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地都是怎樣看待普通話與方言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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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困擾題主很久了，自從上本科以來，見識了各地的同學，題主發現各地在學校（特指中小學）對待方言的態度堪稱大相徑庭，在題主的家鄉，蘇北地區，老師對於方言簡直就是欲撲殺而後快的態度，一個在學校里講方言的人往往被貼上不良的標籤（以至於很多同學已經不會講本地的方言了），但是根據題主老家在四川的同學的描述，他們那裡在學校里講普通話才是稀罕事，因此我想了解一下，祖國各地在中小學階段對方言的不同態度背後的原因（包括文化上的與政策上的）是什麼？「

四川情況是教育局要求講課必須用普通話，執行的情況視老師普通話水平而定。普通話好的當然願意用普通話上課，不好的老師，有些就操著一口川普上課，有些老師直接就四川話了。在我們的父輩中（5，60年代生）普通話水平確實有點拙計，多半是川普，還是那種比給你說四川話還難聽得懂的川普。

西南官話本來和普通話差異不大，主要是語音語調和特色的方言詞句。但我總感覺近幾年隨著普通話的推廣，很多方言辭彙在慢慢的從生活中消失。小時候很多有家鄉特色的方言還經常用，但現在語音語調還是四川話，用詞用句反而在向普通話靠攏了。

我福州的，就我自己感受，湊個熱鬧吧

小學上課都強制講普通話，當時還有班級小幹部專門檢查是不是講了本地話，班級參評貌似還會被扣分。

初高中之後就放鬆了很多，關鍵是，管不住了，還有就是本地的老師有些上年紀了，用本地方言更好授課和便於學生理解。

福州話有個特點是，平話跟官話的區別。凡是普通話能說的，幾乎都可以通過福州官話說出了，不過就變得相當拗口和彆扭，意思跟韻味也想去甚遠。我們這代受官話福州話的影響挺深的，平時日常交流都還沒問題。

如果要說影響的話，最大的差距就是，很多古音古韻我們這群年輕人聽不懂了，每當看到老人聊得很起勁，自己湊近了只能聽個大概，就很莫名其妙。比如我們這裡婚禮會有喜娘念詞，我就根本聽不懂；然後就是人走了會放葬詞，就是講老人一輩子的經歷或者是子孫哀悼，我也根本聽不懂。更不用說爺爺奶奶那一輩的人用一些古訓說我們了。

遼寧丹東，曾經的膠東話搶灘登陸反客為主地區，今天的北語南侵潛在災區。百年前屬東北官話區，七十年前屬膠遼官話登連片，目前尚屬膠遼官話蓋桓片。

由於我們這裡周圍的方言構成複雜（四縣方言不一，市區西北四十公里外東北官話，市區及市區西南膠遼官話，市區東南兩百米外不說漢語），中學老師又來自四面八方，所以在公共場合，來自東北官話區的老師一般自覺收斂東北腔，來自膠遼官話區的老師自覺放棄海蠣子味，以便和諧交流。這種情況在課堂上得以延續，大部分老師講的話聽起來還算普通話。

但這不代表沒有特殊情況，有些四五十歲的大牛老師，就是愛用方言講課，比如我們德高望重的歷史老師就公然把王守仁讀成王叟淫。但前提是人家比較牛，不牛的老師和年輕的老師一般不說方言，如果說了那就是被學生逼的……

另外三十五歲以上的膠遼官話區出身的老師一般都會在和學生「單練」的時候帶出海蠣子味，回到課堂便立即切換為普通話狀態。東北官話區的老師經過多年磨練舌頭基本捋直了，所以在校內的任何場合下都不會蹦出瀋陽小伙式的口音。而年輕老師則是一水的普通話，即使單獨面對學生也不肯說方言。所以今後在我們這裡方言還是會從教師職業語言中逐漸消失。

好在目前尚未有校領導或任課老師歧視本地方言，不允許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方言的情況。下課後教室里還是滿滿的海蠣子味。

但我覺得方言不會真正從丹東教師口中完全消失，比如「賣dar」這個詞，是在丹東任教的老師必須學會的。學會合理的使用「彪」則有助於以最恰當的程度批評學生。另外作為一個外地來的老師如果學會的本地方言里的一些有趣辭彙，還能夠提升學生對自己的好感。

感覺和本地歷史上的獨立性有很大關係。

四川不說了，自古就是單幹的

廣東，以前是化外之地，後來因為對外通商又被劃分到主流之外，在農業時代搞外貿，在工業時代產糧，還背靠香港和華僑，政治上也有一定獨立性，底氣很足。

而長三角地帶，一直是中央稅收重地，管得非常嚴。雖然蘇南地區方言算是最難懂的之一，但是擋不住官話的進攻啊。

方言的強弱既於普通話的入侵範圍有關，也與地方經濟發展的程度有關。就前者而言，越是大城市，普通話就越為普及，這不僅是因為普通話降低了溝通成本，從而不斷開疆拓土，而且還因為語言統一的背後隱藏著權力的意志，大城市相對於農村，是更需要也更容易被規訓的對象。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農村學校教師的普通話都講不順溜，而城市甚至都要求學生在課外也不得講方言。

至於後者，地方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地域認同感就越強，就越側重強化代表地域特殊性的符號，方言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考慮到認同的構建，不僅是尋找相同點，更多時候是通過樹立敵人排斥異己來實現的。經濟發達，導致外來人口湧入，資源緊張，外地人往往成為替罪羔羊，這也就是最發達的城市往往是排外意識最強的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認同感和排外需要的雙重作用下，通過語言來構建認同的迫切感就更為強烈。

