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是一個怎樣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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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創辦於天津法租界的《大公報》是中國出版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

1949年以前，它是一份令人尊敬的報紙。

它的歷史分為五個時期：

英斂之時期——創始人英斂之，是個滿人。在他的主持下，大公報具有「敢言」的風格。政治上是支持康有為一派，主張保皇立憲，敢於斥罵太后和袁世凱。報風嚴肅，敢於為窮人說話，不刊登黃色新聞（即猛料，不是色情新聞），副刊用白話寫作。

大革命時期——《大公報》於1916年由安福系財閥王郅隆接辦，親日，被讀者厭棄，1925年停刊。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組成了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1926年《大公報》復刊，提出了「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八字箴言。

抗日時期——這一時期的《大公報》由張季鸞主持。張季鸞其人受蔣中正禮遇極深。於1941-1944年期間，輾轉重慶、桂林，最後停刊。這一時期發表了很多著名的通訊，比如《北望中原》（1942年河南大饑荒）

國共對抗——1945年《大公報》在上海和天津復刊。1946年總部由天津遷往上海，統轄滬、津、渝、港四個分社。政治色彩經歷了由反共到親共的變化。

49年之後——1950年大陸實行公私合營，取締私營報紙。這家私人報紙被改組。上海版和天津版合併，1956年遷往北京，重慶版停刊，王芸生任社長，報道財經工作。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公報》於

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為《前進報》，但是只辦了103天，也停刊了。

《大公報》香港版本於1938年創刊，屬於新記公司，胡政之主持創辦。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停刊，

1949年之後，《大公報》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領導下，在香港繼續出版發行。與《香港商報》、《文匯報》構成香港左派報紙，公開擁護共產黨，但在港公信度排名倒數。

1949年之前的《大公報》，是無愧於「忘我之為大」的「大」字，和「無私之為公」的「公」字的。

1919年大巴黎和會，胡政之是唯一的中國記者；二戰期間常駐歐洲的唯一戰地記者，就是大公報的蕭乾。波茨坦會議、日本受降儀式，大公報記者都有出席。朱啟平的《日落》已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經典。而范長江也是作為大公報的旅行記者，採訪了延安，出版了《中國的西北角》、《動蕩中的西北大局》《陝北之行》等通訊集。

大公報是現代中國報界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獲得國際新聞獎的報紙——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了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授予的1940年度外國報紙榮譽獎章。

真正的大公報應該停刊於1966年。而現在的《大公報》，算是黨對港的宣傳窗口吧。

這次」主席微服私訪「的鬧劇，扯淡程度其實在港媒里還不算新鮮。

北京威脅論和左傾情緒在港算是比較嚴重了，2012年蝗蟲、雙非孕婦和2013年的奶粉事件，估計香港對於左傾報紙態度不好。

大公報的這一鬧劇也就意味深長了。

曾經有個機會，可以進入大公網實習，後來沒有去成，得知現任大公網的老總是個溫州商人。

大公報開了中國「文人辦報」的傳統，那是一群理想主義者的聚嘯。

如今，也只是一頁風雲散了。

大公報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媒體，對中國的近現代史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

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長征開始的時候，當時的領導人有明確的戰略目的。

開始是想去湘西，血戰湘江被吊打。

後來想跟二、六軍團匯合，又遭遇重大挫折。

接著好不容於與張國燾四方面軍匯合，又搞得不歡而散，差點內訌。

到了1935年9、10月間，中共中央所在的紅一方面軍只剩下幾千人的隊伍，

裝備奇缺，物資奇缺，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逃散，

繼續向北尋求蘇聯支持，顯然是不太可能了。

大家都不知道接下來隊伍該怎麼帶，該帶到哪裡去，

甚至有領導同志提出這樣的奇葩方案：

隊伍就地解散，男的當苦工，女的當童養媳去，

但是心中要想著革命，待到情況好轉，再舉旗幟。

可見當時紅軍上下對革命的前途迷茫到了程度。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火種如同風中殘燭，搖搖欲墜、奄奄一息。

1935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進入甘南，攻佔了一個叫哈達鋪的小鎮，

幾個紅軍戰士在街上溜達，路過一家郵局，發現地上散落著一大堆報紙。

其中一份報紙被輾轉交到周恩來手上，這份報紙上有如下重要信息：

中央大喜過望，沒想到紅軍在陝北居然經營的如此有聲有色。

當年9月28日，中央在甘南的梭羅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定將陝北作為落腳點。

當年10月18日，中央紅軍一方面軍到達吳起鎮，完成了勝利大逃亡。

中共的革命隊伍找到了避風港，留住了革命的本錢。

這份極端重要，極端關鍵的報紙，就是著名的《大公報》

另：當時陝北紅軍北部正在開展熱火朝天的肅反運動。

所謂肅反，就是查人、抓人、殺人，再查人、再抓人、再殺人。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之後，立刻提出：

