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南京不講吳語，何時南京從吳語區轉變為官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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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釋文》「肉」是「如又反」，不是「如六反」。這個反切地位多次出現，貌似是4次。

你找個北吳「肉」是「如又反」的給我看看。找不到就說明南京在陳朝已經是淮官了。

有一些專家認為：六朝以前的南京「屬於純粹的吳語區」，當時流行「吳聲歌曲」。至西晉永嘉之亂之前，建康（今南京）一帶還是純粹的吳語區，南朝樂府中的吳聲歌曲，就是用吳語傳唱的歌謠，其中保存著一個典型的吳語辭彙「儂」。《晉書·樂志》稱「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

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後，東晉的首都在建業。南渡的中原大世家明顯感覺到當地語言和北方不同。北人宰相王導當時為了和建康（今南京）的吳人搞好關係，特意學講吳語。這一事迹還被記錄在了《世說新語》中，有人談到王導說：「無他，唯聞作吳語耳」。這說明當時南京本地人還是講吳語的。

在《洛陽伽藍記》曾記載北魏楊元慎對江南人的奚落：「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儂」。「阿儂」，即吳語里「三儂」的「我儂」，表示自稱。至今在南部的金華方言里，仍然保留了把「我」稱作「阿儂」的習慣。

有專家認為，南京逐漸脫離吳語是在六朝之後開始。朱元璋建明後，又有大批淮河一帶的人士遷居南京，南京話也和開始北方靠攏。

但是要說的是南京下轄的高淳，溧水一部分地區，還是講吳語的。

順帶講下，網路上說到的南京官話，確實曾經是中國官話的代表。然而歷史上的南京官話這和今天的"新南京話"，並不太像。

《客座贅語》成書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諸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姐之音子野切，在二十一馬韻中，音宜與鮓葉。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野作曳之上聲，寫作屑之上聲，且作切之上聲，姐作接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皂隸之皂，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個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肉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錢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張蓋曰「打傘」，屬文起草曰「打稿」。

應該不是吳語。但那時的南京話跟現在的差別也很大。

參考：

天津

明初江淮流域士兵駐紮天津衛，形成天津市區方言島。

杭州

南宋「定都」臨安，大量中原人士遷入，形成杭州方言島。

上海

經濟爆發，大量人口湧入，形成和郊區不同的上海話。

南京

從東漢末年，魏晉南北朝，到唐宋，一直是江北人士登陸江南的首選之地；另一方面南京又經常是首都，地方人士大量湧入。可以認為，南京市區的口音可能自古以來都和周圍地區存在差異

南京的兩個郊縣高淳溧水是講吳語的，其他就不清楚了，

南京和鎮江原為吳語區，後來被官話化。

有一點需要明確：官話化發生的前提，是當時已經存在官話和吳語的區別。

所以，大談永嘉南渡導致寧鎮地區脫吳入官，是沒有認識到，在當時，現代吳語的祖先和現代官話的祖先根本還沒有分家。在這個背景下，哪來官話化一說？

東晉開始南京地區因為北方士族湧入就脫離吳語區了，形成上層社會說雅言下層社會說吳語的格局。目前的南京話是明初建都時形成的。南京比較落後的地區如高淳的方言還屬於吳語的一種。

我是南京的。

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帶來了一大幫安徽老鄉，我在大學期間遇到的安徽合肥一帶，和縣，鳳陽縣部分地區的同學，他們的方言可以和南京方言無障礙交流，甚至我有一次聽見一個同學說話，覺得他口音是南京的，結果一問發現是安徽合肥的。

當然，從南京到六合浦口，明顯能感覺口音開始變的生硬，過了天長到了滁州明顯就能感覺口音變掉了，而城區往東往南，到了高淳，口音越發變的軟，所以這應該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而不是怪某個人或者某場運動

糾正一下題主的問題：南京有講吳語的地方，高淳與溧水。

高淳的方言屬於古代吳語，俗稱「吳語的活化石」。由於高淳地理位置偏僻，古代吳語的演化沒能影響到它，因此至今高淳方言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代吳語的特徵。話說當年抗美援朝時，志願軍的通訊兵就盡量用高淳籍的戰士——原因是什麼？絕大多數國人都聽不懂，何況美帝！堪稱中國版《風語者》！

