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利出一孔是國有民滅嗎，比國進民退激進，齊桓公被囚禁而死和這個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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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長城壟斷鹽巴貿易，得罪人太多嗎
國家對於高產出產業和物質資料流通的把持，始於齊國管仲時代，管仲是強稅制下的國家干預主義，強稅制體現為」隱含稅率「，即《管子·國蓄》：「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國家干預主義體現在《管子·海王》：「令鹽之重升加分強……千鍾二百萬……禺策之……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以及《管子·地數》：「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寧流十滴血，不流一滴汗
管仲陷阱——解讀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鑰匙

　　徐慧君

　　所謂「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個獲利的孔道、途徑。即國家採用政治經濟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謀生渠道同時壟斷社會財富的分配，那麼人民要想生存與發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給於君主（國家）的恩賜，這樣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眾了。這一思想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驅管仲首創。
　　管仲的原話是：「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１）這一思想被歷代×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諾，將人的需要分為幾個依次遞進的層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後依次是安全與保障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他人的尊重與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只有低一級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後，新的更高一級的需要才會出現。（２）中國的先賢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３）。人的天性是趨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們的一切活動最終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個人就無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負就成了空中樓閣。「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縛都是建立在政治經濟權力之上的——屬於君主、貴族、官吏、地主、家長的等等。國家處心積慮地控制了一切謀生孔道，而只留下為專制國家服務才能生存發展一條途徑，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要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只有依附於政治權力或國家機器（具體為依附官長，上司等等）這唯一的選擇，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中國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嬰兒一任統治者們姿意蹂躪宰割的命運就成為了幾千年來無法擺脫的宿命。
　　在技術層面，「利出一孔」包括兩個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貧）民術。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一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商代，由於上交到中央的戶籍簿冊一律都規定用黃色的封面，所以戶籍又稱黃籍或黃冊，「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４），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包括人口的登錄，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記內容主要有姓名、性別、年齡、高矮、胖瘦和長相及外表生理特徵等，十分詳細，每一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便為「脫籍」（黑戶口），不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鄰和鄉村執掌戶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漢武帝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關東２００萬流民中發現有４０萬人脫籍，構成丞相石慶的失職，石差點被漢武帝處死。（５）
　　與戶籍制相對應的，是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的組織系統，將每一座城鎮，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毫無遺漏地編入國家行政網路之中，這就是實行層層管制的里甲或保甲連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甬者當推管仲，《管子?立政》詳細記載了這一制度的內容。
　　居民每五家編為一伍，設一伍長，五伍為里，里設里長，負責監督里內每個居民的一切活動，在居民點「里」（閭）的四周築起圍牆，堵塞缺口，只留一條與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內外居民的進出。在里門的左右各有一間觀察室，每天早晚，伍長和里長坐在裡面監督居民的出進。里門的鑰匙由里長管理，下設看守，負責按時開閉里門，並監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長彙報，凡是不按時出入，行為舉止不符合規定者，看守一經發現，都要及時向上級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則里長與其同罪。（６）這是用管理監獄的方法來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
