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中國的80年代？

12-30

80年代作為改革開放初期的10年，是中西方文化強烈碰撞的10年。到底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年代？

八十年代發生了許多事情，促使人們去思考社會本身要解決以及中國未來的走向問題。臨近八十年代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可以算作一件大事。因為，自1949年以來，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謂是一件空前的事情。大討論意味著，知識分子可以通過探討自己動腦筋去發現真理。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另外還有一些事件不那麼明顯，但是可以作為例證。1982年5月，「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宣告成立。某種程度上，這代表著八十年代「文化熱」的開端。在這之後還有「中國文化書院」、「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等團體的成立。因為社會思潮需要有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形成有形的組織，才能進一步探討、研究以及安排成果發表、思想傳播之類的事宜。這些事件都是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而要挑選當時特別突出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還是比較困難的。

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記憶深刻的。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所謂返老還童的奇蹟，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過返老還童的短暫的歲月，那個十一年。不僅僅是在物質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整個民族已經走向了災難的深淵，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陰霾，這個民族還有沒有前途。就是那樣的一個暮氣沉沉的時代，突然迎來了一個大家好像都年輕了十歲的返老還童的青春浪漫歲月，大學課堂里兩代大學生聚集一堂，三十歲以上已經拖家帶口的大學生，還有就是應屆大學生，那時那一個圖書館說明天早上我們再增加社會的閱覽證50張、100張，半夜圖書館門口就排起長龍，新華書店突然說明天可以發行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哇，長龍又出現了，還有電影院播放已經禁演十七年的電影，哪怕是洪湖赤衛隊，也會排起長龍。那個時候，整個民族突然變年輕了。那個時候如果要尋找一個背景音樂的話，最好的背景音樂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但是它是有隱患的，第一個隱患它的動力更多來自於改革派的官員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觀念風暴，你去看那個時候所謂的啟蒙作品，和千百萬民眾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的。那個啟蒙是懸空在天上的，和千百萬民眾的利益有結合，但是結合的不緊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第二個隱患，總的發展趨勢是很明白的，擺脫計劃經濟，趨向於非計劃經濟的模式，但是非計劃經濟的模式是什麼呢，黨內是前後徘徊的，開始說是學匈牙利模式，後來說學新加坡模式，後來在黨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經濟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時，檢索黨的文件都是繞來繞去的繞口令，開始是說「公有制前提下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後來又說是「政府制訂計劃、計劃指導市場、市場影響企業」等等。有四個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這四個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場經濟，這四個字始終沒有堂堂正正出現在黨的綱領性文件里，這是第二個隱患。

第三個隱患，剛才我說到歷史在斷裂中連續，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場改革改變了經濟政策，但是還沒有真正觸動政治體制，尤其是鄧小平說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沒有觸及。當剛剛要觸及的時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了。儘管80年代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標，第一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曾經有過兩個小高潮，都是以鄧小平的講話為標誌，1980年鄧小平有一場講話《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經催促要設立專門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構，提出各種各樣的草案、方案出來，他自己個人的論述，多次切入舊的政治體制的命脈，他曾經說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英國、美國、法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那裡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經說過，我們要尋找到一個制度，這個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壞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壞事。他還說過，一個黨、一個民族千百萬人把他們的榮枯興衰命運維繫於我一身，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鄧小平的很多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現在都還沒有失去光彩，但是經濟體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目標，還沒有觸動就中斷了。

縱觀八十年代上半期，深度介入公共話題的知識分子還未出現，所有能夠發表見解與看法的還都是些體制內的人。「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的出現算是一種萌芽狀態，標誌著知識分子並不依靠自己所在的單位，而是在社會上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結構形式來從事思想文化活動。也許知識分子掙工資的地方還在體制內，但他們從事活動的空間一下子拓寬到社會,這意味著他們的社會意義將要開始顯現。另外，這一類叢書編委會的出現意味著，知識分子能夠根據自己對歷史走向的判斷，去把握社會的需求，以及對不同思潮的接納程度。這都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所以，在八十年代這個階段，知識分子參與公共事務的萌芽帶有民間性的色彩，這一群體隨著市民社會的發展而生長發展。並且只有在這種帶有某種組織形態的情況下，社會思潮才能形成一定的影響力，這比某個人的某本著作或是完全屬於發表自我的觀點來得更加有影響力。

在八十年代初，第一，社會思潮的大背景是中國剛剛度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過去大家吃盡了苦頭，所以都痛定思痛。不僅僅知識分子是這樣的，當時整個社會，不論高層還是底層，體制內還是民間都有很多反省。這就更不用說知識分子內部了。這些共識源於共同的經歷、共同的感受，甚至可以說是共同的敵人——文化專制主義。

第二，在八十年代，大家並沒有機會或者念頭去賺錢發財。在從事社會活動時，普遍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情緒。比如知識分子都希望能夠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們都自覺地保有一種使命感，把自己的活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等同起來，把自己當成是這前一場運動的傳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想搞富國強兵，始終在尋求一條強國之道，要實現現代化和民主自由。八十年代那批知識分子的想法是和這一脈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他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處在相同的歷史潮流之中，所以他們在很多方面都能講到一塊兒。

而經過九十年代的下海、經商，大家產生了利益意識，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服務對象，利益產生了分化。其實，之前那麼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不善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連要爭取經濟利益的這種意識都還沒有產生。

