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抵抗真的是因為蔣介石下令撤退嗎？有其他內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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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張學良在自己日記、晚年回憶和各個採訪中都從未諱言「不抵抗」命令是他自己下的。過去的很多關於蔣對張下指示「不抵抗」的說法，如曾任張機要秘書的郭維城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致電南京向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描述生動，狀若親見，可是郭直到1934年才擔任張的機要秘書，他的說法應出於猜想和傳聞。據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教授考證，蔣在9月18日當夜，並不知道瀋陽發生了什麼。他遲至19日晚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認為他在這期間向張下了「不抵抗」命令顯然和實際不符。此外，如果雙方真的意見背道而馳，蔣與國民政府也根本不可能通過一紙命令來左右地方實力派軍閥的行動。

第二，張學良為什麼要不抵抗？
我認為這可以分兩個階段來解釋。
第一階段：
張在9.18當晚得知事變發生後，第一反應是告知榮臻「切戒我軍勿亂動」，他晚年時承認，這是他的「判斷失誤」。他說「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你要罵我是封疆大吏，沒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認。我判斷日本不能這樣作，因為這麼作對他不利。我這個人是膽大妄為的，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變，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對於張學良來說，東北是他的家鄉，是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根據地、大本營，是他一切力量的源泉，一旦喪失東北，就會嚴重削弱他的軍事政治力量，並直接影響到他的前途與命運。他之所以不抵抗，是因為他很清楚中日之間的實力差距。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中日軍隊在東北的武裝衝突，才能防止事態擴大，從而確保他在東北的統治地位。這和他本人的閱歷與能力是分不開的。
第二階段：
如果說，一開始張學良下令不抵抗是因為對日本侵華的野心估計不足，認為只是一般性的「挑釁」和「找點麻煩」。那麼當日本強佔整個東三省的意圖非常明顯後，為什麼張學良還是不抵抗呢？
張學良此人，撇開其能力和私德不談，他本性的確是個赤誠愛國心腸善良的好人。在日本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後，他選擇不抵抗的理由，和他看不到國民政府有全面抗戰的意圖是分不開的。國民政府當時的對策也不過是寄希望於國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不曾指示張學良和東北軍抵抗，這說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事實上是默認和肯定了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的。事實上，蔣介石和張學良都知道中日軍力相差懸殊，根本打不過日本人。可以這樣說，「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是蔣張二人共同的選擇。
有人概括說：蔣因欲避免全國抗戰而不抵抗，張因主張全面抗戰而暫時不抵抗；蔣可用局部不抵抗來避免或拖延全國抗戰，張不願獨自承擔局部抗戰，只能用不抵抗來等待全國抗戰。我認為這個概括是中肯全面的。張學良之「不願獨自承擔局部抗戰」，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對其應影響極大。這一戰讓張學良看清了東北軍與蘇聯軍隊的差距，而現在東北軍要面對的是曾打敗過俄軍的日軍。中東路事件時，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一開始就持支持態度並承諾可向東北提供軍費和派遣軍隊，尚且在東北軍被蘇軍打得滿地找牙時袖手旁觀（據說軍費是給了，但軍隊是沒去的）；那麼在中央沒明確表示支持對日作戰的情況下，張學良更不敢用東北子弟去和日軍硬碰了。

1、張學良的不抵抗，中國的最大受益人是蔣介石。當然，這可能只是巧合。

看看31年到32年年初，中國還發生了什麼

1931年5月，因蔣介石軟禁胡漢民，粵系、桂系、孫科、唐生智等反蔣勢力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領袖
1931年7~8月，蔣介石嫡系進行第三次剿g戰爭，面對朱毛的指揮損兵折將而沒有明顯戰果
1931年9月初，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第二次北伐，蔣不得不中止剿g，轉而準備與桂系、廣州開戰
918，東北大片國土丟失，全國震動。出於大局考慮以及輿論影響，廣州國民政府中止北伐，轉而謀求黨內合作
1931年12月15日，黨內政治鬥爭導致蔣介石通電下野，孫科、汪精衛上台。
新的南京政府試圖籌錢、調兵支援東北，但華東各路中央軍難以調動，張學良的要彈藥電報也難以滿足，上海的日軍也蠢蠢欲動，導致廣東派系的十九路軍也難以北上，31年1月初，張學良放棄錦州，東北三省淪陷。面對中央軍、東北軍的不合作，南京政府不得不請蔣介石出山，1月底，蔣介石復出，與汪精衛聯合執政。
32年7月，日軍進攻熱河，汪精衛敦促張學良積極作戰，雙方互相互訐，最後汪辭職去了歐洲。

2、當時的日本首相的確主張歸還東北，只不過32年5月被兵變暗殺了，軍部才能徹底貫徹自己的主張。

最近看到《最後的侮辱》一書中相關部分，可惜又沒有電子稿只有實體書，有空就手動輸入給大家看。此書作者即高端果粉《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最後的侮辱》一書是他寫的對楊天石的評論文章集合，以供參考。

人物周刊：對於你們的研究有那些突破？

楊天石（原文這裡是XXX）：我給你講個例子。以前史學界都這麼講，日本1931年9月18日進攻瀋陽北大營時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東北全丟了，歷史學家都這麼說。但是張學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訪問者的提問時說，不抵抗是我張學良自己決定的，跟蔣介石沒有關係。我看了日記以後發現，這個「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時間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打張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濟南，不讓蔣北伐，蔣的日記裡邊清清楚楚地寫了七個字，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

