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1848年整個歐洲都爆發了動亂?

從義大利到法國再到匈牙利,整個歐洲亂作一團,是叛軍們互相串聯還是巧合?


孤立事件怎麼解釋都行,再找一些案例看規律,邏輯就順的多了。

1848-30=1818。那年馬克思出生,當然這事暫時還和他沒關係,重要的是1814年英國開出了第一列火車。火車這東西首先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機器工業製造車頭,鋼鐵工業製造鐵軌,能源工業製造煤炭。其次呢,火車也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觸角,把機器、煤炭和鐵礦石運到遠方。換句話說,在1848年革命之前34年(記住這個數字),英國不僅在技術上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且打造了推廣工業革命的工具。接下來就是在產業上和地域上去推廣工業革命成果了。

新的技術意味著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方式意味著新的經濟利益集團,也意味著新的基層勞動群體。新的經濟集團想推翻老的統治集團掌權,基層勞動群體雖然未必過的更差,但在一代人之內,往往喪失了舊生活方式的底限保障和文化關懷(封建社會也是有自己特色的),還沒時間建立新的文化模式,更不適應比舊制度嚴重十倍的貧富差距,所以對新舊統治者都充滿仇恨……在工業革命後一代人這個節骨眼上,新勞動者(工人),新統治者(資產階級)和舊統治者(軍事貴族)三方的任何兩方都容易爆發對抗,引發內外戰爭。也許你可以通過引發一部分矛盾來避免另外兩方面的衝突,但三種矛盾都壓下來,近乎不可能。引用一段幾年前的文字來看:

在19世紀的時候,農業社會已經持續了好幾千年,比幾十歲的工業社會要成熟的多。貴族、官僚和教會在拿走農民大部分剩餘財富,讓農民僅能糊口的同時,知道在某些要緊的地方要施點小恩小惠,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變成反抗。比如說,許多寺廟在佔有大批地產的同時,也會賑濟饑民、提供象徵性地免費醫藥、設置義冢等等。類似的,中世紀西歐領主也要為失去勞動能力的農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許貧苦婦孺到收割過的土地上拾麥穗、放牧。再加上穩定的社區提供的宗教、家族文化,即便農民和工人拿到同樣價值的收入,一般來說感覺是要比工人好一點的。

這樣的農民,等到資本家圈了地,或是農村手工業被大工業摧毀,或者僅僅是自家土地被霸佔之後進城,雖然也能賣力氣換個糊口,但也因此喪失了農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甚至喪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比如說,一個青年農民,本來在農村努力耕作,在長輩和鄰居的影響下,把每年的少量盈餘攢下來養老,或是應付翻蓋房子這種大事。到了城市裡,他面對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環境,還沒有形成一種能讓他從長計議的文化環境。所以往往是年輕時生活尚過得去,老了就聽天由命。

工人的子女,由於自幼就缺乏傳統社區的生活環境和父母照應,往往自幼健康就被童工制度損害,長大後生活的惡劣情況比父輩更甚。幾代人惡性循環下來,城裡的工人住宅區就和原來還過得去的農業村落形成了明顯差距,但工人們已經喪失了退回農村的可能,只能一代代地沉澱在這種社區里,成為知識分子們眼中的地獄。

客觀的說,農業社會的農村也不是什麼天堂。無子的老漢經常是一個人默默地病死;養不活的孩子經常出生就被扔到開水桶里;為了佃到一塊能糊口的土地,農民經常要把妻女送到地主家裡去討地主的歡心。解放前的少林寺和尚就公開地對自己的佃戶宣布:「有好媳婦的種好地,沒好媳婦的種賴地,沒媳婦的別種地」。

但是,這些苦難是分散在廣大農村的,腳上不願意沾泥巴的貴族知識分子一般看不到。而且農村的貧富差距再大,也大不過工業革命之後的城市。當時的地主,不管是幾十畝還是幾百畝的家產,只要土地還沒有用「頃」來衡量,一般也做不到自家人四季吃細糧,小妾穿綢緞。而城市裡,完全可能一邊資本家新貴一擲萬金,從幾千里外請樂隊開音樂會祝賀生日;另一邊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16小時,嬰兒躺在機器邊的草堆上,哭的時候就用鴉片膏安撫一下。極端的奢華和相對而言極端的絕望放在一起,可以讓任何不急著賺錢的知識分子為之動容。

所以,工人和左翼知識分子衝上街頭,趕走國王,把舊貴族拖出來槍斃,然後……陷入茫然,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剛剛纂出共產黨宣言(就是給1848年革命寫的),還沒有具體的實施方案,誰也不知道破壞舊社會之後怎麼建立新社會。於是資產階級站出來,團結一批有腦子的貴族,建立一個改良政權。這就是1848革命。

然後再看第二次工業革命。1875年巴黎建了世界第一座發電廠,1886年美國出現交流電廠,平均下來是1880年。同樣是1880年代,內燃機開始成熟,貨車的柴油機、客車的汽油機都實用化。這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火車一樣,既是工業革命的成果,也是工業革命擴散的利器。所以,接下來的一代人時間,經濟利益集團和勞動階級再次劇烈變化,變化到必須重新調整政治結構的地步,1880+34=1914。1914年發生了什麼?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先展露的矛盾是英—德矛盾,也就是第一次工業革命霸主對第二次工業革命後起之秀的矛盾。而隨著戰爭推進,有錢老爺送底層去死,底層想對1848年沒幹完的事情徹底清算,新出現的中產技術階層左顧右盼,隨時準備加入看起來要贏的一方,卻渾然不覺自己才是決定性的砝碼。這場動亂也席捲了歐洲,也顛覆了大半個歐洲的統治階級,範圍比上一次還要廣——因為工業社會的範圍變大了。

總之,從前兩次工業革命的經驗看,一旦在技術上完成工業革命,30-40年(一代人)後,整個工業化地區就會出現劇烈動蕩。甚至1991年的蘇聯解體,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解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之後一代人的必然——計算機和精確制導武器拖垮了蘇聯。所以,把1848年革命解釋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衝擊,應該說證據還是很充足的。美國作為歐洲之外最大的工業區,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比西歐晚半代人,所以動蕩(美國內戰)也差不多晚上20年,能算一個旁證吧。

當然,規律不能無限外延。比如說核武器的出現就要增加新的變數,比如說資源豐富、周邊沒有強國的國家就不一定按時進入動蕩,比如說互聯網本身會塑造出半獨立的文化力量,比如說中國兩次工業革命被壓縮在一代人內完成……但就前兩次工業革命而言,顛覆性的技術進步會製造顛覆性的社會變革,這一點是沒錯的。

相關回答:

馬前卒:馬桶與第一次工業革命有什麼關係?

馬前卒:美國是否有其特殊性?

馬前卒:如果有外星人造訪地球,你會送他什麼禮物以展示地球人的工業製造(科技)水平?

馬前卒:歷史上有什麼東西一直被擺在不重要的位置,後來突然發現它的用途,而後被廣泛使用呢?


不請自來。需要說明一下,本人不是歐洲歷史專業的學生,僅僅是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業餘愛好者,因此本答案並不權威;實際上,它與其說是「答案」,倒不是說對自己過去幾周所讀到的東西進行一番整理,就當是複習了,因此沒有人看也無所謂啦。當然,如有不正之處,歡迎各位知友理性打臉。

1848年確實是歐洲歷史上非常動蕩的一年:從英倫三島到愛琴海沿岸,從斯堪迪納維亞半島到亞平寧半島,罷工、起義、政變層出不窮。歷史學家對1848年革命的起因辯論了幾十年,我只會整理一下其中得到學界廣泛共識的幾點原因。

當然,我們的眼光不能僅僅局限於1848年;在19世紀上半葉,工業革命這頭巨獸被喚醒,在大英帝國的土地上(隨後擴散到歐洲大陸),煤礦、鐵路和煉金業的產值逐年升高,從而產生了一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階級:工人階級,而城市小手工業者、藝術家和匠人(低層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被逐漸擠壓。實際上,「工人階級」直到19世紀下半葉才組成一個政治意義上顯著的群體,但我們並不能忽視他們。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另一個不得不提到的點,它將平等自由等概念散播到了整個歐洲。於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發表的政治小冊子《共產黨宣言》也被認為是革命的催化劑之一。

那我們就從工業革命的老家英國開始吧。

英國

和歐陸諸國相比,1848年的英國平靜得多;實際上,很多歷史學家還在辯論英國到底應不應該歸類於受1848年革命的國家那一行列。

英國議會在1815年的拿破崙戰爭之後就一直代表著貴族和富人的利益,而這顯然不會讓日益膨脹的工人階級滿意。1815年的《穀物法》禁止英國從他國進口穀物,本土穀物價格從而飆升至320先令一英噸,讓地主階層獲利不少。到了1846年,托利黨(保守黨)首相羅伯特·皮爾撤銷了《穀物法》;另一個重要的進步措施是《1832年改革法令》,該法廢除了一些自1688年就開始逐漸喪失選民的「腐敗選區」,擴大了有投票權的男子數量。

這兩個措施廣泛被認為是使英國度過一個相對平靜的1848年的重要原因。雖然在18世紀40年代有過一些「憲章運動者」(他們主要是激進的工廠工人,主張成年男性普選和不記名投票)的活動,但英國大眾在1848年保持了足夠的冷靜。

其他歐陸諸國就沒有英國這麼幸運了。

法國

在拿破崙·波拿巴1813年兵敗萊比錫之後,反法聯盟攻入巴黎,復辟了波旁王朝,由路易十八(r. 1814-1824)執政(路易十八是1793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在巴黎協和廣場被送上斷頭台的路易十六的弟弟)(好拗口~~~)。路易十八本人是一個專政主義者,在他的任內,只有一部分地主和貴族從中獲利。

他的弟弟、皇位繼任者查理十世(r. 1824-1830)變本加厲,在1830年7月26日發布一系列法令,實行媒體審查、解散國民議會並縮減了有選舉權者的數量。此舉直接引發了法國七月革命,查理十世被迫退位,流亡英國。

查理十世的退位迅速造成了一個權力真空,激進者想要廢除帝制,建立共和制國家;中產階級則希望一個君主制能為他們帶來穩定(城市小資產階級從未成為過暴力革命的主力軍,此話誠不我欺)。一番妥協,一位名叫路易-菲利普的貴族被推選為新的國王,是為路易-菲利普一世(r. 1830-1848)。在他的任內,中產階級的訴求得到了滿足,但低層普羅大眾的訴求卻很少有高級官員問津:他只是將有選舉權的人從十萬增加到了二十萬,選票仍牢牢掌握在那些最富的人手裡。

對於中上階級來說,這位「中產君主」代表著政治改革的剎車片,但對於那些中下階級和巴黎的工人階級來說(正是他們在1830年推翻了查理十世),這些舉措讓他們無比失望。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法國經歷著高速的工業化,巴黎、里昂這些大城市裡擠滿了擁擠的貧民窟,糟糕的工作環境、骯髒的居住點和周期性的經濟蕭條讓巴黎市民就像是乾柴一樣,就等一個火星把他們點燃。

歷史沒有讓他們等太久。

1846年,又一場經濟危機襲來,中下階層、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直線下跌(當然,本來也沒好到哪裡去)。路易-菲利普一世任內的腐敗、醜聞以及他本人專制的作風進一步激化了巴黎市民。共和制的擁護者以及社會主義者,在一小部分中產階級的支持下,公開要求時任首相弗朗索瓦·基佐辭職(他們彼時還不敢直接批評國王)。由於當局禁止舉行政治集會,許多政治活動便以大型宴會的形式召開,巴黎光是在1847到1848年的那個冬天就舉辦了70多個類似的宴會。

在1848年2月22日,又一場類似的政治宴會開席。當政府試圖阻止時,學生和工人開始暴動,在巴黎的主幹道上設立起路障。首相弗朗索瓦·基佐辭職,內閣垮台;而國王則承諾改革。但因為他已無法成立另一個內閣,路易-菲利普一世於2月24日宣布退位,像他哥哥一樣流亡到了英國,1850年病逝。