　　從中央到地方，從首都到邊疆，從繁華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權力和戶籍制度構成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的組織體系，編織成一張密實的天羅地網，通過中央( 中樞) ←→州（神經節）←→　府、縣（神經元）←→鄉、里（神經未梢）的逐級延伸，由此形成類似高等動物的神經系統一樣靈敏的信息傳遞反饋控制機制，統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個臣民，在這張恢恢大網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商鞅這個×制變法的梟雄，在秦國實施嚴酷的戶籍制和里甲連坐制，以至人民「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７）（後來商鞅遭政敵圍攻，只得隻身潛逃，來到邊境旁的小客棧，準備投宿，因無證件，被店主拒之門外，他只得長嘆一聲道：「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８）堂堂一國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緝下，連藏身之處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見人身控制的效果。
　　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志，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
　　弱（貧）民術的主要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歷代×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達到隨時可以為統治者所驅使的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在商鞅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確提出，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內容付諸實施。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將其作為治國的不二法門。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人們就知道「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９）的道理，重農抑商人為地抑制了人們發財致富的通道。那麼，歷代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重農抑商」，甚至「毆民歸農」呢？
　　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繫，打破彼此隔絕的地域界限，在各個獨立的社會個人之間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橋樑，在追逐利潤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協調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生產和消費，促進商品與貨物的流通，從而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而社會財富的增加又必然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
　　自×商業活動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與集權的×制統治形成尖銳的對立，集權統治要求人民空間位置凝固，彼此之間杜絕橫向聯繫，保持小農經濟的統治地位，以實施人身控制和弱（貧）民術，自×商業活動尊崇的是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其基礎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與等級制，特權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業可以促進人力，資金，技術，信息，商品等的橫向流動，這又是對人身控制的極大危害，勢必威脅×制制度的根基，統治者不遣餘力地抑制它的發展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歷代統治者有一種天生的政治直覺，自×經濟發展壯大後一定會沖毀作為×制統治基礎的愚民術和貧民術這二條大堤，終至淹沒，埋葬×制統治制度，所以不遣餘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這種直覺深具眼光，從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可明見這一點。
　　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始於十五世紀，由於歐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自×商業一向比較發達（英、法等國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學派甚至認為財富直接來自商業活動），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權之後，更進一步要問鼎政權，終致設置議會，監督國王，並成為維護商人以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具，由此導致了代議制的產生。從而大大打擊、限制了國王、貴族的特權，並將其行為置於法律的監督之下。
　　中國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統治者反覆強調農業為本業，商業為末業，強化本末意識，抹黑商人的形象，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對其服飾、建房、乘車都有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第二，在土地問題上，採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第三，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第四，從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業活動：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權利，堵仕途之路，不許其後代做官，二是利用稅收制度懲罰商人，如西漢商人的算賦加倍；三是對暴利行業採取官營（史稱「官山海」），直接由國家壟斷經銷，不許商人染指，中國曆朝歷代主要是實行鹽鐵官營，因為這類商品需求量大且無價格彈性，官商以壟斷價格取代其市場價格，人民的財富被源源不斷的搜括掉卻毫不知覺，人民的血汗流入國庫百姓卻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認為是君主關心民瘼，為他們解決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而對其感恩戴德。此謂：「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而民愛可洽於上也。」（１０）此乃一箭雙鵰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確保×制制度的穩定；造成資本國有，取得巨額壟斷利潤，掩蓋經濟上對人民殘酷掠奪的實質。