評點：

中共學者在這裡看上去雖然是輕描淡寫，實際上卻是處心積慮地將蔣介石的日記「肢解」了，「變味」了。因為，他採用「只言其表，不言其里」即罔顧事實的行為，特別是「狸貓換太子」的手段，也就是學者們說的「偷換概念」的方法——說穿了，就是用共產黨慣用的「陰謀史學」，要將蔣介石重新「定性」為「不抵抗」的歷史重罪，妄圖將人民痛苦反思的重大成就，特別是張學良晚年因良心發現而道出的歷史事實——蔣介石面臨日本對我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抵抗，而絕不是不抵抗」，重新一筆勾銷。藉以顛覆人民為」還原蔣介石「所已經獲得的重大反思成果：藉以維繫共產黨七十年來為蔣介石」定性「的」原罪「：藉以證明蔣介石確有」不抵抗「之罪，而共產黨長期指罵蔣介石」不抵抗「完全沒有錯。甚至由此而妄圖進一步達成重新否定蔣介石領導和堅持長期抗戰。中共及其御用學者在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的目的及其陰謀手段，算是被這位中共學者的」陰謀學術行為」全然地自我揭穿了。

顯然，這不僅已經是我們需要重新評點的「閱讀成果」。而且成為我們必須予以「深入辨析」的「歷史內容」。

第一，中共學者企圖以「狸貓換太子」的手段，對蔣介石策劃一樁至關重要的歷史「再翻案」。

首先，中共學者開口就說：「以前史學界都這麼講，日本1931年9月18日進攻瀋陽北大營時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東北全丟了，歷史學家都這麼說。」

緊接著，他說：「但是張學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訪問者的提問時說，不抵抗是我張學良自己決定的，跟蔣介石沒有關係。」

然後，中共學者終於說：「我看了日記以後發現，這個「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時間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打張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濟南，不讓蔣北伐，蔣的日記裡邊清清楚楚地寫了七個字，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

中共學者對記者特彆強調，這是他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突破」。

顯然，中共學者在這裡用的是三段論法，運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否定之否定規律」。

那麼，中共學者究竟意欲何為？

其一是一再強調「所有的歷史學家曾經都說蔣介石不抵抗」。但中共學者絕不說這個「所有的歷史學家」，乃是「哪一家、哪一黨、哪一派」的所有歷史學家。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不分黨派的所有歷史學家」全都說過蔣介石「不抵抗」這樣一個「歷史研究現象」。至少很多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和了解真相的民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也沒有這麼說過。在1949年之後的大陸歷史學家中，不想這麼說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只是「不敢公開說蔣介石不是不抵抗」而已。所以，歷史的事實是惟「所有的共產黨歷史學家」才全都說過蔣介石是「不抵抗」，這才是歷史的本相。中共學者撒了大謊了。

其二是道出張學良在去世之前否認了「蔣介石在九一八事件發生時曾命令他不抵抗」。但中共學者顯然對張學良在「去世前為蔣介石不抵抗平反」不置可否。因為，首先是他不願、不能、也不敢肯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所以他在此不置一評。更重要的卻是，之所以端出張學良，是為了在下面拿出鐵證來否定張學良。因為張學良的「良心發現」，對重工及其整個御用史學界不啻是一場大地震，對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更是一次巨大的推動，因而，對中共才是一場大麻煩，危害實在是太大，中共學者立功的時候到了1

其三是中共學者終於說出：「「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因為蔣曾在1928年的日記裡面說過，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中共學者在前面雖然絕不肯定張學良的「否定」，甚至也沒有立即否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但在這裡，他卻以一種終於抓到「鐵證」的心態，立即用蔣介石自己的日記對張學良進行了「再否定」。因為，也只有蔣介石自己的話才能否定張學良的所謂良心發現！中共學者「既用張學良張網，又對蔣介石捕魚」的手段真是「心思用盡，高明以極」。這就是他對記者說的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突破」，就是突破了張學良說的「蔣介石沒有命令他不抵抗」。他的理由是：蔣介石早在1928年就發明了「對日不抵抗主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其四是中共學者意欲「狸貓換太子」。因為就算是1928年蔣介石曾經說過對日本不抵抗，是否就可以因此而肯定蔣介石在1931年「九一八」時，便一定會下令對日本不抵抗呢？對此，中共學者不著一言。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他的目的就是要使用「狸貓換太子」的謀略，意指：「蔣介石既然在1928年就下令對日本不抵抗了，就發明了對日本不抵抗了，那麼，他還會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下令對日本抵抗嗎？」因為「不抵抗主義原來就是蔣介石發明的嘛」！「發明」就是為了「運用」嘛！

中共學者正是試圖利用這種「偷梁換柱」即「偷換概念」的手法來暗指蔣介石還是不抵抗，來否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來完成對蔣介石不抵抗的「否定之否定」，雖然他不作說明，而是「用事實來說話」，並且「剛開了頭，就煞了尾」，留下無窮的意味，讓讀者去感受，去猜想，去和他一起來否定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沒有命令過不抵抗的真實歷史，特別是否認1931年「九一八」之後十四年（1931~1945）中，蔣介石「是抵抗——而絕不是不抵抗」的血寫歷史。既然這段歷史他早已不得不公開地承認。然而，在這裡，卻陰謀地留下了再否定的版本。中國曆來將「光明的一手」和「黑暗的一手」並舉的把戲，已然為這位中共學者把玩得爐火純青。中共學者終於以「再否定」實現了一次「再翻案」：就是對張學良死前的「胡言亂語」所造成的「大翻案」進行了「再翻案」，並自稱是閱蔣日記的「重大突破」。雖然最終他肯定翻不成，也突破不了，依然是「落花流水」而已，但黨交給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歷史性使命——「公正地否定蔣介石」，眼下他算是達成了。當然是「大功」一件！