溧水的方言有點特別，包含三種方言，這在整個中國區域內都很少見。

【1】江淮方言：柘塘、開發區、群力、永陽城區。屬江淮方言洪巢片南京小片，帶有吳淮過渡特徵，其中在城街上話官話度高，接近鎮江話，又帶有南京話特徵。

【2】吳方言：典型的溧水吳語主要是洪藍、東廬、晶橋一帶。以吳語宣州片為底子，帶有一點毗陵吳語特徵，白馬地區的吳語毗陵特徵更重。石秋、明覺地區則宣州吳語特徵濃厚。和鳳由於地接高淳，帶有明顯的高淳古代吳語的特徵。

【3】中原官話：溧水人俗稱客民話。太平天國以後由河南安徽湖北地區的移民陸續帶入。分布於溧水區東部的東屏、共和、白馬等山區。口音獨特、屬於中原官話信蚌片和江淮方言黃孝片的結合變體。同今天的河南光山縣話十分接近。

南京話做為官話標準長期存在，十朝古都怎麼可能說方言？東晉衣冠南渡，金陵雅言就是官方官話了，王導學說吳語被士族斥為說鳥語。明朝更是以南京話為基礎頒定洪武正韻，永樂遷都帶走70萬，是為北普基礎。古代讀書人城裡人雖帶口音都要學官話，不然朝堂之上或者做生意南腔北調是找死嗎？農村不識字不出遠門的才只懂吳語方言，而且方言不同官話沒有標準，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根本無法用於交流。

有明一代至清末的漢語官話分南北兩支，南方官話以江淮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南京官話為標準，且長期處於主導地位，通行全國；而認識南方官話如何形成及其在漢語史上的地位，是準確認識近代漢語史的關鍵。

　　明清時代漢語官話是怎樣的？它從來就是以北京話為標準嗎？一些教科書談到這個話題時，往往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口吻十分肯定地說：「由於北京既是元、明、清歷代的政治中心，北京話也就成為各級官府的交際語言，並隨著政治影響逐漸傳播到全國各地。當時北京話被稱為『官話』，實際上它不是專為官吏階層使用的官場雅語，而是全民族的共同語。」（註：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緒論》（重訂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頁。）王力先生在

　　明清音韻學著作容易讓人眼花繚亂，迷失方向。若能換個觀察角度，例如看看明清來華傳教的傳教士的經歷與體驗，情況便不同。這些洋人要直接向中國人傳教，就必須學習漢語，他們活在「實際生活中」，來不得半點兒「抽象」，如果官話「正音」「沒有一定的語音實體和它對應」，官話標準音系在實際生活中真的「未曾存在過」，那麼，他們勢必無所適從，文獻中必會有所反映。然而，在目標語言和標準音的選定上，我們從未發現他們有過左右為難的情況。這

　　些洋人似乎很輕易地找到了中國人認可的、外國人可依據的、實踐上可操作的具體的標準。來華耶穌會士學的是「通行全國的官話」

　　來華傳教士留下的文獻和記音資料，在近代語音史研究上有重要價值。自16世紀以來，大批西洋傳教士便與近代漢語結下不解之緣。他們多是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其中博學者很多，也不乏語言人才。在接觸漢語時，西方人視聽之敏銳、描寫之細緻，使其所記頗具描寫語言學色彩；那些用西文字母記錄的漢語資料，尤可補我傳統音韻學長於分類而拙於描寫之不足。

　　有明一代，從朝廷到全國，通行著一種官話。這類資料，在耶穌會士文獻中比比皆是。1579年耶穌會士初到澳門，都自覺而明確地把學漢語官話作為首要任務。「第一件事就是學中國話──宮廷里的官話，全中國所用的話。」（註：《利瑪竇全集中國傳教史》卷二，劉俊余、王玉川合譯，台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頁。）他們很清楚中國的語言狀況：「在中國的許多方言中，有一種稱為官話，是為行政及法院用的，很容易學；無論哪一省的人，只要常聽就會；所以連*女及一般婦女，都能與外省人交談。」（註：《利瑪竇全集書信集》，第446頁，羅明堅緻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中國十五行省都用同一的文字，但每省發音不全一樣，各地都有方言；這裡較多用的語言稱作『官話』，即官場所用的話之意。我們目前所學習的，正是這『官話』」。（註：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蕭睿華譯，商務印書館發行，1936年版，第328頁。）

