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為什麼能在中國立於主流兩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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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空上與人辯論,我不是對手,來這裡求助,為何儒家在中國幾千年都沒有對手.

何以說儒學千年沒有挑戰者？儒學之所以有獨霸學界的地位，是無數儒學先烈不斷努力的結果；可以說儒學自孔子起，時時刻刻都在經受著其他學術思想的挑戰。

孔夫子的個人經歷大家應當都耳熟能詳，自二十歲授徒開始，一直謀求實現政治理想，到五十五歲才有擔任魯國大司寇的機會。在這個位置上只待了一年，就下課了。之後被迫周遊列國，實在是不受人待見，在去世前幾年才開始整理學術筆記，有了《六經》。當時無論兵家、法家、縱橫家都比孔子的儒學影響大。要沒有儒學後來的統治地位，就以孔子生平做的那些事情來論，孔子實在是不應有神一樣的地位，有時候弟子多、弟子混的好也是優勢。（孔子弟子中顏回學術水平最高，但其人早死，弟子稀少；曾參、有子這兩人活的久，弟子多。兩派弟子合作寫了《論語》。在這本書里，顏回簡稱回，而曾子、有子大大方方的稱子；清史弟子多實在是好處多啊。）

/*此處11月26日有修改，原文為曾子、伋子在《論語》中稱子，後成為四聖。經知友@周琪逸指出伋子實為子思；查資料而得，鄙人學藝不精，在這裡搞混了有若和子思，特此更正，論語中稱子的除孔子外，僅有曾子、有子。再次對知友@周琪逸指正表示感謝*/

孔子後，學術界儒墨道三雄並立，直至秦一統宇內；這是孟子荀子的功勞。這兩人的學術思想，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回應來自墨家或者道家的挑戰。此時儒學已經是有很多分支的學派了，最著名的是鄒衍為代表的齊魯儒學，這一派和我們影響中談道德的儒學完全不同，他主講陰陽、拿著《易經》做神棍狀；被秦始皇坑殺的儒，都屬於這一派。從後來的歷史結論來看，這一派實在是走了彎路。

到了秦漢交際，學術界遭到毀滅打擊，武帝時，董仲舒獲得了歷史性的機會，使得儒學取代道學成為顯學；董仲舒憑藉這一功績稱子。但董子的儒學和孔子時已有大大不同；孔子時期包括後來的孟荀都不談鬼神，對於天命也都是「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向上的態度，這是儒學上層的主流思想。而戰國時墨家大講鬼神，在基層民眾中很有市場。秦漢學術遭到大難，許多思想起於草莽，鬼神論、天命論大行於道。董子的天人合一，就是當時社會思想氛圍的寫照；和齊魯學派一樣走了彎路。但是此時，中國的學界對學術的區分已經有了比較系統的劃分；像儒學、道學、墨學這樣的能夠提供社會道德基礎、國家統治的理論基礎的，視為顯學。法、兵、陰陽、縱橫、農各類學派，是為應用學派；所謂外儒內法是也。

整個兩漢，儒學雖然是顯學，然自董子開始就走了彎路，後來讖緯迷信大行於道，天命鬼神觀念深入人心。直接導致道教、外來的佛教開始興盛；儒學也走向了玄學，徹底走進了死路。整個南北朝都在這條路上，這一時期佛學憑藉完善的理論構架，更加玄妙的佛學經典（比如禪宗的回頭是岸式的明悟）逐漸有成為顯學的態勢。當時的儒學弟子大多學佛學，以至於有儒道釋具是一體，這樣的思潮。孔子要是此時復活實在是要口吐三升鮮血而亡。

從魏晉南北朝到唐朝，儒學進入低谷。整個唐朝，道教是欽定的國教，民間佛教占統治地位，儒學在夾縫中生存，像戲子一樣為統治階級提供詩詞歌賦；李杜縱然是詩仙、詩聖，終究不過是人民藝術家，蒼老師一般的存在。直到韓愈的毀佛，以及開啟的貫穿唐宋的古文運動，儒學復起。所謂古文運動，其實就是抬死人押活人；詩詞歌賦寫到最後大都「強說愁」，靡靡之音；古文運動的起點是，你們這些寫駢文的寫的花里胡哨，但言之無物；你看孔子的那時候，寫的平實，但是句句在理。之後開啟了學術復古的潮流，認為駢文這種彎路，是因為當時的儒學走了彎路，我們要在經典中找到真正的儒學，這下就連當時的儒學一塊否定了；儒學被重訂。這一工作到北宋五子，乃至朱陸才算真正完成。

我們現在說的儒學統治地位，實際上是二程、朱陸時期才開始的。其中南宋到明初這一時期，伊川先生（小程）-朱子（朱熹）這一派（程朱學派）佔主導地位；到明末清初陸子（陸九淵）-王陽明這一派（陸王學派）佔主導地位。到了清朝中期，文字獄大興，儒學開始蕭條，大家們爭相開始整理國故，不敢言是；此時西方學術逐漸傳入中國，前沿學術思想逐漸以貫通中西為主。直至新文化運動，儒家道統終於完結。（此處原為到明末明初明道先生（大程）-陸子（陸九淵）-王陽明這一派（陸王學派）佔主導地位。這裡陸子和朱子是對立的學派的代表，朱子尊二程，宗伊川；而陸子學術觀點和明道先生很像，清人點評朱陸，「朱子喜切實，故宗伊川；象山天子高，故近明道也」。明道先生和陸子在學術上相近而在學派上敵對，放在一起似有不妥，經知友@老墨指出現，現改正。）

從儒學的歷史可以看出，儒學實際上時刻都面領著其他學術思想的挑戰，在漢唐之間將近600年的時間裡，儒學甚至沒有任何存在感；到了宋朝中期才逐漸找回了統治地位。題主所謂儒學千年沒有挑戰者，實際上也就是北宋末期到清那不過七八百年。這一時期，由於古文運動的存在，托古言志、托古改志成為主流思想；你的思想不對是因為你理解的經典不對，你理解的孔子、孟子是錯誤的，這是所謂我注六經。在儒學復興後，大家在儒學的大旗下面陳訴自己的觀點，從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到朱熹刊定四書，乃至到清末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都是這種套路。廟裡供的還是孔子，但背後實際坐著的，昨天是耶穌、今天是默罕默德、明天可能是馬克思。表面上看是儒學的一家獨大，實際上內里學術之爭變成了學派之爭，在了解儒學時候，這點要特別注意。

