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海斯/穆恩/韋蘭合著《World History》認為中國文字系統是中國文化進步的阻力的觀點?

來自海斯 (C.J.H.Hayes), 穆恩 (P.T.Moon) , 韋蘭 (J.W.Wayland) 合著的《全球通史 》(或譯《世界史》)原作名: World History
原文如下:
「第一,中國文字也是由圖畫文字組成的,就是說,圖畫被簡化成代表事物的符號。 第二,它也包含有會意文字,即用以表達某些觀念的各組圖畫文字。 第三,中國文字也還有諧音文字,即代表某些代表聲音的符號。 這個文字系統,從前是,現在仍然是中國文化進步的一個巨大阻力,因為成千上萬不同的字都需要會讀、會寫,是很困難的。等大量中國文獻寫出之後,中國人才知道有簡單的字母,不過等到知道的時候,他們已不願意放棄他們長期尊重的文字系統了。」
作者這麼認為到底有沒有依據?
補充說明:是海斯穆恩衛蘭 (紅旗出版社)的版本,見於其中第一篇?第四章?遠東和遠西,古代中國 中國文字

首先抱歉誤導了很多人,我從kindle上被推薦購買的這本書,所以以為它就是那本名著。然後既然在知乎這個平台問這個問題,最初目的就是想知道能不能從科學的角度分析漢語體系和拉丁字母體系給人帶來的不同,也得到了一些想要的答案,沒有希望引起民族自豪感的部分。類似的問題我也曾經思考,我非常以漢字文化而自豪,但比如編程方面,可能漢字就不能很好得承擔這一任務。 最後,希望大家不要抨擊斯塔夫老師,搞錯人了啊


哎喲,翻看一下問題描述,才發現原來這不是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早期版的《全球通史》里的內容啊……只讀過第七版的我表示孤陋寡聞了。沒讀過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舊版的《全球通史》,畢竟從第一版到第七版相隔了30多年,不知道舊版本對於中國文字系統的評論。

另外,斯塔夫里阿諾斯那本叫Global History,直譯就是《全球通史》了。而海斯·穆恩·韋蘭那本不是World History么?中文版應該叫《世界史》或者《世界通史》才對呀……強行翻譯成《全球通史》也太坑爹了點吧?把我給坑進去了……不過,不管作者是誰,我的觀點還是差不多的,也懶得做太大改動了。大家了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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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的《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通史》(第七版)里,斯塔夫里阿諾斯對中國文字的評論,已經變成這樣了:

在商朝廢墟中發現的複雜的表意文字,對中國和整個東亞後來的歷史極為重要。它是現代漢字的直系祖先;這一點也可用來說明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幾千年來,中東人一直不能釋讀他們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現代中國人卻能讀通商朝文字。倖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多發現於龜甲獸骨上,過些龜甲獸骨是當時占卜吉凶禍福用的——這也是中國人的一個獨特的習俗。他們把有關疾病、夢、田獵、天時、年成等方面的疑問刻在龜甲獸骨上,然後在甲骨的不同點上劃幾道切口,將用火燒得通紅的小棒子按在這些切口上,使其產生裂縫。卜人就根據這些裂縫的形狀、排列和方向來判斷所佔問之事的吉凶情況。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來,因而其中許多能倖存下來,不僅揭示了商前的文字,並使我們能了解到商人日常生活的許多情景。
——第5章·古代文明諸類型·五、商朝 節選

從後來的歷史看,中國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廢棄了早先在諸王國發展起來的寫法眾多的語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國都能理解的統一文字。這種統一文字由於中國文字所具有的性質,證明是一種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統一的粘合劑。這種文字不是以表示一個詞的語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號為基礎,而是由大量的書寫符號即漢字所組戍,每一漢字表示一個物體或一個抽象概念。這種方法正同於西方的數字表示法。儘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號"5"的意思是什麼。漢字這種表意文字的情況也是如此,它們有意義而無聲音。它們和數字一樣,可以表示既念,但每個讀者念的時候卻可以根據自己的方言發音。因之,秦朝這種新的統一文字(它經過數次修改後一直存在到現在〕是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能閱讀並理解的,儘管他們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聽不懂。基於同一原因,這種文字也是外國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過教育的日本人、朝鮮人或越南人都能閱讀漢文,但不會說一個漢字。這種文字對中國後來的民族統一,對中國文化對整個東亞的影響來說,其重要性是不難想像的。
——第10章·中國文明·三、秦帝國 節選

從黑體部分可以看出,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對中國表意文字系統的歷史意義評價是極高的。
另外,順便附贈一個電子版的地址:全球通史——在線閱讀。ps,還是建議大家買實體書。我買了實體書,只是為了引用時方便複製粘貼,才找的電子版。

——可為什麼在題主看到的《全球通史》里,對中國的表意文字系統的看法,卻跟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第七版有那麼大的不同呢?
其實,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在第七版的《致讀者:為什麼需要一部21世紀的全球通史?》中,已經給出了說明:

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節奏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

例如,我們自己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導的歷史觀中成長的,我們也生活在一個西方主導的世界裡。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時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之後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結束了這種霸權,世界地圖上歐洲殖民帝國的消失就證明了這一點。地圖上許多地方的名字和顏色都發生了劇烈變動,從而顯現出20世紀中葉湧現出來的這個新世界。

我們漸漸不情願地認識到,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傳統的西方導向的歷史觀是落後於時代潮流並有誤導性的。為了理解變化了的情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視角。儘管伴隨著種種精神求索的陣痛,世界卻已經完成了其從舊到新的轉變。到20世紀60年代,世界歷史協會和《世界歷史雜誌》的討論以及本書第1版的出版已經一一證實了這種轉變。

這又把我們帶回到了最初的問題:為什麼本書第1版問世才30個年頭現在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紀的新版本呢?答案與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20世紀60年代的後殖民世界使一種新的全球歷史成為必需,今天,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的世界同樣要求我們有新的史學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則正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響力」的結果。科技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難以抗拒的影響令人信服地證明著它的存在。20世紀後半葉的學生們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一臉困惑地趴在木製書桌上想,如果這時遭到了核彈的襲擊,這些脆弱的東西怎麼會抵擋得住呢?
——全文地址:《全球通史:從史前到21世紀》致讀者(圖)_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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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回到題主的問題,

怎樣看待《全球通史》中,作者認為中國文字系統是中國文化進步的阻力這一觀點?

