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法家墨家道家都排斥詩書禮樂而儒家傳承詩書禮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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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小學生水平粗淺入門。法家排斥詩書禮樂，道家認為詩書禮樂是社會衰敗的產物，認為五音令人耳聾。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墨家反對音樂，有一篇著名的&<非樂&>,認為天底下所有人喜歡音樂天下就亂了。為什麼法家墨家道家會有這種看法?而單單儒家是傳承詩書禮樂的

「諸子百家是文武之道的辯證統一」

法家和道家是一種「武道」，重視權謀講求實效；它適用於亂世階段和事業草創階段，不可長期使用

儒家是一種「文道」，重視道德禮儀氣節涵養；它適用於太平盛世和守業階段，可以長期使用

一個精明傑出的領袖人物總是在「文道」與「武道」中靈活轉換：當他開創事業的時候往往用武道，法術詐力無所不用其極；但當事業漸入穩定的時候就要及時轉「武道」為「文道」，這時候儒家的禮義廉恥道德規範就發揮作用了

當武道過剩的時候會產生「武殘」，這時候要用儒家的文治來修復「武殘」，當文治過了頭就會產生「文弊」，這時候就要重新使用「武道」來撥亂反正，修復「文弊」

在一文一武的相互轉換中產生的，就是一部中國歷史；而文武之道轉化運用不當就會招致亡國之患

那麼以我這種觀點來看，諸子百家其實並不矛盾，學習的關鍵處就是明白文道與武道的辯證統一；然後運用到工作生活中：什麼時候適宜用文道（儒家），什麼時候要來些武道（道法）；靈活運用則天下無敵

千萬不要把它們看成是彼此對立的學說

笑尿，食色者性也是告子說的好吧，非孔，非孟。你幹嘛覺得道家反對這些？淮南子等一些道家書不一樣贊同嗎？這麼比喻一下，詩書禮樂這些是一把刀，道家反對的是用刀殺人，而不是反對刀。

所以道家注重清心寡欲。

《化書》：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則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為兔，樂石為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一個道理。

給題主解一段論語。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存在的意義，是讓社會和諧，人們和睦相處，先王制訂它的緣故也就在這裡。然而事無巨細盡數規定，是不可行的；為了和諧而和諧，不用禮來約束，也是不可行的。

請題主思考一下這裡的禮有哪些內涵和要素，表現形式是什麼，然後和法家對比一下。

隱藏在《詩經》背後的周代禮樂文明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馬銀琴（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近一百年前，胡適、聞一多等前輩學人為「恢復」《詩經》的文學面目而奔走呼號：「明明一部歌謠集，為什麼沒人認真地把它當文藝看呢？」（聞一多《匡齋尺牘》）。經過近百年的宣傳與引導，《詩經》是中國「最早的文學總集」的觀念深入人心。然而無論從作品創作、結集的目的，還是傳承、使用的方式而言，《詩經》都與後世的文人詩歌有著本質的差異：它不僅僅是作為詩歌而存在，更是詩（歌辭）、樂、舞與禮結合的產物，其中承載著整個周代的禮樂文明。作為周代禮制度之產物與組成部分的《詩經》，它的創作、結集以及傳承的整個歷史，始終與周代禮樂制度的發展演變息息相關。

商朝末年，居住於豳地的周族，因受戎狄部落的擠壓，在古公亶父率領下舉族遷徙。他們沿渭水西行至周原岐山一帶，在漆水、沮水旁覓得可居之地，於是平田整地、築室造屋，設「五官有司」而開啟了走向文明的新生活。周民族最早的史詩《大雅·綿》，詳細記錄了古公遷岐、建都的完整過程，具有典型的史官敘事的特點。武王克殷，舉行祭祀文王的典禮之後，立政並追王烈祖，形成了體系完備、職責分野相對明晰的職官體系。武王克商後使用於儀式的《大雅·大明》，同樣被視為周民族的史詩性作品，卻表現出了與《綿》專註於記史相區別的、專註於頌讚的特徵。稍後出現的《大雅·文王》，以「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服於周」「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等話語，表現出了濃重的陳誡意味。《綿》之記史，《大明》之頌讚，《文王》之陳誡，十分典型地說明了早期樂官職能由記史向儀式頌讚與陳誡的轉移。之後出現的《皇矣》《生民》《文王有聲》《棫樸》等《大雅》作品，在歌頌的向度上，極大地推動了儀式樂歌的發展。