思想的分化一定反映了社會的分化，而社會的分化最主要地表現在貧富分化上。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弱勢群體，權利和經濟上也越來越不平等。知識分子為社會上哪一個群體說話，決定了他們的立場。所謂「屁股決定腦袋」，思想自然產生分化。另外，還有一些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一定要成為某個社會群體的代言者。但他們內部同樣有分化，因為對相同的社會問題，每個人思考的出發點不同。這是極為自然的事情。在八十年代，大家都是窮書生，又都認為自己是在繼承「五四」的傳統，探討一個社會理想問題。但現在，很多知識分子或者進入了體制內過得如魚得水，經濟狀況、社會地位都非常之好；另外也有人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堅持自己的理想。就算是看重體制外的名聲，有人追求得到西方的青睞，有人重視本國民眾的認同。

中國的結構決定了知識分子具有比較大的獨立性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他們不但在經濟上必須依附於體制，而且從社會氛圍，包括整個意識形態來看，並不鼓勵知識分子堅持其獨立性。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如果我們用俄國或法國的知識分子標準來衡量，現在很多人在體制內也只能做到掙錢、吃飯，狀況和公務員差不多。在八十年代，大家都抱著一腔熱血想要報效祖國，為實現現代化而努力，整個心態、精神面貌與當下是十分不同的。

對知識分子來說，並不能因為其受過比較高等的教育就在道德上有特殊要求。實際上，整個社會都有如此的心態，即首先考慮自己的生活狀態。但從傳統來說，大家對知識分子始終抱有較高的要求。好像大家都可以考慮自己的利益與生活狀況，但總覺得知識分子應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特之處，即所謂的「清高」。從這個標準出發，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和指責也就順理成章了。

九十年代上半期開始，社會的分化急劇加速，貧富差距以很快的速度顯現，社會弱勢群體出現，不公正情況愈演愈烈。有一派的觀點認為，這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把社會不公的原因歸結為市場經濟，進而歸結為改革開放。另一派的解釋是，市場經濟機制隨著經濟改革而出現，但它受到了舊有權力的干涉，而這種權力又是不受制約的、是壟斷性的。因此，是市場經濟的不規範導致了種種的不公，而不是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前一種是標準的新左派的解釋，而後一種是自由主義的解釋。

這個被激烈爭論的問題，的確是大家長久以來都非常關注的問題。然而，這兩派對中國之病所開出的藥方是截然不同的，一派主張從市場經濟退回去，加強政府的計劃和控制，另一派主張深化改革，規範市場。並且兩派所依據的理論也不同，中國新左派主要依據西方的當代新左派理論，而自由派的學理資源則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理念。如果說對兩派的劃分僅僅是貼標籤的話，就不能解釋這兩者大相徑庭的「診斷」、「藥方」，以及理論來源的對立是那麼明顯。當然，對這種思想派別的命名容易有簡單化的傾向，這是需要注意的。在同一的標籤之下，也存在著差異，如果只注意標籤，會使人無視這些差異。但是這種稱呼有一個好處，就是派別間的分歧到底在什麼地方，理論資源來自何處，會比較清楚。

根據西方經驗，新左派應該對自己所處的現實環境進行批判與反省，但中國新左派好像並非如此，反而是國家主義傾向表現得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對派別的真偽加以鑒別。像錢理群或者艾未未這樣的人，他們恐怕才應該算作真正的新左派。他們的思想和理論立場與西方新左派的脈絡更為接近，同時也特別關注弱勢群體，特別是在批判專制主義餘毒和維權這類事情上，表現得突出。而其他所謂的新左派，不過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新名詞。按照真正的新左派、自由主義的定義，中國的這兩派應該享有不少共同立場，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極左的東西，是文化專制主義，是一種對權力的壟斷，是對公民權利的侵害。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是在和披著新左派外衣的國家主義者爭論。其實在當代中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應該是有相當多的共同點的。只有說到深層的理論認識，才會感覺到差別。

但是到了後來，一種更為強勁的思潮出現了，那就是民族主義。如果把九十年代後半期的思想分化看作是二元對立的話，進入新世紀以後，也許就是三足鼎立了。另外出現的這一極，它的趨勢更為猛烈。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來說，他們各自也面臨著如何對待民族主義的問題。民族主義在各個方面的表現會更為廣泛，吸引更多人。它的特點有如下幾個：首先，它可以分為文化民族主義的上層和民粹主義的下層。學者比較關註上層，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它主要說的是解決人類危機的辦法在思想文化上要靠中國的傳統。而下層的民族主義則影響了更多的人，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這些人基本上是在宣洩一種類似義和團式的愚忠和排外情緒，大談西方的墮落、即將到來的毀滅等，把「愛國」等同於「反美」，一有事就擺出要上街遊行的架勢，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帝吧出征」。另一個特點是，號稱的民族主義具有虛偽性，很難說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我們看到針對西方的遊行，宣稱中國可以領導世界；另一方面，千方百計要去國外，想改變國籍。有些人在狂熱的民族主義外衣下，骨子裡隱藏著一顆嚮往美國的心。可以說，表現得越是張狂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內心的想法往往越是相反。由於民族主義有其虛偽性，以至於我們很難界定它是不是民族主義。在中國，號稱是民族主義者的人不願意為自己的信念付出代價，只願意拿好處。只要他們覺得美國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他們非常樂意接受這樣的好處。他們不會因為所謂的民族主義而付出代價，而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是願意去承受和擔當的。