第二，1928年五月的「濟南五三慘案」和蔣介石領導的第二次北伐勝利進軍中對日本採取所謂「不抵抗」的來龍去脈。

中共學者的陰險即在於：他只想公布自己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一是公然指出蔣介石就是對日本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二是明確指責蔣介石在1928年就已經對日軍採取「不抵抗主義」，三是陰謀指斥張學良因「良心發現」而否認蔣介石曾命令他不抵抗，不過是他死前的「胡言亂語」而已......。

但是，中共學者絕不說：1928年蔣介石在領導二次北伐的勝利進軍中中日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件？在這一事件中，蔣介石對日軍採取不抵抗主義是由衷還是被迫？是正確還是錯失？是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還是違背甚至出賣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就是，這一事件是怎樣發生的？過程如何？蔣介石在處理這一事件的前後過程中，在對日本決定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策略時，還有沒有其他的資料或他自己的日記可茲證明他之所以不抵抗的原因，是否為「痛中之忍」和「不得不忍」？還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對這一事件，蔣介石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結果究竟是好是壞？

顯然，這個」著名的和權威的「中共學者學者，這個已經赴美」讀飽「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御用學者，這個在當今世界上被中共媒體稱作」第一個看清楚了蔣介石真面目的人「，這個口口聲聲都在標榜著要」公正「和要用」事實「來說話的中共歷史學家，對這一切，似乎都沒有興趣，更不說要加以研究，除卻那一句日本」不讓蔣北伐「以外，完全不置一詞。

但是，中共學者不說，我們說。因為，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痛苦歷史反思的成就已經能夠讓我們將這一切說清楚、道明白了。

其一，蔣介石的對日判斷和對日態度——我們也以蔣介石日記為證。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的成果告訴我們，蔣介石於1926年初夏開始領到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不逾半載就解放了南半個中國。要不是共產黨在前蘇俄的命令下公開背叛北伐，公然背叛中國國民革命，並蓄意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分裂，逼迫蔣介石下野，則北伐定當早已完成。然而，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華民國，乃是當時中國的民心所向，蔣介石和堅定的中國國民黨人終於克服了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的分裂，團結一心地開始了第二次北伐：渡江北上，迅即消滅北方軍閥以克定舊都，儘速完成中華民國的共和統一大業。

當時，北方軍閥雖然早已聞風而喪膽，但驕橫跋扈的日本帝國蓋因為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敗行而於1918年獲得了在東北駐軍的權力：1919年之後，誘因強行取代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因而擴張了他企圖控制中國華北的野心。所以，中國國民革命軍渡江北伐時他就曾以「保護日僑」為名義出兵干涉：待蔣介石領導的二期北伐開始橫掃北方軍閥之時，日本又決心要為難蔣介石，阻撓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蔣總統秘錄》一書就曾記載說：「第二期北伐，在軍事上已經勝算在握；然而值得擔心的，則是只要得到一點可乘之隙就會出之以干涉行動的列強動向。尤其是行將成為二次北伐戰場的山東至華北一帶，是日本極力擴張其勢力的地區，日本為了維護他的權益，和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勾結，並給予援助，已是舉世周知的。而且，在上一年革命軍北上進擊時，田中義一就曾出兵到濟南，且是第一次出兵山東。公然有過意圖阻止北伐的表現。」

所以，二次北伐戰幕拉開前，蔣介石就有「日本有可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的思想準備，並一再勸誡日本政府反省對華政策：

一是早在1927年蔣介石訪日會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時，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蔣並於是年10月23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革命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

二是在二期北伐就要開始之前，1928年3月6日，蔣介石在招待日本新記者晚會演說時曾謂：」......我國民革命軍之對外政策，全在革命立場上以國家利益為主。苟有利於我國民革命，不妨害我國家主權，無論如何，其經濟上及其國家之利益，吾人必尊重之、承認之。吾人之所以反對帝國主義者，以其對我中國之施行壓迫及侵略故耳！日本與我中國關係最深，與我國民黨交誼最久，故吾人確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諒解我中國國民革命之意義，而不願加以妨害，且唯願其早日成功也......。

此次繼續北伐，實為我中華民族爭生死存亡之舉。......日本與我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故我最信日本國民對於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進而樂觀我之成功。......於是乎亞洲之幸福可保，世界之和平有望，尚望諸君為我轉達於日本國民政府。」

蔣介石苦心孤詣，由此可知。

1928年4月7日，國民黨中央發表北伐宣言，蔣介石對各軍下達動員令：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第二集團軍沿京漢鐵路，第三集團軍沿正太鐵路，各集團軍分途北伐，其戰績之輝煌，進軍之神速，舉世而矚目。

然而，「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再次出兵前來。」

據日本資料：日本出兵的方針早在1927年12月20日的閣議中已經做了決定，出兵的公開理由仍與上年一樣，是為了「保護僑民」，還借口「因為共產黨分子混雜在國民革命軍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當時濟南商埠居住日本僑民二千二百人。

