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佛教人士對會昌法難（唐武宗滅佛）的描述總是一邊倒？
似乎都扯到因果報應上去了
然而就很少看到反思啦、客觀史實啦、政治經濟背景等等。舉個例子不恰當的說，假如，我是說假如，當今亞洲某國的佛教也開始大量洗黑錢、藏污納垢、干預政治……然後被zf整頓了。佛教界人士會如何品評呢？
蟹腰。貧道的微信公眾號「藏經小築國學社」上最近編髮了一篇頗受佛學界認可的學者論文，作者魏承思主要探討唐代經濟和佛教興衰的內在聯繫，並且從宗教經濟學角度反思佛教貪腐：以往史家都認為，武宗滅佛蓋因其在藩時便好道術，即位後又寵幸趙歸真而痛惡釋氏。其實，佛道之爭與武宗滅佛雖有一定關係，但絕非主要因素。武宗會昌五年八月詔令可謂是他決心發動滅佛運動的宣言書，詔令里列舉了一大堆佛教過分發展給當時社會造成的現實問題，但對佛道之爭卻不置一詞。從滅佛運動的過程看，主要也是偏重於在經濟上打擊佛教勢力，而未見有特別的宗教爭端。其間，道士在政治上也並沒有得勢，武宗明確表示：「軍國政事，百歸真亦不能相惑」。可見會昌滅佛從動機到實踐都與道教沒有直接關係，它是封建國家和佛教寺院在經濟上長期矛盾衝突的公開化。
附錄全文以供大家參考：
《唐代經濟和佛教興衰》
作者：魏承思，曾任香港佛學研究協會會長、太湖大學堂專任教授。
來源：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法音》雜誌1988年第4期。
一、武德、貞觀年間佛教的恢復和沙汰僧尼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到隋代已經相當繁興。據《法苑珠林》記載，當時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300餘人；造像110430軀；譯經82部。但遭隋末兵亂又一度中衰，「佛寺僧坊，並隨灰燼，眾僧分散，顛仆溝壑」[2]。以致到唐初「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侶將盡」[3]，「法輪絕響，正教陵夷」[4]。
建立唐王朝的李淵、李世民父子本來就信仰佛教。早在大業二年李淵任晉州刺史時，李世民患目疾，李淵就曾親自到長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後來又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內供奉。太原起兵之日，李淵曾到華陰祀佛求福。李世民在圍攻據守洛陽的王世充這一戰役中也曾得到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暘、曇宗的協助，這種特殊關係使他們不能不對佛教產生某種特殊的感情。李淵一登上唐朝帝位，便立寺造像，設齋行道。武德元年，在太原立太原寺，華陰立靈仙寺，長安立會昌寺、證果尼寺、集仙尼寺，並舍舊第為興聖尼寺。又以沙門景暉曾預言高祖當承天命為立勝業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濟饑民為立慈悲寺。同年還為太祖帝後造旃檀等身佛像三軀。武德二年，高祖李淵詔令於京師立十大德統攝僧尼。太宗李世民繼位之後，在全國各地普度僧尼18500餘人。貞觀三年，太宗為報母恩，舍通義宮為尼寺，施絹200匹。並在各地舊戰場修建寺廟7所以超度戰死者。貞觀十九年，玄奘從印度求法歸來，太宗親自召見，並為他在宏福寺組織了大規模的國立譯場。此後，太宗對佛教愈發護持情深。貞觀二十二年，他敕令秘書省將玄奘新譯《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繕寫9部，頒發給雍、洛、益、相、兗、荊、揚、涼、益九州，以「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5]並親為撰《大唐三藏聖教序》，序成後親自對大臣吟誦，稱道「佛法廣大」。同年，為文德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度僧三百，請五十高僧入住，邀玄奘任上座職。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於安福門樓親執香爐臨送。儀式隆重，觀禮者數萬人。太宗直到臨死前仍和玄奘談敘真俗，問因果報應和佛教遺迹，深以相見之晚，不得「廣興佛事」為嘆。