我的觀點是:
1、這是作者當時受到西方導向的歷史觀影響的結果。所謂的「西方導向的歷史觀」,說白了就是以18世紀後的西方文明為評價各個文明、文化優劣的標準。
2、作者的這個觀點:

這個文字系統,從前是,現在仍然是中國文化進步的一個巨大阻力,因為成千上萬不同的字都需要會讀、會寫,是很困難的。等大量中國文獻寫出之後,中國人才知道有簡單的字母,不過等到知道的時候,他們已不願意放棄他們長期尊重的文字系統了。

站在他寫這段評價當時的客觀來說,也並沒有錯。因為,

就古代來說,中國讀寫分離的文字系統,學習難度確實是非常高、也非常費時費力的,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古代識字率難以提高,知識被壟斷在極少數的知識分子階層。因此,儘管中國有著璀璨的古代文明,然而造紙術和印刷術在誕生它們的中國,卻並沒有能夠產生像它們被傳播到西方之後,所產生的新思想、新知識從少數精英迅速傳播到底層民眾,造成思想、知識傳播大爆炸的效果。——就是因為,讀寫分離的文字系統,導致中國底層百姓的識字率實在太低了。

就現代(準確地說,是寫這段評論的時代)來說,中國的文字系統也確實難以和新誕生的打字機、鍵盤等新技術兼容。這在客觀上也是中國文化進步的阻力,因為中國的文字作為知識和文化的載體,難以通過新的技術進行傳播。

——然而很顯然,作者在寫這段評價的時候,並沒有預見到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解決了識字率的問題,而新技術(主要是軟體技術)的發展,也解決了中文系統和新技術的兼容問題。
當斯塔夫里阿諾斯寫第七版的時候,中文系統過去和現在所顯現的問題,都已經被解決了,所以第七版中,對中文系統的評價也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題外話,其實從這段表述的差異,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去理解,為什麼最近幾十年里,西方的知識界會湧現出如此之多的所謂「白左」,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給予極高的評價,甚至有把21世紀的中國跟20世紀的美國相提並論,認為美國是20世紀人類的希望,而中國則是21世紀人類的希望。
為什麼?
過去幾十年里,共產黨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實在太令人難以置信了。比如識字率這個中國從古代到現代一直困擾的問題,今天每個中國人都能自由讀寫中文,在我們看來或許不以為奇,但是在西方的學者看來,這簡直就是個奇蹟,因為讓他們來學的話,單是寫就足以讓他們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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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對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的水平和治學態度都非常敬佩,其中最讓我敬佩的一點是,他始終秉承客觀而與時俱進的治史精神。而《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通史》這本書,也是我讀過的最好的一本歷史著作。

研究歷史,必須站在歷史當時的背景去看問題,而不應該把現在才有而當時並沒有的思想、觀念,去要求和評價歷史人物。同樣,讀一本歷史著作,也應該站在作者寫這部著作當時的背景去理解,而不應該用現在才有的發現和技術,去要求作者。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必須帶著腦子去讀,而腦子裡必須要對這本書寫作時的背景有基本的了解。


中國文字永遠輪不到這些只懂一點皮毛的「外國磚家」自帶聖母光環站在「進化鏈頂端」來指指點點。
這和納粹鼓吹優等種族沒什麼兩樣。

按:《全球通史》(Global History)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老先生對待中國文字是充滿善意的,請不要對他進行人身攻擊。斯塔夫里阿諾斯老先生的意見請參考其他答案。
本文指摘的西方史學界越界的「外國磚家」,特指題主讀的《全球通史》(World History,又譯作《世界史》)的作者海斯穆恩韋蘭。該書「第十一編 白種人的負擔」中就認為自15世紀以來,歐洲各國就一點一點地把他們的文明傳播到全世界,歐洲人「要引導千百萬的陌生人走上歐洲文明和進步的道路,是一個負擔,而且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他們持「歐洲中心論」,帶著滿滿的優越感。
海斯穆恩韋蘭等人對東方的語言文字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並不了解,只是利用他們微乎其微的見解對東方的語言文字進行越界審判。故而筆者站在語言文字角度進行反駁,對他們嚴重越界的行徑予以譴責。

語言文字有優劣性嗎?沒有!
拼音文字一定比表意文字先進嗎?不是!

何況漢字同時繼承了「表音」和「表意」的血統,既是「表音文字」的代表,又是「表意文字」的代表。討論這個問題更要審慎對待。

王寧先生在《漢字構形學講座》里說:

有些理論認為,世界文字發展要經歷表形(象形)、表意、表音三個階段,從這個理論出發,它們認為表意文字處於文字發展的第二階段,因此必然要繼續發展為拼音文字。這個說法首先是不符合世界文字發展的事實,世界文字大都起源於圖畫文字,但是並不一定都經歷三個階段,表音和表意是圖畫文字發展的兩大趨勢。世界上許多古老的文字,例如非洲的古埃及文字,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等,都經歷過由圖畫文字向表意文字發展的過程,但是,這些表意文字很快就失去了使用價值,變得不可釋讀了,它們雖然經歷了三個階段,但是就發展趨勢而言,向表音發展是其趨勢。漢字也起源於圖畫文字,但是,延續圖畫象形文字的發展趨勢是表意,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漢字頑強地維護著自己的表意文字特點,一方面又不斷地為了適應被它記錄的漢語而進行了內部調整,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嚴密系統的表意文字。像漢字一樣的表意文字還有不少,它們雖然沒有漢字這麼長的發展歷史,但也絕不是「三階段論」所能概括的。我們主張「世界文字發展兩種趨勢」 論,不同意「三階段論」的觀點

