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下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逃往瓦朗納斯 作者：李煒光
1791年6月20日深夜，凄風苦雨，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喬裝打扮，攜全家潛出杜伊勒里宮，乘上一輛事先準備好的特製馬車。馬車迅速衝進黑暗中，徑直向法國東北部邊境飛馳而去。國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於荷蘭的奧地利軍營，但是，在離盧森堡邊境不遠的瓦朗納斯鎮（Varennes），國王一行卻被一位小酒館的老闆認出並被當地的國民自衛軍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後，路易十六和王后被押回巴黎，6月25日，當國王重返巴黎時，全城一片寂靜，士兵夾道列隊，倒持槍支，宛如在為君主制送行。國王一家再次住進了受到嚴密看守的杜伊勒里宮，此時的路易十六，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國王，而是一個人質了。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國王出逃」事件。
路易十六為什麼逃跑？因為此前他為挽救財政和政治危機的一切努力都歸於失敗，現在，大革命正在那個國家裡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王室已「靠邊站」了，舊制度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國家陷入混亂之中，國王繼續留在法國已沒有任何意義。而這一切嚴重事件的起因，竟是路易十六本人積極推動的一場財政改革！他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國人書」說出了出逃的計劃：先投到布耶統帥的軍中，從那裡轉向在荷蘭的奧地利軍隊，最後重返巴黎，解散國民制憲議會和各俱樂部，恢復王權制度。如果這個計劃成功，法國的歷史就是另一種寫法了，當然，由於他被截獲，這一切都沒有實現。
任何一個社會出現足以顛倒乾坤的危機，它的前兆必然是財政危機[2]，法國也是如此。問題是，一次旨在克服財政危機的改革怎麼會引發如此嚴重的後果呢？這是200多年後今天的我們不得不關注的問題。美國後現代史學大師、斯坦福大學教授懷特（Hayden White）曾說，任何學術研究從根本上來講都是一種「講故事」」或是「陳述」的過程，那麼，我們就繼續把這個「國王出逃」的故事講下去吧。
一、「路易十六的困境」與失敗的財政改革
「鎖匠國王」路易十六並不是一個極端專制、暴戾的國王，相反，在法國歷史上，他是一個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夠有所節制的君主之一，也能夠對社會政治制度進行某些重要的改革，特別是他為克服財政危機而實施的改革，放棄了前任國王的一些過分專制、揮霍的政策和做法，有的西方學者甚至稱他為「激進的改革家」。但他生性怯懦，缺少作為政治家和改革家所必需的果斷精神和堅定意志，「改行仁政和繼行暴政同樣都是困難的，因為進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權階層服從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時弊，路易十六既不是個革新家，也不是個專橫暴戾的君王。[3]」然而，大廈之將傾，一個帝王的開明，並不能夠挽救行將崩潰的帝國，當制度腐朽、根的腐爛達到了極點的時候，不論是開明帝王還是鐵腕帝王，誰也無法阻擋暴風驟雨的到來。
路易十六（Louis XVI）是1774年即位的，此時的法國，經過自稱「朕即法律、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專制、王權無限擴大和「我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之後，就像一個用力過度的發條，已經鬆弛下來了，疲憊不堪，國家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在大陸及海外進行的曠日持久的戰爭、向特權階層提供的名目繁多的年金、凡爾賽宮的奢華無度以及超龐大的政府機構支出以及對北美獨立戰爭的支持[4]，導致王國政府財政出現巨額赤字。更嚴重的是，王國政府的這些巨大支出是依靠大量借債來維持的，債務利息高達8。5—10%，比英國政府借款利息高出一倍[5]。為了支付到期的債款和利息，王國政府又不得不舉借新債，從而使國家財政狀況陷入惡性循環。「到18世紀80年代，國家的債務已經占國家稅收的一半以上」[6]，政府陷入了嚴重的信貸危機路易十六認識到，要想改變這種極度困難的局面，必須對下層民眾積怨已久，而特權階層死守不放的賦稅徵收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他的確為此做過多次努力，但都無一例外地以失敗告終，最後竟到了自己也「走投無路」的境地。
路易十六先是任用重農學派的著名學者、《百科全書》撰稿人之一的財政大臣杜爾哥（Turgot）為財政總監進行財政制度改革（1774—1776年）。為緩解財政困難，杜爾哥於1775年將修路勞役改為徵收以產業額為計稅依據的道路稅，並規定所有等級一律照章納稅。1776年初，廢止酒類專賣制，允許自由買賣。他還準備進一步規範財政、稅收秩序，內容包括節約行政開支、成立貼現銀行以便在政府財政危機之時提供應急資金等。然而，在改革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卻恢復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餘家高等法院，這些機構中雲集著擁有特權的「穿袍貴族」，他們擔心改革會觸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極力抵制杜爾哥改革並通過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rinette)對國王施加影響，迫使路易十六於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職務，剛剛啟動的、明顯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的財政改革化為泡影。對於這一「黃金時代」的速生速滅，伏爾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遠也不能平靜」[7]。
接替杜爾哥的是一位名叫內克（Necker）的瑞士銀行家（1777—11781年）。由於身為外國人和新教徒，內克雖被授權主管財政，卻沒有「財政總監」的頭銜。為了解救宮廷財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緩解國內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他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銀行家的聲望到處借款，成功地籌措到了幾筆巨款，初步穩定了他的位置。但他深知，要真正解決問題，大刀闊斧的改革勢在必行。不久，他取消了宮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閑的職位，壓縮了王室的財政開支、削減了軍役稅和鹽稅。這些措施迅速引起宮廷貴族們的反彈，他們立即像當初對待杜爾哥一樣，猛烈攻擊內克。1781年，內克公布了關於王國政府預算情況致國王的《財政報告書》，該報告向社會透露了國王賞賜錢和恩給金的巨大數額，使得王室和領取大量年金的顯貴們再也無法容忍，內克被迫辭職。財政報告書披露的內容和內克因此被革職的事件震驚了社會公眾，對宮廷的不滿情緒開始上升。
內克的繼任者是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推薦的、於1783年任職的卡隆（Calonne 1783—1787）。卡隆為了籠絡王公貴族，在上台初期一度採取了與內克完全相反的政策，曾為宮廷人員償還賭債，增加他們的年金，企圖以闊綽的假象抬高王室德威望。但與此同時，他也寄希望於通過開挖運河、建築港口、修建道路來刺激經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但收效並不明顯。1786年，「政府的財政赤字達到了400到500萬法郎[8]，採取極端補救措施的時候顯然快到了[9]。」8月，迫於日益嚴峻的財政壓力，卡隆向路易十六提交了一份財政改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卡隆的改革方案中有許多內容與此後的「溫和革命時期」[10]的革命成果十分相近，即向富有者徵稅。卡隆建議，以土地特徵稅代替人頭稅和什一稅，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權等級一律依其收入多寡按比例繳納，短期國債的償還期由10年延長至20年，廢除國內一切關卡，取消各領地的關稅，延長對鹽和煙草的專賣權等，同時政府將每年削減財政支出2000萬鋰[11]。卡隆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將這個帶有明顯的「杜爾哥色彩」的改革方案直接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審批，勢必招致特權階層的否決，於是，他向路易十六建議召開「顯貴會議」[12]，對這一改革方案進行裁決[13]，並對之寄予厚望。1787年2月，「緊急應召顯貴會議」招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44人，貴族和教士代表占絕對優勢，來自第三等級的代表不足30人[14]。路易十六希望以這個會議「來證明有必要通過一項和平時期實行的土地徵稅新方法，試圖能夠使國家擺脫困境」[15]；「希望以此避開召開法國三級會議，因為已經有175年沒有召開過三級會議了」，「如果應召顯貴可以決定徵稅，他們就能夠決定徵稅的條件，他們就會從輔助性的機構變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發現，緊急應召顯貴會議不能打到增加稅收的目的。[16]」這些由國王指定的「顯貴」們對這份財政改革方案發起了猛烈攻擊，而且反對意見也各不相同，爭執不下。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卡隆於1787年4月辭職，流亡英國。
路易十六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而改革又是如此的不順，無奈之下，他又將希望寄托在圖盧茲大主教布里埃納（Brienne，1787－1788）身上。布里埃納是「名人會議」成員，也是卡隆財政方案的積極反對者。法國著名文學家勒費弗爾稱之為「無能的笨蛋」。這位毫無創見的「笨蛋」在一籌莫展之下轉而又贊同起自己剛剛反對過的卡隆財政改革方案，執意增加新稅，並要求特權等級也要納稅，「名人會議」拒絕了向特權者課稅的方案，並聲稱：只有全國三級會議才有權決定財政改革政策和開徵新稅。1787年5月，忍無可忍的路易十六解散了「名人會議」。布里埃納將卡隆改革方案稍作修補之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將它交給巴黎高等法院審定。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絕登記，反而提議召開三級會議以決定臣民應當如何向國王納稅。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布里埃納方案，路易十六曾兩度親臨法院施加壓力，但法院並不買帳。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將巴黎高等法院趕到了東部城市特魯瓦，但只一個月之後，他又迫於輿論壓力將之召回。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發表了一個宣言，即《民族權利和君主根本法》，聲稱國民應當通過定期舉行的三級會議「自由地」向國王納稅。顯然，巴黎高等法院試圖對王權加以控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把兩名法官投入監獄，法院系統與王室政府之間的矛盾激化，全國各地的騷動此伏彼起，要求召開三級會議的呼聲也越發強烈。
連換了4任財政部長都無濟於事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認沒有任何辦法能夠使國家擺脫財政危機，除非以三級會議的形式與國民協商」[17]；「實在是沒有辦法可想了，只有召開那令人驚恐的三級會議了。[18]」1788年7月5日，國王同意召開全國三級會議。8月，布里埃納辭職，內克又被重新請回來，並被任命為國王的首席顧問。內克上任後籌措到了7500萬鋰的借款，財政危機有所緩和。
國王的讓步似乎使籠罩全國的政治危機暫時解除了，但事實遠非如此。英法通商條約的生效[19]導致大批法國企業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又由於1788年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法國農業出現災難性的歉收，由此，城鄉下層居民大都處於饑寒交迫之中，經濟危機、財政危機愈演愈烈，終將導致嚴重的事態發生。但是，當時許多身處各種矛盾中心的人物，都沒有意識到一場真正的狂風暴雨的即將來臨。第三等級沒有意識到，國王路易十六更不會想到，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幾乎還沒有任何人會認為自己是一個「革命者」，更沒有人會想到什麼「小紅帽」[20]、「斷頭台」，但就在一年以後，血腥的法國大革命就爆發了，無數人頭落地，最後路易十六自己竟也被送上斷頭台，歷史就是這樣充滿了弔詭（paradox）！
「法國之所以召集三級會議，是因為政府要得到所需要的錢，沒有別的辦法可想」[21]，而且，開會的方式仍是沿用175年前三級會議的舊例，即各等級代表人數相同、三個等級分別開會並按等級投票表決。如果這些意圖真的能夠實現，法國的歷史就完全是另一種樣子了。然而，經過數十年啟蒙思想熏陶的18世紀的法國畢竟已經不是一個多世紀以前那個君主專制思想佔主導地位的那個「古典主義」的法國了，以後的事實證明，路易十六的設想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一廂情願。