4月16日，駐濟南陸軍武官酒井隆少校呈請參謀總長鈴木庄六齣兵；同時，青島總領事藤田榮介和代理濟南統領事西田耕一也向本國陳述：」出兵時間，業已到來。「

4月20日夜晚，日自天津駐軍抽掉三個中隊計四百六十人為先遣部隊開進濟南；同時命令駐紮日本本土熊本縣的第六師團出兵中國。

為此，蔣介石4月20日日記記曰：

「日本蓄意侵略，逆賊存心賣國，兩相勾結，抵死掙扎。閱日本第二艦隊軍艦二十二艘於1日午後5時到達青島；11日，日本首相告誡全國，謹防外來之危險主義；17日，日本閣議，決派陸戰隊赴青島，必要時開濟南；18日，日本公然出兵；19日，日軍由青島入魯；今日，日兵已開濟南。」

蔣20日記又記曰：「......又聞今日日本議會討論出兵增加預算，田中恐嚇議會——如不通過該案，則再解散議會。嗚呼！天下有強權無公理若是。」

蔣20日日記再記曰：」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廢，則黨國前途何堪設想？然吾一以忍辱負重，苦幹硬幹到底，至於成敗利鈍，聽之而已！「

蔣為了」痛中之忍「，更為了激勵自己」痛中能忍「，還在4月20日日記後面引用了十九世紀沙皇俄國侵略我國新疆時左宗棠說過的一番話，決心以一個忍字，即」心之頭上一把刀「，以求先完成北伐再與日人算賬。其記曰：」左謂：欲杜俄人狡謀，不必先定回部。「又謂：」彼俄人方思逞，則宜收斂困嗇，以收節短勢險之效果。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帝於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為強，詘以求伸，此智謀之士所優為，黃老之術所以通於兵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

「文襄(左宗棠)之卓見如此，此其所以能有成歟！」

「嗚呼，今日之日本，其侵略毒謀更甚於昔日之俄人也！」

蔣介石為完成北伐統一共和中國的進步大業，已然決心忍字當頭，這便是他後來在日人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時之所以決策「暫不抵抗」和「繞道北伐」的思想基礎。

其二、日均蠻橫阻撓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和蔣介石決持」痛中之忍「——我們還以蔣介石日記為證。

在得知日本政府又要出兵阻我國民革命軍二期北伐時。因一期北伐成功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於4月21日即令外交部長黃郛具名，就日人企圖阻撓我二期北伐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稱：「去年5月間，貴國日本突有出兵山東之舉，本政府以貴國此種舉動，實屬侵害我國領土主權，違背國際公法，當經本部電達貴國大臣抗議在案。......乃貴國政府......又有出兵山東之議......不獨公法條約蹂躪殆盡，更恐因此釀成意外，責將誰歸？」

南京國民政府在對日本政府表示抗議之同時，又派張群赴日交涉。然而，日本政府居然避而不談，置之不理。

4月28日，我國民革命軍挺進到濟南附近，遂切斷已經歸還中國的膠濟鐵路。對此，日軍竟然在我國土上向我國提出強以抗議，其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也準備將他的師團司令部由青島移至濟南。

5月1日9時，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進入濟南城，城門高懸「國民革命成功萬歲」的大幅橫布標語。家家都掛出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革命軍。但國民革命軍同時見到的卻是日軍協助軍閥張宗昌建立的強固塹壕堡壘。

5月2日上午，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亦進駐濟南。總司令部設於城內原山東督署辦公室。

兩小時後，日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率領第六師團主力抵達濟南，其司令部設於靠近西門外的商埠地區。於是日軍三千人侵佔商埠，更到處張貼「未經許可而接近日本守備區域者，斷然取締」。「如進入日軍區域，會招致重大不祥事件」等挑釁性標語，並且立即殺害了三個中國人。

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的一個主要都市不僅被日軍佔領，並且出現如此令人深感屈辱的情形，自然會使國民革命軍官兵大為激憤，許多官兵高呼「不惜一戰」。但是，蔣為了北伐成功，決行」痛中之忍「，故而禁止革命軍官兵開槍和接近日人地區，以避免衝突。

5月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
他必須痛苦地剋制著自己，因為他是主帥。因為他明白他和他的國民革命軍首先需要達成的，乃是「竟北伐之全功」！
其三、日軍公然製造駭人聽聞的濟南五卅慘案和蔣介石於「卧薪嘗膽」中的「睿智決策」——我們續以蔣介石日記及蔣之《誓雪五三國恥》為證。

面對日軍已經公然挑釁，我革命國民軍方面乃通過日本派駐濟南總領事西田井一向日本提出撤兵及「開放商埠要求」，但福田拒絕，卻同意連夜撤除防禦工事，但其意乃在「反而增加兩軍接觸的可能性」甚至造成製造衝突的機會。

5月3日，日駐濟南總領事西田拜會蔣，竭盡敷衍之詞，卻在離開後不到十五分鐘，「槍聲猶變響了起來」。原來是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軍長賀耀祖）所屬兵士一人生病，被戰友送到城外商埠區的基督教醫院，醫院對面就是我國外交部山東交涉署。但是，日軍非但阻撓我生病士兵入院治療，而且突然開槍，當場擊斃我一軍人和一夫役，其餘的人僥倖逃入醫院，日軍則將醫院包圍用機關槍亂射，一經點燃戰火便在全市展開槍擊。

濟南慘案於此勃發。

對此，蔣在1929年4月親自撰寫的《誓雪五三國恥》中如此記敘道：「當時，我就命令各師長，各自約束部隊，無令不許外出，避免與日本軍隊衝突......我一方面通知日本福田司令官，說我已經命令我們所有濟南城外的軍隊於下午五點鐘以前，一律離開濟南，同時請他也約束日本軍隊，不要再亂放槍砲，傷害我們的人民......已將近黃昏，但槍砲之聲仍沒有停息......這自然是日本軍隊要想擴大事態，故意亂放槍砲，使得我們人民感受威脅恐慌，而他（福田）卻說是我們軍隊發射的，還假意地要求我們派人去開會。」