很少有人會以陝西話或河南話為自豪，你可以看到，大多數北方人很快就融入了普通話的潮流之中，這不僅是因為北方方言的近親相似性，而是這些經濟相對落後的地方將方言同樣視為落後的代表，所謂「土」就是極為形象的描述。你也可以看到，北京的帶有兒化音的「京片子」、上海經過改造的吳儂軟語、廣州帶有韻味的白話都為地方所推崇，不僅言者有一種毫不掩飾的自豪感，地方也視普通話如入侵的草寇，充滿敵視。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廣州一個主持人不經意的語言調侃都能引發微博上漫天的討伐，一個官方的推廣普通話行動居然引發公眾的街頭抗議。

語言中浸染著漫長的歷史、獨特的地理和自成一體的文化，與土地，與民情，與祖祖輩輩的日常生活關聯在一起，這是方言值得珍視的理由，也是「語言只是溝通工具」這一論斷不值一駁的原因。然而，語言的形成並非自然競爭和交流所形成的結果，其間交雜著地域因素與權力意志的劇烈衝突。必須看到，一種方言在遭遇官話衝擊的同時，同時也在以相似的邏輯來侵蝕更弱小的地方方言，只不過一個依託於強勢的權力，一個依託於自己的獨特地位。

PS:回答中使用的方言與普通話兩詞不過是沿襲日常用語，並不包含孰優孰劣的價值判斷，看清這點，以免造成本不必要的爭議和誤解。

我是貴州貴陽的，小學推廣普通話的效果不錯，但初高中以後，上課是否用普通話就不是很在意了。遇到有風格些的男老師基本是不用普通話的。地方電視節目(晚間新聞前的節目)也有不用普通話，很受歡迎。而且貴州地區罵人很有一套，不像官話用來用去就是sb或是什麼你母親，花樣很多，很有表現力。貴州地區的方言很豐富，比如畢節話，音調很搞笑，但黔西南的部分方言很難懂。部分北方人連跟普通話很像的貴陽話都聽不懂，就更不用說那些方言了。而那些地區的教學質量不高，老師的普通話更是惱火。慢慢來吧。

很多原因。地方政策，執行力度，言語本身的文化背景，地方本身的經濟情況，人口流動情況，甚至不同學校、不同班級的不同態度都是影響方言地位的因素。

先說說上海。再說說廣東，最後補充一些香港的（雖然教育系統不同，但這也是「中國各地」的例子）。

同為保留大量中古漢語特點的兩種南部方言，吳、粵兩語在文化和歷史發展上有些相像，但現狀大為不同。因題目「中國各地」極為廣泛，不好代表全中國，故余以自身經歷和見聞為例子回答這個問題。由於個人見聞亦有局限，不一定能代表全部真實情況。

上海。周立波曾在《笑侃大上海》調侃說，進了校門就像進了北京城，出了校門才回到上海。由於上海話不是漢語族下官話的方言，不是在官方說法中為普通話奠基礎的「北方方言」的其中一個分支，它屬於吳語之下，因此上海方言與東北、陝西、江淮或雲南等地所稱的方言有著本質的區別。同時，上海是全國人口流動最大的城市之一，外地人佔了城市的很大部分，推廣普通話對上海是很有必要的，但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對上海方言本身、和上海的基礎教育也造成很大的衝擊。

來源：僅六成中小學生會說上海話

上表顯示上海社科院2012年發布的一份調查數據。

先看左圖，「在上海出生的學生」的成份其實非常複雜，其中包括祖輩遷到上海的本地學生，還有祖輩一直生活在上海的本地學生，當然也包括父母輩才遷到上海的本地學生。雖然這裡沒有進一步的調查，但也不難猜測出是什麼環境因素影響了在上海讀書的中小學生會不會（能力）說上海話：比如說，父母會不會說上海話，家裡的老人會不會說上海話，或者可能是父親會說、母親不會說或者父親不會說母親會說，等等。而本文提到只有近六成上海學生有全面的上海話聽說能力。

另一方面，綜合兩個圖看，左圖「上海話」和右圖「老家方言」都略微地勝「普通話」一籌（4.5%和3.4%），因為父母輩、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母語習得影響是最大的。

當擁有了說上海話的能力後，會不會（選擇）說上海話就跟教育的環境有很大關係了。

不過，無論家鄉是不是在上海，兩個表中「普通話」都能與主要對手分庭抗禮，共佔半壁江山。這兩張圖說的是「平時」說話的選擇，而不是課堂的選擇，說明普通話對上海中小學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這就是中小學校園內推普的結果。

說說我身邊的例子。雖然這是過去數年的例子，跟2012年的情況或有不同，但也能夠很好地體現典型的現狀。我的一位室友，一直在上海市區完成基礎教育，小學、初中的時候學校規則上是完全禁止說上海話的，課堂全程師生都要說普通話。小學時課堂里，有同學用上海話討論、回答問題是挨通報批評的；課餘交流方面，在學習上只用普通話交流，而生活上也基本使用普通話交流。不排除是為了照顧有外地背景、不會說上海話的同學，但總體來看上海話是受壓抑的。而我的另一位一直在上海郊區讀書的室友情況類似，生活中在校園裡說本地話的頻率會多一些，不過上課也是極少用到上海方言的。

我沒有在心理和教育方面做很深的研究，我覺得從規則上禁止說方言，對低齡的小學生而言威懾力是巨大的，這種影響甚至會持續到初中、高中，不過這種威懾力的影響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減退。

此外，兩位室友都跟我說，他們遇到的老師多數是外地的，他們本身就不具備說上海話的能力。

事實上，「上海話」不是某種方言下特定的口音，它也有分支，大體上有市區片、松江片、嘉定片、崇明音系、練塘音系。所以即使同屬上海市，操市區片音者也不一定能全部理解操浦東片音者說的話（兩位室友的例子）。而市區話被約定俗成地看作上海話的標準音，維持了上海話在上海的地位。不過，還有一點，上海方言自身處於一個快速變化的過程，今天市區話分成老、中、新三派，很好地說明這點（上世紀被譽為「東方巴黎」的時候、及解放後初期受江蘇、浙江等地的方言影響較大，其中以寧波移入人口為多，今天為上海方言標準的中派上海話被寧波方言影響最大，而改革開放後隨著新的一波人口遷入，現在形成的新派上海話受普通話影響較大）；而從語言變化的速度看，越靠近市中心區變化越快，越往外郊變化越慢，音片交界處變化最快。語言的不穩定和變化也是制約課堂使用它的一個因素。

