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世紀後期拉丁文逐漸衰落？

12-30

@Coconut Xucius@Aroundight 都基本說完了，我了解不多但還是斗膽多嘴兩句。

看我這分類方法還真像高考複習提綱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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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一：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的興起（經濟上）

書籍出版業是西歐早起資本主義形態之一，作為資本主義，必然是要求不斷地追求市場以及利益。

最初的市場是歐洲的識字圈，一個涵蓋面廣，但縱深單薄的拉丁文讀者階層。讓這個市場達到飽和大約花了150年時間，除了神聖性之外，有關拉丁文的另一個決定性的事實是，它是通曉雙語者使用的語言。

當時的雙語者數量很少，只佔全歐洲的一小部分，所以一旦精英的拉丁文市場飽和，那麼只懂的單一語言的大眾所代表的廣大潛在市場就在招手啦。

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交互作用產生了有著固定性的「印刷語言」——這也是作者所論述民族主義產生的原因之一。

因素二：宗教共同體的逐漸式微＋宗教改革的影響（文化宗教上）

基督教在中世紀起到了一種重要的文化宗教聯結作用——而這樣偉大而具有古典傳統的共同體實際上是藉助某種和超越塵世的權利秩序相聯結神聖語言為中介，把自己想像成位居宇宙的中心。

但是這一種宗教共同體在中世紀後期逐漸式微，原因有二：

1.對歐洲以外世界的探索，擴充了「人們關於人類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概念」。

2.神聖語言（拉丁文）的逐漸衰落——實際上這裡有一種相互影響的作用在裡面。

加之宗教改革，1517年馬丁路德的釘在教堂門上的宗教論文是德文寫的！並且之後翻譯的聖經（德文）傳播開來。馬丁成為暢銷書作家的同時也深深地對本來以拉丁文作為主要中介的宗教共同體造成了沉重打擊。

因素三：被若干居於有利地位並有志成為專制君主的統治者用作行政集權工具的特定方言緩慢地，地理上分布不均的擴散。（政治上＋行政方言）

首先：

關於民族國家：

本尼迪克特·安特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提到過。

@Aroundight同學說的可能和我所了解的略有不同。

按照安特森的劃分，1820年以後出現於歐洲的「第二波潮流」是一種群眾性的語言民族主義，在19世紀中葉後在歐洲出現的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義」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針對第二波群眾民族主義的反動，為了避免舊統治被顛覆，於是推行收編民族主義原則，並使之與舊的「王朝」原則結合的一種馬基雅維利式的先期（anticipatory）策略。

——所以我認為拉丁文的衰落民族國家推行各國語言應該是有後期的促進作用，但不是衰弱的開始或者是主要原因。（主體不是民族國家，或許應該是［有志成為專制君主的統治者］）

因為中世紀的西歐，拉丁文的普遍性從未與一個普遍的政治體系相重合。事實上，西歐在西羅馬帝國瓦解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意味著沒有一個君主有能力壟斷拉丁文，並使之成為「專屬於他的國家的語言」。因此拉丁文在宗教上的權威從未擁有過足以與之相對應的真正的政治權威。

並且安德森認為行政方言的誕生較早，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發生方言化的地區潛藏著任何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的——更不用說是原型民族（proto－national）的——驅動力。這一種語言的選擇是「逐漸的」、不自覺的、實用主義的、——更不用說是偶然的發展過程。

因素四：拉丁文自身的改變

由於人文主義者不辭辛勞地復興了涵蓋範圍甚廣的前基督教時期的古代文學作品...如今他們所熱衷的拉丁文已經變得越來越有西塞羅式雄辯的古典風格，而其內容也逐漸遠離了教會與日常生活...之前的拉丁文神秘是因為它作為文本（texts）而神秘，現在神秘則是因為書寫的內容，而變得神秘。

因素五：語言平等主義以及方言「去野蠻化」

在歐洲以及緊鄰的周邊地區，19世紀是方言化的辭典編纂者、文法學家、歐洲語言學家和文學家的黃金時代。——這樣專業的知識分子的活動是第二波民族主義的關鍵。

雙語辭典促進了語言之間的平等主義的現身：捷克語－德語／德語－捷克語。

以及各個語言的文化經典的翻譯、辭書、歷史書籍的出現起到了一種為這些本來是方言的「德語」、「法語」進行了「去野蠻化」的工作。

參考資料：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本）》,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1.第二、三、五章.