由是，蔣決定於5月3日晚上12點鐘由日我雙方派代表赴一個中心地點——津浦鐵路辦公室進行交涉。我軍代表是熊式輝，日軍代表為參謀長黑田周一。日軍所提出的條件是：一、凡濟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許中國官兵通過；膠濟路（青島至濟南）、津浦路（天津——濟南——浦口）不許中國運兵；中國軍隊一律退離濟南二十里之外。日軍一邊強迫熊式輝接受條件，一邊每兩分鐘發射一次大炮，我革命軍的無線電台、交通機關統統被破壞。

對此，蔣介石亦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這種炮轟就是他想威嚇我們會議代表和一般官兵，壓迫我們軍隊向南撤退，以達到他們阻礙我們革命軍不能越過黃河北進的目的，使革命軍不能攻佔北京，完成北伐，而使北洋軍閥仍能割據河北，在日軍保護下坐大，並與我們革命軍為敵，這樣就可使華北永遠置於日人操縱之下了。」

蔣介石因看穿了日人的詭計，其為完成北伐而決忍一時之憤的決心乃更加堅決。
但是，蔣雖然派遣熊式輝為代表去與日軍談判，日軍的苛刻條件卻使熊式輝只能拒絕簽字到底。熊回來後向蔣報告說：「照現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與我們開戰，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決心和他決裂，對抗應戰；一條是忍辱一時，避免衝突，將來再作計較。」
為此，蔣介石5月4日的日記寫道：「熊式輝與日本會議後回報日人猙獰面貌，不勝憤慨，余慰而嘆之曰：日本軍人之作風如此，日本國家與人民將不勝其患矣！豈天將禍我東亞乎？」
彼時，與熊差不多時間回到蔣總司令部的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圍起黃郛也向蔣報告說，他原來住在外交部濟南交涉署，當日軍剛與我軍發生衝突，就把我們的交涉署包來。因為日本人與張宗昌定有不可公開的密約藏在交涉署，其內容是「以日軍驅逐國民革命軍于山東境外為條件，而將青島和膠濟鐵路權力讓給日本」，所以深怕被我們發現宣布出來，從日軍進入交涉署到日軍傳話要黃郛到福田司令部，黃部長備受日軍士兵的侮辱，直至被軟禁在日軍司令部的一個小房間內，並逼迫他在一份文件上簽字，這份文件則說：「今天中國革命軍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是中國革命軍來搶日本人的東西，來打日本人，所以衝突起來的。」就這樣，中國的外交部長竟因為不簽字而被扣留在日軍司令部達十八小時之久，受盡日本士兵的辱罵和威脅，一個日本士兵還驕狂地說：「今天就是我們日本人與中國人開戰的日子！」
對此，蔣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道：「日本人沒有當我們中國人是人，這種恥辱與殘酷，不僅他自己從來沒有受過，恐怕在歷史上也沒有過。」然而，日軍如野獸一樣的暴行還在後面。（註：查此處引用的原話實為黃郛所說）
5月3日深夜，在日本兵二十餘人搗毀交涉署大門，衝進署內，剪斷電燈、電話線，大肆搜索不說，還對向他們抗議的我外交部特派員蔡公時和職員十六人圍住，並勒令蔡公時跪下，因蔡斷然拒絕說：「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軍閥面前！」於是，日軍居然殘忍地將其餘十六人當著蔡面逐一槍殺，又將誓不投降、一直破口大罵日軍的蔡公時在打斷他的雙腿並割斷他的舌頭和耳朵後槍殺。
對此，蔣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道：「日本人那種野蠻行動，簡直就是禽獸，對於我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樣的暴行，誰亦想不到的。本來各國外交官，在作戰的時候，照國際公法，誰也不能殺害的，他們明明曉得蔡公時是我們中國的外交特派員，他偏偏要這樣侮辱他！殺害他！並且還將我們外交部長關在一間房子里，逼他簽字，這次日軍暴虐的行為，不僅凡是我們中國人都要痛心疾首永遠不能忘記這種仇恨，就是世界各國，也都曉得了他們是一種最野蠻的軍閥！「
5月4日清晨，日軍拍電報給早已逃往德州的張宗昌，要他帶兵趕回濟南，但張宗昌無軍可派。所以日軍便轟炸蔣介石的司令部，炸死了蔣的幾個衛士，炸傷了幾個官長，蔣介石雖也在辦公室內卻未被他們炸到。