中華千年以來儒學屆從早期的外部顯學之爭，到後期的內部學派之爭，幾經變更，實在是不能用儒家一統來簡單而論。我們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後接觸儒學的，當時的諸位先生們，如魯迅先生胡適先生之類，大都感於國家危難，儒學改良主義已然失敗，唯有像日本那樣全面的學習西方文化，國家才有前途。但民間儒學保守力量阻力很大，故而在行文之時多有貼標籤、以偏概全之類的做法，這是在反對儒學基礎上下的一劑猛葯，將兩千年儒學一棒子打死、丟掉，不去細分裡面那些是糟粕那些是精華。我們距離那個時代已經百年了，儒學早已不是顯學；在研究儒學時候，看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先生們的一些反儒大作，應當加以立場考量，才不失為公允。題主的這個問題，便是新文化的遺毒。

儒家的挑戰者甚多。

戰國時，孔子便只是諸子中的一子，百家中的一家。當時道墨法三家，皆不再儒之下。《淮南子》《呂氏春秋》《春秋繁露》三書中，老氏和庄氏的思想也甚多。道法二家，與其說是挑戰者，不若說是並駕齊驅者。
到了東漢魏晉，清談之風盛起，時人皆喜談論黃老、庄老。儒道衰微，政治腐敗，比之入世，士大夫們更願出世。此時黃老莊豈不為挑戰者。
南北朝時，佛教大興，天台、華嚴、禪等宗門相繼興盛。如此情狀一直延續至唐末宋初。武則天一朝，禪宗已然是獨一不二的主流了。釋家也不是挑戰者嗎？
到了晚明，馬可波羅其後的第一批西洋傳教士來華，對當時的儒者有不小的影響。雖然清代入主後迅速閉關鎖國，但這些西學也姑且可以算得上是挑戰者了。
鴉片戰爭以後，國力衰微，嚴復一輩人物吸收西學思想。這是中華文明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也是儒學數千年未有之挑戰。豈非挑戰者？
及至20世紀，民主思想、共產主義等等挑戰者紛至沓來，儒學之主流已然不在了。

按新儒學學者的觀點，中國學術史有三次開合。所謂開，指的是學術開出新端緒、吸收新內容；所謂合，指的是消化這些新的思想，並且融鑄而形成一套包容的思想體系。其開合如下：

先秦兩漢：孔子繼往開來，重新開發道統——孔子後，希求諸子百家興起。第一度開——孟荀努力，希求內聖外王之道，以求由開轉合——漢儒復古通經，以學術指導政治，第一度合。
魏晉宋明：儒學衰，玄學起，第二度開——玄學衰，佛學起，宗教信仰人生之大開——宋明儒學復興，復活形上智慧，端正人生方向，暢通文化生命，第二度合。
晚明以來：晚明三大儒由合中引出開——滿清入主，文化歪曲，轉而考據——考據成風，文化生命之閉塞僵化。

以上便是中國儒學發展的脈路，可以看出：在清以前，其對於每個挑戰者，儒學在開後，都會融匯其中思想，消化其中內容，而合出一套新的思想體系。

故此，儒學不是沒有挑戰者，而是挑戰者最終不能成為主流。而試論其原因，有下：

儒學本身不是一種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也不是一種西方意義的哲學。它說「天命下貫而為人性」，卻不去探求這天是什麼。是耶和華還是真主，或許對於儒者來說都無傷大雅。他們關注的是天命本身和人性的顯發，是道德的教化和人生的修養，他們的內里有一種過程哲學和存在主義的傳統。因此，外來的思想對於儒者來說，並沒有一種如耶教和伊斯蘭教般的根本衝突。譬如有宋一代，儒者言滅佛者少，言三教合流者多。
儒學在宋以前，作為主流的時間極短。然而宋以後到1919年五四運動，它都是獨一不二的主流。這其中的緣由則和唐末五代到北宋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有關：

漢以來，中國社會漸次形成一種世家門第的社會組織模式。廟堂政治掌握在貴族和世家手中，世家之間、世家與皇權之間形成一種不穩定的制衡關係。這成為歷代中央政府構建的基石。
然而唐末藩鎮割據，北方經濟生產停滯，而有黃巢亂，此後五代十國的紛爭，世家門第的勢力大不如前。到了北宋，官員的選拔又純由科舉產生，科舉考試的內容也從詩詞改為經義。這就讓平民也更有機會通過苦讀入朝為官。社會的人才流動更為迅速有效。這樣，本來出自世家的職位現由平民出身的官員把持，世家門第則徹底瓦解。
因為世家瓦解、科舉盛行，平民官員層出不窮，這樣的廟堂政治又反過來助長了經義和儒學的盛行。這樣形成一種由平民人才組成的、由科舉制度維持的，由龐雜的中央政府統籌的社會組織體系。這樣的體系就猶如一位巨人，而在這巨人身體的經絡中貫行的氣血，則是儒學。儒道在宗教和哲學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事物，支撐著中央集權政府，而中央極權政府又支配著整個中國。

最後，按照當下最為流行的地緣政治學觀點來審視中國，可以看到：

中國之東方是一望無際的大洋和島鏈，北方是廣袤無垠的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亞凍土，西方是無邊無際的沙漠和高原，南方是環境惡劣的熱帶叢林。中國幾乎有如一座孤島，四周幾乎沒有與之同等級的文明。而和唯一的文明印度之間，則隔絕了青藏高原和高不可攀的喜馬拉雅山脈。
在此種地理孤島的情況下，周邊落後文化的蠻邦與儒學接觸會被改尊儒學。而外來的先進或同等級文明和文化很難進入中原，影響中國文化。玄奘取經要西出玉門關，沿天山山脈，繞過克什米爾，方能進入印度。比之歐洲的中心羅馬，沿色雷斯經北巴爾幹，便是君士坦丁堡。坐船南下，便可遠眺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這樣，保羅才不用忍受舟車勞頓進入希臘傳教，聖奧古斯丁可以抵達羅馬教廷，奧斯曼和阿拉伯帝國可以佔領巴爾幹和伊利比亞。
另外，在西歐之內部，地理區隔卻反而更多，亞平寧半島和大陸隔著阿爾卑斯山，不列顛島隔著英吉利海峽，伊利比亞半島隔著比利牛斯山。如此，在各個半島、島嶼之內，反而容易形成各自獨特的文化和政權。也容易形成各自獨特的思想體系。譬如自宗教改革往後，英國國教、加爾文和路德教派的分裂，地理區隔是一個重要原因。
反觀中國，平原夾雜的丘陵，東西可以通過長江黃河來往，南北則有運河和大道。這樣，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更為頻繁，文化也更容易統合融匯。譬如神宗時，蘇氏父子為蜀學，二程為洛學，但西蜀和河洛的學者卻可以同在汴京各自開設講堂，互相辯論。
又因為少了地理關隘的阻隔，國家也就更容易統一，也極容易形成中央集權政府。集權政府更容易在全國推行統一的法令和思想，正是宋以後的獨尊儒術，造就了儒學的獨大。
再者，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距離過遠。阿拉伯人和西歐人在數千年間文化可以互相補足。但西方文明卻全然無法影響中國。第一批西洋傳教士在晚明進入中國，傳播了西方的技術和思想，給當時的儒者帶來了不小的影響。但試想，如果中西的地離區隔更近些，是否西方傳教士可以早三百年來華，並有更多的影響，這樣是否中國的儒者也能像宋明理學融匯佛老一樣，創造出一種融匯西方實證思路的學術呢？

