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的真相是什麼？

12-30

葉挺是強烈反王明的，當時劉和陳在蘇北，項英和葉挺在蘇南。。。

皖南事變前，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很有市場的，項就不敢自主選擇突圍路線（不聽毛的）。

毛先前威望並沒有那麼高，項就不全聽毛，至少執行打折扣。

皖南事變變相增加的毛的權威。

皖南事變為整風運動提供了最好的契機──項英的失敗使王明等人喪失了潛在的軍隊支持。

新四軍的失敗和項英錯誤的暴露，使王明難逃被徹底清算的命運。正像西路軍血灑祁連後，張國燾再也無力與毛抗衡一樣。

剛才又搜了一下，補充：

項英是元老，和王明、張國燾一個級別的，毛的資歷比項英也弱不少。

作者：Jackybra

鏈接：皖南事變真相是什麼，是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嗎？ - Jackybra 的回答

來源：知乎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

讓我們從台灣的國軍史料來看看皖南事變的整個經過，相信對題主是一種參考，可自己行判斷其真相。

----------------------------------------------------------前言-----------------------------------------------------------------

關於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是國共二次合作時期的主要衝突。但新四軍事件不是獨立事件，主因可追溯到黃橋事件，是國共摩擦的一次爆發。要說新四軍事件，不得不提黃橋事件。

-----------------------------------------------------------正文----------------------------------------------------------------

黃橋事件和曹甸戰役

民國27年(1938)5月，江蘇省北部重鎮徐州被日軍攻陷以後，原駐蘇北的國軍第五十七軍奉調山東，僅剩下由地方團隊編成的第八十九軍，進入獨立游擊作戰狀態。由於日軍僅能控制鐵路沿線要點，運河以東各縣城，以及蘇北的廣大鄉村地區，則仍由國軍控制。民國29年(1940)3月以後，新四軍先後由安徽東部、長江以南進入蘇北。8、9月間，新四軍攻擊駐黃橋與姜堰的地方部隊。10月5日，國軍第八十九軍攻黃橋的新四軍，中埋伏兵敗，是為「黃橋戰役」。戰役後，第八十九軍於曹甸、興化一帶重新佈署、構築工事。12月2日，新四軍開始圍攻曹甸，第八十九軍堅守陣地，雙方損失均大，至16日新四軍始退出戰場，戰役結束，史稱「曹甸戰役」。「黃橋戰役」與「曹甸戰役」兩次衝突，埋下民國30年(1941)1月「新四軍事件」的導火線。

上圖為37年12月28日為整編新四軍繪製的《新四軍集中地及活動路線要圖》

標註了新四軍原勢力分布圖及預定整編會師地點為浙江衢縣和安徽壽州。圖中上海和南京為日佔區。蘇北並非是新四軍活動地盤。

黃橋戰役經過

民國28年(1939)秋，新四軍陳毅所屬的一個支隊，由江南向蘇北移動，蘇北第二游擊區總指揮李明揚親共，新四軍得以滲透蘇北地區。民國29年(1940)夏，陳毅、羅炳輝率9個團進入江泰邊境，8、9月，向東攻擊駐黃橋的蘇保四旅與駐姜堰的蘇保六十九旅。10月1日，布防于海安與曲塘間的第八十九軍向黃橋應戰。5日，第八十九軍攻抵黃橋，李明揚等部未依計畫協同作戰，導致第八十九軍腹背受敵，軍長李守維、旅長翁達等陣亡，殘餘部隊退出黃橋，史稱「黃橋戰役」。

上圖為國軍戰時所編《抗戰時期共匪向蘇北發展叛亂經過暨經驗教訓》記錄了當時兩軍交戰情況。

曹甸戰役前的部署

民國29年(1940)10月，第八十九軍於黃橋戰役失利後，研判新四軍會趁整休之際再度來襲，乃於曹甸、興化一帶重新佈署。黃橋戰役損失的第三十三師第一九三團、第一九七團等2個團，向曹甸集結整補；第一一七師第三四九旅第七零一團向興化集結。原駐曹旬的第三十三師第一九四團、第一九八團等2個團，於原地構築工事；第一一七師原駐興化的第七零二團，駐安豐的第三五零旅，亦於原地構築工事。整體佈署呈南北狹長狀，以王通河分為南北兩作戰區，南區由第一一七師師長指揮，北區由第八十九軍軍長兼任指揮官，指揮第三十三師及第三五零旅，各據點構築外壕、碉堡。

任國防部聯合作戰計畫委員會少將參謀長周伯通撰述的》戡亂作戰心得報告》

上圖為時任國防部聯合作戰計畫委員會少將參謀長周伯通撰述的》戡亂作戰心得報告》

曹甸戰役經過

民國29你那（1940）底，曹甸戰役的過程可分為三期：第一期（12月2日至7日）:2日，新四軍數千圍攻曹甸，另一股萬餘人攻擊涇河張橋；至6日，新四軍主力包圍曹甸，並攻曹甸左翼的安豐，未能攻下，我駐軍彈藥損失亦嚴重。第二期（12月7日至9日），新四軍持續包圍曹甸，改打外圍據點，小南溝等據點被占。第三期（12月10日至16日）：我駐軍改以主力固守主據點，其餘病例擔任激動，隨時支援策應作戰。10日，新四軍主力猛攻曹甸；15日，曹甸南北外圍碉堡被攻陷，我駐軍退回重新部署戰鬥；16日，共軍無力再戰退出戰場，我駐軍也彈藥缺乏無力追擊。