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

隨即平反了一大批即將被槍決的陝北高級軍政幹部。

其中有一位被搶救回來的同志，知乎不讓說，你們猜是誰。

人民日報香港版。

百年報紙，歷史悠久，在中國報學史上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香港報界左派代表，與我黨同氣連聲，現在影響力一般。主要原因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誤判形勢，以為全球紅色浪潮馬上就要席捲，就煽動遊行和對立，過早暴露實力和鋒芒，被清洗了。現在除了左派背景已經泯然眾人矣。

早期股東有嚴復，著名報人有張季鸞、胡政之、范長江等，前二者是民國時期最牛逼的報人，現在的記者不管從影響力還是業務水平上都跟人差的遠。至於范長江，是我黨的記者標杆之一，現在還有長江新聞獎，就是以他命名的。

還有四不主義很有名，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實際上後來有所變化你懂的。

任何一本新聞史著作里都會對它大書特書，也是一個研究中國報業的很好的樣本，血淚斑斑。

反正已經可以確定，該媒體中也有我們的同志：

只論歷史，不辯當今。

《大公報》在當初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是做過傑出貢獻的，概括為啟迪民智。

其創辦之初的宗旨就是「在開風氣，儲民智抱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

《大公報》比較重視新聞評論、時事分析等方面的資訊，社論、論說、來論、代論、譯論等欄目較有特色並佔有大量篇幅，藉助文字在中國風雲變化的社會轉型時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給予極大的關注。

白話文普及：開創了在日報中附設白話一門的先例，「中國華文之報，附以官話一門者，實自大公報創其例。」同時還定期出版白話附張，以《敝帚千金》之名，免費隨報附送，也單張出售。一些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人專門挑選《大公報》的白話文章閱讀，甚至高聲朗誦，文章的內容隨之被讀者所了解和接受，對於下等社會來說，給他們提供了文明的啟蒙。晚晴白話文運動，英斂之當記一功。

創辦閱報社：在當時，買報紙看報紙還是一個稀罕的事情，所以閱報社統一購買各種報紙供人瀏覽，卻是功德一件。1910年, 《大公報》在題為《推廣閱報社之益》的論說中，強調「大抵開通民智之難，莫難於使之自願。故強迫不可也，勸導無效也。使之自願之道殊無過於廣設閱報社，閱報社之設置甚易，只須擇公有地方數處，略備椅桌，購置各種日報而已。」而且進一步指出閱報社「非惟城邑所不可少，鄉鎮之間亦宜同時舉辦。」放到現在，就是推廣圖書館的大好事。在《大公報》的推動下，1905年，北京出現閱報社，到1907年底，已經開設45家。

引領時代潮流：無論是1906年士攀巴尼大馬戲團來到天津演出，還是1903年，俄國人在中國沿海城市作「海獅子」表演，亦或是美國華麟馬戲、印度馬戲、韓國戲，《大公報》都有準確、及時的報道或廣告，就像如今科技雜誌上Google Glass的開箱視頻一樣，不僅豐富了人們的生活，更開闊了人們的眼界。1905年6月16日，《大公報》首次使用「電影」一詞，「茲由外洋運到新式電影機器一付，並影片六十餘套，其景緻異常可觀」。這一名詞逐漸取代過去所使用的「電光影戲」、「電光活動影戲」等詞，沿用至今。

文明開化：1907年，天津新開河附近建成植物園一座。但是由於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男女是不能同時遊園的，故而植物園規定「星期一、二、三、五、六日，准男客人覽。星期四、日，獨許女客人覽。」這種赤裸裸的歧視是逃不過《大公報》的筆鋒的。「青天白日之中，忽有此妄別男女之嚴防，不唯為文明障礙，且亦使通人大笑其不通也。夫遊園者既非入廟之比，人廟燒香，多系野蠻之輩，遊園賞景，半系文明之人人廟則任其男女混雜，遊園則反嚴別男女，豈不可笑乎？「直接導致了公共休閑娛樂場所放寬了相關限制。

就我看來，把這些細緻又複雜的思想觀念以及制度變化袒露出來，《大公報》無愧於其大公二字。

歡迎修正。

說起《大公報》，不得不提其與《日出》的一段故事。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由文人英斂之創刊於天津。1949年1月15日，隨著天津解放，津版《大公報》宣布停刊。建國後，轉至香港繼續出刊。《大公報》創刊後，對新文學藝術十分重視，曾創辦了豐富多彩的文藝副刊和專刊。

