還要借錢生產，市場經濟也會出現正反饋效應。

既然在市場經濟在第一部類存在這麼多弊端，那麼增強其計劃性，降低波動帶來的風險就成為必然選擇。這些年上有行業有這麼幾個特徵：1.推動產業鏈的橫向整合，不斷提高產業集中度，逐漸形成大的集團進行壟斷競爭，如各省的礦山兼并重組，2.推動產業鏈縱向整合，不僅是採礦冶金材料、採煤選煤煤化工運輸發電等生產部門的整合，大力推進產業生態圈生態園建設，還有設計、研發、施工、運營、物流、金融等全方位整合，將外部價格波動內部化，平抑產業鏈價格波動風險3.加強發改委的行業監管職能。目前來看效果不錯，至少原材料行業和冶金行業已經走出困境。

說實話製造業領域計劃經濟是不是可行我目前還在思考，但是在上游原材料、冶金等重工業領域增強生產的計劃性，甚至以人工智慧演算法代替市場機制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對政府和國家強盛而言，計劃經濟優於市場經濟。

但是呢，天下興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

屁民的處境不會因為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而改變。

計劃經濟什麼都好，就是在擂台上一對一干不過市場經濟。

也許以後AI普及了，靠智能化管理杜絕官僚主義能讓計劃經濟煥發第二春，但至少現在不可能。

P.S：我自己哪邊都不特別支持，Social Liberalism才是正道。

其實並沒有什麼計劃經濟還有生命力一說

相反其實是現在中國的社會發展階段還是比較初級

舉個例子

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不是也爭論奴隸經濟是否必要

你在那個年代一看，沒有奴隸就沒有那麼多廉價的勞動力，那麼多種植園誰來種

所以奴隸很必要呀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機器取代了奴隸，照樣可以種棉花。

那奴隸經濟就沒有生存的活力了

現在其實也有一定的類似性，有些東西沒有國家來管一下，的確要出事。隨著時代的變遷，民間已經可以掌握新經濟的技術和管理，國家也沒有必要再計划了，過去鹽鐵專賣，也有他的合理性，後來就是主要拿來做稅收，而現在稅收都看不上了，無所謂了。民間自己搞就行了。

得看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全民所有還是國有還是私有

和社會主義是不是優於資本主義一樣，本問題同樣是一個範式陷阱。通俗一點說，這個比較就是關公戰秦瓊。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屬於辯證邏輯上兩個階段的東西，是一個否定和被否定的關係，如何同台比較？或者更準確的說，這種比較所依賴的價值觀點是不是有傾向性？這種已經預設價值觀的比較和這二者的辯證否定關係是否邏輯同一？

簡單解釋一下前面提的問題。對第一個問題，所謂價值傾向，比如已經預設以白種人相貌為標杆，讓白種人和黃種人比帥，那就沒有意義。而第二個問題的含義，對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而言，前者對後者的辯證否定關係是否由於本題涉及的資源效率問題而存在？

回到本題而言，本問題隱藏預設了兩個價值前提。其一，資源配置效率是比較經濟體制的標杆。其二，計劃經濟如果要先進於市場經濟就應該比它效率高。不意外的，絕大多數答主默認了這兩個價值前提。這就是我一開始說指明的範式陷阱。事實上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跳出範式，重新解讀。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範式解構-重構過程。

那麼我們依據什麼來做這一重構呢？這就是「回到事情本身」，去除原有的對計劃經濟的認知（特別是蘇式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當然還有把「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的「計劃」當「計劃經濟」的），去除歷史政治附加的遮蔽，看一看計劃經濟，準確的說，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的提出背景。也就是要重新釐清計劃經濟對市場經濟，準確的說是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辯證否定過程。

眾所周知，這一過程被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一作中表述，但鮮有人知道這一論述的過程。實事求是的說，我也沒弄清這一過程，但可以做一個簡述。簡單的說，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在理想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自由競爭狀態下會陷入利潤率逐漸下降的狀態，直至其無法繼續再生產以引起生產總危機。由此可以證偽兩個通常認知，其一，資本主義崩潰來自經濟危機（在《資本論》中是生產總危機）；其二，經濟危機是由於需求不足以消費供給（總危機的原因是利潤率趨降）。

而為什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自由競爭中，利潤率會不斷趨於下降，歸根結底的說是資本主義下的物役性特點，即人的活動屈服於資本無限增殖的邏輯。這一思想在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曾以人本學的面目出現，被解釋為人的異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這一現象稱為「拜物教」現象，並將其視為揭穿資本主義生產的神秘主義的法寶。在這一現象下，馬克思稱資本主義的社會歷史是一個似自然過程（這一指認被錯解為歷史決定論）。在這種情況下，個體不得不追求超額利潤，提高個體生產率，降低個體價值提高個體剩餘價值。而在利潤平均化規律下，同一生產部門不同個體，不同生產部門利潤率會趨平。普遍的生產率的提高會普遍的降低利潤率，最終會使資本主義整體利潤率下降。在這一過程中，即使生產個體意識到這一點，也不能改變規律本身，因為沒有哪個生產個體會願意成為競爭犧牲品，這就是「拜物教」的現實意義。個體資本無限增殖同社會資本無法增殖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就是一般所說的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同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