上圖為《國軍第八十九軍於蘇北曹甸剿匪戰役經過》

----------------------------------------------------------------正題-----------------------------------------------------------

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

概括

民國26年(1937)10月，政府與中共達成協議，將福建、江西、浙江、安徽一帶，殘餘的「中國工農紅軍」與游擊隊萬餘人，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整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負責江蘇北部、安徽南部的游擊作戰。實際上，新四軍仍是由中共指揮，國軍與共軍缺乏互信基礎。民國29年(1940)10月，新四軍為擴張根據地發動「黃橋戰役」，重創國軍第八十九軍；12月，兩軍又爆發「曹甸戰役」。民國30年(1941)1月，國軍認為新四軍有意向東擴張，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以違抗中央移防命令為由，調集5個師向新四軍發動攻擊，新四軍不敵潰敗，軍長葉挺等約2萬人被俘，新四軍的實際指揮者副軍長項英則被擊斃，傷亡近萬人。此事件為國共在抗戰期間的大規模武裝衝突，稱為「新四軍事件」或「皖南事變」。

新四軍的起源

民國23年(1934)，國民政府發動第五次剿共戰爭，中共所稱的「中國工農紅軍」除部分突圍離開，從事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部分則仍在華南進行游擊戰。民國26年(1937)7月，抗戰爆發。同年10月，政府與中共達成協議，將華南的「中國工農紅軍」與游擊隊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整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新四軍在編成之前，主要根據地為福建、江西一帶，並擴及浙江、安徽，兵力最多在閩西、閩南，總人數約萬餘人。

新四軍的整編

民國26年(1937)12月，新四軍進行整編工作，雖名義為「軍」，但編製上僅為師，其下各級編製亦與國軍不同。新四軍的各級編製如下：軍(師級)、支隊(4個，旅級)、團隊(每支隊2團隊，團級)、大隊(每團隊4個大隊，營級)、中隊(每大隊3中隊，連級)、小隊(排級)、班。新四軍軍長為葉挺，因葉挺不是共產黨員，實際指揮則為副軍長項英。新四軍擔任浙江北部、安徽南部的游擊作戰，隸屬第三戰區戰鬥序列，戰區司令長官為顧祝同。

上圖為葉挺呈報《新編第四軍收撫各部實力駐地統計調查對照表》

表內的「該軍統計數況」為新四軍軍長葉挺所報，各地區的統率者可分為22股、總人數為16,400人、槍9,260枝。「各省調查情形」則是各省辦理招撫者的回報，總人數為10,380人、槍5,360枝。列名該表的統率者，如陳毅、葉飛，為日後中共的重要將領。

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前的態勢

新四軍軍長葉挺為政府與中共折衝下的人選，對於新四軍的指揮權力有限，葉挺曾於民國28年(1939)，想辭去軍長一職，被慰留而未成。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曾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建議，葉挺既然無法統御，該軍又任意擴張，應該挑選適當人選取代。民國29年(1940)10月，新四軍為擴張根據地，由粟裕與陳毅指揮，攻擊韓德勤的抗日部隊，誘使國軍第八十九軍至江蘇省黃橋，導致第八十九軍挫敗、軍長李守維陣亡，稱之為「黃橋戰役」。雙方對此事件均採低調，也埋下「新四軍事件」的前因。

上圖為民國26年(1937)12月20日，新四軍軍長葉挺呈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於新四軍部隊編製草案的建議。

新四軍事件經過

民國30年(1941)1月，國軍認為新四軍於安徽省茂林一帶集結，企圖向東控制京滬杭(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帶。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調集國軍第四十師、第四十四師、第五十二師、第六十三師、第七十九師等5個師，以違抗中央移防命令為由，向新四軍發動攻擊。戰鬥從1月5日持續至12日，國軍殲滅新四軍，俘虜軍長葉挺、政治部主任黃凌波等約2萬人，政委劉少奇逃脫，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被擊斃。國軍傷亡僅2千餘人，新四軍屍體與傷患達萬餘人。

上圖為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50年編撰《皖南殲剿匪新四軍之役的回憶》中關於共軍傷亡及被俘人數數據。

上圖為50年代台灣繪製《新四軍事件》，國軍認為新四軍於安徽省茂林一帶集結，企圖向東控制京滬杭(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帶。

新四軍軍官的口供

新四軍事件中被俘的軍官，均有錄製口供，包括：軍長葉挺、少將參謀長趙凌波、政治部上校秘書處長黃誠、政治部上校李子芳等人。主要內容為新四軍的組織、指揮系統、兵力佈署，以及新四軍在江南的活動策略。如葉挺供述新四軍在安徽南部約萬人、安徽北部約2萬人、江蘇南部約8千人、江蘇北部約4萬人、湖北中部兩股各約2千人；作戰決策由中共決定，並非他所能控制。