高祖、太宗的積極扶植促進了唐朝佛教的恢復。貞觀年間，全國寺數已達3716所，接近了隋代。但是，當時的僧數卻不滿7萬，尚不及隋代僧數的三分之一。這種狀況的出現，是由於武德、貞觀年間，國家在扶植佛教的同時，又給以一定限制的結果。關於唐初僧數，當時就有不同說法。高祖時，傅奕說「大唐丁壯僧尼有二十萬眾」[6]，然而，高宗時道宣撰《廣弘明集》認為：「大唐寺籍佛道二眾不滿七萬。」兩者相去甚遠，近人湯用彤先生以道宣所言為實。其實，傅奕所言見於給皇帝的上疏，不見得膽敢虛報欺君如此。應該說，兩種說法都能成立，傅奕所說二十萬眾是高祖時數，道宣所說不滿七萬是高宗時數。這正是武德、貞觀年間數度沙汰僧尼的結果。一般史家認為，高祖太宗二朝並沒有真正實行沙汰僧尼的詔令。其實不然，早在武德四年，高祖剛掃定東夏，就曾敕令：「偽亂地僧，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余皆從俗」[7]。武德九年四月，高祖又頒布沙汰僧道詔：「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悉罷之。」[8]太宗領兵攻入隋都時即命：「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9]太宗繼位後又幾次三番沙汰僧尼。據《續高僧傳·明導傳》記載：貞觀初，明導行抵陳州，逢敕簡僧，唯留三十。又據《智實傳》記載：貞觀元年，敕遣詔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法沖傳》記載：「貞觀初年下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法向傳》也有記載：「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正是由於高祖、太宗二朝對僧尼的檢括和沙汰，使得唐初僧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趨向減少。但這和唐初佛教恢復的事實也並不矛盾。因為當時寺院的修復和增設，譯經事業的復興，唯識、律宗等宗派的建立，都反映了佛教正在逐漸恢復。即使就僧尼而言，當時注重保證質量，務求「精誠德業」，比之隋代成千上萬「易服以逃租賦」的偽僧、愚僧也更能發揮弘揚佛法的作用。
武德、貞觀年間國家對佛教採取既扶植又限制的雙重政策。一方面，這是因為唐朝建立之初，社會矛盾依然十分尖銳，國家需要利用佛法化解矛盾，使天下人心趨於和平。另一方面，迫於當時經濟條件又不能聽憑佛教無限制地發展。唐初經濟凋敝破敗，「田園荒廢，饑饉荐臻」，原先隋時的戶口已「百不存一」，到貞觀年間全國戶口尚不滿三百萬戶。一個不滿三百萬戶人口的國度要供養二十萬眾的僧尼，決非國力所能承擔，造成「剝削民財，割截國貯」的危害可以想見。李淵、李世民父子親眼目睹隋朝皇室不顧國計民生，廣度僧尼，廣建佛寺，廣造經像，廣作佛事造成的消極後果。這樣做不但使社稷淪喪，而且佛教寺院也成為農民起義打擊的對象，起義的農民「燒縣破寺」，使「諸寺湮滅，不可目見」。李氏父子以隋為鑒，把佛教的發展限制在當時經濟條件許可的範圍內。不但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也為日後佛教的繁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永徽至開元之初佛教的繁榮
高宗永徽到玄宗開元之初是唐代佛教的繁榮時期。開元初，天下諸州寺數總計5358所，尚不計村坊佛堂、普通蘭若在內。載入國家簿籍的僧75524人，尼50576人，而私度者更是不計其數。這一時期不僅「僧徒日廣，佛寺日崇」，而且佛經的翻譯成績也十分可觀。從太宗開始組織國立譯場，歷朝相沿，譯籍的數量之多和質量之精都超過前代。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上已被介紹過來。中國佛教的各宗派至此也相繼形成。唐代佛教的發展在這一時期欣欣向榮，如日中天。
永徽至開元之初佛教繁榮的基礎是寺院經濟的高度發達。當時「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環麗，大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10]「五台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11]如此驚人的耗費，若無雄厚的寺院經濟存在實令人不堪設想。史載當時「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12]。「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院」[13]。「寺家巨富，谷麥爛倉，奴婢滿坊，錢財委庫」[14]。如京師化度寺內設有無盡藏院，「貞觀之後，錢帛金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藏內所供天下伽藍修理，燕涼蜀趙，咸來取給。每日所出，亦不勝數。或有舉借，亦不作文約，但往至期送還而已」[15]。寺院經濟力量愈益雄厚，建立在這一物質基礎上的唐代佛教因而也就愈益繁榮。
