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為什麼難以抓日軍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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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萬國軍，據說抵抗了9成以上的日軍。結果整個抗戰時期，抓到的日軍俘虜數量不及共軍一半多。
八年抗戰，中共部隊一共俘虜日軍6213名，另有746名日軍士兵向共軍主動投誠，兩者合計6959名。
八年抗戰，日軍被俘級別最高的軍官為大隊長，一共三名，均為共軍俘獲。他們是：日軍獨立步兵警備第六十五大隊大隊長柴山茂；日軍獨立混成第90旅團步兵第626大隊大隊長岩崎學；日軍47師團
步兵131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山谷悅二郎。其中柴山茂是唯一一個在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前被俘的，其餘兩個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後拒絕繳械被俘。
抗戰八年，國軍抓到的日軍俘虜不超過3000人，國軍俘虜的日軍最高級別軍官為中隊長，一共兩名，分別是：13師團的「宣撫班」成員長谷川敏三；日軍獨立山炮第2聯隊第5中隊中隊長松野榮吉。（補充，另有一人存疑，武雅雄，據說是中隊長，但查不到具體的部隊番號。

來替國軍洗個地吧

國軍抓的日軍戰俘少有幾個原因，抗戰前期，日軍基本都是精銳部隊，作戰意志極為頑強，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經驗》中指出：「日本兵至死不肯繳槍，一來是因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1937年9月25日，平型關伏擊戰，兩股日軍輜重部隊陷入了八路軍115師的包圍之中，被八路軍全殲。此戰八路殲敵300餘，繳獲100多條槍和其他部分物資，但是八路居然有500多人的傷亡，從傷亡比來看，八路慘勝，況且這還是八路先手，打的還是運輸隊，可見日軍之強，此役最大的意義就是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同時讓共軍認識到了日軍的戰鬥力。委員長第一時刻發了嘉獎令，以鼓舞全國。在抗戰前期國共雙方雖然與日寇頻頻作戰，但是雙方都沒俘虜幾個日軍。不要相信國共雙方關於俘虜日軍的統計，都不靠譜。比如，共軍稱百團大戰中俘虜了「日軍副大隊長山西綏清」，但日軍沒有「副大隊長」這個職位，極有可能是日軍翻譯官的誤導（而且我深刻覺得這個名字很諷刺）。除了溝通不暢以外，敵後戰場即使能在一兩場戰鬥中消滅小股日軍，捉到個把俘虜，也無法把俘虜送到後方，所以往往教育後釋放，希望能藉此瓦解日軍的戰鬥意志，效果似乎還行。但是在統計上就非常令人無奈了，沒有人知道共軍到底抓了多少俘虜。

1938年11月22日，八路軍總部規定：除特種人員要勸留外，其他無論表現如何，一律慰勞後送還，不得超過3天。

1940年4月，由於局勢嚴峻，延安方面政策大調整，對日軍俘虜給出「教育後勸其回歸，選擇少數進步分子，給予長期訓練」的指示，希望通過感化俘虜瓦解日軍軍心，高級軍官紛紛以身作則。劉伯承親自走了百餘里山路慰問俘虜傷員，彭德懷和日軍戰俘一起打籃球，聶榮臻還撫養俘虜遺孤，日本戰俘的待遇更是和美蘇的外交人員一樣，這一系列手段讓日軍戰俘感動到熱淚盈眶，他們認識到自己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刻的苦難，紛紛痛悔不已，掉頭和日本法西斯對抗。敵後戰場的兵工廠，醫院活躍著大量日本俘虜，給共軍帶去了先進的技術，前線也不乏日本人對日軍進行宣傳甚至作戰。中國空軍的建立過程中也有日本友人的一份力，東北航校裡面大把日本人，海軍，炮兵，無線電等等，都有這些日本技術人員的力量。

共軍方面發現了俘虜的巨大作用，因此特別重視抓俘虜。

這些全是被共軍洗腦成功的日本戰俘，在抗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策反日軍部隊等等，湖北應山的日軍46人集體反叛，後被鎮壓，有些求回家不得的士兵直接投了共。

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覽》

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虜124人；
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虜1771人；
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虜 442人；
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虜428人；

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虜519人；
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虜773人；
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虜2156人。

數字僅供參考，因為有些日本的准軍事組織被俘人員也算在其中是，比如鐵路工人和汽車司機，所以含金量不高。

不過共軍一共抓了日軍3個大隊長，其實含金量也不高，煙台的日軍大隊長柴山茂是坐飛機摔下去，被游擊隊活捉，好吧，當時這位已經重傷了。至於這位為什麼坐飛機，因為煙台已經被共軍圍了，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威海，路上被共軍打壞了發動機。此事時間是1945年8月12日，日本再過3天就投降了。來體驗下煙台威海間的距離，這點距離就得做飛機，路上的八路真不是一般的多。

1945年12月26日，新四軍在與江蘇高郵拒降日軍的作戰中，俘虜日軍獨立混成第90旅團步兵第626大隊大隊長岩崎學（這次戰鬥共俘獲891名日軍）。
1945年12月31日，八路軍在與山東禹城拒降日軍的作戰中，俘虜日軍47師團步兵131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山谷悅二郎（這次戰鬥共俘獲613名日軍）。

打這些拒絕投降的日軍其實很欺負人的，但是國軍沒撿到者便宜，因為國軍在敵後就沒剩下幾個人了，而且國軍在整場戰爭中大部分時間是在節節防禦，也不重視攻心戰，更沒有像共軍一樣把俘虜改造成「日本八路」。共軍在敵後則容易在打出對小股日軍的殲滅戰，所以往往能捕獲數目不多日軍戰俘。日本陷入太平洋戰爭後不斷從華北戰場抽調精銳，而華北日軍本身就陷入了艱難的治安戰不能自拔，多種原因導致華北日軍的素質急劇下降，具有武士道精神寧死不降的日軍也大為減少，所以44年到45年大把日軍被俘，很多都是新兵，被老兵帶著，然後老兵被共軍打死之後就作鳥獸散乃至投降。

國軍俘虜日軍較多的戰役有台兒庄大捷，俘虜719名日軍；第三次長沙會戰俘虜139名日軍；滇緬之戰中，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共俘虜647名日軍；湘西會戰俘虜247名日軍。主要是剛正面的過程中打退了日軍的進攻，日軍不乏負傷昏迷者，進而被國軍俘虜，但是國軍對日軍戰俘的改造幾乎沒有，不能不說是個遺憾，或者，這也預示了國軍在精神層面的脆弱，日後兵敗如山倒也是頗有誘因。

總體而言，國軍抓的戰俘少是由於作戰理念和方式造成的。本身就不重視對俘虜的教育轉化，自然抓俘虜沒有動力，一直被人壓著打，也很難撈到俘虜。國軍的整體思路就是拼消耗，人多，美援多，耗死日本人。但是共軍沒這麼好的條件，所以儘力避免無謂的消耗，同時伺機增大日軍的消耗，感化戰俘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這樣共軍這邊多了一個熟悉日軍情況的隊友，而日軍則損失人手不說，還要面對攻心戰，這對於陷於長期戰爭的軍人而言，非常有效，上文說到的被俘的柴山茂大隊長，他的部下在聽說日本投降之後，居然紛紛走上街頭慶祝，歡天喜地向游擊隊投降，這其中就有日軍戰俘的一份力。這些投降的日軍其實也很令人同情，在遠離家鄉的地方苦戰數年，天天要面對游擊隊的騷擾和自己良心的拷問，這時有個說日語的前戰俘跟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帶他們想想家裡的親人，這軍心一下子就散了。日本的投降，對於大部分華北日軍而言，是一種解脫。

其實不是國軍抓的少，而是共軍抓的太多。

可以看看這篇日本兵被俘虜之後

摘幾段：

戰爭結束時，日軍司令岡村寧次統計稱：「隨著遣返輸送的進展，由中國政府方面和共軍方面（極少數）移交的俘虜，1946年5月末的數字為：陸軍1212名，海軍40名，商民106名，共計1358名。另外，從延安返回日本的戰俘約300人，200餘名俘虜死在國方戰俘營中。」

由此可見，可以稽考的被俘日軍只有約2000人。但作為對外公布的戰報，中國方面的統計比這個高很多，但並不準確。

百團大戰，八路軍宣稱俘虜日軍281人，包括日軍副大隊長山西綏清，但遍查日軍編製者，並無副大隊長官職。

另外抓了56名武裝移民，實際是各種平民。在共產黨的俘虜中，打工者所佔比例不小，如1939年1月2日，首批自願參加中國八路軍的日俘前田光繁（鐵路工人）、小林武夫（汽車司機）以及岡田義雄中。