很多巴黎市民都以為,既然國王已經退位,革命應該結束了。但事實恰恰相反,隨後數月,他們見證了巴黎歷史上最為血腥暴力黑暗的時期之一。

臨時政府雖然成立了,但各派紛爭仍未停止。在數月後的國民議會選舉中,溫和共和黨人拿到500個席位,君主制的支持者拿到了300個,而激進政黨僅拿到100個。從三月到六月,失業人口從一萬井噴至十二萬;財政部的金庫已經被掏空,溫和派不得不在當年6月23日選擇關閉一些為工人提供工作的工作站。工人拒絕這一決定,衝上街頭進行示威,卻遭到政府軍鎮壓。四天的殘酷戰鬥後,數千人死亡,另有四千人被逮捕,遣送到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

新的憲法終於在1848年11月4日得以通過,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得以成立。拿破崙·波拿巴的侄子,查理·路易·拿破崙·波拿巴以壓倒性多數成為總統。那時,沒有人知道他在四年後就會自封皇帝,復辟帝制;皆為往事。

奧地利

奧地利的情況和英法略有不同;後兩者的革命原因主要是經濟的、政治的,而奧地利則更多的是民族的。畢竟在那麼小的地方同時住著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捷克人、義大利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各個少數民族都企圖獲得獨立,中央政府的管理變得異常困難,面對地方分裂主義常常力不從心。

當1848年3月的巴黎籠罩在腥風血雨中時,一個匈牙利民族主義者科蘇特·拉約什,在匈牙利的地方議會鼓動起了分離運動。維也納、布拉格都產生了暴動,首相剋萊門斯·梅特涅出逃,匈牙利、捷克和其他三個義大利北部省宣布獨立;奧地利帝國就此解體。

但事情還未結束。由於各少數民族未能團結一致,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r. 1848-1916)率領軍隊捲土重來。1848年6月,政府軍擊敗了布拉格的捷克叛軍;10月,政府軍收復維也納,而匈牙利叛軍直到1849年才被徹底擊潰。奧地利的1848年革命失敗了,獨裁帝制復辟,皇帝和地主依然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財產。

1866年,奧地利被普魯士擊敗,被迫簽署1867年妥協案。根據此案,奧地利實行部分普選,並給予匈牙利部分地方自治權:奧地利和匈牙利有同一個皇帝,卻有著不同的行政系統、議會甚至貨幣,一個「二元君主國」就此成立,是為奧匈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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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寫這麼多,明天再更。還有德意志諸國、義大利和波蘭要更。

參考資料:

1. Jackson J. Spielvogel,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 2 (Boston, M.A., 2012), p. 735-744.

2. Stanley Z. Pech, The Czech Revolution of 1848 ( Chapel Hill, N.C., 1969), p. 82.

3. G. de Berthier de Sauvigny, Metternich and His Times (London, 1962), p. 105.


工業革命帶來的後果之一。

《共產黨宣言》: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

1840年代,英國工業最發達,法國次之,普奧等國也都出現了具備一定規模、採用機器生產的近代工業,無產階級僱傭工人的隊伍空前壯大,另外,各種破產農民、小店主、落魄的鄉村牧師也都湧入城市,大城市的人口空前集中。在首都的巷戰中,起義平民擊敗了首都的政府駐軍,控制了主要政府機構,革命也就可以暫時宣告成功。

1848年時候,英國已經國內鐵路網密布,法國鐵路里程達到1500多公里,德國超過2000公里,巴黎、維也納、柏林等主要歐洲大城市的鐵路都已經開通。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北海波羅的海,蒸汽輪船已經在淘汰傳統的帆船,橫穿大西洋只需要兩周。

在這之前的1843年,第一份電報在美國誕生,到了革命發生前,歐洲各國還都已經有了發達的報紙印刷業,馬克思等思想界巨頭在報紙上發表各種觀點。

消息的傳遞,尤其是大城市之間消息的傳遞,通過火車、輪船、電報,比以前快捷許多。一個地方發生革命,其他地方很快就可以得到消息,彼此互相壯大聲勢。

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戰爭帶來的兩大思想覺醒:

民主主義,徹底廢除封建農奴制、改善勞工待遇、擴大選舉權、制定像樣的憲法並要求政府遵守等等成為越來越多人的訴求。

民族主義,德意志、義大利出現了統一的呼聲,奧地利統治下的大片非日耳曼地區也渴望脫離維也納的統治。

1848年1月義大利西西里首先爆發革命,次月,巴黎起義,推翻了七月王朝,3月,柏林、布拉格、匈牙利、倫巴第、威尼斯紛紛受到鼓舞,發動起義。

英國雖然沒有發生革命,但是相對言論自由的英國還有大西洋對岸的美國,是事前宣傳革命和革命失敗後的避難好去處。


謝大公邀~喵·

樓上 @袁科昊 童靴已經說得很好了,我就稍微做點總結吧~

和1848年革命有很多類似情況的事件,如「阿拉伯之春」,如1918年的大規模士兵嘩變,如東歐劇變,都是舊制度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由於一個導火索而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追根溯源,這場革命的源頭在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學說,開始在知識分子中普及;大革命建立的短暫共和國,又給予了人民希望;而拿破崙的鐵蹄,又成功把這種思想帶入了歐洲其他地方。這就為之後的1848年革命埋下了種子。

拿破崙戰爭之後,建立起了神聖同盟和梅特涅體制,強行把歐洲拉回君主專制。而隨著大革命引發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浪潮,責備短暫鎮壓。但是這種事情就像彈簧,越壓的厲害,反彈也就越大。1822年和1830年,俄羅斯爆發十二月黨人起義,比利時爆發獨立戰爭,開始在梅特涅體制中打開了缺口。十二月黨人代表的自由主義,與比利時人代表的民族主義,開始在全歐洲升溫。而隨著經濟發展,工業革命的開始,貧富差距被不斷拉大,人民下層也越發不滿。而因為懼怕人民不滿,專制君主們又使用更強硬的手腕進行壓迫,直到壓力達到一個臨界值。

按照時間線,雖然最早的示威產生在義大利,但真正的導火索還是在法國,這個革命的發源地。為了反對政府禁止幾年美國國父華盛頓的宴會,巴黎爆發了大規模遊行。於此同時,慕尼黑、柏林、維也納先後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從此局勢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直到席捲整個歐洲。

回到大公的問題,叛軍之間是否有串聯呢?這個基本沒有,因為都是由各自愛國者發起的,並非試圖給誰」帶路「。我個人認為當時的想法是這樣的。

--「 你們看看,人民快活不下去了,咱們必須革命」

--"革命,這個有點。。。。。先等等吧「

--」你們看,巴黎已經革命了,還有慕尼黑,柏林也爆發了遊行。「

--」 MD,全世界都亂了,咱們也不能幹坐著,一起上了「

這種時候全歐洲都有著一股怨氣,這時候只有有幾個挑頭的,必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帶來一場席捲歐洲的哥們浪潮。


啟蒙運動

人們突然意識到他們可以擁有一個更好的生活了,而上邊的人壓著你不讓你活得更好。

這時候略富有但是又沒什麼政治權利的中產階級就不樂意了。

往往是戰爭或者饑荒或者金融危機作為最後一根稻草。

於是革命開始了…



由於土壤肥力流失,古代歐洲定期爆發戰爭,死亡的人埋葬地作為肥料開的鮮花最茂盛劉德華的《戰神》提起這個歐洲俗語

,羅馬立國時屠殺一個蠻族的土地出產葡萄園葡萄最好吃,乾脆這個殺死滅亡蠻族的名字作為掠奪者,盜賊的代名詞了,歐洲到今天必須從秘魯,諾魯進口鳥糞作為肥力補充物,現在氮肥生產才沖淡這個要求

石器時代法國只有4萬人口,法國大革命法國城堡也有4萬座。從4萬男女老少增加到4萬騎士組成的階層,而法國人口增加到百萬,到今天幾千萬了,英國在穀物法出現前人口從來不能超百萬,現在超過千萬,高於此數字的人是沒有尊嚴也沒有生命的,

歐洲基督教時代,貴族平民讓渡讀書特權,閹割過的天主教傳教士負責讀書識字,貴族炫耀不會數自己家產為榮

盧瑟經濟學(2.2)——資本的危機(絕育集中營)(簡介絕對人口過剩論)(2010-10-09 2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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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經濟雜談盧瑟經濟學財政收入再分配經濟學

盧瑟經濟學(2.2)——資本的危機(絕育集中營):(簡介絕對人口過剩論)

「這似乎是一個自然規律:窮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輕率的(也就是說,他們是如此輕率,嘴裡沒有銜著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來),所以,總是有一些人去擔任社會上最卑微、最骯髒和最下賤的職務。於是,人類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較高雅的人們解除了煩勞,可以不受干擾地從事比較高尚的職業等等…… 濟貧法有一種趨勢,就是要破壞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創立的這個制度的和諧與優美、均稱與秩序。」——《論濟貧法》

「關於馬爾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了。現在我們再來簡略地重述一下這一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遠有過剩人口,所以永遠充滿著窮困、匱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數過多,這是人類的宿命,是人類的永恆的命運,因此,人們就分為不同的階級,有些比較富裕、受過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則比較窮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這個實踐上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是馬爾薩斯本人做出來的):慈善事業和濟貧金實在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只會維持『過剩人口』的存在,並鼓勵他們繁殖,而其餘的人的工資也因他們的競爭而降低了。濟貧所給窮人工作也同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既然只有一定數量的勞動產品能夠找到銷路,一個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個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換句話說,濟貧所這種事業是在損害私人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問題決不在於去養活『過剩人口』,而在於採用某種辦法儘可能地縮減過剩人口的數目。馬爾薩斯乾脆宣布,以往公認的每個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權獲得生活資料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了一個詩人的話:窮人來赴大自然的宴會,但是找不到空著的餐具,馬爾薩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於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滾蛋(she bids him to gone),『因為他在出生以前沒有事先問一下社會是否願意接受他』。這一理論現在已成為英國一切真正的資產者心愛的理論,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這種理論對他們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現存關係下它在許多方面是符合實際的。既然問題不在於利用『過剩人口』,不在於把『過剩人口』變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於用儘可能簡便的方法使這些人餓死,並同時阻止他們生出過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簡單了,不過還得有一個條件,這就是必須使『過剩人口』承認自己是過剩的,並且心甘情願餓死。但是,儘管仁慈的資產階級已經費盡心機,使工人們相信自己沒有用處,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無產者卻堅決相信,他們有勤勞的雙手,他們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無所事事的有錢的資本家先生們,才真正是多餘的。」——恩格斯

毛主席說過,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句話,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也很有哲理。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不存在無產階級的物理和資產階級的物理,或者無產階級的化學和資產階級的化學。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中,不同階級思想確實代表不同的階級對人類社會的認識——不同階級的利益不同,認識也必然不同。這些思想不僅僅局限於對世界的認識,也必將指導對應的階級參與改造社會的進程。作為分析指導人類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行為的經濟學自然難逃這個「烙印」。

言歸正傳。

現在危機出現了,怎麼解釋呢?怎麼解釋就涉及到怎麼解決,怎麼解決就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於是各種思想粉墨登場。每個人的思想,都符合自己的階級利益,每種解釋都對應相應的解決方案,每種解決方案都是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至於能不能醫治經濟危機,則是另一回事情。

金字塔的頂端往往是既得利益的階級,任何社會變革都難免觸犯他們的既得利益,維持現狀對他們是最有利的,所以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相對保守的,對世界的解釋也是一切都是完美而合理的,或者只要維持現狀,人人安分守己,則整個社會即將合理。一切矛盾都將化於無形,即使存在也是個案,或者是當事人的私人問題,需要當事人自己承擔責任,與社會無關,社會無需做任何改變。在他們看來,任何改變的嘗試,都將破壞社會的完美,都將是全體成員的災難,既是穩拿的災難,更是盧瑟的災難——盧瑟的利益被穩拿代表。

最早的集中營的雛形是英國的救濟院。許多盧瑟被集中到一起,強行分性別、年齡居住,工作繁重,居住擁擠、營養不良,沒有看守的書面批准,不得離開,不得接見來訪者,一旦進入,永不脫生。他們來到這裡是為了有計劃地不斷減少他們的數量。因為他們是對社會沒有用的人,需要不斷被消除。在這裡,他們要進行苦役犯一樣繁重的體力勞動,要忘記自己的狗窩和狗崽子,要像狗一樣地生存,狗一樣地死去。這裡不是監獄,不是奧斯威辛,不是達豪,不是古拉格,不是美國的二戰日裔集中營,而是英國的救濟院。與納粹集中營的區別是,這裡的扣押不是猶太人或者納粹的政敵,而是走投無路的貧窮失業工人,是資本主義世界裡的盧瑟。