唐代永徽至開元初寺院經濟的發達，是和當時皇室的積極扶植分不開的。高宗為太子時就篤信佛教，繼位後大造佛寺。顯慶二年，建西明寺樓台廄廡四千區，於東都建敬愛寺，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又為諸王公主造資戒、崇敬、招福、福壽等寺共20餘所。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佛骨至洛陽大內供養，武后舍所寢衣帳直絹1000匹；為造金棺銀槨，雕鏤窮奇。麟德三年，又敕兗州置寺觀各三所，天下許州寺觀各一所。武則天當政後更重佛法。其時「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16]天授二年，制頒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餘人。長安四年，在洛陽城北邙山白司馬陂鑄造一尊特大佛像，斂天下僧錢十七萬緡。為了造像，「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庫藏為之耗竭」[17]。唐中宗李顯也是「造寺不止，費財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千萬」[18]。睿宗當政時間雖短，但「甚興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為之空竭。」[19]皇室之外，許多達官貴人也競相向佛寺施捨田宅金錢。如玄宗開元年間，大宦官高力士施財為寶壽寺鑄鐘，鍾成後「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尚十杵[20]。大官僚王縉把私宅舍為佛寺，凡遇有節度觀察使入朝，都要把他們邀入寺內，諷令施財以助修繕廟宇[21]。皇室及百官的「廣事弘持」對寺院經濟的發達、唐代佛教的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永徽到開元之初，皇室大力扶植佛教，固然有政治上的考慮。正如唐人李節所說：「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其安分，勇者將奮而思斗，知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皆紛紛而群起矣。」[22]但他們也並不是可以隨心所欲發展佛教的，而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有了這樣的承受力。經唐初實行輕搖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後，社會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貞觀末年已出現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的局面[23]。到開元時更是「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24]。「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帛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25]。國家的空前富裕，足以容納寺院經濟的充分發展，才導致了唐代佛教的空前繁榮。
三、會昌滅佛和唐代佛教的衰落
會昌年間，唐武宗利用國家權力對佛教採取了大規模的打擊措施，這便是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三厄。唐代佛教經此打擊遂一蹶不振，江河日下，進入了衰落時期。武宗滅佛表面上是以道士趙歸真的進言為契機，和佛道之爭有關。實際上卻是封建國家與佛教寺院在經濟上矛盾尖銳衝突的反映。
唐代寺院經濟的基礎是莊田地租收入，這和以往主要依靠信徒施捨錢糧布帛維持寺院大不相同。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敦煌3234號文書記載一座寺院的年收入情況：施捨所得為糧五十石一斗，布五匹二丈。磑坊莊田收入則有糧二百五十三石二斗。這一材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當時全國大小寺院一般都擁有莊田。如寧波天童寺有田13000畝，跨三郡五縣，有庄36所，每年收租35000斛[26]。山西石壁寺擁有官賜莊田遍及150多里[27]。隴川大象寺共有大小莊園6處，土地53頃56畝，另有生熟坡荒地共50多頃[28]。五台山十寺舊管42庄[29]。而且寺院莊田還在不斷擴大，如天台山國清寺一次就購置莊田12頃[30]。杭州龍興寺也「於眾中募財置良田40頃」[31]。佛教寺院加入了當時世俗地主的土地兼并浪潮，加速了均田制的瓦解。均田制是唐代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寺院莊田的擴大必然和國家利益發生矛盾。另一方面，佛教寺院享有免納賦役的特權，「天下百姓或冒為僧尼道士，苟避徭役」[32]。「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役，所在充滿」[33]。「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34]。這更是直接危及了國家的經濟利益。