三級會議於1789年5月5日開幕[22]，會議果然開得很不順利。第三等級的代表們對路易十六的表現大失所望，國王關心的只是財政問題：「朕需要忠誠的臣民的援助，以幫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財政困難。」財政大臣內克的主題報告則是國王「指示」的詳盡而冗長的注釋，由於內容太多，聲嘶力竭的內克中途不得不讓人代讀。人們說，原本希望內克能夠在體制改革方面有所創見，「但看到的卻是一個只會念賬單的會計」[23]。第三等級認為，三級會議不能成為特權等級維護私利的場所，必須制定一部憲法以維護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權利，必須建立一套新的國家機器以取代弊端叢生的專制機構。在他們看來，如果繼續實行三個等級分廳議事並按等級投票，稅收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話。國王和內克在三級會議上的表現終結了第三等級對政府的最後一點希望，使他們意識到下面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了。6月17日，第三等級將有名無實的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Assemblｅe nationale），並且賦予自己批准稅收的權力。對此，路易十六並未想出什麼化解危機的良策，而是採取了一個愚蠢的行動——關閉第三等級的會議大廳，結果引發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誓」。7月9日，國民議會又自行將名稱更改為「國民制憲議會」（Assemblｅ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路易十六則繼續犯錯誤，在王后及部分宮廷貴族的鼓動下，向凡爾賽和巴黎四周調派軍隊企圖加強對局勢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財政改革毫無成就而生活艱難的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並迅速演化成一場社會動亂。人們到處尋找武器，貧民（乞丐和失業者）大肆搶劫。7月13日凌晨，巴黎的各稅務所冒起了黑煙，教堂的鐘聲在城市上空回蕩，報警的炮聲隆隆不斷。7月14日，以攻佔巴士底獄為象徵的革命行動[24]，使得法國民眾突然發現自身竟然擁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同時，他們也發現，世界上本來並不存在什麼「堅不可摧」的神話。
就這樣，一場財政改革的結果竟然引發了驚天動地的大革命。當巴黎演繹著這慘烈的一幕的時候，身在凡爾賽的路易十六卻感覺遲鈍，並未悟出局勢的嚴重性。在他的流水帳式的記事本中，7月14日也並不是一個特殊的日子：「14日，星期二，無事。」然而，就是這個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決定了法國革命的進程甚至決定了革命的最後結局。
革命行動迅速蔓延到外省，農民暴動席捲法國農村，手持武器的莊稼漢衝進時代壓迫他們的封建領主的城堡，搜出那些登記著封建特權的古老證書和徵收捐稅合法的契據，在村子的廣場上把它們付之一炬。農民的革命行動不僅極大地衝擊了貴族的傳統權利，而且也觸犯了城市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同時也是地產主，並以此名義向農民徵收捐稅。現在，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與貴族這個原先的敵人結盟共同鎮壓「失去理智」的農民。在馬扎地區，26名暴動農民在一場最終敗於城市民團的激戰後，受到了一個臨時法庭的審判，統統被處以絞刑。迅速變化的農村形勢迫使制憲議會暫時放下正在起草的憲法，首先承擔起保護農民權利的責任。8月4日夜的制憲會議上，貴族和教士的代表們紛紛提議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權和賦稅，特別是什一稅，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25]，通過了著名的「8月法令」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又通過了在法國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26]，從根本上剷除了舊制度時期的特權原則，取而代之的是人權和法治原則[27]。
路易十六無法接受這一切，為了控制局勢，他再次從外省向凡爾賽調集軍隊，激起巴黎民眾更大的憤怒。而當時的巴黎正處在物價高漲、麵包缺乏的饑荒之中，經濟危機再一次推動著政治危機向前發展。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緒激奮的群眾衝進王宮，國王的幾個貼身侍衛被殺。關鍵時刻，生性怯懦、溫和的路易十六[28]選擇了不與民眾對抗，於是他被暴動的民眾押回了巴黎，被軟禁在杜伊勒里宮中，成了「革命之囚」[29]。到達巴黎時，路易十六的馬車穿過人群，人們沒有脫帽致敬，而是以死一般的寂靜表示內心的憤慨和鄙視。
國王原先絕對擁有的預算權、治稅權以及國家財政收支的批准權和監督權此時已轉移到制憲議會的手裡。1789年10月以後，制憲議會開始對法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開始行使它已經擁有的各種財政權力，并力爭克服嚴重的財政危機。對於1789年的法國來說，在「沒有徵得人民同意」 的就是賦稅制度被廢除後，新的稅源一時很難找到，發行公債和組織募捐所得的收入不過是杯水車薪，當年的國家負債額由前一年的30億鋰增加到40億鋰，國家財政依然處於危急中。為了擺脫財政危機，制憲議會決定向教會宣戰。教會佔有法國可耕地面積的15%左右，其財富總值大約相當於國家債務總額。1789年11月，制憲議會下令將教會全部財產收歸國有。為了使這些「國有地產」儘快發揮效用，從1789年12月29日起，制憲議會開始發行以國有地產為擔保的「指券」（一種國庫債券，assignats）[30]，由此國家的財政狀況有所緩和。1790年5月，制憲議會又下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拍賣教會地產，國庫進一步得到充實。這期間出現了「指券」貶值和教會不斷反抗的現象，但龐大的教會地產還是有序地轉移到了資產者和富裕農民手中，這是具有時代進步意義的變化。制憲議會還改革了地方行政區劃，大體上改變了舊制度時期那種重床疊架的混亂狀況。
至1791年夏天，法蘭西國家的改造工作已經初步完成，憲法的條文也已基本成型，法國似乎距離立憲君主制度只有一步之遙了，然而，問題就發生在這功敗垂成之際。也許是國王急切地想恢復王權秩序，也許是國民議會通過教會立法的原因，或者他就是為了逃生——因為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此時國王已沒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證，如果有人以革命為名大開殺戒的話，他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個——反正他神差鬼使地選擇了「逃跑」的策略，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始時介紹的那一幕。只是他的運氣不好，沒逃掉，又一次被押回了巴黎[31]。
以後發生的歷史大致是這樣的：1791年7月16日，立憲派出於避免外國干涉的考慮，促成制憲議會宣布恢復路易十六的王位；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制憲議會制定的憲法[32]並向全體議員公開道歉；1791年9月30日，完成立憲任務的制憲議會宣布解散。但是，憲法並不能保證立憲君主制在法國的真正確立，大革命新一輪的浪潮又洶湧而來。1792年9月21日，領導暴力革命的國民公會宣布廢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蘭西為共和國。1793年1月16日，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民公會就路易十六的生死問題進行表決，激進派僅以1票的微弱多數決定了路易十六的命運[33]。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僅39歲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設在大革命廣場（今協和廣場，dela Concorde）的斷頭台。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里說的一段話被永遠載入史冊：「我雖然得死去，但絕沒有犯過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寬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還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鮮血拋灑之後，在法國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34]」當沉重的利刃下落時骨肉斷裂，在場民眾的表情極為陰鬱。一位目擊者說：「那天，每一個人步伐緩慢，並且不敢彼此相望。[35]」同年10月，他的「赤字夫人」[36]、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也被推上了斷頭台，據說當時她不小心踩了劊子手的腳，馬上習慣性地向他道歉：「真對不起，先生。[37]」
行刑時，廣場上人山人海。塞納河水，在無聲地流淌。
法國驚心動魄的往事證明了筆者在幾年前提出的一個觀點：在任何社會中，財政、稅收都首先是一個政治的和法律的問題，然後，它才是一個經濟問題[38]。
二、大革命發生的財政原因分析
路易十六在革命爆發的前後表現得極為被動，但他在財政改革中提出取消財政特權，主張財政權利平等，這是他之前的專制統治者們遠遠做不到的，他在嚴峻的財政形勢面前顯示出的勇氣還是令人欽佩的，「他已經下定決心，必須以儘可能小的代價剝奪上層階級的財政特權。」「正是他，取消了稅收方面的特權，也不再實行未經同意即行徵稅的慣例。」不管對於君主制還是對於民主制來說，取消上層財政特權都意味著財政權利的平等，對於民眾來說，這實際上比暴力革命有更大的意義。「他們在不得不掏錢養活上層階級、給上層階級帶來好處和安慰之外，也會要求把他們交的稅款花在他們自己身上。……貴族們不僅要放棄他們可以豁免某種稅費的特權，還得放棄他們沒有干多長時間或沒有幹什麼有價值的工作卻可以領取年金的特權。在國家的眼裡，特權就是逃稅的權利，而對政治家來說，特權更意味著強制他人代他繳稅的權利。[39]」 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自由憲法」包括著平等納稅、定期召開三級會議、議會有通過投票決定撥款的權力。當他聽說，應召顯貴（Notables）中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時，他說了一句「你可以加上我一票。」馬盧厄特（Malouet）是大革命時期情操最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證說：國王是誠心的，他說，國王完全贊成他的看法[40]。普魯士特命全權公使在1789年7月31日的一封快信中公正地描述過路易十六：國王有意識地削弱行政部門在國內的權力，因為這樣的政府能使國民受益。一個政府權力受到限制的國家，要好於一個具有絕對專制權力、但卻在遭人痛恨、財政混亂到無法解決的政府。「他決心讓祖先流傳下來的專斷的政府容納當時新興的各種力量。在建立自由政體的道路上，他已經推動王室走到了盡頭，剩下的只能交給國民了。他沒有試圖去影響選舉，也沒有想到要去指揮和控制三級會議。面對三級會議，國王已經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他賦予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以如此多的權力，以至於沒有什麼保留給國王了，國王的權力實際上已經被暫時中止了，並且永遠也不可能恢復了。[41]」顯然，如果不是發生民眾暴動，法國完全可以向英國那樣逐步地建立起立憲君主制度，走上憲政之路。但遭受封建壓迫剝削太久的法國人已經沒有耐心繼續等待了，他們把百年仇恨毫不猶豫和毫無保留地全部傾瀉到了可憐的路易十六的頭上。
一個從舊制度向新制度的社會大轉折，就像一輛巨大的載重車，要調過頭來必須十分謹慎，這個過程需要智慧，需要理性，需要妥協，唯獨不需要俱樂部的鼓動和街頭的暴力行為。而一旦不幸革命爆發，便不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必將充滿血腥地一浪高過一浪，直到人死「夠」了才算完成整個過程。在大革命期間的1793到1794年的一年時間裡，就有17000人上了斷頭台，其中甚至包括那個敲響路易十六喪鐘的「革命者」羅伯斯庇爾在內！
路易十六之死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悲劇，200多年以後，我仍然與諸多的歷史學家們一樣為他的死而遺憾不已。專制強權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聵無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溫和善良、願意改革卻又十分軟弱的路易十六，歷史留給他的時間竟只有15年！他要通過財政改革恢復國家經濟秩序和實力，他能恢復被歷代國王廢止了160年的三級會議，把全國幾百名代表請到凡爾賽來「共商國事」」，在大革命爆發後，他又一次次地妥協、讓步，並沒有真正實施武力鎮壓，都可以說明他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國王，人們還能要求一個舊制度時代的君王能做些什麼？
為什麼一場財政、稅制會引發大革命？為什麼良好的改革願望帶來的卻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結局？為什麼進行減稅和平均稅負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42]？路易十六時期總體上仍處於舊君主制最繁榮時期（1789年農業收成情況良好，一度缺糧的問題已得到緩和[43]），為什麼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44]？大革命與舊君主制以往的歷史之間有什麼內在的關係？我們在觀察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財政改革後，不免對這些難以解答的問題感到困惑不解。這一連串「為什麼」的背後，一定有著極其複雜的原因。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他的傳世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也曾提出過疑問：「這場在幾乎整個歐洲同時醞釀的偉大革命為什麼爆發於法國而不在他處？為什麼它好像自發產生於它即將摧毀的社會？最後，舊君主制怎麼會如此徹底、如此突然地垮台？[45]」他認為，一個國家發生了法國大革命這樣劇烈的社會動蕩，原因一定是複雜的，它「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一項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46]。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Acton）也說：「它並不是一顆自無人知曉之處飛來的流星，二是各種歷史力量彙集的產物；這些力量如果聯合起來，就具有足夠強大的破壞力。[47]」兩位學者都強調了歷史的決定性影響，看來，法國大革命產生的根源必須從路易十六之前的法國歷史中去尋找。