上圖葉挺被俘後於國民黨軍官的「談話」記錄

上圖為新四軍事件中，被俘軍官的問答紀錄。表列人員包括：少將參謀長趙凌波、政治部上校秘書處長黃誠、政治部上校李子芳等人，記載有個人經歷與個性、問答紀要、處理意見。問答紀要主要是新四軍內部狀況，如新四軍擴充後，部隊人數超過8萬人，分三大指揮系統，皖南是新四軍軍部指揮、蘇南由陳毅指揮、皖北由張逸雲指揮。批示者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總結-------------------------------------------------------------

從第二次國共合作伊始直到《雙十協定》簽訂，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始終是對抗戰及中華民國具有合法且被承認的領導權的。而被整編入國民革命軍的共產黨軍隊應該聽命於中央調令。在此基礎上，各位可以自行判斷國共二次合作中的衝突摩擦是如何形成與演變。其主要責任應歸咎於誰。

楊奎松對這個問題有詳細描述，參見他這篇文章：http://www.aisixiang.com/data/26622.html

另外，他的書《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失去的機會》里，都有談及皖南事變。

----我這裡有一本《蔣介石評傳》裡頭第七章第二節也有關皖南事變記錄，為了看起來方便我摘抄了幾段給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在黑字部分，並且主要反對毛借刀殺項英說！

　　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棄守，蔣介石忙於應付兇猛的日軍進攻，尚無餘力來對付共產黨，國共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蔣毛對付日軍進攻的戰略，已見其異。蔣打的是正規的陣地戰，兵力不易集中，面對敵人強大優勢的火力，常陷於被動挨打，付出慘痛的代價，導致一瀉千里的大潰退。毛打的則是運動戰，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打游擊。朱德、彭德懷等共軍將領，掌握機會，深入敵後，建立愈來愈多的抗日根據地，包圍敵人佔據的都市與交通要道，易於擾敵，而不易被敵所殲。蔣之正面作戰與毛之游擊戰，可謂國共兩黨抗日的戰略配合。此外，在抗戰初期，國共在戰役上配合，贏得平型關之戰的一場勝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里，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決定突破長城防線，進兵山西，向平型關一帶進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展開血戰，傅作義奉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之命增援，而共軍第一一五師由林彪率領，拊平型關敵軍側背。林彪的機動靈活戰術與傅作義正面的主力防禦，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設置埋伏，以待進犯之敵。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軍輜重部隊進入伏擊圈，立遭痛擊，被截斷首尾。至翌日中午殲敵千餘，並切斷日軍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義的正面反攻，使日軍第二十一旅團陷入重圍。九月三十日，因板垣大舉增援，各部撤離戰鬥。這一仗可謂國共聯合抗擊日軍的第一仗，也是最後一仗。

　　從平津、淞滬，到南京失陷，中國軍民雖然犧牲慘重，但抗敵的英勇確實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衛武漢期間，毛澤東特別托周恩來給蔣介石一封親筆函，向蔣「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表示崇仰。同時鼓勵蔣「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戰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信中一再強調團結，並提醒敵人破壞團結。他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全函見《蔣總統秘錄》，頁七十一），十分明顯地表達了兩黨長期合作的願望。

　　武漢失守後，抗戰進入相持狀態，蔣介石的注意力遂轉移到共黨問題上來。同時，仍在繼續的、秘密進行的蔣日和談，「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條件之一。然則，對付共產黨成為蔣介石的一石雙鳥之策，既可滿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對日和談的誠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內政的主要議題便是「整理黨務」。蔣介石在會場上做了報告與講話，呼籲「喚醒黨魂」，目的是要國民黨警惕各地共黨競起的「艱險」，以強化國民黨，並於會中通過決議案，確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針，專門設置了「防共委員會」。為了強化黨，大會又決議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以蔣為委員長，獨裁黨政軍大權。會議開過之後，遵從會議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對付共產黨的辦法，諸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等。（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紀錄》）抗戰十五個月之後，國民黨再度確定了反共方針，雖不似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劇烈，但毛澤東所希望的長期團結與國共合作，自然是虛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蔣介石又設立了精神總動員會，自兼會長，制定《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謂「分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見重慶《中央日報》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矛頭顯然指向中共及共產主義。五月，蔣親自在重慶主持精神總動員誓師大會及遊行。從表面上看，全國精神總動員為了抗日救國，然觀其要人民「行大孝」、「盡大忠」，而以三民主義為名，行一人一黨獨裁之實，達到「軍政軍令及行政系統之統一」等等，則骨子裡防共實甚於抗日。益知抗戰戰場上呈現退守局面後，蔣介石已將重心由抗日轉向防共矣。

