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歐洲中世紀是黑暗中世紀？
作為一個現代人，可以說中世紀黑暗，但是理解不能出了偏差。
公元5世紀是中世紀，公元15世紀也是中世紀。你能說這一千年歐洲人的水平一直原封不動嗎？
很多吃瓜群眾對中世紀黑暗的理解就是，羅馬滅亡後，歐洲陷入了倒退，整個中世紀1000年就是一潭死水，停滯不前，毫無進步，連羅馬的水平都沒達到，等到文藝復興，歐洲人不知道怎麼回事，像是被外星人注射了提升智商的藥物一般，猝不及防地開竅了，然後近代之後開始了狂飆，進入了工業社會。
如果這麼理解的話，歐洲文明是這樣的：
但事實上，更可能是這樣的：
羅馬帝國的崩潰對歐洲文明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文明陷入了倒退，所以說中世紀初那幾百年（從羅馬滅亡到法蘭克帝國之間）是黑暗時代，倒也不假。但文化並未完全中斷，比如基督教。曾經的蠻族在羅馬的屍體上重建家園，生產力和科技文化水平也是在逐漸上升的。到了12世紀，基本是一片盛世。到了中世紀晚期，早已遠遠超越曾經的羅馬了。
有人說文藝復興讓歐洲擺脫了蒙昧的中世紀，但文藝復興三傑：但丁生活於1265年-1321年，薄伽丘1313-1375年，彼得拉克1304—1374年，是標準的中世紀。
具體的過程不細說，但我們可以取一下「極差」。15世紀是中世紀晚期，大航海時代前夕，這時西班牙葡萄牙的技術水平難道還不如1000年前的西哥特人，這時勃艮第公爵大膽查理的軍隊難道還不如當年的蠻族勃艮第人，這時達芬奇的繪畫作品難道比不上中世紀初期羊皮紙上的繪畫？
其實，從中世紀到近現當代，歐洲的歷史是非常連貫的。
如果關注16世紀的歷史，會感覺這段時期說是中世紀吧又高於中世紀，說是近代又差了那麼一些味道，這就是中世紀和近代間典型的過度階段。如果看18世紀的歷史，又會感覺比17世紀更像近代，但離19世紀的近代又差了那麼一點味道，還是這種過渡感。
我來說一點大家都沒提到的因素：對於「歐洲」這個地理概念，在現代和中世紀時期是不一樣的。
大家覺得中世紀歐洲落後，那是和羅馬帝國的輝煌相比的。羅馬帝國是歐洲歷史上最重要的帝國，這麼說沒有錯。但羅馬帝國的疆域和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並不重合，頂多可以說羅馬帝國發源於歐洲的亞平寧半島。中世紀時期落後的歐洲地區，在羅馬帝國時期也算是比較窮的地方。而昔日羅馬帝國比較有錢的地區，在中世紀還是一樣有錢，但這些地區已經不是傳統上大家所認為的「中世紀歐洲」了。
西方世界直到工業革命以前，都是東邊比西邊富的。中世紀並不是歐洲文明的衰落期，而只是在中世紀，歐洲這個概念從原來的義大利+希臘擴展成了暫時落後的整個歐洲大陸。
中世紀落後的歐洲地區，本來就是羅馬帝國的老少邊窮地區，本來就不發達。黑暗什麼的也就無從談起了。而且他們在中世紀一千年里完成了從部落到封建國家的轉變，這千年對他們來說本來就是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
圖：公元14年之時羅馬帝國各行省的人均收入。顏色越深收入越高。其中藍色條紋的是羅馬帝國的義大利本土，人均收入最高。考慮到羅馬本土是稅收的終點，可以判斷出羅馬帝國的經濟中心處於帝國東部，其中的希臘，埃及，北非等不屬於「中世紀的歐洲」這個概念。數據只能作為大概參考。來源：http://brilliantmaps.com/roman-empire-gdp/
而傳統意義上的中世紀歐洲是下面這個區域，英法德加上東歐的波蘭匈牙利，南歐的義大利，和北歐諸國。和羅馬帝國重合度其實不高
現在看來有些屬於傳統認知上的中世紀歐洲國家從未成為過羅馬帝國的疆域，比如萊茵河以東的德意志地區，波蘭立陶宛，所有北歐國家以及俄羅斯等。這些地區在歐洲進入中世紀之時還沒有存在過發達的文明。相比兩河流域這樣早熟的地區一直都是文明匱乏的黑暗地區。
而羅馬帝國治下的歐洲，很大一部分其實也屬於並沒有過多開發的區域。法蘭西王國所在的高盧是凱撒在公元前50年左右征服的，和埃及，希臘這樣擁有悠久文明的富庶土地一比，法蘭西王國所在的高盧地區還是比誰肌肉大的部落時代。後來法蘭克人在克洛維的帶領下建立了法蘭克帝國，甚至開啟了加洛林王朝的小「文藝復興」，也是離不開這個地區殘存的羅馬文化影響的。
不列顛被納入帝國版圖就更晚了，在愷撒的遠征失敗過去一百年之後，羅馬帝國才在公元50年左右在皇帝克勞狄烏斯統治之下開始對不列顛的征服。島內局勢一直都不平穩，布狄卡率領的凱爾特起義幾乎摧毀了整個島嶼上的羅馬殖民地。不列顛一直都是一個讓羅馬國防投入和收益相比入不敷出的地方，這也是羅馬在公園五世紀主動放棄不列顛的原因。
屬於歐洲又在羅馬帝國時期比較有錢的，就只有西班牙，希臘，和義大利半島本身了。而這些地方和中世紀其他歐洲地區比本就過的不差。西班牙在被阿拉伯帝國征服之後過著比中世紀北歐好很多的生活，公園十世紀在穆斯林統治下的科爾多瓦是歐洲最大的城市，擁有五十萬人口。根據阿拉伯的勞倫斯里沙特王子費舍爾的說法，科爾多巴的街道晚上還有路燈。
而希臘在中世紀一直都處於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希臘文化在東帝國處於絕對的霸主地位。中世紀的希臘世界還包括了整個安納托利亞半島和巴爾幹地區。希臘在羅馬帝國統治下依然是繁榮富庶的，他們仍然控制著地中海的商路，是歐洲和亞洲交流的樞紐。盤踞希臘世界這個基本盤的羅馬帝國得以在薩珊波斯，阿拉伯帝國，保加利亞汗國以及塞爾柱帝國等虎狼之師的進攻下續了一千年的命，活過了以上的幾個帝國，還時不時伺機反殺。
以上兩個地方雖然屬於現代意義上的歐洲，卻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歐洲中心地帶。義大利是傳統歐洲地區，也是羅馬帝國前期的核心。義大利在中世紀前期還處於羅馬帝國統治之下，在脫離了帝國之後義大利地區在中世紀歐洲依然是最繁榮的。在11-13世紀的中世紀盛期，熱那亞和威尼斯的商船掌握了地中海貿易，富得流油。在托斯卡納，米蘭，和羅馬，羅馬文化並沒有消退，而是蟄伏著等待再一次迸發。在還未「正式」進入文藝復興之時，從十三，十四世紀開始藝術就得到了復興。弗蘭切斯卡，烏切洛等畫家就開始在繪畫中實踐比例，透視這樣的科學手法了。
總結：
在討論歷史的時候我們總是會誇大戰爭和政治對世界的影響，而忽略社會的生產能力和經濟發展。歷史的變化是循序漸進的。公元476年的歐洲並沒有什麼劇烈的社會變化，羅馬城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日耳曼來的皇帝，馬照跑，舞照跳。更何況，短短百年後查士丁尼皇帝會再次把羅馬納入帝國之中。
羅馬帝國是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鑄造羅馬帝國輝煌的，是埃及的糧食，希臘的文化以及羅馬的軍團，是迦太基的商隊和以色列的宗教。歐洲曾經是這個帝國的一部分，也曾感受過羅馬帝國文明的餘暉。西羅馬的崩潰讓她失去了文明的燈塔，迷失了前進的方向，但也使其孕育了獨特的現代文明。
對於「黑暗中世紀」首先我們應該劃定一個地理上區域，到底我們在討論哪塊地方的哪段時間。
首先北歐肯定不算，因為北歐直到很後面才登上歐陸歷史的大舞台，相對於基督教化的中世紀來說，希臘羅馬時代同時期的北歐野蠻不堪，，，
然後希臘不算，因為那裡直到十四世紀十五世紀都是羅馬帝國。
英格蘭與法國等地雖然曾經是羅馬帝國的領土，然而其真正的開發遠晚於東部操希臘語的省份。直到君改為止這些地方的拉丁化才真正大規模開始，然而之後帝國在西部的控制能力急劇下降。這些地方在羅馬時代的城市化程度根本就不夠，而在「中世紀」得到了真正的開發與長足的發展。
西班牙被綠的佔了大半，都不說綴好。
真正說受到了極大損傷或者說重要性下降的區域，也就是羅馬帝國的龍興之地，不過這個區域重要性的下降本來就是個dssq，否則君一也不會跑到巴爾幹建立一個「新」羅馬。
至於某些人說的「文明倒退」，在套這麼一個大的概念之前請先定義一下「文明倒退」這個概念，qqq，，，
某些人說的「教會專政」，「古典文化絕滅」，「科技倒退」，建議看幾本專業研究這方面的讀物再討論吧，類似的問題真的不怎麼想回答了。
「中世紀的黑暗」中世紀當然黑暗，但是問題是你「黑暗」是和誰比出來的？中世紀並不黑暗
木木老師簡單地從圖像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
在6世紀初，東哥特王國的聖阿波利納里教堂有一幅馬賽克畫，上面繪有當時東哥特的宮殿（Palatium），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精緻的愛奧尼亞和科林斯的混合柱式，三角形的山牆，印花的窗帘，以及穹頂、巴西利卡等等建築式樣。
同樣地，在6世紀北義大利誕生了一部著名的福音書，後來流傳到不列顛地區的聖奧古斯丁修道院，被稱作「奧古斯丁福音書」。書中的插圖繪有雕刻精美、色彩絢麗的科林斯柱，以及美麗的半圓形山牆。這或許是當時修道院基本形態的體現。
同樣在6世紀左右，拜占庭的一份醫學書籍中有這樣一副插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精緻的穹頂，穹頂下有一位畫家把畫布或羊皮紙釘在木板上，正在畫草藥。
這是同一時期義大利人畫的草藥
還是在6世紀，羅馬帝國敘利亞地區出的一份聖經創世紀文本中，出現了一位裸體女性，即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按聖經的說法此人美艷動人，於是畫師就細膩地表現出利百加的魅力。而右邊的城牆，應當是同時代的寫實作品，畢竟利百加時代太過遙遠，無法建立起如此高聳的建築。
在7世紀左右，西哥特王國或者北非地區所流傳的一份摩西五經中，有這樣一副美麗的插圖，在圖片的右上角和左下角畫黑人、駱駝和其它族群，左上角和右下角則有高聳的穹頂、長長的巴西利卡——顯然這是根據現實想像摩西時代的生活情況。