圖片來源：《上海地區方言調查研究》.游汝明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話被稱為吳語區的「最大公約數」，意思是由於過去區內移民湧入上海謀求發展，上海話是人們通過自我調整、最終融合而成。加上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上海市都是區內的絕對經濟霸主地位，上海話成為吳語區內最為強勢的一種方言。不過，吳語的「代名詞」或稱「代表音」是蘇州話而不是上海話，是因為蘇州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背景，園林和評彈是她的名片，同時其今天的經濟文化發展狀況亦不差（也是一個人口千萬級的城市）；而網上廣傳的難懂的溫州話其實也是吳語的一種。

雖然縱觀歷史，同為一個語區的龍頭城市，上海之於吳語區在歷史上與香港之於粵語區有幾分相像，但是最終的語言狀態卻有巨大差別，因為粵語區還有廣州，這點我在下面會提到。

網上有不少言論認為上海話會被「消滅」，但我認為，依附於上海這個城市，上海話的本質是強勢的，「消滅」這個說法太誇張。最近幾年，其實民間對上海本地方言的保護的聲音不斷抬頭，不斷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要保護上海方言，更有興趣的可以直接在微博搜索「吳語」，找找相關的人，看看他們的言論。今年1月份有新聞指出上海20所幼兒園試點課間遊戲講上海話，上海話被允許帶入幼兒園的課堂，這是非常積極的一個措施。相反，一直很強勢的廣東粵語地區也沒達到粵語正式被允許融入課堂的程度，至少是沒有官方的消息。其次，上海市中心、市郊的一些公交車也開始用本地方言報站。甚至浦東機場也有吳語提示音，因此有呼聲呼籲上海軌交地鐵也可以使用吳語報站。

回到題主的問題本身，我們不能把任何的語言現象都歸咎於單一原因，比如政策，說因為推普某個地方的某校的撲殺某種方言，然後帶來某種深遠的影響導致一個方言的消滅。其實還有各種各樣的因素或多或少地影響這個方言在學校里的地位或現狀，乃至整個地區。比如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而引起的人口遷移流動情況、這個地區方言的歷史發展背景以及大眾的教育水平，甚至不同學校對方言的態度其實都不同，比如這個學校的領導層的大部分是不是本地人，等等。這些因素一同放進某個地區這個大熔爐里，產生現狀。

所以另外再介紹一下本人更熟悉的廣東。當然也不代表全部典型的情況。

在語言學上，廣東主要有粵、閩、客家三語系，其中粵語區約定俗稱地把廣州話定為標準音，廣州話地位類似北京話於北方官話方言，普通話之於整個漢語。

在大眾口語中不同的語境里，粵語標準音有不同的稱謂，「廣東話」所指代的事物是不同的。在包括港澳的粵語片區，「廣東話」約等於或等於廣州話，等於帶著廣東各地不同口音特點的粵語；絕大部分香港人稱自己說的話為「廣東話」，「香港話」近似乎是在書面和口語上是不用的（雖然也有學習「香港話」的書籍存在，其權威性不大），「澳門話」就更是我臨時造的詞了；有時省內客家、潮汕的民系也稱其語為「廣東話」。在下文中為了表達方便，「粵語」、「廣東話」、「廣州話」這幾個詞語因語境斟酌互換使用。

本人在珠三角一個名氣不大，處於粵語區廣府、四邑兩片的交界地級市的行政中心市區讀中小學。方言交界區語言變化快、成分複雜，因此此區存在種類繁多、發音不盡相同但也能互相交流的本地方言，不過此地最主流的仍是標準音的粵語。本地主要電視台節目以這種標準的廣東話為主，普通話為輔，廣告清一色粵語，黃金時段新聞一粵一普。（珠三角除深圳外地方台大抵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市區96萬的常住人口中，35%為外地籍。戶籍人口為61萬，其中不少家庭是改革開放後遷入珠三角並最終穩定定居下來的外地人口。

同此市一樣，相信在珠三角本地原籍居民較多的城市，包括廣州市（市區1100萬人中970萬為常住人口），標準音粵語是當地交流的第一選擇。

我讀的小學，直到今天教學樓門口「請講普通話」五個大字還是非常顯眼。十多年前低年級時所有同學都被告知，連下課都會有督導員檢查（這跟上海的同學說的情況有些相似），被抓到不說普通話的「班級評比」要扣分，這個把集體主義精神也從小抓起了。不過執行程度不強，這點跟上海就不盡相同了，而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說普通話的意識也不斷淡泊。老師們的表現也是一個因素：語文課，低年級時無論是外地還是本地年輕老師主要用普通話上課，而粵語輔助作用明顯，比如把深問題往淺解讀起了很大作用，到高年級畢業班，我的班主任是廣西非粵語區、有少數民族背景的老教師，但是普通話都只存在於讀試卷答案、念書本文字上，粵語居然成了講解做題技巧、平時表揚批評學生、上班會課的主要口語，而她的普通話在當時我們的眼裡是非常標準的；數學課都是本地老師，有老有年輕，慣用普通話還是粵語，個人偏好為主；而英語老師在確認我們班沒有隻能聽普通話的同學以後，肆無忌憚地粵英雙語教學。

規則和懲罰對低齡小朋友的影響還是巨大的，跟我同念這個小學、現在在上海讀葡萄牙語的同學就表示，當時他是被嚇得不敢說廣東話；當然現在他是一個堅定的粵語推廣者，中文的微博只發粵語正字。題外話一句，不才的小學實行英語特色教育，與境外學校交流，推普之外也推英，校園裡也有「請用普通話或英語交流」的標語。當然「不要說廣東話」多是老師嚇唬小朋友的口中之言，旗幟鮮明地反粵，是不敢的。