玄宗開元以前，許多士大夫就看到了寺院和國家之間不可避免的經濟利益上的矛盾。武則天時曾有狄仁傑、李嶠、蘇環；中宗時有韋嗣立、辛替否；睿宗時有裴漼等人先後上表反佛。李嶠的疏文寫道：「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35]辛替否對佛教進行言辭更為激烈的抨擊，他指出：「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避役奸訛者，盡度為沙門。其所未度者，唯貧窮與善人。將何以作范乎？將何以役力乎？……今天下之寺益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之過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36]
玄宗開元年間，寺院經濟的發展達於極盛。國家與寺院經濟上的矛盾雖未激化，但已可見端倪。玄宗曾幾次詔令檢括僧尼和寺院莊田。開元二年，應宰相姚崇奏言令有司對僧尼精加銓擇，天下僧尼偽濫還俗者三萬餘人。並針對許多僧尼「虛掛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的情況，敕令：「自今已後，(僧尼)更不得於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此色者並宜括還本寺觀。」[37]同年，還詔令：「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以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後所詳。」[38]開元十年，敕祠部：「天下寺觀田宜准法據，僧尼道士合給數外一切管收，給貧下欠田丁。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以上不得過七頃，五十人以下不得過五頃。」[39]開元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寺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封閉。」[40]
天寶年間，安史之亂席捲大半個中國。從此唐王朝由盛轉衰。繁榮的封建經濟因戰禍遭受破壞。朝廷所能直接控制的區域日益見蹙。國家財政發生了嚴重困難，戰亂期間，朝廷曾用鬻賣度牒的辦法來籌措軍費。天寶十四年，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月得百萬緡[41]。肅宗即位靈武，軍費不足，採用右僕射裴冕的權宜之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鬻度牒。願度者納錢百緡，謂之香水錢[42]。並令諸州僧道可以納錢買官。不願還俗做官的，可以購置田產、莊園、畜養奴婢。凡是能將十分之三的資財輸納助國的，其餘十分之七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回與近親」[43]。
唐代政府靠鬻賣度牒和讓僧侶納錢買官買特權的辦法，彌補財政不足，實在無異於剜肉補瘡。其所得對緩解國家財政困難不過是杯水車薪，而這些措施本身則刺激著寺院經濟的進一步擴張，使寺院和國家在經濟上的矛盾更趨尖銳。國家對佛教的限制也就愈益嚴厲起來。唐德宗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要求「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三等。上寺留僧二十，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以七，皆擇有行者，余還為民」[44]。都官員外郎彭偃也建議：「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匹。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輸絹二匹。其雜色役與百姓同。……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45]德宗雖沒有完全採納李叔明、彭偃等人的意見，但隨即下詔：「自今更不能從奏置寺觀與度人。」[46]憲宗元和二年，頒布禁令：「天下百姓不得冒為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創造寺觀，廣興土木者舉敕處分。」[47]