　　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來在延安受傷，電請重慶航空委員會派飛機送莫斯科治療，但航委會無機可派，結果延安請莫斯科派飛機來迎。蔣介石聞之甚怒，「責令航委會一定派機去接送，不許蘇聯機來迎」。（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航委會起初不肯派機，豈非秉承蔣的意志？及見「偷雞不著將蝕把米」，乃大發脾氣，責令派機，何前倨而後恭也？這件小事足見蔣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後，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蔣介石就命令胡宗南東自黃河西至甘肅西峰，構築堡壘群，猶如第五次圍剿的工事，以包圍陝甘寧邊區，企圖進取延安。朱德、彭德懷對蔣之軍事准攻，做政治性的反擊，通電全國，指責槍口對內。（電文見《國民參政會實錄》上冊，頁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Ｏ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到重慶參加會議，報告國共摩擦事實的原因，但蔣介石聽後，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一九至七二○）到四月間，蔣主持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會議，才由何應欽做軍事報告，指責延安自組政府，擅設銀行、發行紙幣、擴充軍隊，造成割據，以為「嚴厲制裁」的依據。國共關係至此，自然日見惡化，山西、河南一帶竟發生大規模衝突，中共乃發動政治攻勢。蔣既無法決裂，最後只好命衛立煌與朱德在洛陽談判。朱德提出共黨合法化、保護《新華日報》、釋放被捕中共人員、停止進攻共軍等要求。這些要求合情合理，蔣雖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動的壓力。但他絕不罷休，命陳立夫擬具對策，約有三項：

　　第一、統一黨內同志對共產黨問題之認識，使共黨無所施其挑撥離間之技。第二、建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防範共黨勢力之蔓延，並進而逐漸縮小其佔據區域（如魯冀邊區、陝北邊區等）。第三、根絕共黨在後方各省之活動。（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四）

　　蔣介石按此方案，於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點有四：其一，將陝甘寧邊區改稱陝北行政區，限十八個縣，暫隸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轄；其二，取消冀察戰區，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區，併入閻錫山的第二戰區，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命令，指揮作戰；其三，命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一個月內，開往規定地區之內；其四，第十八集團軍准編為三軍六師、五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為兩個師。（參閱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其目的，很顯然是想要嚴格規範共軍活動區域與兵力，爾後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戰期間，又如何來阻止紅軍的抗日，特別是敵後的活動？此時國際局勢更加不利，越南、緬甸均遭封鎖，使重慶更為孤立。不少人主張重新揭舉孫中山三大政策，聯蘇聯共，朱毛也通電做此要求。（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四三）但蔣寧願走另外一條路，暗中積極進行蔣日和談（參閱本書前一節），國共間矛盾更趨緊張。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軍正在進行百團大戰時，蔣介石忽命何應欽、白崇禧聯名向共軍首領發出皓電，指責共軍不守戰區範圍、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不打敵人而并吞友軍。據此限令第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於一個月內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線外。蔣介石真正的心病則是，新四軍所佔地盤是蘇、浙、皖三省的戰略黃金地區，一旦戰爭結束，華東重鎮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當然嚴重關切，一再跟駐渝中共代表周恩來交涉，要新四軍搬家。（參閱孟絕子《蔣介石的報應——顧祝同大屠殺的結果》，頁一至十）一個月後，朱德等共軍將領發表佳電，一面揭露反共陰謀，向國民黨做政治攻擊；另一方面表示願將新四軍開往長江以北，向國民黨做軍事讓步。蔣遂於十二月九日以委員長命令發布手令，准予寬展時限，令江南之新四軍限於同月三十一日前開到江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開往黃河以北地區。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則限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往黃河以北。（手令原跡見《苦心孤詣艱苦卓絕》，頁二二四）可見蔣介石處心積慮要把所有共軍都趕到黃河以北去。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軍十萬人馬已大都北移。

然而當剩下的新四軍軍部及三個支隊共約九千餘人準備北移時，如按照顧祝同畫好的路線，就會走入日軍重炮的虎口，於是周恩來向蔣要求改變路線，蔣佯允之，然而於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行至茂林一帶時，突遭蔣介石嫡系部隊，由顧祝同、上官雲相所轄的八萬餘眾圍殲，血戰七晝夜之後，僅二千餘人突圍，其餘四千餘人或死或俘。軍長葉挺被俘，參謀長（應是副軍長、政治委員——編者）項英遇害。斯即轟動一時的「皖南事變」。

　　本來在二年多前，毛澤東從軍事和政治上大處著眼，早已指示新四軍儘快深入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周恩來還於一九三九年二月親自向新四軍傳遞「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望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東」。三天之後，朱毛又再度電催。但項英捨不得已經建立的根據地，一心想「株守皖南」。當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等急電如火、磨刀霍霍，毛澤東更促葉、項儘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皓電發後，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須準備打內戰，並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慮。」（引自黃開源等撰《皖南事變及其歷史教訓》，《安徽師大學報》（一九八一）三，頁二十）葉、項雖於十月中旬派一個挺進團北上至無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決心。項英仍屢向中央列舉北渡的困難。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延安又致電葉、項：「你們必須準備於十二月底開動完畢。」十一月三十日，毛又電令葉、項：「現在開始分批移動，十二月底移完。」新四軍到十二月三日才開始移動部分非戰鬥人員，完全不知情況緊急，還夢想要國民黨發餉彈後再開動。最後毛澤東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複電中，嚴厲批評項英，才於兩天後立即北移，但又選擇了錯誤的北上路線（詳閱同書，頁二十一至二十二），更加延誤時機，並墜入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之內，於一九四一年元月十四日被殲。

