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央對梁漱溟的批判是否合適?
最近在看毛選，看到這一篇的時候總覺得有些批的太過的感覺。那麼是否合適吶？希望可以有大神來幫我這個小白解讀一下，勿噴，謝謝。
先說結論，在1953年，甚至在2023年，對梁漱溟進行批判都是應該的。但是無論是在1953年還是在2023年，像題圖裡那樣對梁進行批判都是不應該的。
直接駁倒題圖裡面的言論其實很容易，一句話，他國民黨叫梁某先生，難道沒叫宋慶齡毛澤東先生？他們可能還真沒叫周恩來先生，都是叫周公的。再者，國民黨宣傳部的毛先生，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的毛主席，還有我也不知道該叫他中華民國什麼職務的周公，你們就少叫蔣先生了？這麼批判人是不對的，這麼批判人最後就是通往大肅反大清洗大革命。不僅1953年我們不該這麼批判人，到了2023年我們也不該這麼批判人。這種事情是有血的教訓的，絕對不能走老路。
但這麼說其實只是正確的廢話。我們還是要知道，梁漱溟究竟哪裡做的不對，哪裡需要批判。有些人說梁的思想里存在大量封建性質買辦性質的內容，要批判這個。這話對也不對。說對是因為前半句確實是事實，說不對是因為後半句，批判這個沒什麼意義。梁漱溟是1890S生人，大清還有國祚可續呢。橫向看，那個年代的人，不管是毛蔣這一檔的政治家，還是彭德懷賀龍這些苦出身的軍人，亦或者胡適蔡元培這些出身優渥的文人，哪個思想上沒點時代特色毛病？縱向看，知乎上現在很多1990S以及前後生人的朋友，諸位過120大壽的時候，我們今天的思想難道就沒有時代局限性？在後人眼裡難道就沒毛病？肯定有啊。挑時代局限性去批判，最後就是通向批判海瑞罷官，絕對不能再走老路。
所以我們要找一以貫之的，超越時代性的點去批判。如果一個人的錯誤里沒有什麼一以貫之，始終錯誤的東西，那叫什麼？那叫知錯就改還是好同志。梁漱溟需要被批判，不是因為他的思想里有和毛澤東同志父親一樣偏向封建地主思維的東西，你看我們就不會批判毛澤東同志的父親，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絕對不會因為一個人是某人的父親就不去批判他該被批判的東西，我們共產黨人不搞那些兒子好漢老子英雄的玩意。梁漱溟需要被批判，是因為他有一些超越時代的錯誤，這些錯誤當時是錯的，未來也可能帶錯後人，所以我們要對此進行批判，批判一個思想的目的不是把一個人打成國民黨反動派，而是要讓後人不再走老路邪路。
說了這麼多，接下來說說梁漱溟該在什麼問題上被批判。我的答案是改良主義。梁漱溟在各個時期探索中國未來道路時的思維方式非常一致，那就是先固定下現在這個「比宣統好」的局面，再努力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往好里改良。看上去非常美好，但現實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胖虎和大雄打了起來，先固定住局面再改良的結果就是胖虎不僅過去打了大雄，還可以在未來繼續打大雄。在農場問題上，梁漱溟想盡量不侵害各方既得利益，結果就是一屁股坐在了既得利益者那邊；在內戰問題上，梁漱溟想讓大家都坐下來冷靜的喝杯茶，結果就是一屁股坐在了國民黨反動派那邊。梁漱溟和他的改良思維不僅在1946年是有害的，在2016年還是有害的。如果我們已經把ISIS幾乎包圍在阿勒頗，這時候有人提出來雙方停火，先固定住局面再搞搞人道主義改良，這是什麼？這是「人道恐怖主義」。這才是我們需要批判的東西，不僅1953年要批判，而且2023年還要批判。對書生氣改良主義的批判才是我們這代人應該做的。而批判梁具體的行為和建議，恕我直言，知乎上所有鍵政局常委加起來都不如當年的那些老前輩們寫的大字報。批那玩意有用，要我們這代人幹什麼？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經驗教訓都教苟局長肚子里了？
梁的書生氣改良主義，不僅在1946年對中國有害，在2016年，2026年同樣有害。而且是能力越大影響力越大就越有害。這個世界上存在通過改良可以改好的問題，但絕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用改良思想去解決。從對梁漱溟的批判里，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我認為最有價值的就是應該批判什麼，和應該用什麼方式批判。而題圖裡所做的批判，恰恰既沒有準確的批判梁最危險的問題，又沒有使用正確的方式。因此我說，批判是應該的，但從批判的角度看，題圖這個批判是不合適的。那麼從什麼角度看題圖裡的內容是合適的呢？
從一個共產黨員的角度啊。這個批判的背後，是兩條路線之爭，是鄉村農業中國和城市工業中國之爭。中國共產黨的目的與梁漱溟的目的最大的區別，在於中國共產黨不打算「在農耕大清的基礎上讓農民過上更好的日子」，而是打算用自己的方式突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我們必須指出，梁的路線是錯誤的，是反動的，無論在1953年，還是2023年只有現代化才能救中國。而小農思想，農耕禮教乃至整個小農意識形態，都是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敵人。改良主義，無論是拿大清出來改良改良還是拿大明出來改良改良，最大的問題，就是毫不出人意料的一屁股坐在了現代中國的敵人那邊。
並不是所有參與支持TG民主革命的人和團體就是革命分子了，而大量革命浪潮中的人，其實只不過是「革命的同路人」而已，在大時代的浪潮裹脅下，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只能跟著T G的步伐一起參與其中而並不是對革命同心同德，這種人便是列寧所說的「革命同路人」，尤其是國民黨的法西斯政策將無數人推出其陣營，當年中國又無第三條路線可走，在T G的統一戰線之下，這種同路人，甚至在T G黨內，都是大大的多。而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更是如此。
民主人士就是T G的同路人，大家都站在反對藍黨法西斯的統一戰線上後，當藍黨已經失敗，共同路標已經到達，下一步自然便是分道揚鑣。
民主黨派是什麼，他們本不是T G一路人，並無無產階級立場，他們的立場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而渴望分權的。更何況民主人士中在革命歷史中與TG有過節的大有人在，不過歷史已經翻過去了，念在同舟共濟的情份上只要不反對新政權，好好的抬轎子夾好尾巴，就算有有血海深仇(如發動四一五事變的那位)也照樣虧不著你。但如果不識時務還要作對，那很對不起，在TG看來，那就是給臉不要臉。
梁漱溟便是典型。
熟悉些中國近代政治史的人，都知道民盟三黨三派的來源，觀中國近代史，這三黨三派與T G無過節者甚少。民盟雖「連一支手槍都沒有」，但與紅藍二黨的糾葛真不少。其中一派便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這一派在T G眼中，既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又反對資本主義開化，簡直封建餘孽嘛。T G在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與各路反對派的論戰中，與鄉村建設派的互相口誅筆伐乃是代表戰例之一，別說毛，中國到了鄧時代，史書中對鄉村建設派依舊是批判典型：反對農村土改，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甚至反對資產階級革命，鼔吹根本實現不了的農村改良，簡單最愚昧落後食古不化的一群人也。明明自己那套東西在中國行不通，還與TG的口水仗打的熱鬧。明明是理解不了工業時代的花崗岩腦子，對農民階級的發展一點實際忙都幫不上，還自命為農民階級代言。更可怕的是，梁大師到了建國後還以大儒、以為民請命自居還和T G對著干。這無非是不識抬舉和狂妄自大了。
而在T G立場，五十年代那個時間段，對民主黨派可謂一忍再忍，終於到反右運動忍不了了。而五十年代初梁漱溟被批判的那個時間點上，背景更為特別，而梁漱溟偏在那個節點上跳梁作死，他不挨批，TG都沒法混了。
那是什麼時間點？答：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幾大運動正轟轟烈烈之時。
民主黨派中反對這些的人不少，而T G自己也知道這些同路人並不能完全信任。在梁漱溟挨批的那個時間點，民盟還有另一個大佬作死而被拿下：因為反對抗美援朝，甚至不惜私通美帝反對T G的民盟秘書長張東蓀，以叛國罪被拿下。此事可以說是毀了T G對民主黨派人士的信任的開端，使TG清醒認識到這些同路人終究不會和自己同心的，再怎麼高官厚祿統戰都沒用，而梁漱溟大佬。。。。他反對抗美援朝、抵觸工業化改革、反對農村土改這些事至今還很出名，還以諫臣自居公開與TG和毛主席叫板！然而他卻不理解T G連藍黨幾百萬軍隊都不怕，還會怕他？
周總理說，梁漱溟為了做官，一貫反動。梁的從政史便是一部與T G叫板史：從建國前到建國後，反對T G的各種社會主義政策。他反對社會主義總路線是出了名的。然而一貫反TG，他本人並未吃虧：政協委員照當，津貼照拿，並且壽終正寢，還在中國歷史里留下個名號(同期民盟大佬有幾個人的名字今天依然百姓皆知？)。毛主席上心胸寬廣，中國難有與之匹敵者，梁漱溟也是福大命大，如果他碰上的不是毛主席而是蔣委員長，那他的命運，便會呵呵，鄧演達李公朴便是下場。
梁漱溟一生政見都是和TG唱反調的，然而TG也沒故意抹黑他，依舊以大知識分子待之，今天的歷史影視形象也還算正面。當年對他反對黨國政策方針總路線的行為而進行的那些批判，對梁本人來說，算的上什麼呢？過分嗎？我不覺得。
P S：本人改了評論設置，免的大家傷了和氣，這樣不好。包括被刪了評論的各位，本人無惡意，請見諒。簡單的說，這是路線鬥爭。毛想搞工業化，工業化需要原始積累，中國當時是農業國，只能通過剝削農民來實現。農民與工人在經濟上是不平等的。而梁利用了這一點，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攻擊毛的軟肋，指出毛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梁在這裡藏了私貨，他想搞鄉賢，所謂仁政。而毛於是用大仁政與小仁政的區別反擊梁，指出工業化是大仁政。
——————————PS：題主「覺得有些批的太過的感覺」，確實是有點。不過我還是提供一下自己的理解吧：第一，路線鬥爭是一件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甚至比權力鬥爭還嚴重，歷史上常常有人因為這丟了性命，如果你不是有遠大抱負、對自己的路線信心十足且有為之犧牲的勇氣的話，千萬不要捲入其中；第二，梁指出毛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這是非常誅心的話，按我的理解，毛可以說是當時中國最懂農民的人，毛也可以說是共產黨中的農民黨，只不過工業化是中國實現獨立自主、發展的唯一出路，而梁這樣說，毛估計心裡是非常憤慨的，這可以算是毛「批的太過」的心理因素吧。
他們部就想恢復中國鄉紳官員一體，讓政權不下縣。宗族自治，萬家合一國，而不是一國生萬家。。當時的農村如何發展，不就是派幹部，抓生產，興修水利云云，然後呢，村莊鄉賢世襲罔替。世界已經工業化，工農剪刀差確實存在，真的到了九天九地恐怕也是假的。。我們村子有個笑話，三年災害我們村就死了一戶人，。。算了不說了，當年共產黨有一群與百性同甘苦的基層，這個時候不工業化，中國已經晚了幾百年了，還不趕上去。民國文人如梁不過是八股遺毒，，一心天下與士大夫共治。。。還有確實，我們與梁比，確實不如。但是他們曲到微時亦必直，我們本自微時何能曲。他們小直難掩蓋大麴，
@江津的梅菲斯特
我真的是懶得和別人撕逼。大大方方承認梁漱溟骨子裡還是封建那一套東西，有那麼難？？
不，他就喜歡「客觀」、「中立」、「理性」那一套東西。一遇到毛澤東批別人就是仗勢欺人、欺壓知識分子；一遇到梁漱溟提意見就是仗義執言、文人風骨。拿高的道德要求別人，拿低的道德要求自己。你要說梁漱溟改了思想，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說蔣介石1949年也改了思想，從此國共兩黨劃江而治得了？畢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
你不是喜歡拿1951年的文章舉例子嘛？那我拿1976年的文章說事兒，好不好？
毛澤東一死，馬上改口。「我錯了！——錯的不是我想的不對，是我想的太超前了！」
「早在四十年前便在鄉村建設運動中圖實現其萌芽正為所見所思一貫不易，言之不覺重複。」
看見沒？還特意加了個括弧，「村學」、「鄉學」，生怕別人看不出來似的。
你不是口口聲聲「宣稱」自己轉為信奉唯物主義了嘛？
這特么是個啥？
還有這是個啥？別人批評你就不對，你罵別人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兒了？雙標溜得飛起啊這是：
「獨裁專制」，「精神錯亂」？要是真獨裁專制，第一時間直接就把你斃了。
一人身自由，二待遇沒變，三連政協委員的名頭都沒動。你管這叫「獨裁專制」？？——我倒想看看這世界上有哪家獨裁者，拿你一個「大儒」什麼辦法都沒有，只能罵你一通的。是不是當老爺當慣了，還是在學校里呆的腦袋發昏了？？這種「獨裁者」，請給我來十個！！
還有人說「政協」說話可以隨便說的。來來來你看著我的眼睛，黨委、人大、政府、政協是我國「四套班子」，你以為政協名義上掛個輕描淡寫的「參政議政」，他就沒實權啦？！？！我都嚴重懷疑說這話的人去沒去過政府門口，好好看看！！
政協大院門口是有武警的，不是你家學校後操場！！趙家人輕描淡寫說我們手裡沒啥權，你就真以為他手裡沒權啦？？要有誰住在省會城市的，你進那個省委政協大門口試試，你不被武警一槍崩了，我都敬你是條漢子。
而且你這要是1954年的政協會議上如此發言，都情有可原。你在1953年的政協會議上這麼說，被批死簡直活該好么！！1954年前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那個時候的政協，是我國最高權力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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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想多說什麼。說多了都累。
為什麼很多人還高舉「翻案」、「冤枉」的大旗，並且試圖為梁漱溟喊冤呢。這種說法非常簡單，他在讀歷史的時候，從來都不是以一個「人」、一個「老百姓」的角度去讀書；反而是站在一個「神」、一個「自我膨脹」的角度去看書。彷彿這一秒秦始皇就是你拜把子兄弟，下一秒你就能和成吉思汗對歌一曲似的。
但問題並不是這樣。毛澤東從來都不是你校長，梁漱溟也從來都不是你語文老師。你不能把歷史人物拉低到和你一個檔次，之後再用你的世界觀去揣摩歷史人物——我不是說你把他們「神聖化」，但你千萬也別搞的「庸俗化」。一提到什麼事兒就開始玩兒「雙標」，我捅你一刀天經地義，你碰一下罪孽滔天。
你總覺得「文人傲骨」，還拿「領導」和「個人」的關係去對比。你這麼讀書，能不片面嘛？能在歷史長河中留下自己大名的，誰背後沒點兒勢力啊？！就算我前幾天回答陳永貴那個問題，陳永貴背後都有一個大寨村和一個昔陽縣城撐著他呢。非得把自己「腦補」成一個仗義執言的「孤軍奮戰」的「知識分子」形象，敢於和「當權者」對抗——你說我除了說你句拿衣服之外，我還能說你什麼？？一提什麼意見就是「為民請命」，一被打擊就是「個人受了委屈」，你來告訴我，你到底是代表「個人」還是「某個團體」？？
他總覺得梁漱溟是個弱者，毛澤東是個強者。「你弱你有理」嘛，事實上是這樣嘛？——能斡旋國民黨和共產黨和平談判的民間勢力，你告訴我這勢力是弱者？？帶著唯心史觀讀歷史就是這麼個下場：你覺得毛澤東勢力是1000，梁漱溟勢力是50，所以梁漱溟是個「弱者」。實際上呢？毛澤東勢力可能是1000萬，梁漱溟勢力可能是50萬；梁漱溟這個勢力再「弱」，一個指尖也能按死你這個讀者。你不要把政治舞台上強者和次強者的博弈，拉低到你個人一個平頭老百姓的水平線上，再用你個人的眼光去評價歷史。
就像我說的一樣，《農業十七條》被你吃了，全國糧食大增產也被你吃了，赤腳醫生下基層也被你吃了，農村搞「五小工業」、興修水利也被你吃了。揪著一點兒「不公平」就開始可勁的黑，你說我有什麼辦法，我也很絕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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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區裡面也是，造謠的動動嘴，闢謠的跑斷腿。拿「四分之一」說話，你告訴我是哪一年的《選舉法》裡面提出了四分之一這個說法？拿「信陽事件」說話，你告訴我嚴懲「信陽事件」主謀的人是誰？包庇主謀的又是誰？捕風捉影，把自己乾的破事兒往別人頭上栽。真當所有人和你一樣，是只會聽微信朋友圈的傻子？理越辨越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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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原答案：
1953年的那事兒，不是已經完整的記錄在《梁漱溟全集》裡面了么？
你們也不翻翻他說話的原文，就拿立場互相懟。我能怎麼辦，我也很絕望啊。
我都不想摘「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的那段文字了。
我就想問一下，你把這兩段話揉碎了，幾個意思？
建國工作不止於建設工業、改造工商業，不僅要依靠工會和工商聯，對全國人做領導的不僅有「黨」、「團」——這些勢力還不夠。
動員農民，農會不起作用了。黨政幹部、團委、婦女會做領導——這些勢力也不夠。
那答主也在這兒一臉懵逼的，斗膽「質疑」梁老前輩了，你說共產黨在城市的勢力不夠，在農村的勢力也不夠，那你到底想把誰的勢力請回來啊？？我們在城市和農村的勢力發展不好，我們就繼續深入發展我們的勢力就好了，為什麼一直在說我們是「沒有充分計劃性的安排」的呢，「群眾工作談不到」呢？
這話正常人應該怎麼說？
——我們計劃的不好，需要改進我們的計劃。
——我們群眾工作還不落實，需要改進我們的群眾工作。
