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某些國府官員是如何私下保持與日軍方面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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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辻政信給國府要人提供便利去溪口弔孝的說法想起全面抗戰初期日軍與國府曾進行接觸談判。德國就曾通過中立國與西方盟軍接觸那國府是怎麼做的？如果確有其事那國府官員是以什麼形式去往敵占區的？類似的事情還有沒有過？

舉幾個栗子

比如常凱申和德王傳話，是戴笠的人幫忙傳過去的

戴笠有一個電台，專門和周佛海聯繫，這個電台顧祝同也有一個，也是和周佛海聯繫

常凱申也有和高宗武聯絡的渠道，然後通過高宗武與日本談和

人過去的也有，比如孔祥熙和宇垣一成的談判，是宇垣一成和他的老友，外交部長張群私下電報溝通的，當然孔祥熙出發之前也派秘書去香港領事館和日本人打照面

松井石根和宋子文的談判也是在香港進行的

在香港還有一次比較奇葩的談判，就是常凱申和戴笠命藍衣社成員曹宏冒充宋子良與鈴木卓爾進行和談，之後鈴木開始懷疑「宋子良」的身份，最終負責談判翻譯的板田誠盛在一個集中營里找到了這個假「宋子良」，自稱真名曾廣（似為其真名曹宏的化名），才把這事搞清楚。

這些都是題主說的【全面抗戰初期的談判】

對伯工作

抗日戰爭期間，閻錫山及其屬下山西軍，與日軍暗中來往，暗中合作的活動。在日本方面，將這個活動稱為「對伯工作」。負責該工作的為華北方面軍，實際執行該工作的第一軍，特別是第一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和參謀長花谷正少將。1941年9月11日雙方締結了基本協定和停戰協定，10月27日又締結了停戰協定細則。日本方面為了加速事態的進展，建議召開首腦會議，並要求閻錫山發表獨立宣言，以表明與蔣介石斷絕關係。對此，閻錫山雖基本同意，但聲稱須在接到按協定第一階段規定交付的軍費、武器後，再發表宣言，而未允日方要求，以致拖延了時日。
第一軍首腦和閻錫山方面的聯絡、談判進行得非常密切，事實上雙方的聯絡已成公開的秘密。閻踢山在太原的辦事處(在此工作的有閻的妹夫梁延武及齊鳳周、劉吉甫、曲憲南等)就設在茂川公館(華北方面軍第二課參謀茂川秀和中佐的事務所)的鄰近地方與閻錫山總部所在地克灘坡(吉縣西北的河畔)之間，除不斷以無線電報聯絡外，並常有使者往來。為了使閻返回山西，特任命閻的舊部蘇體仁為山西省省長，這對該工作具有深刻的關係。此外，第一軍的有關兵團(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師團、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均與各該守備地區的山西軍保持著聯繫。
戰爭剛一爆發，第一軍司令官就主張舉行雙方首腦會談。他指出:「形勢迫切要求本項工作儘早成功，希望直接與山西軍接觸的各兵團，即使在各項治安建設工作中可能招致種種障礙，也應從大局出發努力准動本項工作。」同時他還親自說服閻錫山，向閻拍發電報稱:「雙方首腦直接會談，彼此以真誠的態度，坦率交換意見，以期超越協定中事務性的交涉而達到精神上的結合。確信這是促進本項工作的唯一途徑。」但是，閻錫山仍然宣稱，在履行基本協定第一階段之前舉行首腦會談，從晉綏軍內部情況以及全軍所處的環境看來，有極大困難。未允日方電報的要求。
12月底，第一軍判斷「閻錫山內心是腳踏兩隻船，企圖從日蔣兩方面盡量多得好處」，於是決定今後對閻採取強硬態度。1942年1月，第一軍在與閻談判的同時，開始研究對其進行武力壓迫的工作。1月24日，向方面軍上報了「陝西省進攻作戰計劃」方案。該方案的設想是向西安附近進軍，擊敗重慶軍後，完成對山西軍的包圍。但是，當時方面軍正在研究壓迫重慶軍的「西安洛陽作戰」方案，在實施此方案時即可考慮對閻行使武力，於是指示第一軍暫時應以談判為主進行工作。
然而，25日，軍司令官接見閻錫山代表樑上椿(梁延武之叔父)後，確信對閻錫山的上述判斷無誤，遂進一步研究了突然襲擊閻錫山總部克灘坡計劃、殲滅山西軍作戰及該軍瓦解後治安維持計劃等，並把這些計劃與合作成功後的具體措施，一併設法傳給閻錫山知道。
2月，第一軍為了在山西全省進行肅正討伐，未對閻錫山全面展開工作。

