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所創儒家思想，與程朱理學主張的所謂儒家本質區別在哪，他們有資格代表正統儒家嗎？
唐朝之後所傳承的儒家思想產生較大變化？以朱熹等為代表的儒生所持思想與主張能代表孔孟嗎？或者說程朱理學的發展還算得上是儒家思想嗎？
—————分割線———鑒於第一個回答者黃元陽關於「教」是否合適的質疑，現將其改為儒家思想
孔孟的學說，我現在的感受，真是覺得就入世而言，已經達到了極致，可以說淋漓盡致以致到了完美的境界。儒家所鋪設的這條道路，不偏不倚，中正而靈活，可以作為一個人的人生綱領。
在仁之後，孔孟所強調的就是「禮」。正所謂「繪事後素」，儒家的禮是建立在仁的基礎上，沒有仁這個出發點，禮也就是不是孔孟所堅持的禮了。禮是規矩，是秩序，是保證人們擁有最大的自由的規則。同時也反應了儒家對「約束」的強調。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的規定給予了踐行與增長「仁」的具體方法，個人通過持守這些方法，可以讓人走向君子，國家持守正確的「制度」與「法度」可以讓百姓和樂，國家強大。所以儒家本身強調「禮」要表現的重點不是那個具體的「周禮」，也不是孔子在論語內所講的那些具體的規矩，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顯然也不是靠的這些「細枝末節」。正如上篇文章的總結，「禮」總是擁有時代的局限性，一個社會與國家的「制度」永遠沒有完美而只有「最合適」，但是「禮」——制度，規矩，秩序——本身是沒有這種局限性的，不管時代如何發展，「約我以禮」一定沒有錯誤。像方孝孺這種要回復上古「井田制」的同志，顯然是只學到了「禮」的表面，違背了生產力的發展規律，而沒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在禮之後我想先討論下關於儒家是否「僵硬」「守舊」「不知變通」甚至「盲目崇拜」的問題。我在開頭說我認為孔孟之道在「入世」上已經「近乎完美」，那這裡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孔子一生推崇「周禮」，說「吾從周」並不是他盲目崇拜，他是通過科學的思考與比較才「從周」的，當然現在看來周禮可能確實比較「愚昧」，但是如上所說，知識和手段永遠有時代的局限性，孔子顯然也不能免俗。中庸記載，孔子有言：「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我個人的淺薄理解是孔子認為夏的制度已經損失的太多，不夠完善，商的制度，只有宋國在用（個人覺得這句話的潛台詞是說宋國用了，卻不怎樣，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可見商禮不合適這個時代），周的禮儀，現在依然很合適，能夠用在各國身上，所以三者比較，認為周禮比較好（孔子對宋國這個他的祖先所在的國家好像確實觀感不好，還在那裡差點丟了命，所以我這樣推測）。由此可見，孔子的「從」並不盲目。而儒家本身是講究變化和革新的，大學有言：「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明確的表現了儒家是在固守「根本的仁」的基礎上追求變化的。中庸記載孔子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鼮及其身者也。」，翻譯過來就是「生在現在，卻要盲目的使用過去的方法，墨守以前的陳舊道路，這種人一定會招來災禍」。可見儒學根本就不是盲目，守舊而僵硬的學問。
有人覺得儒家就是要修養道德，然後就鄙視那些「奇淫技巧」，甚至說「女子無才便是德」（這話也是最早明朝才有吧），這顯然是不確切的。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因為山代表了無法被動搖的根本——仁；而水的無常勢無常形的特點，包括以至柔成至剛的能力則顯示了孔子對一個智君子做事的方法手段的期望——智。權變是儒家學說中很高的境界，孔子說只有君子才能做到。那什麼是權變？我認為就是在做事之時不墨守成規，善於變通，卻能事半功倍，盡善盡美。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見孔子對通權達變是多麼推崇。對於普通人，我們沒有金剛鑽，那就最好按部就班按規矩辦事，但是如果你有了大學數學的水平，回去做初中數學題，那顯然也不再需要老師所傳授的僵硬的解題步驟與方法。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可見孔子不僅僅強調道德修養，也要求文化素質。千百年來的「腐儒」們反對科學，鄙視西方的知識，顯然是違背了孔子的要求，像曾國藩這樣能夠真正不帶偏見的看待西學的儒生，當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大儒了。