但你看梁漱溟是怎麼說的？
——我們計劃的不好，需要發動其他的勢力。
——我們群眾工作還不落實，需要發動其他的勢力。
那您這麼說話，那我只能認為您是別有用心了。毛澤東評價的特別好，梁漱溟這話典型就是「筆杆子殺人」，其造詣程度，不知道比現代的「公知」「專家」高了多少個層次。你說他1953年喊的口號都是什麼？「發動群眾」、「充分計劃」、「動員農民」，這些口號深思熟慮，你能挑出半點兒毛病嗎？
但是你的主語呢？誰來「發動群眾」？誰來「充分計劃」？誰來「動員農民」？講了這麼多東西，說工會不行、農會不行、黨也不行、團也不行……那你到底認為誰行？你繞來繞去批判了一堆東西，最後給出一個很泛泛的結論：「但是這些（工會、農戶、黨、團……）夠不夠呢？感覺不夠。」
要記住，這是國家層面的政治協商會議。這不是倆人坐在那兒侃大山聊天。如果說梁漱溟坐在那兒和葉聖陶喝茶吹水，他說這些話被批判了，那就是言論管制，我肯定替他鳴不平。但是這是經過反覆準備寫出來的政協發言稿，以梁漱溟先生的水平絕對不可能犯這種低級錯誤。
那我只能四個字送給你了：別有用心。
我們接著摘，看看梁漱溟先生是怎麼為自己辯解的。
他先講了一大堆過往歷史的事兒，這些東西咱們都不考究。你拿一個人過往歷史，去考究他現在是怎麼想的，助益不大。而且這事兒是自我辯解，肯定挑好事兒說。
我們就單看看，梁漱溟先生對他政治協商會議上面的發言是怎麼說的：
一個「民國大師」，前個文章段落寫的清晰明白，到這一段怎麼就邏輯混亂、亂七八糟了？寫的還如此簡略，好像黨就要特意揪他的歷史問題，而不是當天政治協商會議上的發言問題似的。問題出在哪兒？是歷史問題嗎？問題是你發言不當的問題，而不是你的歷史問題。
結果這段話的重點，寫的雖然隱晦，但是也昭然若現了：
——「黨外人士，少不得，亦不重要。」
所以說你說梁漱溟是因為「替農民叫苦」而被批判的嗎？還是說他是打著「替農民叫苦」的旗號，想要復活地主階級、鄉紳勢力呢？你這個問題必須要搞明白。你要說「為了農民，發展一些其他勢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話——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說同樣的話，「為了婦女，就要宣揚三從四德，婦女就不會受到傷害」。豈有這樣的道理呢？在我看來，這行為和丁璇搞女德班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打著「為了某個群體」的旗號，反過來干傷害這個群體的事兒。
最後梁漱溟日記裡面記載的這段話，記載的最好。他自己都心知肚明自己問題出在哪兒，他就是死活不肯承認，並且用「道德」的聖潔外衣來包裹他險惡的用心。
問題從來都不是「為農民伸冤」而破壞工農聯盟。
問題始終都是打著「為農民伸冤」的旗號，想要肆意發展右翼知識分子和鄉紳勢力，進而破壞工農聯盟。
梁漱溟自己做了一篇《略記》，亦有所云：
來，你來告訴我，在你設想農會和鄉村黨政幹部人數「質和量上都不太夠」的情況下，「誰來教育群眾」？「對於群眾必須多下一點教育功夫」，這句話的隱藏主語是誰？梁漱溟先生您敢告訴我嗎？
——「誰」對於群眾，必須多下一點教育功夫？？
後來知道自己說的「失言」了，那你的具體的「正面主張」呢？
在社會各階層設立非經常設置的教育機構：「學府」。
而下面那句話叫什麼？「所能勝任者還待另有組織進行」。你不想著去普及義務教育，去讓工農提升自己的知識文化水平、讓他們能明辨是非；反而在各地組織起來愚弄大眾的「學府」。
——那我問你，倘若將來某地出了問題，老百姓是聽你「所能勝任者」組建的「學府」的？還是聽共產黨的？
看到了沒有？！這個制度是「最有利於農民」的！！「好似是為農民或鄉村居民而設」的！！
你這個東西，擺到現在，不叫「鄉賢」，又叫什麼玩意兒？！
所以說「筆杆子殺人」、「反動透頂」，絕對不是扣帽子、貼標籤，這是徹徹底底黑底白字的事情。梁漱溟這人狡猾在哪兒？——他在自己的文集里絕口不提任何關於自己不利的話，把話頭全都扭轉到「同情農民」身上，彷彿他就是農民的救世主似的，被批判也是因為「替農民說話」而蒙受不幸。這可笑的就彷彿和丁璇辦「女德」一樣，遭了批判立刻就尖叫，「我是替女性說話！」並且拿出不辦「女德」時女性「不幸福」的案例，彷彿只要按了他說的，辦「學府」、辦「女德班」，農民和女性就能獲得幸福似的。
其實這個東西，實質上就是挑撥階級矛盾了。
——你說「女性」權利不平等，我們要提升「女性」權利。不用說你，我自己都舉手支持你。
——你說「女性」權利不平等，所以我們要詆毀「男性」的權利。你這不叫「別有用心」叫什麼？
你要真覺得「農民」不公平，你就直接說「農民」還有提升的空間就好了。你搞出來一個「工人九天之上，農民九地之下」的言論，算幾個意思？中國五千年來欺壓農民的，從來都不是工人啊！你想出來這話說出來是什麼後果嗎？我重複了好幾遍，但是我還是要重複說一遍：這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不是特么倆人扯淡聊天吹水。你在公開場合發表這種言論，是要考慮相應的政治後果的。沒想出來就是蠢，想出來還說就是壞。
有箇舊聞消息，我們新中國鬧的最大的一個政治醜聞是什麼？——不就是一個人，進錯了一間房子嗎？但是你身處那個政治身份下，那是你個人隨便走錯地方，就可以彌補的「小錯誤」嗎？？
再舉個例子，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召開新聞發布會的時候都56歲了，當時事故發生26小時不到，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事情是怎麼回事兒。結果一時懵逼說了句「反正我信了」，立馬引起全國範圍軒然大波，自己直接被撤職。
有些場合說話，不是說你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的。你是「國學大師」也罷，你是「一流科學家」也罷；你在對應的場合，是要考慮你的發言所帶來的結果的。
所以說這個問題歸根到底，始終都不是什麼「公平」不「公平」的問題。問題始終都是領導話語權的問題，是挑撥階級矛盾的問題。這群「民國大師」最虛偽的地方在哪兒？——他打著「替農民說話」的旗號，一直干「欺壓農民」的事兒。
你說梁大師你「替農民說話」，你支持土改嗎？你號召集體化勞動嗎？你支持興修水利設施嗎？你支持化肥推廣使用嗎？你支持農村發展「五小工業」嗎？你支持「赤腳醫生」解決農民醫療問題嗎？你有考慮過因為城市鄉村會受到剪刀差，所以你設立國家統收統銷站點，支持保護農民的經濟利益嗎？
——你這些東西都沒有，反而提出了一個「設學府」，請回「其他所能勝任者」的點子，還「有利於農村」。你告訴我，你這不叫「用筆杆子殺人」，這叫什麼？！
有些人玩「雙標」，玩的特別溜。他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時候談的頭頭是道，口若懸河能言善辯，談天說地無一不能。等他發現他的理論根本站不住腳、一戳就破的時候，要麼就拿自己的「非專業性」替自己當擋箭牌，要麼就拿「高尚的目的」來給自己做防彈衣。梁漱溟先生兩手抓，兩手都能硬。一提實打實的能解決農民經濟問題的事兒，馬上裝出一副天真爛漫什麼都不懂的樣子；一提攫取自身階級利益的事情，馬上就拿「農民的利益」當擋箭牌，鼓吹「興修學府」，實質就是復活鄉紳階級。
你說這雙重標準玩的溜不溜？
最後說一句我最近經常說的話，都快成近期的口頭禪了。你支持毛澤東也好，支持梁漱溟也好，我們要實事求是，看看原文，實際調查一下。要麼毛澤東就是大對，要麼梁漱溟就是大對。為了什麼也不知道，結果是什麼也不知道，就開始撕逼。互聯網這麼發達，調查什麼東西，又不是很費功夫的事兒。你說你不看原文，憑著自身的腦補在腦內完成雄才偉略的一番批判，不是說毛澤東就是個大聖人，要麼就是梁漱溟是個大天使。
你說我能怎麼辦，我也很絕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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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批判梁漱溟，太一面之詞。我們看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是怎麼說的：
——「（二）梁漱溟提出所謂「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等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採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
——「果然這樣美嗎？不見得。我同他比較熟，沒有一次見面我不批評他的錯誤思想。我曾當面向他說過，我是從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麼「中國沒有階級」 ，什麼「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文化失調的問題」，什麼「無色透明政府」，什麼「中國革命只有外來原因沒有內在原因」，這回又聽見什麼「九天九地」的高論，什麼「共產黨丟了農民」，「共產黨不如工商聯可靠」等等高論，這一切能使我相信嗎？不能。我對他說過：中國的特點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認這點，你就幫助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以，什麼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產黨，你的書沒有人看，你的話沒有人聽，除非反動分子，或者一些頭腦糊塗的人們。」
——「（九）「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說梁先生對於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比如說，「毛澤東比梅蘭芳先生還會做戲，比志願軍還會挖坑道，或者說比空軍英雄趙寶桐還會駕飛機」，這豈不是不識羞恥到了極點嗎？所以梁先生提出的問題，是一個正經的問題，又是一個不正經的問題，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說他比共產黨更能代表農民，難道還不滑稽嗎？
出了這麼多的「農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誰呢？是不是代表農民的呢？我看不象，農民看也不象。他們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是幫地主階級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語的，實際上幫助敵人的，是梁漱溟。其他有些人是思想糊塗，說了一些糊塗話，但他們還是愛國主義者，他們的心還是為了中國，這是一類。梁漱溟是另一類。還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農民代表」。冒充的事，實際上是有的，現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會看得出來的。孫猴子七十二變，有一個困難，就是尾巴不好變。他變成一座廟，把尾巴變作旗杆，結果被楊二郎看出來了。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就是從那個尾巴上看出來的。實際上有這樣一類人，不管他怎樣偽裝，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謂「鄉村建設」，有什麼「鄉村建設」呀？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
——「前面我講了，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你說他有沒有工商界那樣的供給產品、納所得稅的好處呢？沒有。他有沒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好處呢？沒有。他起過義沒有呢？沒有。他什麼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他什麼時候跟中共配合，打倒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呢？沒有。所以，他是沒有功勞的。他這個人對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鬥爭都不是點頭，而是搖頭。為什麼他又能當上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呢？中共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
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
——「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事實如何呢？差別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農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後，農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來。有些農民比工人的生活還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還有困難。用什麼辦法來讓農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辦法嗎？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辦法去做，不是依靠農民自己勞動生產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資同農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給農民，那不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嗎？這樣一拿，就要亡國亡黨。這個亡黨，你們不要以為僅僅是亡共產黨，民主黨派也有份。
你說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資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議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議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資，我看這是不公道的。要是講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十四）是不是拒諫飾非呢？如果梁先生的這類意見也可以稱作「諫」，我聲明：確是「拒諫」。飾非則不是。我們是堅持無產階級對於一切問題的領導權（工人，農民，工商業者，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民眾團體，工業、農業、政治、軍事，總之一切），又團結，又鬥爭。如果想摸底，這又是一個底，這是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底。是一件小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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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句話也不點評，諸君看看我標黑色字體的地方，隨便讀一讀就明白了。
居然還有人替梁漱溟洗地的。那我再放一本書，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1937年的作品，白底黑字比他那段回憶錄寫的清晰多了，你們看看他鼓吹的是個什麼玩意兒？
鼓吹鄉賢。
「品行很好的老先生」，就是比「妓女」高級。
村中有資望、有信用、知識較高的人，他的話大家都要多尊重一點。
鼓吹假「民主」，支持權力向知識分子手中集中。
興辦鄉學，鼓吹階級社會。
「鄉賢」、「權勢者」在位，地位高；「知識分子」、「教員」地位中等，農民地位最低。
用大拇腳趾頭都能想出來，他構建這麼個社會，除了權力向鄉賢傾斜，還能有第二種可能性嘛？
你說辦鄉學，把農民搞的有文化了，接下來全聽多數鄉民的，搞「真民主」行不行呢？
不行！他就要以鄉學為主，接下來「鄉賢」、「知識分子」著手立地方自治法。
你告訴我，這不叫虛偽，這叫啥？
不僅「學董會」要立法，還要「監督教訓」。
這不就是赤裸裸建立地方自治機關么？
最後他鼓吹的是什麼？鼓吹的全盤都是儒家那破爛玩意兒：
我再重複說一遍。你要是支持誰、反對誰。你拿東西出來說話，不要總「我以為啥啥啥」、「我認為啥啥啥」，要不然就玩貼標籤那一套。你拿事實說話，比一萬個主觀主義都強。這話我都曾經在別的答案中講過：你為什麼粉「民國」啊？你為什麼替「梁漱溟」鳴不平啊？是因為他的政策嗎？是因為他受「委屈」了嗎？
——沒有！這話說白了特簡單：就是覺得「民國大師」這四個字比較帥，「梁漱溟」這名字聽起來好聽。主觀認為「民國大師」一定在新中國遭到迫害，主觀認為「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不可能幹壞事。凡事一則曰「主觀主義」，二則曰「主觀主義」。這事兒第一你不去查資料，第二我把資料放你面前你還不去思考，第三就算你不思考、你要反駁的話拿史實材料舉例子，第四你別把微信朋友圈謠言和史詩材料混為一談。
你說你一二三四均不做，兩眼一閉，雙目漆黑，在虛幻的大腦裡面整天「意淫」對錯是非。邏輯鏈條站不住腳還不敢承認，老是「以為」、「覺得」老子是世界天下第一。
你說我能怎麼辦？我也很絕望啊。
最後我再給諸君兩張梁漱溟的照片，別覺得他名字起得好聽，他就是「溫文儒雅」的學者了。
骨子裡就不認為TG是合法政權，心裡還想著在兩黨之間玩平衡，提出的政策就是開歷史倒車。
這種人幸虧死的早，還留著過年嗎？
另外關於工人和農民的問題，您老就找一個用農業崛起的國家好了，舉例證明。
