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會再度興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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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儒家曾幾度式微，但後來每次又結合一些外來的東西重新回到了主導地位。現在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我們自己一通搞，現在儒家毫無疑問是沒地位的。可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傳統的國家，儒家有可能再度興盛么？
大家的回答我每一個都看了，受益匪淺，謝謝分享

蟹妖。

在我的觀點呢，儒家大抵是不會有什麼所謂的復興了。

大部分人看待問題，缺乏一個視野，只是單純的停留在什麼思想的優劣、政府的導向，說儒家有好東西，應該復興，說儒家有糟粕，應該滅亡，說政府的問題，社會的問題，偽儒橫行，大道已死，這些話，說起來動聽，無非是迎合了一部分受眾的某些不大光彩的病態心理。其實這些問題存在，但是絕不是影響之後學術進程最根本的東西。

而要真正去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其關鍵在於：現代性和古典性的交替，信息時代的來臨。

古典的衰敗和現代精神的勃興，其實有一個很明晰的過程。我們去考察西洋的繪畫音樂，其實都能感受到近幾百年是一個交關，我們所習慣的藝術的概念審美，都被漸次刷新。甚至就在我熟悉的中國舊體詩這個範疇，深刻的變革也在發生。我們正在處於古典到現代的洪流之中，從一個動態平衡到下一個動態平衡，這個過程激烈而精彩。

推諸於學術，我認為同樣的事情也正在發生。中國傳統的思想哲學，美則美矣，但是不能不說，和這個時代，是存在足夠大的裂痕的。我不是在探討什麼思想有沒有精華有沒有糟粕，而是在說，這種古典思想模式、學術模式，已經和現代的模式差別太大了。經典在當代，其實所面臨的就是被賦予現代性，用現代的方式進行二次生髮。我們可以叫中國的文藝復興，正如數百年前的佛羅倫薩，古希臘古羅馬的藝術，以另一種方式存在下去了。

最簡單的例子，夫子在歷代都是被作為精神領袖，封王封公，而在當代，即使復興，我也不覺得，他本人會被抬到這樣的位置了。而儒學的目的，也早不是夫子的目的，董仲舒的目的，鄭玄的目的，程朱的目的。儒學必然會被現代化，所謂的盡復舊規，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人類所處的紀元，已經遠遠不是十九世紀之前了。

而另一個點，是信息時代的到來。計算機和互聯網出現在這個神奇的節點，就像是專為了現代性而生的工具。

姬喵醬給我最大的啟發，其實是他依照信息傳遞媒介的不同，劃分出了三個大周期。暫且不論其歷史周期律是不是科學的，我只是從這個點出發，發現信息時代的到來，其意義其實遠大於我們平時所想的層面。阿蘭·麥席森·圖靈、馮.諾依曼、伯納斯·李的偉大，千秋萬代將要把他們稱頌。

從龜殼竹簡到筆紙印刷，信息傳遞的媒介在改變，效率也越來越高，但電腦和互聯網的出現，效率提高的程度，對世界的改變之大，遠遠超過之前的幾次。我們這一代人活在了互聯網時代的發軔期，年數不多，但認真想一想，我們生活改變之大，已經回不去了。如果感受不深刻，那麼想像下自己沒有手機電腦Wifi的生活如何？

最顯著的特色，是人人都有了發聲的權利。就我個人而言，這並不能算什麼好事情，包括上面幾個答案說的，偽儒橫行，我們生活中遇到的，謠言橫行，民科橫行，謬誤橫行……但這已經是時代更迭的先聲了。在這樣的模式下，我們什麼時候能誕生新的平衡，出現新的穩定堅實的共識，誕生什麼樣的社會模式。這些就是人類未來的走向。

說回儒學，儒學在互聯網，毀謗讚譽都有，持有各種觀點的人每天都在發聲，有一心要恢復孔聖之學的虔誠者，也有要打倒孔老二的暴徒，翻翻這個樓就知道了，觀點足夠多元。我們再也不能用一種統一的思想去滿足大部分人了。所以，傳統的儒學，在這個年代，不會死亡，但不會成為主流，它會變，會被各種解構衍生，唯獨不會回到那個復興。

我期待的是下一個平衡。這個年代，註定是一個思潮與思潮激烈碰撞，高雅與低俗征伐不休的時代，我目所能及處都是變革，這個時代奔跑的速度，伴隨著信息媒介的成熟，已經讓人炫目而惶恐，我們會走向什麼地方，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覺得數百年之後，會有人無比懷念這個時代，就像是我們懷念著百家爭鳴，懷念著魏晉風流。

以上。

儒家之所以能屢仆屢起，主要源於統治者尋求合法性的需要。按照王亞南的總結，儒家為傳統政權所提供的支柱有三：天命觀，大一統，綱常倫理。在現代觀念衝擊下，天命觀早已如明日黃花；大一統觀念雖然影響至今，但其本身不能單獨作為合法性支柱；至於綱常倫理，經過新文化運動和文革正反面的衝擊，早已被破壞殆盡。

韋伯認為合法性來源主要有三，一是傳統合法性，一是法理合法性，一是克里斯瑪（魅力型）合法性。儒家所能提供的則是傳統合法性，既然傳統都遭受質疑，傳統合法性自然搖搖欲墜。在當代中國，在傳統之外，最有效的莫過於革命觀所提供的合法性。然而，革命觀或許適用於一個「與天斗，其樂無窮」的政權草創時期，卻不適合常態社會；克里斯瑪型合法性更只是一個孤例，其所產生的破壞作用絲毫不亞於前者。

