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平民會逃亡到匈奴、朝鮮、山越之類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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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西夏、鮮卑、大理……
最近在看《燕石札記》，裡面提到說山越不是種族概念，而是漢人逃到山中變成了山越。感覺不太靠譜又不知道怎麼反駁。我感覺農業社會無論如何都比山越生產力更發達物質條件更好吧，文明怎麼還能退化呢。他們這樣政府也不管嗎？

會。要詳細說其實挺複雜的，不同朝代帝國編戶民看待自己與周邊異類間的關係，以及「文化」高低有很大的差別，但簡單來說，無疑是會的。這裡就舉一個例子，庶幾有一點解放思想的作用。

大概是前35年，陳湯擊殺郅支單于後——就是你們愛說的「雖遠必誅」那回——親漢的前呼韓邪單于非常歡喜，他終於成為了匈奴唯一的單于。在上表賀功的同時，請求漢朝撤除長城的守軍，從此南北一家，和漢元帝一起，搞搞東亞歷史的終結。
漢廷也覺得這事很有意思，據說天子下朝議，群臣「皆以為便」。我們現在倒回去看，可能無法理解這種天真，但當時的東亞帝國大概真的是認為自己已經快把科技樹點滿了，值得追求的是應天受命的新王實現禪讓政治的太平世這個級別的。朝廷上只有郎中·侯應是邊疆人，出面反對。他舉了十條理由說明此案之不可行。讓現在人來想，大概重點應該在其心必異、戰略意義這些點上吧，當然，這些他也說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十條里有四條都在說：一旦放棄戍守，漢帝國的臣民會逃亡到匈奴方面：

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

這是說放棄戍守，邊疆羈縻屬漢的胡人部落（屬國）會逃亡匈奴，這個不消多說。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這是說邊疆軍屬良民貧困是普遍的現象，而他們沒入匈奴的親屬的經濟條件卻好得多，值得投奔。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

這是說邊疆的奴隸會投奔匈奴獲取自由。

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

所謂桀黠盜賊其實就是地方上與政權對抗的豪族勢力，這是說邊疆的有力豪強面對秦漢帝國的酷吏統治，也有深刻的動機北逃匈奴。

這是「曉習邊事」的侯應對皇帝的直接報告。他認為在帝國邊郡無論胡、漢，貧、富，自由、奴役，「亡出塞」都是具有吸引力的選擇，可以說「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是他們共同的心聲。漢帝國在長城的駐軍，不光是防止從外侵內，至少有一半是為了防止由內逃外的。

尾聲是漢元帝聞此奏後深以為然，命大臣拒絕了單于的請求。

原文在《漢書·匈奴傳下》

一直很多的。

漢書中就說，西域諸國的煉鐵、鑿井技術很多都是漢朝逃兵教的。
從東漢末年開始到唐朝統一，中原戰亂不斷，漢人向塞外避亂流亡的一直很多。
根據日本的記載，西晉末年天下大亂，漢獻帝後代有人流亡日本，成為日本高橋氏之始祖。
到了明朝，因為明朝守邊軍待遇之惡劣低下，歷代所罕見，九邊重鎮多次兵變，很多士兵出塞投奔蒙古。
除了士兵，還有平民，和明朝的漢人狗官「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比起來，蒙古可汗「歲種地不過粟一束,草數束,別無差役」，農民負擔要輕很多。俺答汗時候，還有大批白蓮教徒為俺答汗出謀劃策，攻打明朝邊境。
土木堡之變以後大明朝丟掉的河套地盤，漸漸地，到處都是投奔蒙古的漢族農民。到了大明藥丸的時候，張家口出塞，到後套，一路上到處都是漢族村莊。

其實古代農民生活條件很差，負擔沉重，有機會經常想逃亡。
類似的情況很多國家都有，為了逃避勞役賦稅，朝鮮人逃亡女真，安南人逃亡真臘，俄羅斯人逃亡草原成了哥薩克。其他很多國家，那個是因為封建領主采邑制度成熟，鎮壓權力下放到村鎮，農民想逃都逃不了，或者周圍都是有主土地、沙漠、雨林，無處可逃。

有。客家文化就是

由於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漢人和契丹等民族，以農耕生產為經濟基礎的社會文化，在女真統治者的奴役和壓迫下倍受摧殘，不得不向江南各地流遷逃亡。

而棄家破產逃往南方各地的中原漢人漢文化，在不同於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水鄉澤國，格外辛勤地重建家園以努力獲取衣食，很快就在自然地理條件優勝的江南水鄉澤國，使農業、商業、手工業和文化藝術得到迅猛的發展，形成了與黃河流域中原地區並駕齊驅、甚至趕上和超過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獨具地域特色的江南漢人漢文化。

宋高宗趙構於建炎元年（1127，）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位建立南宋政權。當時京東路、京西路、京西南路、河東路、河北路和陝西路等自大散關（今陝西寶雞）以東的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全被女真貴族所佔領。南宋政權僅保存今長江以南和長江以北的蘇皖一部分地區，以及川、鄂和大散關以西的一部分陝西地區，只相當北宋領土的三分之二。

但是據《文獻通考·戶口考六》的記載，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南宋治轄的地區除去大量未立戶的流人之外，登記在冊戶數為11375733，人口為19229800；到孝宗乾道二年（1166）時，戶數增至12335450，人口增至25378648；而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時，戶數即增至12670801，人口增至28320085。
由此可見，在這短短的63年間，疆域縮小後的南宋，大約增加130多萬戶，910餘萬人。

雖然這個記載不完全正確可靠，但它所反映的南宋人口增長率，也可說明當時江南社會經濟和漢人漢文化發展的一斑。

江南漢人地域文化的發展
偏安江南和東南沿海的南宋封建朝廷，實行了一系列興修水利、開墾水田，以及招攬流亡人口等鼓勵生產發展的措施，加上以反抗女真貴族集團鬥爭為政治號召，江南漢人漢文化遂在「鐘鳴鼎食之家，蒼頭盧兒漿灑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日優遊死生」這樣的，相對緩和環境中獲得了穩步發展。