就這跟老子說：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想的美！呸！看穿越文有兩個毒點，一是穿到明朝和東林黨談笑風生，水太涼；二是穿到民國捧什麼大師。兩者的共同點是手握輿論，自覺站在大義的一邊，本質上站在自己階級說話，扯了什麼仁義道德來當大旗，他們會寫文章感慨民不聊生中國將亡，可除了嘴炮max外提不出實際的政策，與鍵盤俠何異？看什麼人反對土改就知道了？現在知乎上不也有這種調調嗎，我祖上是大地主但常行好事，潛台詞是什麼？我自己掙來的平時又沒招誰惹誰，憑什麼要上交土地。沒有背叛階級的階級，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知識分子極易悲憫，這是優點，也是缺點。他們可能看到地主階級被批鬥得那麼慘就轉而為地主階級說話發聲。
好像毛澤東沒批錯過人吧。
孔子殺少正卯，馮夢龍對此事這樣評論：壬人僉士，凡明主能誅之；聞人高士，非大聖人不知其當誅也。
這句話意思是，一般的偽善奸佞之徒，英明一點的君主就可以看穿他們的偽善把他們給辦了，而那些很有名望，看起來很有學問的大賢大德之人，非得大聖人不能識破他們的迂腐荒謬和罪惡。放掉孔子殺少正卯的對錯我們不論，單看這句話很有道理。
梁漱溟當時就是這樣一個聞人高士，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可惜他很不幸，碰到了毛澤東這個新時代的真懂經濟學的大聖人，無處遁形。
梁漱溟的話很能迷惑人的，沒有人能發現其錯誤。例如他說的「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這話多好聽啊，好像他多麼善良，多麼關心農民疾苦似的。還說政府應該怎麼怎麼對待農民，怎麼怎麼治國，這些話都顯得他多有學問哪。當時就迷惑了好多人，現在仍然迷惑好多人，例如 @江津的梅菲斯特 為他喊冤叫屈。
可是他的這些道理在大聖人面前根本就是狗屁。只有懂大道理才能懂小道理，不懂大道理就不可能懂小道理，梁漱溟不懂發展經濟強國富民的大道理，所以他提的這些理論都是錯誤的，他的善心就是壞心；好多人不懂發展經濟強國富民的大道理，所以他們發現不了梁漱溟的錯誤，只有毛澤東懂得發展經濟強國富民的大道理，所以他才能發現梁漱溟的錯誤而批判他。
那麼發展經濟強國富民的大道理是什麼，究竟怎麼做才能最快地發展經濟強國富民？這裡就要說一說經濟上的客觀規律之一--農業和工業的關係：
【工業能給人類提供豐富的生活用品，使人類富裕，沒有工業就富不起來。而要使工業發展起來，就必須有大量的工人和技術人員。而要有大量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就必須農業能提供充足的糧食養活這些非農業人口。如果農業不發達，提供不了這麼多糧食，工業就必然發展不起來。所以要使工業得到發展，就必須先發展農業。農業發展了，糧食生產率提高了，農業有剩餘的糧食了，才會有大量的農民轉化為工人。所以，農業上的糧食有剩餘，是工農業分工的基礎，是發展工業的前提條件。
而要發展農業，必須有大量的農機、化肥和農藥。沒有這些，光靠原始的人割牛耕，靠原始的土肥，農業的產量是不能提高的，糧食就不能大量剩餘。而大量的農機、化肥和農藥靠什麼提供？靠工業提供。所以要發展農業，必須先發展工業。
可是這就麻煩了。要發展工業，必須先發展農業，而要發展農業，又必須先發展工業。這就出現死循環了。
怎樣破解這個死循環，使工農業最快發展？必須從農業入手。讓部分農民轉化為工人，同時每個人都少吃一口，從農業上最大限度調集糧食過來，以養活最多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從事工業建設。優先從事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的研究和生產。生產成果立即給農業使用。這樣糧食產量就可以提高一些，又可以多養活一批非農業人口，就可以繼續把一部分農民轉化為非農業人員，這樣又可以增加工業品的產量。然後接著把增加了的工業品給農業使用，又可以增加農業產量……就這樣不斷循環，就可以最快打破那個死循環，使工農業最快發展起來。】
上面就是發展經濟強國富民最好最快的辦法，是個大道理。而這個大道理我們在主流經濟學（即資本主義經濟學）里學不到。
當時中國有5億農民，如果一人一年少吃10斤糧食，這就能擠出來50億斤糧食，如果一個工人或技術人員有兩個孩子，這些糧食就可以多養活300萬個工人和技術人員，工業就可以得到很大發展。而一人一年多吃這10斤糧食，就能很富裕嗎？做大事的人不在乎這一星半點。
家庭過日子也是這樣。一個貧窮的家庭想富裕，就得全家節衣縮食，攢錢投資。這能說是剝削全家？
要說了解農民的貧困疾苦，毛澤東生長在農村，和農民打了大半輩子的交道，肯定比梁漱溟這個一輩子都高高在上，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的聞人高士還了解。要說想讓農民富裕，毛澤東比梁漱溟還心切，他一輩子都是為此奮鬥的，但是要使農民富裕，生活好起來，就不能從農民嘴裡徵集糧食了嗎？如果不這麼做，工業發展不起來，農民肯定要永遠貧困。印度不就是個例子？長痛不如短痛，必須使農民艱苦一段時間。而且即使不從農民口裡擠糧食，就憑當時的農業生產力，農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裡去。
可是梁漱溟懂這個大道理嗎？他不懂。他以為讓農民多吃一口糧食，就是同情農民，就會使農民的生活好。當時還有人大量散布希么剪刀差，什麼剝削農民的歪理。卻不知道這恰恰是害了農民，也害了國家，工業和農業都發展不起來。他們就是想破壞中國的工業化，破壞當時的總路線。批判他們批冤枉了嗎？
要說同情農民，自古以來同情農民的知識分子有很多，屈原、杜甫、白居易都同情農民，可是他們有拯救農民的辦法嗎？沒有。幾千年來都沒見到他們拿出來什麼好辦法，農民一直都被放羊，自生自滅。而關鍵是有好辦法，沒有好辦法，這樣的同情就和不同情一樣。甚至還不如不同情。像梁漱溟這些同情農民的，自己沒有好辦法，而別人找到了好辦法，他們就拚命阻撓，說這是害農民，是剝削農民。這些人不比不同情農民的還可惡嗎？比方說，一個人中子彈了，醫生拿刀就要挖，這個人的親人就不讓醫生挖，說會流很多血，會很疼痛。這樣是愛他嗎？是害他。這樣的親人能比冷漠的路人好嗎？不如冷漠的路人。這些人，批判他們冤枉嗎？
而且梁漱溟這些人，從小處說，往好處想，他們就是糊塗，是迂腐；而從大處說，往壞處想，他們就是想阻撓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為放羊式的資本主義鋪路。這些人，批判他們冤枉嗎？說實在的，僅僅批判都太仁慈了。
（這就是現在印度的農村和農民，普遍性的，不是個別性的。圖片來自網上。印度和中國差不多一起建國，底子也差不多，當時中國農村和印度農村差不多一樣貧窮破爛。可是因為印度政府同情農民，不忍心讓農民少吃一口，所以印度農民普遍還是60年前的老樣子。而毛政府不關心農民疾苦，殘酷壓榨農民，搞好了工業，所以中國農村和農民甩印度幾條街。小仁小惠就是坑人啊！當然現在中國也有落後貧窮的地方，但是只是少部分地區，而且中國已經脫離公有制40年了，如果一直搞公有制，現在差不多村村都是大寨華西南街村了吧。）
但是當時為什麼給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報酬比較高呢，居然在九天之上？
一是因為這些工人和技術人員是國家的寶貝，中國的發展就全靠他們了。現在保護大熊貓，保護資本家，那時是保護工人，保護技術人員，當然也保護農民。
二是當時工人的勞動比農民繁重辛苦得多。現在的工人，很多在有空調的車間里看著流水線，工作比較輕鬆，可是那時正是創業時期哪有這樣的條件。
那時不要說車間，連工廠也沒有，正是建工廠的時候。那時也沒有挖掘機，也沒有起重機，也沒有汽車，也沒有機床，幾乎全都是人工。建廠房，鋪路，造機器，開礦，幾乎都是人工，手挖肩挑。石頭要要大鎚砸，鋼樑要靠人抬。零件要用鏨子一點點鏨，用銼一點點銼，用刀一點點刻。很多是野外工作，迎酷暑戰嚴寒。油田鑽井隊長鐵人王進喜為了防止井壁坍塌，東北的天氣，大冬天裡，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這得多辛苦！而且農民還有農閑的時候，而工人們一年干到兩頭。所以當時工人比農民辛苦得多，不多給他們點報酬，不讓他們吃飽一點，他們能有力氣？你又能有良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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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毛澤東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係》中的工業和農業的關係。
【一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
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處理好。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裡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於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為主了？它還是為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
加重的結果怎麼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也可以積累，但是，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些。
這裡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賬是划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毛澤東這種恢宏的大局眼光，有幾個人有，有幾個人能理解？
戰爭時期，毛澤東邊打仗還要邊給隊友講解他的宏觀戰略，和錯誤思想作鬥爭，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不懂，搗亂破壞的。經濟建設時期又是這樣，邊抓生產還要邊給隊友上課，邊和錯誤路線鬥爭。一群X隊友。難為死毛澤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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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里有人說，當時毛澤東做的就不對，不應該犧牲農民，不應該束縛農民，應該允許農民自由流動，到城市打工，就像現在一樣。這種謬論流傳很廣，是放羊式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謬種流傳，是為在中國推廣資本主義造輿論的。說到底，他們還是不懂上面的大道理，不知道當時農業生產力低，糧食不夠吃，不能養活大量非農業人口才是束縛農民的根本原因。
解放前幾千年，農民一直都是自由流動的，可是進城打工的農民有多少？很少 ，中國一直是農業大國。為什麼？糧食不夠吃，生產力低，必須有大量的勞動力長期從事農業勞動。不是毛澤東想束縛農民，而是農業生產力太低，客觀因素不允許。毛澤東不想要工人，不想發展工業？
中國農業機械化後，有機器耕作了，有化肥不要積肥了，也不要修水利了，才使大量農民有空閑時間到城市打工。知道不？怎麼老是有人把因果搞顛倒呢？@王慶國
第三方面同人擬出下列三條解決辦法：
一、雙方即日下令全國軍隊各就現地一律停戰。關於停戰之執行調處，及恢復交通辦法，由軍調部及其執行小組，依據軍事三人小組已有之協議處理之。雙方軍隊應依軍隊整編統編方案辦理；其駐地分配問題，由三人小組協議定之。
二、全國地方政權問題，一律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依據政協決議和平建國綱領之規定解決之。其有爭執之地方，並依軍民分治之原則，儘先解決。
三、依據政協決議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綜合小組，商決政府改組問題，一致參加政府；並商決關於國大問題，一致參加國大。同時，儘速召開憲草審議委員會，完成憲草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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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梁漱溟等人 定的這三條和平條件 就是在坑TG， 雖然估計他們也是無意的。
當時內戰已經全面爆發5個月了，國軍在全面進攻解放區，原地停戰實際上就等於承認國軍對於佔領解放區的控制權 這不是拉偏架嗎。 按這個協議，停戰後常凱申有時間穩固佔領的解放區，等穩固好了 他會遵守停戰協議嗎。必然繼續進攻解放區。要是如此打打停停，TG基本就被消耗死了。
這也是為什麼周看見這樣協議，大發雷霆 聲淚俱下的根本原因。
批判梁漱溟其實和批判武訓都是一樣的，都是批判他們背後代表的東西，有些人是不懂，有些人是裝作不懂，那時候頂住了，現在鄉賢們又回來了
一看到這個文件我就知道該給鄉紳洗白了
梁漱溟是政協委員，他對國家政府的政策方針有意見有建議，這是憲法所賦予他應有的權利。我們如果承認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們國家的合法權力機關，那麼我們就應該承認梁漱溟有發牢騷發意見的自由。而且政治協商會議，顧名思義是政治協商的場所，是大家交流意見的集會，作為一個政協會議委員，如果不提意見，不提建議，這樣的政協還難道是負責的政協嗎？
既然國家設立了政治協商會議，既然設立了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就應該給政協委員敢於說話的自由，敢於說話的勇氣，哪怕是說錯話，也應該就事論事的批評，有理有據的辯論，而絕非殺人誅心的攻擊，更絕非避開對方直接的問題，而去揣測別人背後的心理動機。
有一句話說得好：若批評無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同樣，政治協商會議應該允許有贊成意見，也應該能容忍反對意見。更應該允許的是有理有據的辯論，而絕非無端的揣測與謾罵。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講的：
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省委的同志，地委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的同志，縣委的同志，你們回去，一定要讓人講話。在座的同志們要這樣做，不在座的同志們也要這樣做，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黨內民主，讓人講話。
界限是什麼呢?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只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面不講真話，當面講的儘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麼辦?讓他保留意見。
那麼我們回頭看一下，梁漱溟即使說的有問題，有錯誤。但他違反了這兩個界限嗎？顯然沒有。他不是黨員，不參與黨內的民主，自然不用遵守黨內的紀律；另外一面，他不過就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也更沒有參與什麼秘密組織集團。即使講錯了話，用毛澤東的話，用道理說服人家就可以了。何必要扣一個反動的大帽子的呢？何必要用一些捕風捉影的東西來揣測別人是否別有用心呢？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單憑一些捕風捉影的事情，來判斷對方是否反動，難免不會使得這個社會人人自危吧？難免不會製造出更多「莫須有」的罪名來。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 http://www.mzdbl.cn/maoxuan/maoxuan5/5-35.html）
但是讓我們從理性協商的角度來看一看，文章中上面有哪一句是就事論事呢？如果梁的話有問題，那我們應該針對梁的發言提出有理有據的反駁，絕不是一邊冷嘲熱諷的顧左右而言他，另一邊去暗自揣測別人內心是多麼的反動。更不是直接扣了一個反動的大帽子了事。仔細看這一篇文章，除了謾罵與嘲諷之外，更毫無理性的辯論可言。而面對梁的詰問，撰文者更是避開了直接的問題，而是單純以言語諷刺和羞辱來回應，試問這難道是政治協商應該有的精神嗎？
在這裡，我必須說一下，我並不是支持梁漱溟的觀點，我支持的是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會議里應該具有理性協商，民主辯論的精神，是應該有理性對話和民主協商的態度。如果一個社會主義里沒有基本的民主協商的精神，只剩下了莫須有的揣測和捕風捉影的攻擊，這是民主的悲哀，更是社會主義的悲哀。
先亮立場。對梁先生的批判不合適。
工人九天之上，農民九地之下，在53年，這句話也許說過了。但是，縱覽建國前三十年，這句話是沒問題的。因此，梁先生觀察到的農業問題沒問題。
毛主席思想的三大法寶，理論聯繫實踐，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建國前三十年的農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這三點。儘管我是毛粉，但是也不能不否認這一時期的農業政策偏差。
工業化是重要，但是嚴酷的糧食徵購，補貼工業是低效的。脫離實際的徵購指標，是非常不道義的。
同樣是為工業化提供資本，對農業放開搞活的政策，和大農業的觀念，是可以實現資本積累和農民溫飽的。比如在浙江，有個柑橘種植村，在60年代早期，採取種植柑桔售賣，然後購買商品糧的方式生活，他們的柑桔銷售賺來的錢很多，可以購買的商品糧是同等面積土地產出的8倍。在實現小康生活的同時，還可以繳納稅收，不影響工業化。然而，因為柑桔不在計劃經濟的購銷目錄上，後來所有果樹被砍掉，改種穀物，該村一下返貧。長期以來，大家認為集體經濟低效，忽視了另一方面的問題，即計劃經濟和官僚作風對農業生產的扭曲。