3月，第一軍司令官為了推動對伯工作，決定同時使用武力，並做好各項準備。即由各有關兵團展開威壓行動和進行炮擊，以迫使閻錫山下決心，看對方的反應，逐漸增加壓力。此次軍事行動稱之為「對晉作戰」或「B號作戰」。第一軍首腦認為這次行動有60%的成功希望。
3月13日，第一軍司令官召見從北京回來的樑上椿和梁延武，提出最後方案並盡量說服他們。梁等對於傳達這個方案感到為難，但終於16日出發去克灘坡。第一軍配合梁的行動，於19日發動了第一次進攻。各兵團在各自的守衛地區對山西軍進行了掃蕩，並對河津以北黃河對岸的重慶軍陣地進行炮擊，以便切斷它與山西軍的聯繫。
此次示威行動，似乎給了山西軍意外的刺激。於是第一軍於24日召見駐太原的閻錫山聯絡員，面交正式書面通知:「以4月4日為限期，要求做出承諾與否的回答。」並口頭傳達了如超過限期，所簽協定即行廢除之意。25日，第一軍又發動了第二次攻擊。此次為了減輕對山西軍的直接刺激，主要炮擊了黃河重要渡口附近的重慶軍。當天，閻錫山的代表趙承綬等由克灘坡出發前來聯繫，於27日到達太原。
28日，雙方主要人員舉行了會談。會談結果，第一軍做出判斷:「閻尚未下決心合作，因懼怕日軍進行的佯攻，為緩兵計派趙前來，而趙並未帶來具體的談判條件。因此，第一軍必須按既定日程實行。」但是，4月2日遵照方面軍司令官的指示，將廢除已簽訂協定的日期延期到4月中旬。5日第一軍下達了B號作戰延期的命令。
此外，3月底，從獨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團各調出步兵一個大隊，增派到汾陽前方，汾西支隊(第三十六步兵團長佐久間盛一少將指揮的步兵三個大隊為基幹)，已向稷山地區集結完畢。(汾西支隊是第一軍直屬專門對「伯」的部隊，於3月13日下令編成。)
其後，第一軍對趙承綬採取了懷柔政策，趙於8日返回克灘坡。9日，閻錫山來電拒絕會見。
對此，第一軍於10日發出廢除已簽訂協定的預告，17日發出「談判結束，採取自由行動」的通告，同時加強了經濟封鎖和軍事壓力。20日，對山西軍進行了炮擊。
在此以前，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於15日與中央及中國派遣軍共同調整部署之後，通知第一軍「希望暫緩發出廢除已簽訂協定的正式通告」。接著於23日又發出電報指示:「目前交涉事宜，由方面軍司令官負責進行、對交涉進展切勿過於急躁，應等待今秋全面謀略取得進展的時機。」
然而，這時山西省長蘇體仁從中進行斡旋，25日給閻錫山拍出了「蘇體仁關於會見的個人提案」的電報，27日閻錫山複電大意表示同意蘇的個人提案。於是，雙方談判又重新開始。28日軍司令官在北京研究了對策，結果決定以蘇體仁省長個人提案為基礎，與閻錫山舉行會晤，並確定了促使閻錫山迅速發表獨立宣言的方針。在29日的談判中決定了以下事項:(一)5月5日在安平村(鄉寧以西，山西軍控制的地區)會見；(二)撤銷雙方一切通告;(三)解除對山西軍的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四)山西軍恢復停戰協定時的狀態等等。
5月4日，岩松軍司令官、安達方面軍參謀長、花谷參謀長一行來到了嶺上(河津以北30公里，日軍的最前線)。