到底俘虜了多少日軍，延安方面可能連自己都說不清。1940年4月中共開始留用日方戰俘，此後這個數字最高時也只有400餘人，而同時期，戰報宣稱俘虜日軍2500餘人，這兩個數字根本對不上。

1944年9月，日共駐中國代表岡野進發布的數字與延安方面的戰報也有出入：2400：3200。

延安方面宣稱的俘虜數字不僅驚人，且無法證實。很長一段時間內，八路都宣傳抓獲戰俘後迅速釋放，下級只報告抓了幾人，放了幾人，沒有詳細核查。當然還有更驚人的數字，八年中俘虜偽軍高達51萬多人。

作為侵略者，成為俘虜是一件極度危險的事。岡村寧次回憶，早期軟禁在國軍前線部隊的戰俘有被殺害的現象。八路軍也偶有虐俘情況出現，但很快就顯示出了不同於國軍的特色政策。

善於做宣傳工作的延安方面意識到，戰俘是一種很好的鼓舞自己、瓦解敵軍的工具。1937年10月八路軍總部發布俘虜政策的命令，「不殺，優待，放歸」。第一代領導人也曾對外國記者說，「他們殺的越多（放歸日軍），就越引起日本士兵同情華軍……有些不願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

這條政策因戰局發生過變化。

1938年11月22日，八路軍總部規定：除特種人員要勸留外，其他無論表現如何，一律慰勞後送還，不得超過3天。最後特註明，這一條不得筆錄，只能口頭傳達到團級。

有技術的日俘從來不會放歸，比如軍醫，會被留在醫院效力；一些軍官會被派到各部隊里成為炮兵、工程、武器裝備的教員，訓練八路軍士兵。

另一些人將要從事一件非常刺激的活動——上戰場喊話。他們要躲避戰火，跑到炮樓邊，高聲向同胞叫嚷：

另一些日俘的工作相對安全：宣傳。首先是對外宣傳，反戰組織的戰俘們到各地參加群眾大會，為軍民做報告；日本工農學校舉辦各種展覽會，接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訪問；其代表向國統區和盟國宣傳中共的戰俘工作取得的成就。

一般來說，被八路俘虜的日軍會經歷這樣的流程：

治傷。有傷的先醫治，走不動道的會用擔架抬，或者騎馬，騎驢。

選擇。詢問是否願意回去，回去則吃頓好飯，教育之後放走。

優待。留下的總有比八路軍普通士兵更好的食物。

保護。不但禁止看押士兵們打罵俘虜，搜俘虜腰包，還會保護他們的安全，不受憤怒群眾的騷擾。

交流。總會有敵工部懂日語的幹部與他們交談，主要是打消他們對抗的念頭。

歡迎。運氣好的還會遇到一個有水果美食的歡迎會。通常到這時，再頑固的俘虜也會收起尋死覓活的心，接受命運的安排。

日本工農學校屬於延安的一級供應單位，和美、蘇、朝鮮等外交人員同等待遇，一名日本戰俘每月有大米15斤、麵粉15斤、豬肉3斤、蔬菜30斤。工農學校新學員，第一個月先發5元補助，毛巾、肥皂各一條，牙刷一把，牙粉及鹽各一包，旱煙袋一根，碗筷、單衣單褲、襯衣襯褲、鞋襪、被褥應有盡有，每4個月補充一次。

難怪谷川會寫文章讚美牛肉火鍋，此時延安的物資緊張，周邊的中國人都在吃小米，他們卻頓頓大米白面，早晚餐兩三個菜，周六加菜，甚至有白酒喝。老百姓過年才吃頓餃子，學校里每周一都會吃餃子。每個學員每月固定的3元津貼，與八路軍連長待遇相同。

本來，專挑軟柿子捏、襲擊運輸隊、小股守衛等等襲擊戰，能夠俘虜的人就會更多。

這跟國軍還是共軍無關，也跟前面答案的抗戰前期後期無關。

國軍也有過俘虜很多的時候，1939年冬季攻勢，是國軍抗戰前7年中，唯一一次在國內戰場上不是反擊而是主動出擊的大型會戰，此戰國軍採用的就是與共軍相似的多路襲擊，從北方第8戰區的五原，一直到5戰區、9戰區、3戰區、4戰區，國軍出動近百個師，多路襲擊日軍各據點、軍事倉庫。一度攻到杭州南昌等城郊，切斷長江航運，讓河南、武漢日軍處於被分割孤立狀態。日軍戰史稱這是中國事變以來陸軍最黑暗的時間。這次攻勢國軍沒有跟日軍打得屍山血海，俘虜的日軍卻超過第一、第二、第三次長沙大捷的總和。（如果按國軍灌水的戰報，此次攻勢斃傷日軍7萬多人，也超過同樣國軍戰報的長沙大捷——4萬多）

是日軍作戰意識不強？無非就是這種切割包圍小股敵人再殲滅之的作戰模式，更容易俘虜敵軍。沒什麼好洗地或嘲諷的。

自武漢會戰後雙方轉入對峙，國軍經過1938-1939的整訓（1939冬季攻勢本身就是要檢驗整訓結果），其實已經有能力展開這樣的攻勢作戰。固然，同時的1939年晉西事變（老閻拿兵力去對付山西新軍了，所以第2戰區沒參加冬季攻勢）導致國共關係惡化，而日軍隨後也加緊對中國對外交通線的切斷，這些都是導致國軍難以跟八路一樣繼續一場接一場的攻勢作戰（共軍1944夏、44年秋、44冬、45春、45夏都發動了大範圍的攻勢作戰，擴展地盤無數）。但老蔣自己小試牛刀之後，不想太過招惹日軍報復，想拖到列強參戰再輕鬆贏，也是重要的原因。

所以國軍總體上俘虜的日軍就不如共軍多了。

據野史記載

44到45年，因為日本各線吃緊，實際上負責中國治安的很多日軍換成了國內急征的的老頭和小孩，導致後方負責掃蕩八路的日軍基本不出炮樓，繳糧都繳不上來，只能偷偷拿槍換糧（槍後來去哪大家都懂）

所以投降的時候估計他們直接歡天戲地的直接找當地的土八路了，畢竟八路分布在日戰區，國軍分布在前線。

至於抗戰，誰都別瞧不起誰，半斤八兩，都不給力，國軍光叛變當二狗子的正規軍就50萬，八路前期也是被是經常被十幾個鬼子吊打。就戰果來說，都不值得驕傲，就精神來說，都值得讚揚

謝邀…不過我覺得賀仙的答案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所以就匿了。

歸納起來就三點：

國軍直面的是日本主力野戰軍，共軍面對的是日軍後方守備部隊，人員組成、戰鬥意志和作戰方式都大不一樣。
國軍不重視心理戰、宣傳戰，沒有類似於共軍敵工部的組織，特工部門主要是用來收集情報和暗殺的。再有就是國軍大局觀比較差，對日本士兵中的厭戰情緒缺乏認識和利用，更沒有和日本國內的反戰思潮形成呼應。日軍應山暴亂，《解放日報》是整版報道的，我們現在覺得這份報紙很缺心眼，但當時人家的眼光是很犀利的。
另外國軍對待戰俘據信也不是太友好，日本兵中確實有人主動投八路、投新四軍的，但極少見有人投奔國軍的，也可見一斑。

815之後可有百萬日軍俘虜的！！！你這問題太無知

　1945年8月21-23日中國戰區洽降會談在湖南芷江舉行，受降行動隨之展開。正式發布的盟軍最高統帥部《總命令第1號》確定向中國戰區投降的日軍部隊是：中國派遣軍，中國方面艦隊，大本營直轄第10方面軍，南方軍直轄第38軍，大本營直轄高雄警備府（註：另有第10方面軍與高雄警備府屬下駐日本西南諸島部隊向美軍投降，第38軍屬下駐北緯16度以南部隊向英軍投降，參見黃力民《「二戰」終結：日本投降與美中英蘇澳五國受降》，載《軍事歷史》2005學術論文專刊）。

在抗日戰爭研究資料中較少見中國戰區各區受降情況的記述，其中《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章紹嗣等，武漢出版社1995）、《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張憲文等，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中國戰區受降紀實》（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列有各區受降條目但錯誤甚多，《中國戰區受降紀實》第159-160頁並漏列山西、南潯、杭州廈門、青島濟南四個區受降情況。本文就「8.15」前後投降日軍態勢與調動、中國戰區受降地區劃分、各區受降概況等若干史事進行了考訂。　　

一、「8.15」時日軍中國派遣軍、中國方面艦隊各部隊態勢

「8.15」時日本陸軍中國派遣軍所屬部隊有26個師團、1個戰車師團、1個飛行師團、22個獨立混成旅團、11個獨立步兵旅團、1個騎兵旅團、13個獨立警備隊、1個防衛隊、1個支隊（參見黃力民《中國戰區接受投降的日本陸海軍單位與人數考訂》，載《民國檔案》2005年第3期）。「8.15」前後日軍部隊位置及指揮隸屬關係變動很大，許多資料關於投降日軍指揮系統與態勢的記述多有錯誤含混之處。