　　經濟活動中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必須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進，工商業為農業生產提供必要的技術，資金，信息等，農業才可能發展，進步，人為將其對立起來是嚴重違反經濟規律的行為，絕對不可能達到繁榮經濟的目的，表面上看重農抑商似乎是為了重農，其實從抑商的實際效果看，它不但沒有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反而使農業變得死板和僵化，長期停滯於簡單再生產狀態。
　　由於國家強行堵塞了經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約束條件下（「利出一孔」），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一個有才華的青年想要出人頭地、名利雙收，只有唯一一條現成的道路，即為×制君主服務（入仕或做官）。做官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為官」，其他一切職業都是低賤的職業。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正反映了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謂『官本位』，簡單地說，就是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
　　君主獨××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實現的基礎和保障就是權力，權力的內涵不僅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轉化的不可計數的直接的經濟利益。×制制度全仗各級官吏來維繫，掌握權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風赫赫，權傾一方，官小者也是養尊處優好處無數，官之身價與神秘，就在於他們手中的權力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各種特權與實利。官位成了最有價值的無形資產，權力成了財富的代名詞。權力是比貸幣更具流動性，更方便的一般等價物，或者說，中國社會的特徵是政權支配金權，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僕從。中國特殊的社會形態導致投機政治比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能更好更快地聚斂財富。呂不韋正是參透了這一點，才將異人視作「奇貨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頭地，名利雙收的捷徑便是做官，官越大，獲利越厚。官位權力和財富構成奇妙的「三位一體」，財富的多少取決於官位、權力的大小，正是基於這一點，人的價值實現的最佳途徑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發財的意識浸透了國人的靈魂。
　　幾個世紀以來，在中國人中流行著一種稱為「陞官圖」的遊戲。這種遊戲使用的工具包括一個骰子和標有從普通學生到政府宰相各個等級位置的圖案，每個參加者通過擲骰子決定是升級還是降級，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會從等級低的人手中贏得越多的錢。這種遊戲的參加者不僅是識字的人，一些文盲也樂此不疲。（１１）
　　反過來看，沒有權力作後盾的經濟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漢武帝時，由於長年對匈奴作戰，導致國家財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劉徹便向商人開刀，發布了著名的「告緡法」詔令，鼓勵全國商賈之家的奴僕告發其主人的偷漏稅行為，偷漏一緡（一緡即銅錢一千文），即成罪狀，要抄家查產，充軍發配，此舉一下使漢武獲得無數財政收入，同時使商賈們徹底破產——「楊可告緡遍天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下》）。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奪。（１２）
　　歷史上唐玄宗、唐肅宗、唐德宗也學著劉徹這一套，不過，他們要稍稍文雅些，名為「借商」，每次借款達數百萬緡，（１３）結果自然是「劉備借荊洲——有借無還」了，誰還敢斗膽向皇帝討債。
　　林彪得其神髓，將其簡練地總結為：「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一夜之間就可以打倒。」
　　簡言之，作官是最賺錢，最安全的買賣。所以中國發了財的商人要捐官：既為求自保又為圖發展。所以歷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紅頂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後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發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強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個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的差別，全國上下形成一個等級依附系統，只有一個例外，即皇帝，因為他是權力的母體。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僕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對依附者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所謂「身懷利器，殺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質利益直接源於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時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統中有子系統，子系統中又有子系統，人身依附成為人際關係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於人身依附，各級官僚無法成為獨立的政府官員，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樣，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和升遷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有著密切的關係，得罪上司的代價是巨大的，又由於這樣的官僚有為數眾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級也永遠只能是上級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價值就在於聽話（好使不好使），而不在於這工具本身有多大價值。