我想，諸如這樣的學術史問題，就如同一個龐雜的函數，有無數的變數，每個變數作為因變數又有無數的自變數，這些變數之間就如同一張巨網，相互關係細密地交織在一起。故此，我們很難說什麼是一個歷史命題的最根本原因，什麼是最重要的原因。

而我，唯有抱著戒慎的態度，在我的個人知識面上，試論一下罷了。

怎麼會沒有對手！

漢武帝時期的儒學已經夾雜了法家、道家的成分；

到了三國兩晉，更是名士派（老莊）取代禮法派（孔孟）而掌控朝野；

隋唐開放的氛圍凜然大國氣象（李靖攻沒北突厥、大勝而歸，朝堂之上，高祖擊鼓，太宗起舞，這種自信和親和是後世難以想像的，這才是大國的氣度。早就超脫了孔孟的禮法），而且佛、道也一直侵蝕儒學的領地，請看韓愈文《諫迎佛骨》；

至於宋明儒學之迂腐膚淺，就更不是孔孟的那一套，「士人墮落為文人」，丟了高貴與風雅。

總體說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永遠擺脫不了廟堂（儒）與江湖（道）的糾葛，治世登廟堂，亂世歸園田，道家上不了檯面，儒學也並非一家獨大。更何況千年以來，儒學本身也在嬗變，孔孟的那一套從董仲舒以來一變再變，甚至魏晉時期有「六經注我」的說法，王弼注《周易》、《老子》，開一派之風，大大拓寬了儒和道的領域，甚至使二者融合，千年以降，唇齒留香。

到了近代，紅星照耀中國，儒學面對西學一敗，面對馬列一敗再敗，文革後方有起色；

而改革開放之後，西方的拜金主義折射進文革後中華民族的道德荒原，于丹那樣的小妮子也講起了《論語》，呵呵，真是「六經注我」的時代了。

文不對題，請見諒~

儒家思想能夠成為主流的原因：

1、其本身就是文化和文字的載體。「儒，柔也，術士之稱」，禮節和文字在當時是貴族專利，平民不得染指，其載體就是儒家經典。孔子廣收門徒，不論出身，這些人學習到了進入上層社會必須的禮節和文化之後，對於改變他們命運的孔子自然感恩戴德，滿世界地推崇孔子。

2、儒家高舉人道主義旗幟。相比法家那種赤果果的端不上檯面的君主專制獨裁，自然是儒家更能夠被整個社會廣泛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人殉和人祭被禁止。儒家鼓勵生育和傳宗接代，更符合人的本能。儒家所說的仁政，那是每個腦子沒壞的君王必須標榜的。

3、儒家高舉忠君愛國的旗幟。任何君王，總不能夠拒絕人家哭著喊著要擁護自己吧。肯定要對此大加鼓勵吧。

4、儒家的宗法制，更適合當時的社會需求，三綱五常和歐洲的封建制一樣，在亂世中儘可能維護社會的穩定，鄉村的和平，家庭關係、君臣關係的牢固。

5、儒家本身的不斷改造。西漢董仲舒的今文經學，巫術預言學占星術味道很濃，宣揚劉氏當為天子的神學合理性。到了東漢開始，古文經學興起，反對那種迷信。到了後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吸收佛道內容，不斷的變化，以適應社會。

法家雖然被排斥，只是因為這種東西端不上檯面，其實私下裡，大家君臣士子都心照不宣。想要做明君賢臣，光知道儒家經義是遠遠不夠的，私下裡，法家學術一定要融會貫通。

儒家畢竟不是宗教，孔子畢竟不是神明，所以還需要佛道調劑身心。

儒者，不識時務，不合於時，好是古非今。所以還需要道家老莊調和，別一根筋到底。

察業識莫若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立價值之主體，莫若儒。此即是中國儒家學術之特色，足以善化一切消融一切之學也。故為人間之大本。

儒學本身是人學，開發人的本性，讓人活潑潑的，純然光明，敦篤人倫，不破俱生我執，而得以超越之，這般厲害，但凡是人都逃不過這一追求，早已立於不敗之地，所以除了佛道兩家，談不上有什麼對等的對手。

程朱陸王皆是賢人，以下文字比較而言：這裡需要理清的是，程朱更像是荀子一脈，相比而言，陸王才更接近孔孟，這點在看兩派文章注釋中尤為明顯。譬如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往往被一個系統的大框架所累，求諸於外，講解反而拖泥帶水，多有辨義不精、含糊不清處，其機械可知矣，豈是孔孟教化。這個特點也往往容易被人抓痛腳，成為挑戰突破點。而陸王之作，即使前後文在文字上有矛盾，仔細體味，實則不二，與孔孟亦是不二。嚴格地說，陸王才是儒學真正傳人。

我抄襲一下陳志武教授的觀點。陳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邏輯》一書中系統的分析了儒家在中國興旺的原因，我認為非常到位和準確。

中國自古以來重農抑商，小農經濟最顯著的特點是重視生產，輕視交易。在一個交易行為被貶低的社會中，很難有金融發展，因為金融市場幾乎完全是交易。我們首先明確這個大背景：中國自古以來金融業落後，缺少發展現代金融的社會土壤。在一個金融業發達的地方，如果人們需要經濟援助時，會到金融市場上尋求幫助。企業可以用股或債來融資，偏好穩定生活的人可以購買保險來對沖生活中的不測。年輕人可以通過養老基金為退休後的生活提前做好準備。

但是在金融業不發達的地方，缺乏一個龐大且有效的市場來滿足人們的融資需求，人們要怎麼做？這就引出了儒家的實質。儒家倡導以家的模式構建整個社會，強調人對人的義務。這其實是一種金融結構。家庭成員之間按不同級別有不同的義務，本質上都是經濟義務。所謂父為子綱，實質上是父親年輕時投資於自己的兒子，以換來年老後兒子對自己的照顧。儒家體系下的家庭經營就是家庭成員之間的投資。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重農抑商，金融業得不到發展，所以才催生並強化了儒家這種社會體系。