這是公元700年左右愛爾蘭一份聖經抄本的插圖。這個書櫃挺可愛，我想要。
這個是9世紀初的一幅圖，畫的是羅馬喜劇家特倫斯。注意兩邊帶面具的人，多麼詭異呀。
這是9世紀初的另一幅圖，畫的是仙女座——當真不是照著人畫的嗎？手上的鎖鏈讓我浮想聯翩啊。。
再隨便看幾張圖吧。比如烏特列支大學所藏的加洛林時期《詩篇》插圖，這馬兒畫的好呀！
9世紀時還有不同的畫派，比如畫風詭異的蘭斯畫派，畫家為了畫出衣服的褶皺也是拼了， 以及右上角的天使，泥腫么了。。。
當然宮廷畫派還是循規蹈矩的，這顏色不錯。
最後在來一副我最喜歡的，9世紀的仙王座繪圖——來呀，互相傷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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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中世紀這種說法準確嗎？
不一定。
說中世紀黑暗的原因，大概是因為在中世紀教皇嚴苛統治，貴族對平民極盡壓迫，以及戰爭、饑荒、瘟疫的爆發，和人民在中世紀時期的愚昧無知。可是，這樣的問題在從人類文明開始發展的時候，是不是一直都是存在的？
答案是肯定的。可以這樣講，古代的歷史就是戰爭的歷史。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就是對前1200年左右的特洛伊戰役的記載，和戰爭之後奧迪修斯在返程途中的歷險故事。人類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和平平穩的過渡，期間充滿了血與火，殺戮與征服。不能因為戰爭多就說否定這一段時期，稱它黑暗。至於貴族對平民的壓迫，我們可以看看羅馬時期的平民「前往聖山」運動以及十二銅表法的頒布，它代表著平民階級對貴族的反抗。那為什麼會反抗？肯定是因為平民受到了貴族的壓迫而無法繼續維持生活，這才爆發了「前往聖山」運動。
還有，歸咎於教皇苛政猛於虎這一點。要說清楚這一點就必須要理解中世紀時期的君權與神權之間的關係，即到底是誰統攝誰，誰臣服於誰。有這樣一個史實——「丕平獻土」，它是講丕平三世（公元751年至768年在位的法蘭克國王）與其兄長一起清除末代「懶王」以及忠於墨洛溫王朝的大貴族之後，丕平請問教皇，由於國王不理政事，他這個宮相應該怎麼辦。當時教皇也急需強有力的支持，於是表示"誰為法蘭克操勞，誰就是它的主人"。故在751年，羅馬教皇聖匝加派大主教來到巴黎為丕平加冕。這顯露著，俗世政權需要來自神學的批准。
其實說白了，教皇已經成為了實際最高統治者，就像我國古代的帝王一樣。我們說教皇對待異教徒的手段太過血腥暴力，比十大酷刑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反過來想，我國古代一直是有各種酷刑的，對待犯人也少有手軟，更別說是對叛亂者（類似異教徒的存在），為什麼沒說我國古代是黑暗的？我做這個比較，只是想說明，不能通過從懲治異教徒這一點來說中世紀是黑暗的。至於腐敗問題，也是如此。
私以為，稱「黑暗的中世紀」這個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宗教對人的教化作用和提升人類道德的作用。唯物論者總是覺得宗教等於精神鴉片。可事實是這樣嗎？湯因比在人類進步學說中指出，偉大宗教中的許多說教來說明宗教的社會功能正是提升人類的道德。自我犧牲是仁慈至愛的最高表現，這一點隱含在高級宗教中，高級宗教可以引導人們超脫於世俗世界的煩惱而達到一種終極的真實和享受精神歡娛的極樂。
總之，基督教不是破壞了古典文明，而是「佔有並保護著深藏生命的種子，直到這一切能夠再次破裂，並進入世俗文明的新的生長期。」基督教是歐洲古代文明與近代文明之間的中介和橋樑，稱它為「這一代蝴蝶與下一代蝴蝶之間的卵、蛆、蛹」。
想起木心先生對中世紀文學的一個比喻：「好比一瓶酒，希臘是釀酒者，羅馬是釀酒者，酒瓶蓋是蓋好的。故中世紀是酒窖的黑暗，千餘年後開瓶，酒味醇厚。」
雖然稱中世紀文化為「酒窖的黑暗」，但我覺得，只是在和希臘、羅馬這輝煌的文化比起來，中世紀的文化確實顯得薄弱無力，除去寥寥的教廷人士著作之外，似乎並無其他。但要記住：這個黑暗也只是相對的，畢竟希臘羅馬文化太過光明耀眼。
最近剛好在讀＂歐洲中世紀史（第十版）＂（朱迪斯?本內特，C?霍利斯特），摘抄書中導言的內容來回答吧。導言開始便說明：＂中世紀是歐洲歷史上一個災難性的時代。＂雖然這種說法早己過時，而且極不可信，但是仍然被廣泛地接受。接著在第二段指出這種說法的來源：這種落伍的觀點最早是由中世紀末期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和新教徒提出的。人文主義者希望回到古羅馬的盛世，而新教徒則希望恢復基督教最初的傳統。對這兩類人來說，中世紀這1000年是一個障礙，是過去的榮光和當前的希望之間那沉睡的荒原。
因為那時候歐洲基督教燒科學家玩兒唄····
反正我中學時候對黑暗的中世紀就是這麼看的
是吧，有事沒事兒燒科學家，能進步才怪！
後來才發現，宋代以後，在儒家治下，中國已經想燒科學家都沒科學家可燒了···
日常黑儒家+1
有段時間對於歐洲藝術史非常著迷，於是讀了一本藝術史，忘了叫什麼名字。歐洲中世紀的人物畫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畫對比非常明顯的區別就是，中世紀時期的畫風暗淡，人物的表情愁眉慘淡，四肢細長不圓潤，無論是耶穌，聖母，還是天使們，都沒有在天堂生活和美的樣子，卻是像在人間受苦了幾百萬年。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完全相反。題主有興趣可以看看。而之所以在這裡提到藝術史，是因為本人認為，藝術是一個時代的美學符號，藝術源於生活，反映生活，時代發展若是欣欣向榮百家爭鳴，那麼藝術的發展必然緊隨其後也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若藝術走入了一個死角，遇到了瓶頸，那麼那個時代想必是灰暗多災的。社會不和諧，人民生活悲慘，藝術如何發展？另外書中提到的一些在中世紀發生的宗教迫害事件，這些都是非常黑暗與殘酷的，而在這些事件的背後反映出的問題是，在中世紀，教皇利用宗教來鉗制人民的思想，老百姓不被允許有自由的信仰自由的思想，否則被視為異端，教皇教主們對於異端的懲罰是非常嚴酷的能與中國古代十大酷刑有得拼了。宗教在那個時期的存在價值，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作為人民在現世生活受苦受難於是寄託於來世的幸福的工具，一部分就是教皇控制社會的工具。那時候的教皇的野心是真心重啊。大概就是這些。題主若想繼續了解，可以讀《世界通史》，這個可以作為你了解世界歷史的線索。
這個時期的歐洲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統治。封建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造成科技和生產力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在毫無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紀或者中世紀早期在歐美普遍被稱作「黑暗時代」，傳統上認為這是歐洲文明史上發展比較緩慢的時期。
「中世紀黑暗時代」這個詞，是由十四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學者彼特拉克所發明的。他周遊歐洲重新發掘和出版經典的拉丁和希臘著作，志在重新恢復羅馬古典的拉丁語言、藝術和文化，對自公元四一零年羅馬淪陷以來的變化與發生的事件，認為不值得研究。人文主義者看歷史並不按奧古斯丁的宗教術語，而是按社會（學）的術語，即通過古典文化、文學和藝術來看待歷史；所以人文主義者把這900年古典文化上發展的停滯時期稱為「黑暗的時期」。
當然這裡包含幾個方面!
第一,人民生活問題,那個時期真的是大肆實行奴隸制,從476年羅馬帝國滅亡以來到了日耳曼蠻族的崛起,都在延續著這個制度,再加上領主剝削農民的事情經常有,所以在野外都有強盜和馬賊出沒,在那個時期你一個農民既不敢犯罪也不敢反對領主和奴隸主的剝削所以只能任人宰割了,如果是不幸運的,那麼很可能會無緣無故的被人抓去當奴隸,別人在隨便給你個罪名.那你這一輩子就徹底完蛋了
第二,宗教問題,天主教在那時由於教宗的問題 天主教實行的非常的黑暗,包括什一稅和免罪券的強行徵稅制度和這一個不能是免罪的制度,都是當時天主教暴斂財富的表現.再加上當時以實力和軍隊為主的各國大主教的爭鬥,也使當時的人民不聊生
第三,戰爭問題.為了領土的佔有和個人的私慾,那個時候所有國家的國王這一生就是四處征戰,到了敵對國免不了要燒殺搶掠,那可真是生靈塗炭,中世紀跟現在一樣也有村子,那些村子算是一些國家的貴族的一小部分領地,但如果是侵略者到來,那肯定就是血洗和搶掠一番,再加上也會到處抓壯丁修築城堡防禦工事和強行徵兵.這都是當時的一些非常常見的現象
第四,農業生產和科技發展,前面說了,長期的爭鬥根本就無法生產農業和科技的開拓,或許強國也是,但個人來看,中世紀最大的強國就是法蘭克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了(一前一後不是一個時代,神羅馬也是法蘭克帝國分裂出來發展到帝國的),但這兩個帝國也是內鬥,雖然神羅馬帝國是法蘭克帝國的後續,但這個國家也是因為領主的爭鬥和主教的爭鬥,甚至是帝國皇帝和羅馬教皇的爭鬥來消耗國家的資源與人口.從來都是第一軍事理論的皇帝很少去執政來關注農業和科技生產的!