據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述了後來被稱作「計劃經濟」的解決方案。

最後，讓我們換一個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裡，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範圍內重演。魯濱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佔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佔份額的尺度。在那裡，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係，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了的。……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係，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係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粗體是答主加的）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四個結論：

計劃經濟提出的目的是消除資本主義「拜物教」以實現人的關係與物的關係的統一，消除個體生產同社會生產的矛盾。
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自我發展的必然結果。
計劃經濟的主體是「自由人聯合體」。
計劃經濟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

對比蘇式計劃經濟，區別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我們最初提的兩個問題，以資源配置來分析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劣合理嗎？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是計劃經濟否定市場經濟的原因嗎？到這裡答案就很明顯了。

多說一句，答主的問題本身能否排除價值前提而討論？比如直接拿個數據比？應當說是不能。因為你永遠找不到真正的計劃經濟和真正的市場經濟。而滑稽的事情就在於，當討論前提都搞不清，連計劃經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一堆人在不亦樂乎地論證著自己預設的結論。

我覺得吧，信息收集能力不夠+算力不夠，應該會導致經濟指令的效率遠遠低於市場經濟的價格信號。

堅持市場經濟的人應該是認為人的需求是難以揣度的，你不能搞個中央計劃委員會規定每個人該消費xxx公斤糧，xxx米步，人均xxx平米房等等——這就往往拍腦袋決策——最終往往導致不足——一群計委幹部對需求的想像力，哪能比得上無數大大小小企業商家和更廣大的消費者的想像力啊。

只有價格信號才能一定程度上反應人們到底想要什麼，要多少，從而讓生產者判斷進行多大的投產和擴大/減少產能，以及推出產品的創新。

當然市場也非萬能，比如生產者現在學會了消費主義洗腦，「消費者不知道自己需要xxx，我們來告訴他需要」，無數消費者自己的內心也被眼前眼花繚亂的軟文廣告扭曲，以至於背上沉重槓桿。他們很想要xxx，但這到底還算不算他的自由意志，就很難說了。

西方從蘇聯這裡還是學到了一些東西的，他們也有計劃也有市場，他們以計劃來給人民發福利，來保證人類基本物質需求的滿足，他們也鼓勵市場，讓市場去配置滿足所有人基本物質需求以上的部分資源，達到彈性、活力和創新。

然而，未來卻未可知呢。今天剛剛看到的新聞：

如何看待 IBM 宣布成功研製 50 量子比特量子計算機原型機？

看了該問題下的幾個科普，大家認為，雖然離真正的50qubit通用量子計算機還很遙遠，但一旦實現，就將超越目前人類所能達到的計算能力極限。

有人開玩笑說，如果開發出來，現有的量子化學計算應該都要再拿來狂算一通。

那麼如果算力和信息收集能力足夠，人類的內心需求，真的不能被解析么？我想我們都未必能打包票吧。

完美的計劃經濟當然優於完整的市場經濟，問題在於市場經濟可以越來越完整，但計劃經濟想要「完美」，目前看來根本做不到。

舉個簡單的例子，廁紙，這東西沒什麼技術門檻，也沒多少硬性比較標準，更沒有品牌效應，只要吸水柔軟外加分量足就有人願意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商品肯定是一窩蜂亂象，只要有一點點甜頭必然大量資源湧入造成產能過剩，各廠商為了不成為墊底的那家只有惡性競爭，但是又沒有辦法提升競爭力，只能各種剋扣成本，最終變成了「能用」的廁紙都賣高價，「低價」紙一沾水就破。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小東西，計劃經濟還真的沒辦法處理的更好。只要一條小小的消息「你知道嗎，廁紙折三層可以杜絕傳染病」在隨便什麼媒體上一傳，原先折兩層的廁紙變成了者三層，好了，全社會用量上升50%，市面上廁紙突然供不應求，制定的計劃全部報廢。這個時候，民眾無不深切懷念惡性競爭的廁紙市場。哪怕是一沾水就破的廉價貨，折四層也能用，總比用手摳要強啊。

所以說，市場經濟的優勢正是在於「混亂」「浪費」「沒有預見性」，因為人類就是這樣混亂，這樣浪費，這樣沒有預見性。

【計劃經濟中物資可以得到最優化的利用】

先證明這個前提再來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