儒家的通權達變還體現在對待「勇」和「信」上。曾子說「雖千萬人吾往矣」，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捨生取義」，這是剛，這是勇。老毛說「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一個君子是有天下將傾，鐵肩擔之的勇氣的。但同時，中庸里也強調不要無謂的犧牲，「審時度勢，言默自如」是儒家的思想，「明哲保身」也被中庸引用，體現了儒家的靈活性。該死的時候去死，該偷生先偷生，沒有一定不能變通的規矩，只是要始終堅持仁義的引導。孔子被陽貨給設計了，這個梟雄壓迫仲尼做下承諾出來當官，但孔子最後還是沒有實踐這個承諾。君子是儒家一直所追求的形象，可不是傻子。當然，事實上，絕大部分人確實沒有正確的通權做事的能力，對於沒有捨生取義的勇氣的人來說，「明哲保身」就給了無限制的苟且偷生的借口，所以孔孟認為這個「權」很難啊，一般人很難正確的做好。至於到後期為何儒家變得非常的僵硬而不懂變通。其一我覺得荀子的過分隆禮是一個原因。君不見荀子的兩個學生最後都成為了法家大牛，可見他的教育是有問題的。荀子太過強調禮，而不像孔孟般首先認為道德是向內求的（惻隱之心），這個啟發點毫無疑問會導向法家。之後漢朝董仲舒說仁義禮智信，我們看孔孟是不講智信的，你把信擺到這麼前面，作為綱領，我不敢說好壞，但是顯然和孔子的「權」是不相符合的。
然後再談談中庸。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庸就是什麼事都不要爭先，不要當出頭鳥，並以此認為儒家的思想在此處很不完善，竊以為中庸不是這個意思。我們看中華文化可以說最霸氣的兩個成語「當仁不讓」，「捨我其誰」，前者是孔子說的，後者是孟子說的，這是不敢為天下先的人說的話么？孔子一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難道還不是出頭鳥？一個儒生的終極夢想是內聖外王，修齊治平，可不要求過分到虛偽的謙虛。事實上孔孟講究恭敬，不要驕傲自大，剛愎自用，但是我沒看到有特彆強調要過分的謙虛。現在很多人說要有「亮劍」的精神，這和儒家的思想並不違背。中庸我個人認為就是恰到好處，不走極端，這和「權」的思想是相吻合的。孔子也強調過走極端的危害「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至於朱熹之後的宋明理學過分強調「存天理，滅人慾」，顯然是走了極端，甚至違背了孔孟強調的人性，是有失偏頗的。寡慾也是孟子的主張，君子約束自己的慾望當然是沒錯的，但是太過極端，把人正常的感情需求都當做過分的慾望，這就不好了。
再談談儒家是不是統治階級的狗腿子。很多人說儒學是統治階級的工具，竊以為孔孟的儒家思想並非如此。尤其是孟子，那簡直是激進的XXX。看《孟子》，裡面孟子訓諸侯王就跟訓兒子似地。孟子說「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更是在齊宣王面前直接說如果諸侯王的活幹得不好，兄弟們就應該要換一個，嚇得齊宣王「勃然變乎色」，簡直要尿了。我們常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沒錯，這話是孔子說的，但是他可不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意思。孟子認為，父母要干不義的事，子女是一定要去阻止的，要是不阻止，那就是陷父母於不義，這是大不孝。這父母要做的不義的事還有比「殺親兒子」還重的么？只不過到董仲舒之後，儒家思想與孔孟的原版相差的越來越多，以至於搞成這樣。大義滅親，我看孔孟不一定贊同。
最後很多人可能會找出很多孔子孟子的缺點或者劣跡來說明某些東西，但是叔本華說過一句話「只有卑賤的人才總是熱衷於找偉大者的缺點」（好像是他說的···）。沒有人是完美的，沒有制度是完美的，孔子孟子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比如孔子與少正卯那點破事，我這裡不想說有沒有，也不想說對不對。反正不管孔孟自己是不是完全實踐了君子的境界，都不阻礙我們去了解他們的學說，學習其中的精華。
總體回答基於我以前讀四書的讀後感，做了些修改，若有不妥請斧正。
把古本大學和大學章句集注對照起來看，就可以看出孔孟思想與程朱理學有多少不同。錯簡之說無考無據，甚至於憑空寫出格物致知章來補入原文之中，分明是借題發揮，跪著造反。比之六經注我還要厲害，直接就改寫經文。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顏習齋）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也。然粵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為布衣，亦必終身儘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皋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局，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喙爭鳴之日，著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為也。