禮樂相須為用是周代禮樂文化的基本特徵。西周初年被剝離了記史職責的樂官，除了儀式頌讚與陳誡的功能之外，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職責，就是為儀式典禮配備歌樂。因此，除了《大明》《文王》這些或歌功頌祖，或陳誡時王的樂歌之外，還有一批滿足儀式配樂需求的樂歌。西周早期是祭祖禮率先發展的時代，《詩經》中時代最早的儀式配樂之歌，便均與祭祖禮直接關聯，如《周頌》的《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我將》《桓》《武》《思文》《有瞽》等等。這些祭祀樂歌與儀式頌讚、陳誡樂歌相配合，初步呈現出了周禮「鬱郁乎文哉」（《論語·八佾》）的禮樂特徵。康王三年「定樂歌」（今本《竹書記年》卷下），使這批樂歌得到記錄和編輯，由此產生了周代文化史上第一個有跡可循的儀式樂歌文本。這個文本，一方面成為後世詩文本繼續編輯的文本基礎；另一方面，它又被用為國子樂語之教的課本，通過「興、道、諷、誦、言、語」為內容的「樂語」之教（《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為後世《詩》成為「義之府」（《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奠定了基礎。

到西周中期，隨著射禮、燕禮的成熟，《大雅》的《行葦》《既醉》《鳧鷖》等以燕射過程為內容的樂歌進入詩文本，由此開創了中國燕樂文化的先河。至宣王中興時期，效法先祖、重修禮樂，為更多儀式樂歌的創作提供了條件，《小雅》的《鹿鳴》《南山有台》《湛露》《彤弓》等一系列配樂之歌因之出現。這一批以燕樂為主題的詩歌，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對「和樂」的感受和強調。《禮記·燕義》在解釋燕禮的用途時說過這樣一句話：「和寧，禮之用也。」只有經歷過「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大雅·桑柔》）的厲王之亂後，周人才會格外重視只有太平安寧時才有的燕飲活動，而燕飲場合飲食、歌樂之「和」，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國語·鄭語》）這一哲學層次上「和」觀念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宣王初年對朝政的反思，不僅表現在重視協調君臣上下關係的燕射之禮上，還表現在把那些為規勸厲王、諷刺朝綱大壞的「變大雅」用於儀式諷誦以警示時王上。這實際上是對「正大雅」中《文王》所創儀式陳誡傳統的創造性繼承。只是由於歷史環境與朝政狀況的巨大差異，與《文王》一詩的誡語多針對「商之孫子」不同，《民勞》《板》《盪》等詩說的是「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規勸與諷刺的對象直接指向周王及其執政大臣。這一類詩歌被用於儀式諷誦，從根本上突破了儀式陳誡類樂歌的題材界限，為宣王后期至幽王時代諷刺類樂歌的蓬勃出現創作了條件。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厲王「變大雅」進入儀式，除了為諷諫目的的「采詩入樂」（《通志·職官略一》）之外，還存在一種為儀式配樂目的的「采詩入樂」，即取時人感懷之作配入音樂，作為儀式之歌。正是因為這種「采詩入樂」的存在，在犒勞使臣的燕飲儀式上，才會出現與儀式無直接關聯的思念父母、感慨「王事靡盬」的《四牡》；在「遣戍役」的儀式上，才會出現出征獫狁的戍邊將士于歸途所作《採薇》。《四牡》《採薇》的內容與相應的儀式的確存在關聯，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出現了不屬於儀式的哀傷與感喟。這些哀嘆之情，與厲王「變大雅」一起，改變了儀式歌唱頌聖歌辭一統天下的局面，使儀式樂歌在自周初以來由《大明》《文王》所示範的歌頌與陳誡之外，出現了直接針對周王與執政者的諷刺和抒發個人情懷的哀嘆。這些內容，反過來又強化了儀式樂歌原有的陳誡、諷諫功能，推動了兩周之際諷刺類樂歌的創作。此後，諸侯風詩也在「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漢書·藝文志》）的名義下被納入周樂體系。至此，西周初年以來為儀式目的而產生並依附於樂的「歌」，變成了「吟詠性情以諷其上」上的「詩」（《經典釋文·序錄》）。於是，「采詩入樂」帶來的歌詩合流，豐富了儀式樂歌的內容，進一步提升了樂辭的價值。加上西周以來國子樂語之教的推動，收錄儀式樂歌的《詩》就與《書》並列，成為「義之府」而備受推崇了。春秋中期晉臣趙衰「《詩》《書》，義之府也」這句話，揭示了《詩》獨立於儀式與音樂的德義價值。

春秋中期，齊桓公等諸侯霸主的倡導，讓周禮再次受到推崇並成為協調諸侯關係的有力工具。在這一背景下，「聘問歌詠」「賦《詩》言志」成為一時風尚。可以說，「聘問歌詠」「賦《詩》言志」，是在周禮逐漸崩壞的社會環境中，《詩》與禮樂相互依存的特殊形態。到春秋末年，周王室共主地位完全淪落，周禮成為諸侯兼并戰爭的絆腳石，「聘問歌詠」「賦《詩》言志」的儒雅風流，也就跟著銷聲匿跡了。