首都臨安在高宗（1127—1162在位）時，發展成有20萬戶居民的都市，發達的工業和米市、錢市、珠寶市、布帛市、印刷書市，以及酒樓、茶坊、歌寮等繁華的商業，與北方地區中原漢人漢文化的離亂患難形成明顯對照。江南漢人文士從由周敦賾開山的理學中，發展出了陸九淵的陸學和朱熹的朱學，對當時乃至之後的漢人漢文化，以及南方少數民族產生了極其深刻和影響。

宋朝漢人漢文化與南方少數民族的交融

宋朝南方的少數民族成分複雜、種類繁多，漢文記載對他們泛稱為「蠻」「獠」等，同時也出現了苗、瑤、仡佬、壯、黎、畲等具體的族稱。

宋朝南方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崇山峻岭之間和沿海諸島，所處比較偏僻、交通不便，社會發展水平比較低下。他們大多屬於農業、漁業或游耕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粗放，普遍與漢人漢文化和其他少數民族交錯雜居，各民族長期間互相學習、彼此依存，對漢人漢文化更是仰募，各民族之間不斷交往和自然融合。

宋朝封建統治者對各少數民族，一方面通過「樹其酋長，」達到「以夷制夷」或「以蠻制蠻」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少數民族地區駐守軍隊，派遣官吏和文人進行統治。這些羈縻懷柔的民族統治政策，在客觀上倒也加強和促進了漢人漢文化，在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

1、漢人漢文化與苗族先民的交融
今天苗族的先民與歷史上長沙武陵蠻，是有著密切淵源關係的。

宋朝苗族應是從「武陵蠻」和「五溪蠻」逐漸發展來的。朱輔《溪蠻叢笑》認為：「五溪蠻」有苗、瑤、僚、仡伶、仡佬五族。朱熹則主張苗是其中「最輕捷者，」而且「邊患多出於苗。」宋朝苗族主要還分布在荊湖北路、南路和夔州路等地，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較快，與漢人地區貿易和漢人漢文化，也有著較多的交往。

宋朝對與漢人地區接近的苗區，編里增多升為府州，對不能直接控制苗區的則設羈縻州縣，派大批禁軍駐守，還通過奪民田、募游惰等辦法，組織弓箭手練習武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還又設立治理「蠻事」的專職官員，從內地遷入苗區的一些漢人「從俗易服」，成為被稱作「主戶」的大封建主，他們對荊湖北路、南路和夔州路等地的，苗區封建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影響，也加快了漢人漢文化在苗區和苗族人民的交融。

2、漢人漢文化與瑤族先民的交融
瑤族之稱，始見於初唐時撰的《梁書·張纘傳》：「零陵、衡陽等郡有莫瑤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其先民淵源於歷史上中國的「長沙武陵蠻」和「五溪蠻。」南北朝時，今湖南一帶的「蠻瑤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

宋朝以後一般稱之為瑤，主要分布在荊湖北北路的辰、沅、靖諸州長，以及廣南西路、東路等地。他們在「深山重溪中，椎發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遠近為伍。」而與鄰近的漢人漢文化和其他少數民族，呈現出小聚居、大雜居的分布特點。在多民族統一的中國歷史發展中，有許多瑤民融合於漢人漢文化，有一部分瑤民融合於苗族和侗族，還有一部分瑤民則融合於畲族等。

有宋一代，瑤族和漢人漢文化主要是互相學習、彼此交融，但隨著漢人漢文化進入「深山重溪」的瑤族地區，也時有矛盾和碰撞發生。如慶曆三年（1044），湖南桂陽地區就爆發過持續五年之久的，瑤民反抗漢人官府鬥爭。至和二年（1055），辰州的通判率兵數千，深入瑤族地區，「官軍戰死者十六七。」

瑤族人民反抗漢人官府的鬥爭，迫使封建統治者做出些讓步，使有利於瑤族人民需要的漢人漢文化得以更好地傳入。如乾道三年（1167）八月，下詔：「平溪洞互市，鹽米價聽民便，勿相抑配。

其瑤人歲輸身丁米，務平收，無取羨餘及折輸錢。」淳熙十一年（1184），又令：「毋質瑤人田、以奪其田，俾能自養，以息邊釁。」
3、漢人漢文化與畲族先民的交融
公元13世紀的南宋末年，對分布在今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的少數民族，始有「畲民」記稱出現。之前對他們也只是泛稱為蠻、蠻僚、洞蠻或洞僚等。從畲民世代流傳的盤瓠傳說來看，他們也應是長沙武陵蠻的一支後裔。

隋唐之際已有畲族先民居住在今閩、粵、贛三省交界的山區，宋元時期，一部分畲民陸續向閩中、閩北遷移；有一支畲民則從福建羅源遷居到浙江景寧。明代中葉，有一支廣東潮州府的畲民遷到贛東北。不過，現在畲族則普遍認為，廣東潮州鳳凰山是自己民族的發祥地，是始祖盤瓠的葬地。

宋朝時，在畲民的內部已分化出「有恆產之民」和「無恆產之民。」從地方官員向畲民徵收蜜臘、虎革和猿皮等土特產來看，畲民社會經濟已經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

應當注意的是，宋朝黃河流域北方各地連年兵荒馬亂，大批中原漢人漢文化被迫南渡，有的遠徙進入今天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逐步發展成漢人漢文化中獨特的分支客家人和客家文化。

宋朝這支進入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形成的，漢人漢文化中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不僅推動了這裡畲民的社會經濟發展，而且對畲族的形成和發展起到重要的影響。