革命觀不適用於常態社會，克里斯瑪型領袖只是曇花一現，那麼政績合法性就登上舞台。政績合法性主要體現在經濟發展、道德表率和國家防禦等方面，只要經濟能夠不斷發展，大多數人都能從改革中得益，合法性便能維持暫時的穩固。問題在於，關於經濟持續發展人人得益的假設本身就不成立。

儒家之所以在現在被舊事重提，正是合法性危機再度出現。政績合法性雖然可以提供一時的統治需要，但其蘊含的天然短板卻有可能反噬其身。趙鼎新對此有精闢的分析：

把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表現上，經濟一旦出了問題，人民馬上就會要求國家負責；建立在道德表率上，一些在大眾眼中的不道德行為（比如貪污）就不再是經濟和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當一個政權將合法性置於績效上時，它就必須努力兌現一些現實的承諾，這是任何以績效為基礎的政權必然要背負的巨大負擔。

其實，即便是民主國家，也必須尋求政績的支持。但在民主國家，政績並不必然動搖統治根本。這是因為政體與政府分離，政府危機不會輕易轉變為政體危機。而在政體與政府合一的背景下，任何政府危機都很容易滑向政體危機。

因此，民主選舉正是最好的法理合法性來源之一。選舉合法性不僅認同了作為選民的基本權利，重申「權利在民」的觀念，而且從實際運作中，如果政府出現危機，自可通過政府換屆來保持良性的自我更新機制，而不會觸動政體的根本。

民主合法性雖好，但民主合法性的訴求必然會削弱統治的力量，必然要賦予民眾相當多的權利，這是一種可以顛覆統治本身的權利，這是威權國家不願看到的。但政績合法性早已成為威權國家難以承受的負擔，如此境況之下，還能去哪裡尋求合法性支持？

統治多半都有路徑依賴，向傳統里尋找資源便成為不得已的替代選擇。問題在於，在哲學層面的天命觀早已不合時宜，在社會層面的大一統無助於解決現實危機，而維持儒家綱常倫理的宗法社會結構早已解體，此時向儒家尋找資源，無非是藉助於德的名聲，將含混不清的「德」楔入到原本就混亂的合法性理論體系里。德刑之說就是最典型的表現。

可惜，德刑之說本身與依法治國的方向就是背道而馳的，與民主合法性的構建更是越來越遠。更可惜，某些新儒家主動投懷送抱，有的試圖從經義中尋找民主自由的傳統來源，有的則在用儒家思想修正新權威主義，還有的重拾德這一儒家元素而充實到統治之中……這些欲為帝王師、向權力搖首擺尾的儒學，恰恰是敗壞儒學的根源。余英時先生「大陸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一語中的。

儒家如果有復興的可能，那也只會局限在日常倫理領域。「己所不欲」等都能在個人倫理層面與現代社會打通，這無疑是值得重新審視的傳統資源。但儒家若想切入到政治領域，獻媚於統治者，重複三綱五常的老調，為不許犯上作亂的思維招魂，那不啻為一種妄想，更是不知今夕何夕。

當儒家出現在現行的思想光譜內，它應當被劃分為純正的保守主義。其它的，比如道德主義，都不是儒家的內核。

如果儒家能充分挖掘出自己的保守主義內涵，形成系統完備的保守主義理論體系，那麼當保守主義在中國興起的時候，儒家也有可能隨之成為自覺的主流理論。

中國人，絕大部分骨子裡都是保守主義者。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對終極願景的天然懷疑、對人群的天然紐帶的信任和親近、出於對未來危險的警醒而願意對當前不合理進行容忍，以及以上述為基礎而形成的國家主義思想傾向，甚至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優越論，在中國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所有這些被現行思想光譜劃分為保守主義的品質，都與儒家幾千年來的潛移默化密切相關。也因為此，世界上的種種保守主義理論，儒家與中國人最能水乳交融，其它的理論都存在著水土不服。

中國或早或晚，會成為一個有理論自覺的保守主義國家的，現在的名左實右只是意識形態形成自覺之前的混亂階段。中國的理論自覺，又最後一定是基於一種本土的理論，舶來品的意識形態帶來的種種不便與尷尬，我們現在都非常了解了。

如果儒家能自我革新，真正成為一種二十一世紀的、將自身的保守主義內核闡述得透徹而深刻的、立足於中國自身的、有完備體系的思想理論，是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保守主義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但前提，是儒家必須徹底地自我革新，真正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理論，而且必須從根基上立足於中國。新儒家引用西方哲學解釋儒家，把儒家西方哲學化，是走不通的。

至於現在的各種「國學大師」們，要是「儒家」就想這麼當博物館裡的展品博人一笑賺點小錢，那還是算了吧，該哪待著哪待著去吧。

我覺得想要討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尤其是諸子百家的思想。

首先要做的是踏踏實實的搞清楚這個思想是建立在什麼之上，反應的是什麼樣的訴求，不是簡單的道聽途說，或者翻看一下諸子百家的經典，僅從字面意思理解就可以隨意討論的。

其次思考諸子百家的思想和當今社會的關係，格局應該大一些，小家子氣的把這些思想當心靈雞湯段子來思考是沒有現實意義的。

先說一下我自己的結論，如果仔細將儒這個東西拆分成儒家，儒學和儒教的話，那麼儒家和儒教在中國幾乎是沒有再次興盛的可能了，但是儒學的前景會是寬廣和光明的。

這裡的儒家指的一群人，狹義來說是周公，孔子，孟子，荀子，程朱，王陽明這一系統弘揚和發展變革儒家思想的人，廣義來說，像蘇武，顏真卿，范仲淹，楊漣這些身體力行去踐行儒家思想的人都是儒家的重要成員。