這些都是黑暗的中世紀的原因,.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自十字軍東征以來,直到文藝復興的興起,這也加快了西歐文化文明和農業科技的提高! 但我在這裡只是針對當時的人民來講解的!
看完記得點贊喲。
現在史學家傾向於說中世紀沒有那麼黑暗，特別是新文化史學派的史學家，代表作例如《十二世紀文藝復興》之類。現在就我本人關心的領域看，說中世紀基督教對科學多麼多麼殘酷的迫害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基督教神學是個「機械宇宙」觀，而這和近代認識論的伽利略轉型是一致的。無論是事實還是科學史概念梳理，都證明基督教都為近代科學誕生提供了歷史條件。
這是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過去過度貶低的一種ideology，是一種話語體系。也是當時人的觀念和心態，觀念和心態並不能與歷史事實畫上等號，這是一種偏激的歷史觀，是非歷史主義的。
首先需要考慮黑暗是對誰而言的，本身在古典時代西歐就一直是文明的邊緣地帶，西方文明的真正中心在地中海沿岸的羅馬與希臘。西歐土著居民沒有自己的書面記載，他們的歷史全靠羅馬人描述。無論凱爾特人還是日耳曼人，在羅馬人眼中都是蠻族，就是一群刀耕火種經常舉族遷徙的原始部落。而在經歷民族大遷徙西羅馬覆滅後，中世紀西歐最終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與國家，這無疑是進步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不喜歡中世紀的哥特式建築，但在他們嚮往古典時代里日耳曼人只會用木頭和泥巴堆沒有窗戶的房子，人畜共住一屋。兩相對比之下就能明白中世紀時期西歐的巨大進步了。
現在又翻案了，說是文藝復興的時候為了捧羅馬而黑中世紀，到了啟蒙運動為了捧希臘直接把中世紀黑出了翔，好像對中世紀不公平。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覺得中世紀確實很扯淡。科學倒退，蒙昧主義，戰亂，迷信，封建割據，等級制度，理性缺失。但是不可否認，中世紀孕育著新的生命。
我覺得真的很黑啊啊，整個歐洲的大環境下，衛生髒亂（糞便倒大街，沒有完善的排污水道），溫飽問題極為尖銳（吃的是可以砸死人的黑麵包，穿的也好單薄），精神文明和科技文明發展緩慢（受制余教會和工會），沒有獨一的政權統治（群雄割據，戰亂頻繁，生產遭破壞和滯停，人民生活痛苦無望），負擔過重（受領主的剝削及教會的各種苟稅）。
從「羅馬帝國衰亡」到「羅馬世界轉型」
晚期羅馬史研究範式的轉變
李隆國
1776年，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發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一舉成名。「任何喜歡咒罵的批評家都無法用他的吼叫干擾一片讚揚之聲。」①從學術史上看，現代學者認為，吉本通過這部六卷本的鴻篇巨製經典性地確立了「羅馬帝國衰亡」模式，主宰此後學術界達兩百年之久。「我們關於中世紀早期的整個認識都帶有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色彩。無論我們翻開蒙森(T. Monssem)、洛(F. Lot)、皮朗(H. Pirenne)、羅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v)還是貝尼斯(N. Baynes)的著作，只需提到一些最著名史家的名字，我們就發現他們不僅在與『吉本命題』作鬥爭，而且還在與吉本本人搏鬥，有時是隱隱的，但更多時候則是公開的。」②鬥爭的結果之一，是從20世紀中葉以古代晚期研究為典型代表的「羅馬世界轉型」範式的興起。「從前，大概是20世紀60年代，我們或者是中世紀早期史家、拜占庭學專家、古典學家、教父學家、晚期羅馬帝國研究者，或者是大遷徙的研究者，現在我們許多人認為自己是古代晚期研究者。如同種族生成一般，我們獲得了新的身份，我們甚至辦了兩份報紙——《古代晚期》(法文，1993年)和《古代晚期雜誌》——以示慶賀。」③
新的「羅馬世界轉型」範式如何興起，如何長期影響晚期羅馬史研究，它與「羅馬帝國衰亡」範式的關係如何？國內學術界業已注意到這種新的學術動態，或者從新舊更替的角度進行學術史梳理，④或者介紹了轉型模式下的諸多新成果；⑤有學者甚至借鑒轉型範式來考察羅馬帝國文化的轉型。⑥本文擬從用學術傳統的顯和隱來評論，更從史學史的角度來考察「羅馬帝國衰亡」與「羅馬世界轉型」兩種範式長期共存的史料學根源。
一、「羅馬帝國衰亡」模式?
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文化復興，人文主義興起。人文主義者不僅復興了古代羅馬如何興起，而且重新提出了其如何衰落的古老問題。1453年，比昂多(Flavio Biondo)第一次以羅馬帝國衰亡為標題寫作歷史：《羅馬帝國衰亡以來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 Romanorum)。他選擇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陷羅馬為開端，一方面是想模仿李維，轉而敘述衰亡，另一方面則是續寫奧羅修的《反異教史七書》。⑦從此，探討羅馬帝國衰亡重新成為令人關注的問題。16世紀初藝術家瓦薩里第一次經典性地勾勒了藝術從衰亡到復生的千年史。⑧此後各種看法層出不窮。⑨
到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孟德斯鳩和大衛·休謨等人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不約而同地論述了羅馬文明衰亡。⑩而英國學者吉本秉承時代潮流，用生花妙筆，從史學的角度將羅馬帝國衰亡史加以經典性地敘述，最終確立「羅馬帝國衰亡」範式。一方面，通過學習拉丁語，吉本掌握了大量羅馬史資料；另一方面，在瑞士期間，他與自己素所崇拜的伏爾泰見面，從游多時，深受伏爾泰哲學思想的影響。結合史料及對時代的宏觀反思，吉本決定寫作羅馬史：「聽見朱庇特神廟裡赤腳的修士們唱起了晚禱曲，這時有個念頭第一次湧上我心頭：寫下這個城市的衰落和滅亡的歷史。」(11)
雖然吉本先後指出了幾十種導致羅馬衰亡的因素，但是主要因素為三種：第一種是羅馬作家信奉的自由喪失導致衰亡，即自由催生德行、專制帶來奴役，從而使得德行喪失、國家衰亡；第二種和第三種則主要來自當時盛行的啟蒙運動觀念，即理性與文明。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相信人類歷史是理性戰勝迷信，文明戰勝野蠻的雙重變奏。而吉本則反其道而用之，將基督教的勝利視為迷信戰勝理性；蠻族入侵則意味著野蠻戰勝文明。基督教和蠻族的勝利導致羅馬帝國衰亡。(12)因此，總體上講，羅馬帝國衰亡史其實就是自由喪失、理性湮滅和野蠻肆虐的結果。(13)
1896年，替吉本編訂《羅馬帝國衰亡史》定本的著名史家J.B.伯里，在表彰吉本的巨大影響之後曾條分縷析，逐一論述這部論著的過時之處與仍有價值之點。他的總結論是「否認吉本觀點的大體真實性是徒勞無益的，對他的嘲弄也是微弱的。我們可能會更加同情羅馬戰士與教士，但是，所有的細節補充既沒有否定也沒有軟化『羅馬帝國衰亡』觀點……在重要問題上，吉本仍然是我們的舵手，超越『時代』，沒有過時」(14)。
伯里試圖在修正中發展吉本命題。他強調歷史變遷的緩慢性，認為不僅羅馬帝國的衰亡，而且包括蠻族入侵，都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蠻族與羅馬人之間有著廣泛的合作與融合。江山易主無論如何也不是災難性的。(15)他的看法代表了當時在英語世界占統治地位的學術觀點。由他策劃於20世紀初期出版的《劍橋中世紀史》就集中體現了這一學術觀點。該書第一卷雖然承認從奧古斯都到查理曼的800年間，無法進行時代劃分，歷史在延續；但是仍在使用「衰亡」、「普遍的毀滅」、「遺留」等關鍵詞。約公元550年的時候，發生了革命性變化，舊文明的殘餘消失了。(16)
對於伯里這一代歷史學家而言，無論他們怎麼強調歷史的漸變，都無法擺脫羅馬帝國衰亡的陰影。單純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19世紀是個整理文獻、編訂各種古代中世紀歷史作品的精校精注本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圍繞制度的演變建立起宏大的歷史敘事。文獻學，表面對象是文本及其組成部分——語言，但是間接對象卻是文本所承載的文化。無論如何面對文本，從閱讀古典作品的典雅語言到中世紀早期拮据拗口、不合古典語法的晦澀拉丁語，半白不古，異體字叢生，衰落之感油然而生。另外，晚期羅馬帝國歷史在當時還屬於中世紀史範疇，舊版《劍橋中世紀史》以君士坦丁開篇，從公元300年講起。儘管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世紀史研究走向專業化，中世紀學家開始其獨特的訓練培養方式，但是這些開創中世紀史研究的人們，自身所受到的訓練還都是古典文化的訓練。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會認同於古典文化，貶低中世紀文化。正是這種訓練，使得他們與崇尚古典拉丁語的吉本，也與義大利人文主義以來的人文教育傳統心脈相通，從而置身於一個偉大而漫長、貶低中世紀的文化傳統之中。