這些話都見於明末來華傳教士給主教的信件。他們的登陸地點雖是通行粵語的澳門，但他們不學粵語方言，而學通行全國的官話。這種官話，「很容易學」，「連*女及一般婦女」都會，並非只存在於「文人學士的心目中」或「抽象的理論上」。在目標語言的選擇上，耶穌會士們沒有遇到什麼困難，也不存在任何盲目性。他們要學官話，要從實踐上去把握它，隨後要*它直接跟中國人溝通。這樣一種存在於實際生活中的官話，一個活生生的語音系統，怎能沒個標準

耶穌會士所學的是南京官話

明代官話分南北兩大派。北方官話的通行範圍小，地位低。耶穌會士學的是「南方官話」。這並非因為他們從華南進入中國大陸、最先接觸「南方官話」才如此。這種南方官話處於主導地位，是通行全國的共同語。

　　當時南北官話的分水嶺主要是有無入聲。北方官話是陰陽上去四聲，南方官話是陰陽上去入五聲。耶穌會士學的，正是這種有入聲的、5個聲調的南方官話：「為補救語音之不足，他們把每個音分成五個音調，區別相當微妙，用以區分每一詞或字；就等於說，我們的每個音節，他們有五種發音方式，而指五種各不相同的東西。」（註：《利瑪竇全集中國傳教史》卷一，第23頁。）

　　到明末，由金尼閣完成的《西儒耳目資》，既是幾代耶穌會士學習和研究漢語的結晶，也是對當時通行全國的官話語音的如實描寫。《西儒耳目資》也是陰陽上去入5個聲調，正如我們已然考察的，其所反映的語音是當時的南京音。這「南京音」既是狹義南方官話（江淮官話）的標準音，同時也是通行於全國的官話標準音。（註：張衛東：《論〈西儒耳目資〉的記音性質》關於明代官話，利瑪竇神父的一段話常被引用：在方言複雜的中國，「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為官話……官話現在在受過教育的階級當中很流行，並且在外省人和他們要訪問的那個省份的居民之間使用。懂得這種通用的語言，我們耶穌會的會友就的確沒有必要再去學他們工作所在的那個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是不說的……」（註：《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等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一卷，第30頁。）

1876年之前日本人學的也是南京官話

　　六角恆廣教授的《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和瀨戶口律子教授的《琉球官話課本研究》這兩本書，是日本國漢語教學史研究的專著，也是考察漢語史的極好參照。

　　六角先生告訴我們，在日本，不論官立學校還是民間私塾，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的270多年間，教的中國語都是「唐通事時代的南京話」；直到明治9年，因外交需要而轉變為北京官話教育。1871年日本在北京設大使館，發現中國朝廷和官場上講的已不是南京話而是北京話了。

南京江淮官話的形成在歷史上是非常清晰的，沒有什麼爭議。原因就是中華歷史上第一次大的人口遷移，即永嘉南渡。永嘉南渡主要兩條線：東部大量河南，山東等中原地區，淮北人口渡過淮河來到淮南和江南。淮南就是蘇北和安徽的江淮地區，江南大部分去的是京口（鎮江）和南京還有常州一些地區。這就是江淮官話的形成，使得該地區從吳語區變成江淮官話區。東晉之後的幾個朝代隋唐宋淮南地區快速發展也是這個原因，成為國家糧倉且人才輩出。唐朝安史之亂唐軍一直能堅持下去也是因為淮南地區的糧草供給。另外一條線西線是西線，中原地區人口遷到四川江西等附近地區，促成了西南官話的形成。有一種誤論認為南京從明朝才形成江淮官話，是不對的。明朝時洪武正韻，將江淮官話立為明朝官話不是因為朱元璋老家的原因，都是經過當時文人嚴格考據的。

太平天國之亂，把皖南、蘇南不少吳語區消滅了。

杭州和南京作為曾經的首都，都受過北方官話的注入。杭州地處吳語區的「內陸」，宋後還是被周圍吳語給拗回來了。南京地處吳語區「邊境」，且離上次受北官影響的明朝時間近，就不容易拉回來了。

我是吳語南京人。。

從中華民國建立開始，最早官方確認是1909年，清政府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將當時通用的官話正式命名為「國語」的官方命名。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次年2月在北京召開讀音統一會制定了史稱「老國音」的國音系統，確定了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國音，具有入聲。

所以定都南京後，作為首都地區，自然會全面推行官話。但是旅遊時感覺南京人的普通話很一般，原因猜測有兩個，一是南京大屠殺，二是自49年以來南京不復首都之位，逐漸湧入的人口將南京地區語言同化回去了。

妄加揣測，不足為信。部分來自w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