儒教指的是儒家思想在和社會結合過程中產生的一系統類似信仰的東西，以及一定的行為規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先祖崇拜和宗法家庭式倫理體系。有些人說儒教是偽命題，儒家沒有形成教派。實際不然，儒教不是沒有類似宗教的體系，只是比較隱性而已。先說宗教中最重要的特徵，絕對威權，儒教中的絕對威權典型就是八個字——敬天法祖，無二道也。為什麼要法祖？因為在儒教體系中是將人類自然的先祖崇拜和周王朝的宗法制社會機構緊緊綁在一起。因為我們的生命來自祖先，所以生活中，祖先訂立的規矩和家長的話是絕對威權。在家庭中家長是威權，家族中家族公認的長者是威權，在國家裡，代表最原始祖先——「上天」的天子是絕對威權。威權被層層細分，最終統御於天子的皇權，和世俗社會緊密結合。所以儒教的絕對威權不是沒有，而是因為和世俗社會的緊密聯繫而相對隱性。相對應的祭祀活動對象，天子祭祀天地，百姓祭祀自家祖先。守孝，燒紙錢，供奉先人牌位等一系列活動對應其它宗教中的祭祀儀式。對應宗教中裁決異端的火刑和宗教審判所，儒教有對不遵守家族價值觀和行為規範者的一系統私刑和裁決事物的里老，著名的有沉塘和浸豬籠。對應宗教中教堂等宗教活動場所，儒家有家族的祠堂。

儒家思想不僅僅是宗教化，同時還和佛教和道教相融合，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地方都有的儒釋道三合一的三教堂，最為著名的就是山西恆山腳下的懸空寺。同時供奉儒釋道三家於一座廟宇。

其實不用去山西，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直接找自己所住當地的叫「玉皇閣」的地方去看看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一字排開，釋迦摩尼，老子和孔子三位在大堂之中。

其中三教合一最著名的派別就是王重陽的全真教。

日本的神道教，尤其是明治維新之後的神道教，對國民忠貞愛國的要求和對天皇神化崇拜的諸多解釋其實都是借鑒了中國的儒教體系，只可惜後來被軍國主義者利用了。

儒學指的是儒家學說，包括且不限於自周公起到王陽明止這幾位得封聖人的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和學說，也包括近現代以來用哲學，社會學和倫理學以及法學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和分析。

說白了，儒家，儒教，儒學三個詞分別對應整個儒家的人物（儒家），形式（儒教），學說（儒學）。為什麼要區分的這個細緻，原因在於討論儒家的時候，這個涵蓋面積太大了，有些是儒家的初衷，有些東西是後世世俗社會和中央集權制皇權需要而逐步加入這個體系的，不分辨清楚，根本無從客觀討論。

概念掰清楚了，逐一說明為什麼有些東西會消散，有些東西會被發揚。

儒家思想創立者是以周公為代表的宗法制社會的建立者，其初衷是為了對宗法制社會的建立和運行進行合理的解釋。以孔子為代表的弘揚者和以王陽明為代表的改革者都是為了讓儒家思想能更好的解釋當時的社會現實和處理社會運行中出現的新問題。

首先儒家思想的第一次大危機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整個自上而下的宗法制社會被衝擊，以周禮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地位已經岌岌可危，所以孔孟荀三位分別從不同的側重點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新的豐富和解釋，最終直接孕育了法家思想的產生。

但是秦亡以後直到漢武帝時期，法家和黃老思想先後成為主流，但是最終的事實證明，單獨的法家或者是黃老思想是不足以完成對這麼大疆域的統治的，於是儒家思想復興，出現了外儒內法這一沿襲千年的統治形式。明明儒家的根基宗法制社會已經不在了，為什麼儒家思想會在中央集權制下的漢朝復興，其實關鍵在於統治成本問題，我們都知道，中國只有秦朝和東漢有亭長這一級別的官吏設置，企圖將皇權延伸到縣以下，最終效果都不好。於是儒家思想復起的第一效果就是對皇權進行了重新的解釋，牢固了皇權，同時賦予了皇權更大的權力。而且從漢朝儒家復興之後，皇權再不下縣，縣以下的事務由按照儒家宗法制組建的鄉紳家族集體自治。處於政權架構低端，人數最多的平民階層由於農耕而天生適合在這個層面進行宗法制組建基層社會。於是中國在之後的千年時間裡都是縣以下的底層宗法制加縣以上的上層集權制社會，所以儒家思想最肥沃的土壤——宗法制社會結構還在，所以就不會被淘汰。

到了宋朝，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城市化規模變大，城市是中宗法制結構就不像鄉村中那麼明顯。鄉鎮中都是家族式的，而城市中多為家庭，同時城市化和商品經濟需要流動性比較高的勞動力，這樣不僅城市中宗法制的土壤變得不利於儒家，同時城市吸引了鄉村中的大家族成員向城市流動。還威脅到了宗法制在鄉村的結構。面對危機，儒家產生了程朱理學，用相對比較嚴苛的理學體系來壓制人口流動造成的統治者眼中的社會風氣下滑，這一段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看來，是儒家思想比較嚴重的一次倒退和對社會進步造成負面作用。

到了明朝，心學和理學的大爭論其實就是儒家內部對社會流動和社會發展是抑制還是疏導的一次大爭論，其結果是在當時的學術界和城鎮人群中，王陽明代表的疏導派贏了。其實在鄉村依然是抑制派佔據了絕對的上風，出現了後來被魯迅斥為」吃人的禮教「的一系列負面東西。