　　蔣介石本來就想借故消滅新四軍，於發布限期北移手令之翌日，即密令顧祝同部署，若該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見《皖南事變資料選》，頁四○二）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密令顧祝同、上官雲相：在行動中要特別秘密、迅速，徹底消滅新四軍，不使漏網。一月八日，顧祝同又密令上官雲相，「務嚴令包圍於現地區，限電到十二小時內，一鼓而殲之」。（原件藏南京二檔館）葉挺、項英不明形勢，猶豫不決，不僅坐失突圍的時機，保住實力，而且正中蔣計，慘遭殲滅。

　　蔣介石原估計需經三個月戰鬥，才能殲滅新四軍，不料前後不過一個多禮拜。論功行賞，三十二集團軍司令上官長官獨得獎賞法幣五萬元（當時一個上校的月薪大約是一百二十元）。一月十七日，蔣興奮之餘，斷然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交軍法審判。一月三十日，對此事仍感滿意，在日記上寫道：

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見《蔣總統秘錄》，頁二七一七。

他把此事與中山艦事件相提並論，甚有意思，有助於理解中山艦事件的性質，原來都是自我導演的反共狠招。不過，對他而言，皖南事變還不如中山艦事件成功，並沒有把共產黨壓下去，甚至損人損己，完全得不償失。蔣介石自以為得計，卻忘了他以領導抗日的主帥，殲滅了一支於抗日有功的部隊，於理已經有虧。他的軍委會發言人說新四軍叛變，因他們要開往被敵人佔領的京、滬、杭三角地區建立根據地，更是自失立場，被毛澤東譏為「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七三四至七三五），給延安提供了一個向重慶做猛烈政治進攻的大題目，令蔣處處被動，一面要鉗制國內輿論，另一面又要向蘇、美、英各國解釋，弄得焦頭爛額。特務不準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發表新四軍被團殲的新聞，已見心虛，而周恩來在一月十八日報紙第二版開天窗處，僅書：「為江南死難者誌哀」，在第三版開天窗處，題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轟動重慶，引起對中共更廣泛的同情。國民黨特務查禁報刊、捕打報童，反而愈描愈黑。蔣介石撤銷新四軍番號，更是失策?選撤銷有什麼用？反而把新四軍「解放」了，不再隸屬以蔣為首的國民革命軍序列。毛澤東於撤銷後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命令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該軍雖被殲滅六千餘人，但在華中與蘇南總共尚有九萬餘人，蔣介石完全管不著了，也不再提調往黃河以北的事了。事實上，毛澤東於皖南事變後，將江南的新四軍加上黃克誠部編了七個師，於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發布命令。不久又在華中建立三個戰略地區，正好讓紅軍在華中地區盡情發展。一九四九年五月，陳毅率領第三野戰軍攻佔上海，並出任上海市長，譚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軍人馬。即使在軍事上，蔣也是絕對得不償失的。

　　在政治上，毛澤東更是針鋒相對，攻勢凌厲。指責國民黨親日派策動反共高xdx潮，欲與日本聯合剿共，「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七三一）這是相當嚴厲的指責，在這樣嚴厲的指責下，難怪蔣介石對日和談常常有心無力了。而毛澤東更進而提出十二條相逼，不僅要求認錯、取消「反動命令」，還要求釋放政治犯、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最有趣的是，毛還要求蔣「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表示蔣既未實行，亦未服從。

　　在中共強大的政治攻勢以及中外輿論壓力下，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公開表示，「絕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內戰」，意思是不會為此與中共決裂，並強調不會像汪精衛那樣破壞抗戰，出賣民族，口氣已經改攻為守了。三月一日國民參政院將開幕，中共參政員七人聲稱皖南事變善後辦法未定奪前，拒絕出席，又給蔣介石出了難題。蔣於三月八日會上保證「以後絕無剿共軍事」，並「誠懇地向毛澤東、董必武等參政員勸勉」，並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員，以及釋放被國民黨第十六軍扣留的八路軍李華等二十五人。三月十四日蔣還特別請周恩來夫婦吃午飯。（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九八）此一發展促使毛澤東於三月十二日致電周恩來時，徑罵蔣介石「這個大流氓，實際是欺軟怕硬的」。中山艦事件使蔣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軍事件不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統一的軍令、政令，更加無望了。

　　很多人認為皖南事變終結了國共合作，甚至說毛澤東因共產國際壓力才同意抗日統一戰線，正好乘此機會終結，真是笑話?選蔣不要決裂，毛為何要決裂？難道希望蔣日和談成功，聯合起來剿共嗎？毛因皖南事變對重慶做猛烈的政治攻擊，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擊之餘，他不指名蔣，只稱「親日派」，而且以「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以及保衛民族國家為說，顯然留下餘地。毛澤東在這場鬥爭中，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有理、有讓、有利」，確是高招。江南一葉的凋零，給延安獲得廣泛的同情與支持，此一政治資本的利息也滾滾而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共產國際忽然解散，蔣介石以為共產主義完蛋了，乘機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澤東而言，沒有了共產國際，猶如少了一個管頭管腳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無天的中共首腦，有了最後決定之權，蔣介石又打錯了如意算盤。

----結論：皖南事變是國民黨一次成功而又愚蠢的陰謀。

黑字部分文字表明，毛沒有動機和行動去暗害他的革命同志。

建議看一下這文章，上面有比較詳細的論述。http://news.nen.com.cn/72351232362020864/20060314/1869968.shtml