雖經玄宗到憲宗歷朝的限制，但佛教在唐代社會已是根深葉茂，這些限制措施並未奏效。文宗太和初年，不在政府簿籍的僧尼就達70萬人，而當時全國納稅戶卻不過300萬。佛教勢力的膨脹動搖了唐王朝的統治，於是文宗朝已有毀佛之議，他指斥寺院「蠶食生人，規避王徭，凋耗物力。」[48]太和中，嚴令「起今已後，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長吏，嚴加捉搦，不得度人為僧尼」。對現有僧尼也要進行考試，不及格者勒令還俗。「天下更不得創造寺院、普通蘭若等」[49]。不過，當時對佛教的壓抑裁撤尚是用漸進、和平的方式。因為「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50]隨著統治集團對佛教勢力膨脹的憂慮逐漸加深，漸進、和平的方式又不能消除佛教發展給國家財政收入帶來的消極影響，因此，由歷朝漸進、和平的限制與壓抑，轉變為急進、強硬的滅佛運動。
會昌滅佛是玄宗以來在寺院經濟過分發展背景下，封建國家對其採取限制政策的邏輯發展。會昌滅佛的內容不過是把歷朝士大夫各種反佛奏議付諸實現，且其本身也經歷了一個由漸進到急進的逐步發展過程。武宗即位初尚奉行歷朝優禮佛僧的一貫政策。會昌元年正月初四，依然詔令行香設千僧齋，並請高僧開講佛經。然而，當政後他對「窮我天下者佛也」體會愈益深切，對佛教態度也愈益激烈。會昌二年，武宗開始檢括僧尼，勒令行為不規和不願交出私人財產者還俗。三年，下令銷毀佛經、佛像，沒有註冊的僧尼一律還俗，送回原籍。繼續違法私度者就地正法。不許僧尼借供養佛牙為名斂財；不許僧尼在街上公行；如有外出者，必須在晚鐘敲響前還寺，更不許借宿他寺。違者治罪。十月，又敕令毀拆天下小寺，經像移入大寺，鍾送道觀。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無論老少盡令還俗，遞歸原籍。年老身有戒行者移住大寺。雖有戒行而年輕力壯的必須還俗。長安城中因而拆毀小寺33所。五年，滅佛運動達到高潮。三月，敕令僧尼分批還俗，如有抗拒按抗旨治罪，當時決殺。五月底，長安城內中外僧尼幾乎還俗殆盡。到七月止，天下所拆寺4600餘所；招提、蘭若4萬餘所；還俗僧尼26萬餘人；收奴婢15萬人；沒收寺院土地數千萬頃。
以往史家都認為，武宗滅佛蓋因其在藩時便好道術，即位後又寵幸趙歸真而痛惡釋氏。其實，佛道之爭與武宗滅佛雖有一定關係，但絕非主要因素。武宗會昌五年八月詔令可謂是他決心發動滅佛運動的宣言書，詔令里列舉了一大堆佛教過分發展給當時社會造成的現實問題，但對佛道之爭卻不置一詞[51]。從滅佛運動的過程看，主要也是偏重於在經濟上打擊佛教勢力，而未見有特別的宗教爭端。其間，道士在政治上也並沒有得勢，武宗明確表示：「軍國政事，百歸真亦不能相惑」[52]。可見會昌滅佛從動機到實踐都與道教沒有直接關係，它是封建國家和佛教寺院在經濟上長期矛盾衝突的公開化。
會昌滅佛是佛教東來後經歷的一次最大厄難。武宗死後，唐代歷朝皇帝雖然都想復興佛教，以此來緩解各種社會矛盾。但此時「戶口逃亡，田疇荒廢」，藩鎮割據稱雄，「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致使「王賦所入無幾」。唐王朝的經濟已趨崩潰，皇室當然無力再支持寺院經濟復甦，唐代佛教的復興始終未能實現。
從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唐代佛教的興衰是和社會經濟的起落相一致的。任何時代的宗教發展都不能脫離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民富國強，宗教才能得到一定發展。反之，宗教如果要超越社會經濟條件的許可無限制地發展，結果反而只會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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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早在唐代，法琳和尚就認為：「自五百餘年以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象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實荷人王之力也」。嗣後，此說在歷代相襲不絕。[2]《續高僧傳·法響傳》。[3][5]《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卷6。[4]《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6]《廣弘明集》，卷7。[7]《續高僧傳·慧乘傳》。[8]《全唐文》，卷3。
