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倒底起了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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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隨後經過對當時形勢的分析他決定去歐洲進行外交活動，1911年12月20日經香港歸國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下冊）》
國父在辛亥革命時的外交決策（節選）：
照常理於得悉革命軍佔領武昌之後，中山先生本可停止東行，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國，為何當革命黨人在國內拋頭顱灑熱血之際，而他卻仍在國外稽延時日呢？其所以舍立即返國而不為者，實因其衡量全局，擇其最急而有更大貢獻於革命者而為決定，個人利害毫未計及。國父當日第一個決定為：革命軍既已佔領武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衷國際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所以他先從外交入手，俟此問題解決，然後返國。
國父為什麼要有這一決定呢？而此一決定在當時為什麼是十分重要呢？我們要明白此點的重要，必須先了解當時中國的處境。辛亥年正是庚子義和團事件之後十一年，庚子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中國能倖免於瓜分已屬僥倖。自此之後，民族的自信心已漸趨喪失，每遇外交問題發生，無不談虎色變。因此，在革命初起的時候，最應顧慮者厥為外交問題：誤解革命為另一義和團事件，造成國內外對革命之恐怖，其可慮者一；召致列強之干涉，其可慮者二；迫使列強陰助滿清以對付革命，其可慮者三。凡此種種，在當時不僅有發生的可能，且在後來發現的若干事實，皆足以證明此種顧慮之必要。舉例言之，當革命軍佔領武昌之後，兩湖總督瑞澄，本擬逃往漢口租界，求援於各國領事，指革命軍為義和團。當時俄德兩國駐漢口領事，一聞拳匪之亂再作，竟有援助瑞澄以對付革命軍的主張。幸而當時駐漢口的法國領事羅氏，為國父的舊友，正任領事團首席領事，當各國領事召集會議商議共同行動時，羅氏力持正義云：「革命軍乃奉孫逸仙博士之命行動，孫氏所領導之革命，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拳匪可比。」於是各國乃宣告中立。瑞澄因不得外力之援助，遂逃往上海，革命軍遂得確實佔領武漢。此一事例雖然不是當日國父在丹佛途中事先所策劃，卻是由此可知當日發動革命，在外交上之顧慮不能不以審慎之態度出之了。
武昌於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首義，二十日克複漢陽，二十一日克複漢口。三鎮底定之日，革命軍迅速以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北督署名義，照會各國領事，承認各國在華利益，以安定各國之態度。照會中有下列之宣示：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一賠償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會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一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一各國如有救濟清政府以可為戰爭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以上七條亦旨在通告各友邦，革命軍師以義動，絕不能與義和團並論。當時革命軍政府之不得不因應列強勢力，亦於此七條文字中見其端倪。
國父當日第二個決定是：他認為在中國利益最大的有英、日、美、法、德、俄六個國家。他在分析這六個國家的利害關係所得的結論是，美、法兩國政府與人民對革命均有好感，不致妨害我們的革命；德、俄兩國當日之趨勢，當趨向於滿清政府；英國則因日、英同盟關係，其民間同情革命，而政府之方針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日本與中國關係最密，日本軍閥對中國侵略之野心尤為可怕，其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且有為革命而犧牲者，但是日本政府之方針，則為反對革命者。欲轉移對我革命有切身成敗關係之日本政府對華方針，英國的爭取，便十分的重要。若英國同情革命，則日本也不足慮了。於是國父便決定了暫不返國，直赴紐約乘船赴英，以英國為其第一目標，作其外交活動。
關於日本政府與民間志士對於辛亥革命之態度，據日人古島一雄事後的追述，當武昌起義之後，速來同情中國革命的犬養毅先生，便急切準備來華，當其動程以前，曾往訪日本外相內田康哉，探詢日本政府對華方針。犬養謂：「政府何以不欲中國實行共和政治？」內田的答覆是：「中國實行共和政體，日本勢將感覺萬分困難，故表反對。在日本立場，即令施用武力，亦將維持中國之君主政體，此項方針，希轉告華南革命領袖。」日本政府當時竟有不惜施用武力以干涉中國革命的主張，其理由究屬何在？可以從另一事例予以說明。古島一雄當時亦是隨犬養毅來華贊助革命之一人，在其動程之前，有一日本要人名叫都築馨六者告之：「目下世界已有美國為共和國，如再聽任中國亦為共和國，則被夾制在中間之日本帝國，其前途究將如何？希君等善為考慮。」原來日本政府當日此一對華方針，其內幕原因，一在蓄意侵略中國，一在深恐中國共和政體建立以後，與共和政體之美國遙相呼應，將於日本不利。由於日本政府此一思想之根深蒂固，卒至造成後來之侵華戰爭與珍珠港事件，弄到日本國家幾乎至於覆滅。