3、漢人漢文化與壯族先民的交融
今天絕大部分居住活動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壯族，主要淵源於歷史上中國百越中的西甌、駱越。

宋朝時他們集中分布在廣南西路，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說：「慶遠、南丹溪洞之民呼為僮。」僮民與漢人漢文化以及苗、瑤、侗、仡佬等民族文化，大多成交叉雜居的局面，而宋朝統治者對僮民實行的是羈縻統治：「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峒……推其長雄者為首領，藉其民為壯丁。」

但是，在建立土官羈縻統治的同時，宋朝封建統治者還委派漢官、駐軍，對僮民進行控制和統治。如《宋史·地理志》所記：宋朝在僮民地區建立的44個羈縻州、5個羈縻縣、11個羈縻峒，全都隸屬邕州都督府管轄。

宋朝封建統治者一方面注重漢人漢文化，在僮民地區的發展和傳播。另一方面則改變「以其故俗治」的舊法，對沒有戶籍的僮民「隱丁」登記入冊，通過土官實行「輸納租稅」這樣的封建統治，並且「以諸峒財力養官軍。」再有就是把當地的僮民編為「土丁」「撞丁」「峒丁」徵調至內地，或者是「雜官軍戎邊。」

漢人漢文化的源源傳入廣南西路，為僮民學習接受漢文化提供了便利，也促使一部分僮民向更僻遠的地區遷移開拓。

4、漢人漢文化與黎族先民的交融
宋朝地處海南省的廣南西路瓊州，分布著同屬百越後裔的今天黎族先民。「黎」作為民族記稱始於唐末劉恂《嶺表錄異》。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說：「黎，海南……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四旁，號黎人，內為生黎，外為熟黎。」

對此，《宋史·蠻夷傳三》進一步說明為：「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洞無征徭者為生黎。」反映宋朝海南島上，居住在靠近沿海地區的熟黎，由於與漢人漢文化接壤、受漢人漢文化影響較深，他們社會生產發展水平較高，並且接受封建王朝的州縣官府統治。

黎族地區氣候溫暖、水利充足，宋朝時傳入的占城稻種能夠夏種秋收，而當地苧麻一年可收四次。善於紡織的黎族婦女「得中土綺彩，拆取五色絲加木棉，挑織為單幕，又純織木棉、吉貝為布。」所織的黎單、黎幕、黎錦等織物，色彩鮮艷、美觀實用，頗受中原華夏的讚賞。

宋末元初，在黎族地區生活40年的黃道婆，於元朝元貞（1295—1296）年間，回到江南烏泥涇（今上海縣華涇鎮），把從黎族地區學會錯紗、綜線、配色挈花等棉紡織技術傳授給家鄉婦女，並改革創新了棉紡技術，製成手搖攪車、粗弦大弓，及當時最先進的一手能紡三根紗的腳踏紡車。

反映宋元時期漢人漢文化，在海南黎族地區的傳播開拓，以及彼此間的互助學習和交融。

5、漢人漢文化與西南少數民族的交融

地處西南延續300多年的大理（937—1253）政權，是與宋朝同時相存、以今天雲南白族先民為主建立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宋太宗曾冊封大理首領白萬為「雲南八國郡王。」

徽宗政和七年（1117），授大理國王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大理王，反映了宋朝漢人漢文化與之發生的密切關係和交融。漢人漢文化的陸續遷居雲南洱海地區，先進的農耕生產技術和經濟文化，對洱海地區各族人民的發展起著巨大的影響。

宋朝封建中央政府與大理政權之間，通過進貢、頒賜和互市等方式，在密切雙方交往基礎上，加快了漢人漢文化在雲南的傳播和開拓。

中原內地的生產技術和手工業產品，以及包括天文、醫藥、佛經和「經史子集」的漢文典籍，大量輸入大理政權轄治下的少數民族之中，誠如元朝初年郭松年所說：「大理之民，數百年間………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蠅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雲（言）為（行），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唐宋）之遺風焉。」

6、漢人漢文化與東南地區少數民族的交融
宋朝時，對部分原住在琉求（今台灣）的少數民族稱作「毗舍邪。」南宋在澎湖修建軍營，並分遣將士屯守，漢人漢文化進一步傳入琉球等東南沿海。

宋朝後來將澎湖隸屬福建路泉州晉江縣，凡是漢人與少數民族或漢人之間的事情，「取決於晉江縣。」淳熙（1174—1189）年間，「毗舍邪」酋豪曾率數百人至泉州，反映東南地區少數民族，對漢人漢文化的仰慕凝附和學習汲取。

三、元朝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宋元時期漢人漢文化在南方發展傳播的顯著結果是，原來社會發展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低的少數民族，在以蒙古貴族為主的元朝封建中央王朝統治下，更加有利於學習和汲取先進的漢人漢文化。

在元朝封建中央政權的統一治理下，漢人漢文化可以通過遷居、經商、屯田、駐防等方式，在多民族統一的元朝疆域內，獲得更大的範圍發展和傳播，得以與境內外各民族文化進行交往和融合。

在元朝南方的湖廣行省轄境內，今天苗、瑤、僮、黎、仡佬等少數民族先民，通過學習和接受漢人漢文化，社會經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元朝封建政府招募南丹、慶遠、融州等溪洞的瑤、僮各族民丁在左江地區屯墾，開稻田740多頃，修堤壩、設水閘，「陂水墾田，築八堨以節瀦泄。」

至元三十年（1293），湖廣行省管下專門設置「鎮守黎蠻海北海南屯田萬戶府，」具體負責瓊、雷、化、廉等路屯墾事務。隨著軍、民屯墾的發展，中原地區漢人先進的農耕生產技術，在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迅速傳播開來，原先刀耕火種之地變成牛犁良田，漢人漢文化也為越來越多的「山澤溪洞之民」所學習和接受。