救濟院的法律依據是英國的濟貧法修正案,也稱新濟貧法。這種把失業的盧瑟關起來的思想理論來自一位牧師。這位牧師就是大名鼎鼎的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人口論,從兩個抽象前提出發: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但幾乎保持現狀。他認為在這兩者中,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力更為巨大。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即以1、2、4、8、16、32、64、128、256、512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資料將以1、2、3、4、5、6、7、8、9、10的算術級數增加率增加。當人口增加超過了生活資料的增加,自然就會發生貧困和罪惡來限制人口增加。

在《人口原理》第二版中,馬爾薩斯把原先提出三點結論改為:人口必然地為生活資料所限制;只要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一定會堅定不移地增長,除非受到某種非常有力而又顯著的抑制的阻止;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優勢力量並使其結果與生活資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歸納為道德的節制,罪惡和貧困。馬爾薩斯提出無力贍養子女的人不要結婚,並且在婚前要保持貞操。他認為,如果不實行道德抑制,那麼由人口增殖超過生活資料增長而產生的貧困和罪惡就無法避免。

希特勒的絕育計劃,涉及各種被醫生認定有各種疾病的人,或者劣等種族,與種族和生理掛鉤。馬爾薩斯要盧瑟絕育,直接與收入水平掛鉤。沒有錢就不要結婚,不要有性生活!一個人及其後代生存的權利,直接與腰包的鼓脹程度掛鉤。

幸好馬爾薩斯沒有提出對男性的盧瑟實行強制閹割,否則如果閹割了,日後經濟地位改善了,是否還實行恢復手術?如果不能恢復,那麼這位未來的穩拿,現任的盧瑟是不是喪失了把財產傳承下去的權利?盧瑟絕育,穩拿不絕育,穩拿的後人難道不會越來越多?既然是人口過剩,為什麼只讓盧瑟而不讓穩拿絕育?或者,按照馬爾薩斯的觀點,盧瑟就是盧瑟,永遠不會成為穩拿?

馬爾薩斯還提出了讓渡利潤論和第三者理論。即由於存在著由地主、官僚和牧師等組成的「第三者」,他們只買不賣,才支付了資本家的利潤,才避免了社會消費不足而導致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馬爾薩斯的理論,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社會存在的大量失業和貧困,是盧瑟生孩子太多。這麼多人要就業,哪裡有那麼多崗位給他們?必然要有盧瑟失業。二是神職人員、官僚和地主能消費掉多餘的產品,是社會經濟重要而有益的部分。這是他對經濟危機的解釋。按照他的理論解釋經濟危機,那麼解決危機的方式也就順理成章了:要解決勞動力過剩就要讓盧瑟絕育,要解決產品過剩就要提高神職人員、官僚和地主待遇。

哪個階級都不會把自己描述成寄生蟲,馬爾薩斯是牧師,自然不會把僧侶描述成寄生蟲,相反會把自己描述成對社會有特殊價值的人。神職人員的價值就是消費掉多餘多的產品,這是為資本主義社會做貢獻。

既然承認有多餘的產品,為什麼不能給生產產品的盧瑟去消費,而只能給神職人員、地主和官僚消費呢?馬爾薩斯的解釋是盧瑟會生更多的孩子,導致社會貧困。那麼難道神職人員、地主和官僚就不生孩子嗎?他們生孩子就不會導致社會貧困嗎?這是因為他們比盧瑟更高貴,還是因為馬爾薩斯本人是神職人員呢?其實,豬比馬爾薩斯能更好地完成消費多餘產品的任務,做出更大的貢獻。或者說,在這方面馬爾薩斯不如豬。事實上,沒有幹活的人,社會一天也運轉不下去;沒有不會生產只會消費的人,社會照樣運轉。需要養活的不是日夜勞作的窮人,而是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富人,比如馬爾薩斯牧師。

要證明馬爾薩斯的解釋是胡說八道(的扯淡),也很簡單。明明是產能過剩導致工人失業,怎麼能說是生產資料不足導致工人失業呢?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不是沒有足夠的生產資料,導致工人過剩,而是大量設備閑置,工人失業。全社會不是因為人口過剩沒有足夠的消費品,而是工人失業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導致產品過剩。所謂生產資料不足導致人口貧困的現象,是馬爾薩斯拍腦門想出來的,與現實完全不符。現實世界並不是沒有產品,而是多數勞動者沒錢去買。不是沒有生產資料,而是工廠倒閉,生產資料閑置。馬爾薩斯根本不顧現實情況,完全靠自己憑空的想像去解釋經濟危機。他這麼解釋的目的,還是要落腳在他暗示的解決方案上——給神職人員提高待遇。他要給自己提高待遇,還要拉上地主和官僚作為政治上的盟軍。至於盧瑟,屬於沒有用的人,應該被逐步壓縮人口數量。壓縮的標準就是錢包的鼓脹程度。

儘管是與事實不符的扯淡,但是資本家很喜歡馬爾薩斯的理論。馬爾薩斯這麼一解釋,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失業、貧窮就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人口規律造成的。所以,貧困是盧瑟自己的事情,與穩拿無關。馬爾薩斯極力反對當時的濟貧法,提出對盧瑟的貧困救濟只能刺激更多的貧困,政府改善盧瑟的生活,只能讓盧瑟生更多的孩子,最終使盧瑟再次陷入貧困。真正解決貧困的方法,就是讓失業的盧瑟絕育,達到壓縮盧瑟人口的目的。他的理論還提出只有保持財產私有制以及各人擔負起養育自己孩子的責任,才能使人們自製,不至於生育過多的子女。所以,財產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規律」的支配而產生,它是永恆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最根本的落腳點是:第一、工人窮困與資本家無關。第二、政府不能用資本家的錢救濟工人。第三、私有財產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永恆而不可侵犯。資本家對觀點的接受並不取決於這種觀點是否實事求是,而是結論是否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資本家當然擁護馬爾薩斯的扯淡,而且是熱烈擁護。

英國歷史上是否給神職人員提高待遇不清楚,不過,通過法律對盧瑟逐步實行隱性的滅絕,卻是實在發生過的事情。

1834年,英國議會通過的一項取代1601年發布的濟貧法的新法律——濟貧法修正案,史稱「新濟貧法」。老濟貧法對待饑民相對寬鬆,一直讓穩拿不快。本文開始的那段話,就是一位牧師指責濟貧法的大作《論濟貧法》(1786)的一部分。這位上帝的僕人的大作中還有一段名言:「用法律來強制勞動,會引起過多的麻煩、暴力和叫囂,而飢餓不僅是和平的、無聲的和持續不斷的壓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勞動的最自然的動力,會喚起最大的幹勁。」這就是穩拿對濟貧法耿耿於懷的根本原因——不把盧瑟餓得要死,讓他們隨時處在餓死的邊緣,他們怎麼可能拚命工作?失業者越落魄,在職者越有幹勁。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願意付出更多的勞動要求更少的報酬。(當然,這是一個可能性,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造穩拿的反。肉食者鄙,穩拿要有這見識就不叫穩拿了。)

新濟貧法廢除了「院外救濟」,取消對無業貧民的一切金錢和實物的救濟,只允許一種救濟方式,即把他們收容到習藝所中。貧民只有在進入「濟貧院」後,方可獲得食物救濟。而該院實際上是前面談到的集中營。工作繁重,待遇低下,食物很差,住宿擁擠。人們按年齡性別分居,達到絕育的目的。沒得到監工書面批准,不得外出或者接見來訪者。

穩拿安排盧瑟來到這裡,是為了逐步滅絕他們。1834年這項新法律具有把社會無用的人集中起來,逐步壓縮人口數量的思想。這比納粹早了一百年。與納粹對猶太人絕育相比,這裡的標準不是種族而是財產。活下去、生兒育女的權利,直接與財產掛鉤。這是資本家對失業者的隱性的種族滅絕,劃分的標準則是以財產。沒有財產的人,則要看資本家是否願意僱傭他們。如果不能為資本家服務,就要被逐步有計劃的清除掉。需要工人的時候,就僱傭他們。不需要的時候,就送他們去集中營。

窮人如同牲口,沒有那麼多的飼料,就要減少牲口的數量。這就如同游牧民族在過冬之前大量宰殺牲畜節省越冬的飼料。——雖然沒有明目張胆地施行的大規模屠殺,而是相對「文明」的絕育。 「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能活著」[1]。工人直接成為資本的奴隸,奴隸的數量直接受資本的需求彈性波動。在利潤和金錢面前,資產階級政府比封建君主專制政府還要貪婪、殘忍。

思想的危險在於付諸行動,危險的思想導致危險的行動。每一個社會都會有一些被社會統治階級認為是無用的廢物,甚至蛀蟲的人。把這些蛀蟲控制起來,逐步壓縮數量,從統治階級的角度看是夢寐以求的事情。危險的是,劃定蛀蟲的標準僅僅取決於統治階級的利益。馬爾薩斯是第一個公開提出這樣的思想並為之提供理論依據的人。逐步消滅對統治階級沒有用的人,這樣的思想怎麼也不像一個神職人員提出的,可偏偏就出自一個神職人員。

參加英國憲章運動的工人對馬爾薩斯和新濟貧法豎中指,馬勒戈壁的網路神獸!英國工人在憲章運動的時候,直接提出要廢除新濟貧法。你們這些官僚要漲工資,卻要把我們這些勞動者關進救濟院,應該把你們先關進去。

不過,資本家對馬爾薩斯的理論也並不是全盤接受的。工人餓死活該,這是因為他們自己多生孩子,與資本家無關,這是資本家歡迎的。神職人員消費掉多餘的產品,有利於資本家的觀點,資本家肯定不能容忍。資本家需要的是第一部分,不是第二部分。李嘉圖與馬爾薩斯保持了長期的爭論和友誼,臨死還把自己一部分遺產贈送給馬爾薩斯。友誼是因為李嘉圖贊成工人餓死活該,爭論是因為李嘉圖不贊成馬爾薩斯提出的神職人員、官僚和地主對經濟的貢獻。

馬爾薩斯承認資本主義制度天生存在消費不足的傾向,工人和資本家組成的社會無法消費全部產品,需要存在第三者消費多餘的產品。他暗示增加神職人員、官僚和地主的待遇克服消費不足。相比之下,薩伊定律連這一點都否認了。

這個制度是可選項

殺死革命者和麻風病的方法完全可以在文學上採用相同的描寫手法

無聲的較量:終結麻風病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17日 15:50

  (字幕)

  天下苦人,吾等為最。貧矣而病,病矣而麻風。形既可丑,氣難觸人。人縱憐吾,而吾已拒人於千里之外。

  ——摘自1935年騰縣麻風院紀德碑文

  (音效)1935年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從廣州白雲山一個名叫紫薇廟的荒野地里,突然傳來一片沉悶的槍聲。

那個時候,在荒山野嶺槍斃幾個犯人或革命者並不少見,但奇怪的是這次槍決的300多個死刑犯,既沒有以往的法警和判決書,更沒有革命者臨刑前英勇高呼的口號,行刑者們甚至都沒有給他們編造哪怕莫須有的罪名,那麼倒在血泊中的這些無辜者到底是誰,是什麼使他們遭到如此殘酷地殺害呢?