把新儒家、國學熱歸入民族主義的範疇之內的。目前提倡國學與新儒家證明了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極大興起。當我們在分析文化民族主義的時候，完全可以把這兩者的興起納入對民族主義的考慮中，而且也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社會政治有關聯的新儒家或國學熱這一思潮大概可以細分為三類。

一類是原教旨主義，以蔣慶為代表。他主張乾脆回到中國古代那種貴族等級制政治中去，完全否定現代民主政治。他認為一個教授和一個待業青年都享有相等的一票的投票權是不對的，他甚至覺得今後中國的領導人都應該從孔子的後人中選出，而不應當由民主程序選出。這種思想在我看來是非常極端的，在中國取得現實發展的可能性很小。它的一個比較正面的作用是，正因為它是原教旨的，因此它去除了很多包裝的因素，沒有花言巧語的虛偽，同時揭示了自己的困境，把傳統不適應於現代社會的方面暴露得一清二楚。

第二類是披著傳統思想外衣的國家主義，主張一種半法西斯的思想。持這一主張的人對當前中國的矛盾心知肚明，卻仍舊極力主張精英治國，把自己定位為統治者，號召政治、經濟、文化精英聯合起來統治平民。

第三種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現在海外的很多新儒家在這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他們千方百計想證明，傳統思想、儒家思想能促進自由民主，或者退一步說，是不會妨礙自由民主的。像徐復觀這些人極力證明中國傳統思想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般腐朽和反動。他承認我們需要一個創造性的轉化，經歷了這種轉化，中國的傳統思想不但不妨礙，反而會促進自由、民主。以杜維明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家也是這種主張。很多主張文化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都支持這麼一個理路。　

中國很多知識分子選擇自由主義的立場和他們在文化大革命的經歷有關。經歷過「文革」，才能看清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極左的東西在現實中的諸多壞影響。這些東西有強大的誘惑力和欺騙性，而「文革」把這暴露得非常充分。如果沒有「文革」的經驗教訓，要分辨清楚是比較困難的。那一代前輩普遍對高度統制的經濟和高度集中的權力有本能的警惕。

隨著中國社會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加劇，派別之間和派別內部會出現分化、重組，決定人們立場的，是良知而不是理論知識。比如現在，對通過法律手段，理性地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方面，真正的新左派與自由派的做法是一致的。大家在現實中為了維護社會正義而站在一邊。現在，對不同群體的界定，稱呼、標籤的因素正在變得越來越小。現在很多維權的律師，就他們受的學術訓練，從理念上來說，應該是自由派，但他們並不是非要打出這個旗號不可。實際上，各派都有很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更多的人勤勤懇懇地為大眾利益工作，不把自己當成哪個派。中國苦難的社會生活促使很多有良知的人，他們不論派別，都會採取一致的行動。共識已經逐漸產生，行動上相互一致的地方也在增強。

自由主義對傳統也採取尊重的態度。他們在復興、弘揚傳統文化上實際上有自己一個很端正的態度。在真正重視傳統文化、思想的民族主義者中，最有前途的人還是得承認民主憲政的方向。如果人們有同樣的良知，又面對一個相同的現實，也許在理性認識方面切入點和分析的框架上會有所不同，但是非和愛憎的態度不應該有太大的不同。知識分子之間的區別，重要的不在於你是屬於從理論上說源自西方的這個派還是那個派，而在於是不是真正有公共關懷和社會責任感，在於當你自認為還有良知時，是表現為在行動上捍衛正義還是僅僅發發牢騷而已。如果不講究理論和準確性，真正的派別劃分是：特權派還是民眾派；對維護社會正義來說，是口頭派還是行動派。

以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由於改革初起，所以具備「帕累托改進」的特質。簡單的講，就是社會各個階層都在變好，而不是變壞。A集團境況變好，以不傷害B集團為代價，B集團也在變好。

農民、工人、讀書人、商人，雖然依然不富裕（尤其是前面三種），但是正在變好。農民吃飽了，工人薪資上升（至少不降吧），讀書人可以高考了，商人可以經商了（當時可是賣方市場，生意好做）。。。 你好我好大家好，總體氣氛積極向上。

從九十年代開始，由於下崗工人的出現，改革就有了利益受損者（一個集團被損害，而且傷害頗重），社會氣氛就不那麼和諧了。

改革改到今天，「帕累托」改進的餘地越來越小，繼續改革的話就是拿走A集團的利益貼補B集團了，社會矛盾加深。比如說在京外地高考生家長與本地生家長，顯然矛盾很深，照顧一方必然傷害另一方。

如果未來中國的人均GDP不幸丟掉了快速增長的勢頭，中國人必將分為幾大利益集團互相挖對方的利益到自己這裡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那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諧將會一去不復返了。

那是最好的年代，那是最壞的年代。

八十年代，一個賣水果的小商販，三個月只憑賣水果成為萬元戶；八十年代，詩人絕對是超級明星，文藝青年人手一本朦朧詩集，只要發表過一首詩，你就不愁妹子；八十年代，想出國的人人手一本《許國嶂英語》，他們現在大部分都在國外；八十年代，有一個詞叫官倒；八十年代，有人說是上世紀和1919年相似的，中國最有機會的兩個時代之一…