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其實可以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也可以參閱葉普·列爾森的《歐洲民族思想變遷：一部文化史》或者其他學人的著作。由於我現在住院，手頭資料匱乏，因此以下敘述基本以安（liu）德（zhong）森（jing）為主。

中世紀以後拉丁文的衰落與宗教革命、印刷資本主義以及日後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密不可分，不能簡單地歸之為語法或者辭彙的晦澀難懂，儘管這或許也佔一部分原因。但起初這看上去並沒有必然的樣子，安德森指出，根據費柏赫和馬丁的統計，1500年以前出版的書籍有77%還是用拉丁文寫作的（然而這也意味著23%是以地方語言寫的），在17世紀時霍布斯因為使用真理語言而譽滿全歐洲，而他的前輩莎士比亞卻因用英語寫作而聲名不聞於英格蘭海峽對岸。哪怕是在宗教改革興起以後天主教爭鋒相對的反宗教改革里，拉丁文依然有短暫的復興，但拉丁文的霸權最終還是消亡，並迅速喪失了作為整個歐洲上層知識階級的語言的地位。

如果我們要定性的話，拉丁文的衰亡其實是一個更大的過程，也就是被古老的神聖語言所所整合起來的神聖共同體逐步分裂、多元化以及領土化的過程的一個小小例證。中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多元的關係體系，現代國家這樣的實體在當時無法想像，也無法被代入，人們只有王朝概念和封建領地概念，卻很難說有國家概念，天主教皇在中世紀中後期，也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皇權徹底衰落後成為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領袖，其後是無數尊重教皇屬靈權柄的屬世邦國。

而一個普通平民對自己的身份定位與如今也大不相同，他首先是一名基督徒，其次是某某村人，最後是某某領主的領民，能夠將這個分散的世界凝聚起來的只有基督宗教，上層知識分子以拉丁文作為自己的共同寫作語言進而產生歸屬感，就好像春秋時期萬國貴族公子以周禮為紐帶，雅言為共同語，聯繫彼此的認同，而其之下便是老死不相往來的有自己獨特風俗的各國野人。

宗教改革割裂了這一切，新教與天主教雖然共同認同耶穌基督，卻實質上是兩種不同的宗教。按照中古時代天主教的普遍看法，《聖經》的博大精深哪怕是教會中最聰明的智者也無法理解，如果由平民自行按照經文理解，只會迅速造就無止盡的異端，最後危急到真理與基督教本身。這種憂慮並非沒有道理，日後新教中層出不窮的異端為這一觀念做了最好的註腳。

因此在中世紀，天主教會身兼最大的慈善救濟組織之餘，卻偏偏不重視民眾的教育，不讓他們研習拉丁文，牧師們佈道時卻偏偏使用拉丁語，以至於新教神學家指責他們沒有盡好放牧羔羊的重任，疏於精神教育。然而這指責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也是不公正的，因為天主教相信當教眾做禮拜時，通過教堂繁複的裝飾、光怪陸離的拼貼玻璃以及記錄聖子升天經歷的壁畫，更能夠直觀感受到神明的公義與偉大，就好比一個行走在林中路名喚海德格爾的德意志樵夫，或許無法理解聖父與聖子的瑣碎論證，卻不妨礙在頓悟中明白突然湧現的聖靈的靈魂體驗。

儘管如此，新教的出現還是徹底破壞了天主教一統天下的局面，並使之一去不復返。如果我們用譜系學的方法進行梳理，路燈以來的新教不過是克呂尼革命，以及中世紀各異端教派的精神傳人，其真正意義上的創新並不見得有多少。但他之所以能勝利，前人卻失敗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於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新教共和主義的特點，還有民族國家即將登場。