而在雲南，元朝第一任治理雲南的平章政事賽典赤，在任上積極「創廟學、購經史、授學田，」在中慶、大理二處設儒學提舉，將漢人漢文化推向雲南各地。當「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壅底」時，賽典赤命當時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興修水利，開闢良田百餘萬畝，「付二千役而決之，三年有成。」張立道還將漢人漢文化和蠶桑技術在雲南東部推廣，「收利十培於舊，雲南之人由是益富庶。」

在賽典赤父子的治理下，漢人漢文化不斷傳入雲南，商業、手工業興旺發達。當時雲南各地「其俗殷富，墟城之間牛馬成群……滇池之魚，人飫不食，取以糞田。」

不僅是昆明「城大而名貴，工商甚眾。」而且昆明以外許多地區也是一片生機昂然，如白嵒甸（今彌渡）「居民輳集，禾麻蔽野。」趙州（今鳳儀）「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

宋元時期南方漢人漢文化，經歷了向少數民族地區傳播發展，以及與各地少數民族文化的交融，不僅使漢人漢文化吸取、接納了大量的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文化的新鮮血源，極大地擴大和豐富了漢人漢文化的內涵；而且也使南方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文化中融入了許多漢人漢文化。

宋元時期南方漢人漢文化與少數民族之間發生的民族和民族文化融合，對於多民族統一的中國歷史發展中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是有著積極作用的，鞏固和促進了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

先說兩點想法。

第一，不必美化農業社會。

古代平民所享有的物質文明，尤其是邊緣地帶的自耕民，未必就比未開墾地區優越多少。換句話說，逃入蠻夷地界，採用採集、游牧、或漁獵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不見得就惡化，甚至可能有所改善。

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甚至提出這樣的觀點：農業革命是史上最大的騙局。

農業革命所帶來的非但不是輕鬆生活的新時代，反而讓農民過著比採集者更辛苦、更不滿足的生活。狩獵採集者的生活其實更為豐富多變，也比較少會碰上飢餓和疾病的威脅。確實，農業革命讓人類的食物總量增加，但量的增加並不代表吃得更好、過得更悠閑，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產生一群養尊處優、嬌生慣養的精英分子。普遍來說，農民的工作要比採集者更辛苦，而且到頭來的飲食還要更糟。農業革命可說是史上最大的一樁騙局。

農村生活確實為第一代農民帶來了一些直接的利益，像是比較不需要擔心野獸襲擊、風吹雨淋，但對一般人來說，可能其實弊大於利。現代社會繁榮富庶，可能我們很難理解弊處何在，畢竟這一切的富裕和安全都是建立在農業革命之上，所以我們也就覺得農業革命真是個美妙的進步。然而，我們不能光用今天的觀點來看這幾千年的歷史。一個更具代表性的觀點，可能是1世紀漢代某個女孩因為家裡的農作物歉收而餓死。她會不會說：「雖然我餓死了，但我知道在兩千多年後，人類能夠吃喝不盡，住在有空調的豪宅里，所以我的犧牲也都值得了？」

作者當然是危言聳聽，但他詳細列舉了相對於採集或漁獵，從事農業帶來的一系列苦楚，比如身體的磨損、營養來源的單調、衝突的加劇等等。這些卻是真實存在的。更不必說還有土地兼并、馬爾薩期陷阱這些大殺器了。

第二、採集、游牧或漁獵的生活方式，也有屬於自己的文明體系。

除了物質生產，文明還包括社會組織方面，比如平等、安全，以及由此產生的歸屬感。所謂的蠻夷也有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價值觀念。即使當時的漢人智識階層，也是予以承認的。

再舉一個例子

明萬曆年間，謝肇淛在他的筆記《五雜俎》里，這樣記載

卷四·地部二
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甘苦與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結繩之意。一入中國，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荊公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謝肇淛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他還是一名資深官員，曾擔任北京工部屯田司員外郎，以及廣西右布政使，對於民生，以及邊界兩旁「移民」的動向，應該有比較切身的觀察。

儘管有種種不足，但農業文明依舊對周邊的採集、游牧、漁獵文明有不可抗拒的優勢和吸引力，尤其是它的組織能力、物資儲蓄和文化傳承能力，這些對於跨入工業文明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東亞國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題主所說的棄漢歸胡、「文明倒退」，其實可以看作正常的人口流動，畢竟人是逐利的動物，如民間俚語說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一個強大的文明，當然有這樣的自信。

會的，

先說說非平民的情況（其中也裹挾了不少平民），
夏朝，少康中興，封少子無餘，號曰于越，（會稽山附近）祭祀大禹，建立越國，底層斷髮文身黑齒；

商朝，夏後氏之子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匈奴是其苗裔；

商朝，周太伯與弟仲雍讓位於季歷（文王之父），奔荊，稱吳太伯，建立勾吳政權，斷髮文身鑿齒；
｛疑似斗敗分家｝
【有人認為吳越建國史純屬虛構】

商末，武王伐紂，封箕子於朝鮮；

秦末漢初，燕國人衛滿推翻箕子朝鮮，建立衛氏朝鮮，疆域遠超箕子朝鮮；

同時，箕淮南逃馬韓；

又有一例，唐時，扶餘人之百濟某貴族逃亡日本，被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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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其中向蠻荒之地開疆擴土建立政權的例子，
1、有些是上層貴族裹挾被統治者前來，

2、（而在宗族自保為主要特徵的古代漢族社會）也有不少是族長帶領宗族老少，你說這種情況算不算是平民？

所以一旦中國中原地區處於戰亂、關中三輔屍橫遍野，

那麼其他暫時和平的，如徐淮、遼東、南粵、交州、荊楚、漢中、閩地、巴蜀等地，都是避難的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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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三國時期，
諸如交州牟子、
張魯治下人民（五斗米教眾）、
遼東管寧（及公孫度治下人民）、
幽州鮮卑烏丸/雍涼羌氐混居的漢人（閻柔/鮮於輔/公孫瓚白馬義從/董卓湟中義從/馬騰等都是胡漢雜居的產物）、
率族隱居的田疇、
劉焉倚重的東州兵、
徐州被曹操屠殺的男女百姓、
揚州吳越依附宗帥祖郎嚴白虎的山越漢族百姓、
漢初雍齒之後代叛亂大族雍闓（而高定、孟獲皆疑似漢姓）
等等