早在中世紀的1302年，法國就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三級會議」，展開了與國王最初的「博弈」。1357年，法國頒布《三月大敕令》，確認三級會議享有決定稅額、監督賦稅徵收和使用的權力，從形式上看，當時的法國已承認治稅權歸屬人民。18世紀的法國本來可以在已經達到的歷史高度的基礎上，繼續加強司法獨立、完善權力的平衡和制約，向新制度轉型。然而，波旁王朝卻長期充當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角色。當路易十三還是個「兒童國王」的時候，就由他攝政的母親做主解散了三級會議，此後三代君主不開三級會議。路易十四又進一步扼殺了高等法院對王權進行監督的職能，王權以外的意志表達被徹底窒息。雖然「太陽王」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是強盛和穩定的，但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強國」是虛幻的，他所加強的是一個上層對下層平民擁有無限權力的舊制度，這個制度已經腐朽了，不可能維持長久。
由強盛的外表掩蓋著的實質性倒退，僅僅依靠強力維持的社會穩定，不僅將法國向憲政民主社會和平過渡的機會斷送了，更嚴重的是，它使法國社會深深地植入了未來社會大動蕩的隱患。「在路易十五王朝的關鍵時刻，人們都覺得，一場大災難正在逼近。在他的繼承人那裡，只來了一點點刺激，它就降臨了」[48]，而「路易十六之所以滅亡，不是因為把從他的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權利用過了頭，而是因為這種權力本身已經聲名狼藉，已經遭到了破壞。[49]」此時的君主專制制度已走到盡頭，大革命的爆發只是這個制度積累下的矛盾的總爆發，也就是說，命中注定，路易十六在劫難逃，必然是個末代君主。
路易十六面臨的財政困難形成的原因有多種，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召開三級會議，「對於政府來說，取消稅收豁免，讓貴族和教士交出他們的特權，跟其他人一樣納稅，這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說，在稅收問題上，國王與第三等級的利益本來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平民階層是站在他一邊的。如果他們不用再承擔那些被豁免的人的稅收負擔，如果打破源遠流長的窮人替富人納稅的習慣，他們就可以大大減輕自己的負擔了。[50]」但此時的第三等級，是僧侶和貴族之外的一切社會階層，力量空前強大，他們早就不再滿足於納稅多而權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適的機會，他們就要將自己的意願表達出來，重新改組社會結構和重新分配權力，此時召開三級會議反而為第三等級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不失時機地將這次會議變成了制憲會議。於是，第三等級的代表就不只是作為納稅人，更是作為立法者來參加會議。所以，這次三級會議註定不會是一個僅僅事關財政事務的會議，而必然是一個重新劃分社會權利與權力的會議。對此，路易十六竟沒有絲毫察覺，更沒有提出任何社會改革的方案以應對第三等級可能提出的要求。這樣看，國王早在他批准召開三級會議的那個晚上，就給自己簽署了死刑判決書，或許，在他登上斷頭台時仍在為當初的輕率地決定召開三級會議而悔恨不已。
歸納起來，引發大革命的財政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君主專制制度製造了一個超級龐大的政府，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資源去填補這個巨大的無底洞，由此形成無法擺脫的財政負擔和難以化解的社會矛盾。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統治者的財政需求是無窮的，「加之又不願意向三級會議索取，於是賣官鬻爵制度應運而生，這種現象世所未見。」早在亨利四世時代，就建立了賣官鬻爵制度，路易十三以後達到了瘋狂的程度。「財政越拮据，政府新設職位就越多，而免稅或特權是所有新職位的報酬。由於是出於國庫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這樣設置的官職多的簡直難以置信，或是完全無用，或是反而有害。自1644年起，科爾貝爾[51]做了調查，發現在捐官這項不務正業上[52]，人們投入的資本幾達5億里佛。據說黎世留[53]廢除了10萬個官職。不過這些官職馬上又以其他名目出現。……一個如此龐大複雜，如此難於運轉，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機器就這樣建立起來了。[54]」
賣官鬻爵收入構成王國中央政府的重要財源，例如，1600—1654年為710萬鋰，佔中央財政正常收入（包括包稅收入、軍役稅收入、雜稅收入和鬻官收入）8。7%，此後逐漸上升，1610—1614年為1450萬鋰，佔14。5%，1615—1619年為2530萬鋰，佔20。7%，1620—1624年為7530萬鋰，佔46。6%，1630—1634年為1。296億鋰，佔55。3%[55]。以後這個比重有所下降，但一直在中央財政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鬻官制的特點是，它不像包稅制那樣，可以規定包稅人權利的固定年限，官職一旦被售出，如果政府不付還當初買官的捐款，就無權將之收回，所以這是一次性的交易。如果就此罷休，鬻官的財源將被切斷，如果繼續實行，政府就必須炮製出無數個新的職位來，其直接後果就是官僚機構空前的臃腫龐大，冗官冗職充斥全國，形成龐大無比的、無限發展的政府。16世紀前期，法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行政、司法、和軍隊官員的總數2。5萬人，到17世紀達到5萬人；地方政府，以勃艮第省為例，16世紀初官員總數為600餘名，到該世紀末達到1200人。一個世紀中，官員總數就增長了100%，這種驚人的裂變速度恐怕是同時期歐洲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望塵莫及的。這些買官者與舊貴族享有同等的免稅特權，政府在所徵稅額不斷增加的同時，承擔這些賦稅的人卻在不斷下降，成為政府日後無法擺脫的財政負擔。所以，鬻官政策雖然暫時增加了王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但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飲鴆止渴的愚蠢行為，可稱之為「鬻官制陷阱」，一旦啟動該機制，將迅速導致國家財政來源枯竭，王國政府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將遠遠大於鬻爵所帶來的利益，並出現惡性循環，成為未來引發財政危機的主要誘因。「攤派如此不均的捐稅收益有限，而君主們的需求無限」[56]；「國家之所以手頭拮据，是因為法國有超過一半的財產並沒有正常納稅[57]」；「由於沒有向真正的有錢人貴族和教士等級徵稅，也由於專制君主的窮兵黷武造成過大財政開支，政府因此而入不敷出[58]」；「1789年，法國政府的債務幾乎達40億里費爾，其價值大致接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億美元。」這雖然是個巨額數字，但還不到英國國家債務的50%，可是由於這個國家的兩個特權階級基本上是免稅的，法國財政「不能承受這一負擔[59]」。這是路易十六時期發生無法克服的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
一些政治家曾經試圖對鬻官制進行改革，例如黎世留擔任首相期間，曾花費巨資贖回法蘭西海軍上將、軍隊大總管和部分軍隊的高級官職，但這些改革只具有局部效應，杯水車薪，於事無補。路易十四的重臣柯爾伯（1619—1683）在17世紀60年代作過估算，政府要想贖回全部已售出的官職，將需要4。196億鋰的資金。可是，在17世紀上半期50年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超過1億鋰的只有9年（1634—1636，1641，1643—1647年），其他年份的財政收入1000餘萬到9000餘萬鋰不等，而這些數字中還包括鬻官所得的「額外收入」。所以王國政府是根本無力對鬻官制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只能順其自然，「過一天算一天」，正如一度擔任財政總監的富凱（1619—1680）指出的，鬻官制猶如「潘多拉盒子」，一旦揭開蓋子，「就再也無法將它關閉」[60]。
資產者在買得官職後，便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員，雖然他們與舊貴族有所區別，但官職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和各種特權仍然使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心甘情願地為君主專制制度服務，而這也正是封建君主利用鬻官制分化瓦解資產階級的政治目的。由此產生的經濟結果是，鬻官制使得資產者將大量資金用來購買官職，而無法將其用於生產經營投資，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因而受到不良影響。我們將法國與英國、荷蘭這些鬻官制不那麼嚴重的國家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奧妙。此外，鬻官制的實行因觸犯舊貴族的利益而引起他們的極大不滿， 1614到1615年的三級會議曾猛烈地供給鬻官制度，稱「誰出售官爵，誰就出賣正義，此乃可恥之舉。[61]」同時，捐得官職的新貴族也反對政府繼續推行鬻官政策，因為增設新職等於分割他們的權利和貶低現有官職的價值，所以他們必然對後來者採取排擠的策略，出現同釜相爭的現象，導致階級矛盾複雜化和尖銳化。
在舊制度下，國王的財政資源配置的權力是無限的，他把國家財政當作私產，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錢用到哪裡是他自己的事，旁人無權說三道四，這也是無限政府的表象之一。在法國，國王把貴族們儘可能地籠絡到身邊，讓他們成為弄臣，花天酒地，醉生夢死。大革命前夕，「凡爾賽宮內常有一萬七八千名貴族廷臣，其中四百六十九名專侍王后，二百七十四名侍奉王弟，國王的伯母有兩百多名隨從，連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兒也有八十名貴族侍候[62]」，養活這些人的金錢，也是全部來自王國政府財政。「法國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2000萬，可路易十六仍然覺得不夠花，要求國民繼續掏錢。於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時間裡，財政收入飆升到超過1億。[63]」顯然，這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終將會一敗塗地，不可挽回。
其次，君主專制政府的賦稅徵收缺乏正義和平等，是導致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最終引發革命的根源。考察法國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稅收與權力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法國的舊制度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貴族政權，國王為了削弱和分化貴族階層的權力，防止其對王權構成威脅，向封建貴族和教士作出妥協，放棄了向貴族和教士徵稅，給予其「所有特權中最令人厭惡的特權」[64]——免稅特權，以換取他們的支持「當國王第一次憑藉自己的權威徵收捐稅時，他懂得首先必須選擇一項看來不致直接損害貴族的捐稅，因為貴族在當時是與王權敵對的危險階級，他們決不會容忍損害它們利益的革新。因此，國王選定一項他們免交的捐稅：他征軍役稅[65]」。「前兩個等級僅佔總人口的2%，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並享有政府保護人的大部分好處。儘管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幾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身分的。[66]」從15世紀到大革命爆發，貴族和教士的免稅特權隨著國家財政支出增長而不斷擴大。「查理七世（1422—1461在位）[67]統治時期所征軍役稅僅為120萬里佛，因此，免交軍役稅的特權很小；而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所征軍役稅8000萬里佛，免稅特權就很大。當軍役稅是平民繳納的唯一稅時，貴族免稅還不明顯，但是，當這類捐稅以各種名目、各種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種捐稅也被化作軍役稅，中世紀聞所未聞的各種負擔，如用於一切工程或公共事業的各種徭役，以及自衛隊等等，所有這些負擔都要添加到軍役稅和它的附加稅里中，並且徵稅亦不平等，這時，貴族的免稅量就顯得龐大起來。[68]」
更嚴重的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盤剝農民的隊伍中來了。如前所述，為確保自己擁有更多的財富並且擁有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地位，一些資產者向政府購買官職，獲得官職以後，他們便擁有賦稅的豁免權，而政府為了獲得更多的金錢也就不斷地發明新的職位出賣，於是又出現了一大批新的免稅者，「資產者輕易便能獲取官職躋身貴族，……以享受特權同他們原先的階層分開了」，「有幾千種官職可以使資產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負擔」。托克維爾接著說：「有時，相當數量的留給資產者的職位被削減了，原因之一是由於免交軍役稅者為數眾多，竟使國家收入減少。我絲毫也不懷疑，資產階級中的免稅者與貴族中的免稅者人數一樣多，而且常常比貴族還多[69]」。
這樣，在政府的賦稅徵收額不斷增長的同時，承擔這些賦稅的人數卻不斷下降，維持無限政府龐大國家財政需要的稅收負擔便全部落在第三等級的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了，出現了富人免稅而窮人納稅的情況：「最有能力納稅的人免稅，最無能力應付的人卻得交稅，當捐稅以此為宗旨時，就必然要導致那一可怕的後果——富人免稅，窮人交稅」，「於是，在已經存在所有個別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項更普遍的不平等，從而加劇並維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70]」。