他們將羅馬帝國衰亡當做一個理所當然的歷史事實，不加質疑，而是關注羅馬帝國為何衰亡。(17)甚至有學者認為羅馬帝國的建立就意味著衰亡，其代表人物有美國中世紀史家林恩·桑戴克和古典學家沃爾班克(F. M. Walbank)。桑戴克說：「至於如何精確地解釋偉大羅馬帝國的衰亡，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史料缺乏。已有許多嘗試去解開謎團……可能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羅馬帝國是奠基於已朽文明的廢墟之上的，帝國不過是一件由破爛民族、專制主義以及過氣文化編織的百衲衣。因此，羅馬帝國自身就沒有多少新生命，不過是地中海古代世界的最後階段。」(18)而影響更為廣泛的類似觀點則是由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提出的文明興亡模式。在他的眼中，羅馬帝國的繁盛不過如深秋的煦暖，而其文化早已喪失了創造力。(19)
二、「羅馬世界轉型」範式?? 然而，就在伯里這一代人之後，對「羅馬帝國衰亡」範式的真正挑戰就開始了。20世紀20年代，以奧地利史學家道普什和比利時史學家亨利·皮朗為代表開始了第一波衝擊。道普什以日耳曼蠻族文化並非原始落後的假定出發，反對歷史災變說。他從經濟的角度，結合大量考古發現和地名研究，從加洛林時期向前追溯，論證這一時期歷史的逐漸發展。在他看來，傳統的歷史分期主要依據於法典和法律術語，而忽略了真實的社會生活。日耳曼人並非文化的敵人，也沒有毀滅和銷毀羅馬文明，相反，他們保存和發展了它。羅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從內部贏得的，是長達數個世紀的和平滲透的結果。在此期間，他們吸收羅馬文化，接手帝國的管理；羅馬並未衰落，羅馬制度和文化一直在延續。(20)
亨利·皮雷納則秉持法語史家的傳統，強調羅馬文明的延續性。(21)他的獨特之處在於從更加寬廣的視野，從長途貿易與經濟轉型的角度強調羅馬帝國文明的長期延續。在他看來，直到8世紀，地中海貿易圈一直還維持著歐洲商業的統一性，長途貿易繼續聯絡著各地，使得交換經濟得以延續。但是，隨著阿拉伯人的興起最終割裂了地中海貿易圈的統一性，將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從地中海貿易世界分離，使得查理大帝統治的法蘭克帝國不得不轉入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時代，實現了經濟史上的裂變。「日耳曼人定居在地中海沿岸決不標誌著歐洲歷史上的一個新的時期的轉折點。儘管這事所引起的後果是巨大的，然而並未把過去徹底摧毀，也未打斷傳統。」(22)皮雷納的經典表述是「沒有穆罕默德就沒有查理曼」(23)。
道普什的觀點在當時就被評論家稱譽為成功挑戰了「羅馬帝國衰亡」模式。巴尼斯說：「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對羅馬文明被日耳曼蠻族遷徙的浪潮吞沒的傳統觀點有了徹底的再評價。我們不再相信在古典和中世紀世界之間存在裂變，衰落是緩慢的，大量羅馬傳統延續到中世紀文化中。伯里、第爾(S. Dill)和洛(F. Lot)已充分證明這一點，而道普什的觀點則是最徹底和最令人信服的。」(24)
而皮雷納的貢獻則更加受推崇。50年代美國學者李昂以為從此「突變論」開始讓位於「漸變論」。(25)道普什和皮雷納主要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挑戰「衰亡」模式，側重於從新的角度重審歷史現象。道普什指出，日耳曼人不是原始的和野蠻的，而在逐漸文明化；皮雷納認為地中海貿易統一性一直延續。但是，無論他們如何挑戰，與他們的同時代人和前輩一樣，他們都沒有能夠跳出「羅馬帝國衰亡」模式。誠如有評論者指出，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對衰亡的時間和方式提出了修正。(26)因此，他們是在不同程度上用新的衰亡模式取代經典的衰亡模式。
約在十年之後，以林恩·懷特為首的一批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者開始在繼承皮雷納的基礎上超越皮雷納。他們認為，皮雷納有許多具體的真知灼見，但是，他與「羅馬帝國衰亡」模式的創建者愛德華·吉本一樣，具有強烈的「西歐中心論」色彩。如果僅僅將視角局限於西歐，難免將中世紀早期視為衰落時期。但是，如果一方面將地理上的視野橫向放寬，拜占庭帝國和阿拉伯帝國都視為古代地中海文明的繼承者；另一方面從社會層面上將視野向下拓展，關注普通民眾和日常經濟生活，歷史的面貌就大為不同了。他們為此提出了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口號：「羅馬世界轉型」。「今天，隨著歷史學淡化地域偏見，我們西方人覺得不那麼需要對歷史採取劇變論解釋。我們用『羅馬世界轉型』的表述取代『羅馬帝國衰亡』，有些轉型是不幸的，但是有些轉型卻意義深遠。」(27)他們正確地指出，「羅馬帝國衰亡」模式忽略了社會經濟史的下層，也就是千百萬農夫和手工業者的生活；而社會變遷卻必須在生產工具和技術的變化中才能最終得到實現。「自下向上看」，使得以政府滅亡論為歷史分期的觀點變得有些不合時宜。
懷特提出的新表述標誌著新範式的誕生。1993年，歐盟科學委員會提出了為期五年的泛歐洲性大型研究項目：「羅馬世界的轉型與中世紀早期歐洲的興起」。來自18個國家的近百位學者，從跨學科的角度分六大團隊圍繞這一宏大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不僅項目的題目源自於懷特的新表述，而且作為該項目成果的第一部論文集《帝國內的王國》公開表彰了懷特促成範式轉型的卓越貢獻。「在20世紀60年代，絕對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林恩·懷特成功地取代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範式，提出了『羅馬世界轉型』的新範式。」(28)這一歐盟項目也號稱在承襲皮雷納的學術探索。該項目的總協調人之一、英國利茲大學教授顏武德在項目總結報告中說：「一言以蔽之，項目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對皮雷納命題的再思考，即地中海古代世界不是在5世紀至6世紀被日耳曼入侵者撕裂，而是由於伊斯蘭教的興起。」(29)
與此同時，在解釋羅馬帝國為什麼滅亡的過程中，拜占庭史的研究者率先意識到有比較研究的必要，為此需要將東西部帝國同時納入考察範圍。在20世紀初，伯里就大膽地挑戰包括吉本在內的前代成說，認為他們屬貶低東部帝國的偏見。通過強調歷史的延續性，他甚至否定「拜占庭帝國」的提法，而是堅持使用「晚期羅馬帝國」；甚至認為根本就不存在476年羅馬帝國滅亡這麼一回事。(30)在他之後，以N.H.貝尼斯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繼起，進一步認為：西部發生了文化斷裂，東部才是古代文明的繼承者。他們從比較的角度發問，「為何帝國沒有在西部留存，而東部保留且繼續存在了千年之久？」為此需要尋找東西部的差異性。在他看來，小亞細亞為東部帝國提供了人力和財富的持久來源，能夠抵擋蠻族的入侵；保存帝國的行政管理控制全境，維持羅馬文化的延續。(31)
受到貝尼斯等人的啟發，瓊斯通過三大卷《晚期羅馬帝國史》，系統地揭示了帝國內部組織結構的生機和活力。他的研究再次有力地說明，帝國儘管存在內部缺陷，但是導致這些缺陷變成致命性因素來自於蠻族的入侵。即羅馬帝國滅亡的根本性原因來自於外部，而不是像吉本和伯利所想像的那樣是自然死亡。「帝國內部的脆弱性並不是其衰亡的主要因素。」(32)通過證明帝國自身沒有衰落的必然性，他的研究為學術潮流的改變提供了最為廣泛的基礎工作。
20世紀60年代目睹著「羅馬世界轉型」說慢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1963年，在調查各種關於羅馬帝國衰亡的解釋理論之後，錢伯斯最後提出懷疑：「談論羅馬衰亡的時候，我們對吉本的判斷表示勉強同意，即便是西部帝國衰亡也是個模稜兩可的歷史事件。帝國的消失可以另外表述為這種制度轉型為中世紀的國家，然後是現代歐洲。」(33)到70年代，「羅馬世界轉型」說開始受到關注，儘管還處於次要地位。1978年由卡甘主編的《羅馬帝國的終結：衰落還是轉型？》就比錢伯斯著作的1962年版增加了一個副標題，表明兩種模式之間的競爭態勢。(34)到80年代，「羅馬帝國衰亡」範式就有些非主流了。1986年，當費里爾發表《羅馬帝國衰亡的軍事解釋》的時候，他要為自己還在研究衰亡的原因而進行辯護：「不難理解為何目前歷史學家對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厭倦情緒了，這是一種毫無希望的感覺，沒有人能夠找到令大多數學者滿意的答案。自吉本以來也沒有多少『新資料』，新發現的重要文獻相對很少。儘管有幾處令人感興趣的考古工作在開展中，但考古學家更關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米諾阿和邁錫尼世界的浪漫領域，以及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35)因此，哈佛大學教授鮑埃索克在1995年，發表「羅馬帝國衰亡範式的消退」演說，莊嚴宣告：「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哪位負責任的史家還會將羅馬的衰落視為事實或者範式。作為在現代史上曾經起過作用的建構，這一範式現在已告終結。」(36)
就在「羅馬帝國衰亡」模式因為缺乏新史料而令歷史學家感到「厭倦」、晚期羅馬史不那麼吸引研究者的時候，愛爾蘭裔史學家彼得·布朗卻發現了大量「新史料」，吸引大批追隨者，並開闢了新的專門研究領域——古代晚期，為晚期羅馬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增長空間。「如果彼得·布朗不是古代晚期之父，那他肯定也是其主導者。」(37)
三、「古代晚期」的興起?