[9]《資治通鑒》，卷189。[10][36]《唐會要》，卷48。[11][13][21]《舊唐書·王縉傳》。[12]《舊唐書·睿宗紀》。[14]《南海寄歸內法傳》，卷4。[15]《兩京新記》，卷3。[16]《新唐書·蘇環傳》。[17]《資治通鑒》，卷205。[18][19]《舊唐書·辛替否傳》。[20]《舊唐書·高力士傳》。
[22]《全唐文》，卷788。[23]《資治通鑒》，卷193。[24]《通典》卷15。[25][41]《新唐書·食貨志》。[26]《天童志》卷8。[27]轉引郭朋《隋唐佛教》，第382頁。[28]《金石萃編》，卷113，《重修大象寺記》。[29]《續清涼傳》，卷下。[30]《宋高僧傳·文舉傳》。[31]《白氏長慶集》，卷59。
[32]《唐會要》，卷50。[33]《資治通鑒》，卷211。[34]《舊唐書·李德裕傳》。[35]《新唐書·李嶠傳》。[37]《全唐文》，卷28。[38]《唐會要》，卷49。[39]《唐會要》，卷59。[40]《佛祖統紀》，卷55。[42]《宋高僧傳·神會傳》。[43]《資治通鑒》，卷224。
[44]《新唐書·李叔明傳》。[45][51]《唐會要》，卷47。[46]《舊唐書·德宗紀》[47]《唐大詔令集》，卷70。[48]《文苑英華》，卷428。[49]《唐大詔令集》，卷113。[50]《全唐文》，卷753。[52]《舊唐書·武宗紀》。因為妨礙佛棍發財了，自然痛恨
試駕摸泥早期反婆羅門教，去要飯行乞(有手有腳幹嘛不去勞動？)，後來發展大了，不用要飯都有人主動給它們送錢送啥的，嘗到甜頭了，誰還要飯啊。類似的例子還有太平天國，早期厚道，做大了就開始欺壓百姓了。與武力不同的是，佛教能讓人乖乖地主動給它們送錢
你那個假如不是假如，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且不止洗錢，殺犀牛取犀角，販賣虎皮，非法藏屍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去翻翻新聞，這類東西多著呢
一切都是因果。不談因果談政治，就不是佛家的本份了。
若佛教永盛不衰，那佛教就不是無常了，那才是違背佛說了。
僧人未必都是佛教徒，這句話雖然極不恭敬，但事實如此。佛教的是啥？四念處：觀身不凈，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這是最基礎的，其他的還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十二緣起等種種教法，根據弟子根性不同所說各異。但是有不學教的嗎？有。
那不學教的披袈裟的僧人和常人有啥區別不？沒啥區別。貪名，貪利，貪供養。歷史上是有朝代「佛教」為患，大肆兼并土地導致民不聊生。但仔細想想，這和佛教有啥關係？佛有教你這麼做嗎？無非是一幫不遵佛教的人，剃著光頭，披著袈裟，做著殺淫妄盜的事情。
那有些人洗是個什麼情況？真正的佛教徒很簡單，遵佛教修行。那些「職業僧人」怎麼辦？當然要洗，不洗乾淨了，人家不信我的佛，我錢財名利哪裡來？
當然，要普通人去區別是不是真的佛教徒這很難。我不信佛，我管你哪些是真佛教徒，哪些是假？剃著光頭，披著袈裟的就是。這些人里，也有心裡明白的，門風不正，錯就是錯，沒啥好說的，對於這類問題就沉默了，默認了。我修我的行，我得我的果。歷史問題，讓時間去解決吧，多說無益。
最後，一群不遵佛教的人，做了殺淫妄盜的事情，這個鍋該佛教背嗎？儒家也有出現滿口仁義道德，但做著偷雞摸狗事的人，這鍋該儒家背嗎？道德經上明明白白寫著：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道家也有出現不遵道教，陰謀詭計的人，這鍋，難道也要道教背？反思很多啊，寺院經濟過於膨脹佛教內部也沒有迴避，一直有很多人說戒律鬆弛是原因之一，有亂像當然可以整治，這甚至可以算是某種意義上的「護法」，智者大師給隋煬帝的一封信里都懇請過隋煬帝「護法」幫忙監督僧團。然而皇帝的極端行為，造成了問題本身之外的傷害，甚至導致了禪凈二宗之外其他宗派的衰落，這當然就是「法難」了。而且在佛教的觀念中，肯定要追及往世因果。總而言之，是一出內部原因和外部惡意共同作用的悲劇事件。