華北方面軍司令部駐北平，直轄部隊有：戰車第3師團於老河口作戰後從第12軍轉為華北方面軍直轄，7月下旬到達北平；獨立混成第1旅團（邯鄲）；獨立混成第8旅團（古北口）；獨立混成第9旅團（大沽）；獨立步兵第2旅團（井陘）；第3獨立警備隊（北平）；第7獨立警備隊（保定）；承德支隊於「8.15」前由關東軍調入駐承德（6月10日中國派遣軍南京會議決定稱「若蘇聯參戰…駐蒙軍及承德支隊極力確保張家口及承德附近地區」可資參考，參見《中國戰區接受投降的日本陸海軍單位與人數考訂》）。

華北方面軍第1軍（太原）：第114師團駐臨汾，8月10日華北方面軍命令其「迅速集結兵力向平津地區轉移…主力8月20日前到達」，第114師團計劃於15日從臨汾出發未遂（日本防衛廳《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86頁，天津市政協譯，中華書局1982）；獨立混成第3旅團（崞縣，今原平）；獨立步兵第10旅團（太原）；獨立步兵第14旅團（潞安）；第5獨立警備隊駐運城，《1946年2月14日中國戰區日本陸軍及海軍陸戰隊繳械情形一覽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紀實》第507-514頁，春秋出版社1989）為湯原，另據《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61頁華北方面軍8月12日令其開往駐蒙軍，尚未執行。

華北方面軍第12軍（鄭州）：1945年4月老河口地區作戰後第110師團駐洛陽至內鄉、西峽口一線，第115師團駐老河口，6月25日第115師團奉命馳援西峽口，8月12日華北方面軍下令撤出河南、山西南部，命令兩師團分別開往北京、濟南，尚未執行；騎兵第4旅團（老河口）；獨立混成第92旅團從山西大同轉調第13軍途中於老河口作戰時留置河南郾城擔任警備,預定9月中旬調徐州歸建尚未執行（參見《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7頁）；第6獨立警備隊（新鄉）；第10獨立警備隊（鄭州）；第13獨立警備隊（郾城）；第14獨立警備隊（鄧縣）。

華北方面軍駐蒙軍（張家口）：獨立混成第2旅團（張家口）；第4獨立警備隊（大同）。

華北方面軍第43軍（濟南）：6月10日中國派遣軍南京會議決定「（2）把第47師團迅速派遣到濟南，使之列入第43軍隸下」（郭汝瑰等《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第141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第47師團於6、7月間從湖南湘潭到達濟南附近；獨立混成第5旅團（青島）；獨立步兵第1旅團（莒縣）；第9獨立警備隊（濟南）；第11獨立警備隊（兗州）；第12獨立警備隊（青島）。

第6方面軍司令部駐漢口，直轄部隊有：第132師團（當陽）；獨立混成第17旅團（岳陽）；獨立混成第83旅團（漢口）；獨立混成第85旅團（應城）；獨立步兵第5旅團（荊州）；獨立步兵第11旅團（應山，今廣水）；獨立步兵第12旅團（咸寧）；第2獨立警備隊（長沙，芷江作戰入列第20軍）；獨立混成第84旅團（九江）；獨立混成第87旅團（都昌）；獨立步兵第7旅團（安義）。

第6方面軍第20軍（衡陽）：第64師團（湘陰）；第68師團（武岡）；第116師團（寶慶）；獨立混成第81旅團（湘潭）；獨立混成第82旅團（株洲）；獨立混成第86旅團（永豐）。

第6方面軍第11軍（全縣）：第58師團（全縣）；獨立混成第22旅團（全縣）；獨立混成第88旅團（全縣）；8月13日第6方面軍命令第11軍向關東轉進尚未執行。

5月28日日軍大本營發布大陸命1335號，6月4日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大連召開有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關東軍總司令參加的會議，據此6月10日中國派遣軍南京會議決定「（3）迅速把桂柳地區的第11軍撤回…（4）接著儘快撤回長衡地區的第20軍，並把第68師團、第22混成旅團、第88混成旅團等派往北京（必要時派往濟南），使之列入華北方面軍指揮下，同時把第116師團、獨立混成第86、87旅團等派往南京，由總軍直轄」，以上各項至「8.15」時尚未執行。

中國派遣軍直轄第13軍（上海）：第60師團（蘇州）；第61師團（上海）；第65師團（徐州）；第69師團（崑山）；第118師團於遠東戰役發起後8月12日從上海地區北調，「8.15」時部分兵力到達張家口主力在平津地區（參見《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61-62、69頁）；第161師團於遠東戰役發起後從上海緊急北調，「8.15」時中止於南京，《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等，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抗日戰爭時期的侵華日軍》（耿成寬等，春秋出版社1987）所說第118、161師團的位置均不對；獨立混成第90旅團（揚州）；獨立步兵第6旅團（安慶）；第1獨立警備隊原擔任南京警備，但「8.15」後在滁縣繳械，有可能是「8.15」前發生過與第161師團類似的調動，此處存疑。

中國派遣軍直轄第6軍司令部原駐杭州，遠東戰役發起後緊急北調，「8.15」時中止於南京；第70師團於遠東戰役發起後從嘉興緊急北調中止於蚌埠；獨立混成第89旅團從奉化緊急北調中止於上海；第133師團（杭州）；獨立混成第62旅團（從福州退縮至松江）；獨立混成第89旅團（從溫州退縮至奉化）；獨立混成第91旅團（慈溪）。6月10日中國派遣軍南京會議決定「第13軍迅速撤回駐在福州及溫州的兵力」，此處獨立混成第62旅團、獨立混成第89旅團隸屬第6軍之說依資料《抗日戰爭時期的侵華日軍》等，可能是從福州、溫州撤到滬杭地區後改隸第6軍，待考；另《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記載：中國軍隊5月18日收復福州，6月18日收復溫州。《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抗日戰爭時期的侵華日軍》中關於第6軍司令部與第70師團、獨立混成第89旅團的位置均不對。

中國派遣軍直轄第23軍（廣州）：第104師團（海豐）；第129師團（惠陽）；第130師團（番禺）；獨立混成第23旅團（佛山）；獨立步兵第8旅團（清遠源潭圩）；獨立步兵第13旅團（廣州）。

中國派遣軍直轄師團：4月中旬日軍大本營決定從華南抽調第27、40、104師團經由贛州、南昌到南京附近，6月10日中國派遣軍南京會議決定「（3）…把第3、13、34各師團經九江附近派往南京附近，由總軍直轄」（按：4月18日將第3、13、27、34師團列為派遣軍直轄，6月17日將第40、131師團列為派遣軍直轄。第131師團與第23軍第129、第130師團同為丁種師團，第23軍4月24日提出將第104師團與第131師團置換的請求，以使華南保留有一個甲種師團），「8.15」時此項調動正在執行中。第3師團5月中從南寧收縮經湖南北撤，「8.15」時在岳陽東北雲溪一線。第13師團從廣西宜山收縮，「8.15」前夕到達湖南衡陽、零陵一線。

第34師團於5月初退出廣西，6月6日從湖南新寧出發，經長沙、瀏陽、萬載、上高，「8.15」時在安義至九江一線。第27師團與第40師團於1、2月粵漢線南段作戰後曾入列第23軍，5月下旬從廣州地區出發，攻擊贛南的三南地區（中國第7戰區司令部駐地），爾後經贛州、遂川、萬安、泰和、吉安、峽江，「8.15」時抵達南昌以南三江口附近。第131師團原屬第23軍駐韶關，7月10日沿粵漢線向北轉進，「8.15」時到達岳陽以南的長樂街。第13飛行師團駐南京。中國派遣軍直轄師團的位置變動甚大，資料《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抗日戰爭時期的侵華日軍》的說法多有不對。

日本海軍中國方面艦隊（上海）屬下或直轄部隊有青島方面特別根據地隊、上海方面特別根據地隊、揚子江方面特別根據地隊（漢口）、廈門方面特別根據地隊、上海海軍陸戰隊；中國方面艦隊之海南警備府管下有橫須賀鎮守府第4特別陸戰隊、舞鶴鎮守府第1特別陸戰隊、佐世保鎮守府第8特別陸戰隊、第15警備隊、第16警備隊，全部駐海南島。

中國派遣軍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及香港防衛隊、中國方面艦隊第2遣華艦隊及屬下香港方面特別根據地隊駐香港。