這些都可以看到不少平民的身影。

從先秦時代就有：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虓，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史記·秦本紀》

看這一張巧嘴，明顯是把知識文化帶到了戎區。

秦末漢初時就有不少戰敗的軍閥投靠匈奴的，所以漢初劉邦要示弱
戰國末年燕將衛滿逃到朝鮮建立了衛滿朝鮮

題主說的逃亡到匈奴等地的平民是指誰，自耕農還是窮人？

如果就是自耕農或窮人，那麼按照下列（1）、（2）、（3）、（4）、（5）情況，他們絕大部分人在出發時就會缺乏足夠的食物，然後在半道上餓死，病死，如果他們行數千里後，活著抵達目的地，那可真是個奇蹟。所以還是看路程遠近，邊民逃亡還是比較容易的，如果距離靠內的話，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而古代窮人缺乏知識，在沒有衛星的情況下是沒有方向感的。天知道古代窮人是否懂靠北斗星，大樹年輪來認知方向，有的窮人估計連匈奴都沒有聽到過。但他們即使很傻，卻至少有著生存的本能，逃亡數千里到匈奴等地可是九死一生，給豪強當佃戶至少生存率更高一些。因此在中古時期，自耕農一般要是活不下去，會首先選擇給豪強當佃戶。

（1）漢書食貨志：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

（2）抗戰期間任任第26軍軍長的丁治磐，也在1943年的日記中說：民國三十一年，全國計征壯丁100萬人，逃者60%，病30%，傷10%。又說：自徵兵以來，已征700萬人，連年逃亡達半數。（《丁治磐日記》手稿本第3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374頁、第499頁。

（3）軍令部的一個電文說，據國軍某團長云：我們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固是營養不良，而胖子......不是真胖，而是浮腫。全團每日死亡，有時至二十餘名。（高宗釗《國民黨接兵部隊的醜聞和對壯丁的虐殺》，《邛崍文史資料》（第2輯），1988年，第188頁）

（4）史迪威在1943年做的一個判斷：所有壯丁到達其指定接收新兵地位者，僅有百分之五十六，幾乎每一百萬新兵中的四分之三在在路上病死或開小差。

（5）1944年美國軍醫檢查了1200名士兵發現有57%的人，患有營養不良。

中古時期能夠逃亡到匈奴等地的人，必須要有充分的物質基礎才能活下來。就以漢末為例，袁紹佔據河北以後，有很多人逃亡到鮮卑那裡【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6）。而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知道，只有豪強地主的知識分子才具備【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的能力，那豪強地主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因為袁紹入主河北而逃亡到鮮卑那裡呢？

（6）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

原來袁紹打擊豪強、勒索豪強、殺戮豪強。在公孫瓚聲討袁紹的檄文里，怒斥袁紹為了興兵需要錢糧，而【割剝富室，收考責錢】（7）。不僅如此，袁紹還因為【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這樣的豪強階級交不出錢，而加以殺害（8）。可以說袁紹獲得的錢糧，都沾滿了豪強地主的鮮血。

（7）典略載瓚表紹罪狀：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恤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

（8）典略載瓚表紹罪狀：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並命，紹罪八也。

袁紹集團為了勒索豪強地主，還替豪強地主羅列各種罪名。190年討伐董卓時，袁紹和王匡一起屯在河內（9），而王匡可是接受【袁紹旨】，連自己妹夫都能加以殺害的袁紹狗腿子（10）。就如公孫瓚聲討袁紹的檄文里寫的【收考責錢】那樣，王匡對當地豪強地主嚴格執行【考責錢穀贖罪】，誰要是交錢遲了就【稽遲則夷滅宗族】（11）。

比如河內小豪強地主，常家就出事了，常林的【叔父撾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12），也就是常林的叔叔毆打佃戶被告發，王匡便收治了常林的叔叔。這一出堪比文革電影《平鷹墳》中，惡霸地主張萬慶拷打佃戶胡慶奎的狗血劇在漢末出現，只不過電影里為佃戶伸張正義的是共產黨員呂鎮山，在漢末為佃戶伸張正義的是作為袁紹狗腿子的王匡。

（9）後漢書袁紹傳：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余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

（10）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系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

（11）三國志常林傳：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

（12）三國志常林傳：林叔父撾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系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

既然袁紹獲得的錢糧，都沾滿了豪強地主的鮮血，那麼豪強地主就把對袁紹的刻骨仇恨埋藏在心裡。等到公孫瓚打來，豪強們就以實際行動來表達對袁紹的仇恨，冀州的鉅鹿太守李邵和【郡冠蓋】這樣的豪強皆欲投靠公孫瓚（13），【郡右姓】孫伉等人紛紛為反袁紹而出謀劃策（14）。最後袁紹通過董昭的智慧，把這些反動豪強地主通通【皆即斬之】。

（13）三國志董昭傳：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強，皆欲屬瓚。

（14）三國志董昭傳：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御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

（15）三國志董昭傳：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

結論：自耕農或窮人活不下去會首先選擇給豪強當佃戶，他們也很難逃亡到匈奴等地。能夠順利逃亡到匈奴等地的人，基本上只有具備物質基礎的豪強地主才能做到。而豪強逃亡到匈奴等地的原因，自然是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比如袁紹入主河北後，很多豪強投奔到鮮卑，教會鮮卑人如何製造武器鎧甲，以及學習文字。