  (片頭音樂)一種最古老的傳染疾病,一個人類幾千年無法醒來的惡夢,這是死亡靈們講述的最慘烈的人間悲劇,這是現代醫學打響的最艱苦的一場戰役,在這裡,人類與瘟神之間進行著一場無聲的較量。

  片名:《無聲的較量:終結麻風病》

  1964年,我國向全世界宣布在全國範圍內消滅了性病,當時這個消息震驚了全世界。

  蘇菲(馬海德夫人):解放以後我們封閉妓院,那個時候軍管處半夜三更地去封閉那個妓院,那麼需要醫生檢查病啊,馬海德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勞,確實這樣。他帶著隊伍特別是到內蒙,到那些個最偏僻偏僻的這些個山區,去消滅性病。

  喬治海德姆,瑞士日內瓦大學的醫學博士,在他身邊的同志都喜歡叫他的中國名字:馬海德。為徹底醫治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社會疾病,馬海德和他的醫療戰士們隨後又開始了另一場戰役,而這回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幾千年來令人談之色變的惡疾:麻風病。

  蘇菲(馬海德夫人):過去對麻風病是沒有葯可治療的,所以古今中外過去都是把麻風病人活埋呀,火燒呀,像日本人在侵略中國的時候,把麻風病人都是活埋的,而且還要規定埋得多深多深,那麼馬大夫他們開始就是研究看什麼樣來能夠治療麻風病。

  直到解放前,全國除了30多家教會醫院辦的麻風院,政府部門組織的對麻風病人的醫療救治幾乎就是個空白。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大多數人都認為麻風病是不可能治癒的。

  馬海德知道,這場戰役遲早要打,麻風病一定要被消滅,但他不知道,要贏得這場戰役到底會用多長時間。

  在人類和麻風病鬥爭的幾千年里,幾乎全都是失敗的記錄,而最早的記載來自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

  (音效、閃白)公元前1324年至1258年,法老雷姆賽斯二世統治著古埃及遼闊的疆土,這時一種奇怪的疾病開始在埃及南部和蘇丹等地的黑人中蔓延,病人先是手腳殘破,接下來鼻塌目陷、面目猙獰,最終痛苦著死去,埃及人把這種病稱為「瑟特」,意思是「潰爛」。

  3000多年之後,現代考古學家終於打開了神秘的金字塔,當他們對一具埃及木乃伊進行詳細研究時發現,這個不幸的古埃及人生前曾經遭受過麻風病的殘酷折磨,他的顱骨因此而被嚴重損害。這項考古發現最終有力地證實了此前關於麻風病在古文明時期就存在的種種傳說,可以肯定地說,作為一種古老的疾病,麻風病確實已經折磨人類幾千年了。

  葉干運(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研究員):那麼麻風病是最早從什麼地方流行起來的,這個現在說法有三種,一個是古埃及,第二就說是印度,印度在大概1400多年以前,有一個經書,印度不是佛教嗎,叫《吠陀經》,裡頭提出來有麻風,這個比較可靠,第三個說法就是中國,因為中國據說在殷商,公元前2000多年了,說有一個人為了避免殺他,追捕他,就用油漆把身子描得像麻風病人,躲避這個捕捉,但這個是個傳說故事,所以這個也靠不住,真正中國的流行年代比較靠得住的是春秋了。

  公元前8到6世紀,麻風病從亞洲和非洲傳播到了歐洲,據說當時希臘半島兩個最強大的城邦雅典與斯巴達,與西亞和北非的國家爆發了一連串的戰爭,最後獲勝的希臘人把200多萬俘虜帶回希臘賣做奴隸,然而他們沒有想到,這場軍事上的勝利會給他們帶來無盡的災難:一些身患麻風病奴隸把這種可怕的疾病帶到了歐洲。到公元四世紀時,麻風病在歐洲已經廣為流行,從斯堪德納維亞到巴爾幹半島,面部畸殘、手腳殘破的晚期麻風病人已隨處可見。

  楊忠民(中國麻風病病防治協會秘書長):頭髮脫落,汗毛也脫落,眉毛也脫落,耳朵呢有時候也殘缺,鼻子也殘缺,所以這樣外表特別是面部畸形,殘廢,給這個人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外貌。

  由怕而無奈,由無奈而生恨,歷代統治者出於對麻風病的恐懼往往最終遷怒於染上麻風病的病人。

  在中世紀的歐洲,經常有這樣的傳聞:恐懼的人們用船把麻風病人大批運到海上,再投入大海溺死,而許多荒郊野外和無人居住的山谷,成了專門放逐麻風病人的隔離區,麻風病人被當作死人看待,據說隔離前還要舉行送葬儀式,隔離後限制外出,如果外出,須邊走邊搖鈴或打板兒,以使他人及時躲避。*

  1975年底,考古學家在湖北省雲夢縣的秦墓里出土了1155支竹簡,研究發現,這些竹簡是秦朝判案的法律文件,而其中有6支竹簡揭開了發生在秦始皇統治時期的一件慘案,一個老百姓因被發現身患「癘」病,根據秦朝的法律被押送到地處偏遠的「癘遷所」,然後被挖坑活埋。關於麻風病人的悲慘故事自古流傳甚廣,而當權者迫害屠殺麻風病人的悲劇直到20世紀還時有所聞。

  葉干運(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研究員):像廣州有一個叫陳濟棠,一個軍閥,就集體把麻風病人,據說有300多,召集來,說是請他們吃飯,然後在白雲山槍決了。

  麻風病患者不僅要承受疾病的折磨,甚至還要受到 「法律的嚴懲和強權的迫害」,病人不僅得不到同情和救治,還要受到社會的歧視,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2600年前的一天,正在開學授業宣傳儒家學說的魯國人孔丘,聽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他的弟子冉伯牛患上了一種在當時稱為「癘」的可怕疾病,深為伯牛惋惜的孔聖人無奈而沉痛地嘆道:「亡之,命矣乎!」。即使賢為聖人的孔夫子在這種可怕的惡疾面前也無能為力,只有將這個災難歸於天命。

  葉干運(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研究員):對麻風非常怕,不知道怎麼得的,很多傳說了,就是說是天刑,就說得罪了上天了,做了壞事了,是一種懲罰。

  類似的「天刑」的說法同樣存在於西方的歷史傳說中。《聖經》里記載到,公元前1050年,腓力斯人在一場戰爭中擊敗了希伯萊人,佔有了希伯萊人的寶物,很快腓力斯人就遭受到了麻風病的可怕襲擊,這場災難直到他們將葯櫃歸還給希伯萊人才告停息。希伯萊人把麻風病稱為「雜拉斯」,意為「靈魂不潔和不可接觸」,從那時起,麻風病就被認為是由於人們觸犯了上帝而遭受的懲罰,麻風病人也成為受人歧視的罪人。

  (音效,閃白)

  新中國成立後,新政府立刻開始著手制定防治麻風病的政策,1956年中共中央把「積極防治麻風病」寫進《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曾經為防治性病跑遍了全國邊遠地區的馬海德,又開始率領醫療隊深入廣東、福建、江西、江蘇的山村和海島展開調查。

  蘇菲(馬海德夫人):他們先是做社會調查,因為究竟這個麻風病在中國的歷史和它現症的病人有多少。而且對人民生活的危害性,他們先是研究這個,做調查,完了以後,再進一步呢就是看看有什麼葯能真正地對麻風病,能夠起到治療的作用。

  1960年3月,馬海德來到廣東潮安縣為一個即將建成的麻風防治基地選址。在他的主持下,廣東潮安縣江蘇海安縣成為全國最早的麻風病綜合防治研究基地。馬海德親自帶領研究室的工作人員擬定了以降低發病率、提高治癒率和保護勞動力為目的的綜合性防治措施,並會同研究室的人員與當地防治人員一道先後在這兩個縣進行了長時期的現場防治研究,在馬海德制訂的綜合防治措施下,經過將近20年的努力,海安縣和潮安縣的麻風患病率下降了將近10倍。

  然而1966年,剛剛起步的中國麻風病防治工作由於政治風雲的突變不得不放慢了腳步,受到政治衝擊的馬海德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事業,到北京阜外醫院皮膚科擔任了一名普通的門診醫生,中國麻防工作停滯不前,徘徊了整整10年的時間。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重新回到了麻防工作的崗位上的馬海德振奮精神,加緊了消滅麻風病的工作,而此時一個叫李桓英的醫學家加入到防治麻風病的戰鬥中。

  1959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了7年的李桓英放棄國外優厚的工資待遇和生活條件回到祖國,投身於新中國剛剛起步的醫療衛生事業,一直從事皮膚病研究的李桓英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蘇北的一個麻風村進行改造,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對病人隔離治療的麻風村。

  李桓英:蘇北地區水區很多,他那個麻風村都像護城河都給他那麼隔離。可見那時候那麼隔離只能反映一個群眾對麻風病的恐懼。那時候我秋天去的時候,正是八九月的時候,正是多雨季節,搖搖擺擺風一飄,我們從後面看著這像一群幽靈。

  1978年12月,李桓英從中國醫科院皮膚病研究所調到友誼醫院熱帶病研究所,開始正式從事麻風病的研究工作,但蘇北麻風村看到的情景一直讓李桓英耿耿於懷:不了解科學,即使醫務工作者也很難消除對麻風病人根深蒂固的恐懼和歧視。

  *風病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疾病,它真有這麼可怕嗎?它又是如何傳播的呢?

  (音效、閃白)

  公元4世紀時, 德國萊茵河沿岸有很多麻風病人,按照當地民間的說法,得上麻風病是因為吃了河裡的魚。16世紀時,西班牙的士兵從南美洲帶回了馬鈴薯,並在歐洲成功引種,隨即流行起吃馬鈴薯會得麻風病的說法,在1774年的大災荒中,普魯士的農民寧肯餓死也拒絕食用馬鈴薯。而曾經在中國流傳的說法更加千奇百怪。

  葉干運(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研究員):麻風過去還有什麼上風下風之說,如果病人站在上風風一吹在下風的人就都要得麻風,還有這種說法。

  19世紀中葉,大多數醫學家經過多年的觀察和研究,逐漸把麻風病的病因集中在兩個可能性最大的結論上:一部分醫學家認為麻風病是不會傳染的遺傳性疾病,另一部分醫學家則認為它是不會遺傳的傳染性疾病,雙方為此爭論不休。直到1856年,挪威著名麻風專家丹尼爾遜終於忍不住對真理的好奇,冒險將一名麻風病人的皮膚結節的刮取物接種到了自己和四名助手的身上,幸運的是他們五個人都沒有因此染上麻風病,這使他更加堅定了麻風是遺傳性疾病不會傳染的觀點。可惜,這種醫學家用生命危險換來的實驗結論不久就被推翻了,1873年2月28日,丹尼爾遜的女婿兼下屬,挪威麻風學家漢森在顯微鏡下發現了許多棒狀的小體,後來證明這就是麻風病的致病菌——麻風桿菌。

  麻風桿菌的發現徹底結束了關於麻風病因的各種各樣荒謬而奇怪的說法,麻風病的研究從此進入了一個科學的新紀元。丹尼爾遜至死依然堅持麻風病是遺傳性疾病,否則他冒死得出的實驗結論又該做何解釋呢?

  在迷惘了許多年之後,一個在225名科學家志願者身上做的麻風桿菌接種實驗揭開了這個謎底。在這225人中間,只有5個人得上了麻風病,這證明麻風病是一種傳染率極低的傳染病,95%的人對麻風病具有天然的免疫力。人類對麻風病的研究此時才剛剛打開了一扇小小的窗子。

  (片花)

  憑著自己對麻風病多年的研究,馬海德在1981年提出了麻風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的口號。對人們對麻風病的種種錯誤觀念,這個性格和藹的老人很少用語言去批評,他更願意用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人們對麻風病的錯誤認識。

  蘇菲:那一年的大年初一,他就是帶著兒子,我們自己馬大夫有車,告訴司機,而且用他自己戒煙省下來的錢買好多藥品和慰問品,完了以後呢,開著車大年初一去慰問麻風病人。

  在河北望都麻風病院給麻風病人拜年的時候,馬海德向麻風病人問寒問暖,一把握住一個病人老漢的手,老漢竟然感動地哭了,他說:「馬老,我患病25年了,沒人敢跟我握手,您是第一個。」

  馬海德的行動感染了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到麻風病防治工作中。經過仔細考慮,馬海德提出到2000年底,在全國基本消滅麻風病的目標。然而這時,一個非常現實的困難又擺在了麻防工作者們的面前:在麻風病治療中已經用了多年的單療方案出現了麻風菌耐藥性的問題。

  這是一個危險的跡象,如果治療藥物的改進速度落後於麻風菌耐葯變異的速度,人類半個多世紀來取得的成果就將前功盡棄,在這次賽跑中,人類還會再次爭得主動嗎?