二、日軍中國派遣軍在「8.15」後至繳械投降前的調動

自「8.15」起至正式繳械投降前日軍的移動情況較複雜，實際發生的移動既有擅自的也有奉命的。據《天皇和日本投降》（日本讀賣新聞社編，蔡德金等譯，檔案出版社1992）第245-246頁，8月14日正午東京御前會議後於13時召開內閣會議審定《終戰詔書》，於14時40分召開陸軍首腦會議，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教育總監土肥原賢二、第1總軍司令衫山元、第2總軍司令畑俊六等議決「徹底遵從天皇決斷行動」。18時以陸軍大臣、參謀總長名義向在駐國外軍隊發出《關於帝國結束戰爭之件》的電報。但岡村寧次回憶8月14日12時30分居然接大陸命1380號要求「對蘇美中持久作戰」，並且直到第二天12時收聽廣播也未提及所謂《關於帝國結束戰爭之件》的電報（稻葉正夫《岡村寧次回憶錄》第349-350頁，天津市政協譯，中華書局1981年）。15日14時日軍大本營發布大陸命1381號命令停止積極進攻作戰，16日16時奉盟軍最高統帥部訓令發布大陸命1382號才下令停止戰鬥行動，這些命令的到達都有滯後，日軍部隊的移動仍在繼續。8月15日中國戰區統帥蔣中正致岡村寧次電要求「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但為了方便繳械又必須令日軍適當集中，在安排集結地點、行軍路線時還要顧及遣返地在何處並利用日軍已有兵站系統進行輸送。

第11軍8月16日在廣西全縣召開會議決定「以最快速度輕裝向北後退」（《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91頁），旋即撤出廣西沿祁陽、衡陽退縮到南昌、九江地區，其第58師團駐九江，獨立混成第22旅團駐武穴。第11軍獨立混成第88旅團從廣西全縣退至湖北金口，未在第11軍序列投降。第11軍撤出廣西雖然是預有計劃，但8月16日的行動既未獲中國軍隊同意也沒有其上級的指令。

中國派遣軍直屬第3師團奉命從岳陽東北轉至鎮江。第13師團隨第11軍從衡陽至湖口。第27師團自南昌附近轉至無錫。第34師團自九江附近轉至浦鎮。第40師團經南昌附近轉至蕪湖。第131師團從岳陽附近轉至安慶。

第6方面軍在湖北的直轄部隊向漢口與沿江方向移動：第132師團從當陽到天門、獨立步兵第5旅團從荊州到仙桃、獨立步兵第11旅團從應山到孝感。

第20軍司令部退至長沙，第116師團自寶慶退至岳陽，第68師團自武岡退至衡陽，大致沿粵漢線分布。獨立混成第86旅團自永豐退至湖北嘉魚，以後在武漢地區投降。

第12軍第110師團從內鄉、西峽口退洛陽。第115師團從西峽口及老河口地區轉至郾城。騎兵第4旅團從老河口撤回，奉派到徐海區津浦鐵路擔負警備，10月下旬到歸德（豫東）集結，此時第12軍已投降一月余。

駐蒙軍司令部及獨立混成第2旅團、第118師團一部退至平津地區。

承德支隊去向待考（據《中華民國史事日誌》8月17日中國軍隊收復承德），《1946年2月14日繳械一覽表》與資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的投降部隊中均沒有承德支隊。

8月21日華北方面軍司令下村定大將赴東京就任東久邇宮稔彥王內閣陸軍大臣，方面軍司令一職由駐蒙軍司令根本博中將兼任。

三、中國戰區最高當局對屬下各戰區、各方面軍受降權的確定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成立於1944年12月，何應欽任總司令，下轄第1、2、3、4方面軍與昆明防守司令部，1945年3-6月指揮芷江作戰，6月指揮廣西反攻，「8.15」後受命全權負責接受日軍投降事宜。1945年4月中國戰區調整屬下戰區，至「8.15」時計有戰略單位第1、2、3、5、6、7、8、9、10、11、12戰區，第1、2、3、4方面軍。

8月21日中國陸總致岡村寧次1號備忘錄《中國戰區各區受降主官分配表》公布受降主官、劃定接收地區，但台灣受降主官待定。8月22日4號備忘錄公布《各地區受降主官、受降地點及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官姓名與投降部隊集中地點番號表》（該表註明日期為9月4日，系根據岡村的復文作多處改訂，參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紀實》）。

第1戰區駐豫西、陝西，1945年4月中旬老河口作戰結束後，在西峽口一線與日軍第12軍對陣。第5戰區駐鄂西北隔襄河（漢水）與老河口一線日軍第12軍對陣。劃定受降權時將日軍第12軍分割為兩部分：1號備忘錄中第1戰區受降「洛陽」，第5戰區受降「鄭州開封新鄉南陽襄陽樊城」。但4號備忘錄更改為：隴海沿線及以北為第1戰區，豫南為第5戰區。因之日軍第12軍司令部向第1戰區投降，第12軍司令兼任兩區投降主官。

第2戰區駐晉西、陝北，受降日軍第1軍。

第6戰區駐鄂西、湘西北，受降日軍第6方面軍司令部及在湖北的部隊。

第3戰區駐上海以南、贛東、皖南、閩北，對應日軍第6軍、第13軍的部隊（師團與獨立混成旅團）及海軍部隊。第6軍司令部已於「8.15」前夕移駐南京，本區沒有師團以上單位，派第13軍司令任投降主官。

1號備忘錄確定第9戰區受降地域是「南昌、九江」，此時對應的日軍部隊只有獨立混成第84旅團（九江），獨立混成第87旅團（都昌），獨立步兵第7旅團（安義）。1944年7月前這三支部隊均屬駐漢口的第11軍，長衡會戰期間第11軍司令部前出湖南，從關東軍調來第34軍司令部駐漢口，上述三支部隊改屬第34軍。6月17日第34軍司令部調回關東軍，三支部隊又歸第6方面軍直轄。8月16日後第11軍從廣西退到湖南祁陽時，第6方面軍令第11軍司令即來漢口（8月22日），部隊就近入列第20軍（《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91頁）。在漢口又決定第11軍開赴南昌、九江投降。「8.15」前派遣軍直轄的6個師團奉命轉進華東時第13師團行動最晚，此時尚在湘鄂贛邊，遂取消其向華東轉進，隨第11軍在南昌、九江地區投降。多次與日軍第11軍交戰的第9戰區得以受降第11軍，顯然是中國陸總的安排。

第10戰區駐鄂豫皖邊區，1號備忘錄確定的受降地域是安徽蘇北，原有日軍第13軍第65師團（徐州）、獨立步兵第6旅團（安慶），派遣軍直轄的第131師團轉進途中安排在安慶投降，第6軍第70師團於「8.15」前夕從嘉興北調中止，遂在蚌埠投降。本區沒有師團以上的單位，第6軍司令被派為投降主官。

1945年6月26日在西安新組建第11戰區，原定用於攻略冀熱魯三省。第11戰區長官部奉命受降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及在平津、河北地區直屬部隊，日軍駐蒙軍司令部及獨立混成第2旅團「8.15」後轉移到平津地區、第13軍第118師團「8.15」前緊急北調主力到達天津均在該區投降。又設立第11戰區副長官部，受降山東地區的日軍第43軍及海軍。

1945年6月26日在綏遠新組建第12戰區，駐地在包頭以西五原，1號備忘錄確定的受降地域是熱察綏三省，對應日軍駐蒙軍。

原駐該區張家口的獨立混成第2旅團與新調來的第118師團一部於遠東戰役期間曾與蘇軍外貝加爾方面軍蘇蒙騎兵集群對陣，在「8.15」後連同駐蒙軍司令部都轉移到平津地區；駐蒙軍所屬第4獨立警備隊司令部駐大同不在熱察綏區內，曾有9月4日岡村寧次致中國陸總關於第12戰區孫蘭峰部與第1戰區為大同受降權發生爭執一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紀實》第107頁）；南京受降典禮後中國陸總軍字第1號命令將日軍各部改稱「某某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第12戰區所對應的變成「包綏地區」而不稱「熱察綏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紀實》第505-506頁），所以該區沒有大隊以上的投降部隊，投降人數最少亦未見報道。

第3方面軍曾在廣西擔負桂柳反攻戰之北路，將日軍第11軍逐出廣西。受命負責上海、南京地區受降，受降日軍級別高（有第6、13軍司令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人員及海軍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部人員）、受降部隊多（有陸軍36個師團中的9個，受降官兵也最多）。4號備忘錄與《1946年2月14日繳械一覽表》均列有兩名日軍投降主官：南京投降主官是第6軍司令，上海投降主官是第13軍司令，但「京滬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只是第6軍司令。