儒教思想的歷史也掰扯了一番，這樣大家明顯好理解為什麼我說儒教和儒家幾乎不會再有興盛起來的機會了，因為隨著社會的進步，儒家的根基——宗法制被逐步侵蝕掉了。沒有土壤，當時長不出來果實。現在社會別說家族了，就是家庭都被衝擊成以個人為基礎的原子化社會，孔子講的」親親之愛「是植根於大家族的泛血緣關係的，這個沒有了，社會結構變成了小家庭這種小範圍血緣關係和朋友，同事這種非血緣關係社會。這種情況下，儒家的行為標準，例如君君臣臣和嫂溺援之以手這些，根本就沒有人會聽從和遵守。所以之前的儒家體系中，尤其是儒教中的祠堂文化和先祖崇拜等等已經接近於被淘汰的邊緣了。用禮教等形式固化人民行為的儒教將是第一個徹底消亡的。

其次，儒家還能不能興盛，也就是說，像孔孟朱王這樣的儒學大家，大宗師還會不會有，這個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了。因為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思想家對社會的思考是儒家體系完全不能滿足的了，無論怎麼解釋，不和新的社會哲學思想結合的純儒家思想是沒有了前途的，即使再有將儒家思想精髓和其它社會哲學思想完美嫁接，形成新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思想家和哲學家的話，其理論體系中儒家思想的佔比也不夠讓他成為儒學大家了。所以這條路也是不通的了。

那麼剩下就是儒家的思想了，儒家的思想作為一門傳承千年的社會哲學思想，如果僅僅是為了宗法制社會和中央集權制社會的解釋和理論基礎，是不可能存在到今天的。因為任何一種社會哲學思想的存在都是因為觸及了人性中的善與真。這種社會哲學思想中的善和真是任何社會形式都淘汰不掉的，這也是為什麼時至今日，諸子百家中儒，道和墨還有為數眾多的擁護者，而法家思想基本都被丟在一邊了膩？（求求你們了，別一提到法家就和我說依法治國，那不是一回事的）因為法家重實用輕善惡。

所以，當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有能力了解和剝離依附於儒家思想中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之後，儒家的人性內核被充分挖掘之後。那麼儒學這種研究和思考儒家思想中的哲學內核和善惡真偽的學說會日漸發揚光大。

而隨著社會的富足，原本基於泛血緣關係的」親親之愛「也會融合和轉化進現代社會的親熟體系中去，而」士「會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於世，像范仲淹這種君子還是會湧現出一批來的，就像英國社會再怎麼快速發展和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紳士氣質依據能夠留存。而在中國，社會變遷中人性出現反覆也切不斷中國人對」君子之風「的崇尚和景仰。

以上。

經過歷朝歷代的梳妝打扮，孔子的形象早已經面目全非了，孔子值得每個人紀念，但是太多打著他旗號的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通俗易懂，要把真正的孔子解救出來，必須從他開刀。

從歷史上來看，我是不希望又借著孔子的名號然後捲土重來，因為這是病毒。

給這群打著旗號的人再好的經也會念歪來，而且從歷史來看，這群打著旗號的人，多數是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真有戰爭，四處押寶，還沒亡呢，他們能帶頭投降，真要他們殉國，聖人言早拋的九霄雲外去了，一個個頭皮發麻，哎呀，媽啊，水太涼，改天跳。

那麼儒家就沒有好的嘛？這就要對比了嘛，跟這群人，人數一對比，就比下去了。

我在現實中還碰到過拿著弟子規小廣告，要我捐款的呢，去你M的！

前段時間鬧的沸沸揚揚的女德教課也是如此，目前來看，在他們眼裡，這是。

但是呢，還有句話叫怕什麼來什麼，畢竟這味葯，在「宋美齡」看來是味好葯啊！

講個我以前看到的故事。

賈克貝正想吸煙的時候，忽然發現酒店的牆壁上貼著一張標語，上寫：「愛國的中國人不吸煙，耕地要為抗戰生產糧食！」於是，賈克貝謝絕了宋美齡遞上來的香煙，可是宋美齡居然照吸不誤，她對美國女記者不以為然地說：「這都是給老百姓看的。」

是這樣的，當我們在討論一個傳承已久的學派是否會興盛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希望它回到傳統的復興，而應希望它有新的發展。

中國的詩詞自唐以後再難興盛，原因之一是後人都只想著模仿唐風而無創造，宋詩算是小有成就但創新仍屬不足，所謂學我者死似我者生即是如此。

因此如果說儒家是否會再度興盛，就看儒學是否有新的學說出現，在這方面，如果跟蹤一下最新的學術動態的話，應該說還是有不少很有分量的新儒學研究者出現的。更不用說國家在政府層面出於政治考慮而向全世界推銷儒學的行為，所以我認為現在不是儒家會否興盛的問題，而是已經很興盛了。

但為什麼如此興盛卻沒成為顯學，因為這是個多元化價值觀的時代，能與儒學比肩的思想出現的更多了，而現在也不是搞意識形態禁錮的時代，所以世人當然沒有可能會再獨尊儒術了。

謝邀。

題主的說明：「現在儒家毫無疑問是沒地位的。」是一個錯誤的預設前提。

儒家作為一種學說或者意識形態，也許是沒有地位，但其實儒家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中國人，即使是今天的我們，也浸染著儒家氣息，這是一種至今沒有斷絕的文化的基因，可以說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部分。