1936年6月至9月，曹禺先生的劇本《日出》在《文學月刊》連載後，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大公報》作為華北地區發行量最大的一張報紙，其《文藝》副刊自然不會放過這次關注機會，特開闢「集體批判」專欄進行研討，是中國現代文壇和現代劇壇上一件有影響的事情。

為寫《日出》失約《大公報》

曹禺先生與《大公報》結緣是1935年年底。儘管早在1929年黃佐臨就在該報上對張彭春和曹禺改譯的《爭強》進行過評論，但曹禺真正現身《大公報》是1935年底，蕭乾曾在《大公報·藝術周刊》上推出《〈財狂〉公演特刊》，對張彭春與曹禺改編的劇本和曹禺的成功表演予以褒揚。

1936年5月，曹禺先生應《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之邀，答應為該欄目寫一個短劇，而此時恰是《日出》創作的關鍵時期。儘管內容、素材早成熟於心，但動筆寫尚需時間。因為白天他要為天津市立女子師範學校學生上課，只有晚上才能抽時間寫作。在巴金等人邊鼓勵邊催促下，曹禺開始邊工作邊寫作，為趕寫《日出》，曹禺先生只好辭掉為該報撰寫短劇的約請。

《日出》引發的「集體批評」

《日出》發表後，1936年12月27日，1937年1月1日，由蕭乾主持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73期、276期專門對作品舉辦了「集體批判」，陸續刊登了矛盾、朱光潛、葉聖陶、沈從文、巴金、矛盾、謝迪克、靳以、陳荒煤、李影心、楊剛等15位國內外文學藝術界專家、學者的文章。這種針對一部作品展開熱烈討論的現象，在津版《大公報》出版史上尚未有過，而幾乎所有批評者都以曹禺兩年前的《雷雨》作參照。因作者的文章題目多是《讀&<日出&>》，為醒目起見，報紙刊發時均由編者根據原文中抽出的語句作為標題。

時任北平燕大西洋文學系主任的英國學者謝迪克（H.E.Shadick）是一位中國通，對中國傳統文學和現代文學均有很深的造詣，這位對魯迅先生作品看得相當仔細，又說得條條是道的教授，曾閱讀過曹禺的《雷雨》劇本。1936年12月27日，謝迪克以《一個異邦人的意見》(A Foreigner』s Comment on Sunrise）一文，對《日出》中所涉及的人物、場景，進行非常透徹的點評和分析，並對作品給予很高的讚譽。他認為：「《日出》在我所見到的現代中國戲劇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無羞愧地與易卜生和高爾綏華茲的社會劇的傑作並肩而立。」

李影心先生是民國時期新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者之一。蕭乾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後，曾組織起一支強有力的書評隊伍，其中李影心、李健吾（劉西渭）、常風是這支隊伍中的主要成員，號稱《大公報·文藝》書評的三大「台柱」。李影心對《日出》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相繼《雷雨》，《日出》同又給我們一種新的刺激，提醒，啟示；而且一如《雷雨》，《日出》對深闊的社會層的剖示一點也不減力。它暴露了存在於光天化日下之更深的黑暗，也展示那宇宙間生命場合之極度邪僻與不合理……」

早在20世紀20年代蜚聲文壇的沈從文先生，是現代著名作家。1933年9月23日，他與楊振聲合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多年一直從事副刊編輯工作。正因他的工作性質，對當時中國話劇運動瞭若指掌。他指出「這個劇本作者似從《大飯店》電影得到一點啟示，尤其是熱鬧場面的交替，具有大飯店風味。這一點，用在中國話劇上來試驗，還可說是『新』的。」

巴金先生應該是讓曹禺暫露頭角的第一人。之前，從未有一部話劇讓他感動過，「我喜歡《雷雨》，《雷雨》使我流過四次眼淚，從沒有一本戲像這樣地把我感動過。我是第一個喜歡《雷雨》的人」。他認為「《日出》，不像《雷雨》，他觸到了我們這社會的各方面。他所表現的是我們的整個社會。單單暴露這社會的黑暗面是不夠的，他還隱約地指示了一個光明的希望。一方面固然是荒淫與無恥，但另一方面還有嚴肅的工作。」