一些地方的土地，種植紅薯，可以產1000斤，肯定能養活村民。然而，計劃經濟下，必須種植小麥，於是畝產只能是50斤小麥。這樣就要餓死人了。焦裕祿當時在蘭考種泡桐、花生和大棗。這也是需要勇氣的，因為這些農產品是不被徵購的。
回到題目：梁先生開的藥方有問題，鄉村自製到現在都少有能推廣的成功案例；主席的藥方也都證明是錯誤的，人民公社，大寨，都被證明有問題。
所以，53年的批判，在歷史上是站不住腳的。毛粉，要信仰毛主席思想中的正確元素，實事求是的說，前三十年的農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JoJo王頎 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強暴，表現出崇高的氣節。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絕參與國民黨策劃的假和談，在重慶等待解放，1955年，他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歸來歡聚」，使「祖國統一達到完整無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同情並敬重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和為之進行的努力。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並沒有妨礙他在爭取獨立、民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梁先生曾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全國解放後，他為國家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鼓舞，莊嚴宣布：「我已經認定跟著共產黨走了。」並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同時，他以「幫助共產黨認識舊中國」為己任，對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提出意見和建議。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先生反對以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批判孔子與批判林彪相併提，並為劉少奇、彭德懷同志辯護。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四人幫」猖獗一時，萬馬齊喑的境況下，梁先生不顧個人身處逆境，仗義執言，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敢于堅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對我們黨撥亂反正，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是有希望的。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裡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里。在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認為，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資料來源於網路，侵刪。）梁漱溟先生在當下是頗受尊重的。我以為，這份尊重多少和他當面頂撞過毛澤東有些關係。他們二位交鋒的緣起與怎麼看待和處理農村問題有關，但高潮部分卻跟小孩子拌嘴沒啥兩樣了，梁後來的說法是「意氣用事」。
梁漱溟談農村，當然是有資格的，他是最早期的「鄉建派」的代表人物。但不能不承認的是，與預期相比，他搞的鄉建試驗並無什麼成效，可以說是一事無成。也有人說，是日本入侵打斷了試驗，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如果沒有日本入侵，結果會是什麼樣的也難說。
其實，根本不用假設歷史，在1934年梁漱溟就在傾訴「我們的兩大難處」，其一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其二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對後一點，梁認為理想狀況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吶喊」，可事實上，「鄉下人漠不關心，只是鄉村以外的人瞎嚷嚷」。可見，當時鄉建就已經陷入了深刻的困境，無論後來的時局如何，結果都不會改變的。
梁漱溟當年面臨的現實困境並不奇怪，其種子已經種在他的哲學裡面，稍加拆解便不難看出。梁先生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區別於西方的階級社會，中國的窮人只要做到勤儉二字，就有改變命運的可能性;中國文明是早熟的，因其講求理性，中國的倫理歸結起來就是「禮」，而「禮」的基礎便是理性，理性又「本乎人情」。
啥叫人情，梁先生沒有繼續說下去，可能覺得沒必要繼續解釋了—人情無非人之常情，有什麼事攤在桌面上談，公道自在人心。可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之常情」呢?梁先生顯然不這麼認為，他的困境的種子也就在這裡被發現了。
梁先生認為，「士」這個群體，也就是讀書人，才是代表理性的，理性來自讀聖賢書，所謂「讀書明理」(理性不是「本乎人情」嗎?)。對農民，他認為「愚、貧、弱、私」的判斷，切換到他的話語，就是說農民是沒有理性的，不懂人情的(不懂人情還可以稱為「人」嗎?)。
這樣，梁先生就以對知識的佔有為標準而把人對立了起來。他是要維護這樣的權力結構的，所以他雖然承認讀書人是維護統治秩序的中堅力量，卻只是把士和農、工、商的差別說成是職業分殊，而不是階級對立;他主張改良，拒絕革命;他想改善鄉村，卻得保持作為「師」的高姿態;他只肯搞些「能力建設」、資金下鄉之類的事來調和，卻無視大量窮苦農民在賣兒賣女。
可惜，農民不是沒有理性，農民固然弱，但一點也不傻。當時共產黨在農村已經搞得風生水起，農民積极參与，梁先生們卻被農民當成光桿司令晾著，就足以說明了這一點。為什麼兩種搞農村改革的運動在效果上有這麼大的差別?把梁漱溟的鄉建理論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照著讀一讀，答案就有了。梁漱溟的困境的根子在他的哲學裡面。
梁漱溟先生是個真誠的知識分子，也根深蒂固帶著毛澤東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反動性」，有學問固然是好的，由此便自認為高人一等就不對了。瞧不起人民，在人民面前跌了跟頭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如今我們有不少梁漱溟的追隨者在繼續他的事業。他們的哲學跟梁漱溟比，並沒有什麼進步，農民在他們眼中的形象彷彿也沒什麼改變。於是，時而我們會聽到他們的抱怨，跟80年前梁漱溟訴說的難處差不多。李北方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梁漱溟說道：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他在講話中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須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 。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到了晚年的時候，梁漱溟一直不提當年自己跟毛澤東的爭執，他對毛澤東的評價，往往出乎於採訪者的預料。
他說毛澤東的功勞最大，所以才有可能會犯最大的錯誤。沒有那個功勞，誰也搞不了文化大革命。
也有人當面誇梁漱溟是硬骨頭、有骨氣。他自己並不這麼認為，他從來沒有說過自己很有骨氣。
在他一生最後的歲月里，梁漱溟始終對「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國的脊樑」「最後的儒家」這些稱呼敬而遠之。他說：知識分子有學術中人，有問題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個問題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的不過是獨立思考、表裡如一而已。
八三年的時候，他去了一趟韶山。站在毛澤東的舊居面前，梁漱溟突然感悟到是自己首先沒有一種首先讓別人批評的「雅量」；沒有站在國家一窮二白的高度，全盤布局的「雅量」，而在大庭廣眾之上，再三用話語「逼迫」毛澤東「自我批評」，也太目中無人、意氣用事了。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也是一個吃五穀雜糧的有血有肉的漢子。自己是「士可殺不可辱」。站在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自己咄咄逼人的話語，是不是也帶有一種挑釁呢？毛澤東能在自己頂撞的情況下，同意自己一再發表不同意見，還是有很大的雅量的。梁漱溟主動對陪同人員談起當年和毛澤東爭論的事情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說話不講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與事實不大符合，我的言語也是與事實有很大的不符合之處的，這些在爭吵時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的——」
說到這裡時，他傷心不已，眼圈兒都紅了，他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又說：「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面子，當中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干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麼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是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
各種回答一個重點都沒有 ，隔靴搔癢！人家梁大師最後可是反省幾十年的，有些答主斷章取義！！！有臉呼！！！先看批判後看反省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毛澤東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氣的人」？他在和平談判中演了什麼角色？
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台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你究竟有沒有「骨氣」？如果你是一個有「骨氣」的人，那就把你的歷史，去過怎樣反共反人民，怎樣用筆杆子殺人，跟韓復榘、張東蓀、陳立夫、張群究竟是什麼關係，向大家交代嘛！他們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沒有這麼多朋友，他們那樣高興你，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我就懷疑。你這個人是那一黨那一派！不僅我懷疑，還有許多人懷疑。
從周總理剛才的發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們同國民黨兩次和平談判的緊要關頭，梁先生的立場是完全幫助蔣介石的。蔣介石同意和平談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還有來北京和談的代表，他們都知道蔣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時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謂「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採納這種建設呢？我認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知道一些計劃的內容」。我也不贊成。相反，對於梁先生這種人，應當使他少知道一些機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這個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讓別人知道多一點機密，對你就不行。召集比較小型的民主黨派的會議，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參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們不要把他劃入不進步的一類，相反，他是屬於進步一類的人。對於這一點怎麼辦呢？我以為應當謹慎，不可輕易答應。否則要上當。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畫得很美，他是幾十年前就有計劃建國的偉大夢想，據他自己說，很接近於新民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
果然這樣美嗎？不見得。我同他比較熟，沒有一次見面我不批評他的錯誤思想。什麼「中國沒有階級」，什麼「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文化失調的問題」，什麼「無色透明政府」，什麼「中國革命只有外來原因沒有內在原因」，這回又聽見什麼「九天九地」的高論，什麼「GCD丟了農民」，「 GCD不如工商聯可靠」等等高論，這一切能使我相信嗎？不能。我對他說過：中國的特點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認這點，你就是幫助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以，什麼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GCD，你的書沒有人看，你的話沒有人聽，除非反動分子，或者一些頭腦糊塗的人們。他好象也不反蔣，究竟梁先生有沒有公開表明過反對蔣介石及其反動的國民黨，我沒有看過或聽過他的所有文章和談話，請大家研究。
對於這樣的人，有資格要求人民的國家讓他與聞更多的計劃和機密嗎？我看是沒有這種資格的。我們應當允許他的這個要求嗎？我看是不應當允許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們把他劃入進步派或革命派一類，而不要把他劃入不進步派，或者反動派一類。這是一個「劃成分」的問題，怎麼處理呢？在上述那種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把他劃入進步或革命類型嗎？他的進步在那裡？他那一年參加過革命？因此，這個要求也不宜輕易答應，看一看再講。
（七）幾年來，我接到一些人民來信，也聽到一些談論，提出了一個問題：GCD為什麼和反動分子合作呢？他們所謂反動分子，是指那些從來不願意在報紙上和公開場所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蔣介石及其反動國民黨，沒有當一個國家工作人員的起碼的立場的人。這些人特別不願意反對蔣介石，所以台灣的廣播和香港的報紙對於這些人特別表示好感，從來不罵，而且說是在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對有些朋友則放肆地污衊謾罵。被台灣不罵，或者吹捧的人，當然是少數，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現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話他還可以說，反對蔣介石的話，死也不肯說出來。在報紙上，在公開的言論中，他就不敢講過去，對於過去還有一面之情。這樣的人，我看相當有幾個。
愛國主義有三種：一種是真愛國主義，一種是假愛國主義，一種是半真半假、動搖的愛國主義。各人心中有數，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數的。真正同帝國主義和台灣方面斷絕關係的，不管他怎樣落後，我們也歡迎。這一類是真愛國主義。假愛國主義，外面裝得那麼隱蔽，裡頭是另一套。還有一種，是動搖分子，半真半假，看勢辦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打，蔣介石不來，那末，就跟GCD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他就另打主意。多數人是那一種呢？多數人是真愛國主義。幾年來，真愛國主義多了起來；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愛國主義是很少的，但是有。這個分析究竟恰當不恰當，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認為梁漱溟應當做一件工作。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農民」向人民政府「呼籲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動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他過去是怎樣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現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場轉到「代表農民」的立場上來了，他能說明這個變化過程，並使人們信服，那時方能確定究竟應當把他歸入那一類。他給我的印象是：他是從來不考慮他的反動立場的。但我建議，為著治病救人，應當給他一個反省的時間，並把這件事交給政協去做，此次不做結論。