5月4日下午，日軍突然改變態度，派人到蔣的總司令部表示不再放槍炮，但到了5月4日夜晚，日軍又開始在城外從西關到北關一帶不斷地放槍放炮和投擲炸彈。蔣介石對此立即敏感到這是日軍的策略，是在爭取時間等待從國內派來的援兵。因為根據日本資料稱：日軍參謀部在事件發生當天便確定了派遣援軍的強硬方針，並對福田師團長下令：「決由內地（日本本土）盡量增兵。此際，須採取斷然措施。」並決定由國內派遣一個師團及一支鐵道隊，由中國東北派出一個混成旅，自朝鮮派出一個航空中隊前往山東。只因為內閣會議耽擱方遲延到5月8日才做了正確的決定。
於是，5月4日夜晚，蔣介石遂決定搶在日軍到來之前秘密下令城外的大部分革命軍渡過黃河北進，既避免與日軍的援軍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又不讓日軍知道我軍渡河作戰的行動，以繼續追擊北洋軍閥的態勢北進。
蔣自己依然留在濟南城內，以迷惑日人。
「本來，奮起作戰，並不困難，可是一旦點燃戰火，將不限於濟南一帶，而會擴展及於華北一帶；因此北伐勝利、全國統一必將為之拖遲，如果接受日軍的挑釁，這正中了日本軍閥的詭計。」
蔣介石始終沒有忘記唯有北伐成功，才能夠雪我國恥，才能夠因中國的走向統一和漸趨富強而迫使日本和一切列強不敢再欺我侮我。「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於南粵，卑詞畏之。」這些中國歷史上感以卧薪嘗膽而竟志其功的先賢之智和大勇之為已經成為他能夠「痛中持忍」的思想、感情和抱負的動力了。
6日早晨，當蔣接到所有部隊已經於昨夜渡過黃河的報告才決心離開濟南城，移駐濟南城外三十里的黨家莊。日軍在知道中國的北伐軍已經渡河和蔣已經離開濟南城以後乃絕望地大呼小叫道：「以後事情很難辦了！而且簡直是沒有事情了！」因為，日軍要逼迫北伐軍定城下之盟的陰謀終於完全失敗。
蔣介石在撤出濟南前，為標明中國的土地不能輕易授敵，乃留下李延年一個團堅守濟南城。5月6日夜間，日軍即強攻濟南城。中國軍隊以一個團的兵力抵抗了日軍一個師團的無數次猛攻，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日軍。戰鬥一直持續到5月9日，日軍終於放棄攻城，要求停戰，革命軍也為避免流血，乃出城北上，未想下流、殘暴的日軍居然伏擊我軍，甚至往濟南醫院公開屠殺我傷兵二百餘人。（註：查當時守衛濟南的應是兩個團——蔣介石在撤出濟南的同時,下令由第四十一軍副軍長蘇宗轍代理濟南衛戍司令,率第一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李延年)、第四十一軍第九十一師第二團(團長鄧殷藩)留守濟南城）
5月9日，蔣介石留下了這樣的日記：「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恥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有雪恥之志，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之任務；余今日暫忍為人所不能忍者耳！」
5月10日，蔣介石又有日記曰;"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6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盡後為止。"
他開始「卧薪嘗膽」。『
濟案事後，日軍曾立即對我提出無理要求，即要求解散我國民革命軍第二、第三、第四軍團，並要求處我三位總指揮以嚴刑。5月1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忿筆以書曰：「......孰可忍？孰不可忍？攻破我濟南，在彼以為得意，不知中日兩之怨仇因此深結於人民心中不可拔,東亞和平之基礎亦從此動搖。是日本軍閥之禍國殃民,乃更甚於中國之軍閥矣!毒蛇猛獸豢養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眾猶未能醒悟耳！大為中日兩國之前途長太息也！」
蔣介石是有預見的，他從日人製造濟南慘案，看到了日本軍閥的禍國殃民和中日兩國前途的悲劇命運就在前面。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學者說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獲得了「重大突破」。而他的「重大突破」就只有他意在「移花接木」的一句日記，「對日軍採取不抵抗決議」。然而，蔣介石為正確處理濟南慘案於「痛忍」之中寫了多少愛國憂國和志在卧薪嘗膽、誓報國恥的日記，為何中共學者就「不置一詞、不引一句」呢？因為這些都無利於他和他的黨所需的「重大突破」，這個「重大突破」，如前所述，就是要重新栽贓蔣介石「還是不抵抗」。
其四、蔣介石對濟案的正確決策保證了二期北伐的勝利進軍和迅疾成功——從歷史的結果看蔣介石處理濟案的歷史正確性。