5日，因雨會見延期。6日期待已久的岩松和閻錫山的會見在安平村窯洞里舉行了。最初，會談是在和睦的氣氛中進行的，就合作的基本概念，毫無問題地取得了一致意見，但以基本協定為基礎的諒解事項，卻未達成預期的妥協，17時50分會談終於破裂。
5月12日，方面軍參謀長和第一軍參謀長在南京報告了會談的情況，並同時研究了令後的對伯工作。於是做出判斷:「此次會見，可以肯定閻錫山不會回到蔣介石方面，他對日蘇關係的進展極為關心，暫時將繼續採取觀望的態度。」為此，向中央彙報了今後的指導方案，主張施加更大壓力，促使他做出決斷。經中央批准的方案如下:
第一、方針
對伯工作今後的指導方針，應堅持我方嚴肅態度和適應機宜的各種策略，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給以更大的壓力，從而使「伯」迫於現實，痛感焦慮，終於不得不放棄年來的夢想，而在適當的條件下屈服，與我進行合作。
第二、要領
一、適時通告廢除基本協定。
二、日軍在表面上要堅持不以「伯」為對手的態度。
三、加強對山西軍的經濟封鎖，並迫使駐汾南的第三四軍等撤退到汾北山區等，以加強對『伯」的壓迫。根據情況，解除該部隊的武裝，以及分化瓦解山西軍的部分隊伍。
四、如「伯」提出請求，應相機行事，經批准後可以重新簽訂切實可行的合作協定。
5月17日，方面軍司令官通告閻錫山:廢除基本協定，採取自由行動。

在會談破裂之後，第一軍立即對山西軍施行了嚴格的經濟封鎖和嚴厲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對各個部隊進行了分化瓦解及懷柔工作。同時將安平村會見的情況印成傳單，在陝西方面散發，以離間閻蔣的關係。
6月份，軍司令官制定了殲滅山西軍中樞的作戰計劃，於7日上報方面軍。方面軍的意見，對山西軍應採取溫和態度加以懷柔，以便在預定今秋進行的西安作戰時，使之孤立。因此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結果該計劃只限於研究的範圍。
為了分化瓦解山西軍，第六十九師團對局部地區的攻擊也以7月15日為期暫行停止。在此項分化瓦解工作中，獲得很多俘虜和投降部隊，軍以之改編成山西剿共軍兩個師，努力予以教育訓練，目的是要使之從事瓦解山西軍和駐地內的剿共工作。1942年以來，經方面軍批准，剿共軍歸山西省長指揮。
此後，曾有閻錫山方面的重新合作的活動，以及第一軍準備再次殲滅山西軍的計劃等等，但在兩者之間逐漸出現妥協氣氛，決定通過部分合作的積累，逐漸達到全面合作，改變了工作方法。首先，採取經濟合作的具體措施，自1943年春季雙方開始了物資交易。1944年1月，作為剿共和征糧的措施，由山西軍四個師移駐浮山、安澤地區。同年秋季，閻錫山派其親信、得力幹將朱綬光常駐太原。由此可見閻錫山有意準備返回山西。爾後雙方均無積極的企圖，但繼續保持了緊密的聯繫。至於停戰前夕的工作，容後敘述。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下冊第四章第二節

抗戰結束後被委座下令槍決的第一個漢奸叫繆斌，倒不是此公抗戰期間有多罪大惡極，而是這娃是汪偽和重慶密談的牽線人，被槍決是這貨總以為自己牽線成功委座得以順利光復江南，到處嚷嚷。出自老冰《浩瀚大洋是賭場》