　　中國的官僚政治有一個致命的遺產——層層任命制。官吏不是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官吏不是為事業服務，而是為長官或上級服務。中國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有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級，就等於戴穩了烏紗帽。於是，「報喜不報憂」，上交則諂（諂媚），下交則瀆（輕慢），就成了官場的常態。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級只對上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做法，必然導致殘酷的反達爾文優勝劣汰進化規則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謂「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備的精英人才往往會遭冷遇、排擠甚至打擊、壓制。那些有獨立思想或獨特見解的人才，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優秀而在生存競爭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沒有自己觀點的庸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鑽營附會而成為「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蘇轍先生形象地將其稱為「君子鬥不過小人」規律。（１４）
　　「淘汰」制本是人類社會選拔人才的最有效機制，即通過某種競爭規則，選拔優勝者，淘汰劣敗者。「逆向淘汰」則不然，它是將優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於阿諛逢迎的庸人反而成為「適者」生存下來。究其原因，在於人的天性。人性的一個艮古不變的弱點就是喜歡聽好話，精英們往往仗著自己的才氣而不屑於鑽營，庸人們則非拍馬逢迎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資源用在迎合上級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長官的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他們自然會獲得更多提升的機會，這樣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會，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獨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殺，整個社會必然萬馬齊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國的官場成為一個巨大的人才黑洞，將天下精英統統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於色地說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１５）廣大的士人（知識分子）要想出人頭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１６）
　　無數的精英擠在入仕這唯一的獨木橋上你爭我奪，兵戎相見，競爭自然殘酷絕倫，在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只有厚黑者勝出，（１７）結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裡；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裡；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在說假話的人手裡。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向來有窩裡斗（內耗）的老傳統，窩裡斗的殘酷與大規模地糟蹋人才世所僅見，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是中國人的原罪。毛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中國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裡斗在中國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強大，為什麼中國人會產生「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妖魔鬼怪思維，唯一的解釋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沒有劣等的民族。
　　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更少，大家都在准飢餓線上苦巴巴地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和收穫競爭。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在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敗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而如果一百個人卻只有一個發財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為此大打出手。民間形象的說法就是「槽里無食豬拱豬」。在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中國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術出神入化，社會動蕩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癥結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後果，使個人既無獨立的政治地位，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即使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以化為烏有，歷代開國功臣的悲劇就根源於此。

商鞅究竟如何變法？其實也很簡單，只是把管仲的理念調個過，反過來運用。
　　管仲說民富才能國強，國君以「強民」來獲得合法性。商鞅偏說國強必須民弱，國君以「弱民」來消滅反抗者。「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具體來說，身體強壯者、善於思想者、富足者以及道德高尚者都屬於不受歡迎的「強民」，所以必須不斷把身強體壯喜歡打抱不平的人送上戰場。把喜歡思考多嘴多舌好的人送上刑場。剝奪民間財富以消滅富足者。任用唯利是圖的奸險小人以消滅道德高尚者，小人的把柄在君主手中，而正義感強的人不利於國君的大業。「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國以奸民治良民者，必治」。
　　老百姓的最佳狀態是窮困潦倒、愚昧無知、自私自利。這時候，壟斷一切資源國君就可以大展神威了：聽話者高官厚祿，違抗者死無葬地。不但你自己，你家人，你家鄰居都要株連。所以人人自危，互相監視。人民的奴性和社會的惡性最大限度激發，人人匍匐在國君腳下苟延殘喘。
　　不準娛樂，不準旅遊，不準穿漂亮衣服，不準僱傭，不準經商，不準思考……所有社會「蛀蟲」都要消滅。國家只要兩種人——耕夫負責製造糧草，戰士負責侵略殺人。