到了初高中，在正式的層面上比如校長講話（即使他的普通話實在很「爛」）、晚會節目、廣播站播音等等普通話還是必須的，在課堂里老師的選擇性很大，學生回答問題傾向於普通話。記得高中原籍佛山的班主任上班會課、英語課在漢語的選擇上一直只講廣東話，一遇校領導循例檢查，立即切換為普通話，校領導離開又立即切為廣東話，惹得同學捧腹大笑；慈祥的本地化學老師更表示說普通話「舌頭像打結」，很多理科問題方言解釋是生動的，不過大部分時間習慣用普通話；初中有一副校長語文老師，位高權重，來自客家話區的梅縣，多用帶當地口音、粗鄙但幽默的廣東話解釋課文，普通話僅是輔助，比如讓同學回答問題；高中的語文老師則來自潮汕地區（閩語區），上課全程使用普通話，不過私下批評我的時候卻多用/f/發為/h/的粵語，還是有點李嘉誠的味道。

粵語在功能上在課堂使用是沒問題的，但是在廣東珠三角的課室地位未必真的超越或者跟普通話平等。

不排除有一種主觀意願的選擇。高中時班裡有一群女生其實都能操一口流利的粵語，但是平時交流上更願意使用普通話，除非班主任英語老師的存在，討論學習問題必定使用普通話，其他群體的同學找她們談話都自覺轉為普通話。這個群體中確實有不少是父母外省籍，但主要原因她們是班裡成績最好的女生群，教科書、試卷的書面用語以北方語言為基礎，由於我們的書本讓普通話標準的文字承載我們的知識，使用普通話交流有利於我們提高溝通效率。當然，她們可能也是為上外地的好大學作準備，模擬一下未來心儀大學的語言環境。

曾經也到過廣州最好的高中（集中全省最好生源），通過觀察，也相信在這些高中，第一交流語言是普通話。這些高中，有很優秀的學生，也有更多來自各地操著不同方言的學生。

在深圳，我有一同輩小友，父粵語母客家，剛上初中，而他僅有普通話的聽說能力（其實還是聽懂一點點粵語及不少客家）。新年時陪同其父在電影院觀看粵語配音的《新西遊記》，他說只能靠看字幕了。

另外補充一點，也有聽過我父母輩的人會像廣西的粵語區的人一樣，稱自話為「白話」，而非「廣東話」或「廣州話」，並非為消除地區烙印，有時普通話對於南部方言區的人來說，確實像一種工具性的「文言」，與之相對便是「白話」。

對於粵語標準音，更詳細準確地說，皆因香港、廣州兩城而成的雙中心是拉動粵語區經濟文化發展的兩架馬車，香港地區流行的粵語（有人稱這種「廣東話」為翡翠台腔調的粵語）和廣州市內流行的粵語（城內音、西關腔）其實都可以算作粵語的標準音，沒有哪種絕對強大的力量推使某種口音像北京語音之於普通話一樣成為粵語的絕對標準音。

今天香港的中文教育拼音方案（粵語拉丁化的方案）無論在香港的學堂里多麼普及，其使得粵語在香港社會的地位多麼堅挺，也沒法攻佔廣東的課堂，讓粵語在課堂里里普通話至少取得英語的正統地位；北方傳來的特色詞語，無論內地人怎麼大量湧入香港，也沒發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交流中霸佔本地辭彙的地位。

香港和廣州在粵語上最大的不同其實是因為一百多年社會制度的隔閡而產生的辭彙的不同，所以其實無需在語音上刻意區分廣州香港兩音，現在的香港音其源頭也不過為廣州音。現在每天凌晨翡翠台重播的老舊的香港黑白粵語片的廣州音就非常「廣州」。

廣州音的粵語「廣東話」在六七暴動以後，維繫了華人各族群的團結，取得今天社會的主要口語的地位，為1974年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奠定了基礎，時因無論是剛剛開埠還是解放後特別是文革時期湧入香港的移民主要為廣東人，（福建人、上海人、回國華僑都是移民潮的）而廣府人群體也是最大。與上海話的形成是適應-融合不同，因為廣州的省城身份，對主要為廣東人為主的華人各族群有強大的拉攏力。在香港成為英殖民地之前，香港只是廣州府下香山縣的一個小島，而壟斷鴉片戰爭失利前清朝全國通商貿易的廣州城，府轄南海、番禺兩縣，是名震歐美的商業之城Canton. 但今天，香港地區生活的各種非華裔人士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境外人士積極學習廣東話，這種狀況都拜香港多年發展取得的經濟、文化地位所賜。香港地區具體的語言狀況和變化可以參見維基百科「香港語文「詞條。

20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香港和廣州兩城前後發展，雖然省港交流一直非常緊密，但主要是文化和政治的隔閡讓兩城語言的發展走向不同的道路。香港電視台作為境外電視台被允許落地廣東，引致廣東的地方台都被允許使用粵語為主要廣播語言，促成了今天在廣東地區粵語依然強勢的局面。

硬是要感受一下今天廣州音、香港音的不同，可以聽聽分別代表香港和廣州，楊千嬅和張敬軒版的《少女的祈禱》，感受一下兩者發音舌位的不同帶來的不同效果；還有黃子華接受廣州電視台的專訪，連音調都能感受一下。知乎上有一些問題在語言學理論上探討了兩者的不同。

為了介紹背景，突然發現有些離題。對於香港的補充，我想說的例子是，解放後湧入香港的移民潮中，有我的一位親戚，落地生根，已成一支，後代都可算作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父親曾意示我跟一位父輩試用英文溝通，不過被他婉拒了，說平時說話也不大用英文。

主權移交後香港就開始實行「兩文三語」政策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即中文、英文兩種書面語文和粵語、英語、普通話三種口語。