國父當日英國之行，在外交上所獲之成就，對於後來日本對華方針之改變究發生多大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可是有一事實足以以說明的，則是日本在辛亥時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之舉並未實現，而後來內田外相迫於民間輿論之攻擊，與英國之對華政策舉棋未定，不得不在日本議會聲明其並無以武力強迫中國維持帝制之企圖，則反而成了事實。
國父在英國的另一重要奮鬥，關係辛亥革命成功的效果更大。即是當時滿清政府與英國為首的四國銀行團，已有兩筆大借款，正接近交付與籌募的時候。一是粵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業已募集存儲待付；一是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已簽約而正擬發行債券募集中。假使這兩筆大借款為滿清政府所有，以作對付革命的戰費，那將是對革命無比的重大打擊。國父向英國政府交涉的結果，獲得了三項重大成就：一是四國銀行團停止支付滿清一切借款；二是制止日本援助滿清；三是取銷英屬各國對國父的放逐令。辛亥革命之能迅速成功，國父此一努力當時其重要原因之一。此一成就使滿清政府斷絕了列強財務與政治的支撐來從事對革命軍作大規模的戰爭，同時更鼓動了大批同情滿清醉心外援的人趨向於革命，更進而崇敬國父在國際間的努力。這一停止列強支付借款的成就，雖然予國內革命勢力的聲援極為重大，但國父深知這只是暫時的、消極的、不可靠的收穫。因為在辛亥年以前，各國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國家，對於中國革命的看法並不如何的重視。他們認為中國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專制政體，以少數書生組成的革命黨，一舉便能成功是不可能的。他們事先對此一問題並無準備，訖至武昌起義，在他們的看法，最多也不過如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造成一個內亂的局面，不久仍將趨於平息罷了。也許認為這正是奴使滿清政府，取得他們在中國更多利益的好機會。侵略別人的國家最有效的方法「分而治之」便可發揮其妙用了。國父英國之行能有所成就，是由於當時列強正審慎觀望，方針未定時偶然獲得的結果。過此，則情形便可能大不相同了。

精神領袖和形象代言人。

感覺最直觀的作用應該是拉贊助吧。
其實辛亥一年包括之前幾年搞過很多次的軍事行動。打戰，除了人還要錢。那這麼多錢怎麼解決？拉贊助唄。
在美國和加拿大通過和洪門（致公堂）合作，拉了不少贊助。這裡頭孫就出了不少力氣。
當然有些贊助以債券形式拉來，辛亥後未能兌現也是存在的。不過前兩年還看到新聞，在台省！有人拿出當年的債券，府里還真給兌現了。
具體拉贊助見《革命逸史》。

單只是這個事件的發生，他基本上沒啥作用。

如果說這事件之後的一系列變化也算在內，他倒是攙和了不少。

就是摘果子摘的勤快。

看個建黨偉業，「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看我的噁心。

開局陶貶低了孫中山，被暗殺，我覺得是暗示著什麼，宋教仁也是被暗殺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