　　戰場上沒有殺到人的下級軍官要處死，殺人越多官爵越高。「賞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戰場上的秦軍如同發瘋的野獸，每個人腋下都夾著一串人頭。個個變成戰爭機器上的螺絲釘。用今天的話說，這是標準的軍國主義，而軍國主義的戰爭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有這樣一本禁書，暴露了中國2000多年封建專制的不傳之秘。這本書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書》。最初公開講解這本書的人，我們也應當記住，他就是上海電視大學中文系教授-鮑鵬山。
《商君書》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書，過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讀到。讀了這本書，你就會明白，當年那個北方落後的蠻夷之國秦國，為什麼能在短短的十餘年間迅速崛起，最終摧枯拉朽般地統一六國？也會明白，歷代君王為什麼會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個王朝稀鬆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哪怕你目不識丁，只要聽一遍，你就可以當皇帝了！更令人震驚的是，《商君書》闡述的依法治國，集法家的醜陋和陰損之大成。《商君書》本身，就這麼成了空前絕後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慄！
從零星的史料中，我們偶爾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裡拴著人頭。開始我總是不大敢相信，難道秦兵個個都是殺人狂？讀了《商君書》才知道，這絕對是可能的。
《商君書》的《境內第十九》實際上是個士兵獎勵細則。這個細則，就是以人頭數量來作為獎賞標準的。《境內第十九》說：「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這句話意思是說，「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如果得到敵人三十三顆首級以上，就算滿達到了朝廷規定的數目，可以升爵一級。」「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這句話意思是說：「軍隊圍攻敵國的城邑，能夠斬敵人首級八千顆以上的，或在野戰中能夠斬敵人首級兩千顆以上的，就算滿了朝廷規定的數目，所有各級將吏都可得到賞賜，都可以升爵一級。軍官舊爵是公士的就升為上造；」（譯文）
這種赤裸裸的「人頭獎勵政策」，徹底把秦軍打造成毫無人性的野蠻之師！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代價，是22場大戰，斬首181萬。這個數字，還僅僅是有據可查的。秦軍為何狂殺俘虜？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現過文明民族被野蠻民族征服的歷史倒退，從東方的秦滅六國、蒙元和滿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羅馬毀滅古希臘文明、日耳曼人滅掉古羅馬文明，都是驚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殺戮政策，把士兵變成戰爭的機器！文明之師，豈能是野蠻之師的對手？
《商君書》禍害最深的，還得說是治國之術。而其治國之術的核心一是毀商，二是弱民。《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剷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人民不能離開（家）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毀商之後，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於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鐧——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這幾點，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裡，所有的中國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什麼中國歷代君主都重農輕商？為什麼中國的土地一直是國家所有？為什麼中國長期皇帝一人威嚴可以壓過全國的百姓？為什麼中國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為什麼中國民眾沒有話語權，文字獄在中國越演越烈？為什麼中國總會「恰到好處」地發動對內和對外的戰爭？為什麼中國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無關？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為什麼秦朝之後（除了漢唐和東晉），中國人徹底失去了張揚的個性？為什麼人類現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國出現？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君主專制！這就是嚴刑峻法！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悲哀，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後法家並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商鞅的《商君書》的傳承在封建專制君主的腦袋裡。帝王們一直在用法家的「陰和損」，在幕後操縱著中國的興與衰；中國的法家，就是變法兒整人的。
中國的儒家能在漢朝以後深入中國人的靈魂，也就不僅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勞了。在「嚴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國人也就只能從《三綱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點可憐的心靈安慰。這一點，中國和歐洲的中世紀異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蠻民族的入侵等天災、人禍面前，歐洲人也只能從宗教中獲得了心靈的救贖。如果西方人沒有宗教的慰藉，東方沒有儒家的安慰，那歐洲人和中國人就只有集體自殺了！
《商君書》這種的皇帝枕邊書，西方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杜撰出來。這就是義大利人馬基雅維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論》（1513）。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智慧」顯然比不上商鞅。馬氏不過強調君主應該拋棄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陰謀治國。無論是歹毒程度和陰損力度，《君主論》都遠遠不及《商君書》——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國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倒行逆施謬論一出籠，就受到廣泛的譴責。馬基雅維利本人，也被指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騙和陰謀的同義詞。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除了擁有拿破崙、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幾個粉絲，在歐洲根本沒有市場。