（九）「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說梁先生對於農民問題的見解比GCD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比如說，「毛/澤/東比梅蘭芳還會做戲，比志願軍還會挖坑道，或者說比空軍英雄趙寶桐還會駕飛機」，這豈不是不識羞恥到了極點嗎？所以梁先生提出的問題，是一個正經的問題，又是一個不正經的問題，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說他比GCD更能代表農民，難道還不滑稽嗎？
出了這麼多的「農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誰呢？是不是代表農民的呢？我看不像，農民看也不像。他們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是幫地主階級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語的，實際上幫助敵人的，是梁漱溟。其他有些人是思想糊塗，說了一些糊塗話，但他們還是愛國主義者，他們的心還是為了中國，這是一類。梁漱溟是另一類。還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農民代表」。冒充的事，實際上是有的，現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會看得出來的。孫猴子七十二變，有一個困難，就是尾巴不好變。他變成一座廟，把尾巴變作旗杆，結果被楊二郎看出來了。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就是從那個尾巴上看出來的。實際上有這樣一類人，不管他怎樣偽裝，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謂「鄉村建設」，有什麼「鄉村建設」呀？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
（十）和他這個人打交道，是不能認真的。和他是永遠談不清任何一個問題的，他沒有邏輯，只會胡扯。因此，我提議移交政協雙周座談會去討論這個問題，同時我又要警告諸位，切記不可以認為真正有解決問題的希望。決不可能的，結果還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無結果而散」。雖然如此，我還是勸大家舉行雙周座談會試一試看，這比「派兩個人」去聽他說教要強。
（十一）我們是不是要藉此機會和他絕交，從此不和他來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願意同我們來往，我們還是準備和他來往。在第二屆政協全會上，我還希望他當選為委員。其原因是：因為還有一些人願意受他的欺騙，還不了解他，他還有充分當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還有資格當選為委員，除非他自己不願意借政協的講壇散布他的反動思想了。
前面我講了，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你說他有沒有工商界那樣的供給產品、納所得稅的好處呢？沒有。他沒有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好處呢？沒有。他起過義沒有呢？沒有。他什麼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他什麼時候跟GCD配合，打倒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呢？沒有。所以，他是沒有功勞的。他這人對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鬥爭都不是點頭，而是搖頭。為什麼他又能當上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呢？中共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
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
（十二）關於孔夫子的缺點，我認為就是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有點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三盈三虛」，「三月而誅省正卯」，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我的朋友們，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學孔夫子這一套，則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綱，中國不但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而且要亡黨（GCD及其他）亡國。他的路線是資產階級路線。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事實如何呢？差別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農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後，農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一天一天地好起來。有些農民比工人的生活還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還困難。用什麼辦法來讓農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辦法嗎？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辦法去做，不是依靠農民自己勞動生產來增加他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資同農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給農民，那不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嗎？這樣一拿，就要亡國亡黨。這個亡黨，你們不要以為僅僅是亡GCD，民主黨派也有份。
你說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資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議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議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資，我看這是不公道的。要是講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們黨講了三十幾年工農聯盟。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講工農聯盟，工農合作。中國現在有兩種聯盟：一種是工人階級跟農民階級的聯盟，一種是工人階級跟資本家、大學教授、高級技術人員、起義將軍、宗教首領、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聯盟。這兩種聯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繼續下去。那一種聯盟是基礎，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階級跟農民階級的聯盟是基礎，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說，工農聯盟破壞了，國家建設沒希望了。就是說，如果不採納梁漱溟的意見，就沒有希望搞好工農聯盟，就辦不好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沒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說的那種「工農聯盟」，確是沒有希望的。你的路線是資產階級路線。實行你的，結果就要亡國，中國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開會歡迎蔣介石、艾森豪威爾。我再說一遍，我們絕不採納你的路線！
梁漱溟說，我們進了城市，「忘掉」了農村，農村「空虛」了。這是挑撥。過去三年，我們的主要力量是放在農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幹部才開始轉到城市工作方面來，但是，大多數幹部還是在縣、區、鄉工作。怎麼能說我們忘掉了農村呢！
梁漱溟攻擊我們的農村工作「落後」，下級幹部「違法亂紀」。現在鄉村裡面，所謂落後鄉確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為什麼落後呢？主要是因為反動分子、憲兵特務、會道門頭子、流氓地痞、地主富農混進來當了幹部，把持了鄉村政權，有些人還鑽到GCD里來了。在嚴重違法亂紀的幹部當中，這些人佔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他還有些是蛻化變質的幹部。所以，在落後鄉，主要是打擊反革命分子的問題，對於蛻化變質的幹部也要清理。在全國，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對於這種情況，我們要心中有數，不要上樑漱溟的當。
（十四）是不是拒諫飾非呢？如果梁先生的這類意見也可以稱作「諫」，我聲明，確是「拒諫」。飾非則不是。我們是堅持無產階級對於一切問題的領導權（工人，農民，工商業者，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民眾團體，工業，農業，政治，軍事，總之一切），又團結，又鬥爭。如果想摸底，這又是一個底，這是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底。是一件小事嗎？
（十五）他的問題帶全國性，應照薄一波的問題一樣，在全黨和全國去討論。找典型，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全國討論總路線。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你梁漱溟，我們實行那一條呢？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批評梁漱溟，不是對他這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他代表的這種反動思想。梁漱溟是反動的，但我們還是把他的問題放在思想改造的範疇裡頭。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個問題。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緊，就是這麼一個人嘛。但是同他辯論是有益處的，不要以為是小題大做，不值得辯論。跟他辯論可以把問題搞清楚。要說他有什麼好處，就是有這麼一個好處。現在辯論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總路線的問題嗎？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對我們大家是有益處的。
學術界至今依然津津樂道梁漱溟與毛澤東1953年的爭論，以為梁漱溟敢於觸犯「龍顏」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不畏強權的精神和浩然之氣，值得繼承與光大。其實這個說法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梁漱溟雖然在當時敢於與最高領袖頂撞，出了一陣風頭，但事後他就格外後悔，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不斷反省，接近於徹底放棄先前的思想主張。由於毛澤東在與梁漱溟發生語言衝突的時候，由周恩來提及梁漱溟的歷史問題，所以毛澤東當時就提議將梁漱溟的這個問題移交給「政協雙周座談會」去討論，並警告政協諸位不要對解決問題抱有多大希望，因為他了解的梁漱溟決不會輕易服輸。[1]毛澤東的這個判斷顯然錯了，梁漱溟在後來的變化遠遠出乎毛澤東的預料。梁漱溟沒有因為冒犯「龍顏」而受到處分，但作為當事人，梁漱溟在事情發生之初還是相當緊張。最初幾天，許多朋友、門生紛紛到梁家為之勸解，梁漱溟的心情稍有好轉，「午睡尚好，即夜來睡眠亦視前為勝，似與反省而心氣平有關。又有倦乏感覺，亦是精神與身體較合拍之故。」[2]對已發生的事情，梁漱溟反覆思考，雖然部分承認自己或許在方法上有不妥之處，然而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傾心擁護中共領導，只不過提了那麼一點善意的建議，即使說是批評，但從自己內心也並不是惡意，何以招致中共負責人的如此惱怒，以致聯繫歷史對自己進行如此嚴厲的批評甚至羞辱?自己究竟有什麼錯?錯在哪裡?梁漱溟覺得，中共負責人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這樣對待他，完全是一種「誤會」，而自己的不足，不過是「有氣而無心」：有個人英雄之氣而無一片側隱之心。自己雖然知道必須是側隱之心代替英雄之氣而後可，卻思來想去不過一句空話，一抽象道理，茫然無措手處，不能實踐。總之，你毛澤東有理，我梁漱溟也不是無理。毛澤東在與梁漱溟衝突時曾表示，儘管與梁漱溟有這麼大的分歧，但依然建議不要開除梁漱溟的政協委員。梁漱溟意氣用事表示當不當政協委員無所謂。所以當此事告一段落，梁漱溟即致信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及秘書長李維漢，請假在家敬候處理，對於各種集會均不去出席，並請政協安排機會由他當面檢討。李維漢稍後有回信，表示某些通知和請帖，全國政協照送不誤，至於出席或否，隨梁漱溟自己決定。至於梁漱溟自請當眾檢討一層，李維漢則囑民盟中央辛志超口頭答覆暫緩。如是延至當年底，經朋友指教，梁漱溟便向全國政協銷假。轉過年(1954年1月)全國政協分組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梁漱溟也被邀請參加，所有要給梁漱溟處分的話，始終不見再提起。梁漱溟除發言少了，各項活動如常，並沒有受到很大影響。[3]不過，這都是後話，而在當時梁漱溟還是相當緊張和想不開的。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兩個兒子培寬、培恕先後返家，梁漱溟便將前幾天所發生的意外風波從頭至尾告訴他們，並反覆強調毛澤東完全是出於誤會。梁漱溟說完後，大兒子培寬即向梁漱溟談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為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發生，雖然看上去有許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負責人只是對你梁漱溟個人過不去。偶然因素與個人因素在這裡都不居於主要地位。梁培寬為乃父分析道：這件事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只是你自己還沒有認識到而已。你還記得l950年你剛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一次會上的發言嗎?早在那次你就向領導黨毫無顧忌地提出種種意見和建議了。我還聽說你參加西南土改時，亦曾說過要來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話。除此之外，你三年來還在某些會上有過一些發言，或與毛澤東談話，或給毛澤東寫信，似曾聽說差不多亦與此相類似，都好像有一種監督政府的神氣。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種偏差的，今天的這件事正是從這種偏差發展而來。你總說自己是善意的，是愛護黨、愛護政府。但一言一行須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發生影響如何，不能單從動機上來看，而不顧及它的客觀作用和影響。何況便是論動機，恐怕也有問題。幾年來，你自己好像總是站在政府的外面，這動機還不使人懷疑嗎?你應該向隱微處搜尋自己的思想根源，從根本上端正自己對黨對政府的態度。你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積兩三年之久，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發展。毛澤東認為你有惡意，便不足怪。毛澤東不能容忍你這樣發展下去，這並不是他個人對你個人有什麼惡感或好感。毛澤東一切為了當前國家的大業，而沒有其他。因此，你考慮自己的問題時，亦不要把它同國家當前建設事業分開，切不可抱靜待考問、應付過關的念頭，只求了卻一身問題，而應當主動地檢討出錯誤的思想根源所在，擔負起所有給予國家事業一切不良影響的責任，爭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後的國家建設。