托克維爾在這裡所說的「所有其他的不平等」我理解主要指資產階級[71]與貴族之間賦稅負擔的不平等，他們因此而產生的嚴重階級對立，是導致資產階級對君主專制政府不滿，在大革命中毫不猶豫地起來「造反」，推翻君主專制政權的原因。貴族享受免交大部分捐稅的特權，他們以為這樣就保住了他們的尊嚴，開始確實如此，「當資產者與貴族不再繳納同樣的捐稅時，每年，捐稅攤派徵收都重新在他們中間划出一條清晰明確的線——階級的界限」；但在資產階級逐步成長壯大以後，他們發現一切都改變了，「他們如此懼怕與之為伍的資產階級，卻富裕起來，有了教養。資產階級就生活在貴族身邊，他們不需要貴族，反對貴族」[72]。托克維爾指出：「自從這兩個階級不再平等地繳納捐稅之後，他們便幾乎再沒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議問題，再沒有任何原因使他們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著費事將他們分開：人們已經用某種方式，剝奪了他們共同行動的機會與願望。[73]」「貴族不久就發現資產階級乃是他們的競爭對手，過後就成其敵人，而且最終成為他們的主人。[74]」
免稅特權的產生，是專制的孿生毒瘤，「是特權中最令人厭惡的特權」[75]，它一旦成為一種社會性的制度安排，這樣的社會離衰落就不會遠了，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儘管在捐稅問題上，整個歐洲大陸都存在著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個國家，這種不平等變得像在法國那樣明顯，那樣經常讓人有所感受」；所有「將人和階級加以區別的措施中，捐稅的不平等危害最大。[76]」免稅權的存在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到君主專制社會的後期，「貴族授封制度絲毫沒有減少，反而無限地增加了平民對貴族的仇恨，新貴族引起了從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從而加劇了仇恨」，整個社會就這樣陷入仇恨的怪圈，形成惡性循環。當人們的賦稅負擔與他人不能平等，不能充分得到自己的勞動成果的時候，必然對這個制度產生仇恨，此時的人們要麼選擇繼續忍受賦稅的不公正，要麼起來反抗，在法國，「有一種激情更深更遠，這就是對不平等的猛烈而無法遏止的仇恨，這種仇恨的產生和滋長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來，它就以一種持續而無法抵禦的力量促使法國人去徹底摧毀中世紀遺留的一切制度。[77]」
第三，君主專制政府的賦稅體制存在著致命的弊端，賦稅徵收缺乏制約，制度分散而無序，徭役徵發隨意性極強，導致民眾特別是農民因稅負超重而日益貧困化，激發了平民特別是農民的反抗意識，加劇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成為未來社會動蕩的禍因。在舊制度下，國王擁有絕對的治稅權，法國國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時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級同意便可任意征派軍役稅」，而貴族只要自己能夠享受免稅權，就卑鄙地聽憑國王向第三等級徵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全部弊病與禍害的根苗。正如15世紀時召開的三級會議指出的：國王竊取「未經三個等級同意和協商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權力」任意徵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並在王國身上切開一道傷口，鮮血將長期流淌。[78]」
舊制度下的稅收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兩個稅類，直接稅由中央政府控制徵收，「如軍役稅、人頭稅以及二十分之一稅，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員確定徵收，或在他們無與倫比的監督下進行。」為了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王國政府極力加大直接稅的徵收力度，稅額每年都在增加，而且由於缺乏制度的制約，納稅人事先毫不知情。「軍役稅和附帶的許多捐稅的總額，及其在各省的攤派額，都由御前會議每年通過一項秘密決議來確定。這樣，直接稅逐年增長，而人們卻是先聽不到任何風聲」；由於「稅額不斷變化，乃至種田人前一年無法料知下一年應付多少。[79]」在1772年總監本人寫給各省總督的一封密函中透露了關於軍役稅的秘密：「軍役稅在攤派上是任意的，在徵收時是連帶責任的，在法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對人不對物的。隨著每年納稅人的財產狀況的變動，軍役稅也不斷發生變化。[80]」另一些捐稅，如人頭稅等，政府獨行其事，由總監、總督和御前會議確定每項納稅額的數額，也不受納稅人的任何干擾。直接稅的徵收要經過許多環節，例如軍役稅，一般都委託給地方官員辦理，他們或多或少地獨立與政府，因為他們行使權力是憑籍出身或選舉權，或依靠買來的官職。這些人是領主、教區收稅人、法國的財務官、財政區[81]內直接稅、間接稅的徵收官等。
從中世紀起，法國的財政、賦稅工作是由一系列機構管理的，市政府、教會、地主和包稅商等，非常分散。他們負責收稅，同時監督國王的壟斷事業，並收取利息，藉此分得一份收入。間接稅就是主要通過包稅商徵收的，「由御前會議同金融公司洽談，商定契約的各項條款，並規定徵收的方式。」包稅商在徵收的同時也為自己謀取私利，「這種鬆懈的和雜亂無章的組織天生就是腐敗的，納稅人的錢大部分落入私人之手[82]」，進入國庫的稅款比納稅人實際交的稅款少得多，形成「代價高而效率低」的格局。到舊制度末期，長期積累的矛盾已使得王國財政難以為繼，財政困難成為危及統治秩序的最大的政治問題，並且最終再也沒有機會走出這種困境，「它們折磨舊制度後期的生命並使它驟然死亡。[83]」
農民佔法國總人口的80%，卻僅擁有30%的土地，「封建賦稅和教堂的什一稅在他們的收入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就算在最好的時期也不例外」[84]，即農民必須向教會交納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軍役稅、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雜稅。「由於1720—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產品的價格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特別繁重。[85]」 法國的地產分割完成於大革命前，相當一批農民已成為土地的所有者，這本為解放農村生產力創造了條件，但政府極其紊亂的稅制和超重的稅收負擔很快使農民發展的願望化為泡影。1789年7月12日，有一個貧窮婦女在偶然遇到一位英國旅行者時對他說「那些大人物得要為我們這樣的窮人做點什麼事情才行，儘管我不知道該由誰來做或怎麼做，但願上帝讓我們日子好過一點，因為各種賦稅和封建義務快要把我們壓垮了。[86]」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也對繁苛賦稅下掙扎的農民處境作了生動的描述：「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稅，不過不是付給政府，而是付給鄰近的地產主」，「他終於有了一塊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種子一起埋進地里，……可是那同一幫人跳了出來，把它從他的地里拉走，強迫他為他們在別處幹活。……他們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稅。在市場上，他又碰上他們，必須向他們交錢以後才能出賣自己的糧食。回到家中，……他不得不到這幫人的磨坊里磨面，用這幫人的烤爐烘麵包。他那小塊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給這幫人的租金，而這些租金不能贖取，也不收時效約束。不管他幹什麼，處處都有這些討厭的鄰人擋道，他們攪亂他的幸福，妨礙他的勞動，吞食他的產品；而當他擺脫了這幫人，另一幫穿黑袍的人又出現了，而且奪走了他的收入的絕大部分[87]。請設想一下這位農民的處境、需求、特徵、感情，並計算一下，若你能夠的話，農民心中鬱積了多少仇恨與嫉妒？[88]」
從路易十四時期末期開始，法國的交通要道的修建實行徭役徵發，由農民承擔，「從那時起，每當商業增長、對良好道路的需要和興趣更為普遍時，徭役便被應用於新辟道路上，徭役負擔也增加了。1779年貝里省議會所作的報告說，這個窮省每年通過勞役進行的工程價值估計為70萬里佛。1787年下諾曼底的估計與這一數額項差不多。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清楚說明農村人民悲慘的命運。」此期間徭役逐漸從道路修建擴展到所有的公共工程。1719年，徭役曾經用來修建兵營。此外，押送苦役犯進監獄、押送乞丐進慈善收養所、軍隊換防時用具的搬遷等都要向農民徵發徭役或收取費用。1751年，一位收稅人寫道：「為修路向農民徵收的各項費用不就就要使他們無力繳納軍役稅了。[89]」
殘酷的徭役徵發使得農民雪上加霜，導致其普遍走向貧困化。在饑饉年代，由農村跑進城市的乞丐成群結隊，而政府卻以殘暴的手段對付這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爾公爵[90]想一舉掃除法國的行乞現象。「在總督們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殘酷。騎警隊受命同時逮捕王國內的所有乞丐。據說這樣被捕的乞丐達5萬人。身強力壯的乞丐被押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則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納。」舊制度政府「在那些高踞於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當它對下層階級尤其是對農民下手時，卻常常是冷酷無情……農民不斷遭到逮捕，無論是在服徭役，服軍役，行乞，治安，還是在這樣那樣的場合。」法律也決不保護農民，「對於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使用的是獨立得法庭，長時間的辯論，監護性的公開審理；對於下層階級尤其農民，法官卻即席判決，不準上訴。……農民就是生活在這道孤立窮苦的深淵中。[91]」
君主專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特權者通過賦役持續地剝削農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殘酷地壓迫農民，這是農民階級最終選擇支持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一旦革命風暴驟起，那個被他們一直看不起的農民階級決不會輕饒他們，必將成為舊制度的埋葬人。
第四，以上3點可以說是法國大革命發生的歷史原因，這些問題與路易十六並無直接的關係，帳要算在他的老祖宗頭上，但這並不是說大革命發生的當代統治者沒有責任，只是路易十六的情況非常特殊，他是在改革的過程中垮台的，大革命發生在舊君主制度最繁榮的時期，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甚至令人難以理解。此時的路易十六，已經是舊制度的象徵，他必須跟著走，沒有別的選擇，他必須承擔所有的歷史責任，必須承擔失敗的痛苦，甚至付出他的生命。正如羅伯斯比爾在1792年11月20日的國民公會的演說時說的：「路易應該死，因為祖國需要生！[92]」
所以，這最後一點原因最不好歸納。
當太陽王路易十四在全歐洲稱霸的時候，他統治下的王國已經開始衰落，這一點是確實無疑的，但就在大革命爆發的前三四十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整個民族終於動起來了，彷彿復活了。」請注意一點：這並不是舊制度的復活，而是一個新社會誕生前的「胎動」，新的精神、新的力量在艱難地推動著這個古老的國家由停滯不前轉向進步。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推動這巨大軀體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軀體復甦片刻，無非是為了使之解體。[93]」
路易十六的腦子裡似乎也多少融進了這種「新精神」。他推行的財政、賦稅政策與他的前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是節制的，甚至可以說是溫和的：「主要通過各種捐稅的徵收，人們能最清楚地看出統治者精神的變化。同過去相比，立法同樣不平等，同樣專橫，也同樣嚴酷，但在執法時，所有的毛病都減輕了。」1787年下諾曼底省議會的文件證明了這一點：「徵收捐稅會招致多少弊端煩惱！不過我們應當正確評價幾年來徵稅中的溫和與分寸。[94]」作為國王，此時的路易十六對窮人的苦難體現出「真正關心」，這種現象也是以前找不到的。稅收的蠲免更加頻繁，稅務部門也很少對窮人施暴（這在路易十六以前的各代是常見的現象），國王還增加所有的基金，專門用於在農村創辦慈善工場或救濟貧民，他還經常設立類似的新基金。1779年，在上基耶內一個財政區，王國政府用這種方式發放80000多里佛，1784年在圖爾財政區發放40000里佛，1787年在諾曼底發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願將政府的這個部門只交給大臣去管，他有時親自負責。1776年，當御前會議判決確定，國王獵物在王室狩獵總管管區[95]周圍毀壞農田，應付農民賠款，並指出賠款的簡單可靠的方法時，國王親自撰寫了各種理由。蒂爾戈對我們講述了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主把親手寫好的東西交給他，國王同時說道『你看，我也在我這方做工作。』假如人們按照舊制度存在末年的樣子去描述舊制度，那麼繪出的將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不太像的肖像。」
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這個時期法國的社會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榮起來了。「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了這一點：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北美戰爭並沒未減慢這一飛躍發展。國家因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人們若注意各時期的差異，就一定會確信，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96]」