西方的「三階段論」,本就是基於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字做出的歸納總結,並不能反映東方以另一種形式發展的文字(比如漢字)的趨勢。
西方人對「表形(象形)、表意、表音」三個階段的表述,潛台詞是「我們的表音文字處於進化鏈的最頂端,是最先進的文字體系。」
所以西方人才會一直覺得高人一等,像救世主一樣自帶聖母光環站在進化鏈頂端俯視中國人、憐憫中國人;甚至想當一次世界警察,推廣他們的普世價值,拯救中國人於水深火熱之中,幫助中國人快速「進化」。

個人以為,很多西方學者一直對其他族群存有偏見,拋開他們一貫以自我為中心構建世界秩序的思想不談,西方几乎沒有研究東方歷史文化的學者(其實還是有一些研究漢學的西方學者的,比如高本漢、夏含夷等人,但是畢竟為數不多),這彷彿失去了一面自我認識的鏡子。

有勇氣面對最真實的自己,不狂妄自大地以為自己始終代表著人類先進文化的進化方向,才是邁出前進的第一步。

※ ※ ※ ※ ※ ※ ※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
中國的書面文字從古至今之所以採用「漢字」來書寫,其實是與「漢語」自身的特點息息相關的。
除非讓中國人放棄使用「漢語」,否則「漢字」將一直作為記錄「漢語」的書面文字傳承下去。

世界範圍內的文字發展方向的確是往「記音傾向」發展。西方古老的象形文字有部分很早就完成了向拼音文字的轉變,並且衍生出了數量繁多的後裔(比如西元前1500年的腓尼基字母)。
漢字當然也有「記音化」的傾向,先秦典籍中眾多的「通假字」就是一個很好的體現。
通假字只記音,不表意。若是任由漢字往「記音化」的方向發展,漢字會形成類似日本「萬葉假名」甚至是「平假名/片假名」一樣的文字體系。

「漢語」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同音詞特別多,必須靠文字的表意部分(包括象形字、會意字、指事字以及形聲字的形旁)作意義上的區分。
記錄「漢語」的文字如果只記錄「漢語」的語音而不帶意義上的區別,那麼十有八九會讓人產生混淆。

現實中的例子可以參考我們的東鄰——韓國。借用了大量漢語詞的韓國語在廢除「漢字」使用後,也存在嚴重的同音詞語混淆問題。比如「??(gyeong-gi)」,可以代表「京畿」,「競技」,「景氣」等詞。
韓國人的解決方式是——減少漢字源的詞語的使用,特別是減少諺文拼寫時有較多歧義的漢字詞的使用。(見 @KH Chang 老師的回答:什麼叫漢諺混寫,韓國人看得懂自己的憲法么?)
若是繼續讓「漢字」往「記音化」方向發展,就只能放棄「漢語」的使用了。(漢語的語法結構可以保留,但是帶歧義的同音辭彙肯定會被各種外來語替換掉,就像韓語一樣)

其實「漢字」一直在適應「漢語」特點與世界文字的發展趨勢之間作妥協。

並不是「漢字」本身不想「記音化」。

實際上是「漢語」要求「漢字」必須帶有表意特徵。

那麼我們老祖宗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靠的就是「形聲字」這個終極法寶。

據統計,在甲骨文系統中,形聲字比例占47%[1];殷周金文系統的形聲字的比例是64.53%[2];而到了《說文解字》小篆系統中,形聲字有7697個,比例達到了81.24%[3]。南宋時期楷書系統的形聲字達到了94%以上[4][5]。

[1]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形聲字所佔比重的再統計

[2] 宋鵬飛:殷周金文形聲字研究

[3] 朱駿聲:六書爻列

[4] 鄭樵:六書略

[5] 邱德修:文字學新撢


經 @章既安 提示。此處數據筆者做了較大更新。

可見「漢字」一路發展下來,最明顯的趨勢就是「形聲化」。這是其實是為了適配「漢語」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正因為「漢字」的主體成分是「形聲字」,既可表音又可表意,所以學界一般將漢字稱做「意音文字」,而不是純表意文字。「甲骨文」佔據半壁江山的形聲字以及一些通假字都屬於「表音」的成分,證明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漢字體系也是「意音文字」而不是過去理解的「表形(象形)文字」。「意音文字」是西方三段論沒法解釋的。

王寧先生在《漢字構形學講座》里說:

早期形聲字主要有三個來源:


一、強化形聲字。象形字構成以後,由於識別的需要,為它增加一定的信息。有的增加聲音信息,如象形字「星」加「生」,象形字「雞」加「奚」等。這種用聲音來強化象形字的方式,很快就沒有能產量,不再用來構字了。另一種強化形聲字,就是前面所說的,象形字的象物性淡化以後,加表義構件強化它的意義類別從而使原字轉化為聲符的形聲字。

二、分化形聲字。分三種情況:

第一種,借義分化,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假借字與本字共用一字,加表義構件將它們分化。例如:

  • 「房舍」與「捨棄」因假借共用一字,加「扌」作「捨」,表示「捨棄」。
  • 「親戚」和「悲戚」因假借共用一字,加「心」作「慼」表示「悲戚」等。

第二種,廣義分化,早期一個字表示的意義比較寬泛,後來為了區別,分別加表義構件或另改表義構件分化為意義指向更具體的字。例如:

  • 「介」——加表義構件分化為「界」、「紒」等字。
  • 「和」——改表義構件分化為「盉」、「龢」等字。

第三種,引義分化,當字所記錄的詞引申出新的意義時,加或改表義構件分化出新字。例如:

  • 「止」由「腳」的意思引申為出「停止」義,「腳」義改寫為「趾」,再引申為「地點」義,分化出「址」。
  • 「窄」由「狹迫」義引申出「壓迫」義,分化出「榨」。
  • 「化」由「變化」義引申出「差錯」義,分化出「訛」。