顯然，梁培寬不是就事論事評價乃父與毛澤東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種意義上幫助梁漱溟認清問題的根本所在，而不必計較意見正確與否以及中共負責人的態度如何。這些話，如果出自別人之口，梁漱溟並不一定能接受，但出自親骨肉之口，使梁漱溟不能不引起思考，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番話使他在「思路上心情上根本變化，對於自己錯誤之所由似乎頓時有所發覺，好像通了竅」。[4]他在當天日記中情不自禁誇獎兩個兒子：「寬兒出其所見娓娓談數小時甚好，另記。恕兒亦有所說。」 [5]在兒子及各方友人勸說疏導下，梁漱溟的心情漸漸好轉，兩天後便伏案檢討認識自己。過了大約十天，梁漱溟完成第一份書面檢討，兩個兒子看後提了一些修改意見，認為這份文字太偏於檢討個人修養而未更多從政治上考慮。根據兩個兒子及一些門生如黃艮庸、李淵庭和友人張申府等人的意見，梁漱溟對這份文字進行修改，至10月3日請門生李淵庭抄清後作為書信送全國政協轉毛澤東。[6]此事至此應該說基本結束，梁漱溟的思想尤其是其神情於是發生極大轉變。梁漱溟的這次轉變，在其思想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性意味，它既意味著新的梁漱溟和舊的梁漱溟徹底決裂，又意味著梁漱溟不僅在思想上認可中共理論，從此開始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並以此為參照檢討自己的言行，而且再也不見往昔「骨氣」，至少在他以後的文字中，凡是談到毛澤東時，無不是一副恭謙的小學生神態。[7]在往昔幾乎所有討論梁漱溟的文章中，無一例外張揚他敢於與毛澤東翻臉的所謂「骨氣」，所謂「正氣」。其實，就歷史真相而言，毛澤東的一番怒斥，周恩來的一番揭露，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梁漱溟的所謂「骨氣」與「正義」。因為僅僅經過幾天時間，梁漱溟在其兒子、友人的勸說下，破天荒地檢討自己的不足乃至問題，沉痛反省自己的錯誤之所由來，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經過幾番反省，梁漱溟發自內心承認自己錯了。他自己再也不願意堅持什麼「骨氣」與「正義」，從此之後他走上了與中共，特別是與中共領袖毛澤東同心同德的心路歷程，所以他雖然在此後的歲月中被「冷凍」起來，但其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大體上並沒有改變，只是不能像過去那樣繼續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張揚自己而已。在反省與毛澤東等中共負責人的爭論時，梁漱溟的前提是自己錯了。那麼錯在何處呢?梁漱溟寫道：無疑是自己階級立場不對。自己在1949年前不相信階級鬥爭學說由來已久，當中共運用階級鬥爭學說打敗國民黨，重建全國統一政權後，自己在事實面前有所覺醒，感到以往自己階級立場不對，亦曾懷著慚愧心要求自拔於舊立場而改從無產階級立場，但實則只是旋念旋忘，並沒有真正離開舊窠臼：無奈滿身舊習氣的我，閑思雜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點熱情早鉸蔽而出不來。我還一直把這當作「倔強精神」，當作「骨氣」而沾沾自喜。須知勞動人民是不會向共產黨講倔強講骨氣的。我之倔強自喜、骨氣自負，正是我不自覺地與領導黨和政府分離的證明。為什麼會分離呢?則主要是階級立場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梁漱溟還認識到，他長期以來對中共只是同情其革命要求和目標，也敬愛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一心為國家為民族的漢子，但卻一直懷疑或不同意中共的行動路線，包括階級學說和武裝鬥爭，有時直接針對中共的理論加以反駁，而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國的理論主張，當然也有不少人信服，並跟著行動。因此每當有左傾朋友批評時，自己總不服氣。梁漱溟承認，這就是他1953年9月18日與毛澤東頂撞的思想根源。當然，從個人關係說，梁漱溟當時還自認為和毛相交已久，要是從五四時代在毛澤東嶽父楊懷中家見面說起，那更稱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當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賀，有難同當，有爭辯則面紅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梁漱溟恰恰在氣頭上忘記了，毛澤東是締造中國共產黨勝利和新中國誕生的偉人，梁漱溟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共產黨、毛澤東的心情而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與毛爭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們公憤的。因此過去從來不願認錯的梁漱溟這次徹底被制服了，心甘情願地表示，別人批我誅我，實在是情理中的舉動：從道理講，回顧我1953年以前走過的近五十年的歷史，自以為革命而歸落於改良主義;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改良主義則又落於反動;又因為是一貫的改良;自然便落於一貫的反動。因此毛主席說我以筆殺人，在會上我聽了很不服氣。待明白過來，才曉得這話是指我長期的反動言論而說其流毒於社會。主席又說我是偽君子，我當時聽了同樣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後，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義才稱得上是一個純粹、清白的好人;夾雜著嚴重個人英雄主義的我，不能一片純誠而無偽，那就是偽君子了。主席又說，我是能欺騙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騙;那自然是我這樣一個並不真好的人，卻仍有人相信我，而獲得了好人名聲，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8]梁漱溟的這些檢討是真誠的，甚至在三十年後，毛澤東、周恩來也去世十多年後，當他向一些年輕後輩談起這件不愉快的往事時，梁漱溟仍然堅持說：當時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沒有什麼。他們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沉沉的寂寞。[9]平靜中略有幾分不滿，甚或有點「翻案」的企圖。[10]梁漱溟的深刻檢討，加上一些人從中遊說，使毛澤東暫時放棄對梁漱溟的迫究，梁漱溟雖心情沉重，但生活條件和待遇都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動。在為梁漱溟說情的人中，最主要的有李濟深和張瀾。李、張二人都是梁漱溟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他們深知梁漱溟的為人，在內心深處覺得毛澤東對梁漱溟了解不深，之所以說出那些過火的話完全是出於誤會。當時，李濟深和張瀾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兼任民革中央主席，張兼任民盟中央主席，他們不僅出席了那些天批判梁漱溟的會議，而且在毛澤東等中共負責人面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李濟深在9月l1日梁漱溟發言後，曾簡單表示梁漱溟提出的農民問題值得注意。但在毛澤東嚴厲批評梁漱溟時，二人雖都在主席台落坐，然都未再說一句話。他們深知，在那種氣氛白熱化的時候，批評誰都不好。不過事情過後，李濟深、張瀾都沒有忘記老朋友，深為梁漱溟的困境和前途擔優。因而二人商定聯名致信毛澤東，首先批評梁漱溟的傲慢，繼則以老友的身份介紹梁漱溟的性格與為人，希望毛澤東能看到梁漱溟獨特的坦率、耿直一面，寬容梁漱溟的過錯。毛澤東肯定看過此信，但一直沒有正面答覆李、張二人，但在實際行動上明顯答應李、張的請求，寬容了梁漱溟的過錯[11]，使梁漱溟暫時免受指責和批判。在向毛澤東求情的同時，李濟深、張瀾等老朋友也通過不同方式向梁漱溟施壓，勸說梁漱溟不要得理不讓人，不要使領袖面子太難堪，要適度檢討自己的問題。於是在各方面勸說壓力下，梁漱溟終於放棄自己先前幾十年特立獨行的所謂骨氣，所謂浩然正氣，發自內心認定自己不應該與最高領袖當面頂撞，此後又不斷以不同方式向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示好。然而遺憾的是，據可信史料，他在此後數十年間再也無緣像先前那樣與毛澤東當面侃侃而談，獻計獻策。他的政治地位雖然沒有太大變動，但基本上已經邊緣化，成為可有可無的政治裝飾，儘管他此後非常刻苦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向毛澤東思想靠攏。[1]《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毛澤東選集》(5)，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2] 梁漱溟日記，《梁漱溟全集》(8)，503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3] 《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時間內的事情》附記，《梁漱溟全集》(7)，13頁。[4] 汪東林：《梁漱溟與毛澤東》，28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5] 梁漱溟日記，《梁漱溟全集》(8)，503頁。[6] 梁漱溟日記，《梁漱溟全集》(8)，505頁。[7] 梁漱溟對中共領袖特別是毛澤東的認同還表現在一些細節上，1957年，他的長孫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元」，寓意長孫;1960年，次孫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東」，寓意崇敬毛澤東;1963年，他的孫女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奇」，寓意崇敬劉少奇主席。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被打倒，梁欽奇也就不再崇敬劉少奇了，更名為「梁彤」;1964年，第三個孫子出生，梁漱溟為之命名為「欽寧」，寓意為崇敬列寧。這些細節大致可以反映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的思想進程和聖人也不免有媚俗的一面。[8] 《梁漱溟與毛澤東》，29頁。[9] 任華、馳方：《梁漱溟先生訪問記》，《良友》畫報(香港)1986年8月號;《我的努力與反省》，442-443頁。[10] 參見戴晴、鄭直淑：《梁漱溟與毛澤東》，《文匯月刊》1988年第1期。[11] 汪東林：《梁漱溟與毛澤東一九五三年歷史公案補遺》，《梁漱溟與毛澤東》，34頁。來源：理論視野2009年第2期 張廣華：1953年張瀾與梁漱溟作者張廣華為中央民族大學教員（已退休），張瀾之孫。本文曾摘要發表在《文史天地》雜誌，2013年第七期。1，引言一九五三年九月在政協常委擴大會上，梁漱溟先生就土地政策和農民問題等，做了坦誠的發言，和毛澤東發生爭論。是新中國立國初期，黨外民主人士面對面首次公開向最高領袖爭取發言權與申辯權的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嚴厲批評了梁漱溟，並引起一些委員的憤怒和不實事求是的批判。前後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動中，張瀾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終保持沉默。事後，張瀾與李濟深聯名致信毛主席調和矛盾，維護了黨內外的團結。本文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再來討論這個問題。2，張瀾和梁漱溟的友情眾所周知，張瀾和梁漱溟是很好的朋友。他們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愛國，愛民；關愛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關心農村建設；早年都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畢生追求民主、追求憲政、追求社會正義；剛直不阿，是中共始終如一的諍友。梁漱溟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並在山東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而張瀾，則在南充努力實踐以民治主義為指導，發展實業，普及教育的地方自治，以改變積弱的中國。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都取得十分顯著的成就。七七事變後，戰火延至山東，張瀾即與在山東試辦鄉村建設研究院，開展民眾教育的老友梁漱溟商議，將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人員、圖書、醫務用品遷來南充，組建省立南充民眾教育館。梁漱溟當即同意，第一任館長就是追隨梁漱溟從事鄉村教育多年的專家黃艮庸。其中館辦衛生所現在已發展成四川省一所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南充市中心醫院。此間，張瀾多次請梁漱溟在南充講課和作報告。兩人同時在南充民間進行考察，並在鄉小住。在抗日時期，張瀾和梁漱溟同為國民參政員。他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一起，堅決主張團結抗日，一致對外，宣傳抗日民主，反對專制獨裁，推行憲政運動。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張瀾、梁漱溟等人又共同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各民主黨派加緊聯合的步伐。梁漱溟、左舜生、張君勱、黃炎培、羅隆基、章伯鈞、張瀾等人發起和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梁漱溟還潛往香港，發行、出版了民盟機關報《光明報》，在其上發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明確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 「厲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抗戰勝利後，梁漱溟積极參加了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為爭取國內和平做了很大貢獻。1946年，政協閉幕後，經民盟主席張瀾的推薦和多次催促，梁漱溟才勉強接受民盟秘書長之職。後由於他的一個主張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和指責，使他「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辭去了秘書長職務，於11月6日離開南京，後返重慶，主持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後改為勉仁文學院）。從此，他不僅辭掉秘書長之職，連盟員也自動脫離了。對此，張瀾深表惋惜。其實，梁漱溟並未真正脫離政治，脫離社會，他仍關心民盟。1946年12月18日，張瀾由渝抵滬發表書面談話時，最後特別提到：「梁漱溟先生暫不東下，但他並不消極，對國事及盟務曾屢次與余研討，意見都甚相同。」1947年，梁漱溟勸國社黨黨首張君勱和青年黨黨首曾琦勿背叛民盟，去投蔣介石。梁漱溟還在《大公報》發表致國社黨、青年黨公開信，但該兩黨置若罔聞，叛盟求榮。梁梁漱溟積極營救被逮捕的民盟盟員（內含中共黨員）。1949年1月5日他寫信給在上海虹橋療養院養病的張瀾說，和談首先要當局釋放政治犯，張瀾深有同感。1月24日 張群奉蔣介石之命，回四川，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改任西南長官公署長官）。因張群是四川人且十分敬重張瀾，行前，到虹橋療養院拜會張瀾，看有什麼囑託。張瀾告誡他說：「今天的大局還不清楚嗎？最好是跟人民走。」張群黯然回答道：「我也明知不行了，但我不能背離老蔣，他對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好背棄他，只好跟他走。」張群再問：「現在我要回四川了，你還有什麼意見？你還有何吩咐？」 張瀾忠告他：「你回去應該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首先應該釋放政治犯。關起民盟那麼多人應該放嘛！還有徵兵征糧少做些嘛！也不要準備在四川打內戰，這就為人民造福了。」張群答應這些事「回川以後斟酌辦」。隨後，張瀾給張志和（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四川省支部第二屆委員會主委）和鮮特生（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重慶市支部第二屆委員會主任）寫信囑「速與張群聯繫」，藉此機會抓緊把被關押的盟員營救出來。范朴齋，梁漱溟、鮮特生、潘大逵、馮克熙等人全力以赴，終於經過艱苦努力，把21位盟員（內有6名同是中共黨員）從白公館、渣滓洞營救出來。