中世紀懂得拉丁文的人其實是少數，拉丁文也從來沒有成為哪一個國家的母語，就算與其最親近的神聖羅馬帝國，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地也反覆不斷，而絕大多數平民目不識丁，只懂得一種地方性語言，因此拉丁文文獻市場在10世紀到12世紀以來歐洲經濟復興帶來的印刷業繁榮下早已飽和，古登堡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固然提高了印刷效率，彼時卻是一個無用的發明。

然而宗教改革的魔盒一旦開啟，為印刷資本主義多餘的產能提供了滿足的渠道。拼音文字的特性是，只要有充足的印刷品，記住最基本的字母，那麼就不難掌握文字的使用，因此字母國家的掃盲速度是最快的。新的印刷術，就這樣與效仿他精神前輩——鼓吹使用本民族語言翻譯聖經的胡斯——的馬丁·路燈一拍即合，聯手引爆了宗教改革。

新教的特點，在於他的無與倫比的繁殖能力，當所有人都有權利閱讀聖經以後，中世紀天主教擔心「道術為天下裂」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人們更熱衷以自己對聖經文本的直觀感悟進行理解經義，那麼有一千個新教徒，就能有一千零一個耶穌基督，再加上新教的組織架構往往是共和式的，即取消主教制，取而代之的是長老會、監督會與宗教會議，所有人共同參與互動，加爾文宗尤其明顯。這使得低級牧師的人數與工作量大增，觀念不合分化出新教會的速度也特別快，只要有一個識字的，就能迅速組成一個新的家庭教會，於是新教的教會數量就像病毒一樣爆炸式增長。

教會數量的增長，使得牧師們不得不努力進行神學思辨，並且當時的牧師同時還起到如今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批評時政，以吸引更多的信徒，於是信徒與牧師的互動頻繁和神學鬥爭的白熱化加速了印刷業的增長，就好像宋元以前的佛教，其教義印刷品十倍於儒教。在宗教革命開始的二十年時間，也就是1520年-1540年，德文書籍是1500-1520年的三倍之多，此後更是節節攀升，光路燈翻譯的聖經在1522年到1546年就有430個版本，以至於路燈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暢銷書作家，人們對待他的所有行為大致相當於就算小時代拍的非常爛，沖著郭敬明這個名頭也會有相當多人慷慨解囊。

這樣互動的過程導致了地方性語言自我發明其經典，將自己的地位從拉丁語之下的一種方言抬高到與拉丁語對等的位置，就好像吳語、粵語對自己的定位從普世帝國的一種方言提升至與漢語對等的語言上。宗教革命帶來的印刷業爆炸式增長，也讓各民族湧現了越來越多的本民族語言的文獻。因為絕大多數人都不懂得拉丁語，牧師佈道不得不因勢利導，以本民族語言的印刷品供信徒們直接閱讀，再加上宗教改革的領袖都提倡使用母語佈道，這樣做的後果便是隨著識字率的提高，除了神學以外的著作比如詩歌、小說、政論也迅速大規模湧現，本民族的語言越來越重要。

這無形中耦合了民族主義的興起，所謂的民族主義，其實是理性化、世俗化的宗教熱情。當人們對宗教的爭論開始冷淡了以後，再加上啟蒙主義以降對理性無節制的崇拜，歐洲尤其是大陸國家開始逐步臣服於民族主義的祭壇中，因為人們總需要有精神寄託，哪怕是再號稱無神論的人也不例外。當然在拿破崙革命之前，歐陸民族主義的熱情並沒有像日後那樣洪水滔天，但安德森所謂「官方民族主義」此時已有萌芽。這是伴隨絕對主義君主加強中央集權的步伐，一步步邁進的。

就整個中世紀，嚴格來說沒有真正意義的國家語言，也沒有主權國家，拉丁語之下是各種地方性語言，天主教會之下是多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實體，一個人可能是許多人的領主，也可能是許多人共同的封臣。但隨著中世紀中後期頻繁而又激烈的戰爭，封建關係開始不斷被簡化，最終慢慢形成如今所見的單一主權的現代國家的雛形。