正是因為如此，才有儒家「復興」的問題——如果是一種跟我們沒相干的事物，有什麼好「復興」的呢？

正名

排名第二的@劉鵬程將儒拆分成儒家、儒學和儒教，那麼，就讓本題的討論從「正名」開始。

1、「儒學」將孔子思想學問化、抽象化，本身就違背孔子。至於為什麼，就不詳說了。

2、「儒教」，將儒家宗教化的企圖，是不知道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西方式的宗教，正是因為孔子思想裡面徹底的現世精神。

3、至於「儒家」，雖然「儒」字在《論語》中只有孔子告誡子夏的一章「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中出現，同時，「家」顯然降格了孔子的地位。但降格或者加成，於孔子都無有增減。「儒家」一詞呈現了人的主體性，今天還是可以勉強接受的。

即使從正名角度同意使用「儒家」，但在下要談論的，還不是通常的儒家，而是孔子以及和孔子一脈相承的儒家。這個一脈相承，並非唐宋以來所謂的「道統」的一脈相承，而是孔子、儒家真正精神的傳承。

談論關於「儒家」的話題本身，包括本文，其實是和孔子、儒家的真精神背道而馳的。

真正的儒家，真正具有儒家精神氣質的人，多半不會在諸如知乎這些地方夸夸其談——在下既然在這裡夸夸其談，就已經不是真正的儒家，也沒有半分儒家的精神氣質。

葛藤既起，糾纏無期。在下要打諸位答題者的臉，先自打為敬。

孤峰直上

什麼是孔子、儒家的真精神？說仁義禮智信，全是放屁。孔子是三代以來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對人類社會的洞察，甚至在包括西方在內的人類歷史都無人能出其右。所有孔子的批評者，建議先去看《論語》的兩章：

【19.23】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
【19.24】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如果對子貢是什麼樣的人物不熟，再去看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關於子貢的內容，想想，一個縱橫家的祖宗，足以改變春秋各國格局的牛人，為什麼對孔子如此心悅誠服——要批評孔子，你夠格嗎？一部《論語》，你又明白了多少？

道統意義的儒家，只是發展了孔子之學的一部分，一方面，這是個悲劇的結果——誰叫孔老二的傳人死的比他還早呢？另一方面說明，即使是得了個皮毛的思孟一系，也足以統治中國千年，又為孔子思想的生命力按下一個有力的註腳。

《論語》

孔子、儒家能否復興，並不是某種學說的復興，也不意味著儒家重新成為意識形態。孔子、儒家的復興，在於孔子、儒家有沒有真正的繼承者。繼承孔子、儒家，在於有沒有真正理解孔子，和孔子能夠相契的人。

How？現代人和孔子唯一可靠的聯繫是微弱的：一部《論語》。《論語》是唯一的聯繫，以本心契入，聞見學行，便是真儒家。

真儒家若如「有朋自遠方來」，儒家自然就復興了。——最後再打臉一次，如果把「有朋自遠方來」理解成有朋友從很遠的地方來，你便連儒家的邊都沒有摸到。

那要看要復興的是封建制度鼓吹的那個儒家還是從孔孟之道中剝離了時代認知缺陷後的哲學思想了。

如果是前者，它的所謂復興意味著愚昧無知。

如果是後者，它的所謂復興意味著時代進步。

所謂復興，其實是不存在的，一切的事物終將向前走，復興也不過是託名復興而行新思想。

儒家是基於傳統中國的精耕小農的熟人社會而誕生髮展的，現在是後工業、信息化、互聯網化的市場經濟了，個人主義已經不可避免的要取代掉集體主義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是不可能再象歷史上那樣成為整個社會的規範了。

但兩千年來，不管如何法里儒表之類的，儒家都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中國人的價值準繩，是中國人行動的規範，因此儒家已經刻入了中國人的骨子裡，哪怕今天你激烈的反對它，你還是再遵行著：與人為善、尊老愛幼，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依然是中國社會的價值準則（之一），擇善固執、自強不息也是中國人的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義之所在、蹈死不顧，也是仁人志士的自我激勵，正是有了這些，中國才真正有希望

李澤厚先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問題之一是公德私德未分，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公德方面是要導入契約精神、民主法治這些來構建，儒家本原就不具備，那就只能後退；但在私德方面，儒家的修身正是中國人自己的道德與為人處事之源頭，正該勃興之

如果你能找到一些老的報刊雜誌看看，會很大程度上改變你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上個世紀末有很多有趣的事，我說兩件事。

1.相聲。

相聲這門藝朮流行於過去的茶館。後來電視機普及以後就漸漸式微了。到了上個世紀末，在電視節目中己經被小品全面壓制，看上去很快就要退出歷史舞台了。

這時候整個社會幾乎都認為相聲不適應這個新時代了。老一輩的相聲藝術家們也都很悲觀，說在電視機的時代不可能有相聲的生存空間。

看上去好像挺有道理的。

直到郭德剛橫空出世。

這時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相聲真正的玩法是這樣的！

2.電影院。

受電視衝擊的還有電影院。

過去沒有電視機的時候大家都去電影院看電影，有了電視機以後人們都貓在家裡看電視，沒人願意花錢去電影院看電影了。年紀大點的人都記得，那些年電影院都快關門了。人們也都認為，在電視機的時代，電影是註定要沒落的。

1997年，《泰坦尼克號》上映了，全球掀起一股狂潮，「商業大片」這個概念進入中國。人們驚奇地發現，在電影院看電影的感覺是在家裡看電視遠遠找不到的——有人甚至上百次進電影院看《泰坦尼克號》，報紙把這種現象當新聞來報道。

到現在，誰還認為電影院不賺錢?