在執政者失去推行周道、重振禮樂的意識與能力時，以文王、周公後繼者自居的孔子，主動承擔起恢復和弘揚禮樂文化的責任。早年的從政經歷，讓孔子意識到在實踐層面恢復周禮的不可為；於是，從學術層面通過教授弟子來傳承周代禮樂文化，就成為孔子晚年唯一的選擇。尤其是以禮樂方式傳述《詩》：「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記·孔子世家》）然而，脫離了禮樂制度保證之《詩》，終究無法以禮樂形態繼續存在。因此，在儒門弟子的傳承中，徹底脫離了儀式與音樂之《詩》，不可挽回地走上了德義化的詩教之路。

總之，西周時代以「樂」的形態與「禮」共生互動之《詩》，在從重「樂教」向重「義教」的轉化中，經過「聘問歌詠」「賦《詩》言志」的掙扎與過渡，最終成為孔子詩教的課本。在儒門弟子德義化的闡釋中，與「樂」分離之《詩》重新依附於「禮」。「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荀子·勸學篇》），在《詩》與「禮」的關聯互動中，最終涵育為最具中華民族精神特質的詩禮文明，從根本上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文化基因與基本走勢。

謝邀。

之前我說過，儒道墨法都是治世之學，也都認識到春秋亂世的根源在於人的欲壑不平，儒家的解決之道是承認慾望是人性：食色性也。然後通過人際之間的情感互動，通過提高人的認知水平，讓儒者將慾望升華或轉嫁為對家國親朋的責任，以自己的付出來獲得精神上的滿足與道德的充實感，也就是說將慾望進行了升華或克制。這是儒家的法門，也是治世低成本的解決方案。中華兩千多年來的實踐也證明確實是行之有效的。從根本上講，這也是文明進步的需要，我不怎麼讀道法，所以不能說道法就是反文明的，但儒家的這套方法對中華文明的是必須的，只是後世的大一統對其有所扭曲，忽視了對自然的研究、放棄了秩序的對等。

所以，學是儒家的根本手段，對生民是教化，對自身是吾生也有涯而學無涯，通過不斷的學習而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和道德水平，也這種積極進取的狀態中獲得自我肯定與讚許，從而獲得自己挺身傲立人世間，放棄功利與慾望而為當世則的內在支持與滿足感。

法家：你乖乖聽話就行。

墨家：像基督徒一樣，愛天下人（目標）。

道家：大家相安無事，這樣最好。

儒家：教你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可是有各自對應的東西），學成後做你想做得。

你想哪個？

淮南子中有一個觀點或許對題主有幫助！統治者用繁複的禮樂制度達到愚民效果！使之更加方便管理！

(ー_ー)!!(ー_ー)!!(ー_ー)!!

佛教里有要求修行人不塗香（香水，有香味的洗浴用品，化妝品香料等等），但是祭拜時點的香也是有香味的，用檀香、沉香製成的更是香味悠長。

孔子所提倡的詩書禮樂並不是靡靡之聲，而法道墨等家所否定的也不是雅正之音。

《道德經》里的五味五音只是道出外界的刺激對內在精神的影響。

沉迷聲色孔子也是反對的，當年孔子會周遊列國也與齊人贈送魯國女樂有間接關係。

人間太平十二律正，清風生，佛教也用音樂，基督教不只用音樂通過各種藝術手段傳達教義以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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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流行音樂才奇怪吧，音樂里天天要生要死，唱的人唱到最後也要生要死的，聽的人也被灌進了些古里古怪的思維。

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藝術是靈魂的交流，還靈魂一世清明。

所以三家就一起摶成了秦制。

詩書禮樂為古代儒家六經的名稱:即《詩經》、《尚書》、《周禮》、《儀禮》、《札記》、《樂經》

也就是說你提的這個「詩書禮樂」是儒家的教科書，是課本，儒家當然重視。

而顯然這並不是法家、墨家、道家的教科書，這些學派都有自己的教科書。

另外，法家和墨家也不一樣，墨家有《非樂》，而法家沒有提"樂「這個問題，這和法家出生的時代有關，法家出生的時代更晚，世道更壞，已經完全沒有」樂「的土壤了，同時法家重」法「」術「」勢「，完全為君主著想，為君主謀當然就要先謀那些能迅速提高生產力，提升戰鬥力，抬高君主權威，壯大綜合國力的國策和謀劃。

至於道家沒什麼可說的，說這學派沒用吧，人家口才剛剛的說的一套一套的，說它有用吧，可又想不到對治國理政到底有個卵的用處。

呵呵！

法家認為天下一切都是王的，貧民百姓越笨越好掌控。

墨家考慮問題是從最底層人民開始看的，眼界決定一切。

道家是研究哲學的，那是頂端學科，詩書禮儀太接地氣了。

儒家的詩書禮儀是從高層來看，用以教化萬民的，目的在於你願意學我就教，教育的目的就是從上到下萬民的進步，法家不需要，墨家想不到，道家看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