統一王朝的漢人，與其說是血統概念，不如說是生產概念。漢人，就是生產方式為農耕的人。那麼，在積溫，降水，地形等因素不適合農耕的地區，自然就會有底層漢人認為農耕不再是第一選擇，而去擁抱其他更適合的文明形態。
也也能解釋為何古代王朝不能通過大規模移民控制游牧地區。因為在只能放牧不能種田的地方，漢人會自然而然的變成胡人。匈奴就是這麼來的。

當然會。尤其是苛政猛於虎和亂世的時候，百姓只能被官或士兵「趕」去蠻荒之地

沙梨熊言：完全不同，表面上看好像有官府支持，可骨子裡無非秦唐兵戶府兵那套。蝦米意思，就是衙門指塊田給你，產權上不過是國有佃戶，經營上則是僱農，種什麼得衙門指定，收穫要上交，也不能自主買賣，計劃經濟模式。而且日常還要承擔徭役，也就是修堤築路之類苦差，戰時又要服義務兵役，鋤頭換長槍，上去頂一陣先。知道的是軍屯，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勞改。這種模式對軍戶漢民是壓榨，寧可越境逃胡，也比受虐要強。對塞外胡人更沒有吸引力，一群勞改犯的生活，有什麼值得羨慕的。由鄙夷而生輕蔑，胡漢離心。

更何況計劃經濟表面上看重積累，可實際維持成本以及耗損率更高，最要命的是不產生新價值。所以在塞外屯田就是個凈賠產業，自古以來都不能自己造血，最終還得靠內地輸血勉強維持。這還是在所謂的盛世，一旦要變，嘿嘿嘿，定居點的人口只有自求多福了。吐蕃攻唐戰術也是造此設計，不是由外而內的蠶食，而是先斷補給線，重兵佔據涼州，切斷河套與關中聯繫，然後一線平推，把那些定居點逐一圍困，時間與饑荒解決一切抵抗。

桃花源記的一個來源說就是武陵地區：

因為晉代很多人逃入武陵蠻（絕無歧視之意，實乃歷史稱呼）地區，該地區「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

五代時，因為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劉守光統治殘暴，有不少漢民投靠契丹

其他的不知道，朝鮮半島還真有，不過也不清楚是不是逃亡，而且還有名人。

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出生於韓國慶尚南道金海市進永邑一戶貧農家庭，原籍光州盧氏，祖籍中國浙江省金華市東陽市盧宅。

日本首富孫正義祖籍福建莆田，孫家祖先於南北朝時期從中國福建莆田經多次遷徙遷往朝鮮半島，至孫正義祖父孫鍾慶一代（孫武22世孫），孫家才由韓國的大邱遷至日本九州，孫正義的祖先是移居朝鮮半島華人，孫正義出生於日本佐賀縣鳥棲市，是定居日本的第三代華裔日本人，孫正義在日本定居已有三代。他說：「我家族的孫氏和朝鮮民族固有的孫氏不一樣。我祖籍和漢民族的孫氏屬於同一根源。」

明朝萬曆年間，豐臣秀吉企圖侵略朝鮮，明神宗派兵援助，後來戰爭結束，就有一些官兵留在了朝鮮半島當地生活。

夾在明朝與蒙古之間的白蓮教徒

澎湃新聞鄧濤2017-04-13 10:38分享a href="http://coral.qq.com/1868067757">7評論

[摘要]關於明朝中葉興起于山西的白蓮教，大家知之甚少，然而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並不弱於前者，白蓮教徒改變了明朝同蒙古的戰略均勢，使得蒙古軍隊得以進圍明朝京師。

說起白蓮教徒，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元末的紅巾軍，韓山童以白蓮教信眾為依託，掀起了農民起義的浪潮，最終使得元朝滅亡；或是想到清朝嘉慶年間的川陝楚白蓮教大起義，清政府耗時八年、耗費數億兩白銀才得以將其鎮壓，標誌著清朝由盛轉衰。但關於明朝中葉興起于山西的白蓮教，大家知之甚少，然而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並不弱於前者，白蓮教徒改變了明朝同蒙古的戰略均勢，使得蒙古軍隊得以進圍明朝京師。此外，他們還促進了漠南蒙古的發展、改變了漠南蒙古部分地區的人口分布，影響深遠。

山西白蓮教的興起

作為一種民間宗教形式，白蓮教大約出現於宋代，那個時候還不被稱為「教」，而被稱為白蓮社等。它同佛教的凈土宗有一定的聯繫，但也吸收了很多民間的封建迷信。當時的白蓮教還處於萌芽狀態，同世俗的聯繫不多，信眾也比較有限。

元朝時，各種矛盾凸顯，白蓮教開始深入民眾並轉變成具有較強反抗精神的民間宗教，所以元政府開始頒布禁令。早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便有朝廷禁止白蓮教的政令了，元政府禁止白蓮會宣傳「五公符、推背圖」等符咒，但是屢禁不止。白蓮教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不斷壯大，最後推翻了元朝的統治。

朱元璋依託白蓮教的紅巾軍發跡並建立了明朝，但他自己明白，白蓮教這種充滿抗爭精神的民間宗教並不利於自己的統治，所以明太祖親作《禁淫祠制》，明確規定不準民間塑造白蓮教的神明塑像。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白蓮教繼續存在並逐步發展。到了明朝中葉，社會矛盾加劇，如官員和宗室兼并土地，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土地，被兼并土地的賦稅則被轉嫁到其他農民身上，農民負擔越來越重，官逼民反。有時人分析：「皆因近年有司貪肆，百姓窮苦，故妖人得乘機以富貴快活之說鼓動之。」嘉靖中葉的刑部尚書喻茂堅曾說：「宣傳白蓮教的人散布山東、河東、北直隸、徐州、鳳陽等地，當地的百姓很容易被他們蒙蔽和煽動，必須想辦法禁止。」但是這裡禁止，那裡又出現，明朝也找不到「根治」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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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與紅巾軍