三、類化形聲字。形聲字的格局形成後,有些本來不是形聲字的字,受同類字的影響也加上了義符。例如,「示」部形聲字形成後,「禮」、「福」等字因類化而加義符「示」。


從早期形聲字的來源看,它們不但不是表音性的產物,而且明顯是漢字頑強堅持表意性的結果。用加聲符來強化象形字的方法所以很快就不再使用,正是因為這種做法沒有增加意義信息,與表意文字的性質不相適應。而其它幾類形聲字,所增加的都是意義信息,聲符是因為加義符被動轉化而成的。所以,形聲字是以義符為綱的。

當形聲字的聲義結合的格局形成後,也有一些字是由一個義符和一個音符合成的,這種形聲字也是以義符為綱,以音符作為區別手段的。

正因為漢字的聲符不需要準確標音,沒有引讀作用,所以,漢字才能超時代,超方言。也是因為漢字的表音機制很不完備,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才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漢字的形聲字雖然有很大比例,但形聲字的聲符本來就是用近似的聲音來起別詞作用的,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演變,聲符對形聲字的直接標音作用更加弱化。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必須有一套科學的記音符號來協助標音,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是彌補表意漢字不足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措施。

漢字的表意性質確定了,我們便可以知道,漢字構形的分析,漢字構形系統的描寫,都是要考慮到意義因素的,是要把形義統一起來的,所以,它只能使用適合漢語與漢字的方法,西方語言學的方法和原則,它可以參考,但難以完全照搬。

先秦漢字中帶有記音化趨勢的「通假字」,通過上述三種產生形聲字的手段加以改造變成了形聲字。使得「漢字」堅持了自己的表意性(其目的是為了區分漢語中的同音辭彙),同時也沒有違背世界文字「記音化」的總體傾向。

後來的新造字一般也都是形聲字。目前的漢字體系基本形成了以「義符」為綱,以「聲符」為區別手段(兼具表音)的形、聲結合模式。
比如歷年的化學元素名稱,都使用「形聲」的方法來造字。義符「釒」、「土」、「氣」表元素的類別;聲符用來區分具體的元素,並且兼具表音。這比西方的表示方法不知道高明到哪兒去了。你說是記中文中由「釒」、「土」、「氣」和常用聲旁組成的化學元素名稱方便?還是記西文中一大堆生僻的人名地名和 -ium 後綴組成的化學元素名稱方便?(據如何看待12月27日日本提交Japonium作為113號元素名稱? - 邸佳偉的回答 統計,這類人名地名佔了三分之一強)

可以說,「形聲字」的出現,調和了漢語言文字系統「表意」與「表音」之間的矛盾。這是「漢字系統」適配「漢語」特點的最優解。

「漢字」記錄「漢語」另外的一個優勢就是具有「超時代」、「超方言」的特點。所以我們可以沒什麼障礙地直接看懂一千年前同樣用漢字書寫的文章。各個漢語方言也因為都用表意文字「漢字」作記錄,而在形式上統一到了一起(這其實有利於維持大一統的環境)。這也是西方拼音文字所不可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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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部分是林澐先生在《古文字學簡論》一書中的相關論述,可作參考:

附帶一提:上個世紀,在那個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文化、語言文字喪失了自信的時代,曾有很多知識分子鼓吹「漢語拉丁化」。新中國的「文字改革」也是奔著「拉丁化」去的。後來證明這種思潮是有問題的。
「漢字」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字」。我們不能用西方人的標準去削足適履。
謹以此答紀念50年前「文字改革運動」中含冤去世的陳夢家先生:紀念陳夢家先生,兼談文字改革的鐵血歷史 - 漢字 - 知乎專欄


客觀上,漢語【無法】去漢字,請參考
為什麼韓語可以去漢字,而日語不能? - 林霄的回答

這裡講一講主觀上,漢語【不能】去漢字

有一個概念,大家以前可能並未注意過:

每一種文字,其實都有他大致的【最後定型時間】
也就是這個文字,他大致反映的是什麼時代的讀音、能區分哪些後來合併的字詞
比如說 漢字=先秦(全面定型—公元前3世紀);英文拼寫=15世紀;拉丁文拼寫=1世紀
大家之前可能不清楚咱們現在用的英文拼寫實際上基本是反映15世紀的讀音


這個概念的意義是什麼呢?
它的意義在於,你這個【時間】越早,
你的辭彙基礎越牢、造詞發展潛力就越大,辭彙在未來的細膩程度越高

這個概念可能有點難理解
舉個例子:要是漢語是一種20世紀才被慈悲的傳教士寫成拉丁字母的部落語言
咱們的red將只有 hong,不會有【赤】【朱】【丹】,絕對不會
在之前的漫長歷史當中,【赤】【朱】【丹】作為red,
在口語中早已被自然淘汰,而又沒有文字將它記錄
也就是說,一門語言的大部分辭彙信息,其實是靠文字在傳承的(一旦他有了文字)
一旦轉為文字,他將成為這門語言永恆的元素

辭彙永遠都是增加,但早一點定型,就有【雛】;晚一點,就只有【xiao ji】
辭彙雖然增加,但字根會丟失

同時,所有語言的語音都在合併,越晚定型,能辨義的字根越少

這個在西方語言這裡,又有不一樣的表現
比如,拉丁文雖然1世紀定型,但5世紀就變成死語,造詞能力被漢語甩在後面(同時期漢語可是一直有木蘭辭等白話傳統)
而拉丁語的後代——以法語為例,法文則是13-14世紀才定型
其實拉丁語不存在滅絕,法語就是【現代拉丁語的巴黎話】
但他們字母語言,在早先,發展個500年就會跟拼寫脫節

所以,咱們可以這樣算:
漢字的能量=2200-2500年(漢字不分文白)
英語法語白話=600-700年,拉丁文言=400年+1600年死語(死語活力折半)=1200年
英文全體=0.5*(600+1200)=900年
越南文=300年
漢語拼音=200年(北京話最後一次大型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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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越南文的看法:
韓國、越南去漢字之後,文學能量暴跌是完全無法阻擋的趨勢
去漢字並不是單純【少了一些情懷】,而是真的有大批可以量化的損失