說上面兩個例子，就在說明一個道理：不要輕易判斷一件事物的生死。

那些你認為的「時代的局限性」之類，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來看，完全不值一提。

儒學在歷史上經歷過很多次起起落落，但最後治國平天下還得靠它。只要這個社會還承認仁義禮智信是正麵價值，只要人們在在追求善，只要人們還努力建立和維持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儒學就不會消失。

至於你們說的儒家歷史上曾經堅持過的那些諸如等級制、忠君、守孝等等，先不去討論裡面的內容有多少合理或者不合理的成分，就算這些統統是糟粕好了——難道人不是活的么？難道郭德綱非得在電視上說相聲？難道電影院只能放《鐵道游擊隊》？難道你們真的認為，儒學大師是一個時代里最傻的人，只會抱殘守缺？

當一件事情被做成了以後，人們怎麼看怎麼覺得這麼做是理所當然的。
但當這件事被做成之前，作為普通人的你，卻怎麼也找不到那條對的路。於是你只會說：這裡沒有路。

題主不要怕，

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

暴秦不能壞道，原因有二：

經有所本，求不可變易之道。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經不滅。
杏壇樂育，三千年道統，教授相傳，仍不乏耆英，雖韜聲晦跡，人存則義在。

兩千年前秦始皇做不到的事情，新始皇也做不到。

我們現在雖未有幸再見立功立言的聖人，可仍有好古之士，搜羅經注，不懈著述，艱難維持，以薪守先待後。即使是題主，不也問出了復興的問題？此見龍在田之象。

想儒家復興，應不遠矣。

我們要做的，無非是窮究道理，精研琢磨，使先知覺後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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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其實可以參照日本及韓國現代化進程中儒家文化的發展，儒家學說其實是有很大的包容性和自適應性的。國內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太快價值觀混亂，太祖時期文化斷代，你看看台灣，日本，韓國，說它消亡的，是不是在城市待太久了？真以為中國的根在那些高樓大廈裡面？

不可能，社會是往前發展的，儒家是往後退的，是拚命要回到三代之治的，是最好這個世界永遠不變的····

救出孔夫子的途徑不過打倒孔家店而已，今日既然孔家店再起，孔夫子一時半會兒是救不出來的。

基礎沒了。

禮法的根基就是宗法制。

國家生死存亡危難關頭，救國的士大夫們已經證明，面對工業社會，他撲街了·····

並不是說無用，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啦」三綱五常「啦，好的壞的還在這個國家裡，但是這不代表就能提到復興。

就算儒家一統天下的時代，其他學說都式微，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南華經不一樣有人在研究么。

那些有儒家情節的人大多不懂什麼是儒家思想，不懂儒家的核心思想和政治理念，不然就不會這麼嚮往了。總的來說，也是一種民族情緒的表現。儒家思想在古代跟一些蠻族相比無疑是先進文明，起碼是比一開始連文字都沒有的後金民族強多了，但不代表它仍然普遍地適用於現代社會，更不可能高於現代普世價值或政治倫理。

如果說儒家裡所提到的一些仍然通用於現代社會的道德準則會「復興」，那在和平年代裡是必然的，現在大陸人道德素質的平均線比四十年前確實是高多了，大家都更注意禮義廉恥，不再一門心思的互相鬥爭和坑害，但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倉稟足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好像很難歸結於儒家典籍的教化上，自然也就不是什麼儒家復興了，你總不能說美國人做到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儒家思想復興了。

現代人所關注的儒家思想其實是儒家思想的一些邊角料，加上明清時代的暢銷書里的為人處世的觀念，農耕專制文明，最強調避禍。有些律條並不是年代久遠就說明「存活下來的就是經過考驗的就是最好的」，很多連道理都不解釋的教條一定會顯得迂腐，比如愚忠愚孝，有些過分的要求，它不告訴你為什麼，還要你做到極致，這不是很扯嗎？道德愛好者們，如果你們去讀心靈雞湯啊、方與圓啊，這類現代為人處世的社科書甚至是口水書，能獲得的道德領悟會比儒家經典里所獲得的要多得多，而且深刻得多。

說明一點，我並不鄙視對社會有道德憧憬的人，他們的願望是美好的，誰不希望國民更文明呢？但是需要知道哪些觀念還對，哪些觀念已經不適用了，這些其實是有客觀標準的。回過頭來在儒家典籍里摳字，是非常低效而且彆扭的的做法，一邊找幾句有用的，一邊還得用力思辨那些大多數已經過時不再適用了的東西，累不累？而提倡復興儒家的人往往希望大眾對於儒家的觀念全盤接收——至少是大部分的教條都要聽要信要遵守，會灌進去一些陳舊錯誤的理念，這是最大的副作用。

我墨家消亡兩千年，如今都復活了。

儒家作為墨家相愛相殺的好基友，肯定會再興盛啦。

順安喵～。

個人認為不會。因為儒家跳不出時代局限性。

其實儒家在孔孟時代，雖然是諸子百家中一流的派系，但不至於達到今天的高度。墨家、法家、道家等都與儒家不相伯仲。

一流派系的特點就是在用自己的思想去規劃社會。

其中，法家的理想社會是以刑法治國以規範社會秩序，比如規定黃昏不許出城，而你跑出去了，抓到就把腿砍掉。殺一儆百，讓人生畏。（這是真實案例）

墨家有點唯物主義的意思，懟儒家懟得十分厲害。儒家只注重宗親之間的「愛」，墨家卻說「兼愛」，即愛不分親疏，不分等級；儒家說世事有天命，墨家說非命，人可以改變命運；儒家重樂，重禮，墨家卻說非樂、節葬，認為儒家搞形式主義，花錢做些對人民沒價值的事……