繆斌兄的事情看有答案說過了，他45年奉著蔣委員長的將令跑到東京和小磯國昭、鈴木貫太郎協商秘密媾和，且不說鬼子藥丸的跡象清楚到什麼程度，蔣委員長這時的命令是有多二，就說這秘密媾和的事情，就嚴重違反了盟軍「不與日本單獨媾和」的統一命令。怪不得日本一完，何應欽拼著不要臉的代價也得把密令從繆兄老婆手裡騙出來然後把繆兄送上法場。照說他只是偽考試院副院長，罪責不大，死刑確實重了，箇中奧妙就在這裡。

舉兩個偽朝內的秘密協助國府的例子：前有高宗武，後有羅君強。高宗武為汪精衛策劃重光堂密約、策划出逃、策劃對日交涉等等事情的目的至今不明，很多人認為他其實是老蔣派過去監視和竊取汪精衛派系降日的情報的，後來最著名的「高陶事件」，臭名昭著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就是經他之手披露出來的，這不啻對群奸的致命一擊。

至於羅君強，典型的牆頭草特色。這廝原本就是個縣長，後來跑去投靠周佛海，在偽府裡面居然也混了個特任大官（邊疆委員會委員長），是周的cc派核心成員。他在45年前後眼見日本將亡，秘密組織了一個叫「建國會」的組織，宣稱「絕對效忠蔣委員長」，真令人笑掉大牙。他通過電台，將大量京滬的情報報送重慶，還參加了周佛海的上海先遣司令部。後來和周、丁默村等一干奸人飛赴重慶領賞，結果被戴笠扣下，從此吃上了熱乎的一口牢飯。

不行了為什麼我感到這麼爽！

（【一】）陶德曼調停。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願意和中國和談。

在收到日本發出的歡迎德國出面調停的信息之後，德國外交部擔當起「遞信員」的角色。10月29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會見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表示德國願作中日之間的聯繫途徑。

日方遂提出議和條件，包括7個方面的內容：（一）內蒙自治；（二）擴大華北非軍事區，由中國警察和官吏維持秩序，中日如能締結和約，則華北行政權交給南京政府，但要委派一親日首長；（三）擴大上海非軍事區；（四）中國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降低對日本貨物的關稅；（七）尊重在華外僑權利。

在中國政府未作答覆時，日方又提出新的談判條件：

1．中國拋棄親共、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本及「滿洲國」合作；

2．在必要的地區建立非軍事區和特殊政權；

3．中、日、滿締結關於在經濟上密切合作的協定；

4．中國償付日本所要求的賠款。

蔣校長表示三點：

一、德國調停可以接受；二、華北政權保存是最低立場；三、不能接受「那種認為日本在這場戰爭中已經成為勝利者的看法」，日本切不可以勝者自居。

顯然，雙方要求相距甚遠。陶德曼調停無果而終。

1938年5月26日，日本近衛內閣改組，被一般人視為溫和派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宇垣是反對近衛聲明的，他在出任外相前提出四個條件：（一）強化內閣，以求統一；（二）外交一元化；（三）開始與中國政府和平交涉；（四）必要時取消1月16日「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宇垣試圖把被軍方分割了的外交權真正收歸外務省。在近衛認可這四項條件之後，宇垣就職。宇垣在就職後第一次會見外國記者時，暗示將來中日兩國有討論議和之可能，聲稱，如果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日本政府可能會重新考慮其態度。此時，日本參謀本部也希望對近衛聲明進行修正。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在6月向五相會議提出建議，要求「逐漸修正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觀點，並允許第三國的斡旋，以擴大有關處理對華戰爭的自由」。

國民政府也在戰和之間徘徊不定。一方面，他仍未放棄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擔心日本索價太高，中國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國民政府在公開場合便表現出這樣一種姿態：（一）不放棄任何和平的希望；（二）這一和平必須是公正的和平。

這既給日本人發去了中方仍然希望和談的信息，也表明了中方的讓步將是有限度的。1938年4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便如此表明了國民政府的立場：既聲明「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最終希望仍在和平」，同時又指出「唯吾人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主，對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若舍正義而言和平，非和平也，屈服而已。」