但實質上，無論是殖民地政府還是主權移交後，「重英輕中」的風氣社會普遍存在。在商業社會、法律界，在大學裡，英文都是最重要的語文。一個主要為香港本地華人的大學講座，台上和台下都只使用英文進行講述和交流（可以看看香港科技大學邀請謝霆鋒作為亞洲年輕企業家的MBA講座）。正式的場合如公司會議等，假如英語是傳意效率最高或者溝通成本最低的語言（比如有外國人的參與），一定會使用英語，因為大家都有這個技能、有較高的水平。

英文是從幼兒園開始普及的科目，大學畢業生都擁有雅思6、7分左右的水平，在母語非英語的國家或地區里這是非常卓越的。曾讀過幾份香港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其中在comment一版，有些讀者寄文認為，香港人的英文水平隨著回歸不斷下降。很記得其中有位作者舉的例子，說自己在買棉胎時指出該店員工不懂英文的成份標識。如此的英文學習風氣，在內地China Daily上恐怕會被批成漢奸。

雖然官方政策上經已沒有中文授課中學和英文授課中學（除了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等等與中文相關的學科外都用英文授課，而那些中文相關的課程，就被稱為」母語教育「），現在學校選擇中文授課還是英文授課都有自主權；但是從傳媒獲得的信息看來，家長還是傾向於認為傳統的英中是香港最好的中學。現在大部分（超過八成）的中學還是中文授課。

最後，大學入學考試的科目中，英文是必須選擇，但是中文可以使用其他的語言如法語等代替。

而在授課的口語方面，除英語外，中文的授課絕大部分的學校都使用粵語，當然不包括普通話課；而使用普通話為授課口語的學校，即使在今天都仍只有寥寥數間，未能打入主流形成氣候。

總結一下，對於一個像我那位父輩親戚的普通香港人，粵語是母語及其最主要溝通語言，英語和普通話都是交流工具，應用廣泛性粵語&>英語&>普通話。這一份2001年、2006年及2011年按慣用語言劃分的五歲及以上人口 (A107)政府資料顯示，香港人口一直有90%左右以廣州話為慣用語言，英語在3.5%左右，普通話只有1%左右。

這些內容就可以很好地反映題主的問題了。

在內地，普通話作為」正統「的漢語教育，加上地方方言教育幾乎為零的情況，某種程度上給學生輸入了」普通話「和自家」方言「之間微妙的從屬關係（即使在語言學上兩者絕不是從屬關係，因為口音是語言學下的元單位），而淡化了學生（絕大部分的中小學生）心中自家」方言「的存在感。

可是在教育系統不同的香港，學生從來不曾感覺到這種從屬關係。因為他們所進行的中文教育，只是強調了」中文「這個概念的存在，強調」中文「作為自己的母語漢語的正統性，而並沒有過多體現口語之間的關係，也沒有內地學生對普通話產生「正統感」。即使真正母語為粵語的香港人重視英文，也不把英文視為母語。中文課全程粵語授課，所以粵語在香港學生心中就不像是「一種歸屬於普通話下的『方言』」，而普通話，就如英語一樣，「工具感」非常強。

對於粵語和普通話之間的關係，香港的學生一定比廣東的學生有更深刻的理解。

當然，即使越來越多的內地人到香港購物、做生意，掌握普通話這個工具對於香港人而言越來越重要，普通話在香港的工具地位實質上仍然是不如英語。不過再反觀一下，內地的」英語熱「也頗是嚴重，英語的作用在今天媒體、民間受到的強調肯定普通話來得更多。

還有一點，在我有限的跟香港人的交流中，他們更熱衷於使用「北京話」這個詞來指代有標準、正統意味的」普通話「，維基百科的香港頁面似乎更多的使用」北京話拼音「等等，而不是內地的」普通話拼音「或者用得更廣泛的」漢語拼音「。

最後作一個總結：

吳、粵兩語是我國漢語系下最強勢的兩種方言。前者依附其區域今天強大的經濟力量，背靠深厚的吳越文化底蘊，在今天洶湧的人口遷移流動中仍然頑強地在課室里留得席位。而後者，對於廣東而言，除了自身的經濟實力外，更有著強大的外在推力，使粵語在廣東的學校里保持存在的必要性；對於香港而言，自身教育系統就不是處於中國內地同一教育系統中，粵語在其課堂中擁有獨立、主要的地位。

不過，這一切都建立在降低溝通成本、提高溝通效率的目的上。對於內地，以普通話為標準的文字是現階段教科書知識的載體，因此課堂主要使用、個體間選擇普通話進行交流可以提高說明、解決問題的效率、或方便籍貫背景不同的學生融入溝通中，師生就選擇普通話進行溝通。但普通話也不是代表絕對的效率，在語言的教學中，用更接近自身母語的方音解釋漢語文字的問題，能深入學生的感情體驗；用外語溝通外語的問題，則是提升學生學科素質的需求。另一方面，融入地方方言的教學，能幫助學生更好融入當地社會。對於香港也是類似。

總之，希望通過以上宏觀、微觀的分析，能夠向諸位明白地解釋各地對於方言的不同態度背後的原因。

簡單地解釋的話，在課室裡面，背景硬的方言就讓人用它來暢所欲言，背景不硬的冒泡都有被撲殺的危險。

語言的背後實在有太多太多的東西。

上文涉及到的各區的知友，如果發現跟自己體驗不對的，歡迎拍磚。

這是我知乎處子答，不足請諒。

以上。

我又來了……

說四個地方的情況，內蒙的兩個：鄂爾多斯、呼和浩特。陝西的一個：榆林。廣東一個：廣府地區

鄂爾多斯：晉語作為北方地區的奇行種，在這裡作為民間語言被普遍使用。與普通話差別不是很大，但很多北方人反映不易聽懂，特別是初次接觸時。年輕人講話與中老年人有差別，體現在用詞和語調上。本土辭彙開始不經常被使用，轉向普通話辭彙（比如夜天–––昨天）入聲開始消失。官方沒有刻意性的推普（偶爾看見的「學好普通話」的標語算不算？）年輕人普通話水平都還不錯，中年人的普通話……呵呵，老年人基本不會普通話。鄂爾多斯外地人不少，本地人與其交流時不會刻意選用普通話，基本是以本地話交流。學校上課是普通話，下課問問題與老師交流普通話、方言兼有之。