  (音效閃白)

  人類尋找抗麻風藥物所走過的艱難歷程,是一張巨幅的歷史畫卷,在漢森發現麻風桿菌之前,古今中外的醫學家為醫治麻風病已經進行過無數次的探索。

  葉干運(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研究員):古老的時候,像《皇帝內經》、《神農本草》都有這方面的記載,再晚一點,從晉朝葛洪的《肘後備急方》,這是一部很有名的中醫著作也有,可以說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幾乎都有這方面的著作。這裡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是孫思邈,唐朝的,唐朝很有名的一個醫生,他的著作叫《千金方》,他親手治療了600名麻風病人,這都有記載。

*我國南宋時開始用大楓子果入葯治療麻風,並取得初步的療效。在無法弄清病因的情況下,歷代的醫學家都把自己治療麻風病的種種得失記錄下來,希望有益於後人的進一步研究。

  直到1940年的一天,在美國發生了一個偶然事件,才真正結束了麻風病不可治療的歷史。當時一個正在研究肺結核藥物的醫生意外地發現,一種碸類藥物對結核病療效不明顯,卻對麻風病有明顯的治療作用,一年後,美國首先使用了苯糖碸治療麻風病,20世紀50年代氨苯碸也被用於麻風病的治療,60年代,醫學家又相繼發現了後來在麻風治療中廣泛使用的利福平和氯苯酚嗪。

  楊忠民(中國麻風病防治協會秘書長):這個麻風菌比較頑固,它這個菌不像別的菌,它細菌細胞膜有一層蠟質,有點像結核桿菌,這個藥物不容易滲透進去,就不太容易殺滅它,所以這個效果從1943年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都是用這個單療,就是一種藥物的化療。

  由於單療的療期長,而且病菌容易產生耐藥性,人們開始進行混合藥物實驗,並於70年代在馬耳它獲得成功,聯合化療方案浮出水面。

  (音效、閃白)

  1979年,剛剛調到熱帶病研究所的李桓英,聽說有一種新的聯合化療方案正在國際上推廣,決定把它引進來在國內搞試點。出國學習前,經過多方考察,李桓英把試點選在麻風病人比較集中的雲南省西雙版納的勐臘縣。

  李桓英:我第一次去看他們的眼光我就知道他們抱有懷疑態度,他也不知道我是北京來的所謂的專家吧,來說給治療病人,他半信半疑,我也跟病人說我說我治不好我再來,我每年會來看你們,他也半信半疑,但是我說的話我都兌現了。

  1983年春節,李桓英帶著引進的聯合化療技術和國際捐贈的新葯,跋山涉水回到了勐臘縣,在麻風寨里住了下來,整個麻風寨都成了她搞聯合化療的實驗室。

  李桓英:我們一個上午進去的話,春節我們也沒放假,就天天都進去,吃藥的話,有的孩子不愛吃了,有的人沒信心了,不吃了。你還要做很多的說服工作。那麼第二年去的話,那病人好多了那病人就歡迎你了,他病馬上就見效了。

  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後,李桓英果斷決定把國際通行的6至7年療程縮短為兩年,按李桓英的方法服藥後,這個麻風寨的47例麻風病人全都痊癒了,在隨後十幾年的追蹤觀察中無一例複發。

  (音樂)1990年,徹底消除麻風病的雲南省勐臘縣麻風寨,舉行了一次隆重的更名儀式,新的村名叫「曼南醒」,意思是「河邊的新村」。

  短程聯合化療試點取得成功後,開始在西南高發區擴大試點,並在全國麻風地區進行推廣。

  1986年,為進一步落實各國麻防協會對我國的援助,已經身患癌症的馬海德帶病出訪了十幾個國家,不僅為麻防工作爭取到了上千萬美元的醫療器械、交通工具和藥物,還分別為每個有麻防任務的省區找到了對口支援國家。

  1988年8月初,正在北戴河主持一次麻風防治座談會的馬海德病重住院,雖然身體狀況日益惡化,但馬海德堅持打字辦公,只要是和麻風有關的來信,他都讓老伴蘇菲念給他聽,但一封來自廣東麻風醫院的信讓老人在病床上落了淚。

  蘇菲:他一定叫我念我就給他念了,那封信呢就說他們醫院現在很困難,就是說發給他們的錢太少了,他們除去應該扣的錢扣完了以後,麻風病人用鹽水泡飯吃,他們都沒有菜吃,念完了以後馬大夫當時就哭了。他就說你現在就給我寫封信,給那個葉選平,他是廣東省的省長,葉選平也很好,馬上就回信就是說,他給解決了這個問題。

  1988年9月23日,馬海德被衛生部授予「新中國衛生事業的先驅」榮譽稱號,衛生部部長陳敏章親自把獎狀送到馬老的病床前。10天之後,馬海德帶著對沒有完成的麻防事業的遺憾離開了人世,去世前他從連續幾天的昏迷中醒來,留下了最後一句遺言:「參加第13屆國際麻風會的代表回來沒有,他們好嗎?」

  (音樂)字幕:

  至2000年年底,全國累計登記治癒麻風病人近48萬, 38萬人。現症病人減少至6000名,99%的縣(市)患病率控制在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1/10000以下,90%的縣(市)達到我國政府提出的「基本消滅」目標。

麻風村天使:用愛匯成最神奇的良藥

  上世紀50年代,麻風病曾在中國的南方肆虐一時,感染麻風的病患,被稱為「風吹來的魔鬼」,讓人避之不及。而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的一處窮山坳里,有一群以70後、80後為主的15人醫療團隊,堅守在「中國麻風第一村」--浙江皮膚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每日與麻風病人為伴,為這裡的近百名麻風畸殘康復者服務了十幾個春秋。

「嬌嬌女」變頂樑柱

  在舊社會,患麻風病被認為是「前世作孽」,人們怕感染噩運將麻風病人驅逐到偏僻地區或遺棄在荒郊野外,任期自生自滅。直到20世紀,屠殺麻風病人的慘劇還頻頻發生。1935年在廣州白雲山橫直崗發生震驚全國的慘案,廣州軍警在光天化日之下集體屠殺300多名麻風病患者。

  「記得剛參加工作的日子裡,我總是把自己包裹的嚴嚴實實,甚至連長靴子都穿上了。」上柏住院部護士長潘美兒告訴記者,「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跟著老護士長樓月琴巡查病房,那時我剛從湖州衛生學校畢業。當我靠近病房時,一股刺鼻的氣味撲面而來,我下意識地捂住了鼻子,只覺得反胃噁心。護士長看了我一眼,卻沒有批評我。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麻風潰瘍散發出來的味道。走進病房以後,我第一次面對麻風病人。坦白地說,當時我覺著害怕:因為疾病,這些病人的身體大多是殘缺的,很多人五官都不全。可是,美麗,就是在那一刻突然綻放的。」

  當樓護士長為大家介紹說:這是新來的護士潘美兒。話音剛落,房間里的每個人都突然歡騰起來:手腳不便的,拚命地點頭;沒有手指的,就用拳頭使勁拍著;還有人使勁用自己能夠利用的身體部位,拍打著桌子。那一刻,淚水湧上我的眼眶。他們臉上欣喜與渴望,像是生命之花開始綻放。我也堅定了留下來的決心。


歷史周期律


餓的。維也納會議埋下炸彈

 1816年低溫改變世界

「糧食騷亂」激發席捲歐洲的革命

作者:栗月靜 來源:《看歷史》

2011年03月25日

1816年廣泛的農作物歉收使歐洲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出現了「糧食騷亂」,激發了席捲歐洲大陸的革命激情。在美國,飢餓的人群往西遷移,改變了農業結構,拓展了領土。在中國,饑荒導致民變,引發了清朝由盛轉衰的道光蕭條。同時自然的陰霾還影響到繪畫風格和文學基調,促進了新宗教的誕生,新發明的湧現。一次全球性的氣候變化,影響了整個世界的走向。而自然史學家,把這一連串變化部分歸因於印尼的一次火山爆發。百年後,專家們開始擔心,冰島火山爆發是否會讓地球重返寒冷。

1816年,全球性的低溫襲擊了從歐洲、美洲甚至中國,據保守估計1816年北半球平均氣溫下降了0.4-0.7℃。在西方,這一年被稱為「無夏之年」,在民間的記憶里被稱為「凍死人的1816年」。嘉慶年間的雲南饑荒與西方所說的「無夏之年」有共同的氣候背景。

氣候惡化直接影響糧食生產,而資源短缺則導致人類衝突。1816年廣泛的農作物歉收使歐洲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出現了「糧食騷亂」,激發了席捲歐洲大陸的革命激情。

在美國,飢餓的人群往西遷移,改變了農業結構,拓展了領土。在中國,饑荒導致民變,引發了清朝由盛轉衰的道光蕭條。同時自然的陰霾還影響到繪畫風格和文學基調,促進了新宗教的誕生,新發明的湧現。

「凍死人的1816年」

根據美國民間的日記,1816年1月很溫和,東北部的大多數人家早早就熄滅了取暖的爐火。雖然也有寒冷的日子,但是很少,多數時間天氣溫暖如春。2月也不冷,有些日子比1月冷,但是天氣還算正常。 3月1號到6號一直颳風,4月隨著白天越來越長,氣溫卻變得寒冷了。東北部大多數地區下了凍雨,晚春的積雪沒過腳面。

人們發現綿羊凍死在了草場上,沒人見過這麼寒冷的春天。5月的第一天就像冬天一樣,天空中飄起了雪花和冰屑,柔嫩的花蕾凍死了,水塘和河裡結了半英寸的冰,地里新種的莊稼經受著酷寒的蹂躪。

6月的寒冷是這個緯度的玫瑰從來沒有經歷過的。農夫們穿著厚外套,戴著手套在田間忙碌,儘力挽救殘存的莊稼。新罕布希爾州88歲的醫生愛德華,同時也是氣象學和天文學愛好者,他詳細記載天氣情況已經有80年之久。他從來沒見過這麼怪異的天氣,在1816年的6月7日,愛德華醫生寫道:天氣極其寒冷,土地凍得堅硬,風雪呼嘯了一天,在中午的暗影處,冰柱有12英寸那麼長。馬薩諸塞州的一位醫生6月12日寫道:自從進入6月以來人們對氣候的抱怨越來越厲害。到處是可怕的乾旱和奇怪的溫和西北風。

6月17日早晨氣溫下降到零度以下,佛蒙特市附近的一個農夫有很大一塊玉米田,這幾天晚上他都在田裡燃起篝火,和家人輪流看守不讓火熄滅,以免玉米凍死。

7月伴隨著冰雪而來,新英格蘭地區,紐約和賓夕法尼亞州部分地方覆蓋上了一層厚玻璃似的冰雪。那些勉強熬過了5月、6月寒冷的玉米在7月的冰雪裡還是難免一死。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嚴重的還是8月,幾乎所有綠色的植物都冰封在霜降之下。

這一年的新英格蘭只有一點收成,糧食極度匱乏。對美國東北部夏天的生動記憶保存在下面的民謠里:樹木沒有一片葉子,山脈光禿禿,田野愁眉苦臉,山崗陰鬱,枝梗枯槁,從沒出現過這樣的年頭。

這年夏季氣溫也有回歸正常的時刻,6月17日到8月17日的天氣還不錯,蔬菜生長起來,部分緩和了饑荒,愛德華醫生這樣精細的氣候記錄者也樂觀地認為前景將比之前預測的要好。但是寒冷再次降臨,在8月21日,愛德華用凍得僵硬的手記下:「霜凍和冰雪凍死了地里所有的豆類和穀物,田裡空空如也,像10月一樣一片雪白」。

這一天破壞性的霜降從加拿大南部蔓延到北卡羅來納州,9月11日寒流再次來襲,人們穿上了12月才穿的衣服。在隨之而來的冬季,溫度甚至下降到零下32℃,上紐約港結了厚厚的冰層,馬拉雪橇可以輕鬆地穿越巴特米爾克海峽從布魯克林直達附近的總督島。

1816年,糧食大面積歉收,玉米和穀物的價格急速上漲,農民的生活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位於新英格蘭的阿爾弗雷德村的村史中記載: 1816年被稱為「飢餓之年」,也被稱為「無夏之年」。