商鞅所在的春秋戰國，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春秋戰國到底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現在也難有定論。長期以來，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歷史必然趨勢的論調，佔了主導地位。這種觀點，實際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讚美之詞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國第一位改革設計師的地位，也因此無可撼動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見，商鞅落得個「五馬分屍」。但他們都獲得後世連綿不絕的讚譽，你不覺得奇怪嗎？讚美商鞅，是替皇帝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
《商君書》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遺憾的是，這話是對中國帝王們說的；對民眾來說，《商君書》是中國人噩夢的開始。秦朝以後，中國人最終變成了肢體羸弱，只知道盲從和服從的另類民族和大國愚民。等到中國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時候，一切已經恍如隔世——我們已經看不懂了！

【商鞅的做法，是實行「辱民，貧民，弱民」的三民主義】
「辱民」。---讓百姓們屈辱的生活，沒有自尊和思考，沒有「體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嚴」，整天生活在恐懼之中。
商鞅主持制定的「連坐」，鄰居犯法不檢舉揭發要受刑罰，這樣人人自危，人人監視人人。
「貧民」。---除了生存必須之外，不能讓百姓有富餘的糧食和財產。俗話說，「人窮志短，馬瘦毛長」，百姓沒有了錢物，就跳不起來了。而且，那點賴以生存的物資要由國家分給，不聽國家的就得餓死。
「弱民」。---不能讓人民強大。在身體方面，為了耕戰，商鞅還是提倡「增強體質、保衛祖國」的。但在思想意識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覺良好，更不能使他們有知識，懂道理，「知識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讓百姓時時感到很沒有安全感，才有對君主強烈的依附感。
要讓人民時常都感到外國敵視和侵犯的威脅，這樣，人民覺得君王的偉大和溫暖，才會全心全意地為君王效命。
商鞅對他的「弱民」理論進一步闡述：
以強攻強，弱；以弱攻強，強。強存則弱；弱存則強。
這意思大概是，用強民去消滅另一部分強民，那麼剩下來的仍然是強民，那國家就處於弱勢。用弱民把強民消滅了，剩下來的是弱民，那就好辦了，國家就處於強勢了。強民的存在，國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國家才能強盛。
強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見有本事，還跟國家作對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腦後惟命是從，沒有腦子、沒有主見、沒有知識、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強」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壞水的商鞅，還要君主「以奸馭良」。公然教唆當權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會。他說：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這個好懂，選拔官員不能選那些講良心道德的，假如用優秀分子來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亂。要用厚顏無恥、心狠手辣的流氓來當頭領，他們會把恐嚇和欺騙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氣吞聲，兢兢業業夾著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國也就強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國強兵政策指導下，秦國果然成了當時的頭等頂級強國。以嗜殺成性、以殘殺為業的秦國，六國人談秦色變，稱它們為「虎狼之國」。
有人從《史記》中統計，只白起將軍的部下，就斬殺、活埋、沉水消滅敵軍150萬。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將領的「功勞」，可以想見，中國人為統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據說當時全國總人口僅只2000多萬人。
後代眾多無知者，盲目跟著卑鄙無恥者吹噓統一大業，說什麼春秋戰亂，人民受害；沒有見到學者出來統計，到底是統一殺人多，還是分封制殺人多？
再看統一「有功」的曹操，這傢伙特別中意屠城，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橫加屠戮，現代有個屠夫，提出要給曹操平反，一堆卑鄙無恥的小人們，如郭沫若者流，跟著起鬨，也宣揚曹操是什麼「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賢納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殺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書》的「價值觀」。
秦統一了六國，按現在某些人的標準，是強盛大國，是盛世無疑了。從商鞅以來所制的慘無人道的刑罰，一直在盛世流傳。肉刑一直是衙門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頻頻出現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話，這就刑訊逼供的傑作。
不少國人津津樂道秦國的統一偉績，它的強盛，它的許多「世界第一」，它的什麼「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什麼「促進生產力」，從不思考當朝人民是怎樣活過來的，他們有過一個什麼悲慘的血淚時代。
清代的龔自珍說，秦朝看來是個強國，是盛世；但是，這種盛世，表面看來很強大，但人民並不幸福，它這個強盛撐不了多久。因為有先進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來，就會有成百上千的人出來圍剿，來監督，用祖宗之法來束縛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滅。
社會要消滅的是對這個黑暗社會的憂慮、對官府橫行的憤怒、對社會現象的思考；還要消滅想幹事業、有所作為的思想，消滅人們僅有的廉恥感和不想淪為渣滓的心態。
（「當彼其世也，而才世與才民出，則有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這個「強盛」的社會，最終人們都庸庸碌碌，唯唯諾諾，人云亦云，沒有思考，更沒有創新，沒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強盜都不須要什麼技術含量，可以隨時作案得逞。