反觀歐美國家，幾個世紀前就有了較為成熟的現代金融體系。我想凡是去過歐美國家的朋友應該都有體會，西方人的人際關係比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更為簡單淳樸，家庭味兒更濃一點。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發達的金融業在很大程度上把家庭成員從經濟義務中解脫出來，使人們能夠回歸最簡單最純正的感情生活。陳志武教授在國內做了一個調查，在不同的城市問人們這樣一個問題：養兒是為了防老嗎？結果，金融業越發達的地方，給出肯定答案的人越少，越落後的地方給出肯定答案的人越多。

儒家確實在中國幾千年都沒有對手，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儒家觀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崩潰。再強大的意識形態，都不是資本的對手。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國的儒家思想就會像新加坡一樣，迅速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組織形式，成為新儒家，也有人稱之為改良儒家。

能延續數千年，首先就是因為儒學是一種以實用為指向，但其實本質上卻是一種理想。也就是說自創始人夫子起就想當工程師，但實際上乾的卻是牧師
的活。因為有理想，所以才有生命力。這種理想就是大同：讓普世子民都過上好日子。支撐這種理想的就是夫子的家國情懷、悲天憫人；達成這種理想的途徑是克己，是學，是自強不息，是厚德載物。夫子雖然有些呆板，但學識天人，在方法論上提倡的是中庸（以中為用）、不器不泥，還是強調實用的。

上進、有見識、有原則、有理想、肯堅持、願付出、又有風度，這樣的人誰不喜歡、誰不佩服、誰不敬重？當然這樣的聖人也不是就這麼好養成的，其中的要害就是要看有沒有這個家國情懷、悲天憫人，有了這個，加上持續的教育，不可能是壞人吧？沒了這個那就是偽君子了，大家現在對儒學感覺不好就是因為道德拔得太高，說起來那都得是聖人，但實際上誰也做不到。還是要回來，承認人性才是根本，但我們總要在人性上多少加點家國情懷、悲天憫人，至於加多少，那就看個人了。

儒學能延續兩千年，因為儒學就代表了中國人，李澤厚先生說儒家對《周易》的乾坤兩卦的解讀就代表了中國的精神：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坤：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但筆者以為，從夫子所傳下來「知其不可而為之」才是中華的根骨。筆者記得看過一個講朝鮮戰爭的紀錄片，是萬歲軍的三所里之戰。一個輕裝步兵團阻擊南撤的美軍重裝部隊，記者採訪時問當時的一個團長：敵我懸殊這麼厲害，你就沒想過生死的問題嗎？老人家很平淡的說：該著你了，你就要上。

還說什麼呢？這些東西都已經融入你我的骨血之中了，問題只在於要讓這些東西能很好的發揮出作用來，雖說不能一味的要在道德上拔高，但懲惡揚善總是要的吧？！

中國文化一直是儒釋道三家輪流轉啊，哪裡是儒家一家獨大

《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某人回憶，當年主席給他講為什麼要寫這首詩和批孔的原因。

郭老的十批書裡邊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罵秦焚書坑儒。他的書50年代發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論給了我，我詳細讀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難讀，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還真讀不懂，許多怪字我都不認，我問毛主席這啥字，主席給我講什麼字，我說怎麼明末清初的文章怎麼比唐朝的還難讀。主席說唐朝的人還沒到那麼嚴重，寫的文章，李白的詩還比較接近老百姓。越到後來，特別是南宋以後，朱熹的理學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誰都沒見過，誰的水平越高。

而柳宗元的《封建論》是肯定秦始皇的，主席拿著這本書給我講。有一段話說：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為公的「公」)秦始皇，當然後邊也說了，他是以一個人之私來公天下，他自己皇帝還是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對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國家分裂，先是紛爭，最後各種各樣的問題中國歷代都發生過這樣的事。秦統一了以後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發生分歧，李斯反對分封，搞郡縣制，皇帝任命省長、縣長，而不是封一個王到全國各地，他的子孫後代都是統治者，世襲。他把這個東西破了，主席說秦始皇功勞非常大，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

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後都感覺分封王侯不行，就實行郡縣制。後來一些朝代又實行分封，如漢朝開始，七王、八王之亂鬧的漢武帝不得安寧，不少王造反。漢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沒有封，實際上內部有爭論，歷朝都有這事，要不要封王。如什麼省要封一個王，那就世襲了，他的子孫、阿斗也得說了算，最後國家分裂，都是這樣，

封建論對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勸君(郭老)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結論，迫害知識分子(秦始皇：統一度量，還要統一思想)秦滅六國都有一大幫儒生。詩中祖龍指的是秦始皇，祖龍雖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書。

當時我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祖龍什麼意思，主席說就是指秦始皇，第二歷代都行秦王政，這個政是贏政的政還是政治的政(因為秦始皇名贏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國方略。

孔學名高實枇慷，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氣很高，實際上沒用。熟讀唐人封建論，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論(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從柳子厚以後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對於孔夫子的理論，主席認為，孔子當年，他那套東西沒有市場，周遊列國，到處被趕出來，為什麼?戰國七雄，唯獨秦國是不允許孔夫子的弟子進去的，從商鞅變法以後，其它國家允許孔子的弟子(那時孔子已死)去講學，可為什麼那些相信過孔夫子的國家都滅亡了!唯獨秦國，不聽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統一，是不是這個道理!

歷代都行秦王政，從秦始皇死了以後，農民起義，楚漢相爭，劉邦把項羽打敗了又統一了中國，這以後，漢以後，從三國、魏晉，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

歷代皇帝都是罵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來都是學秦始皇的，說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這樣?

都罵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們做起來並不比秦始皇手軟，秦始皇坑了四百多個，後來的皇帝不是照樣罵!文字獄一個比一個歷害!都學這個，所以歷代都行秦王政。

實際上孔學名高實枇糠。主席說，孔夫子的很多話都是好話，現在看起來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現實社會裡，那種複雜的矛盾他都處理不了，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又都是廢話屁話!這都是主席的原話。

主席說歷代農民起來造反，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改換皇帝，他們起兵造反的時候都是批孔，為什麼呢?因為孔夫子講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換掉，你得違背，違背孔夫子儒學理論，他必須得批孔，要不然師出無名，造反無理，特別是農民起義。

舉了個例：如劉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劉邦，見了儒生把帽子拿下來灑尿，史書有記載，

可是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這就說明到了統治地位以後，又要把孔子請回來，為什麼呢?要用他那套理論管理國家。宋太祖趙匡胤他搞陳橋兵變，軍事政變，發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當皇帝，這不符合孔子的理論，他肯定不符合。但他當皇帝以後又把孔夫子請了回來。

造反的時候批孔，治國時尊孔，都是這樣。

成吉思汗他讀過論語嗎?他的鐵蹄殺遍歐亞大陸，見人就殺，簡直是要把所有的農業區都變成牧區、草地。

可是到了元朝後邊皇帝，到山東去祭孔啊，給孔的地位那麼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給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嗎?沒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後，要到曲阜祭孔。

清朝也一樣，努爾哈赤讀過什麼書，滿清入關，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那符合孔子的理論嗎?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後，要把孔夫子請出來。

太平天國洪秀全也是從批孔開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嗎?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後又要尊孔。

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孫中山也好，陳獨秀、李大釗也好，「五四」運動就是批孔開始的，是不是這樣?等到蔣介石坐上了寶座以後去尊孔、祭孔。蔣介石把孔家的後代請到台灣，現在還在那裡。中國歷史不就是這樣嗎!當要起來造反的時候，都要批孔，

用我們的話說，你是革命黨的時候是批孔的，當成了執政黨，鞏固地位時又要尊孔。中國的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為什麼?這是什麼道理?