但問題是，這些表面上的繁榮並不能證明舊制度還有生命力，歷史造成的苦難並沒有消除，資產階級與貴族的對立，農民階級與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仍然處於極為嚴重的狀態，這樣的社會充滿了各種激烈的矛盾，危機仍然一觸即發。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精神確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制度的仇恨在增長。民族明顯地正走向革命。[97]」就是在這座「乾柴堆」上，路易十六點燃了他的財政改革之火。與一切專制統治者一樣，他總是把面臨的深刻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看作是一種「小危機」，他的注意力總是放在諸如增加財政收入這樣的具體問題上，唯獨不願意聽取有關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見，而是企圖通過財政、賦稅體制的修補來克服那個「大危機」。實際上，嚴重的財政危機往往是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反映，需要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對此，路易十六毫無認識。迴避主要矛盾，舍根本問題取次要問題，並試圖通過解決這些次要問題來解決根本問題的「改革」對於解救危機無濟於事，反而進一步加重了財政危機。在他的改革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時，這個嚴重分裂的社會已經「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98]」；「既然國家的各個部分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後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99]」
上述分析給我們的啟示是，以降低絕對剝奪的政策如減稅或提高納稅人權利為特徵的財政體制改革並不必然帶來穩定的社會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是法國大革命前夕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教訓。政治不穩定不一定來自於絕對剝奪，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來自於相對剝奪，或者說，來自於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托克維爾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首先發現了這個道理，而以往人們對這個觀點是比較忽略的。托克維爾認為，一個國家經濟越是繁榮，舊制度消失的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區域，民眾對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積極。他認為，在大革命發生以前一段時間財政政策的調整改革可以帶來經濟的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過去有明顯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發在這個總體情況相當不錯的時期。他說：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地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覺到尚有其它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行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發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100]」
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單純追求經濟改革、經濟發展並不一定帶來社會安定、避免革命發生的結論。臨近巴黎的地區早在革命前幾年就對舊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改革，是革命前進步最明顯的地方。在那裡，1789年以前就取消了個人徭役，軍役稅的徵收比法國的其他財政區更正規、更輕、更平等[101]，但這裡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發源地。
正是由於革命前的20年里法國政府變得過分活躍，連連發起從未有過的各種事業，成為工業品的最大消費者和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會上與政府有金錢關係、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為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地混合在一起。財政管理不善在過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跡」之一，是從來就有的老問題，但現在卻正在成為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1789年，法國國家欠債達到6億鋰，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如當時的一位財政家所說的，他們與同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怨恨一齊向政府發泄。「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的人者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慾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隊同樣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一方面是民眾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斷地刺激這種狂熱，可是又不斷地從中作梗，點燃了又想設法把它撲滅，最後，終於熊熊大火燒起來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專制政權就是這樣從兩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毀滅。
所以，我們分析大革命發生的最後一個原因是，路易十六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沒有財政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未能進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財政看作是純技術問題，進行的只是一種低層次的改革。也就是說，他把財政問題看「小」了，在啟動改革後，只是把眼光盯在解決財政收入來源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期望通過局部矛盾關係的調整解決全局性的問題，這種局限性極大的改革在一個民眾的權利意識、民主精神已經有所覺醒、社會矛盾已經急劇激化的社會裡，只能帶來經濟狀況的暫時改善，卻無法拯救舊制度，甚至會引發革命，加速舊制度的滅亡。事後看，召開三級會議在為第三等級提供機會的同時，也還是為路易十六進行基本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某種機會，而且這機會稍縱即逝，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如果他能夠能夠以更高的視點觀察判斷所面對的形勢，順水推舟，適時地把財政改革的觸角延伸到政治領域，在確定公民權利、三級會議的許可權和王權的限度、放棄貴族諸多特權方面採取一些實質性的作為，更加主動地將此次會議變成一個真正的制度改革的會議，「因此而恢復他的權威，並因親自行使職權而避免釀成一場革命[102]」，法國將會順利地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劇性的結局。實際上，一直到改革失敗前的最後時刻，歷史仍然在給他機會。然而，當他看到隨著第三等級來凡爾賽開會的代表而洶湧而來的、聚集在王宮外的人群，並沒有堅持他最初的改革設想，而是本能地在一切決定中將恢復秩序和穩定作為第一考量，在猶豫不定中錯過了這一絲絲的機會。「從最初的時刻起，善良但卻令人失望、軟弱的路易十六就被證明無力扮演大革命中要他成為一個立憲君主的角色」[103]。當一切上層建築改革的資源全部喪失掉的時候, 剩下的，便只有暴力革命了。
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不過就是決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機制」[104]。財政、稅收不僅是由國家政體的性質決定的，而且還是由與國家政體相適應的政體形式決定的，它與市場經濟制度的作用發揮、國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構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確定、現代法治的形成等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所有大事都密切相連。向誰收稅，收什麼稅，收多少稅，怎麼收稅，公共資源的配置方向和數量界定，稅收、預算權如何分配，如何決策，通過什麼程序決策等等，根本就不是什麼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關係到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既然是大問題，它顯然不能僅僅依靠「稅種設置」、「稅率調整」、「費改稅」之類的具體措施來解決，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重新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稅收自主權和預算決定權，構建財政民主制以體現憲政民主的經濟內核，真正實行納稅人對政府財政活動的直接監督等方面進行實質性的革新，而「這些都不是納稅人簿記上改個科目、把幾種費合為一種稅的小打小鬧，而是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大問題。[105]」當年路易十六就是因為看不到財政問題之「大」，不具備解決大問題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敗，所以大革命才會發生。這條經驗極其重要，對於那些正處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改革來說，是足資借鑒的。
三、尾聲
法蘭西是一個有著悠久封建傳統的歐洲國家，當大革命到來的時候，這個社會相當多的人對君主制度、等級社會、教會與貴族的特權還保持著一定的尊敬，因此，大革命雖然摧毀了舊制度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並重新分配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資源，但是，舊制度下的傳統觀念仍然長久地存留在人們的頭腦中揮之不去，深深地影響著幾代人的思維和行動。與「傳統觀念」決裂談何容易？英國人從1640年開始革命，到1688年才基本上確立了全新的政治生活方式，而法國人的道路要曲折得多，直到1879年才真正完成了憲政民主制度的構建過程。
作為一名身處社會轉型大潮中的中國人，回首200多年以前的那場慘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傷。1789年，我們中國人在做什麼？「皇恩浩蕩」的乾隆五十四年，「盛世」下的奴隸與至高無上的皇帝能有什麼制度上討價還價的可能？中國的落後，首先是制度上的落後。
所謂史鑒意義，本想歸納幾條，但又感覺都已經寫在正文裡面了，用心感悟即可，沒有必要再重複了。
法國大革命，財政改革、三級會議、網球場宣誓、國民制憲議會、攻克巴士底獄、瓦朗納斯、斷頭台……多姿多彩的歷史，令人感慨萬端，常思常新。
最後，我想用一個真實的細節來結束本文，這個細節恐怕是任何一種法國大革命史的教科書和著作都不會遺漏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獄的當夜，當路易十六聽到消息時詢問身邊的廷臣昂古爾公爵：「這是一場叛亂嗎？」
昂古爾回答：「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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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劉雲龍：《民主機制與民主財政》，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簡介：李煒光（1954—），男，河北順平人，天津財經大學教授，學報主編
通訊地址：天津市河西區珠江道25號，天津財經大學，300222
電話：022—81176716（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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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題取自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的《法國大革命講稿》第12章。事實上，國王和王后的目的地並不是瓦朗納斯，而是荷蘭的軍營，他們在是瓦朗納斯被截獲的。本文以此為名，意思是以路易十六出逃為標誌，法國的財政改革已徹底失敗，國王已失去權力，君主專制制度已經退出歷史舞台。
[2] 這可以用無數事例加以證明，中國歷史上頻繁的改朝換代無一不是以皇權專制國家出現重大財政危機為起點，如果此時進行財政改革並獲得成功，就可能出現一段「中興」時期，如果不及時進行財政改革，革命就到來了。只是中國從來沒有像法國那樣出現過思想啟蒙運動，所以中國的農民革命不可能產生新的生產關係和建立新的社會制度，而是舊式的專制制度的輪迴。