陝西榆林府谷：爸媽都來自那裡。父親讀書時上課完全府谷話。現在日常交流完全聽不到普通話。但年輕人辭彙也在向普通話靠近一些辭彙開始消失或只存在於老年人口中了（月兒爺爺----月亮）平聲兒化---入聲---去聲。

廣府地區：粵語在廣東的地位遠不是普通話所能撼動的，很多電視頻道以粵語播出。民間反推普力量存在（見10年廣州反推普遊行）但也有家長與孩子對話用普通話，與同齡人用粵語的。粵語的中心：廣州，粵語普通話並存，粵語佔上風。到商場買衣服，服務員第一反應是粵語，經常聽到服務員喊：隨便睇隨便揀啦。要走的時候也會說「歡迎下次光臨」當然是用粵語。中學上課時基本都會說普通話，一些年紀大的老師不會普通話的就用粵語，或者是：哩度有冇唔識白話既同學？確認一下再上課。很多廣東人的精神食糧「TVB」的電視劇對白在近年也出現了粵語發音的普通話辭彙，原版粵語港片里也越來越多的出現了普通話。

以上

這個話題我喜歡！

我家在湖北東南部，與江西交界，屬於贛方言區，同時與江淮官話、西南官話武漢—黃石片區毗鄰，從小就受到各種方言輪番轟炸好不？還好對方言的接受能力較強。小學到初中老師基本上是用普通話講課（當然是夾生的），小學有一個數學老師是用方言講課的，初中一數學老師水平蠻高，就是因為不會講普通話而沒能調到縣一中（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數學老師？？）。在縣級以下普通話普及率很低，不過現在的小孩還是說普通話居多，家長從小培養孩子說普通話（我不贊成啊，當地方言會慢慢流逝的。）過年回家刻意培養我的小外甥講方言，他完全不鳥我。我們那邊方言九腔十八調，不同的鎮乃至不同的村講的話都有蠻大差別~可能是跟地理特點有關吧，丘陵地帶，少有大片的平地。

高中是在黃石讀的，老師的普通話大都講的可以，身邊的同學普遍以黃石式普通話交流，個人很喜歡那種腔調。當然，兩個黃石本地人一般會以黃石話交流。

大學是在武漢省屬學校讀的，同學來自全國各地，不過以省內的居多。湖北的方言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黃岡話、孝感隨州話==江淮官話黃孝片==，武漢黃石話、荊州話、宜昌恩施話==西南官話==，大冶陽新咸寧話==贛語==，十堰襄陽話就有點像陝西、河南話了（這些分類是看過方言介紹和聽過各地方言後總結的，不夠準確，詳情猛戳湖北方言7大分類）。So，大學時跟湖北各種方言都有接觸啊。起初，為了方便與各省各地同學交流，我努力發音咬字（我之前講的普通話是沒有捲舌音和後鼻音的，受方言影響吧），第一個月我的舌頭都卷酸了有木有？！後來我逐漸成為方言的支持者，沒有刻意地去咬字發音，現在講的普通話算是塑膠普通話吧，有點像川普。因為是省屬高校，除來自北方的童鞋外，說標準普通話的並不多，於是乎，夾雜當地方言的普通話在學校盛行，尤以荊州話、黃岡話為代表。上課回答問題是普遍會說標準普通話，私下講話就很隨意了，兩個武漢的同學在一起一般是用武漢話，作為湖北人聽起來也是毫無障礙，坐公交車和早上過早時我偶爾也會飈兩句武漢話，哈哈。

湖北地處中部，以北是官話區，以南是南方方言區（湘語、贛語），方言也是各種各樣，各種雜交（暈，找不到更適合的詞~）。普通話只是在學生老師之間流行，年齡從小到大講得越來越少。個人覺得湖北人講的普通話普遍不標準，因為本身方言與普通話差別不大，最大的差別就是語音語調了，這樣大家反而懶得去講標準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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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方言支持者，方言是當地歷史文化的直接體現。

中國地大人多，方言種類不計其數，越是向南越是發雜難懂，諸如湘語、贛語、吳語、閩南語、粵語、溫州話（額，躺著中槍！）。為了方便大家交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推廣普通話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不得不承認以北京話為代表，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是易懂好學的。漢字真是博大精深，雖然我們講的話不同，但是我們可以用共同的文字交流，漢字、普通話在維持全國大一統的局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近，隨著各省經濟文化的發展，不少省份有著加強方言弱化普通話的運動，其中的代表是粵語，上海話滬語也有不過要弱些。個人是很稀飯粵語的，看TVB電視劇、港片非粵語版不看，自學了一些簡單粵語。

我覺得以後的趨勢是，普通話依然強勢，但各地方言也會逐漸抬頭。

不請自來，因為關注方言消亡的問題。

說幾個我觀察到的現象

1、我家在皖南山區，徽州方言比蘇浙的吳儂軟語還要難懂，當地學校里上課是講普通話，課下交流說方言。但是不少在當地來看相對比較有文化的人，比如老師、公務員之類，他們都會讓自己的孩子從小說普通話，禁止說方言。

2、安徽南部長江沿岸主要是安慶官話和吳語，這些地區方言依然強盛，除了學校上課說普通話，其他幾乎所有場合都有方言。

3、再就是四川、廣東這種，方言更加強勢。

我覺得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1、經濟實力。

那些方言強勢的地方，經濟都比較好；就不說四川廣東了，拿安徽的安慶官話來說，
安慶以及整個長江沿岸的經濟在安徽省內是比較牛的，安慶人走南闖北會做生意在我們當地是有共識的；另一方面安慶官話以及受安慶官話影響的吳語區，方言都比較好懂，這也為方言強盛提供了一些支持。