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席說到現在孔夫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孔丘本人，歷代的統治階級都給他梳妝打扮，根據統治者的需要，用魯迅的話說，後邊講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經過梳妝打扮過的孔夫子，他們就是以這套思想來束縛統治人，是思想專制的工具，回顧中國歷史是不是這樣?

你說蔣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嗎?對共產黨員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孔夫子什麼時候教過他這一條?孔夫子是和為貴，所以主席那個時候搞那個東西，為什麼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員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

主席還說，你看看歷代，革命的時候都是對從批孔開始，等到他掌權的時候，都要把他請回來，幹什麼呢?把他作為對人民統治的思想專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結論是什麼的，

他說孔子作為中國者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莊子、韓非子、荀子和他們一樣，都值得我們尊敬，紀念，值得研究，因為他們的思想實際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每個人都值得我們尊重。

但是作為孔子的這套理論，它是唯心的，主張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於說我們現在說批孔，(魯迅說)已經各朝各代梳妝打扮以後的孔，不是當年的孔夫子，孔子不過是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可是到了南宋以後，你讓婦女纏小腳，這是對人體的傷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發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時還沒到這個地步，但是理論根據是孔夫子。

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來與老百姓的思想時，落入歷史的這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主席還說，中國沒有一個真正能夠占統治地位的一個宗教，不象西方。主席舉例子，主席說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個時候也是到處受人迫害，還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創立的這一套東西，在當時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歐洲的中世紀，教會是統治和奴役人民的一個最壞的工具。主席說你看資產階段革命，從歐洲文藝復興開始，首先就是對著教會，批判神，就象我們批孔一樣，但是這個教會不是說耶酥本人怎麼樣，只有打破這個東西，資產階級革命才能起來，那個時候教會是宗教裁判所，有時比法院還厲害，科學家好多都是被他們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須自己改變理論，不改變就要處死!這能怪耶酥嗎?不是耶酥問題。但是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這套東西來統治中國的老百姓。在中國是實用主義。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來了，孩子生下來病好了，早把她忘了。

宗教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對它進行了一次批判，然後進行改造，改造以後他適應資產階級的社會。所以現在的宗教和中世紀的宗教大不一樣。

主席想的是，我們既然已經認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就應該以這個思想來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雖然話都很好聽，拿出哪一句話你也不能說他錯，但他不能解決問題。現在講和諧，和為貴。引起矛盾，處理不了，和的起來嗎?

PS:只有打倒孔家店，才能把真正的孔夫子解救出來。

首先，儒家「獨行」千年並不是自然而然的，其作為文明信仰的確立要到漢朝

至於為什麼選擇了儒家，我認為是儒家解答了中華文明關於何為正義的問題，並且滿足了政權對單一信仰的需求。

作為一種類似國教的東西，儒家的獨行其實是作為一種底線，或者世界觀的存在，人們因此判斷行為的好壞，但是並不會嚴格遵守。。。。典型的比如「笑罵由你~好官我做~還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

作為唯一正確，或者至高的標準存在勢必需要一些妥協才能就存，比如信條力度。。。。違背儒家信條。。。。好像沒什麼事就是被人罵罵~其存在並不特別給人們帶來不便

還有傳播範圍。。。。儒家作為一種無神論神學。。。只能是知識分子的信仰。。。一般不會太狂熱而且有反思和妥協的能力所以存在並不很難

儒家能夠自我解釋……經歷了好幾次改革或復興其變革的烈度絲毫不亞於新教改革。。。舉個例子~比如周敦頤把太極之類的引入正統儒家體系....比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這些都是很根本的變革。

所以把，，，，你說它獨存實際上不是特別科學。。。只是活的比別的久一點而已。。。挑戰者多了不過是內部的

從古至今，中國人都是獨特的，別人是萬能之神不費吹灰之力七日造世界，我們是盤古頂天立地死而後已。別人逃避洪水，我們人力治水。別人是去神界盜火，我們是磚木取火。天爛個洞，我們補天。十個太陽烘烤大地，我們射日。別人是羽蛇神降谷，我們是神農氏嘗遍百草。以上都說明我們中國人在改造自然時所獨具的強大主觀能動性。

很多人被現代社會的光怪陸離所迷惑，不再相信中國人禮儀與傳統的延續，甚至有逆向民主主義者開始批判中國人的種種優良品質。其實拋開所有的互聯網設備與電力系統，你敢說當代中國與五百年前的中國有什麼根本分別？然而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民族一直冉冉上升的來自於基因的推動力（你可能說近代受洋人的辱，那時候的前因後果與國人的發憤圖強我不展開講，我只想說受辱之前我們一直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那麼優越感從何而來？因為我們大部分中國人的基因里有更強的主觀能動性，渴望去改變這個世界到更好更安全的秩序里去，而且我們確實在歷朝歷代都做到了。這種優越感會在未來的十年再次襲來），實際的表現是:作為受華夏文化熏陶的中國人，只要他沒有明顯的智力缺陷，上至皇帝老子下至百姓戍卒，打從生下來開始，就都在拚命的使出自己的渾身解數向上面爬，往更高處奔。

因此，與其說儒家獨霸東亞社會兩千年，不如說華夏民族的主觀能動性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衍生出了最適應東亞社會的儒家思想。實際上正是中國人骨子裡獨特的主觀能動性造就了儒家學派，除了倫理綱常（不管糟粕與否，大部分國人小時候少不了調皮搗蛋挨父親的打）外，儒家最主要的精神是提倡個人的積極入世，鼓勵人們最大狀態的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不僅對社會進步有巨大推動力，而且對於階級流動也有非常的積極意義，畢竟耶穌誕生的200年前，中國的陳勝吳廣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二戰後雅爾塔體系建立以來，地球上100%的國家都想通過埋頭髮展實現工業化，然而除了歐美的幾個通過野蠻掠奪發展起來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實現，放眼全球， 5000萬人口以上的國家裡，截止2016年，能夠作為後發國家快速向前奔跑，一路逆襲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中，中日韓為代表的儒家文明國家幾乎是唯一成功案例，可以說在整個社會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到經濟騰飛時段里，儒家思想中「改善」與「自省」起到的積極作用毋庸置疑，這難道不正是儒家思想提倡積極入世、不甘人後的一種思想先進性體現？