第4方面軍駐湘黔邊，曾擔任芷江作戰，受降湖南境內的日軍第20軍。

第2方面軍前身是第4戰區，駐兩廣地區，廣西反攻時擔任南寧方向，對應受降日軍第23軍及海軍部隊。第7戰區長期局促於粵贛邊，兵力少戰績不多（主要是1945年1-2月湘粵贛邊作戰），1號備忘錄劃定受降地域是「曲江、潮汕」，4號備忘錄縮小為「汕頭」，對應日軍第23軍的部隊。本區日軍人數很少，且沒有完整的單位（參見《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但《1946年2月14日繳械一覽表》記載有日軍第104師團），投降主官也是第23軍司令。

第1方面軍部隊多來自雲南（第60、52軍等），司令盧漢也是滇軍出身，受命赴越北受降日軍南方軍直轄第38軍。

1號備忘錄尚未確定台灣受降主官。8月29日陳儀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負責台灣地區受降，對應日軍第10方面軍與高雄警備府，派往受降的部隊是第70、62軍與海軍第2艦隊。

在公布受降地區劃分的報道中特別申明第8戰區駐在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地區無日軍，不擔負受降任務。

按《總命令第1號》香港的地域與駐香港日軍單位的受降權歸於中國戰區。但香港是英國租借地，當年入侵日軍擊敗英軍奪佔香港，致使香港的受降成為一個問題。當事國之間、同盟國之間就此進行過艱難的交涉。1號備忘錄列第2方面軍司令張發奎負責「廣州香港雷州半島海南島」受降。但在4號中國陸總備忘錄公布的「各地區受降主官、受降地點及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官姓名與投降部隊集中地點番號表」，卻多列出第17項——香港受降主官英國海軍少將哈考特，負責接受日本陸軍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及香港防衛隊、日海軍香港方面特別根據地隊的投降。

關於盟國間交涉的最後結果，《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5卷（李新總編、汪朝光著，中華書局2000）第366頁認為是中國「委派英國第11艦隊司令哈考特受降」，劉存寬《英國重佔香港與中英受降之爭》（載《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2期）認為是「哈考特以代表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身份」受降，還有中國陸總8月31日備忘錄告知岡村寧次中國戰區統帥已授權哈考特對香港九龍受降。其實，受降儘管不是作戰卻仍屬軍事行動，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才是實際的受降總導演。早在8月24日麥克阿瑟即宣布香港地區由哈考特受降（日本歷史學研究會《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年表之8月26日，商務印書館1962），日軍大本營9月2日大陸命特1號（當然就是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意思）單獨列出哈考特及受降部隊（參見《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204頁）。

作為《總命令第1號》之最終版本的大陸命特1號沒有規定哈考特受制於哪位受降主官或代表誰的說明，因而盟國全部受降主官也由6人變為7人。後世論者對中國政府多有指責，台灣是割讓地尚且收回香港是租借地卻不能收回！不幸的是，中、英關於香港訂有正式租約而英國又是同盟國之一，這兩大因素卻是同時發生著。若以同盟國協商的《總命令第1號》原則來衡量，麥克阿瑟的做法倒是真有所「犯規」：在中、美、英尚在交涉之際就公布香港受降方案並將哈考特與美中英蘇澳五國6名受降主官並列！麥克阿瑟也許以為香港受降比起一場世界大戰的終結來既不是棘手問題也不是大問題，如此處置也就可以。終於，中國以後公布的《1946年2月14日繳械一覽表》沒有包括香港，連名分也不再爭了。

南京受降典禮後中國陸總訓令日軍各部改稱「某某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總部長是岡村寧次，16個受降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均由日本陸軍的方面軍司令或軍司令擔任。日軍指揮與隸屬關係有嚴格的限定，芷江洽降會談時投降方代表、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向中國方面陳述：「熱河屬於關東軍總司令官管轄，台灣與安南都在派遣軍管轄之外，同時在中國境內駐紮的海軍各部隊，亦在岡村總司令官的隸屬以外，因此作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對此無指揮的許可權」（徐萬君《芷江——抗日戰爭勝利的見證》第130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盟軍最高統帥部《總命令第1號》明確投降地域內「一切陸上、海上、航空及輔助部隊」向該受降主官投降，因而在「8.15」後形成日軍的「投降指揮體制」，不僅海軍的各部隊按所在地劃歸陸軍節制，陸軍內部的隸屬關係也有諸多變動，這種變動在下面羅列各地區的投降部隊時都已明確。本文所說的隸屬關係均指「前投降指揮體系」。

四、中國戰區受降典禮

8月23日即有3名中國軍官與日軍降使今井武夫同機從芷江到達南京，8月27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率中國戰區前進指揮所抵達南京。8月30日始，受降部隊新6軍廖耀湘部自芷江空運南京、第94軍牟廷芳部自柳州空運上海。9月8日何應欽飛抵南京。

麥克阿瑟被同盟國授以接受日本及軍隊投降的大權，「二戰」最後一幕的基調與細節顯然與此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5）美國、英國和俄國他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威廉.哈代.麥克尼爾，葉佐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第984頁稱「麥克阿瑟打算把解除武裝和日本士兵的遣運工作辦得井井有條，並設法防止在東京灣全面受降之前發生任何就地受降的事情」。

在麥克阿瑟的傳記《老戰士永不死》（佩雷特，任海燕等譯，海南出版社1999）第549頁有「艾森豪威爾曾在法國而不是德國的土地上接受德國投降，投降儀式在午夜舉行，當時沒有任何通訊社在場，讓簽署文件的納粹將軍們感情沒有受到傷害。麥克阿瑟認為這麼做大錯特錯。他就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東京舉行這個儀式，並且讓全世界的新聞媒體參加。中國戰區受降典禮的模式顯然受盟國「密蘇里」戰艦典禮的影響。

受降典禮的儀式於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在南京黃埔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前方司令部舉行。日軍投降代表7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參謀小笠原清中佐，中國方面艦隊司令福田良三海軍中將，第10方面軍參謀長諌山春樹中將，南方軍直屬第38軍參謀三澤昌雄大佐。岡村寧次在投降書籤字，率領日軍中國派遣軍、第10方面軍、第38軍、中國方面艦隊、高雄警備府各部隊向中國戰區投降。除7名投降代表與翻譯木村辰男，典禮現場沒有其他日本軍政人員與平民，這與9月2日「密蘇里」戰艦受降典禮相同，而東南亞戰區盟軍總司令蒙巴頓的做法是要有日軍官兵在場。

受降方主官是中國戰區統帥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還有第3戰區司令顧祝同二級上將，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肖毅肅中將，海軍總司令陳紹寬海軍一級上將，空軍第1路司令張廷孟空軍上校。

受降典禮的正式文件有日軍投降書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1號命令，還有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軍字第1號命令，然後當日20時岡村寧次向所有部隊下達投降命令，這與9月2日同盟國受降典禮都是類似的。岡村寧次投降命令的受令者是華北方面軍、第6、第10方面軍、第6、第13、第23、第38軍司令，並明確「…應與所在地區海軍指揮官密切協作。涉及陸海軍兩軍有關事項，應負責對海軍部隊的領導…」（《岡村寧次回憶錄》第51-55頁）。

盟軍最高統帥部《總命令第1號》中指定的美中英蘇澳五國6名受降主官（不含哈考特）中，麥克阿瑟主持盟國對日受降典禮，尼米茲作為美國代表出席盟國對日受降典禮；蒙巴頓主持東南亞戰區接受日軍南方軍、第10方面艦隊投降典禮；關東軍的投降沒有舉行正式儀式，但蘇軍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8月19日在蘇軍遠東第1方面軍指揮所（蘇聯境內加里闊沃）召見關東軍洽降代表、關東軍總參謀長秦彥三郎中將，向秦彥三郎下達關於關東軍投降和解除武裝的最後通牒（按：9月3日華西列夫斯基抵達長春召見了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大將，但半月前山田已在非正式場合簽字投降）；澳大利亞陸軍總司令布萊梅上將作為澳大利亞代表出席盟國對日受降典禮，在荷屬東印度的莫羅泰島主持接受日軍南方軍直屬第2軍與第10方面艦隊第23、25特別根據地隊投降儀式（參見《「二戰」終結：日本投降與美中英蘇澳五國受降》）。五國6名受降主官都是戰地統帥，但蔣中正同時還有國家元首的身份，可能礙於這點，蔣沒有主持或出席任何受降典禮。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9月5日致岡村寧次備忘錄指定日方投降代表是岡村寧次（簽字人），岡村的總參謀長，越南北緯16度以北日軍最高指揮官或其全權代表，台灣、澎湖列島日軍最高指揮官或其全權代表，中國（除東三省外）、越南北緯16度以北、台灣、澎湖列島之日本海軍最高指揮官或其全權代表。