低溫之災

在亞洲的印度,1816年季風延遲,夏季陰雨連綿,加重了霍亂的傳播,瘟疫從恆河流域的班加羅爾一直蔓延到莫斯科。

1815-1817年,雲南地區發生大面積災荒,被稱之嘉慶大災荒,可以說,嘉慶大災荒是雲南近代有記載的規模最大、最嚴重的一次饑荒。據云南《鄧川縣誌》記載,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是歲大飢,路死枕籍。」面臨災荒,有些饑民被迫賣兒賣女以求活命,昆明詩人李於陽在《賣兒嘆》中寫道:「三百錢買一升粟,一升粟飽三日腹。窮民赤手錢何來,攜男提女街頭賣。明知賣兒難救飢,忍被鬼伯同時錄……」

「無夏之年」除了造成嘉慶雲南大饑荒之外,在中國東部的廣大地區,這幾年也出現了一些極端低溫事件,如在台灣,1815年,新竹、苗栗皆「十二月雨雪,冰堅寸余。」1815年彰化「冬十二月有冰」。1817年在江西彭澤縣:「六月下旬北風寒,二十九日夜尤甚,次早九都、浩山見雪,木棉多凍傷。」湖口縣:「六月低,天暴寒人 「。可見1816年夏季低溫並不僅僅局限在雲南一隅,而是影響到了中國的廣大地區,只不過在東部地區未造成大範圍的災害,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已。

1816年的低溫不僅僅限於亞洲,美國東北部、加拿大的海濱諸省、紐芬蘭和歐洲也同樣如此。1815年拿破崙兵敗滑鐵盧,持續了20年之久的歐洲戰爭終於要結束了,但是惡劣的天氣開始接替戰爭,像死神一樣揮舞著鐮刀來收割生命。不像美國遭受乾旱,歐洲經受的是雨水過多,《泰晤士報》在1816年7月報道,寒冷潮濕的天氣正在毀滅英格蘭的草場和苜蓿,這對農民來說是一場災難,毀滅了大多數人生活的希望。

惡劣的氣候導致西歐的糧食大面積減產,法國和德國的葡萄受災嚴重,1816年的葡萄酒貧乏而且質量很差。暴風雨、罕見的降水導致歐洲許多河流,比如萊茵河泛濫。1816-1819年愛爾蘭爆發了斑疹傷寒傳染病,大約10萬愛爾蘭人死亡。英國BBC利用瑞士的檔案資料推測,1816年的死亡率是之前平均年份的一倍,也就是說整個歐洲因此死了20萬人。

歷史學家敘述說,」蜂群一般的乞丐「堵塞了道路,向過路人哀求。1817年,一位經過勃艮第的旅行者的敘述很有代表性:「乞丐本來已經很多,現在數量猛增;每到一站都有成群的婦女、兒童和老人聚集在馬車周圍。」另一位從不列顛群島來到勃艮第的旅行者補充說,這裡的乞丐數量雖大,「但絕對沒有在愛爾蘭包圍旅行者的人數那麼多」。在瑞士,目擊者說,大批乞丐擠滿了道路,像一支軍隊一樣。他們的目光充滿絕望。用當地編年史家的話說:「他們的面頰上泛著死者的蒼白。」

禍起火山?

1816年的夏季低溫令自然生態崩潰,但是極端氣候的原因何在?當時的人們難以理解,義大利和瑞士的農民把寒冷的天氣怪罪於新出現的避雷針,根據泰晤士報的報道,蘇黎世附近的農民真的把避雷針推倒了。雖然今天我們知道無夏之年與避雷針無關,但是除了一些基本共識,科學家和歷史學家還沒有徹底揭開謎底。

一般認為這一年的太陽磁場活動非常不活躍,用科學術語說就是處於道爾頓極小期。這段磁場不活躍期從1795年一直持續到1820年。在此之前的蒙德極小期造成了北半球持續70年的連續低溫。

所謂的蒙德極小期是指1645年到1715年太陽黑子顯著減少的這一段時期。這一結論是英國天文學家蒙德發現並提出的。在蒙德最小期時,歐洲的天氣比平常冷得多,倫敦人可以在冬天結冰的泰晤士河上舉辦各種活動。

蒙德極小期夾在更加寒冷的時期--小冰期的中間,1450年到1850年這段時間被稱為小冰期。在這段時期內,歐洲許多地區的冰川都有所擴大,溫暖的夏天消失了,河流、港口和運河都凍結了。第二個因素是在道爾頓極小期期間,太陽偏離了它在太陽系中的位置,這種情況每178-180年就出現一次。但是造成1816年寒冷現象的更直接原因是1815年坦博拉火山噴發。

1815年4月5日,沉睡了五千年的印尼松巴哇島坦博拉火山岩漿噴薄而出,氣勢洶洶。五天之後,也就是1815年4月10日晚7時左右,坦博拉火山岩再次爆發,隨後斷斷續續持續百餘天。這是坦博拉火山近兩個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噴發,也是有史以來、有文字記載的傷亡程度最為慘重的一次火山災難,遇難人數總計11.7萬。

當煙霧消散以後,坦博拉火山已「噴掉了山頂」,其高度從4100米銳減到2850米。坦博拉火山爆發的劇烈程度相當於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發的十倍,噴出的火山灰在地球大氣圈中形成一個層面,它「一手遮天」,將太陽釋放給整個地球的光和熱給擋在了外面,導致低溫天氣。

因為火山灰在大氣層中需要時間流動,所以並沒有立刻影響附近地區的氣候,直到1816年影響才顯現出來。在此之前還有兩次火山爆發,分別發生在1812年的加勒比海地區和1814年的菲律賓,在大氣層中早已存在的火山灰因為坦博拉火山的噴發更加嚴重。

當時歐美的日記和報紙詳盡記錄了1816年的天氣,比如天空中不尋常的顏色,巨大的太陽黑子和其他怪異現象。這些資料從側面證實了今天的自然史學家的研究:太陽磁場的改變,巨大的火山噴發和太陽黑子活動造成了北半球的饑荒、乾旱和毀滅性的雨雪天氣。

氣候改變歷史

對自給自足的農民來說,糧食歉收常常意味著死亡。1816年糧食歉收後,從不列顛群島到歐洲大陸,從美國到加拿大,到處滿目瘡夷,社會秩序幾近崩潰。歷史學家稱之為「西方世界最糟糕的一次生存危機」。

在美國,饑荒促使農民們往西遷徙,成千上萬的家庭被迫離開家園去西北部尋找更加適合的氣候,更肥沃的土地。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改變了美國的農業結構,產糧區從東部轉移到了西部。西進運動促進了美國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印第安納在1816年成為了美國的一個州, 伊利諾伊則在1818年也成為一個州。

被迫遷徙的災民之中就有約瑟夫·史密斯,他們家搬到了紐約州,經歷了一系列神秘事件之後,約瑟夫·史密斯發表了《摩門聖經》,這預示著新的教派--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即摩門教的誕生。

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出現了「糧食騷亂」,激發了席捲歐洲大陸的革命激情。法國政府倒台,保守的黎塞留公爵應邀組織新政府。

1819年夏天,巴伐利亞城鎮維爾茨堡爆發了德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反猶太人騷亂。饑饉和革命激情又加重了緊張關係和憤怒情緒,使這種騷亂蔓延到全德國,並發展至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

在德國的達姆施塔特地區,後來成為化學家的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經歷了這次災荒,這場悲慘的遭遇迫使他後來開始研究植物營養學,發明了化學肥料,大大增加了土地單位產值。

這次饑荒令食品價格飛漲,以燕麥為例,1815年每蒲式耳是12美元,1816年上漲到92美元,漲幅達8倍。對於主要依賴馬車交通的經濟模式來說,燕麥是必需品。在燕麥短缺的形勢下,促使德國發明家卡爾·德萊斯去探索無須馬拉的新交通工具,結果他發明了「德萊辛」--自行車的前身,這是向個人自動化交通工具時代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大氣層中的火山灰增多導致了這段時期落日時分特殊的景觀,英國畫家透納把這種顏色成功捕捉到了畫布上。1816年6月16日,詩人雪萊帶著未婚妻瑪麗到拜倫位於日內瓦湖邊的別墅度假,結果突然下起了大雨,狂風怒吼,閃電齊鳴。瑪麗與很多文學界人士困守在寒冷多雨的瑞士,6月22日的暴風雨讓他們只能呆在室內,以講鬼故事消磨時光。

他們約定把這些傳說寫下來,1818年瑪麗第一個完工,這就是我們今天讀到的哥特式驚悚小說《弗蘭肯斯坦》或者說《科學怪人》。而拜倫的私人醫生約翰·波堅杜利則寫出了中篇《吸血鬼》。也是在「無夏之年」,拜倫開始寫作他預示末日來臨的詩歌《黑暗》:明亮的太陽熄滅,而星星在暗淡的永恆虛空中失所流離,無光,無路,那冰封的地球球體盲目轉動,在無月的天空下籠罩幽冥。

無夏之年對我國的影響更加耐人尋味。當代著名經濟歷史數據考證與分析專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經過研究發現,1700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相等,而在1700-1820年的一個多世紀中,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是歐洲的4倍。然後,在1820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一直在下降,並成為世界六大經濟體中唯一出現人均GDP下降的地區。

我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把19世紀上葉的市場衰退,稱「道光蕭條」,這次蕭條是在農業生產不景氣,國家財政拮据的情況下發生的,由此導致一系列的民變。由此而言,1820年代確實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生大轉折的起點。而其背後也許有氣候變冷的深層原因。

一個王朝可以採取海禁和閉關鎖國的政策,但是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太陽黑子和火山爆發。可見古往今來,自然的變動也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變數。

維也納會議埋下大炸彈

維也納會議是從1814年9月18日到1815年6月9日之間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一次歐洲列強的外交會議。這次會議是由奧地利政治家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提議和組織的。其目的在於重劃拿破崙戰敗後的歐洲政治地圖。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恢復拿破崙戰爭時期被推翻的各國舊王朝及歐洲封建秩序,防止法國東山再起,戰勝國重新分割歐洲的領土和領地。

技術上來說,維也納會議實際上從未召開,因為實際上沒有召開過任何真正的大會,所有討論都是在各個列強之間的非正式會晤中進行的。會議討論了整個歐洲在拿破崙戰爭後的形勢問題。唯一沒有討論的是與法國的和平問題,這個問題在會議召開前數月(1814年5月30日)就已經在法國和反法同盟的《第一次巴黎和約》(即《法、奧、俄、英和普和平條約》)中籤署了。

(一)與會國的目標

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目標在維也納會議取得最大利益,他決心奪取波蘭,進軍西歐,像拿破崙那樣,成為歐洲的新霸主。英國則決心阻止任何一國,不論是法國抑或俄國在歐陸建立霸權,並著力保持海上霸權、取得海外殖民地及海外航運利益。與此同時,奧地利不欲俄干預中歐事務,故反對亞歷山大一世對波蘭的領土要求,並因要應付普魯士希望提升在德意志地區的領導地位的野心,亦須著手鞏固在德意志的盟主地位。

除了利益衝突外,在對革命的態度上各列強亦有分歧,奧地利、俄國、普魯士三國決心壓抑民族主義及自由主義的發展,但英國卻無意讓上述三強借干預他國之革命來擴張勢力。而法國的塔列朗則在會議中希望借列強之利益矛盾及對革命見解之不同,從中維護法國在歐洲的地位,以免列強一致對法國的懲罰。

(二)會議仲裁原則

正統原則:承認1789年前法國及其他各封建君主是正統王朝,恢復他們的統治權力、政治制度及所屬領土,若原有君主被拿破崙推翻,可由其兄弟或親屬代替為世襲君主、於是路易十八在法國、斐迪南七世在西班牙、奧倫治王室在荷蘭、斐迪南一世在兩西西里王國、教皇在教皇國皆恢復統治。