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升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人倫、世故舉為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為累礙贅余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孔，固必回消為長，轉否為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衍道脈於不墜，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
故仆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闢佛，幾至殺身，況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況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
某為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為之崇也。期使人知為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
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郁，罔所取正。一日游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笥之，歡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雲，"此間有桴亭者，才為有用之才，學為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說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祈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為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聾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
前面的先生們說的已經很好了。但是頗為深奧而不能顯其主旨。
孔子所講的核心便是「仁」和「禮」。孟子更多的在闡釋儒家政治可取性，以及對於人性論以及諸多思想性的總結。這是單純的孔孟思想核心。就單純以孔孟來限定儒家思想是不對的。因為從時間上來講，春秋戰國的理想有其特定的局限。畢竟單純的貴族社會和不動的階級劃分肯定和後世的政治理念是不相同的。
所以後來荀子結合法家，董仲舒結合陰陽家，魏晉尚清談。你若是覺得這些人算不得正統的話是說不通的。因為他們不少人是繼承了道統，且為政統所認可的經學博士。民間士子承認，官方承認。他們能不是嗎？好，既然之前都是正統的話。那麼朱子算不？肯定是的。。朱子是二程的徒孫。這個是有正規的道統傳承的。當然是的。而且，到了理宗，他上升理學為國學。這無疑更是肯定了程朱理學的地位與價值。對於儒學而言，其實並沒有單純的定式思想，其實更主要的要麼今文經學家的微言大義，要麼是古文經學家的訓詁。儒家思想只是核心內容一直不變。其具體的闡釋，一直都是存在著微妙變化的。（因為要結合政治需要）只有人倫不變。儒學思想的僵化主要指的是政治家們的利用，將學問上升為偏執的信仰。。所以才會有儒教一說。將理性變成非理性的宗教化以及政治性的仕祿出路怎麼會不變味呢？建議推薦閻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演生史稿》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思想文化18講》。我覺得這兩本書就可以解讀你所有的問題。孔孟若不空？為何六經可注我呢？六經注我，有何正統非正統？宋代前儒，並沒有到達哲學的理論高度，在哲學上講，還是比較空泛的。具體表現就是唐的我注六經。一句話敢翻來覆去解釋出上百字等。而到宋代，經過發展和交流。出現了六經注我。大家都在哲學，這個儒學留白的地方，開始發展和研究。當時並非只有程朱的理學。只是之後因為政治原因只留下理學而已
程朱理學是適應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體系，與孔孟儒學存在較大差異。
孔子和孟子本來就差得遠，孟子兩漢魏晉並無多大影響，是宋儒把他提高到了亞聖。所以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的，孟子和宋儒的相近，遠大於和孔孟之間的差異。怎麼能說孔孟和程朱的差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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