重慶解放前夕，梁漱溟曾在重慶北碚家中掩護了遭國民黨通緝的多人。張瀾長子張喬嗇一家七口人當時住在重慶。1949年11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一個警察（中共地下黨員）借口查戶口來到張喬嗇家，通知張喬嗇：解放大軍入川了，特務晚上就要來抓你們，趕快走！張喬嗇立即決定全家到北碚找梁漱溟先生。梁漱溟毫不猶豫地接待了他們一家，張喬嗇一家一直隱藏在梁漱溟家，直到重慶解放。張瀾和梁漱溟先生思想始終是相通的，長期的共同鬥爭，張瀾對梁漱溟的為人非常了解。他深知梁漱溟從來不反共，絕不是反動透頂。他也深知梁漱溟服膺儒家教導，有歷史傳承的知識分子的骨氣、傲氣，不知變通，難免孟浪。頂多是好心辦壞了事。3，針對批判會上張瀾的沉默和其他跟隨領袖批評的人而生的評論張瀾有著高尚的道德情操，特有的人格魅力。凡事都有自己的判斷，堅持真理，從不隨波逐流，或為自己的利益隨風倒；為人剛正，更不會為一己之私，昧著良心去落井下石，陷害他人。自己從不考慮，也不斤斤計較於自己是「左」抑或「右」的問題。頭腦中，從沒有去求當什麼「左派」的概念。他更不把朋友、同事分成什麼左、中、右，他只對事不對人，從不靠整人，整朋友來贏取名聲。只大無畏地揭露、批判敵人，只和敵人鬥爭。因此，才有「聖人」之稱。在批判梁漱溟的鬥爭中，才有他不同意對梁的批判和斥責，以保持沉默來表示他的態度。當時，大多數與會人員並不了解梁漱溟，在那種形勢下，他們出於對領袖無條件地相信和崇拜，跟著批判梁漱溟，這是可以理解的，不足為奇的。但曾與梁漱溟一起長期共同奮鬥的少數盟內外人士，他們對梁漱溟的為人非常了解，卻也爭先恐後，一哄而起，昧著良心斥責梁漱溟，這倒有些奇怪。其實，有少數先生們，向來以慣於見風使舵著稱，他們是一批常自詡為「左派」，或是處處時時想爭當「左派」的分子。縱觀歷史，可看出他們一貫缺失了正直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們很少獨立思考，始終順從領袖的意願，緊跟領袖的戰略部署。他們成為後來能在知識分子中搞起各種荒謬運動的群眾基礎和基本力量。可悲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最終也沒有跟上領袖的思想，未能逃脫陸續被批判，被鬥爭的悲慘命運。4，關於梁漱溟和毛主席爭論的相關背景1952年以後，中共開始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就必然發生工農關係的爭論。黨內外都有人認為，由於建設重點在工業，造成了工農之間待遇的差別。解放後，梁漱溟先生也來到北京，他仍忙碌地到農村參加土改和調查。回京後，他也經常到張瀾家拜訪。談論各種見聞和問題。梁漱溟感覺到由於建設重點在工業，對農村重視不夠，造成農民的生活仍十分貧困，工人九天，農民九地。鬧革命時，農民與共產黨親如一家人，現在已不存在此形勢，他為工農聯盟很有些擔心。5，張瀾對「批梁」保持沉默的新史料解放之初，張瀾十分欣喜，由衷地佩服中共和毛澤東，佩服多數共產黨領導幹部的謙虛、謹慎、勤勞、節儉的作風，他經常要求他的兒女們努力實踐毛澤東跟他講的這八個字。他還說：「我真是幸運，我活到了八十。我親眼看見了中國人民把帝國主義者從中國驅逐出去了。我親眼看見中國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強國」。當時，由於他體衰多病，再也不可能走出北京城。再也看不見中國特別是農村的現實情況，每天只能看到、聽到報喜不報憂，歌功頌德的報紙、廣播，似乎國家一切方針、政策、及執行情況已經盡善盡美。他只能從親朋好友的來信和談話中了解一些民情。作為中共的諍友，他總是把自己了解到的民間疾苦，毫無保留地直接向毛澤東反映，以作為中央制定政策時的參考。在中央各項政策的討論中，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問題，張瀾都坦誠闡述自己觀點，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諍友。身體力行參政、議政。最近，在出版和發行《張瀾畫傳》（中國畫報出版社，中共南充市委宣傳部；黃祖坤主編）和編校《張瀾全集》時，我們發現了一些張瀾寫給毛澤東的信，及毛澤東給他的回信。這些信函，完全反映出張瀾對出現的問題是怎麼看，怎麼做的。1953年5月，張瀾接到他的好友周善培（周孝懷）[1]的一封信，向他講述三反五反運動中的問題。張瀾覺得事體重大，即刻和黃炎培先生商量，並共同寫信向毛澤東、周恩來反映，為了避免領袖們對周善培產生誤會，還特別向他們解釋周善培是出於赤誠之心。信文如下[2]：毛主席、周總理：周孝懷君從上海來信，囑為代陳。大意是：希望政府考慮明令三反五反總結束，安慰受冤，釋放無問題被拘者，扭轉人心；附箋關於農業稅等問題。我們會商一下，認為這些都在政府慎重處理之中，孝懷此函，自是一片忠愛熱誠的流露。將原箋送陳，以供參考。順致崇高敬意！附箋共五張張瀾、黃炎培一九五三.五.五時隔數日，毛澤東即給他們回信：張副主席、黃副總理：五月五日惠書及周孝懷先生意見書，收到，閱悉；並已轉付有關各部門負責同志閱看。其中有些問題，已請周總理酌處。便時尚希轉告孝懷先生。此復。順致敬意（周書奉還）毛澤東五月十三日過後不久，六、七月間，張瀾分別接到長女婿劉雅清[3]和周善培先生的信，他們向張瀾反映當時工人和農民生活狀況懸殊太大，由此，可能產生不良的後果，並提出了建議。本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王曉莉，原題：《張瀾：從「川北聖人」到共和國副主席》開國大典上，站在毛澤東身後，身穿長衫、銀髯飄拂的老者，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張瀾。同時他又以「民盟」主席的身份，欣喜地站立在天安門城樓上，站立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敢於抗上，被譽為「川北聖人」張瀾，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早年曾留學日本，完成學業後回到家鄉南充縣順慶府官立中學堂任教，被任命為教務長。後來成為人民軍隊總司令的朱德就是張瀾這一時期的學生。在趙爾豐任四川總督時，四川人民組織了保路運動。川漢鐵路原是由清光緒皇帝御批民辦，鐵路公司股金是由四川全省田賦附加稅籌集的，四川老百姓都是名義股東。1911年，清政府將川漢鐵路路權收歸國有，轉而以路權作抵押，向英、美、德、法和日本等國借款，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對此，四川人民不同意。五月，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股東大會，各縣都派代表參加，張瀾被推為南充縣代表。會後，全省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成都市民罷市，學生罷課遊行，聲勢浩大。趙爾豐為鎮壓這一運動，假意把張瀾等九位代表「請」到督署內，等他們剛一進花廳，伏兵便衝出將他們拿下。當其他代表驚恐萬狀時，只有張瀾無畏地與趙爾豐當面抗辯說川民保路有理，氣得這個總督大叫「張瀾太橫強！」隨後，九位代表被關押。代表們被捕後，成都市民圍住總督衙門，要求釋放代表。趙爾豐竟下令清兵向民眾開槍，死傷40餘人。慘案發生後，保路同志軍、學生軍、以及部分反正的新軍約十萬人，將成都團團圍住。清政府急命湖北的新軍，兼程進川鎮壓，這就造成了武漢的防務空虛，給革命黨在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辛亥革命爆發後，趙爾豐見大勢已去，不得不釋放被捕代表。民國成立後，張瀾被選為國會議員。袁世凱當了皇帝後，解散了國會。蔡鍔舉兵討袁時，張瀾宣布川北獨立。時任四川督軍兼省長的蔡鍔任命張瀾為嘉陵道道尹。他到任後，努力收編安置散兵游勇；採取有力措施，肅清盜匪，懲治貪污；並嚴禁鴉片，整飭社會風紀。經過大力整頓，川北很快便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奮，道不拾遺，風化肅然」的風氣。張瀾因此更受人民尊敬，被稱為「川北聖人」。不久，張瀾又由嘉陵道道尹升任四川省省長。在他主政期間，家貧如故。夫人、老母及其他親人，仍在家鄉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家生活。其四弟曾請求在他的政府機關中謀一低職，遭斷然拒絕，他諄諄相勸道：「我不能任用親人，你在家中務農並奉養老母親最好。」1920年，在擔任四川省長一職位期間，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邊只有兩個隨從。走到兵荒馬亂的秦嶺，前面來了當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見了張瀾就下馬說，張省長，我們護送你過去。張瀾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做？王三村說，因為你是為老百姓的省長啊！當時，南充軍閥石青陽欲倒張瀾，曾派人喬裝暗訪其家，但見「環堵蕭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無可竊物。」暗訪者以實相告，石嘆曰「川北聖人之譽，名不虛傳也。」其高風亮節，連政敵亦無不欽然。1933年，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時，蔣介石借「追剿」之名派中央軍三路入川。待紅軍北上後，仍然賴著不走，並控制省政，這使四川軍閥劉湘十分不安。早年，劉湘當副營長時曾得張瀾提攜才發跡，此時他便向老恩師討教對付蔣之辦法。張瀾說蔣介石既想消滅紅軍，又想剷除川軍，要他同紅軍和其他地方實力派聯絡抗蔣。劉湘接受勸說，拿出白銀20萬兩接濟陝北蘇區，並溝通桂系，一起與剛打過仗的紅軍化敵為友，並於1936年在廣西達成了三方秘密的反蔣抗日協定。抗戰初期，張瀾回到南充創辦建華中學。他反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堅持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學生。當時，國統區學校的學生，一聽到蔣委員長，就要起立或立正，這是國民黨黨化教育、奴化教育的體現。張瀾對此十分反感。他說：「今後你們聽此不要立正，隨便坐著聽就是了，現在是國家利益、民族存亡至上，這種立正行為是搞個人權威至上……」對他這種愛國民主辦學方針，國民黨地方當局很不滿意。當時，學校經費困難，這個消息被孔祥熙知道了，就託人向張瀾表示，願資助10萬元。張瀾立即婉言謝絕。客人走後，他的女兒張繼延說：「孔祥熙有的是錢，與其拿給他的二小姐亂花，不如讓他拿點錢給學校造福。」張瀾沉顏正色地說：「我咋能拿這種人的錢呢？我要他的錢，就封住了我的嘴，決不能因小恩小惠就失掉了自己的立場。」1940年夏，南充的國民黨機關逮捕了中共南充中心縣委宣傳部長彭宏岩，受到牽連的建華中學3名女學生也被抓走，由專員陳開泗親自審問。審了一天，一無所獲。陳開泗搜查了3名女學生的書信、日記，偶然發現女生肖淑荃在日記中有幾句進步言論，如獲至寶，厲聲問道：「肖淑荃，你老實交待，建華中學共產黨的支部書記是誰？」肖淑荃機智而迅速地答道：「是陳開泗。」審訊室滿屋的人哄堂大笑。陳開泗十分惱怒，連呼「退堂！退堂！」張瀾得知學生被捕之事，第二天到專署要人，質問陳開泗道：「蔣委員長對共產黨是什麼政策，是國共合作，還是反共防共？」陳開泗狡辯地說：「是合作防共。」張瀾當即罵道：「既然要合作，你到處抓他們，這有合作的誠意嗎？再說，你抓我的學生，說他們是共產黨，也沒證據，請你把人放了吧！」陳開泗無奈，只得放人。國共談判，站在共產黨一邊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張瀾親自到機場迎接。而當年蔣介石入川時，陳立夫曾屢次動員張瀾前去迎接，他都沒去。在重慶，張瀾借住在朋友鮮英的住宅――特園，這裡是民主人士在重慶聚會和議事之地，董必武賜名「民主之家」，馮玉祥手書題匾。8月30日上午和蔣介石會晤後，毛澤東下午登門拜訪張瀾。毛澤東到了特園以後，從樓梯底下開始和僱工一一握手問好，那些工人裡面還有剛剛燒完火的，手髒得很，張瀾當時就愣了。事後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也是貧寒出身，高高在上幾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氣。」毛澤東這樣平等對待家裡的僱工，他感慨萬分，當時就對毛澤東非常崇敬。毛澤東走後，張瀾對在場所有人說：「得天下者毛澤東。」張瀾一向謹言慎行，可是這次卻斷然做出了結論。張瀾建議把國共雙方關起門已經談攏的內容公之於眾，免得蔣介石事後不認賬。毛澤東一聽，稱讚他是名不虛傳的「川北聖人」，「表老真是老成謀國啊」。當日晚，張瀾就寫好了公開信，這就是9月18日重慶報刊上發表的《致國共兩黨領袖的公開信》。在重慶談判期間，民盟為第三方勢力。共產黨為爭取民盟站在自己一邊，毛澤東多次找張瀾談話，幾次長談後，張瀾完全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在召開舊政協會議前，周恩來與張瀾商定，中共與民盟在重大問題上，事先交換意見，一致行動。當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準備單方面召開偽國民大會時，張瀾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拒絕參加偽國大。1947年3月，國民黨驅逐中共和談代表，同年10月又宣布民盟為「非法」，勒令自行解散，否則便行逮捕。民盟的解散，對全國產生了消極影響，張瀾對此曾沉痛地解釋：「殺頭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國統區全體盟員的身家性命。」許多民盟負責人避往香港後，國民黨當局稱張瀾「勾結中共，投靠蘇俄」，下令「不任其逃出國境」，這反使他更堅信第三條道路走不通，跟隨共產黨才有希望。張瀾此時年近八十，重病纏身，國民黨卻把秘密參加民盟的西南實力派龍雲、劉文輝捐來的大批經費全部轉移，以致其無錢就醫。上海虹橋療養院仰慕張瀾之名，收他免費入院。而國民黨男女特務則化裝為醫護人員輪班去監視。國民黨政府在崩潰前，蔣介石的親信張群來求他在國共雙方之間做調解，張瀾明確地說：「現在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我站在共產黨這一邊，不再做調解人了。」因為這次拒絕，蔣介石想殺害張瀾，但又考慮到其他原因，蔣介石給特務下令先不要動手。1949年3月5日，民盟總部遷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張瀾：「本盟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已於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來平，參加領導。」接著，進駐北平的毛澤東又邀張瀾等赴京參會。上海警察局長、特務頭子毛森害怕張瀾、羅隆基北上，5月10日下令上海警備司令部第三大隊副隊長閻錦文前往療養院抓捕他們。療養院的鄭定竹副院長說：「不能帶走，因為他已經病得很重了，走了就會死，我願意以身家性命擔保張瀾不會逃走。」經請示後，改為拘留院內，把張瀾、羅隆基住的地方劃為禁區，荷槍實彈的士兵不分晝夜輪班警戒。5月26日下午，毛森命令閻錦文晚21時以前將張瀾、羅隆基押解到黃浦江上的一艘輪船上，這是國民黨撤離上海去台灣的最後一艘船。閻錦文來到張瀾房間吼叫著要帶人走時，張瀾堅決表示寧死也不去台灣，要槍斃就在這裡槍斃吧！閻錦文只得告訴羅隆基他是受楊虎委託來救他們的。羅隆基問道：「有什麼憑據讓我相信你是楊先生派來救我們的？」閻錦文拿不出證據，急得手足無措。雙方正不知如何是好，羅隆基忽然想起楊虎的太太，便立即與其通話，得到確認後張瀾才放心。楊虎當時任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想投向新政府，希望戴罪立功。上海解放前夕，周恩來通過地下黨轉告楊虎，要他設法營救張瀾等人，而負責看守的閻錦文又正好是他親信，因此張瀾和羅隆基才被救出。艱苦樸素，深受毛澤東關懷張瀾到北京後，毛澤東親臨住所請他出任國家副主席，張瀾以年老推辭，毛澤東卻說：「你有德嘛，無論如何請你出來。」新中國首任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黨外人士，民盟主席張瀾便是其中之一。開國大典前，按照周恩來的親自指示，有關方面撥了一筆服裝費，希望張瀾先生能一身簇新地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張瀾婉言謝絕說：「國家的錢，即人民的錢，我怎麼可以用來做了長袍穿在自己身上？」他自己出錢，趕製了一件布長衫。毛主席看到他穿的長衫笑道：「表老，你太儉樸了。」隨後，他吩咐人也給張瀾送去一身呢制中山裝和大衣。張瀾卻始終放在箱子里，去世後家人還給了國家。其女在東北學習畢業後，想利用父親身為副主席的關係調到北京，也受到其嚴厲批評。被選為新中國國家副主席後的張瀾，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將夫人及兒女從四川遷到北京。當時國家給他分配了一套規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可是張瀾拒絕了，在他看來，那些院子委實太大了，房屋也委實太好了。後來，他親自選擇，終於合家團聚在一處小小的舊陋的宅院里。他的小腳夫人劉慧征親自勞作，種了一些家常蔬菜。張瀾的女兒張茂延在文章中回憶說：「父親在解放前，沒有帶回來足夠養家的錢，母親一直習慣於起早貪黑地勞動來補貼家用。」張瀾晚年時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愛，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強，而斷不可以自欺。」這是其一生的立德準則。張瀾擔任國家副主席後，工作繁忙，每天早上8點鐘去中南海上班，經常要到晚上9點或10點鐘才回家休息。日子一久，毛澤東發現張瀾年老多病，身體虛弱，勸他不要天天上班，在家多休息。外國元首和國慶觀禮代表團送給毛澤東的中藥和滋補藥品，毛澤東都派人送給張瀾。有一次，毛澤東將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送給他的6支100多年生的野人蔘分送了兩支給張瀾（張瀾逝世後，這兩支人蔘由他女兒張茂延捐贈給了四川省中藥研究所標本室）。