顯然，在中國陸總備忘錄的用詞中，「日軍」指日本陸軍，備忘錄非常清楚地規定了日本陸軍的中國派遣軍、第10方面軍、第38軍這3支部隊都必須有代表出席。而對於日本海軍就沒有不同部隊的區分，只需1名「最高指揮官或其全權代表」即可，以致高雄警備府的代表沒有出席南京受降典禮，由此也導致諸多抗日戰爭資料對高雄警備府的忽略（參見《中國戰區接受投降的日本陸海軍單位與人數考訂》）。

從當年《中央日報》的報道始，日軍投降代表諌山春樹錯為「諫山春樹」、三澤昌雄職務錯為第38軍參謀長，有關分析詳見《南京、台北受降典禮日軍投降代表兩處錯誤及更正》（黃力民，載《蘭台世界》2006年第2期）。

五、各受降地區受降情況

本文中各受降地區名稱依據中國陸總規定的「某某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並按受降時間順序分述。各受降地區接受投降官兵數，在各種資料、報道中出入甚大，本文以《昭和20年的中國派遣軍》所記載為主要依據。據該書2卷2冊第94頁：「從投降到1954年止，從中國派遣軍原佔領地域遣返日本國內人員1528883人（內中國派遣軍的軍人及軍事機關文職人員約105萬）」，其各區數字之和約105萬，這些與岡村寧次記述「停戰時中國派遣軍的兵力，約為105萬（華北方面軍30萬，第6方面軍35萬，第13軍30萬，第23軍10萬）」（《岡村寧次回憶錄》第83頁）、日本複員局海外軍人統計表（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4卷第382頁，軍事譯粹社1978）記載都非常吻合。

按日軍慣例，《昭和20年的中國派遣軍》一書除另有說明，所指人數均為陸軍。

1京滬地區

資料《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第269頁「9月中，湯恩伯在上海主持受降儀式」（另見《中國戰區受降紀實》），實際並沒有儀式。據《中央日報》，9月11日第3方面軍司令湯恩伯中將在上海召見日軍第13軍司令松井太久郎中將，交付「滬字第1號命令」，飭令日軍自12日起繳械投降。該報道並稱關於南京方面的受降湯已在南京召見第6軍司令十川次郎中將當面詳細規定。南京是中國戰區對日受降典禮所在地，京滬地區顯然不便再來一次受降儀式。上海部分的日軍投降主官是松井太久郎，投降部隊是中國派遣軍直屬第27師團；第13軍司令部、第60、61、69師團，獨立混成第90旅團；第6軍獨立混成第89旅團；上海方面特別根據地隊，上海海軍陸戰隊。南京部分的日軍投降主官是京滬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第6軍司令十川次郎，投降部隊是中國派遣軍直屬第3、34、40師團，第13飛行師團；第13軍第161師團；第6軍司令部。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的「京滬地區」之下，分列上海地區、杭州地區、南京地區，投降官兵數只有上海165000、南京138830，但杭州地區的投降部隊番號都在上海地區出現。如此說法的原因推測是松井太久郎兼任杭州、上海兩區的投降指揮官，因此上述165000與138830應是「京滬」、「杭州廈門」兩區總計投降陸軍官兵數。

2山西地區

據《中華民國史事日誌》：「9月13日，山西日軍投降書籤字，未舉行儀式（日軍由第1軍司令澄田賚四郎派山岡道武少將代表，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派第7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代表）」（註：山岡道武是第1軍參謀長）。此處沒有說簽字地點，但8月18日第2戰區長官閻錫山即率部進入太原。未舉行簽字儀式的原因，推測一是省內局勢動蕩，一是閻不屑於做此事。在所有受降主官中閻的資格最老，他是1935年的一級上將，1904年入日本士官學校（受降總主官何應欽1909年入日本士官學校），而對手澄田賚四郎中將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4期畢業（1912年），1944年11月才由第39師團長晉陞軍司令。資料《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第279頁、《中華民國史大辭典》第214頁稱9月13日閻錫山在太原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純屬臆測。投降日軍部隊是第1軍司令部、第114師團、獨立混成第3旅團、獨立步兵第10、14旅團、第5獨立警備隊；駐蒙軍第4獨立警備隊。資料《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第292頁記載第5獨立警備隊在平津地區集結投降，錯誤。接受投降官兵58000。

3南潯地區

中國第9戰區新3軍9月3日進抵九江，9月4日新3軍軍長楊宏光在柴桑口司令部主持受降儀式，日軍第11軍司令笠原幸雄在投降書籤字。但發生在9月9日前的儀式不能視為正式的。

第9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第58軍軍長魯道源9月9日進抵南昌。據資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92頁，「在南潯地區，根據第9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第58軍軍長（魯道源，譯者）和我方會商決定，9月14日在南昌進行了投降儀式，向第9戰區長官薛岳（二級）上將投降…10月1日，我投降指揮官第11軍司令笠原幸雄中將在南昌與受降官薛岳將軍會見…」。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只有「9月14日上海南昌日軍開始繳械」。資料《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第334頁稱「9月14日在南昌由第58軍長魯道源主持…」。據《中央日報》，9月13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舉行了洽降會談，由魯道源主持，第11軍司令笠原幸雄由漢口飛赴南昌受命。次日中午12時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銀行大樓舉行正式受降儀式，笠原幸雄向魯道源簽字投降。

南昌受降時薛岳還在吉安，直至9月25日才離開於次日到達南昌。以上可見南潯地區有過兩次受降，原因一是薛岳沒有到場，

二是絕大部分投降日軍（第58師團、獨立混成第22、84、87旅團；中國派遣軍直轄第13師團）在九江附近長江沿岸而中心城市南昌僅駐有獨立步兵第7旅團（以後薛岳加派第1集團軍副總司令孫渡在九江地區主持受降事務），但南昌的受降應具有第9戰區的名義，據第58軍一位軍官回憶魯道源主持簽字儀式提及薛岳對魯說：此次我派你到南昌代表我受降是你一生的榮耀云云（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抗日戰爭》（下）第79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難以推測薛岳為什麼沒有親自主持受降。

前文述及，8月16日後第11軍退到湖南祁陽時，第6方面軍令第11軍司令即來漢口（9月初笠原幸雄從漢口赴九江投降），部隊就近入列第20軍。那麼第11軍司令部是撤銷還是隨第58師團、獨立混成第22旅團部隊轉移到南昌、九江地區？尚待查考，但《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92頁所列投降部隊中有第11軍司令部。

本區接受投降官兵66830人。

4杭州廈門地區

據《中央日報》9月13日第3戰區長官顧祝同抵達杭州，前進指揮所撤銷，第3戰區長官部即日視事。《中央日報》（9月17日第2版）報道9月15日在杭州青年會館舊址顧祝同召見第13軍司令松井太久郎的代表、第133師團長野地嘉平中將，將第1、2號命令交付野地嘉平轉松井太久郎，飭令日軍自16日起繳械投降。同時被召見的有第133師團參謀長樋澤一治大佐及獨立混成第62旅團長長嶺喜一少將（但據日本陸軍資料長嶺喜一於6月10日亡於任上，接任旅團長安藤忠雄，張子申《走向神社的哀歌》[解放軍出版社1994]未載）。

資料《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第320頁稱9月下旬松井太久郎在杭州向顧祝同投降，《中華民國史大辭典》第1154頁稱顧祝同主持儀式接受松井太久郎的投降，均系臆測；資料《浙江抗日戰爭史》（樓子芳，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不能忘卻的歷史———抗日戰爭在浙江》（連曉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記述9月6日或4日第3戰區副長官兼前進指揮所主任韓德勤在富陽宋殿村主持日軍第133師團長或參謀長投降儀式，均為誤解。戰爭末期顧兼任軍事委員會東南行轅主任節制第3、第7、第9戰區，這是他得以列座南京典禮受降長官席的原因，而杭州廈門地區的受降也就沒有正式儀式的必要了。

本區投降日軍部隊是第6軍第133師團、獨立混成第62、91旅團，海軍廈門方面特別根據地隊。《浙江抗日戰爭史》第358頁稱「日軍投降部隊是第70師團、第133師團、第62旅團、第89旅團、第91旅團、海軍陸戰隊」（亦見《不能忘卻的歷史———抗日戰爭在浙江》），均錯誤。

據《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93頁廈門投降日軍約2810人（含陸軍「美濃部隊」200多人），則在本區投降的日本陸、海軍官兵可估計為約3萬。

5長衡地區

第4方面軍司令王耀武中將於8月29日進抵衡陽，9月7日進抵長沙，9月15日在長沙湖南大學禮堂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軍第20軍司令坂西一良中將在投降書籤字，投降日軍部隊是第20軍司令部、第64、68、116師團、獨立混成第17、81、82旅團、第2獨立警備隊。接受投降官兵70180。資料《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稱投降日軍約15萬，如此大的訛誤不知從何而來，按說湖南境內很少會有日本僑民，即使將僑民數與軍人數混同也不至於此。