張學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炎黃春秋》2004年第一期——1990年6月8日，張學良接受NHK電視台記者採訪）
作者：曾景忠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多年來都流傳說：是蔣介石下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但後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都歸到張學良頭上。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現在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這裡專門介紹張學良晚年對此問題的說法。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做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台灣，出於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的真實思想。

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在台北圓山飯店公開為張九十歲生日慶壽，或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一個標誌。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他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的回憶錄捉刀"。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10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氏夫人于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滙豐銀行保險柜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有的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滙豐銀行這樣的大事。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應張學良之邀，為他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德剛教授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詢地問張學良。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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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吳虹飛對楊天石的採訪。楊：「連張學良這樣歷史人物的口述歷史，出版社都要刪。我買了一本咱們大陸出版的張學良口述，我一看，第一，關於『不抵抗主義』的那一部分談話，沒有了，關於西安事變的有些部分，刪掉了。」

台灣遠流版目錄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唐德剛
　　　　笑語燈前老少儒──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他序）郭冠英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張家發跡前／大帥本是草莽英雄／攪會傳奇／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少年聰慧／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初露頭角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賢妻良母于鳳至／我和趙四／風流而不下流／非常喜歡梁九小姐／很多女朋友／情
　　　　色男女／葉公超、顧維鈞逸事／這位先生，你怎麼放縱她到這樣子？／馬君武誣我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我的帶兵之道／淘氣少帥／用人與待人／豈能隨便給你國家的玩意兒／吳佩孚：西蜀無大將，
　　　　廖化為先鋒／意外大捷／郭松齡：寧折不彎／楊宇霆是死在郭松齡的手裡頭／馮玉
　　　　祥、徐永昌、傅作義、張發奎／南口軍紀案／張宗昌之死／厭倦了內戰／我就想自
　　　　個兒逃了／回不了頭的人生路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美麗的東北／東三省易幟／誰也休想操縱我／孫傳芳逃之夭夭／閻錫山干不過我／
　　　　市長風波／和汪精衛的交往／杜月笙二三事／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墨索
　　　　里尼小姐／胡漢民：誠實非上策／四維學會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三個聲明／家產可拋，國土必討／我的事情就是到三十六歲／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個
　　　　老頭子／放或不放，一念之差／跟周恩來談合作／閻錫山沒入伙／中央被蒙了
　　　　第七章　餘生：英雄坐老／
　　　　困頓貴州，落腳台灣／我與蔣家父子仨／「懺悔錄」風波／故舊雜憶／社交記趣／我的孩子們／喜京戲好字畫／我活這麼久，是上帝的恩典！／老來就要張狂／說罵由你，將來發表
　　　　外編：唐德剛論張學良、西安事變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
　　　　──序傅虹霖女士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二十首（有序）／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周年／
　　　　──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西安事變改寫了世界歷史兼論今後百年的華語族群／
　　　　──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節要
　　　　附錄：先大元帥的早年生活和事功　　　　張學良口述錄音　唐德剛整理初稿
　　　　側記：松花江上　　　　　　　　　　　　郭采君
　　　　本書所述大事年表

大陸所發之口述自傳及其所言價值大減。

張晚年在美國說過, 蔣校長沒有下過這樣的命令, 是張公子自己的主張, 他錯誤的判斷了日軍的企圖.

人教版歷史課本。我們在反對日本歷史課本的時候，我們在做什麼？

鳳凰台有個世紀之行張學良的視頻採訪，張學良親口承認是他自己不抵抗，這個應該和蔣介石沒關係，不過蔣介石應該是默許的，因為打不過人家呀，這就是當年留學日本國民黨高層軍官的通病（膽怯日本，他們忘記了衣索比亞人民是如何用長矛和弓箭打敗了義大利人的槍支、大炮，不像老毛沒留過洋，什麼也沒見過，也就什麼都不怕，連老美和聯合國軍都敢打，這種氣魄估計蔣連想不敢想；打仗武器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人心，老毛這點比老蔣和張強多了），蔣介石只是責怪張學良沒有象徵性的抵抗下，讓他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下不了台。

樓主這個問題，先可以肯定老蔣是沒有的說撤退這樣的話。假使當時老蔣是持對日妥協，趁機削弱東北張家的政策，也只會在電報里要求不要擴大事端，不要給日本全面開戰借口這樣的說辭。
其次，我們無從得知小張確切的心理過程。當時小張是在北平，不能臨場指揮，對於情況的分析會有一定偏差。東北已是有部分區域被日本侵佔，小張可能認為日軍是想步步侵蝕。再加上可能高估了日軍戰力，怯於激戰。
最關鍵的一點，不論是否有內情，能夠直接命令東北軍不抵抗，能夠直接下達這個命令的，始終只有張學良。即使可能有更高層次命令，但張學良責無可推卸。

如果沒下過命令，蔣對張還會客氣嗎？上軍事法庭是起碼的
只有是張的行為起碼遵循蔣的要求，他才可能全身而退
幾十萬人面對2000餘人的進攻，不做抵抗就放棄經營數十年的老巢，一口氣退到關內，能有這種壯士斷腕魄力的人，能是個庸才嗎？沒有更大的利益作交換，他能捨得嗎？

長期以來大陸通行一種說法，即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未予以抵抗，是張學良忍痛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但有些問題需要作出澄清。
1.蔣介石與張學良之間並非簡單的上下級關係，張學良作為地方軍閥實力派，擁有相當的獨立性。
2.大陸普遍流行的這一錯誤觀點主要是依據一些回憶錄，然而許多回憶資料的說法都是存在許多漏洞的，不全然可信。
3.事變前，中國一方對日軍挑釁採取力避衝突方針，對此蔣張二人具有共識。事變前蔣介石指示對日軍採取力避衝突方針，對事變後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不無影響，但事變前力避衝突與事變後不抵抗方針，二者區別明顯。
4.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和榮臻等人的電文均證明，是張學良對東北軍下了不抵抗命令。
5.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個國民政府處置事變的方針，並非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不抵抗政策。國民政府對事變的處置是，訴諸國聯，並準備抵抗。
6.張學良晚年一再說過，下了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詳細地推薦看曾景忠澄清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方針研究的誤區
徐暢張學良與九一八事變在探討
相信會充分理解

按現在可查資料顯示，應該是張學良自己搞得，至於蔣校長，他沒把東北當回事，基本是默認。————————但是不管是誰的主意，東北是張學良的轄區老巢，就算蔣校長讓他撤，那也不能說跑就跑。——————至於內情，這個全靠猜了。我覺得張學良還是典型的軍閥思想，只要有兵就有地盤，就能過得舒服。和日本開打，明顯是打不過的，從蔣校長剿共的手段來看，不是嫡系，就是炮灰。到時候自己沒兵沒地，還能是北方總司令？

給一個抵抗的下場的反例吧。
駐守上海的中國第十九路軍在其統帥蔣光鼐將軍和蔡廷鍇將軍的率領下，不顧蔣介石、汪精衛的不抵抗命令，奮起抗擊進犯的日軍。
十九路軍的勝利，使中國軍民的抗敵士氣大增，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衛大上海」運動。
但十九路軍終因孤軍作戰，給養裝備均無補給而被迫撤出上海。
只是在其他列強的干預下，東北的悲劇才沒在上海重演。
後來，蔣介石將十九路軍調到了福建。