不是所有加入白蓮教的人都是由於朝廷壓迫而無法生存的，有些心術不正的人加入白蓮教，是想利用它來實現自己的野心。例如山西有個白蓮教教首叫李五，他聲稱天下馬上要出現新的皇帝（指自己），號召大家跟他一起去打江山。他在家中放了一盆水，讓信徒們用水盆照一下自己，然後李五說：「我看見水盆里的你們將來是大官，都會榮華富貴。」信眾們聽了都十分欣喜。之後，李五讓信眾登記姓名並根據貧富交納費用，有的人甚至賣掉家產攜帶數千兩白銀投奔他，想必也是為了將來的高官顯爵，只不過他們最後並沒有成功，空歡喜一場。

在山西，大同周邊地區的白蓮教徒最為活躍。那裡駐紮了大量的明朝軍隊、家屬以及部分民人，白蓮教在這個區域流傳甚廣，使得他們的影響力深入到軍隊當中，按照他們的設想，等到軍隊中的白蓮教徒足夠多，就可以推翻明朝統治。大同周邊不斷發展的白蓮教引起了朝廷的警覺，當地的白蓮教教首呂明鎮等被抓捕並殺害，而他的徒弟丘富、趙全等人為躲避明軍追捕，越過長城投奔到了蒙古土默特部。當地一些對現實不滿的明朝宗室成員也想藉機牟取個人政治利益，例如人在山西的明宗室和川奉國將軍朱充灼，被朝廷剝奪了爵位，十分不滿，便同白蓮教聯合，密約蒙古軍隊一起進攻大同，殺掉大同的代昭王朱充耀，但最後起事失敗被捕殺。這一行動雖未成功，但足以說明白蓮教在這一區域的影響力之大。

白蓮教徒與「庚戌之變」

嘉靖朝，漠南蒙古出現了一支強大的勢力，那便是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又稱「阿勒坦汗」），他雖然不是蒙古大汗，但是卻讓蒙古大汗十分畏懼，他所統領的軍隊雖然只是漠南蒙古的一部，但其戰鬥力足以讓整個明軍膽戰心驚。也正是他，在嘉靖朝中葉帶領蒙古軍隊圍困了僅有羸弱士兵防守的京師，好在俺答汗當時並不想強攻，只是為了逼迫嘉靖皇帝同意他的互市請求，否則，歷史可能會被改寫。這個事件便是很有名的「庚戌之變」。

很多人都知道這個事件，但是不明白為什麼土木堡之變以後，蒙古軍隊那麼長時間都沒能再次圍困明朝京師，而俺答汗為什麼能輕易做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奔俺答汗的白蓮教徒的幫助，這些白蓮教徒不僅熟悉明朝北邊的防線，且對用兵布陣也很有研究。此外，俺答汗讓一些白蓮教徒幫他製造攻城器械，這樣便使得明朝北部的防禦能力大大下降，所以蒙古軍隊能夠從容地進攻明朝防守最薄弱的地方，搶掠完畢之後再從容地回到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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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汗與三娘子

對於這些白蓮教徒，朝廷是極為憎恨的，且不說他們能夠幫助俺答汗打仗；這些人也會在蒙古土地肥沃的地方耕地種糧，為蒙古軍隊提供糧食。為了抓捕這些白蓮教徒，朝廷沒少費心思，甚至冒險派士兵深入蒙古抓捕，但趙全、李自馨等白蓮教頭目都逃脫了。見到派兵捕殺不成，朝廷又懸重賞抓捕白蓮教教首趙全等人的首級，賞格已達千兩，另授予官職。同時，朝廷軟硬兼施，希望這些白蓮教徒能夠主動投降，招降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效果，畢竟當年一部分白蓮教徒投奔蒙古是迫於明軍的抓捕，既然寬恕了他們，那麼他們自然願意回來。然而一邊是一些白蓮教徒被招降歸來，另一邊卻是一部分白蓮教徒又投奔蒙古，這讓明朝官員大惑不解，當時有人分析：「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歸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為夷狄用乎。」可見，很多白蓮教徒在明朝的管理下生存艱難，反而去蒙古能過得更好。

白蓮教徒與「隆慶和議」

嘉靖皇帝去世後，隆慶皇帝繼位。新皇帝上任，俺答汗很不給面子，在白蓮教徒趙全等人的慫恿下，派兵進攻山西。按照趙全的計謀，俺答汗遣兵六萬，兵分四路向明軍進攻，在白蓮教徒的引領下，蒙古軍隊很快攻破了長城，先後劫掠了石州、文水、交城、平陽、介休等地，被殺、被掠的漢人達數萬人，十分慘烈。

蒙古軍隊戰鬥力強，當時的明軍基本上只能防守、無法進攻，在這種情況下，趙全向俺答汗提出了更高的戰略目標，那就是佔領明朝的部分長城關口和山西太原等地，然後效仿當年的石敬瑭，派他到太原為蒙古軍隊徵收漢地賦稅，這樣俺答汗就可以佔領北部中國，實現同明朝的南北分治了。俺答汗並沒有聽信趙全的話，一方面是因為此次入侵，目的就是劫掠自己所需的金銀財寶、物資藥物、人口等；另一方面，他自己不是蒙古正統大汗，暫時沒有實力同明朝進行南北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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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抵禦蒙古軍隊的大同鎮長城

若是沒有什麼歷史機遇，恐怕明蒙還會繼續對峙下去，北方百姓還要繼續遭受劫難。然而禍起蕭牆，俺答汗有個孫子叫把漢那吉，俺答汗將把漢那吉的未婚妻許配給了鄂爾多斯部的蒙古首領，把漢那吉一氣之下帶領親信投奔了明朝。明朝十分重視，希望用把漢那吉跟俺答汗交換趙全等白蓮教頭目。趙全告訴俺答汗，要想得到把漢那吉，只能用武力逼迫的方法。俺答汗覺得有道理，便派兵進攻明朝邊地。但是因為明朝有防備，且把漢那吉還掌握在明朝手中，所以這次攻勢很快失敗了。