這個龔自珍，他寫「我勸老天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拋棄千年陳規陋習，除舊圖新，別浸沉在大國盛世的荒唐夢境里，強國弱民不是真正的強大。

【「辱民」之術】
商鞅的「辱民」，是一個什麼景象，歷代時光久遠，不那麼清晰，從二十年代的「農民運動」可見一斑。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計。在當時一位農民委員的指導下，湖南農運堪稱全國的樣板，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用奸人，即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成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
痞子們一旦手裡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
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裡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寧。」
某人說他「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他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
（所引文字均見某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來的「土改」和反右及文革，大致都以二十年代的農運經驗加以充實提高來進行的。
「辱民」還有一招，就是讓他們互相檢舉揭發，這一個運動你檢舉我，下一個運動我檢舉你，大家都不是人。
然後，人人都寫檢討書、悔過書、認罪書；人，不可能天生的正確，是吧，那就要「改造思想」，「轉變世界觀」，留下書面證據存檔，人人都有污點被官家掌握，這不但達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達到了「弱民」的效果。
根據「辱民」的原理，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大家都有軟肋，林副在廬山說的「誰也不是大英雄」，就是中國的現狀。據說，凡六七十年代的人，都寫過檢查之類的東西。在家裡，父子妻女都要「鬥私批修」自我污衊，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
好像只有一個林副是例外，堅決不寫檢討，不作所謂的「自我批評」，但這種異類，在中國是不能生存的，結果「折戟沉沙」，只有滅亡一條路。
商鞅把所有土地藉為公家財產。人民作為耕田者為政府打工。積極者獎勵，懶惰者懲罰。分配給你養的牛瘦了，體重不達標，就得挨罰。整天下都為「耕戰」一個目的，人為「耕戰」而生，死為「耕戰」而死，很有點為××主義奮鬥終身的味道。
人的幸福，人的價值，人的追求，都必須要為「耕戰」。後來有偽人者，目標定在「解放全人類」的統一大業上。為了完成統一世界的遠大理想，幾億民眾就只有一項任務：「耕戰」。
那時的說法是「立足本質，放眼世界」，「一切為了早打大打」。
人民的衣食住行，統一由官家管起來，吃大食堂，統購統銷，發糧票布票，除了國家，你沒有任何渠道和辦法搞到生存的必須品。
「人多熱氣高，幹勁大」，是統一世界的基本資源。人口多一直是這位手中的王牌。但在人多這個背景下，他從來沒有忘記「以弱攻強」、以「奸民治善民」的要訣。

【「貧民」之術】
商鞅講到：
一是取消商業，商鞅時代經商，妻女要沒收為奴，「繼續革命」時代設有「投機倒把」罪，就是一點個人交換，都為犯罪。
沒有商業，整個社會沒有商品流通，人民剛好維持在不餓死的水平上。這就便於管理和驅使。
商業最大的危險，在於人們通過商業活動，增長了見識，擴寬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際溝通，「無商不奸」就是說只要搞商業的，他們精於計算，不是那麼好蒙的了。
商業活動中，通過自願、平等的契約，使人們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於失約要承擔失信的代價，也使人們對信守諾言有很高的期待。這是皇家最不願看到的。
平等、自由、誠信，皇家最不想要的，看一下歷史上的皇帝，有誰提過平等和自由？誠信倒是經常講，但沒有一個模範信守諾言的皇上。
人們沒有商業，不論怎麼苦幹，總也是富不起來的，這也就達到了「貧民」的目的。
二是不停地折騰。照商君的說法，就是把富的搞窮，窮的讓他再富，等富了再搞窮，如此反覆折騰，人民心中眼裡只牽掛著窮富，不作他想，國家就會穩定。
再就是讓人民沒有恆產。孟子說有恆產就有恆心，商鞅認為，不能讓人民有恆心，要讓人民整天惶惶不可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沒有安全感，只有歸屬官家，從屬官家，才能稍有安定。
談起中國老百姓為什麼總是富不起來，作什麼解釋的都有，有的說是傳統，有的說是命運，有的因為地理，有的歸於氣候，……，說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讓人富裕罷了。
只有貧弱的人民，才有富強的國家，商鞅如此教導，皇上們也心知肚明，照此辦理。這樣下來，人民能富嗎？
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詞，富農、富裕中農都是天生的資本主義種子和土壤。發家致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名詞。
那時候，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窮得叮噹響」是革命本質和革命意志強的表現，只有窮才忠於某人。
某人的貧民政策，不但真的使人民一貧如洗，而且使人民貧窮而不知恥，反以為榮。窮得有「志氣」，窮得有自豪感，這是某人比商鞅高明的地方。

【「弱民」之術】
現代的弱民政策，就是以弱攻強，也可以說叫「群眾專政」，就是把人民之中的一些人劃成「敵我矛盾」分子，讓普通人民群眾對他們實行「管制」和「專政」。
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等等，本來，有什麼罪受什麼刑罰，該殺的殺，該關的關，但毛澤東不這麼做，他要把這些人留在群眾中「做反面教員」，讓群眾敵視他們，把一切自己的不平發泄到他們身上，耕牛病死是階級敵人破壞，莊稼長不好，也是階級敵人破壞。這一方面解決了監獄關押場地人員不足的問題，更有利的是使人民之間互相撕咬，互相惡鬥，達到了弱民的目標。以奸民治善民。咱們的某人也應用得出神入化，爐火純青。
於建嶸有篇文章《父親是個流氓》，寫的很入神，將流氓治國的事實形象化，具體化了，很值得一讀。
並不是每個幹部一開始都是惡棍、流氓，除了流氓無產階級以外，也有理想主義者，也有實事求是之人，但在流氓治國的社會裡，你不流氓就無法工作，無法在領導崗位上混，所以，不是流氓出身的也要變成流氓來適應這個制度。
某人對商鞅評價也很高，說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商鞅之法「懲姦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
他還說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利出一孔只是等同於國家控制暴利的要害行業，否則就會被富可敵國。管仲的政策並不只有利出一孔啊，各種政策彼此平衡，商業繁榮，所以齊國才能夠一直強大到戰國晚期啊。
利出一孔並不等於極端啊。美國也一樣要搞稜鏡來控制國民啊。
管仲的三國五鄙政策，製造了專門打仗的三國和專門種田的五鄙和專門經商的六鄉，彼此制衡。
齊國的衰敗，依然是沒有解決好繼承人的問題。美國弄出個小布希奧巴馬，所以就衰敗了。俄羅斯弄出個普京，所以就強大了。和政策本身無關，和置頂政策的人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