這篇文章則對新四軍主官項英與葉挺之間的矛盾，闡述的較為詳細。算是上面這篇文章的一個補充。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6/0610_2663_588172.shtml

皖南事變的的原因是黃橋決戰：黃橋決戰--中國共產黨新聞--中國共產黨新聞

當然了，你可以懷疑我黨所說，我也可以懷疑維基百科所說。

蔣介石認為共比日本人更危險，自己與共結盟是被逼的，所以限定新四軍活動範圍，壓縮新四軍生存空間；毛指示東進北上，突破」畫地為牢「的限制，進入韓德勤的地盤，打擊日軍。

韓德勤是積極反共的，又不願意自己的地盤不受控制，就聽從蔣的命令，一邊取締游擊隊和民兵組織，一邊襲擊新四軍，大搞摩擦。所以就發生了黃橋決戰，結果韓德勤不堪一擊，這才引起蔣介石的大懼。後面發生了皖南事變。

還有，民團大多都是地主武裝，久被國民黨宣傳一些言論，對共又恨又怕，因此首先襲擊新四軍，這真的。

修改個以前的答案：皖南事變真相是什麼，是「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嗎？ - 回答作者: 紅黑色的風知乎 - 與世界分享你的知識、經驗和見解

皖南事變是國共矛盾集中爆發的體現，但是果脯乾的確實不怎麼漂亮。

果脯現存台灣的資料以及報告一如既往的大義凜然、官樣文章，跟事實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查詢資料的時候要求進行一定的判別，然而他們估計忘記了他們敗退台灣後，當時電報沒燒完現在還有很多留在第二歷史檔案館。比如有人提到了第三戰區的報告，上面提到政委劉少奇逃跑：

作者：Jackybra

鏈接：皖南事變的真相是什麼？ - Jackybra 的回答

來源：知乎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

問題是，劉少奇是蘇北八路軍新四軍總指揮部政委，不是新四軍政委，劉少奇跟陳毅的一支隊一部分已經先期北上，如何在對新四軍的進攻中逃跑呢？可惜項英等人被叛徒所害，葉挺後來飛機失事，高層中許多已經凋零，但是幸好李一氓還活著，時任新四軍秘書長和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秘書長，成功逃脫後向中央做了七份報告。

關於新四軍軍部兵力及敵我兵力：

根據李一氓報告第二號（1941.3.6）

一、我軍之編組：

（一）第一縱隊以第一團、新一團編成，人數約三千，司令傅秋濤，副司令趙凌波（原軍參謀處長），參謀長趙希仲；

（二）第二縱隊以第五團及軍部特務團編成，人數約二千餘，司令張正坤，參謀長黃序周（軍副官處長）；

（三）第三縱隊以第三團及新三團編成，人數二千餘，司令黃火星；

（四）軍直屬隊（包括教導隊一個營）人數約一千。

二、敵軍軍力：

（一）總指揮上官雲相，原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副總指揮唐式遵，原二十三集團軍司令，在太平設指揮所；

（二）第一四四師唐明昭，川軍，隸五十軍；

（三）第一○八師戎紀五，原東北軍，隸二十五軍；

（四）第五二師劉秉哲，中央軍，隸二十五軍；

（五）第四十師方日英，中央軍，由蘇皖邊調來；

（六）第七九師段茂霖，中央軍，由浙江諸暨、紹興前線調來；

（七）第六十二師冷欣；

（八）新編七師（預備隊）田仲毅，川軍；

（九）野戰炮總隊之一部，附炮六門；由浙江前線調來。

另外擴展談論一下：

關於新四軍北進問題：

這時江南指揮部的情況很糟。國民黨的司令官冷欣和顧祝同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致使毛和劉逐漸放棄了在這一地區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際，陳毅將其第一和第二支隊大部轉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隊尾隨渡江，到達第四支隊的駐地巢湖附近。只剩下葉挺和項英下面的軍直屬部隊仍留在長江南岸，駐皖南涇縣。

當軍事形勢朝著攤牌的方向發展時，國民黨和中共的代表於1940年6月開始談判。爭論的是共產黨的作戰區域和中共領導的軍隊的核准的規模。建議與苛刻的反建議你來我往，未能達成協議。國民黨認為，除晉南仍留作閻錫山的轄區外，允許中共在1938年前的黃河故道以北自由統治是一個讓步。作為回報，八路軍和新四軍所有部隊應撤離華中。實質上，國民黨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佔有的地區，以換取它放棄可能將用武力取得的地區。國民黨當局發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沒有明確指出違反這些規定會有什麼後果。

關於新四軍北進路線談判問題：

《皖南事變(資料選輯)》項英於11月18日發給毛澤東、朱德並周恩來、葉劍英、劉少奇的電報記載，葉挺和顧祝同談判的主要內容是：「希夷已於巧（18）日回軍部。見顧談(上官參加)無具體解決，僅要我軍北移，允經蘇南，不批准駐地，即十二月份起，蘇北、皖南同時北移。顧對葉所提補充，只說轉呈何(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批准，對移動安全，則說以政治人格擔保，而對湯恩伯調兵事，推說不知。因此，對停止進兵為第一問題之談判不能實現，顧之態度，顯然以局部解決方式逼我北移，可以發現國民黨之方針，對北守、南逼、中打之企圖。此事中央具體方針和指示如何，以便此間作具體布置(移或拖)。北移方針當無問題，如依目前情況，確定速移，則我們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長，無論如何弄點補充，並作各種實際之準備和布置。如認為目前局勢有拖下去之必要，也請指示，以作應付，盼即復。顧對希夷所帶去之北渡所提條件，既不下命令，也不正式決定，僅以戰區司令部參謀處簽名一件，作為備忘錄式交我……」