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和他弟子們，通過汲取當時華夏社會最先進最美好最具正能量的表象，提煉並發展成一套獨特簡練而高級的儒家理論體系，不拘泥細節並且脫離了形而上學的低級趣味，更酷炫的是可以允許後人不斷改進和補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這樣一項難得的發明創造即便不完美也是相當牛掰的，用孔夫子的話說:善莫大焉！！

外儒內法，儒家和法家都是統治者最稱手的工具，既有道德外衣(你看我們對皇帝也是敢勸幾句的)，也能落實忠君愛國洗腦之實。

儒家不是沒有挑戰者，唐朝初年就被道家搶了風頭，可後來歷代皇帝發現，治國安民，還是儒家更好使，讓老百姓懂道理守規矩，是儒家的老本行啊。皇帝帶頭推崇，想當官么？學儒家四書五經吧！政治力量的支持是決定性的因素。

儒家很多觀點真的是比較有利於所謂君臣關係為核心的政治統治的，換成今人穿越回過去當皇帝，大概也會喜歡上儒家學說的。

而做為封建統治最討厭的自由、民主、法制、平等之類，卻不是儒家的核心價值。

另外，儒學+科舉制，這才是千年不倒的核心，類似於假設今天高考只考數學一門，那就是數學一科獨秀了。

儒學是以人心人性為本位的學問，認為人的心性是絕對獨立、自由的主體和實體。所以，儒學就是心性學。

心性是人的本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有心性。唯有意識到心性的獨立，將心性看成絕對獨立自由的主體和實體，人才能真正獲得獨立人格，人才是真正的人。

然而，回顧整個人類文明史，可以發現，在人類所有思想流派、宗教教派中，唯有儒家做到了這個點，儒家之外的任何思想和宗教派別，都不是將人的心性作為獨立的主體和實體，而是將心性的衍生品當成獨立的主體和實體。這些衍生品在宗教時代是神學的理論體系，是神，而在現代則是科學的理論體系，是科學真理。科學的理論體系與神學的理論體系一脈相承，科學真理和神也並無本質區別。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曾指出，在整個全球文明史中，唯有儒家思想主導時代的中國人真正實現了人格的獨立，是真正的人。相對那時的中國人，任何文明的任何時期都沒有實現真正的人格獨立，都不是真正的人。當然包括信奉科學真理的現代歐美人，也包括盲目崇拜現代歐美的現代中國人。

目前對現代歐美文明存在的最大誤解是，認為在人類文明史中，唯有這個文明才講人的自由，才講人格獨立。實在大謬，連心性獨立都沒有意識到，連人是什麼都沒搞清楚，它怎麼可能知道何謂自由，何謂人格獨立。既然連知道都沒做到，又如何去實現。

事實上，象基督教時代認為人的自由需要由上帝來保障一樣，現代的歐美人認為人的自由需要科學真理來保障。也可以這麼說，歐美人一直沒有擺脫心靈的依附性、依賴性，基督教時代依附依賴於上帝，而現代則依附依賴於科學真理。西方人之所以重視神學和科學，原因就在於認為它們左右人類的自由，是人類自由的保障。正因為如此，他們開發出繁雜恢弘的神學理論體系和科學理論體系。

現代歐美人已經意識到神學體系是錯誤愚昧的，然而卻認為科學體系是正確理性的。事實上，在儒家看來神學和科學一樣的錯誤愚昧。因為神學和科學都是人造之物，都源自人心，內在於人心，用孟子的話說，都是「義內」的。它們都不是獨立的主體和實體，真正獨立的主體和實體是人心。

人的本質是心性，心性的本質又是什麼？答案是權，或行權。所以儒學可以叫心性學，更可以叫「權學」。「權」是儒家的最核心的要義，是儒家之精義。所謂的心性獨立和自由，就是學會權、行權。一個只有真正明白了權，他才是真正的人。

不理解「權」，就無法理解儒家和中國文明。儒學就是「權學」，中國文明就是權的文明。現代我們學習儒家就是學習儒家之權，研究中國文化就是研究權的文化。

要理解儒家的權，先學習下面五段話。

第一段，《論語》子罕篇第3章孔子說：

「可與共學，不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大意是，可以一塊學習的人，並不一定可以一塊求道；可以一塊求道的人，並不一定可以一塊守道和行道；可以一塊守道求道的人，並不一定可以一塊行權。

孔子認為，人生有四件事：學、道、立、權。按重要性和難度排序，這四者依次遞增。權不僅高於學，也高於道，是人生最重要的，也是最難的事。

第二段，《孟子》離婁篇第17章：

淳于髡（kūn ）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本段大意是：一個叫淳于髡的人和孟子辯論，他說，男女之間傳遞東西時不能肌膚接觸，這難道不是禮的規定嗎？孟子說當然是啊。淳于髡於是想將孟子一軍說，自家嫂子落水了，是否要伸手拉他。孟子回答說，不伸手去拉落水的親嫂子，那是禽獸不如。男女授受不親固然是禮，但當親嫂子落水時不應因為有這個禮而不去伸手拉她，這是權。

象孔子認為權高於道一樣，孟子認為權高於禮。

第三段，《孟子》盡心上篇第26章記載：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本段大意是：楊子墨子這兩人在面對世界的態度上，處於兩個極端。楊子主張做事僅僅考慮自己的利益，對自己沒好處的事不幹，使自身利益受損的事更是絕對不能幹。即便一件事對整個天下有大利益，只要它讓自己的利益受損，哪怕是損失一根寒毛，也堅決不做。墨子則相反，主張做事主要考慮天下的利益。一件事，只要對天下有利，自己的付出再大也要做，哪怕自己累得頭髮掉光，腳後跟磨破，也在所不惜。而當時一個叫子莫的人，認為楊子墨子的主張有問題，但他的做法卻僅僅是對二者進行折中和妥協，選擇了一個中間立場。孟子對這種憑藉在兩個極端之間進行折中妥協，而選擇一個中間立場的做法提出嚴厲的批評。「執一」就是死守一種選擇，是極端主義，墨子、楊子均是。「執中」並非是對兩種極端進行折中，那樣會形成一個新的極端，也是「執一」。正確是「執中」是去權，即對事情的本身進行研究分析，然後做出判斷和選擇。