而方言式微的地區，經濟都比較落後，我老家那邊的徽州方言就是這樣，題主提到的蘇北，過去也是比較出名的窮地方。

2、當地人的文化素質高低。

這其實跟經濟實力是相關聯的。文化素質高，受教育水平高，對自身文化的認可程度就高；而文化程度低的人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覺得外面的都是好的，普通話就是高大上，對自己擁有的東西沒自信，就像當年貧窮的中國人恨不得全盤西化一樣，外面的月亮都比自家的圓。

我曾經擔憂像我們家鄉那種小眾方言的消亡，不過最近這些年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我感覺這些小眾方言的境況會好很多。我們在外面說普通話，在家說方言，只要能順暢交流就沒問題。就像國家和國家之間，你出國去交流就要用英語等其他語言，在國內交流還是以中文為主。

沒看到比較贊同的答案，所以我也來回答一下。我是成都人，大學在常州讀書的，和題主的問題補充有一點相似性。

首先說四川，整個四川省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口音，但是在川內，用四川話交流基本上沒有任何障礙的，所以大家沒必要明明可以用四川話的情況下還硬要自己說著不大流利的普通話，能懂就可以。

再來說江蘇，徐州人聽不懂鹽城話，鹽城人聽不懂常州話，常州人也不大聽的懂揚州話，聚在一起的時候還能講自己的方言么？當然不行啦，為了交流只好用普通話啦。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流動越來越厲害，可是四川人在川內交流還是用四川話，一方面是四川話屬於北方方言，在語繫上還是和普通話比較接近的，一般語速不是太快，外地人還是比較能聽懂的。還有一個現象，就是來了四川的外地人很容易被同化，很多在四川呆幾年以後，四川話也說的特別流利。

然後再來看江蘇，人口流動厲害，交流時肯定不能雞同鴨講呀，所以大家都需要一個比較折中的交流方式，作為官方語言的普通話就當然不讓的成為了比較主流的交流語言了。隨著方言的使用減少也就使得大部分年輕人不大會說方言了。

不管用什麼語言，我們只是為了更方便的交流。
這個只是我的感受，沒有任何文獻支持。

黑龍江哈爾濱，方言和普通話再像也還是方言喲。

上課還是以普通話為主，高中班任（語文老師）說話時會夾雜一些神奇的方言辭彙如「冒漾」「五脊六獸」」各色「引得全班一片歡笑。基本上，老師們上課時都有意識的不使用方言辭彙，努力講普通話。當然口音是改不掉的，初中時的語文老師就感嘆過，平時覺得自己普通話挺標準，一看上課的視頻還是有口音。

同學交流時因人而異，有人說得一口標準普通話，有人就是喜歡說東北話。不排除那些說東北話的同學是在故意搞笑。罵人時使用的方言辭彙最多，比如」der「「二椅子」，究其原因，大概方言還是比普通話生動。一些方言辭彙也會成為固定的梗，比如「得瑟」。

那種小品里的東北話在哈爾濱不太常見，小學有個同學喜歡說「嗯吶「就被當成笑點了。

有趣的是，高中時有幾個韓國同學學了一口標準東北話。

我上過的學校都沒有針對學生說方言提出什麼要求，方言和普通話太像也沒法要求。

其實學校對方言的態度不光有省份差別，城市之間、城鄉之間甚至一個地區的不同學校之間都會有差別。

說一說藏區的吧，這個也是藏族人面臨的比較大的問題。

三大藏區具體如何細分歡迎看我的文章，這裡不做細緻介紹。

我要坦白，衛藏的拉薩呢也確確實實是早期三大藏區藏族人的政治與宗教的精神領域，不管是從早期的松贊干布立吐蕃國，還是後期的政教制度來看，無疑拉薩確實是主要的要地。但是有句話說得好，山高皇帝遠，在後期的時候多康地區也已經列入清政府的實際管轄範圍內，而且後期的時候多康地區也有皇帝賜過漢姓或名號的一派土司，而且從宗教來看多康地區也有屬於自己體系的寺院。例如安多地區的北方三大寺體系以及拉卜楞寺，康區也有格魯派的大寺例如昌都的強巴林寺。所以各地的交流雖然有但也不像現代社會這麼平凡。

那麼對於藏人來說，就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語言問題，說到語言，其實也包括了一定文字問題。

衛藏的藏文書寫的語言文字形式對於多康兩區的藏族來說其實是沒有問題的，但要自己寫這種敬語格式繁雜的衛藏式藏文還是有些難度的。多康地區，特別是安多地區所寫的藏文，衛藏人是有很多單詞看不懂的。

那麼繼續回到語言問題，藏語其實是沒有一個「官方普通話」的，因為在三大藏區各省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上各地都用自己的方言與文字形式來教課。

我印象特別深。我拿了一本安多初中的藏文課本給日喀則朋友看，他可以跳過生詞猜出這是在說什麼，但確實無法直接理解，語言上就更不用說了，一個西北藏族和東邊的藏族是幾乎不能用母語交流的，必須說漢語。

那麼關於藏語普通教育，我看到三區的藏族都會說自己家鄉的方言是最能代表藏語普通話的。其實我個人的觀點的需要保存本地區的方言體系，在一定的基礎上可以自行學習另一種方言，這樣不但保留了方言的獨特性，也解決了各區交流的障礙。我不希望看到三區有任何一區變成現在新疆衛拉特蒙古的忒特蒙古文，變成一種下一代並不能完全學會或是掌握的文字或是方言。