在中日雙方高層都有意恢復接觸的背景下，中日間的秘密接觸通過多種渠道在暗中展開。這其中既有通過外交官員進行的具有官方性質的接觸，也有通過民間人士進行的非官方的但同時又具有強烈官方背景的接觸。

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條路線：（【二】）喬輔三——中村路線、（【三】）賈存德——萱野路線、（【四】）蕭振瀛——和知路線。

宇垣就任日本外相後，中國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以私人身份向他表示祝賀。張群在賀電中期望宇垣能實現其中日親善的一貫抱負。宇垣則回電錶示：「日華兩國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勢，實令人遺憾。余昔日談及之想法意見，今後定當竭盡最大的努力予以實現。」宇垣並詢問張群能否出面會談，但後來宇垣又顧慮張群的親日名聲可能會把事情弄糟，遂建議改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出面。中國方面對此表示同意。

喬輔三、賈存德是孔祥熙的親信，中村（中村豐一）是日本駐香港總領事，萱野（萱野長知）是贊助過孫中山革命的同盟會日本會員。

無論是喬輔三與中村會談，還是賈存德與萱野會談，都面臨一個障礙。即這時日本並未徹底放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仍以國民政府改組、蔣介石下台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孔祥熙深知這條件中方萬難同意，因此他致電萱野，表示如果辭職對於緩和日本人的情緒是必需的話，他作為政府領導人願意承擔責任，以他辭去行政院長一職代替蔣介石下野。

喬輔三、賈存德是孔祥熙的親信，中村（中村豐一）是日本駐香港總領事，萱野（萱野長知）是贊助過孫中山革命的同盟會日本會員。

無論是喬輔三與中村會談，還是賈存德與萱野會談，都面臨一個障礙。即這時日本並未徹底放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仍以國民政府改組、蔣介石下台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

孔祥熙深知這條件中方萬難同意，因此他致電萱野，表示如果辭職對於緩和日本人的情緒是必需的話，他作為政府領導人願意承擔責任，以他辭去行政院長一職代替蔣介石下野。

除了孔祥熙所控制的這兩條渠道外，還有一條由軍政部長何應欽所掌握的渠道。1938年8月間，何應欽的顧問雷嗣尚奉蔣介石、何應欽的密諭去香港活動。雷嗣尚通過其結拜兄弟蕭振瀛的關係，第二天便與日本人和知鷹二接上了關係。和知系日本政府派遣，專門從事對華誘降工作。他當即表示願意做和談的溝通工作。

後雷、蕭先後飛回武漢，向蔣、何作了彙報。老蔣親擬談判原則，交蕭振瀛帶回。據抄錄人後來回憶，蔣所擬定的條件內容大致是：恢復「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況；日本承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中日合作，共同防共；雙方對戰時所受一切損失，互不賠償。

蕭振瀛帶著蔣開列的條件赴港與和知接洽。數日後，和知答覆說：日本政府正在考慮此原則條件，一旦考慮成熟，雙方應派全權代表進行會商，並稱：希望由近衛和何應欽在福州進行會談。後因蔣、何遷往重慶及送交報告者飛機失事，聯繫一度中斷。而日軍侵入武漢後，對和議亦不熱心，此項接觸遂不了了之。

在歐戰爆發後的一年中，中日之間的秘密接觸達到空前活躍的程度，其接觸的路線、規模和深度都前所未有，也為八年抗戰中所僅見。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即是被日本人稱之為（【五】）「桐工作」的日蔣香港—澳門會談。

1939年11月底，日本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出任日本駐香港武官，其使命是策劃建立與重慶間的聯絡線。鈴木選中了宋子文的弟弟、時任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的宋子良為目標。

12月下旬，鈴木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與「宋子良」（以後日方查明此人並非真正的宋子良，而系國民黨特工人員所扮）取得聯繫。數次會談後，鈴木提出由雙方政府各派代表來香港舉行會談的建議。