本來【語文】是多重感官刺激,但拼音化後,韓國越南以 聽+說 優先,讓閱讀戰戰兢兢走在實用性的邊緣,要去照顧高一級別的藝術與美感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許多人對拉丁化的理解,就是可以寫一段對話、寫一段故事,就叫可以拉丁化
但是文字的承載量真的遠超過這些
同時在討論拉丁化這個問題的時候,也很少有人去想【拉丁字母適合誰,拉丁字母對聲調語言本來就不夠友好】等問題
越南語作為聲調語言,現在這版17世紀的拉丁文字,仍然是不如1世紀的越南語適合拉丁化(當時越南語還有清濁、還有複輔音、還有無數韻尾、還沒有聲調)

不過越南語一直沒找到漢字跟自身融合的捷徑,所以為了時代進步拉丁化也是沒辦法的了


西方中心主義的看法罷了,沒什麼依據,他們一直這麼想問題。相似的思路在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都存在,黑格爾好像也這毛病。感覺其實是對之前他們對東方某種烏托邦式的想像的反動吧。這也是我們現在運用西方的東西最需要警惕的。他們的理論模型歸納,大多不基於確切的東方材料,是否適用必須經過東方材料的重估,文字的問題就是其中一方面。很顯然,西方人的一知半解把自己的臉都打腫了。
說斯塔是全球視角這固然沒錯,但從表述上看,並沒有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那套。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不是一個全球視角就能消解掉的。
正面回答一下吧,現在一般主流的意見認為漢字是一種表意兼表音的文字。 @趙瑾昀 先生答案說的大體正確,只是補充一點,甲骨文里形聲字的比例,根據黃天樹先生的統計,絕對不止20%,大概能佔到一半吧。


對,也不對。問題提得對,解法未必對。現在西方學術界不可能談論這種政治不正確的主張了,但是現代漢語及其書面語的發展還在繼續,探討這個問題仍有價值。

如果所有中華民族需要檢討和改良的事物,都因為西方人批評過,刺激了我們的民族感情,就不去管了,那麼是對自己民族的不負責任。

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的文字,與西方人無關。他們的讚美和批評,都不該影響民族文化獨立思考的路徑。

對於這個問題,我十分服膺章太炎先生的觀點。

《訄書·訂文》中,章氏闡述了考證、整理民族文字的方案。他認為文字起源於「名實惑炫,將為之別異」的需要。文字產生之後,分為兩種。一是「借形為象」的字,二是「諧聲字」,以此孳乳漸多。關於文字產生和孳乳的理論,在《國故論衡》的《語言緣起說》《轉注假借說》中有更為明確系統的闡述。要言之,章氏認為文字聯繫名實,是有其演變系統可循的。通過對文字音、形、義之聯繫的把握,對「六書」特別是其中的「轉注」和「假借」的追蹤,可以建立一種條理分明且能滿足實際需要的文字體系。文字「隨世日繁」,必須適應知識、情感的增減變化。中國文字在演變過程中,漸就「儃漫混淆」,使「辭不慊志」,知識、情感難以深化、細化。於是「政令逡巡日廢」,懷疑本民族文字的「民族虛無主義」興起。為救其弊,必須「修述文字」,「循摭故名,自作新名」,依照「六書本義」「舍借用真」,使「形」「名」相副,各就其位,由是使道德政刑得以明確,民族得以卓然樹立。


這一方案絕非章氏興到之筆,它既是太炎學術的基礎,又是他論學和從政的根本著眼之處,其思想和政治的指向是十分明顯的。章太炎對「六書本義」的執著,和傳統讀書人的「博聞強識」有本質區別,卻可從章氏脫胎而出的乾嘉考證之學中見出蹤跡。通過文字音、形、義的考察,將「名」和「實」的關聯明確化,遂使「實」得以相對化、關係化的努力,自戴震、段玉裁的論述中已經開始。戴震明確指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而未能外小學文字也。由文字而通乎語言,由語言而通乎聖賢之心。」這種從文字、語言出發把握古學的思路,可謂是古文經學的傳統,至清代而大盛。而此努力,明確指向對宋明理學的「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鑿空而得之」特點的批判。這種批判,起初是使宋明理學失去了學理上的正統地位,衍而使學者將經、史、諸子平等而觀,《四書》以至五經的思想正統地位不復存在。對戴震無比推崇的章太炎,對此是有充分的自覺的。而在清末今文經學大盛、西方語言學說湧入的時代背景下,章氏的「小學」就有了比乾嘉學者更深廣的思想內蘊。在《與吳檢齋論清代學術書》中,章氏指出:


一於周孔,而旁棄老莊釋迦深美之言,則蔽而不通也;專貴漢師,而剽剝魏晉,深墪洛閩者,則今之所務有異於向時也。大氐六藝諸子,當別其流,毋相紛糅,以侵官局。樸學稽之於古,而玄理驗之於心。事雖繁嘖,必尋其原,然後有會歸也;理雖幽眇,必征諸實,然後無遁辭也。以是為則,或上無戾於古先民,而下可以解末世之狂酲乎?


但是,章氏與清儒肩負之使命又有根本的區別。章氏所面對的正是「王綱解紐」最為激烈的時代,「破舊」和「立新」,往往互為表裡、難以分明。身處太平之世的知識分子對於正統學說的質疑常有破舊之功,「古今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下,若仍然執守家法,則溫厚者或脫離時代,激進者可能不免於走向各種形式的民族虛無論了。章氏文字之學,雖自清學「實事求是」傳統而出並終生不悖,其旨歸卻在「後王」的「製作」。批判的矛頭不僅指向宋明理學,更指向「末世之狂酲」——就所知者,則有今文經學和晚清拼音化運動。