當然，墨家也不是為了懟儒家而生，墨家是實用主義者，理想社會藍圖用一句話說就是「大家和平相處相親相愛一家人，把打仗和搞那些沒有形式的精力用來發現科學技術利國利民不好嗎？」

道家則是中國唯心主義鼻祖。道家的無為而治認為這個社會在人類出現以前就有自己的規律，一群人現在來把社會搞得一團糟，還聲稱自己是在建立秩序，不是很可笑嗎？

所以道家認為社會沒必要去改變，遵從自然規律就好。

儒家的根本是宗族和等級。不論禮的最初作用，對於「愛」的理解，還是道德體系的建立，都是為了維護宗族系統，建立等級制度。

簡單來說，他是在給社會搭建一個固定的框架，大家都被限制在框架內，所以表面上非常穩定。

但這也直接導致了在楊廣之前，中國的世族大家們始終掌握著中國政治的核心力量。流水的皇帝，鐵打的世族。楊廣搞個科舉得罪了世族大家們馬上被趕下台，還背了個千古罵名。

這麼看來，其實儒家和法家很像，都是在搭建社會框架，只不過法家來硬的，儒家來軟的。為什麼儒家最終上位呢？

因為儒家更利於統治者的管理。用墨家吧，科技至上，人人平等那還玩個屁，皇帝不是變成了擺設？用道家吧，哎喲，別扯淡了，這還需要皇帝嗎？

用法家吧，有人用過，秦始皇。結果呢？止於二世，前車之鑒啊。所以漢朝用起了儒家。

這還必須提到一個人，董仲舒。說實話，如果孔子在世，我估計他寧願不要「獨尊儒術」的地位，也會打死這個不肖子孫。

因為董仲舒為了「獨尊儒術」把儒家搞成了服務政治家的工具，無中生有搞出很多典籍冒充先秦典籍（反正書燒乾凈了，誰不也知道他說的真假），又曲解孔孟思想，為漢武帝政策服務，溜須拍馬那是一流。

這也就是後來為什麼儒家思想統治下的中國出現那麼多糟粕的原因，也許孔孟有時代局限性，但鍋不是他們的，是董仲舒的。

可是時至今日，儒家思想確實沒落了，因為共產主義社會更接近於墨家思想，他與儒家幾乎是格格不入的。

偶爾有一些儒家思想冒出來，那也是因為儒家思想統治中國兩千年，根基太深了。

儒家思想從一開始的「復周禮」就在開歷史的倒車，加上各種時代局限性，它已經跟不上現代社會的發展節奏了。

唯一可以剩下的，就是道德體系了。而這也在被慢慢質疑。終究是會翻車的。

理科生思維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不對之處往友好指正。

首先給出答案：不會。

當我們探討自然科學的時候，習慣於先找一個「公設」，這個「公設」是不驗自明對現象的總結，不能通過邏輯推導得出，然後在公設之上構建邏輯體系。比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開篇就是「五大公設」，量子力學也構建在五條基本假設之上。

社會學問題能不能這種思維來研究呢？我想嘗試一下。

1、儒家的思想體系是否有一個源頭，有一個類似的公設？我認為有，這個公設就是「性善論」。《孟子》認為人生來就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分別是「仁、義、禮、智」的善端。這種「性善」是天道所在，《中庸》也說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人世間的惡又出自哪裡呢？《孟子》說是私慾蒙蔽，主張修身養性。王守仁概括為「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所以程朱理學主張「遏人慾而存天理」。

「性善論」這個基石演繹出的儒家邏輯是什麼？是「教化」，即董仲舒「聖人之性、中民知性、斗筲之性」的「性三品」，他認為被統治者大多屬於「中民之性」，需要進行道德教育。對統治者的束縛也是德行的要求，從上至下的「禮教」顯示出統治階級的威嚴，也暗示執政合法性。這一切也隱含了家、國、天下的管理邏輯——「人治」。

「人治」是什麼意思？，不做定義了，可以體現在知乎前兩天熱門的話題「為什麼現代少有青天大老爺」，這就叫人治。

2、西方社會的公設是不同的，古希臘先哲談天說地，美和善的構築基本上論跡不論心，基本迴避了這個問題。到了中世紀，奧古斯都剛出場就懺悔，而且不光老子有罪，你們全都是骯髒的，一切的美源於上帝。 「性惡論」的思維模式就演化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里的權力制衡，尤其強調法的作用。有人說從漢王朝開始的統治實際是「外儒內法」，沒錯，但這個「法」是幫助統治者建立統治權威，而西方的「法」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里」。

3、人的本質是性善或是性惡暫且不論，但我們可以認同一點：人是有私慾的，在競爭環境惡劣生存壓力大的背景下，私慾是及其有害的。現代社會的競爭壓力大家是能夠體會到的。

除了生存競爭，社會的變遷也對「人治」提出挑戰。「人治」對於「德行」有較高的要求，這在幾百年前是有可能實現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社會的流動性差。這裡我要引用博弈論的思考方式：——「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從個人角度出發，傾向於出賣隊友（暫且認為賣隊友是沒道德）；但如果從「一次博弈」轉向「重複博弈」，囚徒仍然從個人角度出發，卻做出了不出賣隊友的決策。——古代的鄉土文化下，個人的行為類似於重複博弈，人們遏制私慾展現公德，如今的社會流動造就了更多的單次博弈，個人在私慾和公德之間選擇私慾的更多。這或許就是老人們常說的「人心不古」。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講，「儒家」的社會基礎是「士紳文化」，「士紳文化」造成了中央對地方的依賴，官對吏的依賴。中央要辦事還看地方的臉色？這是執政者不能忍的，而且在如今的國際競爭環境下，也是對國家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朱鎔基的稅制改革，雖然富了中央窮了地方，逼出了土地財政；但是對中國戰略布局的執行力，是有顯著作用的。跑題了。