八十年代中國社會還是相當封閉的，主要信息來源還是官媒。國民經濟以國有和集體為主體，私營企業很少，主要是鄉鎮企業，極少數外資企業和個體戶，市場實行價格雙軌制，開始出現倒爺和早期國有企業改革。因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經歷了一次通貨膨脹，89年有了股市試點。生活水平低，家用電器還沒普及，貧富差距小，社會矛盾較為緩和，人口流動規模較小。

美好的80年代。

父母在同一家單位工作，家就在單位後面，步行2分鐘，母親上班時把我一個人鎖在家裡，我在陽台上就可以看到辦公桌前工作的母親。抓住陽台上的鐵欄杆，用力喊：媽媽我要尿尿。1分鐘後我就能順利座上痰盂。

隔壁的姐姐總是穿著很短的短褲，剪個假小子的髮型，她還有一塊白色的電子錶。周圍的人都很親切，最高興的事是去動物園看猴子。

每天中午母親都在回家路上買好菜，父母一起做菜，全家一起吃。母親總給我買漂亮的衣服，有趣的小畫書，父親的大自行車，會在周末出現，載著我們，有時去奶奶家，有時去外婆家。

我驕傲的小姨高中還沒有畢業，會省下一周的零用錢，給我買一根奶油冰棒。很多年以後她還在拿這件事強調我有多好吃。外婆家有巨大的院子，小孩子成群結隊的在院子里爬樹玩水，年紀大的孩子領著我們點火，被看門的警察叔叔抓住。院子里的假山水池，我掉下去後才想起來四下無人，只有2歲的妹妹，自己掙扎著爬起來，丟下妹妹跑回家。時常想起那條從我眼前游過去的紅金魚。

在我迎來黑暗的小學一年級前，所有的日子都很美好。

那個時候精神面貌還很健康的我：

從顧城開始，由海子結束。那一把火由王小波接住了。

看了一大幫子不靠譜的回答，怒答之。

八十年代，主要特點。還是很窮，剛剛有希望，做事很難，但做成了競爭很小。

生活上還是很窮，特別是農村，自來水，根本沒有，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才開始裝。還經常不通。主要還是井水。遇到旱災就得吃河裡泥湯。化肥開始推廣，糧食產量提高了，家裡都囤積很多糧食，不賣，也吃不完，因為飢餓的記憶還在，都還在擔心某一天饑荒又來。機井還非常罕見，水果除了本地產的，別的幾乎沒有。水泥公路，電話都不存在。交通主要是步行，自行車還是高級貨，有急事都得去問別人借。電視大概一個村子一兩台，晚上全村都去那家看，信息獲取主要靠收音機。社會主流人群文化水平在小學左右，還有大批文盲，城裡廁所門口經常可以碰到等人出來確認男女的人。

有希望的話確實心裡有希望，因為那時候對政府的信任度很高，上面說好就是好。社會開始穩定。

但是，做生意，跨階層，完全不容易，比現在一點都不容易，甚至更難，不過一旦成功，發財很快，因為教育尚未普及，掌握一點點知識和信息就可以出類拔萃。

最早的倒爺，開工廠，做小買賣。還都是那一群敢吃苦，敢闖，而且，有一定的背景關係的人。平頭百姓哪來的指標去倒，倒回來誰敢收？你放街頭賣下試試？

做生意要錢，就要去信用社貸款，你要沒關係，誰給你錢，除非你那地方都不願意做生意，指標放不出去。那你生意也不好做，因為這種地方，一般都很窮。

賣水果，你要找貨源，可能要到很遠的地方去。要找運輸的，還得推廣，賣本地水果完全不賺錢，賣外地的水果，大家一般不吃，又沒有冷凍車廂，路上就壞一半，到家擺在那裡沒人買，太貴。最後只能賤賣。

開廠子，找錢，買設備，重重困難，那時候沒有村村通，村子裡沒有電話，一切就靠兩條腿，一張嘴，到處打聽。生產出來了，路太差，下雨下雪就運不出去，自己還要修路。天氣預報不準，一個寒流，生產受影響，幾萬塊就進去了。

現在呢？隨便在家裡，有時間，阿里搜搜，淘寶搞搞，就能開個小店，人人有手機，村村通公路，太容易了。

那個時代成功比現在難的多。做生意的人的數量比例也都很現在完全沒法比。

除了緬懷一下，我還真想不出來有啥好的。

「我一直認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年代。隨著歲月流逝，當年發生的那一切會不會逐漸被人淡忘？中國人的生活這十幾年來一直處在令人暈眩的急速變化之中，大家對『現在』尚且應對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認真清理『過去』？再說，『歷史』作為消遣、娛樂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馬上就顯得沉重起來，甚至成為煩人的包袱。經歷了太多動蕩、挫折，中國人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想告別過去、瞄準未來、輕裝前進。」

參見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覺得是中國最後一代的理想主義

那是89年的夏天，老八喝著橘子汽水，頂著一頭捲髮將喇叭褲卷至腳踝，叼著煙懶散得坐在上鋪，錄音機里循環播放著張行的歌，只見他左手一本花花公子，右手猛烈的抽動著，正值快感侵泄而出之際，北京的宿管大爺突然破門而入。。。

那時候心裡比現在踏實，比現在熱愛生活，比現在有熱情。

生活不止詩和遠方，還有眼前的苟且。

感覺朝氣蓬勃的年代,

對於50, 60年代出生的人們而言, 80年代的他們正值青春, 那是一個思想迸發而又無所畏懼的年代, 人們被改革開放以後井噴狀的外來誘惑吸引著, 這時, 有一部分人湧現了, 他們矛盾而又不甘麻木, 敢於和自己較勁, 敢質疑一切, 平庸的一直平庸, 抗爭的無愧人生, 絕望而不喪失善良的本意, 這正是我喜歡他們的緣故, 比如? 王小波, 老崔, 多的是呢..