國王們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進而取得對外對內戰爭的勝利飲鴆止渴，乞靈於浮士德的藥劑，將首都的語言抬高到民族語言，並不斷打壓各自治城市各行省各邦國的地方語言便是其中一種。這起初只是偶然性的，機會主義的，慢慢地便成為系統性計劃。國王通過民族主義凝聚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從而動員全國所有潛力，為戰爭的勝利流干最後一滴血。隨著國家疆界的日漸清晰，民族語言也逐漸固化，脫去胞衣，與自己的堂表兄弟們迅速分道揚鑣，這就使得拉丁語更沒有生存的餘地。

天主教會不是沒有想過反擊，然而歷史中人向來缺少對歷史的理解能力，即使天主教會發動了反宗教改革，然而在宗教改革兩百年以後，天主教才開始組建耶穌會，訓練神學家們的神學和政治哲學的論辯訓練，以抵禦兩百年間新教神學家咄咄逼人的進攻。認同天主教會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幫到多少忙，以伊拉斯謨為代表的文藝復興以降的人文主義者雖然也熱衷使用拉丁語，但在他們看來，中世紀整個教會使用的拉丁語過於粗陋，毫無逼格可言，只有效仿古典時期的拉丁作品才能真正提高人的德性。

然而西馬庫斯家族不曾改變，世風變了。在古典時代淺顯易懂的拉丁文，在整個近代卻是無比晦澀難懂，根本不可能成為一種日常語言。人文主義者所做出的選擇，其機智程度大體相當於晚清的同光體詩人，於是拉丁語在知識界短暫復興後又迅速衰落，直到今天，只有中國國產施派才熱衷去學這樣一門鬼語言。（這當然是在黑）

出身與路徑遠比個人的選擇重要，因為它鎖死了凡人可以選擇的方向，不管情願與否，他們都不得不走在神明事先預定的路上。天命向來不會給漠視自己的人第二次機會，不管他是誤會，還是忘記。歷史新的登場者如果不珍惜而今轉移到自己身上的天命，下場並不會比前輩更好看，切記，切記。

詳細可以參考我在拉丁語為什麼會在中世紀後消失?中的回答

如 @張彬所說的「和民族國家的興起有關係」，拉丁語興起古羅馬強大的結果，正如今天英語在世界範圍內的流行和英國（或者說美國）的強大分不開一樣，拉丁語在羅馬實際覆滅後仍能流行和天主教廷（這裡值得玩味的是羅馬是當年最殘酷鎮壓基督教的國家，沒有之一）有很大關係。

古典時期後，羅馬的影響力迅速減弱，東羅馬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其實是神聖日耳曼帝國）都是名義上以拉丁語作為官方語言，這還只是他們想藉此恢復古羅馬的疆域做的政治姿態而已，所以除了教廷，其它領域使用當地語言逐漸佔了上風。

中世紀之後，教廷影響力也江河日下，作為一種實際上已經半退出口頭使用領域的語言，拉丁語很難繼續維持廣泛的使用，這點可以類比中國元代開始興起的戲曲雜劇到明清時期的小說，已經實際上逐漸擺脫文言規範，走向白話文。

是世襲科學家，羅馬天主教相關人士才可以學習，貴族軍事外交文書使用拉丁語，平民老百姓日常說各國自己語言，貴族領主日常只能說法語，軍事辦公上的文字是拉丁語，荷蘭的執政，事實上的荷蘭國王必須專門申請羅馬教皇下令為自己製作凱撒的拉丁語訓練用文書《高盧戰紀》，其他人更加難了

簡單來說，

拉丁文作為歐洲語言(英語，法語，德語)的原型，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歷史舞台。

個人的理解

歷史上，具有現代語法雛形的語言，恐怕是拉丁文。雖然，大家都說那一門死去了的語言。現代歐美語言里的屈折現象，恐怕就是源於拉丁文里的屈折現象。那時的屈折現象，很好的解決了描述的難題，並促進了歐洲中世紀的科學技術和人文的傳播，以及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可以這麼說，