4、題主問題是：」儒家會再度興盛么？」不知道這個「興盛」作何理解。但是從問題描述中提到的「主導地位」，顯然是不可能到，它已經失去了主導的土壤。

但是，儒家的文化基因已經深深植入中國人體內，體現於日常不易覺察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我們拋棄的是它刻板的禮教，卻留下它對人性的至善追求。儒家雖然失去了政治的土壤，卻在文化生活中生根發芽，在人性的探索中長葉開花。

八零後的一代人，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環境中成長，而現在的小學生們開始日常誦讀《弟子規》，這雖不是儒家的興盛，但也可看見社會對其的認可。

今日也看到知乎提問「如何進入上層階級？」，我想說的是，希望我們的00後一代不要再提出這樣的問題，而是思考上層階級應該做些什麼，如何將自我的價值融合於社會的價值。《大學》中說「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告訴了我們做人的道理是：讓光明的德行興盛起來，讓民眾能夠日新月異，不斷進步，讓自己的道德和社會的道德都達到至善的境界。

君子之學，唯求其是。

劇終

儒學傳承至今，程朱理學和封建禮教那套糟粕似可全然拋棄，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及其一脈相傳的顏元思想可以大力發揚。

正如顏元所講，宋儒之禍，大於秦火；八股之害，甚於焚坑。程朱理學害得「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不通經濟不懂民情，畫地為牢自我禁錮，眼睛朝上不朝下，埋首故紙堆作書蟲。好好的修身齊家經國濟世為民請命捨身成仁的大義儒學，被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窩囊透頂腐敗橫行。然而真正的儒者還是一貫秉持「民貴君輕」的民本理念，抗拒權力分封制的腐朽思想，將儒學逐步發展為新時代的平民社會主義，第一崇尚天下為公社會大同人人平等，第二強調公共權力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第三堅持教育培養社會化人才，普通公民也可學習法律，醫藥，社會管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是一神教，「得民心者得天下」才是真正的儒學；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是權力分封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才是真正的儒學；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那是法西斯暴政，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才是真正的儒學；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封建等級制度，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才是真正的儒學。

顏元，字習齋，因力行平民教育抵製程朱理學而被梁啟超，錢穆等譽為「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其學說以「四存」為總綱，何為「四存」？存性，反程朱理學繁文縟節；存人，反封建迷信自甘奴婢；存學，講知行合一學以致用；存治，講社會管理平民教育。

當然，顏元學說也有糟粕，不過還是簡單介紹一下民國時期按照顏元學說建成的河北博野四存中學吧，作為歷史上社會化辦學的典範，四存中學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仍然有太多值得我們借鑒學習之處。

民國總統徐世昌1919年到博野縣北楊村瞻仰顏元故居，認為顏李學說可以富國強民。次年即在北京組織了"四存學會"。1922年，由"四存學會"撥銀2800元作為建築費，在博野縣創建一所小學，徐世昌命名為"四存小學"。嗣後，徐世昌每年撥銀元800成為定製。

北京市長張蔭梧作為四存學會博野分會的會員大力捐助，成立校務董事會並親任主席，將"四存小學"增設中學，1929年改為"四存中學"，親任校長。

四存中學的建校目的：繼承和發揚顏元學說，培養社會人才，富國強民。熱衷於「鄉村建設」的梁漱溟幫助確定了教育方針，納教育於整個生活中，旨在由學校社會化而跨入社會學校化。

1934年，四存中學進一步擴展校務，又開設了農村師範班。到1936年，四存中學在校學生計有初小4個班、高小2個班、初中3個班、師範5個班、民教2個班，還建有醫院、農民問事處、郵政代辦所，學校，此外還建有農場、林場、菜圃、火力發電廠等。

四存中學的教學作息實行「三八制」，即八小時堂內教育，八小時堂外教育，八小時休息。堂內教育為普通中學課程，另增農業、醫藥常識、簿記學、鄉村自治、戶籍法、警章、違警罰法和顏李學說等。堂外教育主要為軍事訓練和工農勞作，分農作、軍訓、國術、村治、書報、飲食、印刷、中西醫院、文書等實習。

四存中學教育內容包含七個方面：公民訓練（堂內講授公民，堂外以班為村，實行村自治）、基礎訓練（武術、軍事。堂內講軍事學，堂外軍事化）、生產訓練（堂內講授農業知識，堂外設農場、林場、菜場，以班為單位，共同耕作、研究、改良）、合作訓練（設立學生消費合作社、教師信用合作社、農隙傳習所，創造實習機會）、衛生訓練（設中、西醫院，講授衛生、醫藥知識，輪流到醫院實習）、民族精神訓練、教學訓練(師範班專業課)。各項訓練的實施均按三八制，堂內和堂外穿插，腦力和體力均衡，理論與實踐、教育與生活、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

可惜可嘆，1938年5月，侵華日軍入侵博野縣，四存中學被日機炸毀。

目前，博野人正計劃整理顏元學說與重建四存中學，希望可以對現今一味刻苦呆板無趣的基層中小學教育注入一些生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