都老了，開始回憶了，回憶中一切都是美好的

全盤西化的十年，年輕人玩得太嗨，不撞南牆不回頭，終於再次返回幾千年來的老路。

聽姑媽說，那時候她六七歲，老房子的二層還沒有造完全，灶台間上面是一塊寬闊的平台。盛夏炎熱，便找來一根長長的電線，把電視機拖到那塊平台上。吃西瓜，扇蒲扇，看火燒紅蓮寺，不知覺地睡著了。半夜她忽被嗡嗡的蚊吵醒，盯著漆黑的天空，只覺得星星分外地大，又那麼多，天空都顯得小了。她坐起來，四下寂靜無人，只有微微的樹葉搖擺的聲音和時不時的蟬鳴，她感覺有些怕，便赤著腳鑽回屋子裡去了。

（摘自《何新政治經濟論集》第446——461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何新：對我國十年改革的反思（節選）

（1991.2.6）

一、必要與必然

1.改革的必要性

1977年「文革」結束時，中國面臨全面而深刻的社會危機。

經濟多年停滯，城鄉供給困難。眾多青年失學、失業，農村地區普遍貧困。政治上積怨甚多，外交陷入困局。左的「文革」意識形態僵化而空洞，難以正視和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嚴重問題。

社會各個階層，都積蓄了不滿而要求變革的呼聲。領導集團也面臨著深刻的繼承危機和領導能力危機。

此時如不進行必要的社會改革，中國必將再次發生類似1976年代「四五」事件的社會抗議和動亂。

2.初期目標是解決積壓社會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此背景下召開。

以鄧小平、陳云為代表的老革命家集團復出，作為核心，凝聚了黨內的革新力量。應天順人，撥亂反正。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引入務實而求實效的科學精神。從此開啟思想解放的潮流，衝擊沉悶意識形態。開闢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新時代。

改革所提出的初期任務，是解決被文革所積壓和遺留的大量嚴重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

3.提出四項原則的歷史意義

作為一位戰略家，鄧小平充分預見到改革將對中國社會進行結構改造，從而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改革是一場革命」）。

但另一方面，富有政治經驗的鄧小平又注意到，改革必須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傳統保持連續性，才能保持經濟的穩定、連續發展。

可能正是出自這一考慮，鄧小平早在改革發動的初期（1979年），即提出了必須維護「四項原則」的問題。

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社會主義在近十餘年間，疊經巨大的結構變動而仍不能被摧毀和瓦解（可對比蘇聯現狀），社會安定團結，人民安居樂業，那麼這就必須歸功於鄧所始終堅持和捍衛的這四項基本原則。

4.改革階段的劃分

大體觀之，中國改革迄今走過三個時期：

（1）1979—1984。

在思想文化上，這是改革的啟蒙和催化時期（當時確實有人懷疑改革的必要性）。經濟上，在中國農村開始對結構進行改造，在其他領域也陸續進行了探索性的改革實驗。.

（2）1984—1988。

我把這幾年評論為浪漫主義的改革時期。在這個時期，經濟上，改革重點轉向城市。同時改革範圍跨越經濟而向各個領域全面鋪開。一方面，經濟改革取得了進一步的成果。但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對改革過於理想化、甚至不無空想色彩的時期。社會中流行關於改革的各種夸夸其談，似乎改革只具有詩情畫意。而對其任重道遠、艱巨險峻的一面，則估計相當不足。

但正是對於改革的這種超現實期望，在悄悄孕育著深刻的危機。

…………………………………………………………

5.改革的經濟成就

通觀1978以來十餘年的中國改革，以其經濟和物質方面的成就最為顯著。

例如在GNP和人均GNP方面，在人民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方面，在國家總體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和各類技術、裝備的現代化方面，在城鄉消費模式和消費水準的大幅度提高方面，在社會就業水平的擴張方面（數字從略）等等；中國改革在社會主義類型的國家中，不僅是最為成功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獲得巨大成功的。

這種成就的取得，不能不歸功於作為中國改革設計師鄧小平所一向崇尚的那種務實而求實效的政治哲學方針和指導路線。

二、十年中國社會思潮的回顧

6.改革的理論準備不足

但是，中國改革是在極其複雜、困難的內外條件下啟動的。

分析改革發動的原因，我們始終可以注意到其包涵兩個層面的因素：

第一，是必須解決所面臨的、迫切的各種現實問題。

第二，則是一個更遠大宏偉的目標，這就是：使中華民族騰飛復興，建設一個偉大、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

但正是對第二層面的這個宏大目標，對於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具體方案、步驟和理論準備，卻顯得相當不足。