只要從南北傳佛法的根本教義和戒律上就能看出大乘附佛外道屢次在中國被滅的因緣了。大乘，把佛法世俗化了。先度人後度己，人人都能成佛這種貌似高大上的外道偽教義，都是雙刃劍。既能揚佛，也能滅佛。大乘還號稱可以證果而不證，甘願在輪迴里度更多人。這又明顯違背佛法，佛陀教法是有條件的應儘快證果。只有證不了的才甘願呆在輪迴里。佛法能否傳承，只在四聖諦，只在能否證果。大乘在四聖諦之外還弄出什麼三法印，沙門四果也不要了，是偽法。偽造佛經被滅是必然。戒律上破壞的更多。會昌滅大乘後，百丈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清規以約束僧團。減少僧團對社會的危害。宋朝開始規定僧人也必須受世俗律法約束，不再有任何特權。所以宋朝之後不再滅佛。大乘教也進一步墮化，世俗化。南傳戒律則流傳至今與原始佛法變化不大。
的
其實是符合佛教因果報應的思想的。寺廟中一些利益集團不好好修身養性，賺取了太多身外之物。後世要引以為鑒啊。
從世俗上來說，統治者天然的要打擊壓制污名化佛教，用現在的話說要讓民眾處在原子化狀態。
總有人說佛教是維護統治者的，這是完全被輿論掌握者儒家文人洗腦了，文人還講女人小腳呢。實際上換你是統治者，是把佛教壓制打擊污名化，讓民眾原子化好，還是壯大佛教好？那麼一眼就看明白誰在污名化佛教，誰就是真正在體貼上意了。
有的朋友可能又要問了，那為什麼歷史上還有朝代弘揚發展佛教呢？
哈哈，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佛教是真的興旺社會的，不要看文人筆誅，只問一句你以為現代西方的發達真的靠科技么？科技只是結果，根基是哲學文化。只要上頭不疑心病，佛法興則國興，不要偏聽偏信文人的筆（韓愈那種玩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編段子的就更不用多說了，但凡點腦子就知道他說的是無腦黑，和現在朋友圈轉的那些一路貨）。第二，佛法是真的能幫助人的，很多能發展到高層的人都是修行方面得過受益的。也就是自己親自驗證過的。不要總覺得哪些人是傻逼，他們也許個體或者某個個體一段時間內，會是傻逼，但是絕對不會所有人所有時間都是傻逼。所以基本上是一直以來佛法的真正受益者在弘揚。當然這些都是現象，說著玩的。
本質還是學佛弟子的因果業力，簡單講修行沒修好，人人占佛法的便宜，人人要便宜的佛法。
現在大家看，哪些動不動要你簡單講下佛法的，什麼都想方便了又方便，便宜了又便宜的學佛人，哪些拜佛求暴富信佛爭長短的，哪些學的一知半解到處好為人師的，哪些盲修瞎練最後沒得受益走向黑佛教的，這些都是造這個因果業力者。
每一學佛弟子要好好想一想，為什麼總是要佛法為你著想，而你不真正為佛法著想，不下功夫，不用心修證，一天到晚說東說西，問東問西，這正法如何護持下去？！
學佛弟子要好好想想，如何才能正法久住。會昌法難比較針對的是密教，借口說是開銷過大拖國家經濟，嗯，現在看來的確是挺對的理由，沒點福報連壇都安不起
連一本佛教書頁沒有看過的人士總是拿著一種封建迷信的眼光來看佛教。因果因果，有因有果，種因得果。
然而就很少看到反思啦、客觀史實啦、政治經濟背景等等。
這不都現成的因嗎？
非得因果報應都是上輩子、上上輩子、上上上輩子幹了什麼事今生就要承擔什麼後果？不用提那個，那個太遠了。我們沒有佛教里說的那種能觀三世的神通。客觀事實、政治經濟背景等等現實的原因那就是世俗角度最合適不過的因了。———————————————————————————————————————————
觀武宗滅佛背後唐代道士們的猙獰醜態知乎上崇道抑佛之聲甚盛，年輕的一輩課本上文言文多了，武俠玄幻修真小說、動漫里、遊戲里古風元素多了，覺得道教太帥了。穿著古代的大袖翩翩的衣服，頭上蓄著長發，插著玉簪，頭頂華陽巾或者莊子巾，瀟洒風流，神仙姿態。足踏仙劍，在雲空中翩翩飛翔。佛教僧人好醜，頭髮都剃了。和尚必然是禿驢。佛教是胡人傳來的宗教。胡人都是壞的。因此佛教也是壞的。我們華夏人和胡人勢不兩立等等等等吧。本土宗教的愛好者們吹捧武宗滅佛，把唐武宗吹捧成一代英主的樣子。
其實宗教是一樣的。佛教中有壞人，有禿驢。道教里就沒有妖人、妖道？
寺院僧人妨礙了國家稅收和徭役的承擔。難道道教宮觀就不妨礙了？
迷信佛教是迷，迷信道教就不是迷了？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越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舊唐書》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並大秦穆護、襖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今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磐以鑄錢。——《資治通鑒》
這些卑鄙的道士攛掇著皇帝動用國家權力禁絕佛教。
而這位親近道人、崇信道教的年輕帝王。又是怎麼死的？聽信道士妖言，服食什麼狗屁仙丹長生藥死的。三十三歲人就沒了。不愧是長生久視追求長生不老的道教。哇塞，好長生唉。常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向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