6廣州海南島地區

受降部隊9月7日進抵廣州，第2方面軍司令張發奎上將9月15日到達，9月16日在廣州中山紀念堂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軍第23軍司令田中久一中將在投降書籤字，海軍海南警備府代表亦出席。投降日軍部隊是第23軍司令部、第129、130師團、獨立混成第23旅團、獨立步兵第8、13旅團、海軍海南警備府，接受投降陸軍官兵83890，海南警備府海軍官兵49400（《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

7武漢地區

第6戰區長官孫蔚如中將9月1日抵宜昌，受降部隊9月15日抵漢口，9月18日孫蔚如在漢口中山公園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軍第6方面軍司令岡部直三郎大將在投降書籤字，投降日軍部隊是第6方面軍司令部、第132師團、獨立混成第86、88、83、85旅團、獨立步兵第5、11、12旅團、海軍揚子江方面特別根據地隊，接受投降陸軍官兵142600。《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稱投降日軍21.3萬，考慮到海軍的一個特別根據地隊員額從二、三千到萬餘人不等，即使陸、海軍合計也達不到這個數目，因此不足為據。

8郾城地區

第5戰區長官劉峙二級上將8月25日進抵老河口，9月7日進抵南陽，19日到達漯河，20日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軍投降代表是第12軍司令鷹森孝中將、第115師團長杉浦英吉中將等，鷹森孝在投降書籤字，投降日軍部隊是第115師團、騎兵第4旅團、獨立混成第92旅團、第13、14獨立警備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稱投降日軍2.5萬，漯河受降碑（1946年建）碑文稱投降日軍31560人。

9新汴地區

9月4日受降部隊進抵鄭州，9月22日第1戰區長官胡宗南中將在鄭州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軍第12軍司令鷹森孝中將在投降書籤字，投降日軍部隊是第12軍司令部、第110師團、第6、10獨立警備隊。郾城區、新汴區合計接受投降官兵72740，《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稱本區投降日軍6萬。

10徐海地區

第10戰區長官李品仙上將9月7日進抵徐州，受降部隊9月17日抵蚌埠。李品仙於9月22日到達蚌埠，9月24日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軍投降代表有第6軍司令十川次郎中將、第6軍參謀長工藤良一少將、第6軍第70師團長內田孝行中將，十川次郎在投降書籤字，投降日軍部隊是中國派遣軍直屬第131師團，第6軍第70師團，第13軍第65師團、獨立步兵第6旅團、第1獨立警備隊，接受投降官兵徐州21000，安慶20370，蚌埠1000。

11包綏地區

資料《中華民國史事日誌》「9月28日第12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在歸綏接受駐蒙軍司令根本博的代表中巽少將之投降」（此處「中巽少將」應為駐蒙軍參謀長中川留雄少將之誤）；但《中央日報》有如此報道：第12戰區司令傅作義「派朱大純師長辦理綏遠受降，9月29日完畢」，又於9月29日「派張礪生、孫蘭峰兩總司令為察、熱受降全權代表」；《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包頭的部隊，9月24日在投降儀式上正式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第345頁「9月下旬，受降儀式在歸綏舉行，傅作義將軍主持受降儀式，日軍投降代表為蒙疆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9月26日，蒙疆軍司令部及所轄的獨立第21、24警備隊在包頭開始繳械」（註：《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

有一明顯錯誤，「8.15」後蒙疆駐屯軍司令部轉移到平津地區，並在北平向中國第11戰區投降）。關於該區投降的部隊，《1946年2月14日繳械一覽表》則是「第21、24獨立警備隊9月26日在包頭開始繳械」。查日本陸軍資料全部日軍都沒有「第21、24獨立警備隊」的番號。據以上分析應訂正為：9月28日第12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二級上將在歸綏接受駐蒙軍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駐蒙軍參謀長中川留雄少將之投降，該區投降日軍是駐蒙軍第4獨立警備隊下屬的駐包頭獨立警備步兵第21、第24大隊。接收投降官兵數未見於資料，按獨立警備隊的正常編製員額推算兩個大隊約1500人。

12越北地區

9月2日日軍第38軍代表赴雲南開遠洽降。9月22日第1方面軍司令盧漢率部抵河內。9月28日，受降典禮在河內越南總督府舉行，日軍南方軍直屬第38軍司令土橋勇逸中將、參謀長幸道貞治大佐向中國陸軍第1方面軍司令盧漢上將簽字投降，第38軍下屬大部分單位——第21、22師團，獨立混成第34旅團向中國軍隊繳械（依中國陸總4號備忘錄、《1946年2月14日繳械一覽表》）。盧漢在1945年11月9日記者招待會宣布接受投降日軍30081人，但後來資料多引用29815（例如《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第1420頁）。

據第1方面軍參謀長馬鍈回憶投降日軍代表是「第38軍司令土橋勇逸中將，第21師團長三國直福中將，第31旅團長服部尚志少將，獨立混成第34旅團長永野修身少將，第38軍參謀酒井干誠大佐」（《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抗日戰爭》（下）第617-637頁）；「當第1方面軍入越時，留在越北的日軍僅有第38軍之第21師團，獨立混成第34旅團及其配屬特種兵部隊，總數3萬多人（第628頁）」。此處多有誤記與疑點：查日本陸軍資料永野修身少將沒有其人，海軍倒是有永野修身元帥；獨立混成第34旅團長應是服部尚志少將；戰爭後期日本陸軍沒有第31旅團的番號（甚至沒有獨立混成第31旅團、獨立步兵第31旅團的番號）；酒井干城應是中佐（陸軍士官學校第40期）；第22師團為什麼沒有提到？第22師團組建時是三單位制，曾設置第22步兵團司令部後撤消，師團轄步兵第84、85、86聯隊；馬鍈錯誤記述的「第31旅團」應該是什麼？

8月16日，戰爭期間流亡在雲南蒙自縣的法越殖民軍部隊司令亞歷山得里少將向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肖毅肅參謀長提出：越南本屬法國的遠東殖民地，要求中國協助法軍重返越南並接受駐越日軍之投降。肖毅肅指出亞歷山得里的要求與盟國劃區受降的決議相悖，亞歷山得里因此拒不出席河內的受降典禮。

1946年4月，投降日軍官兵全部遣返日本，其中列為戰犯的189人解送廣州，中國軍隊於5、6月間撤回國內。

13潮汕地區

9月12日第7戰區長官兼第12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上將之代表、第12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7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徐景唐抵達汕頭，9月28日上午9時在汕頭外馬路原「國際俱樂部」主持受降儀式，日軍第23軍司令田中久一中將之代表、第23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少將在投降書籤字（《中央日報》、《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

1940年8月重組的第7戰區長期局促於粵贛邊，僅轄有一個集團軍及地方部隊，承擔受降任務較輕，接受投降日軍人數僅多於包綏區。資料《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國戰區受降紀實》稱「第7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在汕頭接受日本第23軍軍長田中久一之投降」，顯系誤記。投降日軍部隊依《1946年2月14日日軍繳械一覽表》是「第104師團與潮汕支隊」，表中廣州海南島地區則沒有第104師團；依《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2卷2冊第93頁是「第104師團的部隊及其他」，而廣州海南島地區有「第104師團」（註：查http://www.gd918.org駐汕頭日軍主體是第130師團步兵第94旅團的獨立步兵第281大隊[隊長田中英二]、獨立步兵第621大隊[隊長村重武一]與師團炮兵隊[隊長後藤？]，旅團長小野修少將兼任潮汕警備司令官）。

按第104師團駐地海豐，介於廣州、汕頭之間，將其劃在潮汕區也有可能。若注意到沒有日軍軍司令部的幾個受降區——「杭州廈門」、「郾城」、「徐海」地區——除投降主官（或其代表）還有本區的師團長作為投降代表，而本區未報道第104師團長出席但有第130師團步兵第94旅團長小野修出席，則第104師團司令部究竟在何處投降仍可存疑。本區接受投降官兵4460人。

14平津保地區

9月9日第11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貞自西安抵北平開展洽降，10月8日第11戰區長官孫連仲二級上將自西安經新鄉抵北平視事，主要受降部隊第92軍於10月18日到達北平接管城防。10月10日孫連仲在故宮太和殿前廣場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兼駐蒙軍司令根本博中將在投降書籤字，投降日軍部隊是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戰車第3師團、獨立混成第1、8、9旅團、獨立步兵第2旅團、第3、7獨立警備隊；駐蒙軍司令部、獨立混成第2旅團；第13軍第118師團。接受投降官兵126800人。