7.資本空想主義誤導中國改革

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必須探求適應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新道路這一重大課題。然而這一重要指導思想，似乎井未被當時領導改革的具體操作者，所真正領會、理解和貫徹。

實際上，當時人們情不自禁地都把目光投向西方發達國家的高消費商品經濟。卻很少人注意到，發達資本主義的生存必須寄生於世界市場，通過佔有高附加值的不平等交換，掠取國際資源方能致富的特殊條件。人們幼稚地重新相信了關於資本主義是靠內部制度合理、經營管理有方、以及勤勞而致富的那個著名「魯賓遜神話」（曾被馬克思最尖刻地揭露和嘲諷過）。

因此，當時幾乎無人考慮對中國產業來說，在現代的世界市場機會下，是否還能獲得能導致中國達到高額人均GNP的那些國際經濟條件。相反，人們普遍幼稚地認為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西化，即資本主義化。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的發育不足，則使一般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酷黑暗一面，缺乏切實、直觀的體會。

在一派改革浪漫情調的鼓舞下，一種只有優點沒有弊端的空想性的資本主義藍圖，或者說是資本空想主義的改革方案，在經濟、政治、文化理想上，一度誤導了中國改革的方向。

8.忽視歷史將重蹈覆轍

早期改革理論的不完備，是因為中國的改革事業，當時既缺乏現成的國際經驗可以照搬或借鑒，也缺乏現成的意識形態武器可以作為引導——馬、恩、列、毛澤東都從未面對過社會主義改革、特別是進行經濟改革的問題。

誠然，在某種意義上，「文革」也可以算是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四人幫」即以改革、變法派自居），但這一運動的直接政治目標和進行方法，卻是非常荒謬的。其意義與以經濟改革為中心的當代社會主義改革有根本的不同。

正如毛澤東所說，理論總結總是後於實踐、來源於實踐。在缺乏成熟理論和新的戰略思想武器的情況下，80年代的中國改革當時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

然而，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同。中國自身已經具有十餘年包含成收得失，甘苦倍嘗的改革經驗。橫向則也已有蘇聯及東歐改革失敗從而可資對照比較的深刻教訓。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不注意，必將重蹈覆轍。

9.物質的成功與精神的失誤

在平定風波以後，國外勢力、港台報刊已經公開而毫不隱諱地斷言，中國在十年內必將複發動亂，而走向國家分裂。他們期待解體後的中國，將以垂直依附關係，變成從屬於美國、日本、台灣、香港的經濟政治附庸。一些虎狼之國現在虎視耽耽，隨時準備待中國因內亂倒下，即撲上而分喚之。

為什麼經過十年改革，中國今日反而面臨著如此險峻的內外局面？

一個重要原因是：儘管十年改革在物質、經濟建設、人民生活方面成就顯赫，但在意識形態、民族精神、國家意識、價值觀念、社會規範和秩序上，卻由於變動過於劇烈急促，而布下了隱患，蒙受了損失（鄧小平指出教育存在失誤）。

問題在於，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對於破除兩個凡是，以「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精神，衝破「文革」後期僵化、閉鎖、脫離現實的左傾意識形態，固然是完全必要的，但也勿庸諱言，由於其後出現的新生代思想界觀念十分幼稚，因此，在左的意識形態破除後，社會中即一度出現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真空。

10.三種思想遺產

在70年代末改革起步時，中國思想界當時面對的主要是三種思想遺產：

（1）馬、恩、列、毛澤東的思想遺產。

由於「文革」時代多年盛行教條主義、思維僵化，承襲這一遺產的思想界（「凡是派」），面對複雜而急劇變動的新時代，顯得缺乏創新和主動適應的能力，因而對知識界失卻了吸引力，自身也喪失了戰鬥力。

（2）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遺產。

這種遺產包括兩個時代的東西，即：14—19世紀文藝復興和啟蒙時期的思想遺產，以及20世紀以來西方的現代思想遺產。

前者的主題主要是：反封建、人道（人本主義）、民主與科學。我們能夠注意到，這幾個主題在80年代前期，對中國思潮影響甚大。

（3）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即儒、佛、道、雜家及諸子學說等。

近年來這些東西突然復活，似乎在彌補人們心靈中和思想界的空虛。

11.主導思想界的三次浪潮

我們注意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中國思想，頗有規律呈現出三個時期和三種浪潮。

第一階段的第一次浪潮，即「思想解放運動」（1978—1983）。

在這個運動中，在摒棄「文革」教條主義後，馬、恩、列、毛澤東的思想遺產，受到80年代新生代思想界的普遍漠視。在80年代初取而代之的觀念，都是迴光返照的14—19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主題，如：反封建、人道—人本主義（包括異化問題）、民主、科學問題等。

第二階段的第二次浪潮，即所謂「文化反思」（1984—1988）。

指導這一思潮的思想武器，實際仍是前一時期的「反封建」理論，只是更為系統化了。文化反思的結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中國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的嚴重摧毀。至於所謂「文化反思」的主題，在表面上，雖然針對的似乎是中國傳統封建文化。但其深流和真正指向，卻是要由對傳統的批判，導入對現實的批判。由對文化的批判，轉入對政治的批判，由理論的批判，轉入實踐的批判。