據學者分析,晚清拼音化運動或肇始於西方傳教士的活動與士大夫對日本假名文字的考察。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用羅馬字拼音將《聖經》直接譯成方言,使許多教徒能通過這一途徑獲得粗淺的讀寫能力,這激發了傳教士對方塊字日益高漲的鄙視和改革衝動。1887年,黃遵憲印行《日本國志》,由日本的「言文一致」經驗,認定「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提出變字體、造新字、更文體的大膽預言。關於「言文一致」運動,將放在後文論述。這裡只需注意,日本的「言文一致」,既激發了中國語言文字改革的衝動,又為中國文字改革提供了以假名(日式的拼音)取代漢字的理論可能。1892年,盧戇章編出中國第一份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階》。盧認為「外國男女皆讀書,此切音字之效也」,只要變革文字,用拼音取代假名,便「不數月通國家家戶戶,男女老少,無不識字,成為自古以來一大文明王國矣」。甲午戰後,讀書人將開發民智作為解決民族危機的根本策略,拼音方案也就越來越多,漸次成為運動。用拼音取代漢字的思路衍而極之,便成了「世界語運動」。1908年,吳稚暉在巴黎創辦《新世紀》,提倡直接廢棄漢文漢語,使用「萬國新語」(即Esperanto,現譯世界語),率先實現「世界語言大同」,認為這樣中國便可「挾左右世界之力」。

1892-1908年,正是章氏投身革命活動,一次系獄,數次逃亡之年。但章氏一直保持著對拼音化運動的關注,並屢屢在論文、書信中表示反對。1908年,終於發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書》,以論戰形式公開批駁了拼音化說。晚清士人多躁進,拼音化運動的天真幼稚不言自明,但它所觸及的確實是一根本性的問題,即當時的漢字系統是否真的已經無力適應時代需要,應該如何改進的問題。章太炎前後發表的《論漢字統一會》、《漢字統一會之荒陋》等文,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章太炎認為,中國和日本雖同用漢字,其文字體系卻有根本區別。中國文字有淵源,有系統,其演變如上文所言。日本漢字卻只是借用,與其本土音系不合。日人「素不識字」,因文化語言的阻隔,不能明白漢字的音、形、義之間的聯繫,故可以用假名、可以省漢字。把中國和日本相比,是「比擬失倫」。至於世界語,則取自希臘、羅馬古文字譜系,在廣泛考察歐語的基礎上作成,移於中國,則多處扞格,將令中國學術、感情盡廢,且斷難實行。章氏指出,「國人能否遍知文字,在強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此外,中國方言多與古音古字相通。「何若一返方言,本無言文歧異之徵,而又深契古義,視唐宋儒言為典則耶?」


在這種思路的基礎上,章太炎提出了兩種改革思路。其一是較為便俗致用的道路:以教育為媒介,令百姓習效官音,熟知文字,並推廣便於書寫的章草。其二是尊重文化知識系統的道路,以湖北方言為基礎,取四方典則以審定言音,「調均殊語,別為一家」。讀書人需要略知小篆,以辨清文字音、形、義的關係,使名實清晰,表裡明確。此外,章氏還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拼音方案,這種拼音取「古文、篆、留徑省之形」,可以作為一種「箋識字端」的識字工具,卻絕不是「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的思路。

後來歷史的實際走向,較類於章氏的「便俗致用」之主張,他的拼音方案也在民國二年的讀音統一會上為民國教育部正式採用,通行至今。然而,不合時宜的第二種方案卻更接近他窮究文字的根本用意所在。這種整理名實、復舊立新的改革思路,既非權衡之計,也不同於西方、日本思想家對語言和意識形態的深刻質疑,而是一種致力於將漢語轉換為「言各成義,不相陵越」、「審諦如帝」,條理分明的現代化民族語言的努力,而這一努力,又是從深符漢語特色的文字切入的。「學問以語言為本質」,可謂章氏學術政治思路的基礎。

引自本科時寫的一篇論文。章氏《國故論衡》是一本好書,百年前中西激蕩的背景下,中華文化如何自我更新、立於世界,這個問題,今天仍舊存在。

簡而言之,章太炎的方案,是以上古文字為基礎,徹底修訂數千年國學,使我們的文字、語言、文體脫離俗衍千年的各種謬誤,成為精確的,類似科學語言的,但又和上古傳統直接相通的系統。他認為需要通過強迫教育使每個中國人都通曉這套邏輯和歷史都豁然貫通的系統。如此則為中華文化的現代化壘了最底層的磚塊。現代中國被動接受西方文化,連」民族主義「這個詞都來自西方和日本,所影響的絕不僅僅是民族自尊心那麼簡單。也影響了我們從內心深處獨立思考,更新社會與文明的能力。中國文化中也有過科學、共和、民權的種子,儘管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但章太炎希望我們能和遙遠的記憶對接起來,只有這樣才能讓中華民族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章提出的方案,迄今也仍舊沒有被踐行。百年前,國家研究、教育能力戰五渣,並且西學激蕩太甚,人人皆欲從西,章的方案顯得不切實際,或者乾脆說就是異想天開,不解決實際問題。比如魯迅就說「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俗字!」,以此來嘲諷他的老師章太炎。今日呢,來自西方和日本,尤其是日本的辭彙和語法,已經深入國人人心。再改起來,恐怕我們連怎麼說話都不會了。章太炎的方案就這麼掉進歷史的行程深處。

而中華文化現代化的進程,也因此失去了一條另類的道路。

*提醒一下,題目說是《全球通史》是誤導,他說的不是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是成書時間(我記得更早)的《世界史》。斯塔夫里阿諾斯不背這鍋。現在西方學術界不可能這麼評價任何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因為(大家似乎都很討厭的)政治正確。由此也可以見出,翻譯能夠引起多少誤會。「政治正確」這個詞的誤讀史,可以寫另外一個回答了....