所謂「古代晚期」，是一個歷史時期概念。狹義而論，指的是約公元300年至600年的300年時間，相當於從君士坦丁皇帝到查士丁尼統治時期，尤其指五六世紀。廣義而論，則向前可追溯到公元50年至150年不等，後及公元800年，總共約六百年時間；更有論者希望將其擴展至公元1100年左右(38)。從地理上講，古代晚期以地中海為中心，包括古典文化所輻射到的地域，從不列顛的哈德良長城到中東的幼發拉底河流域；也可以延伸至南到印度河流域，北抵蔥嶺以西。核心區域是地中海沿岸，羅馬人所謂的「內湖」，邊緣地區則包括受到羅馬文化影響的區域。從宗教文化的角度，涵蓋地中海古代文化孕育的三大宗教信仰：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古代晚期」本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1901年，奧地利學者李格爾在其《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一書中就提到過「古代晚期」概念，認為這個概念不僅在當時已經流行，而且「最貼近實際情況」；但是，他還是傾向於將「上起君士坦丁大帝，下迄查理大帝」這一段時期稱為「羅馬晚期」。因為他想到的是羅馬帝國，研究的地域側重於拜占庭帝國。(39)此後，不僅在德語世界，「古代晚期」(sp?tantike)一直被學者沿用；而且，在英語世界，用「古代晚期」作為論著標題的例子也並非鮮見。(40)但是，真正在廣大學術界和讀者之中產生深遠影響，從而使之成為獨立的歷史研究領域的則是彼得·布朗。早在1966年，他就在牛津大學發起成立「拜占庭與北方和東方的鄰居們：公元500年-公元700年」新專業，實際上標誌著「古代晚期」研究的開始。1971年，布朗發表通俗讀物《古代晚期世界》(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標誌著「古代晚期」成為一個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
與李格爾相類似，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也聚焦於拜占庭帝國的藝術，但是圍繞基督教文化作了更為廣泛的文化史研究，他大量使用了「古代晚期」這個概念並獲得成功。在《古代晚期世界》一書中，彼得·布朗開宗明義對流行的「羅馬帝國衰亡」命題提出挑戰，轉而關注古典世界的轉型。「貫穿本書的主題是公元200年後古典世界各種界域的不斷轉移和重新定位，這與傳統的『羅馬帝國衰亡』命題沒有什麼瓜葛。『羅馬帝國衰亡』僅僅影響到羅馬帝國西部行省的政治結構，這一事件未對古代晚期的文化發源地——地中海東部和近東——造成損傷。即使對於六七世紀西歐的蠻族王國來說，殘存於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帝國仍然被當作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帝國，也沿用其舊名——共和國。古代晚期人們所迫切關注的問題是各種固有界域的痛苦調整。」(41)布朗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否定將羅馬帝國政府作為歷史變遷的核心力量，而是存在多種變化各種轉型之間並非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一種相互關係。「只能說某些變化以某種方式相伴發生，以至無法孤立地加以理解。」
也是在這一年，布朗發表《古代晚期聖徒的興起及其意義》一文，借鑒文化人類學方法，運用聖徒傳來討論聖徒崇拜如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興起，它又具備哪些社會功能。在這篇文章中，他秉持一貫的風格，將東部地中海與西部地中海進行類型學比較，縱向上打通古代與古代晚期，成功地超越教父學的框架，開放聖徒研究，既開發了聖徒傳這一古老而數量極其龐大的「宗教」史料的新價值，又為普通歷史學家研究宗教現象打開了一扇大門。(42)
如果說布朗在寫作《古代晚期世界》時將論說的重心放在拜占庭，構建了一個以拜占庭為中心的古代晚期世界，對傳統的西部帝國的處理並沒有太多新見的話；那麼在1996年出版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興起》中，他成功地超越了皮雷納的8世紀衰落論。通過構建從古代通向現代的「潛在通道」，他使得西部歐洲徹底走出了「衰亡」觀的陰影。首先，他認為西部帝國的歷史不再是一個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其次，這是一個為現代歐洲奠基的新時代，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最後，在古代晚期，蠻族實用性地利用基督教，逐漸地創造了對自身過去的認識，西歐獨特的基督教想像世界由此開始定型。因此，古代晚期是發展出「加洛林文藝復興」的潛在鋪路時代。(43)換言之，通過古代基督教世界轉型為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古代晚期前接古典文化，後接「加洛林文藝復興」，不僅使得古代世界自然而然地轉型為現代世界；而且這種轉型是一種創造性活動，是激動人心的。從這個角度而言，他與前輩拜占庭史家如貝尼斯等不同，通過比較之後，他否認東部在延續，西部發生斷裂。恰恰相反，整個羅馬世界都在不斷地轉型，適應形勢，開創未來，為現代歐洲奠基。
2001年，布朗與一批學者發表《闡釋古代晚期：後古典世界論集》，正式宣稱：「編者們都相信，現在是將約公元250年至800年間的歷史當作一個獨特而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時期的時候。」(44)2008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發行《古代晚期雜誌》，主編拉爾夫·馬提森愉快地宣布：「從編年屬性來講，我們本來屬於『古代羅馬』、『早期拜占庭』、『中世紀早期』、『晚期拉丁』、『教父學』等等，但是現在都屬於『古代晚期』。」(45)2011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將「古代晚期」納入了其「通識讀本」系列，出版了《古代晚期(通識讀本)》，(46)標誌著「古代晚期」作為一個獨立學術領域被學者們廣泛接納。
對於布朗所構建的轉型模式，論者批評最多的包括兩點。第一是其過分強調延續性與結構性轉型，而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變遷，尤其是劇烈的政治軍事變化。「像『衰亡』和『危機』之類的辭彙，暗示帝國末期的困難，在20世紀70年代極為常見，現在基本上從歷史學家的辭彙表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些中性辭彙，如『轉化』，『變遷』，和『轉型』。」(47)尤其是考古學家，對於6世紀發生的歷史斷裂堅信不疑。英國考古學家霍吉斯依據一百多處考古發掘遺址認為，斷裂確實存在，城市的面貌今非昔比，在6世紀發生了巨大的歷史變遷。他甚至提出「史家文化」和「考古學家文化」，認為前者偏重於文獻，從辭彙的繼續使用推斷歷史在延續；而後者則從實物發現了歷史的巨變，因此二者需要多加交流。(48)
第二點則針對古代晚期研究者觀察視角的偏頗性，他們似乎從過分集中於政治和制度轉向過分聚焦於宗教文化。「『古代晚期』具有淪為奇風異俗之域的危險，充滿了曠野的修士、興奮的貞女，並由宗教、心態和生活方式的衝突所主宰。在這種圖景中……各條新的戰線正在拉開。例如，基於教會的召喚和自身社會身份之間的衝突，家庭成員之間彼此鬥爭。以教堂和修道院為主體的新型宏偉建築成為新興權威和影響力中心的集中表現。埃及和敘利亞的沙漠成為來自各地的修士們的新家園，而東部行省則由於其內部那令人陶醉的文化融合，易於發生變遷。」(49)
其實，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偏頗卻源自布朗最大的貢獻之所在——發掘新史料和嚴格依據文本研究歷史。在古代晚期興起之前，歷史學家研究晚期羅馬史的時候，在實證主義原則下拷問史料「客觀真實」，所感興趣的主要史料也限於對各種「真實史事」的記載。瓊斯的羅馬帝國制度史研究就是最為經典性的代表。他博聞強記，熟諳原始史料。(50)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一大批史料是完全可以被排除在閱讀範圍之外的，這些史料主要就是宗教史料。「當我利用古代史料的時候，我得承認，窮其一生不足以盡讀；任何瀏覽米涅(J. P. Migne)的《教父大全》(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的人都會深有體會。我很快就決定放棄關於神學的論述、對《聖經》的評註以及世俗美文(奧索尼烏和克勞迪安自然例外)。那裡有些麥穗，但是在我看來，稗子佔主體，許多最好的麥子已經被先前的學者們收割了，尤其是17和18世紀的學者，他們所編訂的教父文獻是充滿奇異信息的礦藏。在閱讀了相當一部分之後，我最終放棄了佈道辭，因為其中大部分是有關《聖經》的評註，或者涉及泛泛而論的倫理話題。」(51)
瓊斯編訂的史料選集《羅馬史：至5世紀》第二卷「帝國時代」，正是這一史料選擇原則的實物載體。圍繞帝國行政管理，按專題分類編選，包括元首制、皇帝、元老階層、騎士階層、行政服務、軍隊、行省、城市、稅收、司法、身份、經濟事務和宗教，凡13章346頁；宗教內容僅是其中一章，不到30頁，不足全書的1/11。(52)
這些被瓊斯認為是「稗子」的史料，長期以來也不被其他史家看好，以致普遍缺乏現代精校精注本。瓊斯所閱讀的這些「良莠不齊」的教會史料，主要來自19世紀中期法國教士米涅彙編的《教父大全》。《教父大全》所用版本較老，印刷質量尤差，排版也很擁擠，「閱讀界面」並不好。與其他受到史家重視的史料版本形成鮮明的對照，例如《洛布古典叢書》(Loeb Classical Library)。不僅瓊斯如此，即便是天主教史家，對這些宗教史料也不是都喜歡。例如，被認為是古代晚期開創者之一的法國教父學家馬儒(Henri-Irene Marrou)將聖徒傳視為令人討厭的雜貨，類似於今天的小說連載。(53)因此，一方面，許多經典史料被反覆研究，另一方面許多「稗子」史料長期無人問津。「古代晚期的許多文獻還沒有被充分研究過。有些作品的年代、寫作地域和歷史背景尚未確定……古代晚期文獻的寫作格式和主題反映了時代的風氣，每一件史料都需要根據當時的背景進行解釋和評價。」(54)
布朗研究的領域是文化史和教會史，基於利用原始史料的原則，他認真對待這些宗教史料；又利用文本研究，充分挖掘其中的歷史信息。在他看來，這些史料中雖然「客觀史實」少，但是有意無意地反映了文獻作者和當時人的認識。在布朗看來，現代研究者往往「太容易發現那個時代的新和舊，而往往忽略了去感受人們在那個世界如何生活？」布朗要做的就是「通過提供證據，集中於討論古代晚期世界的人們如何面對變遷」(55)。藉此，彼得·布朗引領讀者穿越現代數百年羅馬帝國衰亡的學術傳統積累層，直面當時人們的宗教感受，從事心態史和文化史研究。
因此，布朗的研究不僅將當時的一切文化現象都納入研究範疇之內，而且也為這些研究指示了「新史料」。雖然這些「新史料」本是舊史料，但是從新的角度去利用，用以回答新問題，也就搖身一變成了「新史料」，從而改變了晚期羅馬史的史料構成。2000年，馬斯為關心古代晚期的學生和普通讀者編訂了新的史料集——《古代晚期史料讀本》。他似乎刻意模仿瓊斯的史料選集，也採取按類而編，13章凡355頁。這13章分別是羅馬帝國、羅馬軍隊、基督教會、多神教、猶太人、女性、法律、醫藥、哲學、波斯、日耳曼入侵者和他們的王國、中亞人和斯拉夫人，還有伊斯蘭教。(56)與瓊斯的史料集篇幅相若，而內容懸殊，形成鮮明的對比。
正是依託於新史料，藉助於文化人類學等新興社會科學，短短几十年，作為文化史研究的古代晚期吸引了大批研究者，漸成顯學。已成氣候的古代晚期研究，開始反過來驚訝於晚期羅馬帝國史研究的頑強生命力了。200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相繼出版瓦德-帕金斯的《羅馬衰亡和文明的終結》、希特的《羅馬帝國的滅亡：新羅馬和蠻族史》；2007年，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出版米切爾的《晚期羅馬帝國史：公元284-641年》。(57)他們的著作或者與古代晚期劃清界限，或者反駁古代晚期研究。瓦德-帕金斯和希特代表了修正後的衰亡範式，充分借鑒了考古學成果和文本分析技巧，強調蠻族入侵中斷了歷史的進程。而米切爾則繼承瓊斯的學術路徑，特意回歸到政治軍事史。因此有評論者據此提出：「羅馬帝國衰亡模式的回歸。」(58)這些大出版社的動作，自然在學術界引發了廣泛的爭議，也引起人們思考如何處理新舊範式之間的關係。
四、範式互補的歷史與歷史學根源?