第三階段的第三次浪潮，是「全盤西化論」，即政治經濟全面資本主義化的狂熱鼓吹浪潮。

這是一個短暫急促而非常急功近利的時期。由於通過「文化反思」，已經達到對傳統和現實全面否定的輿論效果，從而也就造成了易於全面接受和移植西方當代思潮的思想真空。大量粗製濫造、消化不良的西方現代觀念，在這時被一窩蜂般地匆匆引入。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中國思想界，對西方思潮（特別是對美國意識形態）極其缺乏審辨和評價的能力，而表現出非常被動、屈從、依附和攀附的性格。

12.當代思想界對西方思潮的依附性

總之，冷靜回觀1978—1989年間中國思潮的演變進程，我們注意到其對西方思潮——首先是對近代啟蒙思潮，其後是對當代西方思潮（無論是哲學、經濟學或其他學），實際相當缺乏鑒別、批判和獨立思考力。幾乎都是人云亦云，邯鄲學步，而且亦步亦趨。這十餘年間中國思想界對某些外來觀念，何以表現出如此被動和依附的傾向？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

具有諷刺性的是，1978年激動人心的「思想解放」運動，本來以反對迷信和否定教條主義作為出發點。但在1988—1989年間，新生代的思想界卻在「全盤西化」的幼稚觀念下，重新建樹起一種新的教義和偶像崇拜：這就是對美國和西方價值觀念的盲從、迷信和崇拜。

（作為個人，在此需要補充一個說明：作為80年代中國思潮的同一代人，我個人在思想上有時是同步、有時則先導地參與了以上概述的整個思想進程。因此，在我所批評的對象中包括我本人。

此外，我既是1984—1988年間文化反思的主要倡導和參與者之一，但也是較早察覺到其局限性和破壞性，從而首先抨擊這一思潮的人之一。有人說這是投機。究竟這是投機還是科學的態度，我們自可留待歷史去評說。）

13.思潮引導實踐

必須看到，思潮能夠引導實踐。事實上，風波的發生與中國思潮的上述演變進程，具有密切而內在的聯繫。

動亂平定後，一系列精神偶像、幻象和幻想紛紛破滅——通過動亂的教訓，人們現在終於開始意識到，西方思潮並無能力解決中國的問題。因此，在「文化反思」時代曾被廣泛鄙棄的中國傳統經典（如「易學」神秘主義），竟填補真空而形成新的一時熱潮。

但是，全盤西化既非出路，復古談玄也非出路。

目前的中國思想及文藝界似乎處於暫時的沉寂狀態，不再呈現出前十年間那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活躍氣氛。其實這未必不是好事。這倒可能在孕育一種冷靜、成熟、獨立思考的精神和求實、務實的思想作風。

中國思想界的最終前途，將取決於是否能在唯物辯證的方法指引和接受實踐的檢驗下，通過對傳統與外來思想進行選擇、鑒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最終達到辯證、批判的綜合。將取決於是否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又能夠指導解決實際問題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

三、中國改革的國際環境

14.中國在全球戰略中具有特殊地位

中國的改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世界中發生，當時美蘇仍在對峙。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改變了世界的戰略格局。

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當今（90年代）世界的新局面，首先就是由於14年前中國決定走向改革開放這一事件，其影響擴及於東西方而逐步演化成的。由此我們可以認識中國在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之重要。

但另一方面，世界形勢的變化，國際力量的消長，多種外部因素的滲入，又必然深刻地影響國內人心、政治經濟方向。

15.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

中國為了擺脫「文革」時代鎖國孤立狀態，必須實行開放方針，積極尋求國際合作。這種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環境，為外部影響的大規模輸入和發揮作用，提供了機會和條件。

可以說，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給予援助為手段，而以自身世界目標和全球戰略利益為準繩，制訂和協調了一套高度配合默契的對華戰略。

經過十多年的操作實施，現在已可以看清楚，概言之，美國政策可分為三個時期，目標不斷地隨形勢變化而有所轉變：

（1）1980—1984

此階段美國的對華目標是有限和試探性的。它以支持中國改革、開放作為交換，謀求逐步地把中國納入從屬和協調於美國全球戰略的軌道。具體就是，將中國開闢為困鎖蘇聯、東歐集團的一條東方戰線。

因此，在這個時期，美國主要的工作目標不是針對中國。在某種意義上，中、美當時還是平等的夥伴，合作的盟友。

（2）1984—1989

在這個階段中，美國通過打入中國社會，發現在其表面嚴密的社會結構中，實際存在著多種縫隙和薄弱點。·

結果，美國決心利用這種縫隙和弱點。由這時開始，在美國看來，美中關係似乎已經可以由平等的關係，轉變成指導與被指導、恩賜與被恩賜的關係。

不僅如此，美國由這時開始對華進行大規模意識形態攻心和政治滲透。它要求中國政治制度按照美國標準，實施美國模式的「民主化」，在經濟上實施私有化、市場自由化。以此作為引導中國改革的三大目標。美國鼓動中國知識分子以改革的名義，發動反體制運動。

有的時候，美國在反體制者與中國政府之間扮演居間、調停人的角色。有的時候，美國又扮演保護人和中國民主守護女神的角色。

在這個時期，中國事實上已被美國看作世界社會主義體制中最薄弱、最容易被突破的一個環節，而開足馬力進行工作。

為此，必須顛覆中國現政府、推翻現制度。但美國的作法十分巧妙。第一，它仍然在友誼與合作，贊助民主、關注人權的道義旗幟下，來作這種工作。第二，它主要是藉助中國社會的內部力量來作這種工作。