[3] （法）米涅著，北京編譯社譯：《法國革命史》，商務印書館1977年出版，第11頁。
[4] 對北美獨立戰爭的支持沒有給法國帶來實際的利益，但法國卻為此付出了20億鋰的代價。一說借款額近10億鋰。
[5] （美）保羅．肯尼迪著，劉曉明譯：《大國的興衰》，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頁。
[6] （英）科林．瓊斯著，楊保筠、劉雪紅譯：《劍橋插圖法國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頁。
[7] 陳文海：《法國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頁。
[8] 原譯文如此。
[9]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
[10] 指大革命初期。
[11] 關於法國舊時代的貨幣名稱，漢譯多有出入，有「鋰」、「里佛」、「里費爾」等，本文以原譯文為準，未作統一。
[12] 又譯為「名人會議」、「名士會議」。
[13] 「顯貴會議」是一種不定期的特殊會議會議，代表由國王從社會名流中指定。由於會議代表的欽定性，名人會議所作出的決議一般來說都是國王意志的體現。
[14] 1789年以前的法國是一個等級的和特權的社會，整個社會分為4個等級，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萬總人口中有10萬左右；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約40萬人；第三等級包括著以上兩個等級之外所有的人，其中農民2000萬人，400萬城市商人和工匠。
[15] （英）科林．瓊斯著，楊保筠、劉雪紅譯：《劍橋插圖法國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頁。
[16]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
[17] （英）科林．瓊斯著，楊保筠、劉雪紅譯：《劍橋插圖法國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頁。
[18]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頁。
[19] 英法通商條約從1787年5月生效。
[20] 民眾暴動中，模仿弗里吉人古代獲得自由的的奴隸所戴的小紅帽被作為革命者的通行證。1792年6月20日，大約3萬名群眾衝進杜伊勒里宮並找到了狼狽不堪的路易十六，為了發泄不滿情緒，有人在桌子上擺了一把椅子，要求這位肥胖的國王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路易不願受此奚落，但又不敢得罪人們，於是順手把一頂象徵革命的小紅帽戴在頭上，於是一場流血衝突暫時化解。
[21]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頁。
[22] 三個等級的會議代表分布是：教士代表291人，貴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級代表578名。在第三等級的代表中，近一半是法律界人士，此外也有不少商人和銀行家，沒有工人和農民的代表。
[23] （法）皮埃爾．米蓋爾著，蔡鴻濱等譯：《法國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66—267頁。
[24] 此時巴黎的大部分地區已處在巴黎市民的控制之下，但巴士底獄——自14世紀以來刺眼的王權標誌，仍由王國軍隊守衛著，而巴士底獄塔樓上的大炮正對著聖安托萬街，這無疑更激怒了巴黎人。由普通民眾發起的攻佔巴士底獄這一事件本身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從獄中解放出來的囚犯只有7人，而且其中包括1名根本不值得同情的刑事犯。
[25] 關於「8月4日之夜」，一位與會的議員激動地寫道：「也許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不曾有過如此的壯舉。……多麼難忘的偉大夜晚！人們激動地落淚，緊緊擁抱。」
[26] 《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簡稱《人權宣言》），共17條，主要內有：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自由權、財產權、安全權以及反抗壓迫權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一切主權從根本上說均源自全體國民；法律是「公意」的體現，所有公民均有權參與法律的制定；除非得到法律的認可，任何人均不得被隨意指控、拘捕或羈押；每個公民均擁有言論、信仰、寫作和思考的自由；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除非國家有特殊要求且符合法律程序，否則任何人均不得被剝奪這一權利；必須實行權力分立，權力集於一人的任何一種社會都是無法可依的專制社會。
[27] 這兩個原則成為西方近代國家賴以立國的基本準則。有西方學者把「8月法令」稱為「舊制度的死亡證書」，而把《人權宣言》譽為「新制度的誕生證書」。
[28] 從路易十六在大革命時期的表現來看，他的確不是一個殘暴的人，甚至可以說有幾分善良。如果不是這樣，法國大革命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個結局。
[29] 這一天的午後，一支看來有些奇特的隊伍從凡爾賽出發。在前面開路的是國民自衛軍成員，他們把具有象徵意義的麵包挑在刺刀尖上，同時護衛著滿載小麥和麵包的貨車，其後是搬運工人和婦女、赤手空拳的宮廷衛隊、新近調來的外省軍隊和外籍僱傭軍，接著是國王一家乘坐的馬車，位於隊伍後面的是100名議員和普通群眾。天在下雨，但民眾興緻不減，因為他們認為「人民又重新征服了國王」。顯然，國王是被押往巴黎的。
[30] 又譯為「交付券」。
[31] 說來似乎也好笑，一個國王，前不久還是呼風喚雨的角色，現在就這樣被人們押來押去的。專制王權一旦崩潰，人們就會發現，其實這個制度其實是極為虛弱的。
[32] 1791年憲法是法國歷史上第一部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根本大法，根據這部憲法，法國成為立憲君主制國家，一切貴族頭銜和世襲身份被取消，人人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國家機構實行三權分立原則，立法權歸一院制「立法議會」所有。
[33] 在參加表決的721名議員中，361人主張死刑並立即執行，26人主張死刑但緩期執行，334人反對死刑。
[34] 亨利．埃．德弗蒙（宮廷牧師）：《處決路易十六，公元1793年1月21日》，（英）約翰．凱里編訂，楊小洪等譯：《歷史目擊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5] （美）威爾．杜蘭、艾麗爾．杜蘭著：《拿破崙時代》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頁。
[36] 1770年，路易十六於奧地利公主瑪麗．安托瓦內特結婚，這是法奧兩國之間諒解和結盟的象徵性紐帶。但是，這位王后性格輕浮，辦事草率，而且生活奢侈到近乎瘋狂的程度，在紙牌賭博中曾一夜輸掉幾十萬鋰，故被人們稱為「赤字夫人」。
[37] 法國歷代流傳的國王和王后在斷頭台上的故事，距歷史學家考證，帶有很大的可信性。
[38] 李煒光：《公共財政的憲政思維》，《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3期。
[39]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頁。
[40]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頁。
[41]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
[42] （法）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第214頁。
[43] （美）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380頁。
[44] （法）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第204頁。
[45] （法）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第32頁。
[46] （法）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第60頁。
[47]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48]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頁。
[49]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50]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頁。
[51] 科爾貝爾（1619—1780），法官，路易十四重臣，主張國家統制經濟，發展工業，鼓勵出口，以換取貴重金屬貨幣。
[52] 原譯文如此。
[53] 黎世留，又譯黎塞留，1624—1642年擔任法國首相。
[54]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42頁。
[55] 陳文海：《法國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頁。
[56]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38頁。
[57]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頁。
[58] （美）帕爾默、科爾頓著，孫福生、周穎如等譯：《近現代世界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40頁。
[59]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等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頁。
[60] 見陳文海：《法國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頁。鬻官制度一直到大革命爆發幾年後才在法律上被禁止，至於鬻官制的徹底消失，則是更久以後的事情了。
[61]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43頁。
[62] 錢承旦、陳意新：《走向現代國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頁。
[63] （英）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64]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6頁。
[65]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38頁。
[66]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等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頁。
[67] 查理七世，百年戰爭中王室衰微時由貞德在蘭斯擁立為王，即位後趕走英國人，基本統一法國。
[68]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6頁。
[69]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6—131頁。
[70]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38頁。
[71] 這裡是就整個資產階級而言的，具體指沒有購買官職的普通資產者。
[72]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70頁。
[73]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7頁。
[74]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70頁。
[75]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6頁。
[76]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6—127頁。
[77]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39頁。
[78]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37—143頁。
[79]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8—79，161頁。
[80]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61頁。
[81] 財政區是擁有隸屬於國王的財政管理權和財政機關的省份。與三級會議省相對應。
[82] （美）保羅．肯尼迪著，劉曉明譯：《大國的興衰》，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頁。
[83]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37頁。
[84] （英）科林．瓊斯著，楊保筠、劉雪紅譯：《劍橋插圖法國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頁。
[85]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等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頁。
[86] 泰格、利維著，紀琨譯：《法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頁。
[87] 指教會徵收的什一稅。
[88]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5—73頁。
[89]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65—166頁。
[90] 舒瓦瑟爾公爵（1719—1785），法國政治家，曾在軍事、外交方面擔任要職。
[91]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68頁。