上述三部論著頗有挑戰性，尤其是瓦德-帕金斯和米切爾開篇便有理論檢討，指出古代晚期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自己的分析思路，論證其合理性。「羅馬帝國衰亡」範式似乎並沒有因為新範式的興起而式微。在評價米切爾作品的時候，漢弗里斯承認，「平心而論，更為保守的分析方式(即『羅馬帝國衰亡』範式)並不是沒有追隨者，但是沒有吸引同樣多的學生。」但是，他認為「布朗派的堅決擁躉者可能會覺得這部書的某些部分會將他們引到極不熟悉的領域；但是這並不就是一件壞事情。」因此，「這部書沒有徹底地同情布朗刻畫的古代晚期印象可能恰恰成為其說服力之所在。米切爾為讀者提供了更加寬廣地了解古代晚期的機會，皇帝、官員和將軍，與宗教和多彩的文化轉型同樣重要。」(59)
在古代晚期的熱心追隨者看來，當古代晚期研究步入中年，檢閱已取得多方面成就的時候，米切爾等人的書有些不合時宜。「就古代晚期研究的未來而論，這是一部不和諧的作品，也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不僅如此，「如果政治和軍事史學者都貶低宗教和文化，忽視對它們進行單獨研究的價值，這是最令人寒心的」。因此，評論者在提醒大家避免古代晚期研究內部碎片化的同時，主張以古代晚期研究來整合舊的研究模式，「政治史和軍事史還是應該成為文化研究的一個方面，而非競爭者和替代者。」(60)
更為謹慎的評論者不僅承認舊範式與新範式之間的互補性，而且強調新範式並非要取代舊範式。「(新範式)儘管富有影響，但是並沒有重塑學術圈，原有的研究繼續強有力地存在。作為新來者，古代晚期研究貢獻了額外的思考，而非根本性重新定位。它只是搭建了跨越繼續繁榮的固有學術領域的腳手架。」(61)這一評論更加符合學術的現實圖譜。從學術史來看，「羅馬帝國衰亡」範式與「羅馬世界轉型」範式，不僅植根於自文藝復興以來悠久的學術傳統，而且有著更深厚的淵源，各自擁有龐大的史料土壤，保證它們枝繁葉茂，各領風騷，競爭互補。
這兩種範式都起源於羅馬帝國晚期，甚至可以說與羅馬帝國的建立幾乎同時發生。當公元前後帝國取代共和國的時候，就出現了羅馬帝國衰亡的聲音，並逐漸形成傳統。西塞羅、李維、薩魯斯特、塔西佗，只需提及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足矣。他們認為，從共和國轉向個人統治就意味著自由的喪失，走向奴役，故德行開始淪喪，世風日下，以致神不佑羅馬，羅馬衰亡。(62)進入4世紀，與帝國幾乎同時形成的基督教開始成為國教，基督教會在犧牲羅馬固有宗教崇拜的基礎上大規模擴張，無形中與專制統治相結合，打擊對手，理性與狂熱信仰的衝突加劇。與此同時，蠻族的威脅日益加劇，由於語言差異而形成的文明與野蠻之別，格外醒目。關注羅馬帝國的命運，圍繞自由與專制，理性與信仰，文明與野蠻，羅馬帝國知識分子的思考產生了重大分歧。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這是自公元前390年左右高盧人攻佔羅馬之後，近八百年來羅馬再次被攻陷，因此對整個帝國產生了巨大震撼，各派圍繞「基督教與羅馬帝國衰亡」終於形成對立的兩大陣營。以奧古斯丁及其學生奧羅修為代表的教父們為一方，聲稱因為羅馬民眾迷戀異教，信仰不虔誠，故有羅馬淪陷之厄。但是由於信仰基督教，減小了羅馬淪陷的損失，至少教堂沒有遭到大規模劫掠，躲入教堂的民眾得以保全生命。在他們眼中，這次事故是好事，不僅表明現世的榮華富貴靠不住；而且通過這場「災難」，可以使得世人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一切歸主，虔誠信仰，從而實現從追求此生榮華向追求來世永生轉型。(63)通過佈道，寫作聖徒傳、注釋《聖經》等宗教作品，教父們拒絕討論帝國衰亡與否，而是轉化視角，從討論政治軍事轉向談論文化，談論人生之得救與終極關懷，從注視世俗得失轉向仰望天空，沉思上帝與天國，引導生活轉型。他們為「轉型」說提供了大量豐富的文獻史料。
而晚期羅馬帝國不斷喪師失地，不僅西部帝國徹底消失，而且整個帝國疆域在不斷縮小，衰落成為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西部皇帝消失前夕，政客無論是異教徒還是基督徒，都在文獻中流露出帝國危機之感。(64)異教徒作家甚至認為，皈依基督教使得羅馬不再受到諸神護佑，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勾引蠻族，導致統治野蠻化，加之自由淪喪，故有衰落。這幅圖景就是被譽為「帝國衰亡史」第一人、公元6世紀的歷史學家左其姆(Zosimus)的《新史》所提供的歷史敘事。他將羅馬帝國的衰落經典性地定位於導致羅馬帝國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後期，「直白地說，他是導致帝國今日可悲狀態的罪魁禍首」(65)。政治和軍事上的失敗不僅使得「衰亡說」成為一種現實寫照，而且也為後來的史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西部帝國消失之後，至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稱帝之前，西部歐洲普遍視君士坦丁堡為羅馬帝國的新首都、最高權威來源。掌控文化的教會人士很快就遺忘了西部帝國滅亡這件歷史事件。查理曼稱帝之後，高盧教會開始偽造著名的《君士坦丁贈與》文書，聲稱君士坦丁皇帝東遷到拜占庭，是為了將西部帝國的統治權讓與羅馬教皇西爾維斯特及其繼承人。而羅馬教皇最終將這種統治權贈與查理曼，西部羅馬帝國復興。因此，中世紀的西歐學者很少談論羅馬帝國的衰亡，而是談論帝權的轉移。(66)
文藝復興之後，作為歷史分期的「中世紀」形成，並淪為「黑暗時代」，橫亘於古代(古典)與現代之間。人文主義者復興古典文化，復興了從世俗價值標準來判斷歷史，在復興「衰亡說」文獻的同時，也復興了「衰亡說」。到吉本手中，獲得其經典性表達形式。但即便是吉本本人，在論述衰亡的時候，也承認基督教的勝利「減輕了顛覆帶來的衝擊，緩和了征服者殘暴的心態」。
20世紀中葉，一方面，現實的變化使得「羅馬帝國衰亡說」受到極大挑戰，二戰後迅速的經濟復甦以及對戰前文化的追憶，不僅彰顯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也激勵思想家鼓吹文化的復興；另一方面，從宗教文獻理解羅馬晚期社會的布朗，重新引領讀者回到羅馬帝國晚期的「稗子」文獻，發掘時人的喜怒哀樂，從而復興了教父們對世界轉型的看法，將古代晚期研究深深地紮根於教父們開創的偉大傳統之中。
可以預見，當古代晚期研究在復興教父傳統的時候，圍繞基督教與羅馬帝國命運而展開的爭論也必將會復興。爭論雙方不僅各有悠久的史學傳統，而且也有龐大的史料作為支撐。在現代社會多元化的背景之下，爭論將會更加細膩，而不會成為直接對立的兩派。但是，從史學史的角度而論，由於受到史料二元化的制約，兩大陣營還是會隱隱存在。但是「羅馬帝國衰亡說」與「羅馬世界轉型說」將不再是教父們與異教徒之間針鋒相對的爭吵，而是在互補中交流。
當晚期羅馬帝國的時候，教父們眼望蒼穹，思維上帝，轉換角度，思索理想社會。而異教徒學者和開明基督徒作家，則遠沒有教父們如此高超的信仰境界。他們更多地關注於現實生活本身，目光平視，思考人間的喜怒哀樂。現存君士坦丁的巨大頭像，其中一隻眼球向上，仰望天空；另一隻眼球平視，似乎在關注自己統治的子民。或許「羅馬帝國衰亡說」和「羅馬世界轉型說」就是我們觀察晚期羅馬史的兩隻眼球？分別直接植根於這兩種社會追求和兩類歷史文獻的「衰亡」範式與「轉型」範式，或偏重於挖掘晚期羅馬世界的「現實生活」，或揭櫱其「理想追求」。作為現代學者，似乎正需要折中於理想與現實之間，超越於「衰亡」與「轉型」範式之上，得之於情，合乎其理，揭示一個更加全面的晚期羅馬世界。
注釋：?