希望樓主在這個問題上能夠跳出「不抵抗命令誰下的」這個怪圈，在當時那個大環境下可以從多方面揣摩一下當事各方的心態
第一、張學良如果說張學良下的不抵抗命令他為什麼要不抵抗首先那時候東北易幟一切外交交由南京國民政府當日本發動對北大營的進攻我們猜測一下張少帥能想到的是日本犯我應如前些年無非為些蠅頭小利若少帥抵抗自己損兵折將不說還與日本結仇而且一方面也會擔心南京方面趁機接管再結合之前日本對華行徑所以放棄一切抵抗交由南京國民政府從外交上扼制日本。
第二、不抵抗的命令不是出自張學良可是對於東北軍來說他們聽從的是作為東北軍真正的統帥張學良而不是南京的蔣介石實際情況是東北軍確實沒有全面抵抗那麼東北軍接到不抵抗命令肯定來自張學良而張學良對東北軍的不抵抗命令實則來自蔣介石理由就是第一點
第三蔣介石讓不抵抗為嘛？參見1928年的濟南很多人說蔣太那啥但大傢伙應該去考慮一個問題如果當年濟南日本屠殺我中國軍民中國開始對日作戰東北只會被佔領的更早那時候東北軍主力可全是在關內結果只有中國慘敗或者中國被分割消滅原因很簡單參見1928年中國國內情況。。。
我們再想想蔣介石為嘛不讓抵抗參見濟南事件蔣介石或許以為這次日本攻擊北大營就跟濟南那次一樣所以為避戰事擴大所以下令不抵抗但實際情況是小鬼子的少壯派瘋了人就不是挑釁而是實際佔有全境另立傀儡。。。
總結一下就是不抵抗命令出自蔣介石但是得到了張學良的認可且由張學良去執行於東北軍
那麼對於此事蔣介石算不算罪人呢？準確的說不算東北全境被占這是事實蔣介石是有責任的守土有責他由於錯誤的評估事態的走向以及對手內部的質變造成東北的丟失但是在那種國際大環境下他所下達這樣的命令是沒有錯誤的弱國只能以理曉人以武力曉人那是強國的事歸根結底不抵抗的命令實則出自中國的積貧積弱如果中國夠強大或者說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夠強大可能28年的濟南就收拾小日本了，那麼中國為什麼貧弱因為1940自1931這91年間內戰外戰不斷國家四分五裂內鬥嚴重所以中國人要團結不能內鬥團結起來搞發展這也是28年日本為嘛要製造濟南事件根本原因就是不願中國統一就如同我們看到蘇聯分裂很爽那樣

張直接放棄東北後，東北軍已經不復往日雄姿，算不上一流軍隊，算是軍閥但已經沒人看得上，非常尷尬。蔣為消磨東北軍，領其剿滅共匪，張夾縫求存，幾次三番給共軍巨額物質支持，後受共黨威逼利誘，決定綁架蔣介石討好蘇聯。
沒想到西安事變第二天舉國嘩然，斥其綁架領袖，蘇聯也並不買賬。但西安事變到底促成國共合作。所以蔣後來囚禁張幾十年不僅因為綁架，更因為沒有張學良就沒有共產黨。西安事變前共軍是匪，西安事變之後他們被編入國軍，第八路，得以發展！

侄女憶張學良往事:「是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

命令應該沒下，但態度近似於丟關外沒到最後時刻，實際上最早孫中山也是這樣的態度
而只要進關，立刻「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

蔣介石在「九一八」當晚沒有下達不抵抗命令，但是，不抵抗命令早在「九一八」之前就已經下達。

詳見：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為什麼下不抵抗命令而喪權辱國？

+++++++++++++以下是補充說明++++++++++

1931年夏天，張學良東北集團主動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顧維鈞在其回憶錄對此事這樣記述的：

　　「早在瀋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蔣介石）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不願意公開明言直接談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的緣故，要我首當其衝。」（《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425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從顧維鈞的記述中可以看出，蔣公否定了張學良集團「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繼續堅持「不抵抗主義」（顧維鈞非常含蓄的使用了「對日談判」來替代「不抵抗主義」這個「不願意公開明言直接談判的政策」）」。

　　1931年8月15日南京方面接到關東軍將在東北誘發軍事行動的情報後，蔣介石於9月11日致電張學良：「避免與日本衝突」。（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76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6月版。）

　　9月15日, 東北軍方面發現日軍有明顯異動，中日戰火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時任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副官處副處長的李濟川受張作相的指派當面請示張學良，張學良答覆：「蔣委員長告訴我，東北外交總的方針是和平解決，不能釀成軍事行動。我們能解決的就解決，不能解決的由中央負責。你迅速回去，請輔帥相機處理。」（《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第15-1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與張學良面對面交流的著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是這樣論述的：

從我祖輩的經歷，我相信蔣氏發了不抵抗命令，可以查查當時的申報，大公報，要是蔣願意抗日怎麼會有西安事變。張老了後的話不太可信。

厚黑點來說，如果我是蔣介石，我就下令抵抗啊，讓東北軍和日本人拼個兩敗俱傷再支援。
借刀殺人來削藩，明白不？

蔣介石從來沒有下達過不抵抗命令

以前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張實力當時大於日本關東軍，最後卻不戰而獻東北，還把大批軍事裝備留給日本人（至少先運回關內或者再不行你毀掉啊！）。直到後來看了張當年演講的視頻，瞬間就明白了，他演講時那精氣神，絕逼250+慫蛋！