[92] 呂一民：《法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頁。
[93]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5頁。
[94]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6頁。
[95] 原文為capitainerie，王室狩獵專用，擁有完全的司法權。
[96]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7—208頁。
[97]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9頁。
[98]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70頁。
[99]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34頁。
[100] （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10—211頁。
[101] 見（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9—210頁。
[102] （法）米涅：《法國革命史》，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書館1977年出版，第25頁。
[103] （英）科林．瓊斯著，楊保筠、劉雪紅譯：《劍橋插圖法國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頁。
[104] 劉雲龍：《民主機制與民主財政》，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樊綱推薦序。
[105] 劉雲龍：《民主機制與民主財政》，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樊綱推薦序。
又是一個得先問是不是的問題，而這道題的題目的確就是扯淡。
這種說法的緣起來源於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文人民日報海外版：當前中國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相似，說到頭也不過是又叼了一次飛盤，這位作者為了吹捧肉食者以及借古喻今不得不顯示出了對歷史常識以及托克維爾原書的極端無知和可笑想像。
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是什麼樣的呢？不管你是讀阿爾貝·索布爾或是讀喬治·勒費弗爾的大革命史，他們都會告訴你，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正是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危機空前深重之時。的確，托克維爾指出了法國大革命前的一段時間正是法國從封建主義逐步向近代資本主義轉型的時期，逐步給予人民或新興資產階級一定的權力。然而，與此同時發生的是舊貴族和教士們掌握了法國的大部分特權，並且以抗稅和違抗法令等等手段不服從王權的統治，加深了政府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面對著全國性的歉收，干涉美國獨立戰爭造成的財政危機，廣泛性的失業，最後再加上一場三級會議，革命的所有要素就此備齊。可以參見大革命前法國真的很繁榮嗎？再談《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態度是很顯然的，然而現時中國的恐赤症患者們卻無比地想替主子著想，自比路易十六，從這本書里找出怎麼打壓既得利益者（舊貴族和教士），安撫新興資產階級（新興資產階級），順便還可以反一下革命的技巧，不自覺地流露出對一切絕對主義者、統治階級或是國王皇帝的崇拜，真是可笑之極了。「確切地說，大革命徹底摧毀了或正在摧毀（因為它仍在繼續）舊社會中貴族制和封建制所產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與之有聯繫的一切，以及即使帶有貴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跡的一切。大革命從舊世界保存下來的只是同這些制度始終格格不入或者獨立於這些制度之外的東西。它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同樣也會坍塌，這裡早些，那裡晚些；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 ——《舊制度與大革命》
路易十六一生溫和，到死也沒沒有否認過三級會議的合法性。從某種意義上他是被自己的溫和政治理念害死的。
另外要糾正一點的是，經濟發展和政府財政是兩回事。整件事情的起因是幾代人積攢下的財政問題，最後的致命一擊來自宗教問題，期間並沒有什麼繞不過去的政治難題。路易十六完全同意君主立憲並簽署了新憲法。
事實上，一直到1791年出逃前，路易十六都保持著高漲的民意支持度。在被處死時，他在外省仍擁有廣泛的支持，佔全法國人口80%的農民仍然尊奉他。但是這些支持他的勢力太過分散無法形成合力。
只有以巴黎為首的，只佔20%人口的市民敵視他。而這一切經常被簡化為「人民的勝利」。但其實人民的大多數始終站在國王這一邊。國王挾八成的人民，逼利益集團承擔更多稅負，卻讓利益集團挾兩成的人民翻盤成功。
政治鬥爭就是這樣, 全局優勢不等於局部優勢，在巴黎地區佔據局部優勢的反對派輕易就可以把國王呼來喝去，關關放放，甚至可以送上斷頭台，在觀賞處決時報以歡聲雷動。 但你要說這就是民主，我只能呵呵。革命的危險品倉庫在繁榮之前便已建立，只不過火柴和導火索恰好在繁榮時期偶遇罷了。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有很多個角度可供分析，專制權力的、宗教的、經濟的、政治文化的等等。以下主要從經濟的角度稍作討論。需要強調的是：所有這些方面並不是割裂的。一個基本判斷：大革命前，法國社會的「地位」（貴族牢牢掌握）與「財富」（滑向第三等級）之間發生了不可挽回的分離運動；這種不均衡必然激化矛盾。1、法國中世紀的經濟社會結構所有這一切要從中世紀說起。
封建制下的法國，在土地（莊園制）紐帶下，形成了一個穩固的社會結構：僧侶、貴族、平民三足鼎立。僧侶執掌拯救事業；貴族保障王國秩序；平民創造社會財富。在這時候，土地及其產品是社會的主要財富形式。教會、貴族是兩個大的地主團體。但是後來這種情況改變了，因為商業和城市興起了。
2、商業發展、城市興起
發生在十一和十二世紀的經濟革命提供了「財富的新形式」，如可交換的商品。從城市的起源看，這是一種由「商人和手藝人」居住的「新」堡。從城市的發展看，它所以壯大的原動力來源於貿易。從城市的保全看，它由一部分被稱為「好人」的富商組成團體來管理。從城市的構成看，財富決定著市民階級及其地位。
城市興起於十三世紀，與之相伴的是農奴制的衰落，大量的勞動力被從田野吸引至城市。顯然，中世紀城市的興起是「平民的事業」。
3、城市興起帶來的社會結構的變化
中世紀後期，商業和城市的興起同時掀起了經濟的和社會的雙重革命。
在社會方面
平民階層的變化：從手工業者以及從其內部分化出來的「商人」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特殊階層，普通的勞動者和大量的自由民則成為無組織的另一階層。在城市裡，逐漸產生了自由聯合的理念，民主精神，以及自治社會。
貴族階層的變化：由於勞動力的流失，大量的土地失去活力，這造成了土地貴族不可避免的貧困化。
教士階層的變化：教會財富汲取能力因此而衰落，教會不得不通過贖罪券、捐費、特免等方式（這些方式至少看起來比較體面）獲取金錢，同時，什一稅、各種莊園捐稅以及教會酬費也不斷加重。教會表現出了世俗貴族的傾向。
在經濟方面
十五世紀前後，封建領主經濟和勞役制發生了決定性的瓦解，貨幣地租獲得了完全的統治地位。而緊接著，發生了「價格革命」（簡單來說就是：近一個世紀的貨幣貶值和通脹。原因暫略。）。在這種背景下，教會和貴族以土地及其產品為主的財富日益緊縮。而相對的，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和鄉村工業的發展時刻都在平民階層中創造著新的財富擁有者。
換句話說，新的階層逐漸壯大和富有，舊貴族和教會則不斷貧困。原來的等級秩序未變，但是財富結構卻發生了逆轉。
4、法國貴族的特點及其命運
與英國不同，法國貴族團體表現出了驚人的封閉和保守特點，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保持這種「地位」。貴族們認為：作為貴族，必須過一種「貴族的生活」，通過經商來獲得財富有損貴族身份。
在商業大發展和通貨膨脹的背景下，貴族們的收益日益減少，支出卻不斷增多，同時，中產階級則日益富有。貴族們仍然傲慢無比，但是面對越來越小的生存空間，只好出賣土地（分成小塊）和官職。土地出賣造就了大量的自耕農，以及小農經濟；鬻官制則造就了一批平民的和城市的「長袍貴族」（新貴族）。
法國社會就就這樣被撕裂了。這兩個團體在大革命中吞噬了原先佔主導地位的作戰的和鄉村的「佩劍貴族」。
5、需要補充的一種「集中」
有必要補充另外一個方面的背景，那就是巴黎地位的變化（權力的集中）。
十六世紀後，在專制主義情緒、民族性格萌芽、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動之下，法國逐漸建立起了前所未見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到了1515年時，巴黎人口已達300000之多，成為「繼君士坦丁堡」之後的歐洲第一大都市。
而且，巴黎已不再滿足於交易、娛樂和消費的城市標籤，而是極力尋求「工場和製造業」以作為新的城市內涵。工業伴隨行政事務而集中到巴黎。巴黎「越來越成為時尚的典範和仲裁者，成為權力和藝術的唯一中心，成為全國活動的主要起源地，法國的工業生活更加收縮集中於巴黎」。
在工業集中的背後，還有一場「暗中的革命」：巴黎正從全國吸收顯貴、商人和才智之士。在這種財富和權力的雙重集中下，巴黎已完全「吞噬了外省」，而變成了「法蘭西的主人」，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為法國本身」。
6、革命的發生
總而言之，革命前的巴黎，集中了全法國的資源（權力、財富、地位），但是悲劇的是，這幾個方面的重心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裡。而舊制度的僵化使得它無法消化來自新階層的分享權力的要求。
這個時候，關於徵稅權的爭奪（說白了，就是落魄貧困的貴族幻想著像從前那樣伸手向平民——已成長為富有的民營企業家收取保護費，而羽翼豐滿的企業家覺得這些落魄貴族真是不自量力）引燃了衝突。革命發生了。
7、從財富流向看法國革命的進程
前面已經講到，革命前成長起來了新貴族和自耕農「吞噬」了舊貴族。
與英國不同，法國新貴族們將大量的資本投放至信貸市場或者是與國王內閣的金錢交易當中。這一方面加劇了財富的集中，另一方面也為革命爆發後以金融資本家為主體的君主立憲派首先走上政治前台埋下了伏筆。隨後，才輪到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布里索派（吉倫特派）。
最後，小農的雅各賓黨人把革命推向了「高潮」和萬劫不復。
補充一些參考書：
瑟諾博斯著，沈煉之譯：《法國史》，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封面上寫著「內部參考」）
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湯普遜著，耿淡如譯：《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
威爾·杜蘭著，台灣幼獅文化公司譯：《世界文明史》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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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並不是繁榮加劇了革命，而是，在繁榮之前，革命的基礎就被奠定了，只不過正好發生於繁榮時期。又因為發生地位於各種資源過於集中的巴黎，以至於這次爆炸的威力完全超乎想像。
這就是經濟角度下的革命。不過個人愚見認為，經濟的角度並不是最好的角度。
因為對啟蒙運動的管制太松。
啟蒙思想的核心是天賦人權，主權在民，自由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權分立，社會契約論，所有這些思想都和君主專制的思想是對立的。
啟蒙思想通過學院，共濟會和沙龍在知識分子和上層傳播，為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播下了種子。如果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像中世紀的羅馬教廷一樣，對啟蒙思想進行扼殺，那麼美國應該還是英聯邦國家，法國還是波旁王朝。以我很有限的知識，發表一點漏見：
路易十六時代是法國舊君主統治最繁榮的時期嗎？恐怕不是，哪怕只和最近的路易十五和太陽王相比，路易十六時代遠也不是波旁王朝最好的歲月。
這個結論恐怕出自對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極簡概括。在統治方針和思想管制上，或許路易十六是最鬆弛的（或許，我了解得不確切），這對於王朝而言算不算「最好」是一個開放的論題，但評價體系里還有更客觀的因素，比如財政。
路易十六即位到大革命這段時間裡，國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財政。在革命爆發的三年前、即1786年8月20日，財政大臣卡隆就曾當面向路易十六提出，財政已到了非整頓不可的地步。路易十四在位時的幾次大戰爭已讓法國政府債台高築。雪上加霜，1777年後政府大規模舉債，愈加積重難返。18世紀的大多數年歲里，法國財政始終陷入赤字，只是偶爾有所緩解，總的來說，路易十五、十六位上是積弊越來越深。卡隆的建議是全面改革，可路易十六做不到。
做不到不是他不想做到，而是真正辦不到。這裡邊有教士的利益，有貴族的利益，還有行政效率低下的制約，單靠經濟手段無法起到根本作用，而若要動用政治手段，除非路易十四這樣能力、精力過人的雄主，否則靠十五、十六，無力推動根本變革。
參考文獻：【英】多伊爾：《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蔡百銓譯本（有下載）。經濟上的繁榮必會加速權力、資本和財富的集中，而個人對於權力和財富的追求心是沒有止境的，這便會導致社會經濟越是發達，財富越是高度集中。而在一個繁榮的社會裡，相對貧困和窘迫往往是激發變革思想的溫床。還是孔夫子說的好：不患寡而患不均。
路易十六有點優柔寡斷了。俾斯麥後來對想退位的威廉國王說：
君主切勿想到路易十六，他在活的時候和死的時候都是一個懦夫，在歷史上也並非是一個出色的人物。陛下還不如想一想查理一世，他為自己的權利而戰，戰敗後，不動聲色地走向絞架，帶著一種王者之氣從容就死，他在歷史上永遠不失為一個高貴的人物。陛下已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奮