毛澤東還抽調他的衛士小高來作張瀾的警衛員，並吩咐把六國飯店的炊事班長老宋調到張瀾家作炊事員。中國政府在決定抗美援朝前，張瀾曾提議，中國剛結束多年戰亂，應該休養生息，不要介入外戰。可是當時在蘇聯的壓力下，中國只能出兵，後來朱德來給張瀾做工作，動員他要服從大局。張瀾就說，要是中央定了，那我就帶領民盟堅決抗美援朝。張瀾從那時起就不吃肉了，所有攢下來的錢都用來買捐飛機大炮。張瀾對解放後的土改工作曾提出過不少建議，他認為，東北「土改」的經驗不一定適用於全國，因為那時全國沒有解放，過火可以理解。現在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這麼強大，是不是不殺、少殺？能不劃成地主就不劃成地主。當時他在會上講這個話，有人當場就站起來，喊「打倒地主階級！」毛澤東、周恩來馬上就制止了那些人，並讓張瀾出去休息。後來中央人民政府給他回了一封信，告訴他，政府接受了他的一些意見。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與梁漱溟發生了爭執，毛澤東當面斥梁漱溟「反動透頂」，在場的張瀾神情庄默，未發一言。若在以前張瀾是會站起來當面提意見的，但當時由於氣氛緊張他沒說。第二天，他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曆數梁漱溟的貢獻，坦言為梁申辯：「反動透頂，一貫反動，其言重矣，其論失公正矣。」他希望毛澤東網開一面，保留他政協常委的待遇。毛澤東接受了張瀾的建議。1955年2月9日，張瀾因病逝世，終年84歲。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李濟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組成治喪委員會。毛澤東親自到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的張瀾靈蔭守靈一小時，並向張瀾的夫人劉慧征及其子女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慰問。1974年國慶毛主席還挂念著梁漱溟先生1974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總理最後一次出席國慶招待會，並致祝酒辭。這次招待會除毛主席以外，幾乎所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包括年事已高患有重病的董老也都參加國慶25周年的慶典，有一批在「文革」中受衝擊的老幹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專家被邀請出席了這次國慶招待會。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有許多位知名學者應邀出席了。國慶招待會之後，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給黨中央寫了一份簡報，反映出席國慶招待會的知名學者的雀躍之情。毛主席閱後很高興，在這份簡報上批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當時只公布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沒有能公開全部引用這段批示。不過，公布的這一部分流傳很廣。眾所周知，梁漱溟與毛澤東相識於「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解放前延安時期，梁漱溟曾兩次隻身赴延安，為國事與毛澤東見面長談。梁先生回憶說：「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和毛澤東先生，前後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餘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因為毛先生夜裡不睡覺，而白天睡。談話多從晚飯後開始，不知不覺到天明。」他還寫了一些對毛主席的直感：「此番會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讓你很舒服的回去。」「他於聽你談話時，喜用筆隨手記錄。禿筆粗墨，在大紙上橫行寫來如飛。我一邊談，他一邊寫。我談完，他便手指所記要點，一條一條答覆。條理清楚，句句到題。我將我的一兩種小冊子，和四十萬言的一部《鄉村建設理論》都贈他，請他指教。隔一天見面時，他取出一沓紙來，紙上已將我書內要點，或他認為好的地方，皆摘錄排列，井井有條。這都是可佩服之處。」解放初期，他們又多次單獨見面，交流思想，共商國事，一直到1953年9月終止。梁漱溟曾經說：「自1953年9月之後，我的確失去了單獨與毛澤東主席見面談話的機會，但我心裡領會到，我自1953年9月之後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並未受到任何組織處理，仍體現了毛澤東主席的意思。」事實正是這樣：梁漱溟自1953年9月受到嚴厲批判之後，雖然對所爭論的問題遭到的待遇心裡委屈，但同時也為自己如此目中無人地當眾頂撞毛主席的行為而深感懊悔。事後不久，梁漱溟苦苦思索，想出了八個大字，即：閉門思過，聽候處理。他沒有直接寫信給毛主席，而是給當時的政協全國委員會陳叔通副主席和李維漢秘書長寫信，要求請長假，政協的各種會議和活動均暫不參加，以求有更多的時間在家讀書學習，閉門思過。信發出後，梁漱溟真的不去政協了。但不多久，陳、李即派人告知，說政協該發給他的通知一律照發，能不能出席會議由梁漱溟自己酌定。陳、李的答覆，梁漱溟心中明白，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歲月荏苒，時光飛逝。與毛主席同齡已是古稀之人的梁漱溟到已於1976年先他而去的毛澤東的故居韶山參觀。當他踏上韶山沖，見到毛澤東故居地道的農家房舍，想到毛澤東世代為農的家庭背景、想到建國初期中國這個積貧積弱的農業大國當時的現狀、想起毛澤東在舊中國那怎樣的環境下，在井岡山創建根據地，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氣勢和胸懷，經過堅苦卓絕、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領導著中國廣大的勞苦大眾，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國。革命勝利的取得來之不易，而要想在短的時間內改變一個新生的、落後的農業大國的面貌，讓人民特別是翻了身的農民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正是一代偉人、共和國領袖殫精竭慮、始終縈繞心頭所思所想的大計和最終要實現的目標。眼前看到的和想到的，使這位年愈古稀的老人心情猶如打翻了的五味瓶，一種發自肺腑的內疚第一次衝擊著梁漱溟老人的心。他感到幾十年前致信和當面責問毛澤東有沒有讓別人批評的雅量？現在看，是自己首先沒有一種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想到此，梁漱溟主動對陪同人員談起了當年和毛澤東爭論的事。他說：幾十年過去了，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毛澤東）很為難。現在看，毛澤東是對的。特別是在對待我個人的問題上，毛澤東襟懷大度、心胸豁達，關心我這樣的民主人士，其情、其理感人至深。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中國各民主黨派真誠的朋友。當梁漱溟老先生晚年身體不太好的時候，得知了主席這個批示的全部內容以後，既嚴肅又欣慰地說：「人無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對於凡人或偉人，都同樣是適用的。」題目圖片中那段歷史，梁漱溟自己是這樣說的
第三方面同人擬出下列三條解決辦法：
一、雙方即日下令全國軍隊各就現地一律停戰。關於停戰之執行調處，及恢復交通辦法，由軍調部及其執行小組，依據軍事三人小組已有之協議處理之。雙方軍隊應依軍隊整編統編方案辦理；其駐地分配問題，由三人小組協議定之。
二、全國地方政權問題，一律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依據政協決議和平建國綱領之規定解決之。其有爭執之地方，並依軍民分治之原則，儘先解決。
三、依據政協決議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綜合小組，商決政府改組問題，一致參加政府；並商決關於國大問題，一致參加國大。同時，儘速召開憲草審議委員會，完成憲草修正案。
……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園晤周，以文件交他。聲明這是最後之折衷方案，並由我分條加以講解。第二條剛提說兩句，周面色驟異，以手阻我，說：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怎麼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亦一同壓迫我們？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對你們破裂。十年交情從此算完。今天你們就是我的敵人！態度憤激，淚落聲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兩眼望著他。他更詰問我：二十五日晚約好，彼此有所決定，事先互相關照，今何失信？我頓憶前事，自覺理短，更無話可說。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時，幸莫、李二位提醒，趕緊把文件從各方收回再說。我愁著全體同人簽名之件，兩三個人豈有權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黨方面由他負責。我這才跑出把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三位均尋來梅園商量。大家齊聲說：收回！收回！莫李黃羅四位急急奔向孫科公館，居然取回了原件。馬歇爾那一件，他還沒有拆，亦取回。各件均清周過目，說明作廢，周先生方才收淚息怒。我亦才如釋重負，感謝李幼椿（璜）不已。這富於劇情之一幕，在梅園新村客廳內外都擠滿了人，人人都看見了。無疑地這是一大笑話，第三方面朋友糊塗不中用！特別是我糊塗不中用！然而我們非有惡意於共方，卻甚顯明。究竟那折衷方案有何嚴重錯誤，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為周先生憤激之餘，說話無倫次；而我在惶恐中亦聽不清。事後再見面，亦未追問其所以然。
你共自己方面的記錄是這樣描述的：
周恩來看著方案，勉強聽梁漱溟解釋了幾句。當梁漱溟講到「就現地一律停戰」時，周恩來忽然把手一擺，雙眉深鎖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頭向梁漱溟伸過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麼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
梁漱溟趕緊解釋：「恩來兄，現在的形勢，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國民黨的態度，目的是為了和平……」
「做人要講信義，你們不守信用。」周恩來難過地搖頭，「我們有君子協議，我們有協商好了的意見，你們單方面不打招呼就這麼做了。你們跟蔣介石打招呼，不跟我們打招呼。抗戰以來，我們一直團結得很好，交了朋友。現在我們困難，你們不是儘力幫忙，反而……」周恩來越說越激動，胸脯開始起伏。他突然憋住聲，忍了幾秒鐘，驀地迸出一聲：「你們不夠朋友！」
我記得很清楚，周恩來就是講到「你們不夠朋友」時哭的。這一次的哭來得急促突然，沒有「眼圈一紅」和「淚溢眼堤」的過程，隨著「不夠朋友」的話音，淚水一下子就迸濺出來，那是長期壓抑的憤怒、痛苦、悲傷在這對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噴發了。這種噴發確實驚人而激烈，不但聲淚俱下，而且帶著感情受到極大傷害的憤激的指責：
「本是多年的朋友，關鍵時刻做出對不起我們的事。你們這是出賣朋友，不講信義！」周恩來做著激烈的手勢，蒼白的臉孔在憤激中脹得通紅，眼裡有淚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迸出：「你不用辯解。我們早有君子協議，事前商量，一致行動，共同對付國民黨。現在你們是怎麼做的？哪一條夠我們的君子協議？你們對得起共產黨嗎？對得起李公朴、聞一多、陶行知諸烈士嗎？」
說到李公朴、聞一多、陶行知，周恩來哭得更悲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頭，赧顏地悶聲不響。
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顫。因為周恩來與民主人士交往，歷來是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像這樣激烈地發泄情緒確實是絕無僅有。在他聲淚俱下，慷慨陳詞時，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種激烈的情緒在眼裡，在嘴角，在手勢上交織而現：
「你們不同我商量，搞了這種提案，而且先給蔣介石，後來通知我。行啊，我們沒啥，大不了再去打游擊。我們本來就是打游擊出身的。可你們怎麼辦？沒有共產黨你們怎麼辦？你們不就是靠了共產黨才能存在下去嗎？國民黨要不是有共產黨同它斗，它能允許你們存在？你們可以出賣朋友，不講義氣，但我要勸你們一句，眼光放遠些，沒有共產黨，你們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來兄，你別說了。這件事我理虧了，我們想辦法來挽回。」梁漱溟誠懇地自我批評，並且馬上採取行動，把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都找到梅園新村來，大家一商量，一致決定將已經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來，並且立刻分頭行動。
到馬歇爾處，因為馬歇爾外出未回，文件還沒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順利就拿回來了。到孫科那裡，國民黨已對這個方案進行過討論。他們趕緊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條，需要補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帶回來了。
怎麼說呢，影帝欺負老實人。後面提到49年後與毛的關係的部分被敏感。
當年一戰及巴黎協議，國內知識分子對曾經寄予厚望的西方感到絕望，於是轉向和平的和諧的中印東方文化。恰逢此時，梁漱溟寫了一本東方文化就是好就是好的書，一時聲名大振。後來在山東搞鄉村建設，這種老老實實的工作才適合他，韓復渠也信任他，可惜中日戰爭爆發。後來梁漱溟帶領第三方力量調停國共關係，被人玩弄於鼓掌之間。
53年，朝戰未結束。 窮的跟鬼似的，剛開始治國理政，一幫人唧唧咋咋叫著無法決斷。怪不得主席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只保留理工科就行了。
重溫一下毛主席的思想主張：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先認清楚梁漱溟代表的是哪個階級的再來噴！
有些人啊，雙標比滑板鞋還溜，提到梁大師的不足時，則寬容大度到像大海一樣容納百川，吞吐日月，無一例外的美其名曰「時代局限性」，提到毛主席則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樣，嘴巴條件反射般變成了機關槍突突突，何至於厚此薄彼乎？真日了狗了。咱們先不說毛主席和梁的私聊交多好云云，必須明確政治是有立場的！
毛主席所建立的人民政權，其政治訴求必然是打倒敵對的剝削階級，所謂革命，無論是思想文化還是武力討伐都是伴隨著秋冬掃落葉之勢的，必然充滿殺氣騰騰！思想領域的批判，其根本不是就人而言的，而是就其所代表的背後的勢力而言的。講道理，在當時人民政權已經如日中天，毛主席穩居一國之首的情況下，沒有槍杆子崩了這群民國大濕，已經仁至義盡了！可萬萬沒想到還要邀請民國大濕們高堂雅座，高談闊論國家大政方針，親自撰寫長篇大論以進行有理有據的思想批駁，簡直舉世罕見。
想想當年凱申公同志是如何對待黨外人士，甚至黨內左派的。
知乎有一群王八蛋，數典忘祖不說，自己上溯三代就是赤農和小工，反過來罵讓自己得以能敲打鍵盤的人，無恥至極！
如果當時民國大濕得以得逞其幻想，某些知乎矮能不能出生已經是未知數了，其父至其自身估計都是工廠里農田裡一輩子甚至子子孫孫沒有絲毫上升通道，看不到絲毫未來的被剝削者，講道理，知乎矮能年入百萬最該感謝的是毛！
有人說毛主席身為一國領袖，竟然發文批駁攻擊梁大師，呵呵，這簡直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嘛，你們不是口口生生說毛主席獨裁專制么？我實在想不來一個獨裁專制的領導人竟然要親自撰文和梁大師們辯論，難道不該一槍斃了他們？何至於委身下就，親力親為？？？你們不是要皿煮嘛，何至於現在又搞起了雙標主義？？
問題：為什麼知乎上毛粉這麼多？已經被知乎刪除了，我也是醉了，果然是李開復大濕投資的平台，關於毛凡事正面的回答，說句公道話都要被知乎刪除。誰民主誰打著民主旗號行專制之實一目了然。
運動員在微博上對教練員懷念一下就要致歉，你說呢？
我認為，非常合適。
比起現在，當年想整一個人還需要走個形式，批判一下，雖然未必合法，但至少名義上是民主的。
所以當年確實比現在強多了，民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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