第四段，《周易繫辭下》第8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段大意：《易經》這本書不可遠離，要常看，它揭示的道理是，這個世界是不斷變化的。《易經》是通過卦象來揭示這種變化的。64卦的每一卦說的都不是一個定態，都是一個變化過程。譬如泰卦，並非說世界存在一個靜態的、定態的「泰」的狀態，「泰」中是包含著「否」的，也必然會向「否」卦轉化。每一卦中的這種變化又是通過六爻的變化來實現的。《易經》的每一卦是由6爻組成，爻又分陰爻陽爻。象64卦並非靜態的一樣，《易經》的陰陽爻也非靜態的。陰爻並非靜態的純陰的，而是包含著向陽爻轉化的趨勢，陽爻亦然。明白了這些道理後，你就不會對世界對生活固守執著於某種定態。你會開放胸懷，接納變化，適應變化。同時，《易經》也會告訴你如何應對生活和世界的持續不斷的變化。儘管生活和世界是永遠變化的，而面對這些變化的方法卻是恆常不變的。但是，只有明白這些道理的人才能正確做到。

如果對《易經》沒有很深的了解，這段話就很難理解，所以我做了更詳細一些的解釋。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告訴大家，生活和世界是永遠變化的，是複雜的。第二層意思是告訴大家，面對這些變化的方法卻是恆定不變的，是簡單的。

第五段，《周易繫辭下》第1章說: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本段大意：無論是面對吉的環境，還是面對凶的環境，你只要做到「貞正」就夠了。在吉的環境中，你做到貞正了，吉的狀態就會更長久地保持。在凶的環境中，你做到貞正了，凶的狀態就會向吉轉化，實現逢凶化吉。天地之道就是「貞正」之道，天地就是時時刻刻保持貞正的天地。天地把自己的貞正展示給人，人也應該通過對天地貞正的觀瞻，領悟到貞正的道理，努力做到貞正。太陽和月亮也是貞正的，通過這種貞正，永遠給人類光明。世界、宇宙都是貞正的，因為貞正而存在。

這段話和上段一樣，不深入了解《易經》就很難理解，所以我也做了發揮，儘力讓還沒有讀過《易經》的人能讀懂。

這段話關鍵詞是「貞」，事實上，「貞」也是一部《易經》的關鍵詞，甚至是整個儒家思想整個中國文明的關鍵詞。不理解這個「貞」就不能理解《易經》，不能理解儒家思想和中國文明。

《易傳》自己說，貞就是正，就是守正。但關鍵的問題何謂正和守正？

正就是自然、本然的狀態，就是本性。人和事物的本性就是正，保持本性就是守正。說天地、日月是貞正的，就是說天地會永遠堅持自己的本性。天地、日月的本性是什麼，是生態循環、自然循環。日出日落會永遠持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四季循環會永遠持續，這就是天地、日月在堅守自己的本性，在貞，在守正。

人象天地、日月一樣也有自己的本性，也應該象天地、日月一樣，堅守自己的本性。這麼說，不是基於對天地、日月的崇拜，而是基於對人自身福利的考慮。人堅守自己的本性，在任何情況下是對自己最有利的，因為這樣可以或者讓吉的狀態更長久，或者可以逢凶化吉。

天地、日月的本性在生態循環、自然循環，而生態循環、自然循環養育了萬物，一切動物植物是依賴生態循環、自然循環而存在的。所以，《周易繫辭》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

也就是說，天地、日月的本性是善的，絕對的善，因為它生養萬物，生養人類。

人類的本心也象天地日月的本性一樣，是善的，絕對的善。也正因為人類的本性是善的，所以才要堅守。性善論並非起於孟子，自《易經》出現起，就在中國存在了。

好，學習了以上五段話後，就可對儒家之權進行定義了。

權是人心人性的核心屬性和功能，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天生的具備權的屬性和功能。

權也是面對生活和世界的正確態度和方法，就是時時刻刻對自己所面臨的環境進行觀察、分析、判斷、選擇。生活和世界是時時刻刻在變化的，人要在這樣的生活和世界中生存，必須要時時刻刻的去權，去對新變化進行觀察、分析、判斷和選擇，而不能固守執著於某一種定態。

當進行權時，進行觀察、分析、判斷選擇時，就需要一個判斷標準和選擇機制，這些標準和機制來自哪裡？不是來自人心、人性之外，而是內置、內在於人的心性。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義內」。當我們去權時，去對不斷變化的生活和世界進行判斷和選擇時，依據的不是外在的標準，而是我們自己本心本性中的標準。促使我們去選擇的機制也非外在的，而是我們內心之中「善善惡惡」的秉性。

所以，中國人一直認為衡量一個行為正義與否的標準就是自己的「良心」。一個人做事，能「憑良心」就是一定是善的。一個人做惡就在於他不憑良心，沒有良心。

良心從哪裡來？孟子認為，是生而就有的，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明朝的王陽明學問的核心也是「致良知」。孟子認為，人的本心是絕對完美的，是絕對善的。但是，人會因為後天環境的影響而偏離本心，失去本心。所以，人應該設法找回這個被流放的本心，即「求放心」。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王陽明的「致良知」和孟子的「求放心」是一個意思。

人的本心之所以是絕對完美和絕對善的，就在於它能權，具備行權的一切要件。它不僅會判斷和選擇，而且提供判斷的標準和選擇的機制。這體現在孟子為人心所構造的「四端之心」模型。人心是有四個部分所組成：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都覺著我們如何去選擇行動，構成了選擇和選擇機制，是非之心則包含了判斷何判斷的標準。

所謂的「四端」，就是四個發端。四個什麼的發端，仁、義、禮、智的發端。仁義禮智是什麼？不僅是一個人品行的外在表現，而且是善的表現，也是一個社會秩序的表現，而且是善的秩序。一個表現為仁義禮智的人就是一個善人，一個表現為仁義禮智的社會就是一個善的社會。仁義禮智是從人的內心長出來的，意味著個人的善良行為和誰的善良秩序都是從人的內心長出來的。只要人人都按自己的本心去生活，都去順應本心去行權，人人都是善良的人，社會也就是善良的社會。

與儒家不同，在全球文明史中其他任何思想流派和宗教教派，都沒有認識到獨立的心性的存在，當然更意識不到權的存在。他們都不鼓勵人們去權，而是要麼鼓勵人們去「信」，要麼鼓勵人們去「服」。「信」就是對某種理論體系去信。宗教時代，就是對神學、哲學的理論體系去信。現代則是對科學的理論體系去信。「服」則是對武力、暴力的「服」，不服就打你殺你。

現代歐美文明不是基於「權」的，而是基於「信」和「服」。讓你信科學真理，包括所謂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就是那些所謂的自然規律，社會科學就是那些所謂的社會規律。社會規律的核心是權利、民主、法制的規律。「服」就是服從國家的暴力，警察和軍隊是合法的暴力機構，不服就開槍射殺你，或原子彈轟滅你。對於所謂的法律來說，你不信也得信，因為它的背後是子彈和原子彈，不信你也得服，不服的下場就是毀滅。