補償原則:重整版圖的過程中失去領土的國家及在對拿破崙力戰有功的國家均給予補償。

勢力均衡原則:確保在重整歐洲版圖的過程中無一國家可取絕對的優勢以如拿破崙般主宰歐洲。

圍堵法國原則:增強法國周邊國家的力量,以圍堵法國,以防其擴張。

上述後三個原則皆是領土分配的準則,而會議的領土決定很多都是此三項原則所綜合產生的,而無法簡單歸納為某單一原則下的產物。

(三)領土劃分

波蘭及薩克森前途問題:在會議上爭執最大的問題是波蘭及薩克森王國前途所屬問題。俄國和普魯士建議將此前被俄、普、奧瓜分的波蘭的大部分地區讓出來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王國。而授予亞歷山大一世則同時成為俄國國王與波蘭國王。作為補償普魯士在波蘭的損失,俄普兩國希望普魯士獲得薩克森王國。他們認為,薩克森國王沒有及時參加反拿破崙的聯盟,且是最後一個捨棄法國的國家,因此他的王國不配繼續存在。但是奧地利、法國和英國反對這個計劃,因為他們不欲俄普兩國勢力因而上升(波蘭位置平原有利農業發展,薩克森則是德意志地區中工業甚發達的地區)。在塔列朗(法王路易十八的代表)的安排下,這三個國家於1815年1月3日締結了一個秘密條約。在會議上,三國基於正統原則,他們反對俄普兩國的建議,並警告會基於秘密條約,在必要的情況下聯合作戰來防止俄普計劃的成功。雖然結盟的三個國家還沒有精力進行戰爭,俄國和普魯士還是被這個威脅嚇倒,收回此一領土建議。最後波蘭的領土由俄國、普魯士、奧地利三國瓜分,僅剩下克拉科夫成為一個自由城市(但最後亦在1830年的革命中被俄國佔領)。而薩克森問題則以普魯士獲得薩克森40%的地區(後來成為薩克森省),剩下的地區依然交給其國王腓特烈·奧古斯特一世來作解決。

奧地利帝國:取得波蘭人居住的加里西亞;割讓奧屬尼德蘭(即比利時)予荷蘭,成為聯合荷蘭王國;取得義大利的倫巴底及威尼斯;取得達爾馬提亞。

德意志:沒有恢復神聖羅馬帝國,而組成了德意志邦聯,由奧地利任主席,之前三百多個邦國被合併作三十九個邦國。它們分別是:奧地利帝國、波希米亞王國(奧屬)、普魯士王國、巴伐利亞王國、漢諾威王國、符騰堡王國、巴登、黑森-卡塞爾、黑森-達姆施塔特、荷爾斯泰因、薩克森-勞恩堡(尼德蘭,荷蘭)、布倫瑞克、梅克倫堡-什未林大公國、拿騷公國、薩克森-魏瑪-艾森納赫大公國、薩克森-科堡-哥達、薩克森-邁寧根公國、薩克森-希爾德堡豪森、梅克倫堡-史特雷利茨、奧爾登堡、安哈爾特-德紹、安哈爾特-貝恩堡、安哈爾特-克滕、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施瓦茨堡-魯多爾、霍亨索倫-黑欣根、列支敦斯登、霍亨索倫-錫洛馬林根、瓦爾德克、羅伊斯-格賴茨、羅伊斯-基拉、紹姆堡-利珀、利珀公國、盧森堡、漢堡、不萊梅親王國、法蘭克福自由市親王國、洪堡親王國、呂貝克親王國。

普魯士:取得波蘭人居住的波茲南;取得五分之二薩克森的領土;取得西發利亞地區及萊茵河地區;取得瑞典屬波美拉亞納;成為德意志邦聯的副主席。

俄羅斯帝國:取得之前由瑞典統治的的芬蘭;取得大部份的波蘭;

大英帝國取得的多數是海外的貿易及補給據點:取得地中海的馬爾他島及愛奧尼亞群島;取得西半球的特立尼達島;取得印度洋的模里西斯和錫蘭(今斯里蘭卡);取得南非的好望角;取得北海的赫爾戈蘭島。

荷蘭:割讓南非與錫蘭(今斯里蘭卡)予英國、取得奧屬尼德蘭(比利時),組成聯合荷蘭王國。

瑞士:取得法國三個州,組成由二十二個州合成的獨立國家;由列強保證中立。

義大利:倫巴底及威尼斯割讓予奧地利帝國;摩德那、帕爾馬、都斯加尼由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室的人員統治;教皇重掌教皇國;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於兩西西里王國復辟;伊曼紐一世復辟並統治皮德蒙及薩丁尼亞,並獲得了熱那亞共和國。

瑞典:因失去芬蘭及瑞典屬波美拉亞納,因而取得挪威作補償。

伊比利亞半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邊境城市奧利萬擦(Olivenza)被判為葡萄牙領地,但西班牙忽視了這個決定,這個地區繼續受西班牙控制。

【神聖同盟】

神聖同盟是拿破崙帝國瓦解後,由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三個君主制國家的國王於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會晤時建立的一個同盟。歐洲大多數國家後來參加了這個同盟,目的是維護君主政體,反對法國大革命在歐洲所傳播的革命理想。

拿破崙帝國瓦解後,歐洲大多數國家參加的一個鬆散的政治組織。1815年維也納會議結束後不久,由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發起,得到奧地利皇帝弗蘭茨一世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贊同,於同年9月26日在巴黎簽署《神聖同盟宣言》,標榜根據基督教教義處理相互關係,宣布:三國屬於上帝統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個分支」,三國君主以「手足之情」「互相救援」。引導臣民和士兵「保衛宗教、和平與正義」,要求人民遵守教義,恪盡職守。同盟規定,締約各國君主「無論何時何地」均須「相互提供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以維持維也納會議上重新劃定的邊界和鎮壓各國革命。同年,俄、英、普、奧又簽訂「四國同盟」,三年後,法國也加入進來。這個組織實際上是「神聖同盟」的補充。最後除英國攝政王、奧斯曼帝國蘇丹及教皇外,歐洲各國君主也紛紛加盟(英國也表示贊同、支持)。實質上,這個同盟目的是維護君主政體,反對法國大革命在歐洲所傳播的革命理想。

19世紀20年代,神聖同盟先後鎮壓了義大利革命和西班牙革命,還曾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招致美國的反對拋出「門羅主義」(MonroeDoctrine)。後因歐洲革命蓬勃發展,列強間矛盾加劇,1822年希臘爆發獨立運動後名存實亡。在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和歐洲1848年革命的衝擊下,同盟瓦解。神聖同盟中起決定作用的則是俄國。神聖同盟聲稱維護耶穌的公正、慈愛及和平,反對在任何地方發生革命,一直起著絞殺歐洲革命的劊子手的作用。如恩格斯所說,它是「所有歐洲的君主在俄國沙皇領導下反對該國人民的一個陰謀」,是維護維也納體系、維護君主專制政治秩序的君主互助同盟。

【1848年歐洲革命】

1848年革命,也稱民族之春(Springof Nations) 或人民之春(Springtime of thePeoples),是在1848年歐洲各國爆發的一系列武裝革命。這一系列革命波及範圍之廣,影響國家之大,可以說是歐洲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第一場革命於1848年1月在義大利西西里爆發。隨後的法國二月革命更是將革命浪潮波及到幾乎全歐洲。但是這一系列革命大多都迅速以失敗告終。儘管如此,1848年革命還是造成了各國君主與貴族體制動蕩,並間接導致了德國統一及義大利統一運動。

(一)法國

法國二月革命是1848年歐洲的革命浪潮的重要部分之一,法國人民面對奧爾良王朝的失政,成功推翻當時的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鼓勵歐洲其他地區的革命運動,令十九世紀時由奧地利帝國首相梅特涅組織的反動機制受到進一步打擊。

1840年至1848年,親政府的保守黨派領袖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Pierre Guillaume Guizot)當了首相。為了贏取大支持,他以官位為獎賞,並濫用權力亂批商業合同,以討好資本家。政府官員在國家資助的計劃中投資,政府答應以高息支付銀行家借給政府以填補巨額赤字的款項。各種醜聞陸繼湧現,令政府信譽受損。

中產階級要求溫和的改革,希望藉擴大選舉權加強民主性以清除政府中的貪污行徑。但吉佐和路易腓立拒絕回應這些要求,並繼續其「無為」(donothing)政策;路易·腓立更逐步加強警察審查出版的制度及群眾集會的限制。這顯示他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主領袖。因此,「七月王朝」的統治基礎從一開始便很薄弱。路易·腓立拒絕支持1830年的義大利及波蘭獨立運動,亦使法國的自由主義者失望。

面對政府的貪污及專制,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十分不滿政府的統治。共和主義者更希望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政府,他們要求全民投票,對路易腓立的專制完全失望。

1847年,自由主義者開始舉行很多「宴會」(banquet),他們在此討論了很多關於改革的問題,這些宴會後來被禁止。在1848年2月,工人和學生聚集一起納喊,要求推行改革。他們高唱《馬賽曲》,並在街上燃燒雜物。2月23日,國民衛隊奉命恢復秩序,但他們沒有執行命令,反而投向革命的群眾。

路易腓立唯有作出某些無用的挽救措施,如撤銷基佐的職務以討好革命者,但最後他還是要放棄王位。拉馬丁(Lamartine)成立了臨時政府,建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1848年12月,將近半個世紀前叱吒風雲的法國皇帝——拿破崙·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當選共和國總統。僅僅四年後,波拿巴王朝復辟,共和國總統搖身變成了拿破崙三世。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就此退出歷史舞台,法蘭西帝國迎來了他的最後一位皇帝。

(二)德意志

1840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逝世,腓特烈·威廉四世繼位。腓特烈威廉四世頗同情自由主義。他放寬了報章審查,而且不阻止自由主義的活動。1847年,他甚至召開了一個國會,普魯士各區議會均派出了代表。但是國王拒絕給予該國會任何憲法上的權力,自由主義者因而失望地解散。翌年,法國二月革命引發的革命風潮直卷整個歐洲,包括了德意志各邦國及普魯士。

1848年2月29日,慕尼黑起義,大學生、工人、市民聯合佔據軍械庫,要求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以及他的寵妾「羅拉內閣」下台,皇帝被逼成立一個由中產階級代表組成的新內閣。如此。內閣的風潮厲行整個南德意志地區,史稱「三月內閣」。

1848年3月18日,柏林革命,中產階級與工農階級聚集王宮廣場,要求實行出版自由、召開聯合會議、組織人民自衛團,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逼部分同意人民的要求,但人民並不罷休。3月20日軍隊撤退,3月22日,起義勝利,國王在群眾注視下為一百八十三名烈士脫帽致哀。3月29日,柏林自由派內閣組成。腓特烈威廉四世意識到原先的改革已經無法滿足人民的要求,於是召開了一個立憲會議。他宣稱希望成立一個聯邦制的德意志帝國,在這個帝國中將會有一個民選的議會,國民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

由於普魯士作為德意志邦聯中的一個大邦也願意支持自由主義者,某些德意志邦國便也群起仿效。同年3月底,約五千名決心實行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德意志領袖齊集於法蘭克福,召開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由1848年5月18日開會直到1849年4月21日。這個議會主要是由中產階級組成,希望預備一份聯邦憲法,有代表支持成立由奧地利帝國統治的大德意志,將奧地利與波希米亞併入德國;有代表則支持由普魯士統治的小德意志,不包括任何奧地利領土。

最後,議會的與會者認為,應採取「小德意志」方案統一,並將德意志皇位給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過,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絕這個建議,因為他害怕奧地利反對,而且新憲法規定國王沒有對法案的否決權,這是他極力反對的,他甚至形容接受由議會賦予的帝位是「拾取在溝渠上的皇冠」,而奧地利和德意志南部諸邦的代表因議會通過「小德意志」方案而退出(害怕北部的新教勢力會主導整個國家)。僅余的「小德意志」議會代表面對失敗,惟有把立憲議會解散,不久之後普奧聯軍攻進各邦議會,數千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被迫逃走至美國。德意志革命力量雖然曾經強大,但最終在封建專制勢力的鎮壓下失敗。但國王被迫接受憲法。

在1850年,普魯士國王也成立了憲法,回應失敗了的民間革命,並決心要成立一個團結北方德意志邦國的聯盟,以回應民族主義的訴求。

(三)奧地利

19世紀中葉,奧地利仍是一個多民族的封建專制國家,而維也納作為奧地利的首都,便成為了保守勢力的中心。當地的革命也是由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所激發的。1848年3月13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爆發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遊行,高呼「自由、憲法」、「打倒梅特涅」等口號,維也納的革命者包括了所有的社會階層,例如宮廷人士,崇尚自由主義的貴族、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他們均要求民主的改革,大批群眾示威,更築起街壘與政府軍展開戰鬥,示威人士限令奧皇立即解除首相梅特涅的職務;在國民的壓力下,奧皇被迫讓步,年屆七十五的梅特涅辭職並舉家逃至英國倫敦,皇帝承諾「頒賜」憲法,並於3月17日改組成責任內閣,迫使奧皇及其皇室在5月17日由維也納逃至因斯勃魯克(Innsbruck),國王在7月同意召開立憲會議。