①愛德華·吉本著，戴子欽譯：《吉本自傳》，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59—160頁；楊肅獻：《吉本與羅馬帝國衰亡史》，愛德華·吉本著，席代岳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吉林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1—14頁。最近，M.溫科勒從電影的角度，論述了吉本作品的廣泛影響力，M.溫科勒：《愛德華·吉本與〈羅馬帝國的衰亡〉》(M. Winkler, "Edward Gibbon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M.溫科勒編：《羅馬帝國衰亡：電影與歷史》(M. Winkler, e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Film and History)，威立-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5—173頁。
②A.羅斯基：《導言：吉本與啟蒙運動》(A Lossky, "Introduction: Gibbon and the Enlightenment")，林恩·懷特主編：《羅馬世界的轉型》(Lynn White,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加州大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1—29頁。
③愛德華·詹姆士：《「古代晚期」概念的興起與意義》(Edward James, "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Concept "Late Antiquity"")，《古代晚期雜誌》(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第1卷，2008年第1期，第20—30頁。該刊第一期刊登了一組討論古代晚期研究領域的文章。
④劉林海：《史學界關於西羅馬帝國衰亡問題研究的述評》，《史學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⑤侯樹棟：《斷裂，還是連續：中世紀早期文明與羅馬文明之關係研究的新動向》，《史學月刊》2011年第1期。
⑥王曉朝：《論羅馬帝國文化的轉型》，《浙江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
⑦丹尼斯·哈伊：《弗拉維·比昂多與中世紀》(D. Hay,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英國科學院通訊》(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1959年卷，第97—127頁。
⑧喬爾喬·瓦薩里著，劉耀春譯：《義大利藝苑名人傳：中世紀的反叛》，湖北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1頁。
⑨S.馬扎里諾著，G.霍爾姆斯英譯：《古代世界的終結》(S. Mazzarino, trans by G.Holmes,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法貝爾出版公司1966年版。
⑩伏爾泰著，梁守鏗譯：《風俗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08頁；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94—110頁。關於啟蒙思想家對吉本的影響，可參考J.波科克：《野蠻主義和宗教》(J. G. A. Pocock, Barbarism Religion)第2卷，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頁以下；D.沃梅斯里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轉型》(D. Wormersl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劍橋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1)吉本著，戴子欽譯：《吉本自傳》，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35頁。
(12)吳於廑：《吉本的歷史批判與理性主義思潮——重讀〈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五、十六章書後》，《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1期。吉本的具體論點，雖然散見於其前四卷作品中，第27章討論帝國末期的頹廢氛圍；第36章則有對於羅馬政治衰落的總結，等等。但是，在第38、71章有總結性論述。多謝本文匿名評審專家提示。
(13)吉本的書籍發表之後，引來教士大衛的強烈批評，他為此專門出版《〈羅馬帝國衰亡史〉第15/16章某些段落的辯護》(Edward Gibbon, A 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倫敦1779年版。
(14)J.B.伯里：《導言》，J.B.伯里編吉本之《羅馬帝國衰亡史》(E.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by J. B. Bury)，倫敦梅休因出版社1909年版，第vii—xxi頁。
(15)J.B.伯里：《蠻族入侵歐洲：講演集》(J. B. Bury,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A Series of Lectures)，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28年版，第vi頁；J.B.伯里：《羅馬隊北高盧統治的終結》(J. B. Bury, "The End of Roman Rule in North Gaul")，《劍橋歷史雜誌》(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第1卷,1924年第2期，第197—201頁。
(16)H. M.郭特金：《君士坦丁與君士坦丁堡》(H. M. Gwatkin, "Constantine and His City")，J.P.惠特尼和H.M.郭特金主編：《劍橋中世紀史》(H. M. Gwatkin and J. P. Whitney, eds.,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1頁。
(17)據德國學者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的總結，各種衰亡原因達200多種，轉引自K.蓋林斯克著：《古典與現代交融：後現代建築，多元文化、衰落與其他》(K. Galinsky, Classical and Modern Interactions: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Multiculturalism, Decline and Other Issues)，德克薩斯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3頁。有代表性看法，分別參考M.錢伯斯：《羅馬衰亡：能夠被解釋么？》(M. Chambers, The Fall of Rome: Can it be Explained?)，紐約1963年版；D·卡甘編：《羅馬帝國的終結：衰落還是轉型？》(D. Kagan,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Decline or Transformation?)，希斯出版公司1978年版。吳柔曼曾專門撰文對錢伯斯作品進行了介紹，吳柔曼：《關於西羅馬帝國滅亡原因的幾種論點》，《世界歷史》1983年第4期。對晚期羅馬帝國的研究動態的介紹，葉民著：《最後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筆下的晚期羅馬帝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8頁。
(18)L.桑代克著：《中世紀歐洲的發展和文明》(L. Thorondaike, Medieval Europe: Its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喬治哈拉普出版公司1920年版，第57頁。F.沃爾班克：《西部羅馬帝國的衰落》(Frank W. Walbank,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科比特出版社1946年版。
(19)湯因比著，曹未風等譯：《歷史研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五部。
(20)A.道普什著，M. G.比爾德和N.馬歇爾英譯：《歐洲文明的社會與經濟基礎》(A. Dopsch, trans. by M. G. Beard and N. MarShall,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倫敦1937年版。這是一部縮譯本，原作者提供了刪節本。在刪節的過程中他強化了原著論述的批判性和系統性。
(21)圍繞羅馬因素還是日耳曼因素奠定現代歐洲制度之根基的問題，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形成了所謂羅馬學派和日耳曼學派。前者主張羅馬因素起主導作用，以法國學者庫朗日為典型代表，他主張一切所謂日耳曼因素從文獻證據來說，都是起源於羅馬文明的。C.斯提芬森：《封建主義的起源和意義》(C. Stephenson,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Feudalism")，《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46卷，1941年第4期，第788—812頁。史學史上的系統總結可參考E.湯普森著，孫秉瑩、謝德風譯：《歷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冊，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493頁以下。
(22)亨利·皮雷納著，陳國樑譯：《中世紀的城市》，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4頁。最為簡明扼要而系統的表述，則是其在德國戰俘期間寫作的亨利·皮雷納：《歐洲史》(Henri Pirenne, A History of Europe)，喬治·亞倫和昂溫出版公司1939年版，第31—38頁。對皮朗命題的最新討論，王晉新：《皮朗與「皮朗命題」——對西方文明形成時代的重新審視》，《世界歷史》2008年第3期。
(23)亨利·皮雷納：《穆罕默德與查理曼》(Henri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喬治·亞倫和昂溫出版公司1954年版。
(24)H.E.巴尼斯：《評道普什》(H. E. Barnes, "Review on Dopsch")，《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3卷，1938年第2期，第299—300頁。
(25)B.萊昂：《近期關於中世紀的若干反思》(B. Lyon, The Middle Ages in Recent Historical Thought)，華盛頓1959年版，第1—7頁。萊昂的老師卡爾·斯提芬森是皮雷納的高足；萊昂曾經訪學比利時，求教於皮雷納之子，並寫作長篇傳記，B.萊昂：《亨利皮雷納的人生與學術》(B. Lyon, Henri Pirenne: 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life)，加州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因此他的褒獎有些過頭。
(26)艾琳·鮑埃爾：《關於轉型問題的評論》(E. Power, "Review: A Problem of Transition")，《經濟史評論》(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10卷，1940年第1期，第60—62頁。應該說，因為視野新穎、觀察角度獨特以及結論出人意料，皮雷納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其史料運用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突破。考古學家尤其對此批評較多，霍吉斯甚至認為皮雷納的觀點之所以影響深遠，在於這一時期缺乏足夠的可靠史料。換言之，皮雷納的看法缺乏史料支持。R.霍吉斯著：《查理曼時代的城鎮與貿易》(R. Hodges, Towns and Trade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達克伍出版公司2000年版。而在歐盟成為現實的今天，皮雷納所提出的從地中海到歐洲的轉型，被許多學者接受，用以從新的角度考察史料，宏觀與微觀結合出許多新成果。由布里爾集團出版的《羅馬世界的轉型》項目的13冊結項論文彙編和討論集，就是典型代表。
(27)L.懷特編：《羅馬世界的轉型：兩個世紀之後看吉本命題》(L. White,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Gibbon"s Problem after Two Centuries)，加州大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301頁。
(28)W·波爾：《導論：帝國與蠻族融合》(W. Pohl, "Introduction: The Empi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Barbarians")，W·波爾編：《帝國內的王國》(W. Pohl, ed., Kingdoms of the Empire)，萊頓布里爾1997年版，第1—11頁。
(29)I.伍德：《歐洲科學基金會「羅馬世界轉型與中世紀早期歐洲的興起」項目報告》(I. Wood, "Report: 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s Programm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man World and Emergence of Early Medieval Europe")，《早期中世紀歐洲》(Early Medieval Europe)第6卷,1997年第2期，第217—227頁。
(30)J.B.伯里：《晚期羅馬帝國史》(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889年版，第v—ix頁。
(31)N.H.貝尼斯：《羅馬權威在西歐的衰落：近來的解釋》(N. H. Baynes,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Power in Western Europe. Some Modern Explanations")，《羅馬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第33卷，1943年，第29—35頁。
(32)A.H.M瓊斯：《晚期羅馬帝國：284—602年》(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第2卷，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1964年版，第1068頁。
(33)M.錢伯斯：《羅馬衰亡：能夠被解釋么？》，第1—6頁。
(34)D.卡甘編：《羅馬帝國的終結：衰落還是轉型？》(D. Kagan,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Decline or Transformation?)，希斯出版公司1978年版。
(35)A.費里爾著：《羅馬帝國衰亡的軍事解釋》(A. Ferrill,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the Military Explanation)，泰晤士與哈德遜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6頁。
(36)G W.鮑埃索克：《羅馬衰亡範式的消退》(G. W. Bowersock, "The Vanishing Paradigm of the Fall of Rome")，《美國藝術科學院通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第49卷，1996年第8期，第29—43頁。
(37)愛德華·詹姆士：《「古代晚期」概念的興起與意義》，類似的提法，還出現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主頁上他的簡歷中。http://www.princeton.edu/history/people/display_person.xml?netid=prbrown。