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險，您都必須抗爭到底！
可見悲催的路易十六在君主圈裡名聲也不好。
歷史上，巴黎不是忠於君主的城市，過去市民曾經把他們認為偏向新教的亨利三世逐出巴黎，亨利四世也只好先皈依天主教才能進城。
君主制已經走到頭，皇室遠親奧爾良公爵也是激進的共和派。奧爾良公爵後來也上了斷頭台。其子夏爾特爾公爵先成了革命政府的少將，後來離開法國去避難（此事估計成為他父親的罪狀）。拿破崙失敗後，奧爾良公爵（原夏爾特爾公爵繼承父業改稱）回國。又過了十五年（1830年），巴黎人再次掀起七月革命，把奧爾良公爵扶上王位。1848年，他又被迫退位，讓給了拿破崙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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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總結：1.巴黎人桀驁不馴 2.路易十六首鼠兩端 3.在貴族內人心已失
謝邀
路易十六統治下是不是最繁榮的時期這個先不論。
路易十六就不是一個當君主的人。他是個性格寬厚，不諳權謀之事。看看中國歷史上的這樣的皇帝，無一不是悲慘結局下場，路易十六也不例外。國事上說的不算，遠無遠景無視野，近無解決方案，這種類型的君主往往在位的時間非常短。倒是手藝上很稱道。放在中國絕對是個文化傑出的王爺。請看《舊制度與大革命》，不貴，也不厚
路易十六接受的那個法國爛攤子你把路易十四復活了我覺得也不頂用，這不能怪路易十六。「一切社會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經濟問題」這句話或許有些偏頗，但當我們追尋各式各樣社會問題的根源或者起因的時候，不難發現這裡面都有經濟問題的影子。而最容易滋生社會問題的時期，恰好是經濟發展或者經濟衰落時期。
財政危機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1787～1789年的法國，農業連續歉收，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糧食短缺。與此同時，工業危機也由於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上漲和1786年英法通商條約的生效而加劇，導致大批法國企業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巴黎本地的情況更加嚴重，1788年12月有8萬人失業，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從貧困的農村地區湧進巴黎。積累起來的經濟病和社會不滿情緒為當時即將召開的三級會議帶來不祥的兆頭，終將導致嚴重事態的發生。
嚴重經濟危機導致納粹上台，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德國納粹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到最終奪取政權，有著種種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但在這諸多原因中．經濟危機以及其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問題是其至關重要的因素。無論是納粹運動的興起與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還是納粹運動的發展與奪取政權．經濟危機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蘇聯的解體 緣起蘇聯經濟的崩潰1990年至1991年，蘇聯的經濟從形勢嚴峻發展到經濟危機，因為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經濟緊縮。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2.4%，在1991年則下降了13%左右。固定資產凈投資1990年下降了21%，人民的貨幣收入持續上升，預算赤字也持續上升，使本來已經災難深重的消費市場雪上加霜。 明帝國的經濟危機引發李自成等農民軍大起義龐大的經濟資源已走向了帝國政府、社會的反面；地主階級利用這樣龐大的經濟實力，更肆無忌憚的繼續侵蝕帝國社會、政府所剩的、越來越少的經濟資源。於是帝國經濟危機遂越來越無法挽回。而愈演愈烈的經濟危機則引發了陝豫兩省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最終導致明朝的滅亡。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清末十年的反思：「革命」總發生在壓迫放鬆後「一個革命運動的發生，不在專制統治的敗壞或者壓迫到了極點的時候，而反是統治者措意改善，壓迫已經減輕、政治趨向開明之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發並不是因為清廷專制腐敗到了極點，而恰恰是因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憲的改良措施。這是個悖論，卻是歷史真實。 變革中的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 廢除國王建立共和國國王的社會經濟快速現代化運動一方面暫時挽救和強化了專制王權，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社會與國家的矛盾，使國王在亨廷頓所說的「根本性的困境」中越陷越深，在這種情況下，國王突然實行自由化政策，導致政治參與膨脹和統治權威的危機，最終鎖定了巴列維王朝悲劇性結局。革命與改革：對社會、政治變革的研究革命的發生是由於某些激進的意識形態引領人們選擇激烈極端的變革方式。但激進意識形態只能在某些情況下引起革命而不能在所有情況下引領革命發生。最後激進的革命階段將為比較務實的現實主義的階段所代替，而相對溫和的改革力量也將最終建立革命後新的既成事實和政治秩序。 拿破崙曾經有一句經典的名言：「只有羅伯斯庇爾是真正站在平民一邊，可最終他卻被平民們送上了斷頭台。」科西嘉人這段話絕對不算貶義，因為事實證明「人民」從來都是看重現實利益的，「人民」不會為任何「長遠」的「整體」的利益犧牲自己現實的，個人的利益。巴黎市民擔心外省乞丐湧入而攻打巴士底獄城鎮擔心會遭到乞丐和亡命之徒的糟蹋。甚至巴黎這個除倫敦外歐洲最大的城市也有這種顧慮。巴黎人還因軍隊在凡爾賽附近集中而感到驚恐。他們開始武裝自衛。第三等級各階層都參加了。人群開始在軍火庫和公共建築物中尋找武器。7月14日，他們來到巴士底獄，巴士底獄在太平時期它被認為是無害的建築，事實上，幾年前已經議論要將它拆毀，改造成為一座公共遊藝場。殺掉國王人民歡呼 英國王室復辟人民歡呼《弒君者》這本書里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當約翰·庫克因「叛國罪」被處以五馬分屍之刑的時候，旁觀的人民無不高呼著「國王萬歲」的口號，興高采烈的觀看著約翰·庫克之死。正如11年前他們興高采烈的旁觀國王的死刑一樣。很難說人民的這兩次歡呼那一次是「迫不得已」的。二戰時期德國老百姓支持希特勒以及納粹黨在納粹統治的短短12年中，德國民眾與納粹領導層保持了高度一致，德國民眾被積極地動員起來將自己的命運與納粹政權融為一體。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麽在蘇聯紅軍的先頭部隊已經打到距希特勒藏身的地堡只有幾百米時，納粹德國的十二、三歲的娃娃兵仍在為保衛他們的元首拚死抵抗了。魯迅小說《葯》昭示普通民眾的「愚昧」「《葯》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帶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並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這種「愚昧」絕非中國人的特性，而是「人民」共性專制政府的生存邏輯就是不斷加強專制，一旦他開始尋求改革，就是他最脆弱的時候。
要想了解一場革命，就必須要理解統治者與革命者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實力對比。革命之前的法國，也就是路易十六統治的時期，階級矛盾已經十分尖銳。法國因為參加北美獨立戰爭而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加上英國商品的競爭壓力，其財務危機進一步加深，這個時候法國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必然加大了對新興資產階級進行剝削。但是新興資產階級在路易十六時期，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並且在政治上有更多的話語權，他們要求進行改革，以取得更多的權利。實力的此消彼長，必然會加速革命的到來。另外，路易十六是個仁厚的人，但是性格優柔寡斷，在統治階級內部分化的時候，也沒有採取果斷的措施團結自己身邊的力量，加強自己的統治，而是一再猶豫，再加上自己的支持者大多不在巴黎（正如有些人回答的局部不佔優），從而導致巴黎的資產階級勢力因為得到市民的支持，其勢力不斷擴大，最終導致革命的爆發。
古人有云：「倉廩足而知禮節」
古人又云：「飽暖思淫慾」
有句話是說： 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一定的經濟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認為：「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體現」
下面是我個人觀點
鄙人認為，政治的發展是要有經濟的大發展做鋪墊的，試想人在連飯都吃不飽的時候，是不會有多餘的力氣用來參與政治的，來改變政治制度的！並且我認為古今一理，正是因為經濟的發展使大部分人脫離了維持溫飽的狀態，有了多餘的時間與精力來參與政治。大革命的發生是因為人們不滿於現狀，想要去改變，但何以能達到如此規模，人們的目標是何以能如此統一呢？
這其中必然有一個「洗腦的過程」，也就是把所有人的「信號調到一個頻道上」。改變一個人的想法的方式有兩種，一個是內部蛻變，一個就是外部催變。前者可以通過靜思得到，後者可以通過閱讀和參與宣講發生改變，但凡此兩樣，都需要時間。那麼什麼人最有時間呢？
貴族，他們吃喝不愁，靠著出生就能成為剝削階級
非貴族中的有錢人，同樣不需要擔心生存問題，並且逐步的因錢而貴。
（這裡要解釋一下，有錢人指的是不需要擔心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人，並非大富大貴；因錢而貴的貴是指人格上的貴。）
正是上面這兩部分人推動了歷史的進程，可以說他們就是革命中最重要的力量（是的，貴族也革命）然而，貴族的數量總是有限的，真正要命的是後者，是因經濟發展而出現的廣義上的自由人吧
王朝最專制的頂峰，是壓迫最嚴重的時候，往往是這時候反而沒有人敢出來反抗，比如路易十四加強專制，讓法國經濟強盛於世，但又製造了一段殘酷的時代，國王貴族可隨意簽署密札將不順眼的人弄死。到了路易十六，在美國獨立革命和啟蒙運動的影響下，國王反而漸進溫和開明，使得民眾可以趁機奪勢，攻佔巴士底獄之後，暴民嘗到甜頭，失去理性，得寸進尺，盲目屠殺，因此一段暴力反抗拉開了一個歷史革命的序幕。俗話說人善被人欺。人軟被人欺。。。ps，沒聽說路易十六是舊制度下最繁榮的啊。。是修了凡爾賽宮的路易十四吧。。
路易十六也可以說是毀在他老婆手上的。老婆任性、揮霍無度。而他是個溫吞的丈夫，久而久之國庫開始空了，百姓更是對他有了很深的怨念。民心丟了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是非常致命的。亨利八世這麼兇猛善戰但後來也是這麼一步步丟了民心丟了國家的。
這道題我想強答一下，因為我剛剛看完這本書。
另外我閱讀了 @Wong Tom的回答，很有啟發性。題目為 托克維爾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一章的標題
首先介紹一下作者，作者是一個傾向自由主義的貴族出身的，所以作者是同情貴族的，但是作者支持大革命。書中有一些觀點我不同意，有答主說這個時期不是最繁榮的時期，我正在閱讀相關法國革命的歷史書籍，之後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會補充。
【在另一本書 法國大革命史中，作者認為路易十六是一個脾氣好，慷慨節儉的人，支持改革】但是正如本書中所寫的一樣，有一些改革是沒有經過實踐的，我認為久處深宮中的路易十六並不能具備很多的行政能力，屬實。關於是不是最繁榮時期，作者認為是。因為標題前半句就是陳述一個事實。【對於此我不評論，因為不了解，但是我可以複述作者的觀點】
作者認為是的原因如下
1 國王服從公眾輿論（開明）2 私人財產得到保護3 社會更加富有（工業農業的發展）4 稅收的改良，一視同仁對於為何發生大革命，是因為此時處在變革的時期，而人民處境得到了部分改善。而部分的改善使得她們意識到其他的很多部分也是不合理的。
原文說「對於一個壞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具體參照蘇聯解體，或者我國80年代某些時期的情況。開始了改革開放，處境肯定是變好了，但是人們不滿意，追求民主。【民主到底好不好呢？這可以另開一個話題了。多數人的專政也是很可怕的，另外當掌握權力的人成為了一個整體的時候，個人的權利往往也無法得到有效保證】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人民便將它拋棄。
具體表現就是：處境越好的地方越支持革命，而舊制度保留完整的地方反對革命。
【對於作者書中陳述的一些觀點我也是贊同的，我認為改革比革命要好。革命將好的壞的都一併廢除了，一些舊制度只不過是變換了形式重現在新政府中。而且革命就要流血，社會劇烈變動，因此相比較於法國大革命，英國的君主立憲可能更加溫和。法國大革命之後對於一些並沒有壓迫的人，也進行了清算，很殘酷，具體請閱讀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歷史書籍。人們並不在意是否專政，是否民主，只是在意自己的生活是否有變好，不滿意的只是不平等而已。】
在最後，作者總結是
政府欠了很多錢同時在大家財富都增加的時期一方面，人民有追求財富的熱情另一方面，政府刺激了這種熱情，同時又撲滅它，使自己毀滅。個人總結：
法國大革命爆發都是因為錢貴族特權，就是貴族免（軍役）稅，也就是貴族有更多的金錢利益。教庭有自己的地產，也就是教庭有錢，同時也免稅。大家覺得貧富不均衡，權利不平等（本質是錢），其它的都是次要的。另外，國王的刀掉在了地上，人民便拾起來，並且使用了。【槍杆子里出政權，此言非虛，軍隊倒戈，被推翻不足為奇。】個人努力也是考慮歷史進程的。
對一個壞政府而言，當它開始改革的時候，往往是最危險的。
兩極分化，民心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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