湖南北部小縣長大的。上大學前上課全是方言，後來才知道有地方上課都用普通話。

這個話題我好喜歡的說！

我家在安徽西南，跟湖北和江西交界，屬於贛方言區。小學老師都說普通話，初中就一半一半了，到了高中連語文老師念詩都是用方言了。可見家鄉的方言是一種多麼強勢的存在啊。普遍認為，日常生活中說普通話的不是外縣佬就是裝逼狂。但是，家鄉人也普遍認為普通話比家鄉方言要高大上很多。原因很簡單：我們還頂著一頂國家貧困縣的帽子呢，說的話肯定也是土鱉的話了。而且隨著普通話的推廣普及，我的家鄉方言的一部分發音和語調也普通話化了。我爹不知道是有先見之明還是怎麼的，從我幼兒園起就給我的方言正音啊，給方言發音正音啊有木有！上小學的時候我就發覺我說的方言跟小夥伴們說的不一樣真是一把淚啊，他們說話都一股夾生的普通話味啊有木有！儘管如此，我還是悲觀地覺得家鄉的方言會消亡的，到最後估計連聲調都保不住，我覺得很可惜。其實我想強調的是經濟實力對人們的地區文化認知有很大的影響。經濟的不發達會導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小至一個縣，大到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最後我很愛我的方言噠，儘管被舍友吐槽過像日語……

普通話是學來用以消除不同地區之間交流的語言隔閡的，而不是用來用以消滅各地語言---他們的母語。你們從小在書本告訴我們，中國尊重文化差異性，56個民族56種色彩，求同存異，對於現在對實行普通話的做法，有點越界傾向於所謂大一統，我只想講，收皮啦！你唔俾我講，我粵要講！你咬我肉食啊？吹咩！

其實每個地區的人應該都硬起來，要強勢保護自己的母語，特別作為父母的態度更加要強硬！都說廣東人對粵語骨子裡的執著，排斥煲冬瓜，但試問你有沒有過試圖保護自己母語的強硬態度和心氣，你現在是想要來消滅代替我們的母語。會科學上網的可以查一下10年廣州亞運江南西地鐵站怎麼回事，最後迫使高官出來道歉解析，看看廣東人是怎麼做的，粵語在廣東的強勢，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是廣東人自己爭取的，這件事轟動到了香港那邊都有活動。小學就學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當你的母語受到擠壓，你不去反抗就不要說別人執著！做人不能食母乳，忘母語。退一步益閪咗人！

我希望兩者可以和平相處，但事實上打壓很嚴重。

我處的人，對普通話有一種攀附的心理，這是在過度推普後漸漸產生的。90年代，大街上還基本都是說當地話。從二十一世紀起，推普愈演愈烈，「社會語言」漸漸變成了普通話，無論是農村還是市區，不分男女老少。

在我處，講得一口流利標準普通話會受到人讚賞，不會說母語的人也不會有人鄙夷，大家都習以爲常，長輩之間用當地話，對九零後說當地話，對零零後說普通話，而絕大多數九零以後出生的都用普通話交流。

問他們怎麼看待這關係，我想答案是：無所謂。

連我去個藥店買藥，店主都要和我說普語，而轉頭就和我母親說當地話，很多人是病態心理，面對小輩非要秀一秀他們的普通話，實際上腔很重。

70後這代的子女都是會說母語的，可能是當時的推普還沒這麼嚴格。從80後的子女開始，這些讀過大學的知識分子，漸漸拋棄他們的母語，開始教孩子說普通話。

到現在，70後也做爺爺了，他們也受到了影響，不和孫輩說本地話，卻非要用一口蹩腳普通話和孫輩對話。

問老師怎麼想，他們一定是想方言早滅絕早好吧，省得再費心了。老師恰恰就是導致方言瀕臨滅絕的罪魁禍首了。對說本地話的學生採取處罰措施，給學生灌輸各種矮化母語的思想，當然，他們只是教育部門的替罪羊。

那些老人呢，說了一輩子母語了，對現在一個家庭說兩種話的情況，也視若無睹。原以爲會有一個人站出來抱怨的，可目前，我沒見到一人。

至於九零之後的人如何看待，我覺得家鄉對他們都是可有可無的物事了，唯一使他們思鄉的就是食物吧，畢竟舌頭是思鄉的。呵呵。

對於外地長大的，故鄉或許就是「一年會來一次的地方」和「說著奇怪語言的地方」，但不久之後這種現象也會消失的。

故鄉已經不是記憶中的故鄉，悄然變成了官話區的一部分。

等到有心的人覺悟過來，早就爲時已晚。

潮州，直到高中上課還是用潮州話上課，包括語文課也只有講一些發音時老師會用普通話講一下。

講普通話的人在我們這被叫做「外省仔」，直接打上異族標籤。

原因嘛，潮州經濟不發達，外地人跑來潮州上學千百年難得一見，全校都是潮州本地人，自然隨意一點了，講普通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爸媽來自完全不同的方言區，他們說方言互相聽不懂，於是我家說普通話，我也只會說普通話

我是福建福州人。

要看一種方言的傳承情況，無非就是看使用該種方言的20歲以下人群的掌握和使用情況。貼一張全國各地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比例圖（轉自微信公眾號）。

題主的蘇北與四川之例可以從圖中看到具體的數據表現：西南官話片區以重慶為最高為97%，其他城市基本也都在80%以上。順便說一句，我在成都讀大學，身邊確實有認識了一兩年卻從來沒有聽過其說過普通話。

在我從小到大的成長環境中，福州方言的生存情況自然是在夾縫中生存。具有2200多年歷史的福州城的母語已經被當下的主流教學語言普通話所代替。班上真有會說福州話的也是有的，但是相互之間僅限於開玩笑。

在福州話的發源地福州，福州話的傳承度可能還遠遠不及大洋彼岸的美國。畢竟在美國的唐人街，流傳著「只要會說福州話就不可能餓死在唐人街的街頭」這句話。或許會不會在不遠的幾十年後，福州的孩子們要想學自己的母語，還要和學英語一樣，遠渡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