(38)關於古代晚期的斷限，一直有討論，例如A.馬可耐：《漫長的古代晚期？對斷限之爭的反思》(A. Macone, "A Long Late Antiquity? Considerations on a Controversial Periodization")，《古代晚期雜誌》(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第1卷,2008年第1期，第4—19頁；C.安多：《衰落、滅亡和轉型》(C. Ando, "Decline, Fall, and Transformation")，《古代晚期雜誌》第1卷,2008年第1期，第31—60頁；C.W.霍萊斯特：《歐洲歷史分期與中世紀之不存在》(C. W. Hollister, "The Phases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Middle Ages")，《太平洋歷史評論》(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61卷,1992年第1期，第1—22頁。
(39)A.李格爾著，陳平譯：《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頁。
(40)A.德曼特：《古代晚期：從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的羅馬史》(A. Demandt，Die sp?tantike：mische Geschichte von Diocletian bis Justinian，284-565 n. Chr.)，柏林2007年版，第xv—xxi頁。最近追溯「古代晚期」興起的論著較多，例如J.裡布舒伊茨：《古代晚期的發生》(J. Liebeschuetz，「The Birth of Late Antiquity」)，J.裡布舒伊茨編：《古代晚期的衰落與變遷：宗教、蠻族與相關歷史書寫》J. Liebeschuetz，ed.，Decline and Change in Late Antiquity：Religion，Barbarians and Their Historiography)，埃希蓋特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93—610頁。
(41)P.布朗著：《古代晚期世界：從馬爾庫斯·儒勒留到穆罕默德》(P.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泰晤士與哈德遜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19—20頁。
(42)P.布朗：《聖人在古代晚期的興起與意義》(P. Brown, "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Holy Man in Late Antiquity")，《羅馬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第61卷，1971年，第80—101頁。1996年，為了慶祝這篇文章發表25周年，由卡梅隆等教授主持在牛津大學專門組織了一次研討會。
(43)彼得·布朗著：《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興起》(P.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33頁。本段論述，承包倩怡提出修改意見。
(44)G.W埃索克：《導言》(G. W. Bowersock, "Introduction")，G.W.埃索克等主編：《闡釋古代晚期：後古典世界論集》(G. W Bowersock etc., ed., 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 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哈佛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ix頁。
(45)R.提森：《編者語》(R. Mathisen, "From the Editor")，《古代晚期雜誌》(The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第1卷,2008年第1期。有學者認為存在布朗學派。應該說，布朗長期執教英美名校，講課富有激情，受其影響者不在少數。他培養的一批又一批學生，成長為從事於古代晚期研究的專門人才，對傳播布朗的理念和方法，推動古代晚期研究的興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5月布朗榮休的時候，普林斯頓大學為此召集學術研討會，他的學生二十多人集聚一堂，都提交了高質量的論文。筆者這裡側重於通過布朗來談論「古代晚期」這一學術研究領域的興起，而略過了其他諸多學者的貢獻，如牛津大學的卡麥隆(Avril Cameron)等。
(46)G.克拉克著：《古代晚期(通識讀本)》(G. Clark, Late Antiqu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47)B.瓦德-帕金斯著：《羅馬衰亡與文明的終結》(B.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古代晚期研究的重要成員，牛津大學的卡麥隆教授也承認結構很難解釋變遷。卡麥瓏教授2010年2月27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發表的《關於羅馬和中國比較研究的一些思考》的演講。
(48)R.霍吉斯著：《查理曼時代的城鎮與貿易》，第11—27頁。
(49)A.卡麥隆著：《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公元395-600年》(A. 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羅德里奇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頁。
(50)J.R.馬丁兌爾：《晚期羅馬帝國人名錄》(J. R. Martindale, "The Propos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第1卷，A.卡麥隆編：《人名錄五十年：晚期羅馬帝國、拜占庭及其他》(Averil Cameron ed., Fifty Years of Proposography: The Later Roman Empire, Byzantine and Beyond)，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頁。瓊斯的巨大影響，D.奎恩編：《瓊斯與晚期羅馬帝國》(D. Gw-ynn, ed., A. H. M. Jones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萊頓布里爾出版社2007年版。
(51)A.H. M.瓊斯：《晚期羅馬帝國：284—602年》，第vi—vii頁。
(52)A.H.M.瓊斯：《羅馬史：至5世紀》(A. H. M. Jones, A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第2卷，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70年版。
(53)P.里歇：《斐迪南·洛的〈古代世界的終結與中世紀的開始〉導讀》(P. Riche, "Préface à Ferdinand Lot，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e moyen age」)，P.里歇：《中世紀西歐的教育與文化》(P. Riche，Education et cultur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埃希蓋特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x頁。
(54)R.W.馬提森：《古代晚期的民眾、個人表述和社會關係》(R. W. Mathisen, People,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第l卷，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頁。
(55)P.布朗：《古代晚期世界：從馬爾庫斯·儒勒留到穆罕默德》，第6—7頁。
(56)M.馬斯編：《古代晚期史料讀本》(M. Maas ed., Readings in Late Antiquity: A Sourcebook)羅德里奇出版公司2000年版。作為布朗的學生，馬士所編訂的史料集與瓊斯的史料集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地展示了古代晚期研究者與羅馬帝國史研究者的異同。作為羅馬帝國晚期史研究的集大成者，瓊斯側重於研究傳統性的政治、軍事、和法制史，通過對事關軍國的史料的細緻梳理和總結，為羅馬制度史提供了最為系統深入的總結。而以布朗為代表的古代晚期研究者則更多地從文化和宗教的角度關注時人的心態、與社會運作；前者更多地關注國家層面，後者則是社會層面；前者關注政府管理制度，後者關注文化與權力運作；前者可能更富有事件史的味道，而後者則明顯有整體史情結。但無論如何，二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十分密切。
(57)B.瓦德-帕金斯的《羅馬衰亡和文明的終結》(B.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P.希特的《羅馬帝國的滅亡：新羅馬和蠻族史》(P.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S.米切爾的《晚期羅馬帝國史：公元284-641年》(S. 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A.D.284-641)，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2007年版。
(58)J.魯屯伯格和A.埃克斯泰恩：《評論文章：羅馬衰亡模式的回歸》(J. Rutenburg A. Eckstein, "Review Article: The Return of the Fall of Rome")，《國際史評論》(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第29卷，2007年第1期，第109—122頁。
(59)M.亨弗里斯：《書評》(M. Humphries, "Review")，《古典評論》(The Classical Review)第58卷,2008年第1期，第235—237頁。
(60)R.范達姆：《書評》(R. Van Dam, "Review")，《布林莫爾古典評論》(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2007年6月13日。
(61)A.吉勒特：《羅馬的衰亡與歐洲的興起：以古代晚期為視角》(A. Gillett, "Rome"s Fall and Europe"s Rise: A View from Late AnTiquity")，《中世紀評論》(The Medieval Review)，2007年10月12日。
(62)撒路斯提烏斯著，王以鑄、崔妙因譯：《喀提林陰謀》，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97—103頁；李維著，穆啟樂等譯：《建城以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頁；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上冊，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7頁。
(63)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C.藏戈麥斯特編：《奧羅修反異教史七卷》(C. Zangemeister, ed., Pauli Orosii Hisotirarum adversum Paganos)，塗博勒出版公司1889年版，Ⅶ.28。J.貝利甘：《雙城：作為歷史範式的羅馬帝國衰亡》(J. Pelikan, "The Two Citi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e as Historical Paradigm")，《代達羅斯》(Daedalus)第111卷，1982年第3期，第85—91頁。李隆國：《透過戰爭說和平：奧羅修與基督教史學的轉型》，《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5—185頁。
(64)「帝國就像被暴風雨傾覆的船隻，沒有舵手，肢體破碎。」A.西多尼烏斯著，W.安德森英譯：《西多尼烏斯詩歌與書信集》(SiDonius: Poems and Letters, trans. by W. B. Anderson)，哈佛大學出版社1936年版，第6—7頁。「在毀滅帝國的厄運和意外事件中，羅馬內部的力量消失，曾經表示友好、服從於羅馬法的外部諸族起兵反抗它。」T.蒙森編：《小編年史集成》(T Mommsen ed., 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第2卷，柏林1894年版，第309頁。
(65)左齊姆著，F.帕修德英譯：《新史》(Zosime, trans. by F. Paschoud, Histoire Nouvelle)，銘文學會出版社1971年版，Ⅱ34；W高華特：《記載羅馬衰亡的第一位史家》(W. Goffart, "The First Historian of the Fall of Rome」)，W.高華特：《羅馬衰亡及此後》(W. Goffart, Rome"s fall and After)，漢布爾頓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1—110頁。左齊姆的看法淵源有自，更早的時候，4世紀的史家尤托皮烏(Eutropius)認為君士坦丁的統治，前後有變化，由好變壞。拉丁原文參考C.桑提尼編：《尤托皮烏建城史簡編》(C. Santini, ed., Eutropii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塗博勒出版公司1979年版，X.7，第67頁。亦可參考尤特羅皮烏斯著，謝品巍譯：《羅馬國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6)J.密特克和C.弗掠伊勒編：《柳博爾德·貝本伯格政治著作集》(J. Miethke und C. Flüeler, Politische Schrifien des Lupold von Bebenburg)，《德意志文獻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之《中世紀晚期政治著作》(Staatsschriften des Sp?teren Mittelalters)，漢諾威2004年版，第269頁。雅克·勒高夫著，徐家玲譯：《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175頁。
那是和希臘羅馬這種古典時期的開掛相比的。有個東西叫做「斷臂的維納斯」，公元前4世紀的，各位雕塑家可以感受一下差距
我們淺顯地理解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在中世紀沉睡而在文藝復興時期重新綻放
那麼，為什麼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體制與經濟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不一樣了呢？
並且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大量保持至今
那必定是加入了中世紀的某種元素
這也是中世紀的可貴。
至於是什麼，一本書也講不完吶
中世紀是黑暗的時期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雖然中世紀中宗教對於人思想存在著壓制。但是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在發展。很明顯的就是農業方面。農業技術還有農業器具的革新都是起於修道院，修道院再教給農民。而學校雛形也是出自修道院。而且宗教方面也在進行著改革。（個人觀點，希望專家指正）
估計是因為教皇勢力太大，後來一直被左派知識分子抹黑
整個中世紀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發明和創造，除了9世紀發明的水輪機和12世紀發明的風車外，再沒有其他重要發明。
沒有出現任何一鳴驚人的新思想，也沒有在歐洲之外開拓新的領土。
滄海桑田，但歐洲幾乎沒有任何變化，一切都還是老樣子。
人們了解的只有歐洲——這裡是托勒密宇宙體系的中心——以及在她周圍的巴勒斯坦與北非地區。太陽每天都圍繞地球運轉。
天堂就在地球上空的某處，而沸騰的地獄則在人們腳下。
國王按照上帝的喜好統治，其他人則按照國王的旨意行事。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被釘死在十字架後又復活，他即將重現人間，任何人都無法阻擋。每個人都崇拜他。
在聖彼得去世後的1436年里，先後出現了211位教皇，他們都是經由上帝挑選的完美無缺的人。教會是不可分割的，來世是確定的。所有知識都已經被掌握，所有事物都不會再改變。
摘自《黎明破曉的世界-中世紀思潮與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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