關於進軍路線問題：

上圖有顧祝同給新四軍電報，在談判中同意新四軍先向南經族德轉向東進，經寧國南側，廣德、郎溪之間，再經金壇、句容之間，從鎮江以東渡江的北撤路線。1940年11月中旬，上官雲相在宣城周王村會晤新四軍軍長葉挺，上官雲相將北移路線由蘇南北渡改為由徑縣往北開，然後在蕪湖以西的荻港附近過江到無為，葉挺以大部隊無法偷渡，為安全計，仍堅持由蘇南北渡。上官雲相表示，皖南新四軍東開進入蘇南，在鎮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這僅限於非戰鬥部隊，至於新四軍之戰鬥部隊，仍要從駐地往北開，進入淪陷區。在新四軍北移路線問題上雙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但經過幾次談判，上官雲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軍的移動方向。他認為「新四軍北撤的可能較小，『南竄』的可能較大」。其實，上官雲相對新四軍先南而東再在蘇南渡江的路線是心知肚明的，這條路線是新四軍屢次向上官雲相和顧祝同明確提出的，因為早在40年10月份，顧祝同把新四軍劃歸上官雲相指揮，但上官雲相故意將這種移動路線稱為「南竄」，並大造輿論，稱「新四軍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計劃』，即『南竄』黃山、天目山、四明山，作為根據地。」1941年1月5日，葉挺寫信給四十師師長方日英，通報了新四軍按照將預訂計劃北進，預期通過四十師防區，並關照云云。

但是根據李一氓（時任新四軍秘書長和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秘書長）報告

三、我軍行動路線：

（一）走原來三戰區指定到蘇南的路線，必須通過五十二師及一○八師的防地，那時該兩師兵力及六十二師冷欣部，已分別集中。同時，經過地區均已築好工事。

（二）稍偏南走五十二師及一○八師之背面，仍須打兩個師。

（三）再南，走涇縣、寧國以南，旌德之北，脫離五十二及一○八師，有與四十師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師，我估計力量有餘。

（四）故決定走第三條路。

四、我軍行動遲緩之原因：

（一）自決定北移後，項英同志始終動搖不定，有時想蘇北，有時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為不堅決迅速行動之掩護。我個人曾三次進言，催促行動，少數損失可毋庸顧忌，皆被拒絕。且以「從蘇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槍杆子不能化裝」之語加以斥責。並在一次幹部會議上，暗中指出某些幹部不顧保全力量的觀點之不正確云云。而葉希夷始終想得點子彈，後來鬧僵。戰區則非行動後才發子彈，而葉則非子彈到手後才走。雖中央電到，謂得到戰區的子彈與餉款只能認為是例外，葉笑語說「不留一點情（指顧祝同），就發一萬也是好的」。

（二）只有到後來中央書記處給項袁周的斥責電到了之後，同時得到情報四十師已進到涇縣、旌德之線，才決定行動。那時還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但如果決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發，事情也不會鬧到如此之糟。

（三）我三十日曾往催語袁國平促項行動。並向周談，行動既決定應即作行軍部署。但不知何故，決定到四日曉出發。

（四）四日大雨，晚間青弋江水漲，原來決定徒涉，此時不得不搭浮橋，而工兵計算河幅有誤。搭好後還差二十米，又拆後重搭。加以軍部由雲嶺出發到渡口竟會走錯了路。由雲嶺到茂林四十里，連過江耽擱，到五日正午才到齊。

（五）五日又大雨，晚上未能行動，到六日晚才行動，又遲了兩天，使敵人有時間準備好而我反變為被動。

另外還提到開拔的糧餉：葉希夷始終想得點子彈，後來鬧僵。戰區則非行動後才發子彈，而葉則非子彈到手後才走。雖中央電到，謂得到戰區的子彈與餉款只能認為是例外，葉笑語說「不留一點情（指顧祝同），就發一萬也是好的」。

最後，第三戰區十二月份就構築工事集結部隊完畢，一月四日正式動手，一月七日還有向美國人傳遞假消息，《申報》刊載的來自路透社的消息，內稱：「路透社頃自負責方面探悉，一部分共產軍隊，已開始移至總司令部所指定防地之消息傳來後，關於共產軍隊之措置問題業已告一段落……據最近消息，表示一部分軍隊已開赴列為第一防段調防之陣地。」老蔣一月十七日才宣布新四軍叛變撤銷番號，是不是很搞笑？

「皖南事變我們失敗了，國民黨興高采烈。在１月１７日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布了撤銷新四軍番號的通令，又在１月３０日用行政院的名義把這個通令轉發一次。其實委員長也好，行政院也好，都是那個蔣介石。