「宋子良」於1940年2月回重慶報告。其後聲稱：經最高國防會議研究，政府同意派出代表與日方進行秘密會談。

1940年3月8日至11日，中日雙方代表在香港舉行了四次秘密會談。中方出席的正式代表據稱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張友三及宋子良。日方代表是軍總司令部的今井武夫大佐及鈴木卓爾【據最近研究，中方代表全系假冒，其所出示的蔣介石的委任狀均系偽造。這一會談實際上未獲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授權，是軍統特工刺探日方動態並企圖加以利用，以阻止汪政權成立的行動。參見楊天石《桐工作辨析》，《歷史研究》2005（2）】。

談判中，在一些重慶政府看來不立時關係到其政權存廢的非要害問題上，如在經濟合作、日本人在中國的居住權和經營權、聘請日本顧問等問題上，中國代表在附有但書的情況下同意作出讓步。

然而，圍繞著承認「滿洲國」和日本在華駐軍問題，中日雙方的意見難以調和。日本要求重慶公開承認「滿洲國」，但中方代表認為，如果公開承認，「會引起國際上的誤會，政府會失掉國民的信任」，還會引起國民黨內部抗戰派的反對。

因此，中方代表要求目前暫不討論東北問題，中方將對已是既成事實的「滿洲國」取默認態度，留待將來解決。但日本方面卻不肯作任何讓步。他們企圖通過中國政府對「滿洲國」的公開承認，確認「滿洲國」的國家地位，使它對東北的侵略從此合法化。日本還以共同防共為借口，要求在內蒙和華北等地繼續駐軍，試圖把這些地區長久地置於日本的軍事佔領之下。

對此，中方代表不敢退讓，他們要求屆時日本在華軍隊「從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借口延遲撤退」。在談判中，中方代表表示可以考慮在部分地區延長日軍的撤兵期限，但不同意使用「防共駐兵」一詞（天津市政協編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香港會談，中日之間未能達成協議。6月4日，雙方在澳門開始舉行第二輪會談。澳門會談仍然未能就「滿洲國」問題和撤軍問題達成協議。6月6日，中方代表表示：雙方意見看來難以一致，今後的會談可留待蔣介石的代表（預定為張群）到上海等地與汪精衛會談，待有關汪的問題解決後，再由蔣介石與板垣直接會談。於是，日方代表提出舉行蔣介石、汪精衛、板垣三巨頭會談的建議。澳門會談結束。

中國代表於6月22日答覆日方：中國政府原則上同意召開三人會議，但會談須在中國軍隊控制的長沙地區舉行。板垣和汪精衛表示同意。但日方同時提出，重慶政府須以書面保證出席三人會談的日、汪代表的安全。然而中方以「絕對保密」為理由，不同意出具書面文件。

7月25日，中國方面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衛聲明，而且要日方保證嚴守這次會談的秘密，並不再介入汪、蔣是否合作的事務，國民黨方面還要求日本把以上這些承諾寫成書面文字交與中國政府。顯然，日方難以接受這樣的要求。

此後，日方為了換取中方用書面文件保證日、汪代表的安全，近衛首相和板垣曾寫私函給蔣介石。此時中方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東北問題和駐兵問題未取得一致意見之前，長沙會談暫行擱置。

這期間日本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7月，日本內閣改組，東條英機接任陸軍大臣。東條迷於武力，對和談不感興趣。

9月，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命令中國派遣軍停止和平談判。於是，中國派遣軍決定暫停「桐工作」，觀望形式的變化。至此，前後歷經近一年的「桐工作」無果而終。

在這一時期，除「桐工作」之外，中日之間的接觸還有（【六】）司徒雷登路線、（【七】）王子惠路線和（【八】）錢永銘路線等，但這些活動都還處於互探和談條件的初級階段，均未走到像「桐工作」那樣由雙方派遣正式代表坐下來談判這一步。