事實是中國的語言文字比印歐語族的語言文字要先進得多。
所以是他們說反了。


漢字不是純表意文字,而是表意表音相結合的文字。而且沒有任何語言學研究說明表意文字就比表音文字低等。
如果使用完全表音的文字,就會像韓國一樣,廢除漢字之後分不清同義詞。日本至今還在使用漢字,部分也是考慮到韓文的前車之鑒。


你自己看哪個方便,哪個不方便。


斯塔夫里阿諾斯並不會中文
也並不住在中國
他就這麼一說,權當多一種思路,並不需要太在意
-
不是斯塔夫里阿諾斯啊
那也一樣啦


他讀書少


L.S.
Stavrianos老先生作為西方歷史學泰斗,一直提倡西方歷史研究跳出從西方的主導觀點看問題的思路。如果你讀的是第七版,可以在前言why a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history中看到「slowly
and reluctantly we recognized that our traditional West-oriented history was
irrelevant and misleading in this world.」 儘管不可避免仍會有西方主導思想,但作為一個負責人的歷史學家,老先生定不會在有生之年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妄自揣測。

我沒有在大陸英文版中找到相關內容,可能已被刪去。

這段話主要意思為:漢字學習困難→阻止文化進步

這種觀點不難理解。

漢字的複雜性導致中國古代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這導致沒有足夠時間和精力來學習的平民很難掌握文字,一直到建國初期,文盲率仍高達80%。

韓國古代使用漢字,但由於學習困難,文字只能在統治階層內部傳播,為此世宗大王創立現代韓文,當然這也產生了音意斷層。


當然也不可否認漢字一旦掌握,可以表達出複雜的含義,但學習成本過高使文字只能流傳於上層社會,卻限制了平民文化的發展,這也是建國後簡化文字的原因。

個人以為,中國歷史學今年來一直處於半停滯的狀態,拋開國內歷史狀況不談,中國幾乎沒有研究西方歷史的學者,這彷彿失去了一面自我認識的鏡子。

有勇氣面對最真實的自己,才是邁出前進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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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盲率,西方和東方缺乏一致性的評價標準。就拉丁文而言,只有有限的字母組成,書寫較為簡單,拼寫單詞時有少量字母出錯仍可辨認,而漢字則缺乏彈性。

此處文盲率只是輔助說明漢字學習困難。


所以我真心覺得不學無術是不分海內外的,國內四六級辭彙都是大於3755的,更何況外國佬的單詞量了實際上那個外國磚家稍微下點功夫來學習一個3755個漢字,絕壁無障礙通覽人民日報跟中國人談笑風生


先有結論,再生造的論據


中文在人類所有文字中既是最先進的也是最古老的

前面已經指出,後來的甲骨文的文字成形原理並非是基於象形的,而是基於書契-道義的。甲骨文並非漢字的源頭,而是對早已成熟的「文」系統的繼承和擴展。文就是契齒文,其起源要比甲骨文早很多。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契齒文來自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7000年前左右。而契齒文實質是數字元號,是絕對抽象的,而非象形的。

目前考古出土的契齒文並非書契本身,而是刻在陶器上的契齒文。因為書契的材質是木頭或竹子,很容易腐爛。契齒文能夠在長達4000年的歷史跨度內,在南北長達1800公里的地理區域廣泛存在,說明契齒文本身已經脫離書契本身,而成為獨立的符號,即符號化了、文字化了。

因此,契齒文實質上就是文字了,其成形原理是數學的、抽象的,當然也是表意的。但是,現代人總是想當然地認為,文字的成形原理一定是象形的,而且一定與語言緊密聯繫,甚至是語言的符號化。因此,中外的語言、考古專家們就杜撰出了種種千奇百怪的從具體到抽象的文字逐漸進化說,認為世界最早的文字是古兩河的楔形文字,認為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要比古兩河的楔形文字晚。殊不知,中國的文字在一開始就是絕對抽象的,而且至少要比楔形文字早2000年。

實際上,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古兩河的楔形文字與中國的書契文有著很高的相似,很可能是受書契文的啟發而出現的。以後再專門討論這一點。

唯有明白了書契文的成形原理之後,才能明白中文的高級性、高尚性何在,明白傳統的中文為何與語言之間總是保持著距離,明白字母化的西方語言文字落後性、低級性所在。

現代人總是想當然地把字母化的文字說成是抽象文字,把中文說成是象形文字,意思是中文是具象的,而字母文字則是抽象的,因此,字母文字比中文先進。其實事實恰恰相反,人類歷史中唯有中文是抽象的,其他任何文字,無論是古兩河-埃及的象形文字,還是後來的字母文字,都是具象的。

請問中文「玉」、「朋」是象的什麼形?玉本來是石頭,而世界上絕不存在「玉」字形的石頭。朋友之「朋」,本來是指人的,但是,其字形絕對和人沒有任何關係。顯然這兩個字都不是象形的。

更令人吃驚和不解的是,玉、朋這兩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其甲骨文字形卻是相同的。因此這引起了早期甲骨文大家們的注意,王國維和郭沫若都專門對釋讀玉朋二字寫過文章。但是由於他們都沒弄明白文字的成形原理,而跟風認為,中文的成形原理是象形的,甲骨文是中文的源頭,因此他們的釋讀最終都是錯誤可笑的。

玉、朋二字的甲骨文字形實際是直接來自雙排契齒文,這個符號早在7000年前就已經成形了。因此要準確釋讀這兩個字,就必須對書契的功能和原理進行準確理解。

前面我們已經基於書契的原理,對雙排契齒文的內涵做了總結。其意義包括三點;一是誠信和道義,二是朋友之朋,三是數量和貨幣單位。其中最核心的是第一點的誠信和道義。

「玉」、「朋」二字的甲骨文之所以都是雙排契齒文,原因在於,本質上玉、朋都是書契,都是用來傳達和保障誠信之工具。朋是指代原始的木質書契,而玉則是玉石這種新材料做成的書契,即「瑞」、「符瑞」、「瑞信」。朋友之「朋」,是從一對書契的兩個持有人上演化出來,表示的是可以相互信用的兩人。

而在《說珏朋》中,王國維則將雙排契齒文說成是對玉串和貝串的象形,並以此推測一朋是十個。而在《釋朋》中,郭沫若更進一步說,雙排契齒文實際是一種首飾。

目前的文字學者依然在圍繞這個問題爭論不休,有的說雙排契齒文是對玉琮的象形,有的說是對玉戚的象形。其實說雙排契齒文對任何東西的象形都是捕風捉影,因為它不是對任何東西的象形,從其本源來說,是完全抽象的數字。