15台灣地區

9月14日空軍第1路司令張廷孟駕機飛抵台北，10月5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率部抵達，10月24日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儀上將抵達。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接受日軍投降典禮在台北舉行。日方投降代表第10方面軍司令（兼台灣總督及台灣軍管區司令）安藤利吉大將、參謀長諌山春樹中將，總督府總務長官兼代理農商局長田一二三，高雄警備府參謀長中澤佑海軍少將等5人；安藤利吉在投降書籤字。

受降主官陳儀上將，還有台灣警備副總司令陳孔達、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第70軍軍長陳頤鼎、空軍第1路司令張廷孟、海軍第2艦隊司令李世甲。

自10月5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抵台開展接收行動以來，均未見有關日本海軍高雄警備府司令志摩清英海軍中將的報道。

資料《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第298頁「第10方面軍及所轄第9、12、50、66、71師團，第65、66、100、103、105旅團及其他部隊共16.9萬人」，不僅漏列了海軍高雄警備府、陸軍第8飛行師團，旅團數與番號也全錯。又《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第291頁所列「獨立混成第61旅團（台灣）」為錯誤，該旅團確為第10方面軍直轄但駐在地是菲律賓北方外海的巴布延諸島，未在台灣地區投降。

投降日軍部隊應為第10方面軍司令部，第9、12、50、66、71師團，第8飛行師團，獨立混成第75、76、100、102、103、112旅團；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方面特別根據地隊、馬公方面特別根據地隊、第29航空戰隊。

1944年9月22日成立第10方面軍時，負責動員與指揮准軍事部隊的台灣軍與第10方面軍並存司令兼任。1945年2月1日日本本土防衛指揮體制調整，設本土8個軍管區，由駐地方面軍司令或軍司令兼任，同時台灣軍改稱台灣軍管區、朝鮮軍改稱朝鮮軍管區。因此在本區投降的應當還有台灣軍管區。本區接受投降官兵第10方面軍128080人、高雄警備府46713人（《大東亞戰爭全史》4卷第382頁），中國資料多引用未區分陸、海軍的合計數字169031（例如《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第1420頁）。

16青島濟南地區

9月16日第11戰區副長官部濟南前進指揮所成立，10月10日第11戰區副長官李延年中將抵達濟南，12月27日李延年在濟南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軍第43軍司令細川忠康中將在投降書籤字。資料《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第270頁稱「11月李延年在濟南主持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日期錯誤。投降日軍部隊是第43軍司令部、第47師團、獨立混成第5旅團、獨立步兵第1旅團、第9、11、12獨立警備隊；海軍青島方面特別根據地隊；投降陸軍官兵70500。

因中國軍隊不能及時到達原日軍佔領區，經中國戰區授權有兩次特殊的受降：10月6日美國海軍第3兩棲軍軍長洛基中將代表中國戰區在天津接受日軍第118師團長內田銀之助中將的投降，在場中國代表是第11戰區參謀長呂文貞；10月25日美國海軍第6陸戰師師長謝伯爾少將代表中國戰區在青島接受日軍獨立混成第5旅團長長野榮二少將的投降。

以上16個受降地區有京滬、山西、杭州廈門地區未舉行正式受降儀式，受降主官有山西地區閻錫山、南潯地區薛岳、潮汕地區余漢謀未出席受降儀式或正式召見日軍投降代表，實際受降主持人級別最低的是南潯地區魯道源。日軍投降指揮官有山西地區澄田賚四郎、杭州廈門地區松井太久郎、包綏地區根本博、潮汕地區田中久一未親自投降。投降日軍五大單位之一的海軍高雄警備府司令志摩清英未在南京受降典禮與台灣地區受降典禮露面。

六、接受投降日軍單位與人數的總計

將以上資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所列各區接受投降陸軍官兵數字相加，合計接受中國派遣軍投降官兵（不含香港）1046510，另岡村寧次記述為105萬，日本複員局海外軍人統計表（《大東亞戰爭全史》4卷第382頁）合計為1049700。

接受投降官兵還有中國方面艦隊63755人（含香港）、第10方面軍128080人、高雄警備府46713人（以上三項均依《大東亞戰爭全史》4卷第382頁）、第38軍30081人（依《中央日報》盧漢1945年11月9日記者招待會）。若取中國派遣軍投降官兵1049700，則總計投降官兵1318329人（含香港）。

向中國戰區投降的日本陸軍計有：1個總軍司令部、3個方面軍司令部、10個軍司令部；33個師團（中國派遣軍26個、第10方面軍5個、第38軍2個）、1個戰車師團（中國派遣軍）、2個飛行師團（中國派遣軍、第10方面軍各一）；29個獨立混成旅團（其中中國派遣軍22個，第10方面軍6個，第38軍1個）、11個獨立步兵旅團（中國派遣軍）、1個騎兵旅團（中國派遣軍）；13個獨立警備隊（中國派遣軍）；1個支隊（中國派遣軍）；陸軍投降官兵合計120.4萬餘人。

海軍計有：中國方面艦隊及下屬海南警備府，高雄警備府；包括6個根據地隊、4個陸戰隊、1個航空戰隊、2個警備隊共13支部隊（參見《中國戰區接受投降的日本陸海軍單位與人數考訂》）；海軍投降官兵合計10.9萬餘人。

徐州受降

1945年9月25日上午，第十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張淦等人，在衛隊護送下，騎馬進入日軍第七十師團蚌埠營地，向站立等候的日軍部隊一部宣布立即解除武裝的命令，日軍官兵放下武器，摘下帽徽、領章和肩章，隨後將武器送至蚌埠市內經一路(今淮河路西段)聯合倉庫內臨時存放，日軍戰馬亦送至經一路西段路南一片空場宿槽。

同日，日軍第七十師團大部集中在固鎮車站附近向中國軍隊繳械。隨後第一三一師團在安慶、獨立步兵第六旅團在大通、第一獨立警備隊在滁縣、第六十五師團在徐州繳械。

徐州審判日本戰犯的地點，就在現在的淮海東路徐州海關大樓。

資料顯示，當年在徐海(蘇皖)區繳械投降的日軍總計約7萬人，分別用火車、輪船運往南京、海州(連雲港)、歸德(商丘)，等候遣送回國。此外，日本在徐海(蘇皖)區的僑民6000餘人亦同時運往南京隨同回國。

因為國軍防守時不搞反衝擊，又不積極進攻，所以他們很少有打掃戰場、抓俘虜的機會。

像1939年12月第三戰區反攻的時候，國軍就打得不錯，經常有控制戰場的機會，雖然預定的作戰目標，比如殲滅116師團等都沒有達成，但也是打贏了一些戰鬥的，打贏了一場戰鬥、控制了戰場，就能抓到俘虜了，第三戰區冬季攻勢俘虜了190名日軍。

而共軍雖然小打小鬧，但小打小鬧打贏了也有可能抓到俘虜，相對於正面戰場來說，平均單次的俘虜量比較少而已（也許幾十次作戰能俘虜一人？）。

當然，國軍很少進攻也是有原因的，國軍是一支半封建時代的軍隊，排隊互擼這種簡單粗暴的活計還好，組織大量小分隊去偵查、去掌握戰局這種非常需要部隊組織能動性的活，國軍是幹不了的：派壯丁為主的部隊去，當場就要散羊，派親信部隊去，一旦有事，指揮官拿啥應對？所以只好守住要點，等對方來進攻。

『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後都這樣辦！』」--孫立人

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國軍抓的俘虜比共軍多。只是政府這方面是不會宣傳的、現實角度說，雙方抓的俘虜都很少，都不好意思寫出來。根據1946年統計，國軍交付日軍戰俘數量為900多人，共軍交付日軍戰俘的數量為300多人，誰多誰少一目了然。當然了，日軍投降後的軍人雖具有戰俘身份，但不能算作戰俘。另外，共軍抓的日軍俘虜一大部分是二鬼子，也就是服務日本鬼子的中國人或者朝鮮人。從戰場歷史的實際情況來說，一些日軍僑民不少時候也被當做日本戰俘處理。如何判斷戰俘？中國人判斷戰俘的辦法就是看其穿的衣服和說的語言，但這種方法有時候補考破。

抗戰勝利後，共軍從蘇聯那裡接受了大批日軍戰俘為自己服務，特別注重精神教育，感覺共軍俘虜日軍多。

從世界的眼光來看，美軍俘虜的日軍最多，美軍都不吹，國共兩黨要是因為俘虜數量來比較的話，那麼國共兩黨都是小氣鬼。

看過一些說法是日本人不投降，因為日本軍隊的政策就是，軍人失聯了一段時間就認為他戰死了，日本國家就開始用戰死的待遇來對待他家人。如果後期回來了，那作為投降的一員，會被軍法處死，然後家屬的優厚待遇全部撤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