對峙陷入僵局，需要破局。大同巡撫方逢時想到，當年趙全曾寫過投降信，他便把這個信交給了俺答汗看。如果是在嚴重對峙、缺少使者交流的時期，趙全的這封信俺答汗是無法看到的，即使看到也不會相信。但是此時明蒙已開始聯絡，且俺答汗很希望能自己的孫子回來。所以最終雙方息兵和談，並同意換人，這就是史上非常有名的「隆慶和議」。通過和談，雙方正式息兵互市，漠南蒙古大部分地區實現了同明朝的和平，這是明朝立國200年基本未曾有過的情況，雙方在此後的數十年也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的狀態。

把漢那吉十分感激明朝廷的善待，答應將來會努力促進明蒙和平；趙全被送還時，隆慶皇帝親臨午門門樓進行受俘禮，當天趙全被施以「磔刑」，即傳說中的「千刀萬剮」。之後，趙全的首級被送到明朝九邊示眾。

白蓮教徒與歸化城

前面已經提到，很多白蓮教徒是被迫離開明朝的，如果不離開，要麼因為高額的賦稅導致破產，要麼被明軍抓捕進監獄，作為普通百姓，他們是無法決定自己命運的，雖然他們逃到了蒙古，但絕對不是要幫助蒙古軍隊攻打明朝。

這些人來到蒙古之後，要麼被安排去幫蒙古人放牧，要麼是在陰山以南地區築屋耕田，地位十分低下。由於白蓮教首趙全、李自馨等人幫助蒙古人攻掠漢地，所以明朝把北逃的白蓮教徒視為「叛逆」，但實際上絕大部分白蓮教徒都在披星戴月地耕田自給、努力糊口，他們只想維持最基本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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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封貢後的蒙漢互市交流

不少蒙古人逐漸居住在這些白蓮教徒附近，學習築造房屋、耕田，開始了定居生活。俺答汗讓這些白蓮教徒幫他修建宮殿、收集各類中藥，漢地的手工藝、醫術也隨之傳到蒙古。當然這種交流不是單向的，很多漢人被蒙古化，逐漸融入了蒙古社會，開始取蒙古名、說蒙古話、著蒙古衣，使得漠南蒙古一帶出現了少見的蒙漢雜居、和睦相處的場景。例如一個叫趙龍的人說：「我生了六個孩子，分別叫火泥計、窩兔、瓦拜兔、瓦十兔、簿合兔、寧安兔。」很明顯，雖然趙龍自己還算是漢人，但他的孩子已經開始蒙古化了。

這批居住在漠南土默特地區的白蓮教徒以及其他漢人，讓這一地區的城市、村莊和農業開始興盛，為萬曆初期這裡建設「歸化城」（即呼和浩特）奠定了基礎。隆慶和議之後，越來越多的蒙古人開始和漢人生活在一起，通婚生子，使得這裡的民族雜居情況更加普遍。得益於此，歸化城在清代乃至民國成為中原和蒙古交流、貿易的樞紐。（文/鄧濤）

參考文獻

明世宗實錄[M].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3

萬曆武功錄（四庫禁毀書叢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國朝典匯（四庫全書存目叢刊) [M].濟南：齊魯書社，1996

明史紀事本末（第九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5

明經世文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2

樓主你知道客家人的由來嗎

逃到匈奴，到底是當奴隸呢？還是好客的匈奴捧出馬奶酒招待中原來客？
草原生活難道不需要技術嗎？平民點亮的養雞技能夠用嗎？難道不需要生產工具嗎？這老天是能像掉瑪納一樣掉小羊羔？

感覺樓主的理解還是很淺薄。。。

強征暴斂之下，百姓逃亡山中，古來有之。

應該很多。
北宋滅亡時，投奔金國的百姓，後世始終為「賤民」，也有稱「墮民」，從事最低賤的職業，不得與平民通婚，衣著行動各種規矩。魯迅還有文章提過這個情況，也就是說，直到清末，這個群體依然存在。
廣東福建沿海還有一種叫蛋民的，在船上起居生活，世代不得下船。這群人的來歷有好幾種說法。一是失去國土的一個民族，協定以此卑賤的方式續存於中國。二是曾背叛中華加入元蒙，百越的漢民，軍卒。

中華無數次分崩離析各種戰亂，生活不下去的百姓四出逃亡，哪能活就在哪裡安家，這種情況不會少。

人口流動是一直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原因都有，戰亂、政治混亂、苛捐雜稅嚴重、人口增長導致的耕地不足等等。而且這種人口遷徙客觀上還是促進了邊地的開發與華夏文化圈的擴大的，文明的發展不是閉門造車，是交流，儘管現在來看這種「交流」伴隨著血與淚。
「走西口」、「闖關東」、「趟古道」、「下南洋」、「填四川」這五次人口遷徙從古代史持續到近代，內部自遷往外面遷都有，民間自發的政府組織的也有，各個方向也有。往遠了說，「山越」就是現在泛指的東南地區，那裡有客家文化。真心在近代以前民族概念沒有這麼強，尤其是底層農民又有多少國家意識，哪裡能討到活的機會就往那裡去唄。
舉個例子，弘農楊氏，就是那個出了關西夫子楊震，「雞肋」典故楊修，「一騎紅塵妃子笑」的楊玉環的楊家，在五代的時候，出了一個叫楊再思的，在湖南西南以靖州縣為中心，包括相鄰的貴州、廣西部分地區成為一個少數民族土司，時至今日在靖州無論是漢、苗、侗對他還是比較尊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