《大公報·文藝》副刊以《日出》作為「集體批評」的打炮戲，確實是文藝界「說真話，講道理」的一次創舉。一方面，為把文藝副刊版面辦得專業性和可讀性，特別希望多登一些「劇本評」和記載國內外劇壇動態的劇訊，以及舞台理論的介紹和創作劇本的評價，包括一些劇人們的自述。另一方面，1935年至1936年，國內話劇界劇本創作及演出場次最多的就是《雷雨》，據統計大約有五六百場之多，曹禺的名字早已聞名天下，而《大公報》藉此機會，開闢陣地，對曹禺的新作展開討論，為的是進一步推動中國新文學和現代話劇蓬勃發展。作為劇評人，在對作品給予高度肯定的同時，又對作品的不足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這次集評至少證明「超捧場」、「超攻訐」批評是必不可免的，但評論者完全不是出於對作者的阿諛奉承，也不是有意中傷。文中既有讚賞，也有指摘，其目的都是為作者鼓勁，希望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為答覆《大公報》對《日出》的集體評論，1937年2月28日,曹禺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我怎樣寫&<日出&>》一文。」

《日出》在天津首演

《大公報》掀起的《日出》討論熱，使得社會各界要求上演的呼聲越來越高。最初，《日出》在《文學月刊》連載後，因為劇本太長，上演難度比《雷雨》要大的多。1936年，只有南京的中國戲劇協會新年時在世界大戲院首演《日出》，演員有馬彥祥、戴涯、白楊等。曹禺因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教課，所以也參加了演出。這是曹禺第二次演自己的戲，第一次也是由該協會為了適應新興演劇藝術職業化的要求，在世界大戲院上演《雷雨》，曹禺扮演周朴園。

《大公報》沒有停止《日出》的「集體批評」，並且由討論文本發展為討論如何上演。繼中國戲劇協會之後，京津滬各話劇團體相繼上演《日出》。1937年2月2日，上海戲劇工作社正式在卡爾登大戲院公演《日出》，曹禺專程由南京趕到上海觀看，因劇中第三幕「南邊人裝北邊窯子不容易象」，「不得不將第三幕割愛了」。對此曹禺深表遺憾，因為這一幕恰恰是曹禺認為最「略具形態」的。

作為曹禺故鄉、北方話劇重鎮——天津，自然不會放過這部劇上演的機會。1937年1月2日，《大公報·本市附刊》刊登消息：「本市東方旅行劇團，已擇定下月六七八三日在新中央公演，劇目第一日《日出》」東方旅行劇團是1936年年底在津新成立的一個話劇團體，團長梁柏華。1月30日，《本市附刊》再次刊登消息《東方劇團公演&<日出&>》：「近期排妥《日出》，《魔崇》，《雷雨》及《觀察專員》（即《狂歡之夜》)等劇，《日出》一劇，為雷雨作者曹禺（即萬家寶）之第二偉大傑作，在話劇家莫胡先生導演之下，已完全純熟，主演人為安琪女士，陸文霞女士，張掃氛，華銘等三十餘人。茲已定於二月二日在法界中國大戲院日夜兩場，公演《日出》一劇。」2月4日，也就是《日出》首次在津上演的第二天，《本市附刊》連日載文《「日出」的檢討》，再次引發對這部作品及其上演的討論。儘管東方劇團在津上演《日出》成績和不足並存，但是，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仍值得戲劇界欽佩。

《日出》榮獲《大公報》文藝獎

《大公報》曾於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9月1日，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合組的「新記公司」從王郅隆兒子手中將《大公報》盤購過來，續刊出版。1936年正逢本報復刊十周年紀念，專門設定「科學」和「文藝」兩個獎項。1937年5月15日，《大公報》公布了「文藝獎」評選結果。

茲由文藝獎金委員會審查委員楊今甫，朱佩弦，朱孟實，葉聖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微因，凌叔華，沈從文諸先生投票推薦作家，其得全體委員過半數推薦之當選人及其作品披露如次：

曹禺（戲劇：《日出》）
蘆焚（小說：《谷》）
何其芳（散文：《畫夢録》）

《大公報》此次舉辦首屆文藝獎評選，並對曹禺等青年作家的新作進行點評，活躍了文壇劇壇，促進了文學劇本的創作，有助於提高該獎的影響力。

作者：楊秀玲

對熱門不贊同。大公報立場確實客觀，如今也確實落魄。但要說49年前，大公報也經常編造假新聞，也在國民黨蔣介石逼迫下發稿子，也曾在內戰時毫無客觀性的偏向國民黨對共黨報道失實。

如果是當年的新紀大公報可以這麼說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逼格最高的報紙非常值得尊敬

大公報背後的股東構成是怎樣的？

中央政府發布會的香港提問代表，還是鳳凰、大公、文匯中選出，大公的地位還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