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資治通鑒》
吃仙丹吃的有副作用了。生病了。道士還忽悠皇帝您是要脫胎換骨了。第二年皇帝就駕崩了。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層，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咽而死。
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為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郁離子》
這和課文里的廣東吃毒蘑菇死了，家人以為是成仙，然後一個個吃毒蘑菇一家人全死了的傻波一有什麼區別？
道士們忽悠皇帝起高台，能登仙。皇帝就組織三千個士兵，來修建他道家的望仙台。過節都不給工人放假，弄得工人不幹活，罵娘。皇帝才給工人發的節日慰問金和房價。就是修了這麼一個破高台。道士還是沒有登仙，鬱悶的皇帝質問道士，你們說修個高樓就能登仙，我都上了兩回了。你們還沒登仙。這是怎麼回事？道士們說是因為中國因為佛教道教並行的緣故，因為佛教的黑氣阻隔，所以他們登不了仙。
和尚真是無語了。見過無恥的，沒見過這麼無恥的。對，道士就是這麼無恥下流到無下限。別說修個高台你成不了仙。現在人也知道宇宙浩瀚，太空中有其他星球星系。可能有外星生物，沒什麼神仙。古代人沒什麼基礎的現代科學素養。可能相信天空雲朵之上真的有神仙存在吧。這些不要臉的道士就真天真的以為修個高樓越接近天空就越接近仙人了。別說些低矮的木結構的樓，就是現代建築，幾百米的世界高樓，站在樓頂也登不了仙。
——《入唐求法巡禮記》你道士沒能耐登不了仙就怪佛教黑氣阻攔？人家和尚成不了佛成不了阿羅漢是不是也要怪被道教臭氣給熏著了？趕快把臭氣收起來。不然派十八銅人拿大鐵棍子懟你！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於大明宮築望仙台，勢侵天漢。上始即位，斥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台。——《東觀奏記》
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於嶺南。——《資治通鑒》
新皇帝即位。就痛恨這些道門中人。直接把元兇活活杖斃死了。軒轅集現在還有神仙之名。其實都是一班道士罷了。
然後迂訪道之車，築禮神之館，棲心玄牝，物色幽人，將致俗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圖之法，懲游隋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謬學，不悟秦王、漢武之非求，蓋惑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舊唐書》
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新唐書》
這就是在批評唐武宗迷信道教。所謂的滅佛的「英明之舉」，並不是他個人明智的決策，因為他親自受了迷信愚昧的道教之籙，更因為吃了道教愚昧無比害人不淺的丹藥而死。只不過是蠢人一個，只是宗教喜好不同罷了。
不是通過貶斥一個宗教而推崇另一個宗教。坑人害人騙人的僧人不乏其人，或者毫不客氣的把這些害人的僧人直接斥之為「禿驢」亦無不可。但道教同樣呵呵，絕不是它自我宣傳的那麼清靜無為。
資料來源：四川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三武一宗滅佛研究》 作者張箭反思還是有的，宋朝某法號宗什麼的就寫詩說，未守祖風之類的。可見佛教徒內部有些人是有清醒的認識的。對於中國佛教來說，三武一宗之後，中國再未發生過非常明顯的滅佛事件，說明了一點，佛教中國化的進程自禪宗以後已經基本完成，而與之對應的是佛教在印度的滅絕，這說明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已經徹底歸化於中華文化，成為我們這個民族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僅此而已。我不贊同某些知友對佛教的攻擊，佛教文化是非常偉大的，有學者認為，魏晉以前是儒道相伴，魏晉之後，是儒禪相濟，我非常贊同。中華沃土齊開盛，不論胡來與本來，攪的染缸不知色，一枝牡丹總傾國。就是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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