歷史的進程總是朝著一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相反方向前進。有如毛澤東所總結出來的那條規律「壞事變好事」。國民黨這個命令一發，事情就好辦了。他沒有料到，這樣他就給中國共產黨一個無法無天、獨往獨來的自由。事已至此，中國共產黨於１月２０日自行宣布：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他們隨即於２３日宣布就職。國民黨行政院１月３０日發的通令，是在陳毅他們建立新四軍新軍部並宣布就職以後的事。國民黨無非追說一次新四軍的番號已被撤銷了，但它卻不敢下命令再解散新四軍，通緝那個代軍長。他們那時可能過低估計了中國共產黨反擊的決心，認為共產黨無可奈何，只有忍著把這個苦果吞了。」---------------李一氓

新四軍以前也奉命處理過投日叛變的部隊，看看對於叛變部隊處理流程是怎麼樣的：

在此一併給出新四軍困難原因，以回應對新四軍轉移的質疑。

蔣利用共系內部毛派與留蘇派(王明項英周恩來)之間的矛盾，消滅留蘇派的軍隊，正中毛的下懷

國民黨對之前的"黃橋事變"的報復行動。這就是真相。

最後活下來的人也遭到共產黨的陷害，我就瞎了。

陰謀論大行其道的年代～

前因是黃橋事件，對國民黨挑釁在先，但動機是要排除王還是別的，很難判斷，不過確實因為這件事，王遠走

作者是誰，在新四軍研究史的地位，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說了也沒用。至於沒註腳，應該是期刊的鍋吧。

新四軍內部有矛盾，老毛對此鞭長莫及，而老蔣利用這種矛盾消滅了這種矛盾，可見他才是真正的深海。

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堅持要求部下「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2]，國共軍隊衝突不斷，最終導致1940年10月4日的黃橋事件。為避免雙方接觸繼續衝突，從維護抗戰大局出發，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強令新四軍、八路軍必須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舊黃河河道以北之冀察兩省和晉東北及冀魯交界地區；中國共產黨對此予以嚴詞拒絕，僅答應將皖南新四軍撤到長江以北，但一直拖延時間。國民政府第三戰區最初允許皖南新四軍採取東進、再從蘇南北渡長江的路線。但1940年11月29日，蘇北劉少奇指揮八路軍新四軍發動進攻韓德勤余部的曹甸戰役，國民政府方面大為惱怒，轉而拒絕皖南新四軍東進從蘇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軍與蘇北新四軍會合後再打韓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軍必須直接北上，從安徽銅陵、繁昌間北渡長江，並延長最後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但中共方面認為國民黨規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陰謀，皖南新四軍最終堅持走東進再由蘇南北渡的路線。1941年1月4日，在超過國民政府規定的最後期限4天後，新四軍軍部及所屬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向南移動，違抗國民政府直接北上渡江的命令，南下企圖繞過國民革命軍防區再東進由蘇南渡江；6日，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與國軍第40師發生衝突，雙方互稱對方先開槍，隨後第三戰區國軍將新四軍包圍。激戰七晝夜，新四軍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被俘或陣亡；葉挺與國軍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其副官劉厚總殺害。

我爺爺曾是皖南事變中的一名軍人。

項英上面有劉少奇，下面有饒恕石，即使皖南事變不死，其他地方也會死。

國民黨要求新四軍北上抗日，走了一條不是國民黨指定的路，然後就以不服從命令為借口乾掉新四軍。

借刀殺人?

推薦三篇文章《風起青萍之末》，對事件描述更詳細。

我記得以前看過一個言論偏國軍的歷史報告，本次戰役，新四軍皖南的指揮系統完全崩潰，軍部被全殲，只剩劉少奇和兩千多人逃脫。按理說，去年才發生過黃橋戰役，而且雙方死傷很大，7：11的比例誰也沒佔到便宜，這個時候新四軍就應該警惕防備，事實上從38年到被殲滅新四軍和周邊國名黨敵後部隊就一直保持防備。但這次居然被國名黨只以損失2000人的代價幹掉了2萬？

個人業餘分析為，黃橋戰役是共軍佔據話語權。表面上根據記載就好比，兩個小孩A想吃B的糖，但是B不給所以和A打了起來，B是被挑釁的，不過你仔細看毛澤東和張浩（名字記錯的話請指正）的講話，不難發現是國民黨處處壓縮，計劃將共產黨困死在蘇皖地區，共產黨為了生存，必須突圍，和周邊國軍起了衝突，事實上確實如此，因為在向北擴張時新四軍非常不友好，就好比小孩A家的東西都被B藏起來了而A所以想吃B的糖，A為了不被餓死，就和B打了起來，這麼來看，根據黃橋戰役戰後的總結和歷史記載，新四軍始終認為他們在為生存而戰，國民黨是犯錯在先（藏起了A的食物想餓死A），所以新四軍「認為」（引號表強調）他們是對的，佔據了輿論，也就沒想到國名黨真的敢報復。就好比小孩A和B為了吃的打了一架，A料定B犯錯在先，所以B不敢告家長或者報復A。

我是站在這個角度，解釋了一下為啥新四軍會在一周之內突然被殲甚至來不及反抗。如果有什麼地方說的不對，歡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