………………………………………………………………

16.美國顛覆中國的方略

十年來，美國對華進行其意識形態和政治滲透的具體方法大略如下：

（1）招致籠絡中國人才。試圖拉攏、腐蝕高幹子女。扶植私營業主。這都是為了在中國培育一個代表美國及西方在華利益的代理集團——新買辦階層（即美國所一直鼓吹的「中產階級」）。

（2）美國以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工具，以現代藝術、美國文化和消費模式，作為催化媒介，誘導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中國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國的社會心理。

（3美國戰略家以三、四十年代遺留的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核心，從中尋找傳播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帶頭人（培育「精英意識」，構造「精英集團」）。

（4）美國一面鼓勵在中國政治中滋生腐敗現象。另一面，又通過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反體制集團，在民眾中鼓動「反腐敗」輿論和運動。簡言之，即一手促腐敗，一手反腐敗。

（5）美國最陰險的一招是，在倡導「開放主義世界觀念」的旗幟下，以「世界主義」觀念，來否定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本位的愛國主義觀念。

（所以方××鼓吹愛國主義過時論、亡國滅種無害論、中國必須解散論。但此次海灣戰爭中，美國國會卻大力召喚美國人的愛國主義，這與其對中國的作法恰形成強烈對比。）

（6）美國及其代理人極力對中國人鼓吹：「大一統」觀念不利於經濟發展。許多知識分子盲從而聽信了這種學說。但他們卻不動腦子想一想，為什麼自古分裂的歐洲今日要謀求經濟、政治統一，搞共同體？為什麼美國在自身周邊，也在搞新的「大一統」——已經構造美加共同經濟區，還在策劃搞更大的美、加、墨經濟區。由此看來，「大一統」未必不利於現代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美國學者對中國知識分子灌輸這種觀念的目的，正如其試圖徹底破壞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一樣，就是為了讓中國人將來心安理得地接受國家分裂的事態，為此而作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的準備。

（7）此外，美國還高揚其「民主」、「人權」兩大義旗，彷彿美國是一位替天行道、專門利人的守護神。其實，它是要以民主、人權為兩大道義鎖鏈，約束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手腳，削弱和解除中國國家制度的自衛機能。使這種自我防衛機制，喪失道義性的基礎。

（8）美國及西方公開策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分立運動、並伺機準備插手支持區域性的自立運動（首先是台灣、香港）。

通觀上述，可以看出，這是相當完整、厲害、有效的一整套戰略——以軟刀子割頭的戰略。

美國對華戰略的真正目的，是誘導中國通過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方式，分裂解體。最終以垂直依附性關係，納入從屬於美國全球利益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系。

……………………

19：破除「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二元模式

多年來，在觀察中國改革問題上，社會輿論中一直存在一個觀察和評價的二元模式，這就是所謂「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這個二元模式，來源於「四人幫」時的兩條路線鬥爭論。在今天，它成為一個巧妙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陷阱，有必要予以揭露。

（1）按照這種二元模式，對中國黨和國家政策利弊的評價標準，不是看實踐、實效，不是看其是否為國家、人民帶來利益，而僅看其是屬於「改革派」的，還是「保守派」的。

（2）於是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就依據西方和港台的意識形態標準，被分別為「保守派」與「改革派」兩大陣營。作這種劃分，實際具有強烈而巧妙的政治暗示、政治煽動、政治挑撥和挑唆性的意義。

我們注意到，利用這一模式，在1983—1984年的反精神污染時期，1986年以及1989年，港台報刊都曾實施了最惡毒的政治挑撥，並被表明有效。而在今天，同樣的挑唆伎倆還在被繼續使用著。

（在國際上，西方輿論工具用「改革導師」的高帽子，一步步地誘導政策對西方有利的戈爾巴喬夫，直到令其落入泥潭而且愈陷愈深。同時又用「反改革」的帽子搞臭和壓垮了對西方有威脅的利加喬夫。這種與港刊完全相同的手法，表明其不是出於偶然。）

（3）劃分「改革」與「保守」標準的尺度，也是由西方意識形態布下的一種陷阱。例如：是否接受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標準？是否同意西方全面自由化、私有化的改革方案？等。如果贊同和接受，就意味著自縛手腳和慢性自殺。而如果不接受，他們就要指你為「保守」和反改革，而煽動群眾搞臭和壓垮你。

（4）通過這種二元評價模式的建立，西方及港台新聞界，居高臨下地巧妙佔據了對中國政策、政治、經濟現象，擔任輿論督察和監護的地位。因此長期以來，香港刊物竟成為臧否中國政治領導人，引導中國國內輿論，甚至影響中國政治經濟決策的有效武器。

不僅如此，首先在香港刊物上形成的這個二元政治模式，也廣泛傳播於西方意識形態和政界，已經成為誘導和批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政策的一套通用模式。

社會主義既要改革，又必須堅持獨立清醒的判斷。應根據本國的最大利益確定政策，為此，今後必須擺脫這種改革/保守二元模式的政治陷阱，排除這種輿論的牽制和干擾。

你看看現在那些四五十歲的人你就知道了

那個年代是個差距很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