即便後來拉丁文死了，但它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它已經把在那之前的科學技術和人文，有效的傳承，並融匯成了拉丁文的知識和書籍。由此，在文藝復興前後，大家普遍學習拉丁文，絕對不是偶然的。這麼來看，拉丁文成為現代歐洲語言的原型，一點也不奇怪。其中，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拉丁文已經具備了精確描述能力的屈折現象。

因此，

拉丁文的演變，很好的詮釋了文明，或者文化傳承的規律。

我的父母到現在為止都還在用拉丁文。

拉丁文的消亡的必然性在於兩點，首先當然是西羅馬帝國的消亡，書同言當然就難了，但還好有catholic church存在。當時的西歐又充斥著蠻族日耳曼人建立的小王國，能讀書的人口比例極低，這些人又都從教會得到教育，那麼拉丁文就留了下來。這當然也要感謝法蘭克查理大帝篤信天主教並聯合教會開拓進取的方略。讓一段時間內教會力量極大延伸，並有大量地理範圍內的統一性。

到了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時期，自然新教有強大的驅動力去讓更多人去了解教義的本源(也是需要加引號的，創教初的bible版本不下白種)。這樣自然有利於讓群眾了解天主教的欺騙性和套於各地頭上的盤剝是如何可笑。天主教會作為中世紀最強大的宗教，經濟甚至軍事組織，腐敗程度是驚人的。這一點年輕的路德去羅馬時深有體會，被培訓的牧師里就有看透本質的牧師和他說了讓他這個比較理想主義的虔誠者驚恐的話。當宗教的教義迷霧被揭開，95條教義辯論被貼上教堂的大門。這股潮水就必然水銀泄地了。關於教義的爭論，天主教的牧師們無力招架，因為他們賴以盤剝的伎倆都是容易戳破的小兒科。天主教按在路德頭上異端的罪名坐不實。反倒是新教徒們有理有據的反擊天主教那一套才是異端。宗教已經淪為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販賣所謂的indulgence證書尤為可笑，花錢買了證書人死後就可以儘快深入天堂，不必等待不管你的歷史!

新教簡單說就是大乘派。自己修行和你信仰的神直接交流，沒有裁判，只有信仰。這個方向發展自然的結果就是現在的西方社會現狀。宗教基本是精神性的，或者不需要任何有組織的團體。越是發展好的國家和地區越是如此。算是智力開化的必然結果。

西歐這些蠻族出身本來的確很野蠻的日耳曼人笑到了最後，是有原因的，他們進取而尊重事實而不是求助於無能愚蠢的權威教會，要不然也不會有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了。

（補充一點點）

因為它是表音文字。

當民族國家獨立後，本地表音文字和古典表音文字分化會越來越嚴重。

既然都是表音文字，結果自然是民族國家內使用最多的取代少的。所以英法德語的歷史其實很短，都是在民族國家成型後成熟。

想像一下漢字如果也是表音文字，……粵語區和吳語區溝通的場景太美我想不出來。

如果中國停留在愚昧，封閉，弱小當中，那麼新儒學和所謂的漢學永遠都是給美國的萬國文化匯聚貼金的。之所以不同意安德森書中過分強調印刷數量影響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將其所述時間放長點來看，拉丁文在羅馬之後的起伏都是和教會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而不是文化傳播的技術手段的更替。無論怎麼樣，教會的衰落已經註定了拉丁語文化的覆滅。政治與經濟實體的強大決定了文化的發展。安德森自己也在書中講到，19世紀沙皇強制忠於他的德裔學習俄語，而維也納體系之後歐洲各國君主標榜自己代表人民時也都以民族純正的語言為象徵（要不然比利時國王難做）。這道問題的答案很簡單: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民是歷史文化創造的主體。高中生分分鐘給你背出來！

封建到中央集權到民主國家，中外都是一個德性：文化下移。

居然沒人說新教。。。。。。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宗教改革運動，其他的只是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