據說美國是人類歷史至今最文明的國家，最講人性、最尊重人熱國家，然而這個國家卻擁有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殺人武器，可以毀滅全球幾十次。這實在太滑稽。一個時時刻刻在製造和儲備殺人武器的國家，時時刻刻在準備殺人的國家只能是一個絕對邪惡的國家。美國不是人類歷史上最文明的國家，而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國家。（微信公共號：新心性主義）

參考文章：

1、儒家的要義是捍衛人的絕對自由

2、「貞」字是易經、儒家和中國文明的核心

3/50年內儒家思想統一全球

這種問題還是往簡單了說去。

一、榜樣的力量

孔子說仁、禮、修身治國的時候，都不是空洞的說，而是舉出活生生的例子，堯舜禹，周公文王，而且儒家引用大多為古訓，有理有據，讓人信服。後世儒者大多遵循這一出發點，就事論事，不空談。而且儒家

二、推己及人

儒學的仁義理智，不像今天很多人談道德時那樣，站在一個制高點上，而是推己及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為仁由己，我欲人，仁斯至也」，在這點上，沒有壓迫感，讓人能夠接受。在個人追求上，也很看得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神」。

三、嚴肅的責任感

儒家對待社會具有很強的責任感，以教化百姓為己任，而又很輕鬆的看待出世入世「用則顯不用則隱」，看儒家的東西總有一種感動在裡面。

四、民貴君輕思想

儒家重視民生，能夠給老百姓帶來更多實惠的東西，「七十者可以食肉」，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多麼美好的生活。

五、采眾家之長

看諸子百家，不論各家，但凡有好的思想，都能在儒家著作中找到，這樣，儒家學說生命力自然頑強。唐宋以後，儒釋道的融合非常明顯。

六、各家為什麼被儒家打敗

道家體系不如儒家完整，適合亂世之後的修養，亂世不用重典，但總有瓶頸，國家昌盛以後，就沒多少作為了。漢初黃老之學，魏晉玄學，只是看重道家的無為二治，發展起來，最好的結果也只能是以儒釋道。

墨家屬於俠者類型，在諸侯各自為戰的時候很受歡迎，但大一統以後就無用武之地，受時代限制。

法家是從荀子下去的，韓非和李斯是荀子的學生，法家到最後必然導致嚴刑峻法，治國的反面典型，治國者是不會明著提倡法家的。

六、如果從頭到尾看中國思想史，從漢唐以後，總有儒學要完蛋的感覺，直到宋代道統重新確立儒學地位。有人說宋以後儒學就走向衰敗了，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如果真心喜歡儒學，好好的用心體會，把加在儒學上的評價扔掉再去看。

軀幹為什麼一直長在人體上？因為軀幹本身就是是人體的主要部分。

儒家只是一個名字，其內涵就是華夏文明。

華夏戰國時陷入內亂，孔子倡導保存了華夏文化的一大部分主要部分，後人對之學習，並將學習這些華夏文明的學派稱為「儒家」。

中國歷史充滿了奇蹟和不可思議，儒家就是其中之一

說到底儒家的地位還不是壟斷出來的，秦末戰亂，法家淪入政治不正確，墨家傳承斷絕，武帝時漢匈戰爭，黃老崇尚修生養息，這些都是孔門的歷史機遇。

不要講什麼一定，歷史沒有一定，實在偶然得很。春秋戰國儒家是徹徹底底的失敗者，其他學派主政的國家成為列強，就連墨家也是只要得到統治者的信任，立馬就能清除當地的儒家勢力，就是這樣的儒家，居然翻了身，還一舉取得了思想壟斷權，實是不可思議。

最後再黑一下：儒家黑始皇帝焚書坑儒黑了兩千年，然而秦帝國的太子扶蘇身邊卻一堆儒生。喂，你們難道不應不屑於暴秦為伍嗎？節操呢

我來說說最核心的一點吧。儒家的「天命觀」很好的解決了君民關係問題。

因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從來沒有什麼國教，總是四分五裂，一人一個想法。

但是儒家卻推出了一個凌駕於地域、民族、權力、身份、學識之上的觀點——「天道」，這就相當於宗教中上帝的最高存在。

在中國古代儒家哲學中，統治者是「天子」。

皇帝之所以獲得統治天下的權力，是天命所賦予的。只有當天子的行為符合天的意志的時候，他統治的合法性才能夠保持下來。天人相應，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義，這就是古代的天命觀。

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天命無常，唯一道是處。這個道，就是儒家的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儒家的人倫道德的體現。

這樣，儒家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邏輯：人君只有順應天道，才能具有統治的合法性。而老百姓也要遵循聖人之道，服從「道」統，這就是儒家所說的「從道不從君」的觀念。

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體的地位，以此來約束王朝的統治者。儒家的天命觀認為，道統是無條件高於君統的。一旦統治者失德，就會受到上天的懲處。如果統治者不悔悟自新，天命就會以改朝換代的「革命」，來進行王朝更替。只有統治者以儒家的道德來進行統治，用聖人之道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對自己的信任。

所以，儒家文化的「天道」、「天命」觀，對君權進行了很大的限制，非常符合老百姓的願望。在儒家文化的指引下，暴君總是被推翻，老百姓總能過上不錯的生活。這不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么？」這麼好的一種文化理念，統治地位當然無可撼動。

其實，現在任何一種政黨的理念，本質上都要解決這種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問題。

我聽過一位學者的觀點，認為儒家之所以能夠在兩千年的傳統社會始終作為一種主流思想，認為一方面它適應了政治上大一統的需要，一方面也適應了傳統經濟的需要。也就是說，為政治上大一統，於是尊君，講君權神授（董仲舒）；而為適應傳統小農經濟，講民本，講君主要講仁治、行德政。這也不失為一條可以借鑒的思路。

至於漢武帝獨尊儒家，主要是適應漢武帝「有為」的思想。在漢初，佔主流的思想是黃老之學，劉邦、惠帝時期，迫於局勢實行「無為」；在文景時期，雖國力增強，但出於對無為的認同，仍實行。但是漢朝一內一外兩大矛盾（即諸侯王和天子的矛盾、匈奴和漢朝的矛盾），使漢武帝「有為」成了一種必然。但是這就需要一種學說取代黃老之學以給予其支撐，也需要一種思想去幫助他凝聚全社會的共識，於是吸收了大量法家思想，由虔誠的有神論者改造過的儒學就被看重了，也因為其思想的兩面性，也能為社會接受。但說句題外話，漢武帝的文治武功給漢朝社會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畢竟打仗花錢如流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