在波希米亞,1848年3月,「青年捷克黨」在布拉格舉行會議。他們要求實行責任內閣,承認捷克語和德語之間的平等地位,反對奧皇以詔書形式頒布的憲法和奧地利元帥溫迪施格雷茨的軍事挑釁行動,皇帝在壓力下同意了該等要求。布拉格市民更於6月12日早晨舉行革命。革命者和奧地利軍隊進行戰鬥,並逮捕了地方議會議長。但被溫和的中產階級釋放。這位地方議長逃出後便遂同溫迪施格雷茨一起進行反攻,引致6月17日革命失敗。

19世紀中葉,奧地利仍是一個多民族的封建專制國家,而維也納作為奧地利的首都,便成為了保守勢力的中心。當地的革命也是由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所激發的。1848年3月13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爆發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遊行,高呼「自由、憲法」、「打倒梅特涅」等口號,維也納的革命者包括了所有的社會階層,例如宮廷人士,崇尚自由主義的貴族、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他們均要求民主的改革,大批群眾示威,更築起街壘與政府軍展開戰鬥,示威人士限令奧皇立即解除首相梅特涅的職務;在國民的壓力下,奧皇被迫讓步,梅特涅辭職並逃至英國,皇帝承諾進行改革,並於3月17日改組內閣,4月25日頒布帝國憲法,但新內閣繼續推行反對自由主義的政策,於是整個局勢急轉直下。5月15日維也納人民再次起義,迫使奧皇及其皇室在5月17日由維也納逃至因斯布魯克(Innsbruck),國王在7月同意召開立憲會議。

匈牙利革命由匈牙利人噶蘇士(Kossuth)領導,發起了一場反抗奧地利專制統治的運動,他雖認同匈牙利民族主義,卻否定了傳統以來馬札爾貴族的特權。他指責這些貴族有免稅的特權,要求廢除封建的法庭和隨意強迫農民作工的做法。他的方案包括成立一個民選國會,商人、貿易者、專業人士、中產階級皆有選舉權;他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引入陪審團制度(jurysystem),於是在1848年3月,群眾在噶蘇士的領導下要求整個奧地利帝國確立以英國模式為本的憲法和國會,廢除人頭稅,由選舉產生匈牙利政府,並草擬匈牙利法典。3月15日,舊有的國會被迫接受這些建議,在維也納成立一個立憲政府。匈牙利的地方議會迅速通過了一連串自由主義的法案。然而,當俄國軍隊在5月開始援助奧地利時,局勢便變得對革命者不利。在八月至九月份,革命更在俄奧聯軍鎮壓下迅速終結

奧地利首相、保王黨的梅特涅被迫下台,新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通過一些較自由的政策,如擴大地方自治及保證各族平等,維持帝國統治。面對奧地利本土的不滿,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皇帝於1849年3月4日頒布憲法,承諾組織一個保障帝國統一、民族平等及代議制的國會,亦廢除封建制度、建立市政組織及改革司法制度。在捷克問題上,為紓緩捷克的獨立情緒,奧地利政府便作出退讓,如和所謂的老捷克派(即士紳及中產階級)合作,允許捷克人組成波希米亞議會,捷克語取得與德語對等的地位,捷克人有自己的大學及中學,且可在政府中擔任公職。匈牙利王國、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成為了帝國直轄區,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

(四)義大利

自從在經歷1830年革命以後,義大利逐漸隨社會的發展興起一班中產階級。在1847年,加富爾創立了一份名為『復興』(Risorgimento)的報紙,意指十九世紀的義大利統一運動會為義大利帶來複興。鑒於中產階級興起帶動了社會的政治意識增加,故此這份報紙在民眾中間開始得到接受;另一方面,一些義大利人也開始受燒炭黨和馬志尼的青年義大利黨等組織之宣傳及其傳播的統一思想所影響,義大利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及受到支持。

1848年1月,西西里首先爆發了反抗國王費迪南多二世專制統治的革命,迫使他賦與國民一部憲法。這引發了亞平寧半島上的人們紛紛爭取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在同年的2月和3月,那不勒斯、托斯卡尼、皮埃蒙特均頒布了憲法。3月18日,米蘭及熱那亞亦爆發革命,迫使奧軍撤出該地。威尼斯亦爆發了起義、共和主義者恢復了威尼斯共和國,迫使奧軍徹退。結果,倫巴底、威尼托、帕爾馬、摩德那亦出現了起義。

薩丁尼亞-皮埃蒙特王國在國王查理亞伯特的領導下聯同倫巴底向奧地利帝國宣戰。然而,教宗不想與奧地利開戰,因為同是天主教的國家。其他邦國亦遵從教宗的決定,僅給予查理亞伯特很有限的支持。於是,薩丁尼亞-皮埃蒙特王國,查理亞伯特讓位與兒子伊曼紐二世。

除君主立憲主義者支持薩丁尼亞-皮埃蒙特王國對奧地利的戰爭外,與此同時,共和主義者也在羅馬發動革命,他們由馬志尼和加里波底帶領,攻入羅馬城,迫使教宗出走,成立了羅馬共和國。然而在1849年7月,共和主義者的革命遭到和君主立憲者同樣的結果,法國派兵推翻了羅馬共和國,並進佔羅馬。羅馬的革命被鎮壓,教宗庇護九世在法軍的保護下復辟。最後在8月28日,威尼斯共和國亦被奧地利派軍鎮壓,整個革命到此失敗。1850年,加里波底流亡美國紐約市。

創立復興報的加富爾最終在1852年成為薩丁尼亞王國的首相,卻為1860年代奧地利帝國日益自由化、義大利統一及德意志統一奠下重要基石。這些國家均頒布憲法,給予中產階級與貴族及特權階層分享權力。

(五)瑞士

拿破崙戰爭之後,瑞士再次成為一個聯邦,各州再次享有高度的自治。不過,1840年代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最終在1847年爆發了分離主義聯盟戰爭。經過一場幾乎沒有流血的戰爭之後,自由主義的進步派獲勝,獨立同盟於1847年11月被瑞士聯邦解散。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等保守政權都對自由主義者的獲勝表示不滿,並警告瑞士聯邦不得修訂新憲法。但隨後的革命浪潮讓這些國家的保守派自顧不暇,瑞士隨即頒布《1848年聯邦憲法》,完全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聯邦制國家。

(六)丹麥

丹麥自從17世紀就一直是個君主專制國家。但是在1830年代丹麥國內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開始愈演愈烈。1848年1月20日,國王克里斯蒂安八世駕崩。丹麥國內的自由主義者隨後便發起了一系列君主立憲運動。

1848年3月21日,丹麥國家自由黨人組織了一次前往克里斯蒂安堡宮的遊行。新的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接受了自由主義者的要求,制定了新的憲法並成立了由國家自由黨主導的新內閣。弗雷德里克七世同時也同意了與一個兩院制議會共同分擔權利。丹麥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儘管權利依然高度集中。很多軍官對此表示不滿,但最終也接受了新政府。與歐洲其他國家不一樣,丹麥革命從始至終都處於一個相對和平的狀態,革命之後並沒有爆發反動主義政變。但是新的憲法並沒有延伸到南部的石勒蘇益格公國,丹麥與德意志聯邦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仍然沒能得到解決。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隨後在同一天爆發。

(七)其它國家

1848年的革命浪潮幾乎波及了整個歐洲。除了上述國家,多瑙河公國、比利時、愛爾蘭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起義和革命。甚至像新格拉納達和巴西這樣的美洲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美國與加拿大也受到了影響。

英國、荷蘭、葡萄牙、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是少數幾個沒有在1848年發生革命的歐洲大國。但是葡萄牙和俄羅斯帝國控制的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都在此前發生過革命或內戰。俄羅斯境內的自由主義者和革命組織之間並沒能建立起良好的聯繫,沒能在1848年發動革命。奧托曼帝國相對平靜,但是在其不少附屬國內均爆發了不同程度的抗議和示威。英國和荷蘭是少數幾個能夠進行有效改革,避免事態激化的國家。

(八)匈牙利

1848年革命前,匈牙利仍處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之下。1848年3月15日,佩斯的革命者在裴多菲(1823~1849)的領導下,通過了實行改革的政治綱領,即《十二條》。強迫市長簽字。中午,革命群眾控制了整個首都,成立了公安委員會。奧皇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責任內閣,並於1848年3月17日授權貴族溫和派的代表包賈尼·拉約什(1806~1849)組閣。維也納十月起義失敗後,12月奧皇調集軍隊向匈牙利進攻。1849年1月5日,佩斯陷落。不久,匈牙利軍隊展開反攻,連續取得勝利。4月14日匈牙利議會通過《獨立宣言》,廢除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宣布匈牙利獨立。5月21日,匈牙利軍隊攻克佩斯。為了鎮壓匈牙利革命,俄羅斯帝國於5月27日出動14萬大軍入侵匈牙利。在7月7日和11日的科馬羅姆會戰中,匈牙利軍隊慘敗。9月27日科馬羅姆要塞陷落,匈牙利革命最終失敗。匈牙利革命的失敗標誌著歐洲1848年革命告終。

【1848年歐洲革命影響】

1848年歐洲革命打擊了歐洲各國的專制制度,摧毀了反動的神聖同盟和維也納體系。

雖然這場革命在很多地方均告失敗,卻動搖了中歐的保守勢力基礎,奧地利的首相,保守主義者梅特涅被迫下台,新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通過一些較自由的政策,如擴大地方自治及保證各族平等,維持帝國統治。面對奧地利本土的不滿,皇帝於1849年3月4日頒布憲法,承諾組織一個保障帝國統一、民族平等及代議制的國會,亦會廢除封建制度、建立市政組織及改革司法制度在捷克問題上,為紓緩捷克的獨立情緒,奧地利政府便作出退讓,如和所謂的老捷克派(即士紳及中產階級)合作,允許捷克人組成波希米亞議會,捷克語取得與德語對等的地位,捷克人有自己的大學及中學,且可在政府中擔任公職,匈牙利王國、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成為了帝國直轄區,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在1850年,普魯士國王也成立了憲法,回應失敗了的民間革命並決心要成立一個團結北方德意志邦國的聯盟,以回應民族主義的訴求。創立復興報的加富爾也在1852年成為薩丁尼亞-皮埃蒙特王國的首相,採行自由主義政策,並有著擴張以一統北義大利的雄心。故此,1848年革命雖然失敗,卻為1860年代奧地利帝國日益自由化、義大利及德意志兩國統一奠下重要基石。


「動亂」,「叛軍」,這些詞是跟誰學的?明明是叫1848年革命。

十九世紀歐洲的所有社會運動,尤其是1848年革命,都可以歸結到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這三大意識形態上。所以可以從這三個角度去理解1848年革命的原因。

革命的思想基礎可以追究到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以及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代的費希特,黑格爾等人。而馬克思主義是這場革命的直接產物之一。

1848年革命中,各個階級將矛頭紛紛對準了專制主義和封建制度,而參加革命的階級和各自革命的目的卻不盡相同。這場革命就像一個十九世紀的社會萬花筒一樣。革命的線索錯綜複雜。

我沒有研究過1848年革命,不敢具體分析。如果以後詳細了解的話再來補充。


舊世界的農業危機加上新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組合拳,再加上歐洲當時瀰漫著的一種革命的氛圍,(或許受到了浪漫主義影響?)使得一場最接近於青年馬克思所說的世界革命爆發。

但這場革命所取得的短暫的成就,與其說是革命力量的成就,倒不如說是封建君主被革命氛圍嚇跑的結果。

歐洲每個新興階層(包括民族主義者)都要投入革命,這其中包括資產階級(儘管其中的溫和派在這場革命後將加入保守陣營)他們只是在等待一個導火索,所以這場革命爆發的是如此之迅速。

但後來溫和資產階級發現這場革命可能會使某些不可控的力量加入革命團體中,遂此,資產階級便不再是革命的力量,這也是1848革命敗退得如此迅速的原因


我的感覺就是工業革命帶來的焦慮症,就像現在好多人對AI的複雜感覺一樣。


是革命,不是動亂。


火山爆發,無夏之年,農民沒飯吃自然要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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