「司徒雷登工作」始於1940年2月。

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受華北日軍司令多田駿委託，向重慶轉達日方希望蔣政府改變抗日容共政策、實行蔣汪合作的信息。對此，蔣介石一方面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國有決心打下去，中國希望得到外國的貸款，以解決目前的財政困難；一方面又提出，中國需獲得不受侵犯的保證，日軍應從長城以南撤出，滿洲問題則留待和平恢復後再作處理，日方提出的防共和經濟合作的內容可加以修正。4月初，司徒雷登返回上海，將蔣介石的這一態度轉達給日方。同時，司徒雷登也向羅斯福總統作了報告，並建議美國政府向中國提供援助，以幫助解決中國面臨的財政困難。但此時「桐工作」的香港會談已經開始，為避免多頭緒進行所造成的混亂，日方暫停了通過司徒雷登的這一臨時路線。

「王子惠工作」的時間大致與「桐工作」同期。

王子惠曾任偽維新政府實業部長，後辭去偽職，從事中日間的秘密接觸活動。王子惠在日本得知板垣有從速結束戰爭的想法後，將這一信息通過賈存德告知孔祥熙。孔要求王儘快與板垣取得聯繫。

1940年5月初，板垣會見了王子惠，提出五項議和條件：

（一）中日共同防共；（二）中日經濟合作；（三）取消汪精衛政權；（四）中日休戰；（五）日方撤軍。

板垣並表示他急切希望與孔祥熙會談。孔認為這一條件並不苛刻，可以接受，便報告了蔣。但此時「桐工作」已經開始，「王子惠工作」便被暫時擱置。經過一番籌劃，8月下旬，王子惠作為孔祥熙的代表與板垣的代表岩奇清七在上海舉行會談，賈存德等亦參加了談判。談判中，賈發現王對日方讓步太多，遂拒絕在記錄上簽字，會談不歡而散。

「錢永銘工作」則大致始於「桐工作」結束之後。

錢系交通銀行總經理，與蔣介石的歷史淵源頗深，時常居住香港。錢與日方在8、9月間就已有所接觸。「桐工作」終止後，日方於10月下旬派外務省參事田尻愛義赴港，會見了錢永銘的代表，提出了日方的條件。錢隨即派人去重慶向蔣介石報告。

蔣提出：如果日本確認兩個條件，即一、無限期延期承認汪精衛傀儡政權；二、原則上承認在華日軍全面撤兵，中國方面就同意與日方進行談判【沈予《論抗日戰爭時期日蔣的「和平交涉」》，載《歷史研究》

1993（2）】。

11月中旬，錢永銘向日方轉達了這一立場。

11月24日，日本四相會議決定先允諾重慶政府所提的這兩項條件，要求其派代表到香港會談。但「錢永銘工作」遭到了日本政府內另一部分人的反對。

他們認為「錢永銘工作」是重慶方面阻礙日本承認汪精衛政權的策略，而主張應及早承認已於該年3月間成立的汪精衛政權。

汪政權的首要人物周佛海也力勸日方不要中「重慶拖延之計」，因為根據他所獲得的情報，「渝方暫無和意」（《蔡德金編《周佛海日記》）。

很快，主張承認汪政權的意見便壓倒了主張繼續與重慶政府接觸的意見。11月28日，日本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決定按預定計劃於11月30日與汪政權簽訂《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同時宣布對汪政權的外交承認。至此，「錢永銘工作」也告終止。

1940年是中日秘密接觸最頻繁的一年，也是一個重要的關口。經歷了這一高峰時期後，中日之間的秘密接觸顯見減少。隨著國際形勢對中國越來越有利，國民黨失去與日本媾和的興趣。

1941年初，板垣通過司徒雷登提出了一個比日方以往所堅持的條件要大大後退了一步的談判條件，表示日方願意撤退山海關內日軍、承認重慶政府、保證中國獨立為條件，以期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並表示希望美國出面調停或舉行中、日、美三國會議來解決中日衝突，但此時蔣校長對日方提議談判的態度已不同於以往，他聲稱：中日問題須俟世界戰爭總結束後解決。

參自《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劉華老師有兩期是專門講這個的，也算個日本方面的專家

隊長～別開槍，皇軍托我給您帶個話。

據說和李士群是這樣開頭的……我有個親戚在蘇北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