一旦把中文說成是象形文字,一旦把中文的源頭定在甲骨文,不僅把漢字的實際歷史攔腰砍斷,把此前至少3000年歷史抹殺了,更重要的是,把文字成形的書契原理、數學原理也搞丟了,這樣就無法理解文字的真實內涵,對本來存在其中的誠信道義內涵視而不見,整體上把中文大大矮化了、庸俗化了。

中文從起源和本質上,是一種完全抽象的文字,不僅和具體的事物毫無關係,而且與語言也毫無關係,是超脫於具體事物和語言之上的,是徹底的表意符號。「意」就是義理、道義,因此中文從起源和本質上,也是義理文字,道義文字。文字是傳達義理、道義的工具,而非傳達任何具體事物的工具,更非傳達語言的工具。

現代人竟然把傳統中文,即文言文與語言的脫離看成是「八股的」、「落後的」,認為西方的與語言合體的字母文字才是先進的,這簡直是顛倒乾坤。古漢語之所以與語言的脫節,恰恰是其抽象性、高級性的證據。

西方的字母儘管和有形的物體無關,貌似是一種抽象,但是,字母實質是具體發音的符號化。聲音儘管沒有具體的形象,但是也是一種具體的事物。字母語言是對聲音的模擬,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具象文字,象音文字。這種文字只能傳音,而無法表意,更無法傳達更高層次的誠信和道義。較之於中文,尤其是最原始的中文,契齒文,其落後性、低級性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因為漢字是表意文字,文字只是傳達義理、道義的工具,所以,最重要的是意本身,是義理、道義本身,而非表意之文。對意、文之間的關係,傳統文獻中也有諸多討論,這在人類文明史中也是絕無僅有的,也從另一側面說明漢字發達到何種程度。

《周易 繫辭》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這裡的「書」已經是指狹義上的文字了,即甲骨文之後的文字,而非書契之書。「書契」之「書」,指的契齒文,或用刀刻畫契齒文。「書不盡言」是說文字和語言並不對應,遠比語言少。「言不盡意」則是說,義理、道義是無法用語言準確表達的。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也是這個意思。

「立象以盡意」中的「象」是指八卦符號。其實八卦符號與契齒文在實質上相同的,都是數字元號,都是實質上的,也是最原始的文字。八卦符號是象,契齒文也是象。

《周易 繫辭》還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這裡明確指出書契和八卦之間存在密切關係。

易經中的象數實質和契齒文一樣,都是中國最原始的文字。也就是說,中國文字的初始狀態都是數字,但是又有兩個應用分支,一個是易經八卦系統,一個是書契系統。兩者都是對數字、數學的具體運用,一個應用於形而上的占卜和教育,另一個在是應用於形而下的日常契約。

《莊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接著說: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以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以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意、象、言三者之間的關係,實質就是道義、文字、語言三者之間的關係。

契齒文、八卦符號之所以能夠發明出來,去傳達道義,根源在於,在契齒文、八卦符號出現之前,道義的理念已經在中國成熟。道義是「魚」,契齒文、八卦符都是「筌」。魚一定先於捕魚的工具而存在。

因此,中國文字的本質在道義,中國文明的本質也在道義,文字和文明都是源自道義。中國文字是道義文字,中國文明是道義文明。

「文」是「文以載道」之文,其本質在「道」不在「文」。也可以說「文」即「道」。因此,文字不是「文」字,而是「道」字;文章不是「文」章,而是「道」章;文化不是「文」化,而是「道」化;文明不是「文」明,而是「道」明。(DYH:道義社會)


漢字和拼音文字哪一個比較優越暫時不提,我想說的是,中國的大一統局面,中國的各種方言之所以是方言而不是獨立的語言,漢字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漢語北京話與吳語,粵語之間的差別,不會比英語和德語之間小,一個北京人去到香港基本也聽不懂那裡的人說的什麼,但文字寫出來大家基本都懂(除了一些粵語字),要是改成拼音文字呢,互相不能通話,寫出來的字也是不知所云,慢慢的,文化就開始有了隔閡,然後不出意外的走向分裂。秦始皇為什麼要書同文,新中國為什麼要推廣普通話,就是為了減小這種文化的隔閡,讓不管是北京,上海,山東,河南,廣東的人,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談漢字和拼音文字哪個在表述信息方面更優越,至少在維持文化認同方面,漢字要比拼音強得多。


從問題描述就可以看出來這個作者根本不了解漢字。包括漢字的造字理據和演化過程。一知半解的人最喜歡夸夸其談,而無知的人和學識淵博的人都不敢說大話,無知的人因為完全不知道所以不敢說,學識淵博的人因為知道的多所以更懂得敬畏,也更謙虛謹慎,所以也不敢說。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彼時中國貧困落後,文盲遍地,怪不得西人輕視,倒果為因,發一些泛泛膚淺之談。

可笑的是英文,現在談及專業辭彙,人們頭都要大了。眾所周知,隨著科技爆炸專業細分,英文辭彙不得不一再擴充。目前已經到了,學數學的看不懂醫學辭彙,學法律的看不懂生物辭彙,學文學的看不懂信息科技的辭彙……辭彙儼然已經成為高牆,專業只能成為壟斷,老百姓只能繞道避談。長此以往,英將不英,束縛科技發展的,到頭來反倒是他們自己。此日不遠矣。


講道理的話,漢語比英語簡介多了,英語一頁word只有五六百個字,所表達的意思摺合成漢語還得打個七折。。。

而漢語一頁能有1000-1500字。。

就這點上來說我沒看出來英語,或者其他字母語言有什麼優勢。


西方人真的不懂漢字。

布龍菲爾德、高本漢、林西莉這些學者在漢字認識上都會犯低級錯誤,何況是其他人。


拿漢字和英文比很難客觀,不妨拿常見的二外,日文和德/法文比較,對國人來說,熟悉日文漢字的程度和拉丁字母差不多。
請各位自己動手試一下,同樣遇到一個新單詞,查字典,是德/法文更快還是日文(漢字)更快。

另外,如果世界停留在機械打字機時代,沒有出現電腦,我們究竟有多大可能堅持漢字?

漢字是漢語不得不穿的一雙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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